在所有的神经症发展中，与自我的疏离都是核心问题；而且在所有神经症的发展中，我们都发现了对荣誉的追求、应该、要求、自我憎恨以及各种用以缓解紧张的方法。但是，我们还不太清楚这些因素在特定的神经症结构中究竟是怎样起作用的。要想清楚了解这一点，有赖于个体找了哪种方法来解决他的内心冲突。不过，在对这些解决方法进行恰当描述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自负系统所产生的内在群体以及内在群体所引起的各种冲突。我们知道，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之间往往存在一种冲突。但就像我在前面所指出的，自负系统本身内部也会出现一种主要的冲突。自我美化与自我轻视并不会构成冲突。事实上，只要我们仅仅根据这两个关于我们自身的大相径庭的形象来思考问题，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两种自我评价虽然彼此矛盾，但也相互补充——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冲突的驱力。如果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是怎样体验自己的——那么，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就会发生改变。

内在群体常常会导致一种对于同一性的基本的不确定感。188我是谁？我是骄傲的超人——还是卑微、有罪且极其卑劣的东西？个体通常不会有意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除非他是一位诗人或哲学家。但这种困惑、迷惘依然会出现在他的梦境之中。这种身份的丧失在梦中可能会直接简明地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做梦者可能会梦到自己丢了护照，或者当有人要求他证明自己的身份时，他却无法证明自己是谁。或者，他可能会梦到一位老朋友，但对方的形象却与他记忆中的样子完全不同。或者，他可能会梦到自己在看一幅画像，但画框里装着的却只是一张空白的油画布。

更常见的情况是，做梦者不会明确地对自己的身份问题感到困惑，相反，他会用各种不同的象征来表示自己：不同的人、动物、植物或者无生命的物体。在同一个梦中，他可能既是加拉哈德骑士（sir galahad），又是危险的怪兽；既是被绑架的受害者，又是绑匪歹徒；既是罪犯，又是狱警；既是法官，又是被告；既是拷问者，又是被拷问者；既是受惊吓的孩子，又是响尾蛇。这种自我戏剧化（self-dramatization）表明，在一个人身上往往有多种不同的力量在起作用，在认识这些力量的过程中，解释（interpretation）可能非常重要。例如，如果做梦者有顺从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可能就会通过梦中出现的一个顺从者的角色表现出来；如果他有自我轻视的倾向，那么，在梦中可能就会通过厨房地板上的蟑螂表现出来。但是，这并非自我戏剧化的全部意义所在。自我戏剧化会发生（在此提及的原因）这一事实也表明，我们有能力体验自己的不同自我。一个人在白天的生活中以这种方式体验自己，在梦里又以那样的方式体验自己，在这两种体验自己的方式间所存在的明显差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能力的表现。在清醒的时候，他可能是智多星，是人类的拯救者，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但在梦里，他又可能是变态的怪物、唾沫飞溅的白痴，或者是一个躺在阴沟里的被遗弃者。最后，即使一名神经症患者能以一种有意识的方式体验自己，他也可能会一下子觉得自己拥有傲慢的全能感，一下子又会觉得自己是社会的渣滓。在酗酒者身上（但绝非仅限于酗酒者），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他们一会儿觉得自己身处云端、189指点江山、大许其诺，但过一会儿又会觉得自己是卑贱潦倒、畏缩不前之人。

这些体验自己的多种方式通常与既存的内在形态相一致。神经症患者一般不考虑更为复杂的可能性，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美化过的自我、受鄙视的自我，有时候还可以感觉到自己真正的自我（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真正自我）。因此，他事实上必定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不确定。只要内在群体存在，“我是谁”这一问题便确实无法回答。而在这个节点上，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不同的自我体验必定会产生冲突。更确切地说，由于神经症患者完全将自己等同于优越、骄傲的自我和受人蔑视的自我，因此，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如果他将自己体验为一个优人一等的存在，那么，他往往就会扩大自己的努力，过分相信自己所能取得的成就；他往往或多或少地公开表现他的骄傲自大、勃勃雄心、争强好斗和苛刻要求；他会自大自满，蔑视他人；而且还会要求他人对他表示崇拜或盲目服从。相反，如果他在内心之中把自己视为顺从的自我，那么，他往往就会觉得无助，顺从他人，取悦他人，依赖于他人，并且渴望得到他人的喜爱。换句话说，完全认同于一种或另一种自我，不仅会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自我评价，而且还会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待他人的态度、相反的行为方式、相反的价值标准、相反的驱力以及相反的满足种类。

如果这两种体验自己的方式同时起作用，那么，个体必定会觉得好像有两个人正朝两个相反的方向用力拉他。而这正是完全认同于两个既存自我的意义所在。这不仅只是一种冲突，而且是一种具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将他撕裂的冲突。如果他没有成功地缓解因此而产生的紧张，那么，焦虑必定会产生。之后，他可能就会借酒精来缓解焦虑（如果他在遇到其他问题时也是这样处理的话）。

但通常来讲，就像遇到任何剧烈冲突的情况一样，寻求解决问题之方法的尝试也会自动产生。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其中一种是《化身博士》的故事中所提出的。杰基尔博士（dr.jekyll）认识到，自己有正反两面190（大致可将其描述为具有罪恶的一面和圣洁的一面，而这两面都不是他本人），而且这两面永无休止地不停交战。“我告诉自己，如果双方能各居其所，那么，生活中便再也没有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麻烦了。”于是，他合成了一种药物，服下这种药物，他便可以将这两个自我分离开来。如果脱掉这个故事让人觉得荒诞的外衣，那么，它所表明的就是一种企图用区隔化（compartmentalizing）来解决冲突的尝试。许多患者在这个地方都会转向。他们一会儿将自己体验为极其自谦，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极其伟大，极具扩张性，但他们不会因为此种矛盾而感到困扰，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两种自我是分离的。

但就像史蒂文森的故事所表明的，这种尝试不可能成功。就像我们在上一章指出的，它只是极小部分的解决方法。一种更为激进的方法来源于流线（streamlining）模式，这是许多神经症患者都会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坚决、永久地压抑其中一个自我，而仅表现另一个自我。第三种解决冲突的方法是不再对内心激战感兴趣，并退出积极的精神生活。

因此，概括说来，自负系统会产生两大内心冲突：主要的内心冲突，以及骄傲自我与受鄙视自我之间的冲突。不过，在接受过分析的人和刚开始接受分析的患者身上，它们通常并不表现为两种分离的冲突。究其原因，部分在于真实自我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并非一种现实的力量。不过，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患者往往简单化地轻视自己身上未被自负投注的一切——包括他的真实自我。由于这些原因，这两种冲突似乎合二为一，变成了扩张倾向与自谦倾向之间的冲突。只有经过大量的分析工作，主要的内心冲突才会表现为一种分离的冲突。

就目前所掌握的知识而言，解决内心冲突的主要神经症方法似乎是确定神经症类型最为适当的基础。但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想做出齐整的分类，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我们对于规则和指导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展示人类生活的百态。谈论人的类型——或者就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神经症类型——191毕竟只不过是一种从某些特定视角来观察人格的方法而已。而我们所使用的标准，将是某一特定心理学体系框架中的关键因素。从这一严格的意义上说，任何试图建立类型的努力都必定有利有弊。在我的心理学理论框架中，神经症患者的性格结构是核心。因此，我的“分类”标准并非这种或那种症状，也不是这种或那种个体倾向。我的分类标准只能是整个神经症结构所具有的各种特征。而这些特征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一个人为缓解其内心冲突所找到的主要解决方法。

虽然这一标准比分类学中所使用的其他许多标准都更为综合全面，但它的效用也很有限——因为我们必须做出许多的保留和限定。首先，尽管那些倾向于采用同一主要解决方法的人具有许多独特的相似之处，但他们在人品、天赋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别。而且，我们所认为的“类型”实际上只是个性的横切面，其中，神经症过程及其鲜明的特征获得了相当极端的发展。但是，总有一些中间结构所构成的不确定范畴无法进行任何精确的分类。而且，由于精神分裂过程的存在，有时候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止一种主要解决方法，这一事实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了。“大多数病例是混合的，”[1]威廉·詹姆斯说，“我们不应该过分局限于自己的分类。”因此，只说发展的方向而不说发展的类型，可能更加准确。

记住这些限制之后，我们就可以从本书所阐述的问题中，区分出三种主要的解决方法：扩张型解决方法、自谦型解决方法和放弃型解决方法。在采用扩张型解决方法（expansive solutions）时，个体主要是将他自己等同于美化过的自我。当他谈及“他自己”时，他所指的其实是他美化过的自我。或者，就像一名患者所说的那样：“我仅作为一个优越者而存在。”伴随这种解决方法而产生的优越感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是192——不论是否有意识——它们通常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的行为、努力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它主要会给予个体克服一切障碍（既包括他内在的障碍，也包括外在的障碍）的决心（这种决心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并让他相信他应该能够，并且事实上也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应该能够战胜命运带给他的各种逆境、某一处境的艰难、错综复杂的智力问题、他人的阻力以及自己内心的种种冲突等。“想要掌控一切”这种需要的反面是：他对一切意味着无助的事物都感到恐惧。这是他最为深切的恐惧。

当我们从表面上看扩张型解决方法时，我们看到的情形往往是这样的：这些人以一种流线的方式，致力于自我美化、野心勃勃的追求和报复性的胜利，他们把智力和意志力作为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手段，并以此来掌控生活。而且，除去前提、个别概念和术语的差异，这就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看待这些人的方式（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受到了自恋式自我夸大或想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需要的驱使）。不过，当我们对这些患者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所有人身上都存在自谦的倾向——这些自谦的倾向不仅受到了他们的压制，而且还遭到了他们的憎恨和厌恶。我们先看到的情形只是他们的一个方面，他们为了创造出一种主观的统一感，便假装这就是他们的整个存在。他们之所以如此固执地坚持扩张倾向，不仅因为这些倾向具有强迫性[2]，而且还因为他们觉得必须除去意识中一切自谦倾向的痕迹，以及所有自我谴责、自我怀疑、自我轻视的痕迹。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维持主观的优越感和控制感。

这方面的危险在于对那些“无法实现之应该”的认识，因为这会引起内疚感和无价值感。事实上，没有哪个人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各种“应该”，因此，这种人不可避免会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对自己否认自己的“失败”。193不论是凭借想象、突出“优点”、掩饰短处，还是通过行为的完美和外化作用，他都必须在他的内心之中维持一个能够引以为傲的自我形象。可以说，他必须下意识地虚张声势，在生活中假装无所不知、慷慨大方、刚正不阿等。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绝不能通过与美化过的自我相比较而意识到真实自我的不足。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这两种感觉中的一种可能会占优势。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他都可能会因为自己拥有愚弄他人的能力而感到极其骄傲——而且，由于他的骄傲自大以及他对他人的轻视，他往往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与此同时，他又非常害怕自己受到愚弄，如果他被人愚弄，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或者，他经常因为自己做了一个骗子而感觉到一种潜在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比其他神经症类型都更为强烈。例如，即使他通过诚实的劳动取得了一些成功和荣誉，他也仍然会觉得这些成功和荣誉是他通过把某事置于他人之上而取得的。这使得他对批评和失败极为敏感，或者，他甚至对失败的可能性以及他的“虚张声势”遭到他人批评的可能性都非常敏感。

这一群体进而包括许多不同的类型，就像一个简单的调查所表明的那样，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患者、朋友或文学人物。在个体的种种差异中，最为关键的是一个人享受生活的能力，以及对他人产生积极情感的能力。例如，培尔·金特和海达·高布乐都是将自己夸大而成的形象——但是，他们在情感方面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他相关的差异取决于各类型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从意识中除去这种对“缺点”的认识。而他们所提出之要求的性质、他们的理由以及他们主张的手段也各不相同。我们必须至少考虑“扩张型解决方法”三种更细的分类：自恋型、完美主义型和自大—报复型。由于前两种在精神病学文献中已有详细的描述，因此，我在此仅做简单的讨论，而对最后一种，我将做详细的阐述。

在使用自恋（narcissism）这个词时，我有些犹豫，因为在弗洛伊德的经典著作中，这个词包括一切难以区分的自我膨胀、自我中心、对个人利益的挂虑，194以及不再与他人交往的现象等。[3]我在此采用的是其基本的描述性含义：“爱上自己的理想化意象”。[4]更确切地说：一个人就是他的理想化自我，并且他对这种理想化自我似乎十分崇拜。这一基本态度给了他恢复正常的能力或反弹力，而这种能力是其他群体中的人完全缺乏的。它给了他相当充分的自信，对于所有正在遭受自我怀疑折磨的人来说，这一点正是他们所羡慕的。他（在意识水平上）没有什么疑虑，他是救世主、真命天子、先知、伟大的施舍者、人类的恩人。所有这一切都含有少许的真实性。他往往具有超常的天赋，在年幼时就能轻而易举地脱颖而出，有时候还是备受宠爱、让人羡慕的孩子。

这种对于他自身之伟大、独特的坚定信念，是了解他的关键。他恢复正常的能力和常驻的青春都来源于此。他那迷人的魅力也是如此。但很显然，尽管他具有天赋，但根基却不稳定。他会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功绩或美好品质，需要以崇拜和爱慕等形式不断肯定对自我的评价。他的控制感主要表现在：他坚信自己无所不能、无人不胜。他往往确实具有迷人的魅力，尤其是当有新人进入他的生活轨迹时。不管他们实际上对他重要与否，他都必须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他通常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爱”人们。他可能会表现得慷慨大方、真情流露、奉承他人、给他人支持和帮助——以期望得到他人的崇拜，或者期望他人回报所得到的爱。他常常热情地帮助家人朋友，也会热情地投入他的工作和计划。他可能会表现得非常宽容，195不求他人完美无缺，甚至能够容忍别人拿自己开玩笑（只要这些玩笑仅仅突出他可爱可亲的特点即可）。但是，他决不允许别人严肃地质疑他。

就像在分析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相比于其他形式的神经症，他的“应该”同样不可动摇。但他的特点是运用“魔杖”去对付它们。他似乎拥有无限的忽视缺点或者将缺点转化为美德的能力。一个头脑清醒的旁观者常常会说他是无耻之徒，或者至少是不可靠之人。他看起来好像丝毫不在意违背诺言、不忠不义、负债累累、欺诈骗取等行为。（可以思考一下约翰·加布里埃尔·博克曼。）不过，他不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剥削者。相反，他觉得他的需要或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他应该享有一切特权。他从不怀疑自己的权利，而且，不管他实际上如何践踏了他人的权利，他都期望别人能够“无条件”地“爱”他。

在人际关系与工作方面，他也会陷入这样的困难境地。他丝毫不关心他人的本质必定会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出来。其他人有他们自己的愿望或观点，他们会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他或者指出他的缺点，他们会对他抱有期望——所有这些简单的事实，都会让他觉得是奇耻大辱，会让他感到郁闷愤恨。于是，他可能会大发雷霆，然后去找那些更能“理解”他的人。而且，由于他在大多数人际交往中会出现这一过程，因此他常常会觉得很孤单。

他在工作中的困难往往有多种。他的计划往往过于宽泛，他往往不考虑各种局限性，他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他的追求过多，因此很容易导致失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反弹力给予了他一种回弹的能力，但与此同时，事业或人际关系中不断遭遇的失败——排斥——也可能会完全压垮他。于是，本来已被成功搁置一旁的自我憎恨和自我轻视，此时便有可能充分发挥效力。而他则可能会陷入抑郁状态，精神病发作，甚至会自杀，或者通过自我毁灭的冲动，招致一场意外事故或者得病而死（这是更为常见的情况）。[5]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他对生活的整体感觉。表面上，196他相当乐观，关注外部生活，希望获得快乐和幸福，但内心之中却隐藏着失望与悲观的情绪。他以无限之物和获得虚幻的幸福为衡量的尺度，因此难免会感觉到生活中令人痛苦的矛盾。只要他没有遭遇失败，他就不可能承认自己哪儿失败了，尤其是在掌控生活方面。矛盾并不在他，而在于生活本身。于是，他可能会看到生活的悲剧性，不过这种悲剧性本身并不存在，而是他赋予了生活这样一种悲剧性。

细分的第二种类型是追求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的类型，这种类型的人常常将他自己等同于他的标准。这种类型的人之所以有一种优越感，是因为他在道德和智力上的高标准，并因此看不起其他人。不过，他这种傲慢地轻视他人的态度是隐藏起来的，隐藏于优雅的友善背后——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因为他的种种标准不允许这些“不正常”的感觉的存在。

他掩饰那些无法实现之“应该”的方式具有双重性。与自恋型的人相比，他会通过履行职责和义务、礼貌有序的举止、不明显撒谎等行为，努力实现自己的“应该”。一说到完美主义者，我们往往只会想起这样的人：他们墨守成规、一丝不苟、认真守时，总是要找适当的话说，或者必须戴适宜的领带或帽子。但这些只不过是他们想达到最高卓越境界这一需要的表面现象而已。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细枝末节，而是生活中全部行为的完美无瑕和出类拔萃。但是，由于他所能获得的只是行为上的完美，因此，他需要另一种策略：在内心之中将标准与事实相等同——将“知道道德标准”等同于“做一个好人”。其间所涉及的自我欺骗，他往往更不清楚，因为对于他人，他可能会坚持要求他们真正地达到他的完美标准，如果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就会鄙视他们。这样一来，他自身的自我谴责也就外化了。

为了进一步证实他对自己的看法，他需要他人的尊重，而不是热烈的赞美（对于这种热烈的赞美，他往往是嗤之以鼻的）。197因此，他的要求更多的是基于他与生活秘密达成的“协议”，而较少基于他对自己伟大之处的“天真”信念（这在第二章“神经症要求”中已做过描述）。因为他公平、公正、负责，因此，他有权利要求他人和生活整体上给他公平的对待。他坚信生活中有一种绝对可靠的公正，这种信念给了他一种控制感。因此，他自身的完美不仅仅是获得优越地位的手段，而且也是控制生活的手段。无论好坏，他的脑子里都绝不会有不劳而获的想法。所以，他自身所拥有的成功、财富或健康都不是用来享受的东西，而更多的是对他的优势的一种证明。相反，任何降临到他头上的不幸——如失去孩子、发生意外、妻子出轨、丢掉工作等——都可能会使这个表面看起来完全正常的人陷入崩溃的边缘。他不仅会怨恨命运的不公，而且，这种不幸甚至还会动摇他精神生活的基础。这种不幸会使他整个思考系统失灵，并让他想到孤立无助的前景。

在讨论“应该”之暴行时，我们还提到了他其他的崩溃点：认识到自己造成的某个错误或失败，发现自己陷入了相互矛盾的“应该”之中。就像不幸能摧毁他的立足之地一样，“认识到他自己易犯错误”也是如此。在此之前成功将其遏制的自谦倾向和难以释怀的自我憎恨，此时可能会涌现出来。

第三类朝着自大报复（arrogant vindictiveness）的方向发展，这一类就相当于他的自负。他生活中的主要动力就是他想要获得报复性胜利的需要。就像哈罗德·凯尔曼[6]在提到创伤性神经症时所说的那样，报复在此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任何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都是一个常见的部分。因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种需要是否存在，而是它那压倒一切的强度。想要获得胜利的念头是如何牢牢地控制个体，以至于他会穷尽一生不懈追求它呢？显然，这是由多种有力因素促成的。但是，198仅仅知道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它那可怕的力量。为了获得更充分的理解，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虽然在其他人身上，这种对报复和胜利的需要所产生的影响也很深刻，但它通常会受限于三个因素：爱、恐惧和自我保护。只有当这些抑制性因素暂时或永久地失去作用时，报复心理才有可能涉及整个人格——因此才能成为一种整合力量，就像在美狄亚（medea）身上所发生的一样——并朝着报复和胜利的方向发展。在我们接下来将要讨论的这种人身上，正是这两个过程——强有力的冲动和不充分的抑制——的结合，解释了报复心理的强度。一些伟大的作家凭直觉捕捉到了这种结合，并以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将其表述了出来，这些方式比精神病学家所能希望的还要让人印象深刻。此刻我想到的就有：《白鲸》（moby dick）里的亚哈船长（captain ahab）、《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里的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红与黑》中的于连（julien）。

下面，我们先来描述一下报复心理学在人际关系中是怎样体现的。一种想要获得胜利的迫切需要通常会使这种人极具竞争性。事实上，他无法忍受任何人的知识和成就超过他、权力比他大，也无法忍受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质疑他的优越性。他会强迫性地把他的对手拉下水或者击败他。即使他有时为了事业而让自己屈服，但他也还是会谋划最终的胜利。由于他不受忠诚感的约束，因此很容易做出背信弃义的举动。他常常不知疲倦地工作，但他实际上所取得的成就却往往依赖于他的天赋。虽然他总是不停地谋划，但往往还是一事无成，其原因不仅在于他没有效率，而且还在于他具有太过强烈的自毁倾向（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

这种人的报复心理最为明显的表现是暴怒（violent rages）。报复性暴怒的发作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时连他自己都会害怕失控时自己会做出什么无法弥补的事情来。例如，如果患者酒后杀了人，事后他实际上也会十分害怕。也就是说，在当时，他平常的控制力不起作用了。想要采取报复性行为的冲动可能非常强烈，199足以碾压平常支配其行为的谨慎心理。一旦受制于报复性的暴怒，这种暴怒就真的会危及他们的生命、安全、工作及社会地位。文学上的一个例子是司汤达的《红与黑》，于连在读完毁谤他的信件之后，一枪射死了德·雷纳尔夫人（madame de renal）。稍后我们便可理解这种行为的鲁莽性。

报复性情感很少爆发，比这些报复性情感更为重要的是永久性报复（permanent vindictiveness），它渗透于这种类型的人对待他人的态度之中。他坚信，任何人说到底都是险恶、扭曲的，友善只是一种伪装，对于任何人，我们都要选择不信任，这才是明智之举，除非这个人已被证实诚实可靠。但即使已经得到证实，只要有一丝刺激，便马上会引起他的怀疑。在对待他人的行为方面，尽管有时候他会用薄薄一层文明礼貌的外表来掩盖自己的行为，但他明显狂妄自负，并且常常表现得粗暴无礼。他常常以微妙或粗劣的方式有意或无意地羞辱他人、利用他人。他可能会利用女人来满足自己的性需要，而全然不顾她们的情感。他有一种表面上看似“天真的”自我中心心理，会利用别人，把别人当成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他常常与人结交，并保持联系，但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人有利于他实现追求胜利的需要。例如，那些可作为他事业上的垫脚石的人，那些他能征服的颇具影响力的女人，还有那些盲目推崇他、增强其权力的追随者，等等。

他在挫败他人方面是一个老手——挫败他人大大小小的希望，以及他们渴望得到关注、安慰、时间、朋友、享乐的需要。[7]当他人抗议他这种待人方式时，他会觉得他们的这种反应是一种神经过敏。

在分析过程中，当这些倾向明显减弱后，他有可能会将其视为合理的200武器，用其来对抗一切。如果不保持警惕，不聚集全部精力进行防卫，那么，他将是一个大笨蛋。他必须时刻准备反击。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他都必须是情境中不可战胜的主宰。

报复他人的心理最为重要的表现在于他提出的要求的类型，以及他坚持实现这些要求的方式。他可能不会公开提出要求，也丝毫意识不到自己有这样的要求或者正在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让他人不容置疑地尊重自己的神经症需要，且有权利完全无视他人的需要或愿望。例如，他觉得自己有权利畅谈、批评自己不喜欢的现象，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有权利不受到任何的批评。他觉得自己有权决定是经常还是很少去看望某个朋友，有权决定如何度过在一起的时间。另外，与之相反，他还觉得自己有权利不让其他人表达对这个方面的希望或异议。

不管如何解释这些要求的内在必要性，它们肯定都会表现为一种对他人的蔑视。当他人达不到这些要求时，它们随之就会导致一种惩罚性的报复心理，这种报复心理的范围很广，从烦躁、愠怒到使他人产生负罪感，再到公开暴怒，程度不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报复心理是他因受挫而产生的愤慨反应。但是，这些并未冲淡的情感表现还会被用来威胁他人，使其进入一种顺从的缓和状态，从而坚持他的要求。相反，当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权利”，或者当他没有惩罚他人时，他便会对自己大为光火，并斥责自己“太过软弱”。在分析的过程中，他往往会抱怨自己的抑制状态或“顺从”，他的意思有一部分是要（无意识地）传达他对于这些技术的不足之处的不满。提高、改善这些技术，是他私下里希望分析能产生的结果之一。换句话说，他并不想克服自己的敌意，而只想在表达敌意的时候受到的抑制更少或更有技巧。这样一来，他就会变得令人畏惧，以至于所有人都会忙不迭地来满足他的要求。这两个因素增加了他的不满。而他确实是一个长期心怀不满的人。在他心里，他有理由这样做，而且他肯定也乐于让人知晓——201所有这一切（包括他的不满）都可能是无意识的。

他在一定程度上会用他的优越品质来为自己的要求辩护，在他心里，这些优越品质指的是他的渊博知识、“智慧”和远见。更确切地说，他是因为所受的伤害才提出了这些要求，以作为补偿。为了巩固提出这些要求的基础，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珍藏所受到的这些伤害，并让这些伤害一直存在，而不论这些伤害是很久以前受到的还是最近受到的。他可能会将自己比作永远不会忘记的大象。他没有认识到的是，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不忘记各种怠慢轻视，因为在他的想象中，这便是这个世界所要支付的账单。为自己的要求做辩护的需要，以及因为要求受挫而做出的反应，这二者就像是一种恶性循环，源源不断地为他的报复心理提供燃料。

因此，如此普遍的报复心理自然也会渗入分析关系之中，并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负性治疗反应（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8]的一部分，我们所说的负性治疗反应，指的是发生在建设性进展之后的急性损伤状况。任何对人或生活做出的行动，事实上都会危及他的要求，以及他的报复心理所涉及的一切。只要个体主观上觉得这些东西不可或缺，他在分析中就必定会为之辩护。这种变化只有极小部分是明确而直接的。此时，患者或许会坦率承认自己绝不放弃报复的决心。“你休想从我这儿夺走它，你想让我成为一个好好先生，报复让我心情激动，报复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它就是力量”，等等。但他大部分的辩护以微妙、间接的形式隐藏了起来。对于分析学家来说，必须弄清辩护所采取的形式，这在临床上极为重要，因为这种辩护不仅有可能会延长分析过程，而且还可能会完全破坏这个过程。

它可以通过两种主要方式达到上述结果。它即使不能控制分析关系，也会对分析关系产生极大影响。因此，“挫败分析学家”看起来可能比“取得进展”更为重要。而且（这一点鲜为人知），它还能决定个体有兴趣去解决的是哪些问题。202我们再来看一些极端的例子，患者对于任何最终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大更好的报复心理的事物都感兴趣——这种报复心理不仅一经产生便更为有效，而且执行起来不会让他有任何损伤，他能够更为镇定平静地对待这种报复。这个选择过程并非通过有意识的推理完成的，而是凭借一种确定无疑绝不会犯错的直觉方向感完成的。例如，他非常感兴趣于克服自己的顺从倾向，或者克服那种觉得自己没有权利的感觉。他对于克服自己的自我憎恨也很感兴趣，因为在反抗世界的斗争中，自我憎恨削弱了他的力量。但与此同时，他对于减少自己的自大要求，或者消除觉得自己受他人虐待的感觉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可能会出奇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外化。事实上，他可能完全不愿意分析自己的人际关系，强调他自己在这个方面想得到的一切都不用费心。除非分析学家领会到了这一选择过程的可怕逻辑，否则，很容易就会被整个分析过程弄得晕头转向。

这种报复心理源于何处？它的强度由何产生？同其他神经症的发展一样，这种报复心理也开始于童年期——尤其是在童年期有不好的生活经历，且即使有补偿性因素，这种因素也很少的情况。粗暴的行为、羞辱、嘲笑、忽视以及公然的虚伪，所有这些都会对孩子，尤其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孩子造成极大打击。在集中营待过多年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们扼杀了自己的温暖情感，特别是对他人以及对自己的同情心。在我看来，一个长期处于我们所描述的那些状况之下的儿童，往往也会经历这样一个内心变硬的过程才能存活下来。他可能也曾可怜兮兮地试图博取他人的同情、关注或喜爱，但没有成功，最后便抑制了所有对温情的需要。他逐渐“断定”，对他来说，真正的爱不仅无法获得，而且根本就不存在。最终，他不再渴望得到爱，甚至还会嗤之以鼻。不过，这一步却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因为对爱、温暖、亲密感的需要是使我们那些讨人喜爱的品质得以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诱因。被爱的感觉——甚至是觉得自己可爱的感觉——很可能是生活中最大的价值之一。相反，觉得自己不可爱的感觉有可能会导致深切的痛苦，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后面章节加以讨论。203报复型的人常常试图用一种简单而彻底的方式消除这种痛苦，他让自己相信自己是一个不可爱的人，而且他坚信自己对此毫不在意。这样一来，他便不再急着去取悦他人，而是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他可以随意有满腔的愤恨。

我们到后面将会看到，这只是整个发展过程的开始：报复心理的表现可能会因为谨慎或权宜的考虑而受到抑制，但它们很少会因同情、喜爱或感激之类的情感而得以抵消。为了理解这个摧毁积极情感的过程到后来当人们渴求友谊或爱情时仍然存在的原因，我们必须看一下他的第二种生存方式：他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将肯定比现在的“他们”强。他将变得很出色，让他们蒙受羞辱。他将会让他们看到，他们对他的判断错得有多离谱。他将成为永垂不朽的伟大英雄（在于连的例子中，这个伟大的英雄是拿破仑）、迫害者、领袖、科学家。这样一种对于辩护、报复、胜利的需要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需要的驱使下，这些想象和幻想都并非胡思乱想。它们决定了他的生活历程。不论大事小事，他总是逼着自己要取得胜利，因此，他活着就是为了等待“最后审判日”的到来。

追求胜利的需要和否认积极情感的需要都来源于不幸的童年生活环境，因此，它们从一开始就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了一起。而它们之所以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是因为它们会强化彼此。情感的硬化最初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但也让这种想成功主宰生活的驱力不受阻碍地发展了起来。但是，这种驱力往往伴随着无法满足的自负，它最终会变成一个怪兽，慢慢地吞噬掉所有的情感。在通往一种险恶荣耀的道路上，爱、同情、体谅——所有的人类联系——都会被视为阻碍。这种类型的人应该保持冷漠、超然。

在西蒙·费尼莫尔（simon fennimore）[9]这个人物角色身上，毛姆将这种故意压制人类欲望的行为描述为一个有意识的过程。204为了在一个极权政体中成为一个独裁的“公正”领袖，西蒙强迫自己抛弃并摧毁了爱情、友情以及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任何人身上（不管是他自己，还是他人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触动他。为了获得一种报复性胜利，他牺牲了自己的真实自我。这是一位艺术家对自大—报复型个体身上逐渐而无意识地发生的事情的精辟见解。在这类人看来，承认自己有人性的需要是一种可耻、软弱的象征。在进行大量的分析工作后，情感会流露出来，但这些情感会让他感到厌恶和害怕。他觉得自己“内心变柔软了”，然后，他要么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虐待狂态度，要么就会以强烈的自杀冲动来反抗自我。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追踪了他的人际关系的发展。通过这种方法，我们理解了他的大部分报复心理和冷漠态度。但我们还是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有关报复心理的主观价值和强度的问题，有关其要求之残忍性的问题，等等。如果我们现在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内心因素上，并思考它们对人际关系特点的影响，那我们就可以获得更为全面的了解。

这个方面的主要动力是他对于辩护的需要。由于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因此，他必须向自己证明自己的价值。只有通过妄称自己具有超凡的品质（这些超凡品质的具体性质是由其特定需要决定的），他才能满意地证明这一点。对于一个像他这样孤立而敌意的个体来说，不需要他人这一点当然很重要。因此，他会发展出一种像神一样独立自足的明显的自负。他会变得过于骄傲，以至于不会提出任何要求，也不能大方地接受任何东西。在他看来，处于接受者的位置是一种耻辱，因此会抑制他所有的感激之情。在抑制了所有的积极情感之后，他便只能用他的智力来主宰生活。于是，他对自己智力的自负便会达到不同寻常的程度：自负于自己的警觉、以智取胜的能力、具有远见和善于计划。而且，对他来说，生活从一开始便是一场反抗一切的无情斗争。因此，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和变得不可侵犯不仅是他所渴望的，而且也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当他的自负变得非常强烈时，205他的脆弱性也会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但是，他绝不允许自己感觉到任何伤痛，因为他的骄傲不允许他有这种感觉。因此，这种原本是为了保护真实情感而必需的硬化过程，现在则必须积聚起所有的力量来保护他的自负。于是，他的自负超越了他受伤、痛苦的感觉。从蚊子到意外事件，再到人，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到他。不过，这种方法是一把双刃剑。由于不能有意识地感觉到伤痛，因此，他在生活中不会经常感觉到剧烈的疼痛。除此之外，削弱了对伤痛的意识，是否真的不会同时削弱他的报复冲动？这一点依然令人怀疑。换句话说，要是这种意识没有削弱，他是否就不会变得更为暴力、更具破坏性？当然，对报复心理的意识本身也会减弱。在其心中，这转化成了对所犯之错的合理愤怒，以及对犯错者的惩罚权利。不过，如果某种伤害确实穿透了“不易受伤害”这个保护层，那么，这种伤害就会变得无法忍受。除了他的自负会受到伤害之外——例如，得不到认可——他还会遭受耻辱的打击，因为他竟然“允许”某事或某人伤害自己。即使是一个平时高度自制的人，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也会迸发出一场情感危机。

他深信自己不可侵犯或不易受伤，并以此为傲。与此关系非常密切，且事实上与此相补充的一点是，他深信自己拥有豁免权和不受惩罚的权利。这种信念完全是无意识的，通常产生于他的这样一种要求：他要求自己有权利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人，而且有权利要求他人不介意他的做法或者对他实施报复。换句话说，他深信：“没有人能够伤害我而不受惩罚，但我可以伤害任何人而不受惩罚。”要理解这种要求的必要性，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一下他对待他人的态度。我们已经看到，他很容易因为他好战的心理、自大的惩罚，以及他公然利用它们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冒犯他人。但是，他并不会明显表现出所有的敌意。事实上，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自己的敌意。就像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所描述的那样，于连如果不是因为难以控制的报复性愤怒而失去理智的话，他是一个极其自制、相当谨慎和警觉的人。因此，我们对这种类型的人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印象：他在与人打交道时，既鲁莽又谨慎。206这种印象精确地反映了在他身上起作用的各种力量。事实上，在让他人感觉到他的愤怒和抑制这种愤怒之间，他必须保持一种平衡。驱使他将其表现出来的，不仅是他的报复冲动的强度，而且还有他想要威慑他人、使他人敬畏自己的威力的需要。由于他觉得自己不可能与他人友好相处，由于这是他坚持自己要求的一种方式，而且——更为普遍的是——由于在一场对抗一切的斗争中，进攻是最佳的防御方式，所以，这反过来也是必需的。

与此同时，他之所以需要抑制自己的攻击冲动，是因为恐惧。尽管他非常自大，认为没有人能够以任何方式威慑他或者影响他，但事实上，他还是害怕他人。这种恐惧是许多因素结合到一起所导致的。他害怕他人可能会因为遭到他的攻击而报复他。他害怕，如果自己“太过分”，他人就可能会干涉他所制订的任何与他们有关的计划。他之所以害怕他们，是因为他们确实有能力伤害他的自负。他之所以害怕他们，是因为他为了使自己的敌意显得正当合理，必须在头脑中夸大他人的敌意。不过，自我否认这些恐惧的存在并不足以将其消除，他需要某种更为有力的保证。要想应对这种恐惧，他必须表达自己的报复性敌意——而且，在表达这种敌意时还不能意识到恐惧。于是，“获得豁免”这一要求就变成了一种对于获得豁免的虚幻信念，这种要求似乎可以解决该困境。

最后要提及的一种自负是对他的诚实、公平、公正的自负。不用说，他既不诚实，也不公平，而且也不可能如此。相反，倘若有人决定——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决定——不顾事实真相而一辈子虚张声势，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他的前提，我们就能理解他为什么深信自己具有这些超人的品质。在他看来，反击或者——更为可取的做法是——先发制人（这在他看来更符合逻辑）是反抗他所在的这个充满欺骗和敌意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武器。这只不过是明智而合法的利己行为而已。而且，他丝毫不怀疑自己的要求、愤怒以及对这些要求和愤怒的表达是否合理，在他看来，这些“显然”是完全合理的。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坚信自己是一个特别诚实的人207，这一点对于其他原因来说也非常重要。他看到周围有许多人装得比他们的本来面目更有爱心、更富同情心、更为慷慨。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更加诚实一些。他不会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友善的人，事实上，他也鄙视这种做法。如果他停留在一个“至少我不伪装……”的层面上，那么，他的处境还算安全。但是，他需要为自己的冷漠辩护，这就使他走得更远了。他常常否认帮助他人的愿望或者友善的行为的存在。他不会抽象地争辩说友善行为不会发生，但只要某个人表现出友善行为，他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视之为伪善。这种举动再一次将他推向了顶峰，让他觉得自己并非一般的伪善之流。

相比于他自我辩护的需要，这种“对于伪装爱心的不能容忍”具有更为深刻的根源。只有在接受了大量的分析之后，他才会像其他扩张型个体一样，出现自谦的倾向。他把自己当成了实现最终胜利的工具，因此，掩饰这种倾向的需要比其他扩张型个体更为强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常常觉得自己既可耻又无助，总是为了被爱而让自己屈服。现在，我们明白了：对于他人，他不仅鄙视他们伪装出来的爱心，而且还鄙视他们的顺从、自我堕落以及对爱的无助渴求。简言之，他对他们的鄙视，其实表明了他对自己身上这些自谦倾向的憎恨和鄙视。

现在，自我憎恨和自我轻视看起来似乎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自我憎恨总是残忍无情。但是，它的强度或者说效力往往取决于两种因素：一种是个体受其自负支配的程度；另一种是建设性力量抵消自我憎恨的程度——这些建设性力量包括对于生活中存在积极价值的信念、生活中建设性目标的存在，以及对自己的某种温情或欣赏之情。由于所有这些因素对于攻击—报复型个体来说都是不利的，208因此，他的自我憎恨比一般病例更具伤害性。即使在分析情境之外，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他在很大程度上会无情地监督自己、挫败自己——他将这种自我挫败美化为克己自律。

这种自我憎恨需要严格的自我保护措施。它的外化似乎完全是一种自我防卫。就像所有扩张型解决方法一样，它也主要是一种积极的方法。他憎恨并鄙视他人身上所具备的这些东西：他们的顺从、他们的伪善以及他们的“愚蠢”。而这些也正是他自己身上具备且力图去压制和憎恨的东西。他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他人，当他人不能达到这些标准时，他便要进行惩罚。他想挫败他人的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自我挫败冲动的一种外化。因此，他对待他人的惩罚态度看起来似乎完全出于报复，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混合现象。对待他人的惩罚态度有一部分是报复心理的表现；同时，它也是他对待自己的谴责性惩罚倾向的外化；最后，它还是一种为了坚持其要求而威慑他人的手段。在分析中，这三个方面都必须依次加以解决。

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在为了保护自己而对抗自我憎恨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也是防止这样一种意识：自己不能按照内心自负的指令成为他应该成为的那种人。除了外化以外，他在这个方面采取的主要防御措施是披上一层厚厚的难以穿破的自以为是的盔甲，而这往往会导致他不近情理。在任何可能产生的争论中，他似乎都丝毫不在意事情真相如何，而常常把许多话都理解为敌意的攻击，并机械地予以反击——就像一只被碰触的豪猪一样。而对于那些有可能导致对其做法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的东西，他是连考虑都不会考虑一下的。

他用来保护自己，以免认识到自身任何缺点的第三种方法是他对他人的要求。在讨论这些方法时，我们已强调过在他妄称自己拥有一切权利而否认他人拥有任何权利的心理中所涉及的报复性元素。但是，如果他不是迫切地需要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他自身的自我憎恨的攻击，那么，就算他有强烈的报复心理，他对他人的要求也会更为理智。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要求是：他人的行为方式不应该使他产生任何的内疚感或自我怀疑。如果他深信自己有权利利用、挫败他人，他人也不会209因此而抱怨、批评或憎恨他，那么，他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具有利用或挫败他人的倾向。如果他有权让他人不期望他表现出温柔、感激或体谅，那么，他们的失望就只能归于他们的运气不好，而不能怪他没有公平地对待他们。只要他有一丝丝怀疑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失败，以及他人有理由厌恶自己的态度，很快这种怀疑就会有如大堤决口，而自责的洪流也会随之奔涌而来，冲垮并卷走他所有假装的自信。

当我们认识到自负和自我憎恨在这种人身上所起的作用之后，我们不仅能更为准确地理解那些在他身上起作用的力量，而且还可能会改变对他的整个看法。只要我们将关注的焦点主要放在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上，我们就会将他描述为一个狂妄自大、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虐待狂——或者，我们可能就会用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表示敌对性攻击的词语来描述他。所有这些词语都很正确。但是，当我们认识到他已处于自负系统的牢牢控制之中，认识到他必须竭尽全力才能不被自我憎恨压垮时，我们就会把他看成一个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疲惫不堪的人。这幅画面与前面描述的画面一样精确。

从两个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两个不同方面中，是不是有一个方面更为基本、更加重要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而且很可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正是在其处于内心斗争之中，不愿审视自己在与人相处方面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也确实没有被清楚认识到时，我们才能对其进行分析。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这个方面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他的人际关系非常不稳定，以至于他相当迫切地想避免触及这些关系。但是，我们在治疗中首先处理内心因素，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内心因素以多种方式导致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显著的倾向：自大的报复心理。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他的自负及其脆弱性，我们就不能理解他的自大程度——或者说，如果看不到他想保护自己免遭自我憎恨的需要，我们就无法理解其报复心理的强度。210但是更进一步说，这些内心因素不仅具有强化作用，而且它们还会使他的敌意—攻击倾向具有强迫性。直接处理敌意之所以往往无效，且必定无效，甚至徒劳，其决定性原因便在于此。只要这些导致其具有强迫性的因素依旧存在（简单地说，只要他对此无能为力），患者就不可能有任何兴趣去注意到他自己的敌意—攻击倾向，更不会去审视它。

例如，他追求报复性胜利的需要无疑是一种敌意—攻击倾向。但是，它之所以具有强迫性，就是因为他需要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这种愿望一开始甚至都算不上是神经症。在人类价值的阶梯上，他的起点非常低，以至于他必须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并证明自己的价值。但紧接着，那种想要恢复自负、保护自己免于潜在自我轻视的需要往往又会使得这种愿望变得非常迫切。同样，他对于“正确”的需要以及随之而来的自大的需求虽然激进且富于攻击性，但也由于必须防止任何自我怀疑和自责的出现而变得具有强迫性。最后，他对于他人的大部分挑剔、惩罚、谴责的态度——或者，任何使得这些态度具有强迫性的东西——都来自他想要外化其自我憎恨的极端需要。

而且，就像我们一开始指出的那样，如果那些通常用来抵制报复心理的力量不起作用的话，那么，这种报复心理就会大为增长。在此，这些抑制力量不起作用的主要原因同样也是内心因素。对温柔情感的抑制（这种抑制通常开始于儿童期，有研究者将之描述为内心硬化过程）由于他人的行为及态度而成为必要的过程，意在保护自己、对抗他人。他的自负极为脆弱，这大大增强了他不想让自己感觉到痛苦的需要，同时，这种需要又因为他对于自身不会受到伤害的自负而达到顶点。他对于人间温暖和情爱（包括付出爱和接受爱）的渴望，一开始会受到环境的阻挠，然后因为追求胜利的需要而被舍弃，最后又因自我憎恨并给自己贴上了“不可爱”的标签而被冻结了起来。这样一来，在反对他人的过程中，他便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可以失去的了。他在无意之中采纳了一位古罗马皇帝的箴言：让他们又怕又恨吧（oderint dum metuant）。换句话说：“他们不可能爱我，他们不管怎样都会恨我，211因此，他们至少应当怕我。”而且，健康的利己心理（这种利己心理原本可以用来抑制报复性冲动）也由于他对自身个人幸福的毫不在意而保持在了最低限度。甚至是对他人的一定程度的害怕，也由于他那“不会受到伤害”和“免疫”的自负而受到了抑制。

在这种缺乏抑制力量的情况下，有一个因素特别值得一提。他对他人没有什么同情之心，即使有，也是非常少的。同情心之所以缺乏，原因有很多种，主要在于他对他人的敌意，以及他对自己缺乏同情之心。但是，他之所以对他人冷酷无情，很可能主要是因为他嫉妒他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嫉妒——这种嫉妒并不是为了这种或那种东西，而是一种弥漫性的感觉——因为觉得自己被摒弃在了整个生活之外而产生。[10]诚然，因为身处困境之中，他确实被排除在了一切令生活有价值的事物之外——喜悦、幸福、爱、创造性、成长。如果沿着这种简单的思路思考，我们此时可能就会说：难道不是他自己背弃生活的吗？难道他不是以自己不想要、不需要任何东西的克己寡欲为傲吗？他不是一直抵制各种积极情感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嫉妒他人呢？但事实上，他确实嫉妒他人。不用说，如果不接受分析，他的自负是不会允许他坦白承认这一点的。但是，随着分析的深入，他可能会说一些他人当然比他更好之类的话。或者，他可能会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对某个人发火，只不过是因为那个人总是很高兴，或者那个人总是对某些东西充满浓厚的兴趣。他自己间接地给出了一种解释。他觉得，这种人当着他的面炫耀自己的幸福，是不怀好意地想羞辱他。以这样一种方式体验事物，不仅会唤起他想要扼杀快乐这样的报复性冲动，而且会由于遏制了对他人痛苦的同情之心而产生一种奇怪的冷酷无情。（易卜生笔下的海达·高布乐就是这种报复性冷酷无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到目前为止，他的嫉妒让我们想起了那种“自己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dog-in-the-manger）的态度。任何东西，不管他想不想要，只要别人拥有而他得不到，这种东西就会伤害他的自负。

但是，这种解释还不够深入。在分析过程中，212有一点会慢慢显示出来，那就是：虽然他已声称“生活中的葡萄”是酸的，但他还是想要得到。我们必须记住，他背弃生活并非有意，而且，他用来与生活交换的是一种差劲的替代品。换句话说，他对生活的热情虽然受到了抑制，但并未完全熄灭。在刚开始分析的时候，这还只是一种给人以希望的信念，但在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还要多得多的案例中，却往往被证明是合理的。治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有效性。如果他内心没有想要生活得更为充实的愿望，那我们怎么能帮助他呢？

这种认识与分析学家对这样一个患者的态度也有关系。大多数人对这种类型患者的反应不是被吓得服服帖帖，就是完全拒绝他。这两种态度对于分析学家来说都不合适。如果分析学家接受他为患者，那么自然是想帮助他。但如果分析学家被吓到，他将不敢有效地去处理患者的问题。如果分析学家从内心拒绝患者，那他的分析工作将不能有效进行。不过，当分析学家认识到，这名患者虽然矢口否认，但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痛苦中挣扎的人时，那么，分析学家就会产生必要的同情、尊重和理解。

回顾这三种扩张型的解决方法，我们看到，其一切目的都在于掌控生活。这是其战胜恐惧和焦虑的方式。这赋予了患者生活的意义和一定程度的生活热情。他们总是竭力以不同的方式来掌控生活：运用自我欣赏和魅力；用其高标准强制命运的发展；让自己变得不可战胜，并本着报复性胜利的精神征服生活。

相应地，其情感氛围也存在显著差异——从偶尔洋溢出来的生活热情与喜悦，到冷漠，最后到心寒。这种特殊的氛围主要取决于其对自身积极情感的态度。自恋型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如情感丰富时，可能会显得友好大方（尽管这种友好大方有一部分具有欺骗性）。完美主义类型的人也可能会表现得很友善，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友善。自大—报复型的人往往会压制友善的情感，并对其嗤之以鼻。这三种类型的人都怀有强烈的敌意，213但自恋型的人可以用慷慨大方来压制敌意；完美主义者也能够克制敌意，因为他觉得他不应该充满敌意；而在自大—报复型的人身上，敌意表现得更为公开，而且，由于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一些原因，这种人身上的敌意更具潜在的破坏性。他对他人的期望的范围也不等：从一种追求他人忠诚和赞美的需要，到追求获得他人尊重的需要，再到追求他人顺从的需要。他在无意识之中对生活提出的要求所依据的基础也不同：从一种对伟大的“天真”信仰，到谨小慎微地“对付”生活，再到感觉自己有权利因为所受到的伤害而得到补偿。

我们可以预期，治疗的成功率会随着这种程度的不同而递减。但在这里，我们同样必须记住，这些分类仅仅表明了神经症发展的方向。事实上，成功的概率取决于多种因素。这个方面最为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倾向有多根深蒂固？想要制服这些倾向的动机或潜在动机有多强烈？

* * *

注释：

[1]参见william james，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p.148, longmans, green and co.，1902。

[2]如本书第一章所述。

[3]参见《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中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这里的概念与《精神分析的新方向》中所提出的概念有如下区别：在《精神分析的新方向》中，我强调的是自我膨胀，我把这种自我膨胀归因于与他人的疏离、自我的丧失以及自信心的受损。这种观点依然正确，但我现在认为，导致自恋的过程更为复杂。现在，我个人倾向于把自我理想化与自恋区分开来，将自恋定义为“一个人将自己等同于他的理想化自我”。自我理想化在所有神经症中都会出现，它代表了一种想要解决早期内心冲突的尝试。而自恋则是解决扩张性驱力与自谦性驱力之间冲突的几种方式之一。

[4]sigmund freud, on narcissism：an introduction, coll.papers 4.也可参见bernard glueck, “the god man or jehovah complex, ”medical journal, new york, 1915。

[5]詹姆斯·m.巴里（james m.barrie）在他的《汤米与格里泽尔》（tommy and grizel,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0）中描述了这样一种结果。也可参见arthur miller, the death of a salesman, random house, 1949。

[6] harold kelman，“the traumatic syndrome, ”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6, 1946.

[7]像施虐倾向一样，我跟其他人都曾描述过报复心理的大多数表现。“施虐”（sadistic）一词关注的焦点是通过让他人蒙受痛苦或羞辱而获得满足。满足——兴奋、刺激、欣喜——毫无疑问在与性有关和无关的情境中都会产生，在这些情况下，“施虐”这个词的意义似乎很充分。我之所以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报复”来替代“施虐”一词，是基于这样一个理由：对一切所谓的施虐倾向而言，报复的需要都是最为关键的动机。参见karen horney，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12, sadistic trends。

[8]sigmund freud, the ego and the id,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and hogarth press, london, 1927; karen horney，“the problem of the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 ”psychoanalysis quarterly，1936; muriel ivimey, “the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 ”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8，1948.

[9] w.somerset maugham，christmas holiday, doran and co., 1939.

[10]参见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用语“生活在嫉妒当中”（lebensneid）和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道德建构中的怨恨》（das re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 der neue geist verlag, leipzig, 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