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要试着证明，苏格拉底确实让他的门人更善于辩论。因为他认为，了解每件事存在的本质，就最有能力向别人作出解释，但是他又说，那些没有这类知识的人，毫无疑问既是在欺骗自己，又是在误人子弟。所以，他从未停止和他的门徒深入探讨每件事存在的本质。

想要把他在无数言论中使用的术语的定义都详细地记录下来，是巨大的任务，但是，我把那些我认为能够达到目的的记录下来，以证明他是如何开展探究的。

那么，首先是他关于虔诚本质的看法，大致如下。

“欧西德莫斯，”他说，“请告诉我，你认为虔诚是什么？”“人类最主要的优点。”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你能定义什么样的人是虔诚的吗？”“在我看来，”欧西德莫斯回答道，“就是那敬拜神明的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敬拜神明吗？”“不可以，有一些律法规定了我们要如何敬拜他们。”“所以，那些最熟悉这些律法的人，就最有可能是以合适方式尊敬神明的吧？”“我认为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回答。“因此，一个知道怎样敬重神明的人，认为他不用敬重他们，就和这样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吧？”“我想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说。“那么，知道如何尊奉神明的人会按照律法的指导去做吗？”“他当然会这么做。”“他不会不遵从律法的规定，不像应该做的那样去敬拜吗？”“怎么会呢？”“那么，以他必需的方式尊奉神明的人，是一个虔诚的人吗？”“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说。“不过，对于我们对待同胞的行为，是不是可以像每个人想的那样做？”“不可以，对于同胞也不能这样做，人们知道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做事，需要遵守规定，符合法规。”“那么，那些违反这些原则做事的人，是合适的行为吗？”“怎么会是合适的呢？”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些按照他们应该对待别人的方式去做的人，难道不是做得很好吗？”“当然如此。”欧西德莫斯说。“那些对人做得好，难道不是在其他事情上也做得很好吗？”“很有可能是这样。”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那些遵守法律的人就是行为正义的人吗？”“的确如此。”欧西德莫斯回答。“你认为什么样的行为是正义的呢？”“法律认可的事。”“所以，那些遵守法律的人，行正义之事，做应该做的事，是这样吗？”“怎么不是这样呢？”“所以，那些做正义的事的人就是正义的人吧？”“我认为当然是这样。”欧西德莫斯说。“但是，你认为不知道惩罚是什么的人会遵守法律吗？”“当然不会。”欧西德莫斯回答。“如果人们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你觉得有人认为他们不应该这么做吗？”“我想不是这样的。”“所以，那些知道什么是符合法律的人，就是行为正义的吗？”“如果他们不是，还有谁是呢？”欧西德莫斯问道。“那么，我们把正义的人定义为那些知道什么是对人来说符合法律的事，不就是对的吗？”“在我看来的确如此。”欧西德莫斯说。

“我们应该怎么定义智慧呢？告诉我，在你看来，因为人知道一些事才是智慧，还是有人不知道一些事情却也是智慧的？”“人们显然在他们知道的事情上是智慧的。”欧西德莫斯回答，“因为对一些事不懂的人怎么会是聪明的呢？”“那么，智慧只因为知识吗？”“人除了通过知识，还能用什么方法变得智慧呢？”“那么，你把智慧看成使人聪明的事，而没有其他的吗？”“我认为不是。”“所以，知识就是智慧吗？”“这样看来，我想是这样的。”“但是，你认为一个人能知道世上所有的事吗？”“啊，当然不能。在我看来，只能知道很小的一部分而已。”“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在他知道的一个特定事物上才显得智慧吧？”“我想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回答。

“欧西德莫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看看，善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什么？”欧西德莫斯问。“你是否觉得同样一件东西，对于所有事情都是有用的呢？”“我认为不是。”“那么，你觉得有些东西对一个人是好的，对另一个人则是不好的，是吗？”“的确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你把善认定为没有用的了？”“我不会这样做。”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无论如何都是有益的东西，就是善的了吧？”“我想是这样的。”这是欧西德莫斯的回答。

“你能不能定义美呢？如果有什么事物具有这样的属性，除了将其描述为美（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容器或者其他东西）你还能够把你认为的感觉说出来吗？”“当然不能。”欧西德莫斯回答。“因此，一个特定的有用的东西，不管是用来做什么的，只要有用，那就是美的，是这样吗？”“毫无疑问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回答。“除了一个事物因为有用而是美的外，还有其他用途使得它很美吗？”“没有其他目的了。”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有用的东西，对于任何物尽其用的目的，都是美的吧？”“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回答。

“还有，欧西德莫斯，你觉得勇气也是属于好的品质之一吗？”“我认为它是最好的品质之一。”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你把它看成只对最不紧要的事才有点用吗？”“当然不是，它是对重要的事有用的。”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在你看来，对于危险它是有用的，而无视危险的性质则是可怕的行为吗？”“绝不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回答。“所以，那些不害怕这样的事情的人，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如此，并不是有勇气，是这样吗？”“不，当然不是，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很多疯子和懦夫反而是有勇气的了。”“那些对不可怕的事反而害怕的人呢？”“他们和别人比起来也是更不勇敢的。”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你会不会认为，那些对于可怕而危险的情况表现好的人就是勇敢的，而那些表现不好的就是懦夫？”“当然如此。”欧西德莫斯回答。“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那些善于应对的人，还有什么人算表现好的？”“没有了。”欧西德莫斯回答说。“那些无法表现好的人就是不勇敢的吧？”“我还能想到别的什么人是这样的呢？”欧西德莫斯问。“但是，每一阶层的人难道都不是认为他们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吗？”“不然又会是什么呢？”“那么，那些不能够表现好的人，知道应该怎么做吗？”“我想他们是不知道的。”欧西德莫斯说。“那么，知道应该怎么做的人，有能力做出相应的行为吗？”“只有他们能够这样。”欧西德莫斯赞同道。“所以，在这些情况下，那些未失去理智的人，并没有表现得不好吧？”“我想不是的。”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些表现不好的人，就是失去了理智吧？”“可能是的。”欧西德莫斯回答。“那么，那些知道怎样在困难和危险面前表现良好的人就是勇敢的，而那些惊慌失措的人就是懦夫吧？”“我看是这样的。”欧西德莫斯说。

君主制和暴政被他看成是政治的形式，但他认为这两者是不同的。以人民自己的意志管理国民，遵从法律治理国家的是君主制；违反人民意志，不遵从法律治理国家，而是按照统治者的命令行使的就是暴政。在任何地方，如果政体由那些遵守法律的人来掌控就是贵族的政府；而根据财富来挑选统治者的就是财阀的政府；而政体由所有人民组成就是民主政府。

如果有人在任何观点上和他不同，却不能够确定地说，而是毫无根据地断言某人更擅长政治、更勇敢、在任何方面更优越的话，他会用以下这样的对话让整个问题得以验证。“你认为你推崇的人比我支持的人是一个更好的政治家吗？”“我是这么说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首先想一想，一个好的政治家的本分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这样做吧。”“他难道不会从财政上增加国家的收入，并在这项管理上超出常人吗？”“当然如此。”“在战争中，他会战胜敌人吗？”“不然又会怎样呢？”“在外交上，他应该会将敌人转化为朋友吧？”“当然是这样。”“他在众人集会上发表演说时，是否也会平息暴动，表现出团结一致的精神呢？”“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于是，当争论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出结论时，对于和他持反对意见的人来说，事实也变得明显了。

而当他想要彻底审查一个主题的时候，他会通过这样普遍接受的前提对此进行推理，他认为这是一个开展讨论的可靠方法。因此，他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更能让听众认同。并且，他说，荷马将奥德修斯看成具有“可靠的雄辩家”的特征，那也是因为奥德修斯可以从所有人都认同的观点出发开展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