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一致认为，神经症是一种功能性的心理障碍，可以通过心理治疗方法将其治愈。但当谈及神经症的形成和治疗的基本原则这些问题时，大家便开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了。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没有关于神经症本质和治疗原则的令人满意的概念。诚然，有两种趋势或思想流派颇受人关注，但它们的学说绝没有穷尽我们这个时代各家各派所表达的无数相互冲突的观点。在这众说纷纭之间，还有许多不属于任何流派的人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因此，如果将这种状况用一张全景画来表示的话，那么，我们的调色板上必定拥有彩虹般五彩缤纷的颜色。
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我一定很乐意画这样一幅画，因为我始终觉得有必要将这众多的观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长期以来，我都从未能给这些观点以应有的公正的评价。如果不是与某种多少有点儿流行的独特倾向、特殊性格和基础心理经验相一致的话，这些观点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有人追随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从而加以排斥的话，那就相当于把这种特定的倾向或者这种独特的经验当作错误的东西，将其拒于门外——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歪曲我们自己的经验材料。弗洛伊德用性欲理论解释神经症的现象，他认为心理的一切活动本质上都取决于婴儿期的快乐及其满足，他的观点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心理学家应该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弗洛伊德这种思维和感觉的方式恰好与相对普遍的倾向和精神潮流不谋而合，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外，这些倾向和潮流还在其他地方、其他情况下，在不同人的头脑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把这种现象称作集体心理（collective psyche）的表现。我可以列举出许多例子，首先是蔼理士（havelock ellis）、奥古斯特·福勒尔（auguste forel）以及《人类生活百态》（anthropophyteia）的诸位撰稿者，此外，还有后维多利亚时期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性的态度，以及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所引发的在一般文学作品中对性的广泛讨论。弗洛伊德是当今某种心理倾向的倡导者之一，但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不能在此深入讨论其历史渊源。
阿德勒在大西洋两岸所获得的认可并不比弗洛伊德少，据此，我们可以做同样的推断。不可否认，用权力欲望起源于一种自卑感来解释人们所面临的问题，让许多人获得了满足。同样无可争议的是，这种观点还对一些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没有给出应有位置的真实心理事件做出了解释。集体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力量构成了阿德勒观点的基础，同时，也正是这些力量促使了这一理论的形成，对此我几乎不需要阐述任何细节。这些事实已经明显地摆在我们眼前。
如果忽视弗洛伊德学派或阿德勒学派观点中的真理成分，将是一个不可宽恕的错误，但如果把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奉为唯一的真理，也同样是不可宽恕的错误。这两种真理都与一些心理现实相对应。有一些真实案例，它们大体上可以用这两种理论中的一种来进行最合适的描述和解释。我无法说出这两位研究者有何差错，但是，我可以试着尽可能地运用这两种假说，因为我完全接受它们相对的合理性。倘若我没有偶然发现一些事实，迫使我不得不修订弗洛伊德的理论，那我肯定永远也不会想到要与他分道扬镳；我和阿德勒所提出之观点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似乎没有必要补充说，我认为自己观点的真理性也只是相对的，此外，我也把自己视为某种特定倾向的提倡者。
如果现在有某个领域需要我们保持谦虚的态度，并承认数种看似矛盾的观点都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这个领域必定是应用心理学；因为人类心理是最具挑战性的科学探究领域，我们还远远不能完全了解它。当前，我们只不过是获得了一些看起来合理但却彼此之间不能兼容的观点。因此，当我试着以一种笼统的方式呈现我的观点时，我希望自己不会被人误解。我并不是要向大家推荐什么新奇的真理，更不是在宣称一种终极真理。我只能说，我是在试着弄清楚那些令我感到费解的心理事实，或者说试着弄清楚需要做哪些努力才能克服在治疗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既然我们觉得这最后一个问题最有修正的迫切需要，那我在这里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讨论。众所周知，一个人可以长时间容忍某个不恰当的理论，但却不能容忍不恰当的治疗方法。在我将近三十年的心理治疗实践中，我曾经历过相当多的失败，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远比成功深刻。从原始的巫医和祈祷者—治疗者（prayer-healer）开始，似乎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功地实施心理治疗。但是，心理治疗师几乎不能（或完全不能）从他的成功经历中学到任何东西。成功只能让他在多次失败的经历中增加点信心而已，而失败才是一种无价的经验，因为它不仅打开了通往更为深刻之真理的大门，还迫使他改变他的观点与方法。
当然，我承认，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先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的工作；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在治疗患者的实践中运用他们的观点。不过，我仍然坚信这样一个事实，即我觉得，如果我早些考虑到那些后来促使我修正他们观点的经验资料的话，我本可以避免那些失败。我不可能在此将我所遭遇的失败情形一一描述出来，只能把其中几个较为典型的病例提出来讨论。我遇到的最为棘手的病例通常是一些年长的患者——也就是说，年过四十的患者。在处理一些较为年轻的患者时，我发现，通常情况下，只要运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观点就足够了，因为这些观点能够帮助患者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生活，过上正常的生活，而且显然不会出现不良的副作用。但根据我的经验，在较为年长的患者身上，情况却往往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心理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变化之大，简直可以说是生命早期与生命晚期的心理学之间的区别。一般说来，年轻人的生活特点是：总体上是展开的，追求一些具体明确的目标。年轻人如果得了神经症，病因通常可归结为他在该过程中面对必须要做的事情时所表现出来的犹豫和退缩。但是，年长者的生活特点是：力量的衰退、对已取得之成就的肯定，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停滞。年长者如果患上神经症，则主要是因为他仍执着于已经不合时宜的年轻时的态度。年轻的神经症患者畏惧生活，而年长的神经症患者则恐惧死亡。对年轻人来说是正常的目标，对年长者来说则可能不可避免地变成导致神经症的障碍。在年轻神经症患者的病例中，由于他不愿意面对世界，因此，他对父母的正常依赖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种对生活不利的乱伦关系。我们必须牢记一点，尽管年轻人与年长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阻抗、压抑、移情、“导向性虚构”（guiding fictions）等在年轻人身上的意义，与在年长者身上的意义完全不同。毫无疑问，我们应当调整治疗的目标以适应这一事实。因此，在我看来，患者的年龄是治疗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indicium）。
但仅在青年时期，也有许多指标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因此，在我看来，如果面对一个适宜用阿德勒心理学来治疗的患者，即一个失败的、需要通过一些婴儿期需要的满足来获得自我肯定的患者，却用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去治疗，那便是治疗技术的一种失策。反之亦然，如果面对的患者是一个成功人士，其动机应该用快乐原则来理解，但如果我们采用了阿德勒学派的观点，同样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一些拿不准的病例中，患者的阻抗或许可以作为很有价值的线索。我倾向于在治疗一开始便认真对待那些根深蒂固的阻抗，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奇怪。因为我确信，医生并不一定比患者更了解其自身的内心需求和内心构造，而患者本人可能完全意识不到他自己的内心。鉴于目前的这种情况，医生一方持一种谦虚的态度才是最为恰当的做法。我们不仅没有一种普遍有效的心理学，而且，心理构造之间的差异也不可胜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或多或少属于个体化的心理是无法归入任何一般化的图式之中的。
就心理的构造而言，众所周知，我所假定的两种基本态度——外倾的态度与内倾的态度——与典型的类型划分相一致，但却已经受到了许多研究人性的学者的怀疑。我将这两种态度视作重要的指标，同样，我也认为，某种特定的心理功能会超过其他心理功能而占据主导地位。个体生活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必须不断修正理论，这是医生常常在无意识之中所做的事情，只是原则上与他的理论信条并不完全一致罢了。
在谈及心理构造这个问题时，我必须指出一点：有些人的态度从本质上说是精神性的，而另一些人的态度从本质上说则是物质性的。我们不可臆断，说这样一种态度是偶然获得，或是从某种误解中产生的。这些态度通常表现为根深蒂固的、任何批评或劝说都不能使之消除的激情，甚至在有些案例中，一种看起来明确无疑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实际上却根源于对自身的宗教倾向的否认。现如今，相反类型的病例更加为人所熟知，尽管它们出现的频率并不比其他类型的病例更高。在我看来，这些态度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指标。
当我们使用指标（indicium）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含义似乎就像一般的医学术语一样，指的是这种或那种治疗方法。或许事实情况本该如此，但心理治疗的发展显然还没有达到这种确定程度——因此，遗憾的是，我们所说的指标只不过是一种警告，以提醒医生不要过于片面。
人类心理非常难以捉摸。在面对每一个病例时，我们都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一种态度或所谓的习惯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仅仅只是其对立面的一种补偿而已？我必须承认，我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出错，以至于在处理任何具体的个案时，我都会尽力避开一切关于神经症之结构、患者能做之事或应做之事的理论预设。只要有可能，我都会根据纯粹的经验来确定治疗的目标。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因为通常情况下，人们都认为，治疗师在治疗时应该有明确的目标。但在我看来，尤其是在心理治疗中，医生最好还是不要持一个过于固定的目标。医生对患者所希望得到之物的了解，并不比对患者之本性和求生意志的了解更多。通常情况下，相比于有意识的意志和善意的理智，关于人类生活的重大决定与本能及其他神秘的无意识因素之间的关联要更为密切一些。一双鞋，有的人穿合脚，但另一个人穿就会挤脚，没有哪种生活方式会适合所有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life-form）——这是一种无法确定的模式，无法用其他任何模式来取代。
当然，所有这些考虑都不会阻止我们尽一切可能帮助患者恢复正常、合理的生活。如果这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就会就此作罢，但如果它不足以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么，不管怎样，治疗师都必须在患者无意识素材的指导之下行事。在这里，我们必须遵循天性的指导，这样一来，医生所采取的路线，与其说是一个治疗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要把患者身上所存在的种种创造潜能开发出来的问题。
我必须要谈论的内容，是从治疗停止而发展来临的那一刻开始的。我对心理治疗所做的贡献，仅限于那些理性疗法无法带来令人满意之结果的个案。我手头的临床资料有一个特点：首次进行治疗的个案明显占少数。我的大部分患者都已经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但通常情况下只是部分治愈，或者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在我的个案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并没有表现出符合临床定义的神经症症状，他们的痛苦来自于生活中的无意义感和空虚感。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完全可以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性神经症。在我的患者当中，足足有三分之二已经人过中年。
用理性方法来治疗这种特殊类型的患者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社会适应良好，能力较强，对他们来说，变得正常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至于那些所谓的正常人，我对他们甚至更加束手无策，因为我没有现成的人生哲学可以拿出来给他们。在我的大多数个案中，意识的资源已经用尽，这种情形通常可以表达为：“我被困住了。”主要是因为这一事实，我才不得不去寻找其背后隐藏的种种可能性。每当有患者问我“你有什么建议吗？我该怎么办才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所知道的并不比他们多。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从我有意识的视角看，我似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前行的道路，因此，我“被困住了”，而我的无意识将会对这种无法承受的停滞状况做出相应的反应。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这种陷入停滞的状况是一种出现得非常频繁的心理事件，以至于成了很多童话故事和神话的主题。我们都听过“芝麻开门”的故事，或者某只助人为乐的小动物找到秘密通道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困住”是一种已经诱发了典型反应和补偿的典型事件。因此，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期，一些与此相似的东西将会出现在无意识的反应中，比如梦中。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注意力便尤其会更多地指向梦。这并不是因为我坚信梦一定永远都是我们的救星，也不是因为我拥有一种神秘的梦理论能告诉我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之所以注意到梦，完全是出于困惑。我不知道还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帮助，所以，我试图到梦中去寻找；梦至少可以给我们呈现一些意象，能给我们一些提示，不管怎样，这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我没有关于梦的理论，我也不知道梦是怎样产生的。至于我处理梦的方式是否称得上是一种“方法”，我自己都非常怀疑。
和读者们一样，我也对释梦怀有偏见，认为它本质上就不确定且任意武断。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如果我们花足够长的时间彻底思考一个梦的话——如果我们老想着它，反复揣摩的话——总是能够从中找到一些东西。当然，我们所找到的这些东西，并不属于我们能吹嘘其科学性或合理性的类型，但它们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重要线索，能够让患者看到无意识将引导他去向何处。至于我们对梦的研究能否得出一个经得住科学验证的结论这个问题，我甚至并不认为它有多重要；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则我所遵循的完全是个人的目的，因而这是一个自体性欲的（auto-erotic）目的。只要释梦的结果对患者有点意义，并使他的生命再次活动起来，我就一定会心满意足了。对于自己释梦的合理性，我只遵循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它是否有治疗效果。至于我的科学兴趣——我想要了解梦为什么会有治疗效果——则必须留到业余时间来探索了。
最初的梦的内容通常无限多样——我指的是患者在治疗开始的时候跟我讲述的那些梦。在许多个案中，这些最初的梦直指过去，往往让人们想起那些早被遗忘、已不属于个性内容的东西。正是这些已不属于个性内容的东西，导致了片面性，而片面性又导致了停滞的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迷向感（disorientation）。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片面性可能会导致力比多突然丧失。我们之前的所有活动都会变得枯燥无味，甚至毫无意义，而我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目标也失去了其价值。在一个人身上也许转瞬即逝的情绪，到了另一个人身上则可能变成一种长期的状态。在这些个案中，常常发生的情况是：人格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存在于过去的某个地方，谁也不了解它们，甚至连患者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梦或许可以提供线索。在其他一些个案中，梦会指向当前的事实，比如婚姻或者社会地位，但患者在意识层面从来没有把它们视为问题和冲突的根源。
这些可能的情形属于理性能够解释的范围，要给这些最初的梦做出看似合理的解释并不难。当梦不指向任何明确有形的东西（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尤其是当它们预示未来的时候，真正的困难就开始出现了。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梦一定具有预见性，而是说它们具有某种预期或“侦察”的作用。这些梦包含着种种可能性的迹象，因此永远都不可能让一个外行人觉得它们合理。甚至连我自己都经常觉得它们不那么可信，这种时候我就会对我的患者说：“我并不相信这个梦，但还是继续跟进这条线索吧。”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刺激效应（stimulating effect）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非弄明白这样一种效应是怎样产生的不可。当梦中所包含的意象有时候奇怪和令人困惑得难以置信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梦中包含一些像“无意识的形而上学”这样的东西，它们是未分化的心理活动的表达，这种未分化的心理活动中可能常常包含着有意识思想的萌芽。[1]
我有一位“正常”的患者，他跟我讲述了一个很长的最初的梦，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是他姐姐的小孩生病了。那是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不久之前，这位姐姐确实有一个儿子因为疾病而去世了，但她其他的孩子都没有生病。一开始，梦中那个患病小孩的意象让他十分困惑——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与事实完全不符。由于做梦者与他姐姐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亲密关系，因此，他无法从这个意象中找到有关他个人的东西。后来，他突然想到，两年前他曾研究过神秘学，正是对神秘学的研究使他接触到了心理学。显然，这个小孩代表的是他对心理之类的东西的兴趣，如果仅凭我一人，我是绝对想不到这一点的。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个梦中意象既可能意指任何事物，也可能毫无意义。关于这一点，一件事或一个事实是否始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对梦进行解释的始终是人，也就是说，永远都是人在赋予事实以意义。这便是心理学问题的要旨所在。这个梦带给做梦者的是一种新奇而有趣的印象，即对神秘学的研究可能有些病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想法正中要害。这就是那个决定性的时刻：释梦是有效果的，不管我们选择以何种方式来解释它是怎样起作用的。对做梦者来说，这个想法包含了一种批评，通过这种批评，态度会发生某种改变。通过这种小小的改变（人们永远都不可能理性地想出这样的改变），事情开始有了转机，死结也终于解开。
在评论这个案例时，我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方：这个梦意味着做梦者的神秘学研究有些病态。如果做梦者从他的梦中想到了这一点，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或许也谈到了“无意识的形而上学”。但我还要探讨得更为深入一些。我不仅要给患者一个机会，让他看到他的梦让他想到了什么，而且，我也同样给自己一个机会，看看他的梦让我想到了什么。我会把自己的猜想和意见告诉他，以期对他有益。如果我在这样做的时候有所谓的“暗示”之嫌，我也并不感到后悔；众所周知，我们只是容易受到那些已经与我们不谋而合的暗示的影响。如果在这个猜谜的过程中偶尔猜错，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心理迟早会摒弃这个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有机体会自动排斥异物一样。我不需要试图证明我对梦的解释是正确的，那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会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仅仅只是帮助患者找到什么东西能对他起作用——我几乎说出了事实的真相。
对我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原始心理学、神学、考古学以及比较宗教学，因为这些领域为我提供了许多无价的可类比的东西，我可以用这些可类比的东西来丰富患者联想的内容。把这些领域放在一起加以研究讨论，我们便能发现那些表面上毫不相关的内容其实充满了意义，并可以极大地提高释梦的有效性。因此，对于那些在生活的个体层面和理性层面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却仍没有找到意义和满足的人来说，进入一个直接经验的领域是极具刺激作用的。通过这种方式，一些本是平常和司空见惯的事情也就得以改变面貌，甚至能够获得一种新的魔力。这是因为一切事情都完全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它们，而不是它们本身是怎样的。在生活中，最为微小但具有意义的事情也比那些重大但没有意义的事情更有价值。
我认为，我并没有低估这项工作的风险。这是一项像是要在空中建造楼阁的工作。事实上，人们甚至可能会断言——而且确实也有人经常这么做——如果遵循这个程序，医生会和他的患者一同陷入纯粹的幻想之中。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对我的指责，而是认为它完全说到了点子上。我甚至努力地支持患者进入他的幻想之中。说实话，我对幻想有非常高的评价。在我看来，它实际上是男性精神中所具有的母性创造力的一面。不管怎么说、怎么做，我们都永远无法抵制幻想。诚然，有些幻想毫无价值、不得要领、有些病态且令人不满，对于这样的幻想，每一个稍具常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它们无助于治疗的本质；但是，这也不能证明创造性想象也是没有价值的。人类的所有作品都根源于创造性的幻想。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去贬低想象力的价值呢？在一般情况下，幻想不太容易误入歧途，因为幻想太深刻了，而且它与人类和动物之本能的直接根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幻想总是以一些令人吃惊的方式进行自我纠正。想象力的创造性活动使人类摆脱了“仅此而已”（nothing but）的束缚，并解放了他们身上的那种游戏精神。正如席勒（schiller）所说，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是完整的人。
我的目标是让患者产生一种能使其体验到本性的心理状态——这是一种流动的、不断变化和成长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固定不变、僵化得无可救药的。当然，在介绍我的技术之前，我必须先说明一下它的一般原则。在处理一个梦或一种幻想时，我的惯常做法是绝不超出对患者有影响的意义，在每一个病例中，我都努力让患者尽可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意义，这样他也就能够意识到其在超个人层面上的关联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一件相当普遍的事情发生在某个人身上，却被他当成了一种他所独有的经验时，他的态度显然就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他的态度过于个体化了，而这通常会使他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我们不仅需要一种当前的、个人的意识，而且还需要一种超个人的意识，这种超个人意识能够让我们产生历史延续感。不管这听起来有多牵强，但经验表明，有很多神经症的病因都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对其理性启蒙怀有一种幼稚的激情，从而忽视了他们的宗教冲动。今天的心理学家应该完全认识到，我们所处理的不再是教条和教义的问题。宗教态度是心理生活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管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宗教观点，历史延续感才得以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
回到我的技术这个问题上，我经常问自己：我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弗洛伊德呢？无论如何，我都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学到自由联想方法的，而且我认为，我的技术是这种方法的进一步发展。
只要我帮助患者发现他的梦中所包含的有效成分，只要我试着向他说明梦中象征所具有的一般意义，那么，从心理上说，他便仍然处于一种孩童的状态。此时，他暂且依赖的是他所做的梦，而且，他总是不断地问自己：下一个梦是否会给他带来新的启示。除此之外，他还依赖于我对他的梦所做的解释，依赖于我的能力，希望用我的知识去增强他自己的洞察力。所以说，他仍处于一种不可取的被动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成问题的，我和他都不知道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通常情况下，这种状态就像是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行。如果处于这样的状态，我们必不可预期会出现任何显著的治疗效果，因为那种不确定性太大了。此外，我们还经常面临这样的风险：白天我们通过治疗织好的东西，到了晚上又被拆掉了。其危险就在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却都转瞬即逝。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患者常常会做一种色彩尤其丰富或者特别离奇的梦，他会对我说：“你知道吗？如果我是画家的话，我一定会把它画下来。”要不然，梦就会涉及照片、油画、素描或者彩色稿本，甚至是电影。
我已从实践的角度解读了这些线索，现在，在这样的时刻，我便真的会敦促我的患者把他们在梦或者幻想中所看到的东西画下来。而我通常会听到这样的反对：“我又不是画家。”对此，我一般会回答说，现代的绘画者也不都是画家——正因为如此，现代绘画才可以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不管怎样，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一个要画得好看的问题，而只是要求他花点工夫画一幅画而已。最近，我在一位才华横溢的肖像画家的个案中看到，我所说的画画方式与“艺术”是多么不沾边；她不得不像一个技巧拙劣的孩子，重新开始学画——简直就像是从来没有拿过画笔似的。画我们的肉眼所能看到的东西与画我们在内心所看到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
于是，我的许多上了年纪的患者都开始作起画来。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没有治疗作用的业余爱好，对此，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大家要记住一点：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一群仍需要证明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是那些对社会有价值但却不能从中找到意义感的人，他们碰到了有关他们个人生活的意义这个更为深层也更为危险的问题。这只对那些尚未达到这个阶段的人具有意义和吸引力，而对那些早已体验够了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和吸引力的。那些以培养大众人（mass-men）为骄傲的“教育家”，可能总是会否定个人生活的重要性。但是，每一个人迟早都不得不要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这种意义。
尽管我的患者不时地会创作出一些富有艺术美感的作品，这些作品完全可以拿到现代“艺术”展会上去展出，但是，我仍会按照严肃艺术的检验标准，判定它们完全没有价值。去除它们的艺术价值甚至可以说非常有必要，要不然的话，我的患者可能就会想象他们自己是艺术家，因而会破坏这种练习的良好效果。这不是一个艺术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不应该是一个艺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不同于纯粹艺术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会对患者的生活产生影响的问题。从社会的角度看，个体生活的意义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这里，个体生活却被赋予了至高的价值，正因为如此，患者才会拼尽全力以某种形式将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表现出来，而不管那种形式是多么粗糙和幼稚。
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我为什么要鼓励患者用画笔、铅笔或钢笔来表达自我呢？我这样做的目的与我处理梦的目的是一样的——我希望有治疗效果。在上文所描述的那种孩童般的状态下，患者一直是被动的，但是，现在，他开始扮演起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一开始，他把他在幻想时所想到的东西画在纸上，然后对其进行认真的思考。他不仅会谈论这些东西，而且还真的会围绕它们做一些事情。从心理学上说，一个患者每周同他的医生进行两次有趣的谈话是一回事——这种谈话的结果通常悬在半空中——而一次花几个小时努力地用难以驾驭的画笔和颜料，最终只创作出一幅从表面上看似乎毫无意义的作品，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他的幻想真的对他毫无意义的话，那么，让他费力地把它画出来就会是一件非常令人厌烦的事情，以至于画过一次以后他就不可能再画第二次了。但既然他的幻想对他来说似乎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那么，他让自己忙于幻想的举动，就会增加幻想对他的影响。除此之外，为赋予幻想意象以可视化形式而做的努力，也有利于对它进行全面的研究，这样一来，通过这种方式便可以完全体验到幻想所产生的影响。绘画训练赋予了幻想一种现实的成分，从而使幻想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强的驱动力。实际上，这些粗糙的画作确实能够产生效果，但我也必须承认，这种效果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当一名患者偶尔感受到，通过画一幅象征性的作品，他可以让自己从痛苦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那么，此后每当他状态不好时，他都会求助于这种解脱方法。这样一来，他就赢得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即他的独立性提高了，而这正是他走向心理成熟必经的一步。患者通过这种方法能使自己获得创造性的独立（creatively independent）——如果我可以把这称为创造性的独立的话。他不再依赖于自己的梦，也不再依赖于医生的知识，而开始能够用画画这种有形的形式表达自己内心的体验。因为他所画的正是他自己活跃的幻想——而激活他的正是这些幻想。因此，在内心激活他的其实就是他自己，但并不是他以前错误认识的那个自己。那时他错误地把个人的自我（personal ego）当成了自体（self）；现在这个自己是全新意义上的自己，因为他现在的自我是一个被内在生命力激活了的客体。在他的系列画作中，他力图把自己的内心活动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来，但不料最终却只发现内心活动永远都是闻所未闻、前所未见的——这是心理生活的潜藏基础。
我或许无法向你们描述这些发现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患者的立场和价值观，以及它们又是怎样改变了患者人格的重心的。自我就好像是地球，它突然发现，太阳（或者说是自体）才是行星轨道的中心，也是地球轨道的中心。
但是，我们不是一直都知道事情正是如此吗？我本人相信，我们一直都是知道的。但是，我的大脑可能知道某些事情，而另一个我却对此毫不知情，所以，事实上，我可能生活得就好像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似的。我的大多数患者都知道这个深刻的道理，但却依然无法好好地生活。他们为什么无法依据这个道理好好生活呢？这是因为偏见，这个偏见使得我们所有人都把自我放在了生活的中心——而这种偏见来自于对意识的过高估量。
对于一个尚未适应社会和尚且一无所成的年轻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塑造有意识的自我（conscious ego）——也就是，培养意志。除非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否则，他便不可能相信自己心中还活跃着与其意志不符的东西。他必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意志力的人，于是他可能会很有把握地贬低自己心中的其他一切东西，或者认为他内心之中的其他一切都会受他意志的支配——因为如果没有这种错觉，他便几乎无法适应社会。
而对于已经步入后半生的患者来说，情形则不同了，这些患者不再需要培养其有意识的意志，但为了理解个人生活的意义，他们必须学会体验自己的内在（inner being）。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尽管他们并不怀疑这一目标的吸引力。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对社会而言并不重要，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自我发展并因而使自己受益的手段。同样，这种活动使他们逐渐摆脱了一种病态的依赖心理，这样一来，他们便赢得了一种内心的坚定，以及一种全新的自信心。这些最终的成就进而又增强了患者的社会存在感。因为同一个无法与自己的无意识和睦相处的人相比，一个内心健全且自信的人将更能够胜任他的社会任务。
我有意避免在本书中阐述过多的理论性的内容，但是，难免有一些地方仍然显得极为晦涩，令人费解。为了更好地理解患者所创作的画，必定至少要提及某些理论要点。患者所创作的这些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绘图和色彩方面都存在一种明显的原始象征意义。色彩通常相当粗犷，也常常表现出一种古老的特质。这种特点表明了催生出这些画作的创造力的本质。它们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非理性的、象征性的激流，而且非常古老，以至于我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在考古学和比较宗教学领域中找到与之相类似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这些画作主要来源于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心理生活领域。我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指的是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一种无意识心理活动，在今天它不仅可以催生出象征性的作品，在过去它也是一切类似作品的源泉。这些画作起源于——同时也满足了——一种自然的需求。这就好像是通过这些画作，我们将这样一部分心理表现了出来，它回溯到了远古时代，并将远古时代与当前的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降低了远古时代的意识对当前意识的干扰性影响。
当然，我还必须补充一点，仅仅是画出这些作品还远远不够。除此之外，还必须从理智上和情感上理解它们，必须有意识地将它们整合到一起，使之易于理解、合乎道德。我们必须对它们做一系列的解释。但是，尽管事实上我经常同单个患者一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却不能让更多人清楚了解这个过程，也没能成功地用一种适合出版（发表）的形式把这一过程整理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过程的描述还只是处于零零碎碎的阶段。
事实上，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成熟的经验是我们所需要的第一要素。出于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不想过于仓促地得出结论。我们所研究的是意识之外的一个心理生活领域，而我们对它进行观察的方法是间接的。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正在探索的是一个多深的领域。正如我在上文所指出的，我认为这似乎是一个中心定位过程（centring process）的问题，因为有很多患者都觉得起决定作用的许多画作都指向了这个方向。这个过程将产生一个新的平衡中心，就好像是自我以它为中心进入了另一条轨道。这个过程的目的是什么，一开始可能还比较模糊。我们只能说，它会对有意识的人格（conscious personality）产生重要的影响。有意识人格的改变通常会增强患者对生活的感受力，使生活得以继续进行，从这一事实，我们便可断定，这其中必定有一个这一过程所固有的特定目的。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新的幻觉——但是，幻觉是什么呢？我们判定某物为幻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心理之中真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幻觉”的东西吗？我们所乐于称之为幻觉的东西，对心理来说很可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命因素——就像氧气对于有机体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心理真实（psychic actuality）。想来心理并不会为我们对现实的分类伤脑筋，因此，对我们来说，更为明智的说法是：一切发挥作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凡是想探索心理之真谛的人，都不可将心理与意识混为一谈，否则他的视线就会被遮蔽，看不到想要探索的目标。相反，甚至只是要识别心理，他都必须要学会了解心理与意识之间的不同。我们称之为幻觉的东西，对心理来说很可能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不可以将心理真实与意识真实混为一谈。对心理学家来说，最愚蠢的莫过于那些宣称“可怜的异教徒神明都是幻觉”的传教士的观点。但不幸的是，我们也经常犯教条武断的错误，就好像我们称之为真实的东西就不是同样充满了幻觉一样。就像我们所有的经验一样，心理生活中一切发挥作用的活动都是真实的，而不管人们选择用什么样的名字来称呼它们。要认识到这些心理事件的真实性——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试图给它们加上某个名字。就心理而言，精神（spirit）即使被称为性欲（sexuality），也依然是精神。
我必须再说一遍，各种各样的专业术语以及它们的变式永远都无法触及上述过程的本质。和生活本身一样，我们也无法用有关意识的理性概念来领会这个过程的本质。我的患者正是因为感受到了这个真理的全部力量，才求助于象征性的表现方式。在描画和解释这些象征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有些东西比理性的解释更为有效，更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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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柏拉图有关洞穴的幻觉就是对知识问题的一种想象性预期，知识问题在后来若干个世纪成了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梦和幻想有时候会表现出一种能与此种幻觉相媲美的哲学洞察力。——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