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详细讨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之前，我不得不重拾第一章未了结的部分，并澄清我所说的焦虑是什么意思。这很重要——如前所述，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我们也因此不得不随时与它打交道。

以前我把它当作恐惧的同义词使用，这就说明二者确有亲缘关系。实际上二者皆为之于危险的情绪性反应，都伴随着生理感觉，如颤抖、出汗、急剧的心跳等，这些生理感觉可能非常强烈，突发、强烈的恐惧因而可能置人于死地。尽管如此，焦虑和恐惧之间依然存在某种差别。

当一个母亲只是因为丘疹或小感冒就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夭折，我们认为这是焦虑；但如果她的孩子患有严重的疾病，我们则认为她的这种反应叫恐惧。若一个人害怕站在高处，或者害怕讨论他所熟悉的问题，我们称之为焦虑；若一个人在暴风雨中迷路于大山深处，他的这种害怕就是恐惧。因此我们对此作一个简明的区分：恐惧是在面对危险时的正当反应，而焦虑是对于危险的不适当反应，或者说是之于假想的危险的反应[1]。

但这种区分存在一个瑕疵，即为了这个反应是否正当，需要结合具体文化中的普通常识。但即使脱离这些文化常识，神经症患者也不难为他们的反应找到合理依据。事实上，若你告诉一个患者，他害怕受到精神病人的攻击是一种神经症性的焦虑，你们也许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他会说他的恐惧是现实的，并举出相应的例证。你若说原始人对于现实危险的恐惧反应是不恰当的，他们也会抱有同样的执拗态度。例如，一个部落里的原始人有着不能食用某种动物的禁忌，当他无意间食用了这种动物的肉时，便会极度惊恐。作为局外人，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反应，或者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但了解了原始部落关于禁食某些肉类的信仰之后，你就会明白，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可能确实是一种真实的危险，诸如猎食场地被破坏、感染某种疾病等。

不管怎样，原始人的焦虑与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焦虑仍然有所不同。其差异在于，神经症焦虑的内容与普遍观念并不一致。然而，一旦理解了焦虑的含义，我们就会打消不正当反应这个观念。譬如，总有一些人，他们对死亡抱有无休止的恐惧。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种种苦难而感到生不如死。之于死亡的各种恐惧，加上种种相关的主观想象，使他们极度忧惧危难临头。了解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就无法不将他们对于死亡的焦虑视为正当反应。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有些人在濒临悬崖峭壁，或靠近高窗，或站在一座高桥上时，会变得极其恐慌。从表面上看，这种恐惧也是不恰当的反应。但是，这种情境给他们带来了冲突，或者说是唤起了冲突——一种求生与寻找从高处跳下去的理由之间的冲突。引发焦虑的正是这种冲突。

这就意味着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恐惧和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正当反应，但恐惧指向的危险是清晰且客观的，而焦虑指向的危险则是隐蔽且主观的。这就是说，焦虑的强度是与情境所暗含的个人意义相称的，这也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焦虑的原因所在。

恐惧和焦虑此种差异的现实意义是：企图通过辩论（一种说服方法）的方式让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是徒劳的。他的焦虑与现实中真实的情境无关，而与他感受到的情境有关。因此，治疗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具体情境对于他的特殊意义。

描述完焦虑的含义，我们将讨论焦虑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文化中的普通人大都不了解焦虑之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通常，他的印象中只有童年时的焦虑，或者一个或几个焦虑的旧梦，或者只在日常生活以外的情境中极度担忧过，诸如与位高权重的人进行重要谈话之前、参加重要的考试之前等。

在这一点上，我们从神经症患者身上获得的信息差异巨大。有些神经症患者完全清楚自己为焦虑所困。其表现也是各式各样：可能以焦虑发作的形式表现为弥散性焦虑；可能与特定的情境或活动紧密相关，如高处、街道、公众表演等；也可能有一个明确的内容，如担心自己发疯，或害怕得了癌症，或吞了钉子等。还有一些神经症患者偶尔会意识到自己的焦虑，不一定知道焦虑的原因，但并不引以为重。还有的神经症患者，他们只觉察得到抑郁、缺失感、性生活失调之类，但对是否焦虑浑然不觉。然而，进一步的调查往往都证明了他们最初的观点是错误的。通过分析这些患者，我们往往会发现，他们潜在的焦虑即使不比第一种患者更严重，那也是旗鼓相当的。精神分析工作使患者意识到了自己先前的焦虑，并回想起那些使他们感觉忧虑的焦虑梦境或情境。但是，他们所承认的焦虑程度，往往不超过正常人。这就意味着，我们也许有着不自知的焦虑。

这种说法无法揭示这些问题的意义。这是个综合性的问题。我们对于爱、愤怒和怀疑的感受，如此稍纵即逝以至于几乎无法为意识捕获，如此昙花一现以至于很快就被忘却。这些感受或许真的是无关紧要的，但它们背后或许恰恰隐藏着强大的动力。对于某种感受的意识程度，并不能反映出这种感受的力量或重要性。[2]单就焦虑而言，很可能的情况是，尽管我们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但这些焦虑却恰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我们似乎是在想尽一切办法逃避焦虑。我们有很多理由这么做，最常见的理由是，强烈的焦虑是使我们感到折磨的情绪之一。经历过极度焦虑的病人会告诉你，他们情愿去死，也不想再有那样的经历。并且，焦虑情绪中的某些成分可能格外令人无法承受。其中之一便是无助。一个人可以积极勇敢地面对巨大危险。但是，焦虑状态下，一个人会感到（事实上也的确是）孤立无助。对于那些将权势、支配、掌控全局视为理想的人，展露出无助是极其无法容忍的。他们厌恶给别人留下这种明显反应失当的印象，因为这是软弱与胆怯的表现。

焦虑中的另一个成分，即是其明显的非理性。在某些人看来，被任何非理性因素操控都是无法忍受的。他们暗自感觉将要被自身内部的非理性抗拒力所吞没，因而不自主地训练自己严格的理智控制力。因此，他们不会自觉容忍任何非理性成分。除了个人动机之外，这种行为反应还涉及文化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强调理性思考和理性行为，并把非理性或与之相关的东西看得低级粗劣。

在某种程度上，焦虑的最后一种成分与此相关：非理性焦虑是一种隐谏，警告我们自身某方面出了问题，因此，自我彻查是一种挑战。并不是说我们有意识地视其为挑战，但它无疑确是挑战，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点。没人喜欢这种挑战；再没有比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观念更让我们抗拒的了。然而，更让人绝望的是一个人感觉被困在恐惧与防御机制的迷网中，他越是坚信自己的错觉，认为自己在每件事上都是正确完美的，越是本能地排斥任何他有错或需要改变的暗示，即使是间接或隐晦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逃避焦虑的主要途径：合理化；否认；麻痹；回避引起焦虑的想法、感受、冲动和情境。

第一种途径是合理化，该种途径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它将焦虑变成合理的恐惧。这种转换，如果不考虑其心理价值，几乎不具有任何益处。一个过于焦虑的母亲无论是承认自己焦虑还是把她的焦虑解释为合理的恐惧，说起来总像是出于对孩子的关心。然而，我们可以以无数次的实验结果告诉这个母亲，她的反应不是合理的恐惧而是焦虑，表明她的反应与现实的危险是不相称的，她的反应带有个人因素。而她的回应则是反驳这种实验结果，并竭力证明你是完全错误的。玛丽不就在幼儿园得了这种传染病吗？约翰不是爬树摔断了腿吗？最近不是有个男人用糖果诱骗小孩吗？我的行为难道不是纯粹出于爱和责任吗？[3]

一旦见识过这种对于非理性态度的强力辩护，我们就会确信这种防御态度之于个体有着重要的功能。对于这种情绪，这个母亲感觉自己应当有所作为，而不是无所事事。她为自己的高标准感到骄傲，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懦弱。她觉得自己的态度完全正当且合理，而不是出于某种非理性的情绪。她没有意识到并坦然接受改变自我的挑战，而是将责任转移给外界，从而回避自己的动机。当然，她不得不为这种短期利益付出代价——深陷于自身的忧虑而无法自拔。尤其是孩子也会为此付出代价。可是她并没认识到这点，说到底她是不想认识到这点，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坚信自身没什么需要转变的，并设法从这种坚持中获得好处，但其实那些好处是只能借由转变自身而来的。

这个原理适用于所有认为焦虑是合理恐惧的倾向，其内容可能是害怕分娩、疾病、误食、灾难、贫穷等。

逃避焦虑的第二种途径是否认焦虑的存在。其实这种途径只是否认焦虑，把焦虑排斥在意识之外。这时随之而来的则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反应，如生理上的颤抖、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腹泻、呕吐等，以及心理上的焦躁不安、仓促或麻痹等。当我们害怕和觉察到恐惧时，我们也许会面临所有这些心理感受和生理反应，也许是其中某一些反应，我们需要借此释放被我们压抑着的焦虑。对于后者，个体对自身处境的全部认识，仅限于一些表面的事实依据，如在某些情况下尿频、坐火车晕车、盗汗，但始终找不到任何生理原因。

然而，有意识地否认焦虑或尝试克服焦虑，也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很像正常人会发生的那样，我们靠视而不见来逃避恐惧。最熟悉的例子是，一个士兵克服恐惧并做出英雄事迹。

神经症患者也会有意识地决心战胜焦虑。比如，一个女孩在青春期来临之前一直饱受焦虑——尤其是关于入室偷盗——折磨，于是她有意识地决心无视这种焦虑，其表现诸如一个人睡阁楼，独自在空无一人的大房子里踱步，等等。她给我们分析的第一个梦揭示了这种态度的几处变化。有一些情境其实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但她每次都勇敢面对。其中一个是她半夜听见花园里的脚步声，便走到阳台问：“谁在那儿？”她成功地消除了对于强盗的恐惧，但是，由于引发焦虑的根源并未改变，持续存在的焦虑所带来的其他后果必然始终存在。她依然孤僻、羞怯，自感多余，没法着手从事任何有建设性的工作。

神经症患者大多数时候不会作这种有意识的决定。这个过程往往是自动发生的。然而，他们与常人的差异不在于作出这种决定的意识程度，而在于其结果。神经症患者通过“自我振作”所能得到的只是消除焦虑的某些特定表现本身而已，如那个女孩不再害怕强盗。我无心刻意贬低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也许有其现实意义，在增强自尊方面也可能有一定的心理意义。但由于此类结果的意义往往会被高估，因而有必要指出它消极的一面[4]：他们的人格基本动力一成不变、人格障碍的该种显性表现被消除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促使问题获得彻底解决的刺激物。

面对焦虑的这种无情行径，在许多神经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往往没被识别出来。比如，许多神经症患者在某种情境下表现出攻击性，这种攻击性常被认为是敌意的直接表达，但这也可能是“被攻击”的压力之下的恼羞成怒。然而，某些敌意总是引发焦虑，这就催促他去克服自己的懦弱，于是就将攻击性表现得十分过头。如果忽略这点，便有将恼羞成怒错认为真实攻击的危险。

第三种逃避焦虑的途径是麻痹。这个途径可能是有意识的，甚至依靠酗酒或嗑药。然而，还有很多关联并不明显的方式。其中之一便是出于对孤单的惧怕而投身社交活动，无论是确凿的害怕，还是隐约的不自在。另一种麻痹的方式是投身工作，其特点是工作上的强迫性倾向和节假日中的焦虑不安。无节制地需求睡眠也能达到麻痹的效果，尽管更多的睡眠已无助于恢复精力。最后，性行为成为安全阀，性行为被用来释放焦虑。人们早就意识到了强迫性手淫可能源于焦虑，但事实是所有性行为都是如此。那些主要通过性行为去缓解焦虑的人一旦不能得到性满足——哪怕只是暂时的，就会变得极度焦躁易怒。

第四种逃避焦虑的途径是最激进的：它在于回避所有可能引起焦虑的情境、思想或感受。这也许是个有意识的过程，如害怕潜水或爬山的人避免做这类事。更准确地说，一个人可能知道焦虑的存在并有意识地逃避它。然而，他也可能只是隐隐约约地感知到了或者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焦虑和逃避。例如，他可能拖延事务，这无关于他的知识，而关乎焦虑，如作决议、看医生或写信。或者，他会“假装”——主观地认定——他考虑参与的这些活动（如参与决议、对员工发号施令、与他人分离）并不重要，或者“假装”不喜欢做这些事，并且因而置之不理。因此，一个害怕在派对上被人忽略的姑娘，可能会设法让自己相信她并不喜欢社交聚会，从而彻底避免参加派对。

若要进一步探讨这种自发逃避缘何发生，就得提到抑制作用的现象。抑制作用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无力执行、感受或思考某事，其功能则在于逃避执行、感受或思考这些事时所引发的焦虑。个体既不会觉察到焦虑，也无法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去克服抑制作用。抑制在癔症性功能损失方面的表现最为惊人：癔症性的失明、失语或肢体麻痹。在性方面，性冷淡和性无能也表现出这种抑制，尽管性抑制的结构非常复杂。在心理方面，抑制作用也常出现在注意力、形成或表达观点以及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

我们可以花大量篇幅来列举抑制作用，并详述它们的各种形式和发生频率。然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让读者去回顾自己的相关观察，因为如今抑制作用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倘若它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是很容易辨认的。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简单思考一下意识到抑制存在所必备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会低估它们的发生频率，因为我们有可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种抑制作用。

第一，要觉察到自己的无能，就必须先察觉到我们做某事的渴望。比如，在觉察到抑制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这方面的抱负。人们可能会说，我们至少始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明显不是事实。例如，我们试想，有个人聆听一篇论文并对此抱有批判意见。轻微的抑制会使他怯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严重的抑制则足以阻碍他组织自己的观点，等到讨论结束或第二天早晨，他才组织好自己的观点。甚至，抑制作用竟然能阻碍批判意见出现。而且在这个例子中，即便他确实有批判意见，他也倾向于盲目接受一切言论，甚至表示赞赏，他可能完全意识不到任何抑制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抑制作用到了抑制愿望或冲动的地步，我们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了。

如果抑制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以至于他宁愿坚称这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就会出现第二个阻碍意识的因素。例如，如果某种难以遏制的焦虑与竞争性工作有关，导致他在各种努力之后极度疲惫，那他也许会坚称，他无法胜任这份工作。这种想法保护了他，因为他若承认了抑制，就不得不回去工作，从而使自己陷入令人厌烦的焦虑当中。

第三种可能性将我们带回到文化因素上。如果个人抑制得到了文化的认可，或与现存的思想意识一致，那他可能永远都意识不到抑制的存在。一个对于与女人打交道抱有严重抑制的病人也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觉得自身的行为所依照的是女性神圣不可侵犯的共有观念。对于提出要求这方面的抑制，往往是依据谦逊是一种美德这个教条。对于主导政治、宗教或任何兴趣领域的教条，我们很难观察到这方面的批判性思考，也完全没有觉察到关于惩罚、批判或隔离的焦虑的存在。然而，要评估这一点，我们当然必须极其详尽地了解种种个人因素。缺乏批判思想并不一定暗示着抑制的存在，也有可能是源于一般性的思维惰性、无知，或者因为确实与主导教条一致。

这三种因素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抑制，甚至是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也可能因此无法察觉。但是，即便我们能够意识到所有的抑制作用，我们仍然过于低估抑制作用的发生频率。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的行为反应，尽管这些行为反应并非完全成熟的抑制反应，但它们正走向抑制的顶点。我的观点是：我们仍有能力做某些事情，但与这些事情有关的焦虑会影响我们做事。

首先，从事那些我们感觉焦虑的活动会使我们感到压力、疲乏或筋疲力尽。例如，我的一个病人，她正从上街的恐惧中康复，但她在这方面仍有许多焦虑，周日她出去散步，仍然感觉筋疲力尽。这种筋疲力尽并非由于身体羸弱，因为事实表明她做繁重的家务就一点儿也不疲惫。是外出的焦虑导致她筋疲力尽。这种焦虑已使她尽量减少外出，但仍然足够使她筋疲力尽。许多问题常常被归因于过劳，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由工作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有关工作或同事关系的焦虑。

其次，与某种活动有关的焦虑会导致功能损伤。例如，若一个人有发号施令的焦虑，他的举止风格就会表现得谦卑有礼、唯唯诺诺。再如，骑马的焦虑会致使一个人无法控制动物。而且，对于这一点，意识的程度也大相径庭。一个人可能意识到焦虑使他无法以满意的方式执行任务，或者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再次，与活动有关的焦虑会掠夺其本有的愉悦。轻微的焦虑不至如此，相反，还可能会激发额外的兴致。怀着一定的忧惧玩过山车会更刺激，但强烈的焦虑则会使坐过山车变成一种折磨。有关性关系的剧烈焦虑会使当事人完全无法从中获得快乐，并且，如果他没有意识到焦虑的存在，还会觉得性关系没什么了不起。

最后一点可能令人困惑：我之前说过，厌恶感可能被当作回避焦虑的手段，现在我说的是，厌恶感或许是焦虑的结果。事实上，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厌恶感可能是焦虑的手段，也可能是焦虑的结果。这一点正好揭示了理解心理现象的困难。心理现象是错综复杂并密切相关的，除非我们下定决心考虑无数彼此交织的交互作用，否则在心理学知识上我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探讨如何防御焦虑，并不是为了详细描述所有可能的防御手段。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更多防御焦虑的激进方式。但现在我主要关心的是要证实：没有意识到焦虑的人可能比意识到焦虑的人更焦虑，或者，一个人身上可能存在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的焦虑。与此同时，我还将阐释一些更为普遍的观点，这些观点也许正是读者试图在这里找到的。

因此，简而言之，焦虑也许隐藏在身体不适感的背后，如心跳加速和疲乏；也许躲在大量看似合理、正当的恐惧背后；也许它就是一种隐形动力，驱使我们酗酒或沉没在各式各样的障碍当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它正是我们无法执行或享受某事的原因，而且会发现它是抑制作用背后的促进因素。

我们的文化给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带来了大量焦虑，至于其原因我们将在稍后予以讨论。因此，事实上每个人都建立了我前面提到过的这样或那样的防御手段。一个人的神经症问题越严重，其防御手段越是贯穿并决定他的整个人格，他无法做或不打算做的事情也越多，尽管根据他的生命力、心理能力或教育背景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能够做好这些事情。神经症越是严重，出现的抑制作用也越多，这一点不易察觉却又显而易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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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的《焦虑与本能生活》章节中，对“现实性”和“神经症性”焦虑作了类似的区分，他将前者描述为一种“对危险的有意义的反应”。

[2]这里只是阐述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因素重要性的基本发现的一个方面。

[3]参见桑德尔·雷多的《一个过度焦虑的母亲》。

[4]弗洛伊德总是通过强调症状的消失并非治愈的充分迹象来突出这点。

[5]舒茨·汉克在《精神分析导论》中曾特别强调“空隙”的至关重要性，即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的差距和神经症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