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冲突情境能够完全解释某种焦虑。然而，如果我们在人格性神经症中找到了产生焦虑的情境，要想解释敌意为何在那种情况下出现和被压抑，就必须参考先前已有的焦虑。于是我们会发现，先前的焦虑又反过来产生于先前的敌意，以此类推。想要弄清整个发展过程是怎样开始的，我们就不得不回到童年时期。[1]

我极少处理童年经历的问题，这将是其中一次。精神分析文献按惯例都会提到童年，我之所以较少提到，并非因为跟其他精神分析作家相比，我认为童年时期的经历没那么重要，而是在这本书中，我处理的是神经症人格的现实结构，而不是导致神经症人格的个人经历。

在调查大量神经症患者的童年史时，我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是环境，这个环境在各种组合中表现出下列特点。

基本罪恶必然是缺乏真挚的温暖和情感。一个小孩，只要他内心感到被需要、被爱，他就能承受很多常被称为“创伤”的事情，诸如突然断奶、偶然性的殴打、性经历等。不用说，小孩可以敏锐地感觉到这份爱是否真诚，任何虚假表现都无法欺骗他们。一个孩子之所以没有感受到足够的温暖和情感，主要原因是父母因自身的神经症而没有能力给予他。大多数情况下，在我的经验中，温暖的基本匮乏是受到了遮盖的，并且父母声称自己所想的都是孩子的最大利益。一位“完美”母亲的教育理论、过度关心或自我牺牲的态度，是产生某种氛围的基本因素，这种氛围比其他任何事物更为未来的极度不安感奠定基础。

再者，我们在部分父母身上发现各种不免激起敌意的行为或态度，如拿其他孩子作比照、不公平的责骂、态度在过度放任和武断拒绝之间无常变换、不兑现承诺等，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小孩需求的态度，从一时照顾不周到一贯阻碍小孩最正当的渴求，诸如干涉友谊、嘲笑他们独立的思考、糟蹋他们的兴趣追求——不管这个兴趣是艺术、体育还是机械方面的。总之，父母的这些态度，就算不是有意的，也会在效果上确凿地打碎孩子的愿望。

有关儿童敌意引发因素的精神分析文献，强调的主要是儿童愿望的挫折——尤其是性领域的愿望以及嫉妒。有可能，婴儿期敌意的出现，部分是因为令人生畏的文化态度，这些态度关乎一般性乐趣，尤其是婴儿期的性活动，不管这种性活动是关于性好奇、手淫还是与其他儿童的性游戏。但是，挫折肯定不是反抗性敌意的唯一来源。观察显示，儿童无疑与成年人一样，如果他们觉得剥夺是正当、公平、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他们可以接受很多剥夺。例如，只要父母不对小孩施加过度的压力，也不用或轻或重的残酷手段来胁迫他，他们并不会介意卫生教育。小孩也不会介意偶尔的惩罚，只要总体而言感觉自己是被爱的，或只要惩罚是公平的，而不是带着刻意的伤害或羞辱。很难评判这种挫折是否会触发敌意，因为在对小孩强行实施剥夺的环境中，往往也会出现很多其他刺激因素。重点不在于挫折本身，而在于这种挫折是——精神上——强加的。

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将重点放在这种挫折可能带来的危险上，导致许多父母甚至比弗洛伊德本人还坚持这种观念，只要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伤害孩子，就会避免对孩子有任何干涉。

和成年人一样，嫉妒肯定是儿童强烈敌意的来源。毫无疑问，兄弟姐妹间的嫉妒[2]和对父母某一方的嫉妒，都会在神经症儿童那里激起反应，或不断给他们的未来生活造成影响。然而，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引发嫉妒的条件是什么。是否像在手足之争和“俄狄浦斯情结”中观察到的那样，嫉妒反应一定会发生在每个儿童身上，还是说需要一定的条件？

弗洛伊德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过“俄狄浦斯情结”。他发现，对父母某一方强烈的嫉妒能以同样足够破坏性的方式唤起恐惧，还有可能持续地干扰性格的形成及其人际关系。这种现象常常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被观察到，他认为这是普遍现象。他不仅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就是神经症的核心，还尝试着在此基础上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结现象。[3]令人质疑的正是这种推理。在我们的文化中，某些嫉妒反应的确容易产生在手足关系和亲子关系中，正如它会出现在任何紧密生活在一起的群体中一样。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具有破坏性和持续性的嫉妒反应（当谈到“俄狄浦斯情结”或手足之争时，我们想到的正是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中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极为普遍，更别提其他文化了。它们总的来说是人类的行为反应，但人为地构成了儿童的成长环境。

在后面讨论神经症嫉妒的一般内涵的时候，我们将会详细探讨哪些因素是引发嫉妒的原因。在此只能说，温暖的匮乏和高强度竞争都会促成这个结果。此外，那些制造这种氛围的神经症父母往往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他们缺乏满意的情感关系或性关系，并由此倾向于把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爱的对象。他们将自己的感情需求释放到孩子身上。尽管他们的情感表达并不总是带有性的色彩，但至少是充满感情的。我十分怀疑，在亲子关系中的性暗流是否会汹涌到产生潜在障碍的地步。但至少在我所知道的案例中，神经症父母都全面体现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占有和嫉妒，软硬兼施地迫使孩子进入这种狂热的依恋之中。[4]

我们一直觉得，与家庭或某些家庭成员的敌对对于儿童的发展来说是不幸的。如果这个孩子不得不与神经症父母的行为作斗争，那当然是不幸的。然而，如果这种对立有很好的理由，那么，这个孩子性格扭曲的危险便不完全在于感受或表达这种抗议，而是压抑它。压抑批判、抗议或指控会引发很多危险，其中一个便是这个孩子倾向于把所有错误推到自己身上，并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后面我们会探讨这个情境的内涵。这里所指的危险是压抑敌意可能会产生焦虑，而被压抑的敌意可能会像我们所讨论的那样蓬勃发展。

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小孩之所以会压抑敌意，其原因根据不同程度和组合所起的作用不同，主要包括无助、恐惧、爱或内疚感。

儿童的无助常常只被当作一个生物学因素来看待。尽管这个孩子事实上长年累月地依赖着他人实现自身需求，与成年人相比，他们的体力不充沛，经验也不丰富。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过于强调生理的因素。在这个小孩人生的头两三年以后，会发生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即从生物学意义的依赖占优势转变到心理、智力和精神生活的依赖。这个转变会一直持续到他进入成年早期，直到他能够自主掌控人生。然而，孩子依赖父母的程度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这完全取决于父母想在后代教育中达到什么目标：是想使孩子强壮、勇敢、独立、有能力处理各种状况，还是只想庇护孩子，使他温恭驯良，让他一直对人生一窍不通，或者简单说，把他当婴儿看待直到他二十岁或者更晚。对于成长于不利环境中的孩子，无助感常常会被人为地强化：恐吓、骄纵，或者使他进入并停留在情感依赖的阶段。一个孩子被弄得越无助，他就越不敢感觉或表现对立，这种对立也就被推迟得越久。在这种情况下，其根深蒂固的想法（或者我们称为“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需要你。

恐惧也许直接产生于威胁、禁律和惩罚，以及脾气爆发或目睹暴力场面；也许产生于间接恐吓，例如向孩子展示生活中的巨大危险：病菌、街上的车、陌生人、没受过教育的孩子、爬树等。一个孩子被弄得越忧虑，就越不敢表现出甚至是感觉到对立。这里的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害怕你。

爱也许是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缺乏真诚的情感时，父母常常会在口头上大肆强调，他们有多么爱这个孩子，他们是如何为他呕心沥血。一个小孩，尤其当他在其他方面受恐吓时，可能会牢牢抓住这种爱的替代品，并且害怕表现得叛逆，以免失去了温顺所换来的奖赏。在这种情况下，其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害怕失去爱。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孩子之所以压抑对父母的敌意，是因为他害怕任何敌意的表现都会破坏他和父母的关系。他很显然是出于害怕这些强大的巨人会抛弃他，撤走他们那些令人安心的仁义善举，或与他反目。况且，我们的文化常常让小孩为敌意或对立的感受或行为感到内疚。也即是，如果他表现出或感觉到对父母的愤恨，或是他违反了父母制定的规则，就要让他看到自己的可恶或卑劣。这两个内疚感的原因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越是让孩子为侵入禁区而感到内疚，他就越害怕自己会对父母怀恨在心或者指责他们。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领域最容易出现内疚感。不管这种禁令是无声的沉默，还是威胁和惩罚，孩子往往不仅觉得性好奇和性活动是被禁止的，还觉得如果他纵情其中是肮脏可鄙的。如果对父母中的哪位有任何性幻想和性渴望——尽管如同对性持严峻态度的一般人那样没有被表达出来，但还是会使孩子感到内疚。在这种情境中，其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如果我怀有敌意就会是个坏孩子。

以上提到的这些因素的任意组合，都可能使一个孩子压抑自己的敌意，并由此产生焦虑。但是，每种婴儿期焦虑最终都必然导致神经症吗？我们的知识还没有超前到充分解释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婴儿期焦虑是一个必要因素，但并非神经症发展的充分原因。大概有利的环境会预先阻断明显的神经症形成，比如环境的早期改变或其他抵抗性因素。然而，若如通常情况，生活环境并不利于削减焦虑，这种焦虑不但会继续存在，而且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它还将逐渐恶化，并在恶化的过程中启动所有形成神经症的流程。

这些因素也许会影响婴儿期焦虑的加重，其中有一个因素我认为应当予以额外考量。敌意和焦虑反应是只限于不得已的环境，还是恶化为针对所有人的敌意和焦虑，这是极为不同的。

如果一个小孩足够幸运，比如有一个慈爱的奶奶、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师和一些好朋友，也许就足以阻止他对所有人都抱有坏的期待。但是，一个小孩在家庭中的经历越艰苦，不仅越容易对父母和其他孩子产生愤恨，还越容易发展出对所有人的不信任和刻毒态度。越是孤立他，越是阻止他自我体验，就越是会推进这种恶化。最后，他越是掩盖自己对于家庭的恶意，例如跟他父母的态度保持一致，就越会把他的焦虑投射到外部世界，由此认为“社会”通常是危险、可怕的。

对于“社会”的普遍焦虑也可能逐渐发展或增长。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在与别人交往中不敢表现得像他人一样有魄力或有进取心。他已经失去了被人需要所带来的极大快乐，甚至会将并无恶意的调侃当成残酷的拒绝。他会比别人更容易受到伤害，更没有自我防御的能力。

由我提到的这些因素或类似的因素所培养或引发的状况是：他会在“敌对社会”中感到孤独和无助，这是一种潜在增长的普遍感受。对个人挑衅的强烈个体反应，凝结成一种性格态度。这样的态度不足以构成神经症，但是可以随时演进为神经症的肥沃土壤。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的重大作用，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在精神分析中，通过研究种种个体形式不同的焦虑就会认识到，基本焦虑潜存于所有人际关系之中。现实原因可能会激起个体焦虑，即便现实环境中没有特定的刺激，基本焦虑依然会持续存在。如果把神经症情景整体比作一个国家的政治动乱状态，那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就类似于对政治制度潜在的不满和抗议。表面化的表现在某个个案中可能完全缺失或更加多样化。在国家中，它们表现为暴乱、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同样在心理学领域，焦虑的形式可能以各种不同的症状表现出来。但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挑衅，神经症的所有表现都源自一个共同的背景。

在单纯的情境性神经症中就没有基本焦虑。这种神经症由对现实冲突情境的神经症反应构成，而这部分人的个人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以下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案例，它常常发生在心理治疗的实践中。

一个45岁的妇女向我诉苦，说她夜间会有心跳加速和焦虑的状况，还会大量流汗。但我并没有获得任何器质上的发现，所有证据都表明她是一个健康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热心正直的女人。20年前，迫于环境的压力而非个人意愿，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25岁的男人。他们曾经生活得很快乐，性方面也很满足，有三个发育得特别好的孩子。她曾经勤勤恳恳，勤于持家。但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她的丈夫逐渐变得古怪暴躁并且性事不济，她一直默默忍受着，没有出现任何神经症反应。问题出现在七个月前，一个讨人喜欢的同龄适婚男子向她献殷勤。她开始对年迈的丈夫感到不满，但考虑到自己的整个心理和社会背景以及基本良好的婚姻关系，她彻底压抑着这种感受。经过几次会谈之后，她能够直面这个冲突情境了，并因此不再焦虑。

比较人格性神经症与单纯的情境性神经症的个体反应，最能揭示出基本焦虑的重要性。后者出现在健康人身上，他们出于各种合情理的缘由而无法自觉处理冲突情境，即是说，他们不能面对冲突的存在和实质，由此不能作出一个明确的决定。这两种神经症类型有一个突出的差别，即情境性神经症很容易获得治疗效果，而在人格性神经症中，治疗不得不在巨大的困难中开展，因而要持续相当漫长的时间，有时甚至会跨越病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对情境性神经症的理解性探讨往往不局限于症状方面，还包括针对性治疗这个领域。在其他案例中，针对性治疗是通过改变环境来消除障碍的。[5]

因此，我们可以在情境性神经症中找到冲突情境与神经症反应间的充分关联，而在人格性神经症中大概找不到这种联系。由于基本焦虑的存在，即使是最轻微的挑衅也会引发最强烈的反应，在后面我们将看得更详细。

尽管，焦虑的表现形式或应对措施无穷无尽，并随着个体的不同而变化多端，但基本焦虑在任何个体身上都基本一致，只是在程度和强度上有所不同。可以大致描述为感觉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有生命危险，置身于一个虐待、欺骗、攻击、羞辱、背叛和嫉妒的社会。我有一个病人，她不由自主地画出了这种感受，画中，她坐在正中央，是一个小小的、无助的裸体婴儿，周围是正准备攻击她的各种险恶的怪物、人类和动物。

在精神病人中，我们总是会发现，他们对这种焦虑抱有相当高的意识程度。在偏执型病人身上，这种焦虑仅限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精神分裂症病人则对周围世界抱有敌意取向的敏锐觉知，以至于他们往往会把别人的示好当成是潜在的敌意。

然而，神经症患者很少能觉察到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至少觉察不到其在整个人生中的分量和意义。我的一个病人在梦里看到自己是一只老鼠，为了不被踩到而不得不躲在洞里，她绝对真实地描绘了她在生活中的表现，并丝毫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害怕每个人。她还告诉我她不知道什么是焦虑。对所有人的基本不信任也许会被浅表的信念所掩盖，即认为所有人都十分讨人喜欢，同时敷衍地与别人保持良好关系。之于所有人的极度蔑视也许会伪装成不吝赞美。

尽管，基本焦虑与人有关，但它有可能完全摆脱个人特征，转化成一种受到暴风雨、政治事件、病菌、意外事故威胁的感觉，或是一种命中注定、在劫难逃的感觉。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不难发现这些态度的依据，但不经过非常认真仔细的精神分析工作，不能使神经症患者自身意识到，他的焦虑实际上与病菌之类的事物无关，而是与人有关，并且认识到，他对于他人的恼怒并非一种之于某些现实挑衅的适度且正当的反应，并且这种恼怒表明他实质上对别人抱有敌意和不信任。

在阐述神经症基本焦虑的内涵之前，我们还需探讨一个问题，很多读者可能都有这个疑问。对人的基本焦虑和敌意被描述为神经症的基本组分，尽管程度更轻，但这种基本焦虑和敌意难道不是我们所有人都暗怀着的“正常”态度吗？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观念。

如果“正常”是基于普遍的人类态度来说的，那依据德国哲学和宗教语言所称的“受造者的焦虑”，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基本焦虑是一个正常的必然结果。这个习语揭示的是：事实上，在比自身更强大的力量面前，如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意外事故等，我们所有人都是无助的。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这点，是在童年时期面对无助之时，但这种认识在我们的整个人生当中都会存在。这种“受造者的焦虑”与基本焦虑一样，都含有面对强大力量感到无助的成分，但这种无助并不必然意味着敌意。

然而，如果所谓“正常”所基于的是我们的文化态度，我们大有可能会说：总体来说，只要我们文化中的某个人的生活不是太过于受到庇护，当他成熟了，经验便会使他对别人更矜持，并使他更熟知一个道理——通常人们的反应并非直截了当，而是由怯懦和私利决定的。如果他是诚实的，他就会把自己也算进去；如果他不是，他就会更清楚地在别人身上看到这些东西。简而言之，他会形成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必然与基本焦虑有关。但也会有所差异，健康的成熟个体不会对这些人类缺陷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基本神经症态度中的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他仍然有能力给予某些人很多真挚的友谊和信心。也许，这种差异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健康人的许多不幸经历都发生在他有整合能力的年龄，而神经症患者的这种经历发生在他无法驾驭的年龄，并且由于此种无助，他对这些经历始终怀有焦虑。

在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上，基本焦虑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意味着情感孤立，当情感孤立与自身的内在软弱感受一致时，他一定会感到更加难以忍受。这意味着自信的根基受到了动摇。它携带着潜在冲突的因子，这是一种渴望他人帮助却不可得的潜在冲突——由于他对别人极度不信任且心怀敌意。这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他感觉自己期望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使自己受保护、受照顾；又由于基本敌意的存在，他心怀太深太深的不信任，以至于无法实现这个愿望。其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他不得不将绝大部分精力花在获取安全感这件事情上。

焦虑越是无法忍受，相应的保护性手段就越彻底。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人会有四种用来自我保护进而对抗基本焦虑的主要方法：感情、服从、权力、回避。

第一种，获取任何形式的爱，这也许被用作对抗焦虑的有力保护措施。座右铭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第二种，根据是否有关于特定的人或制度，可以大致细分。它有一个特定的焦点，例如服从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某种宗教仪式或某些权威人士的强令。遵守这些规矩或遵从这些要求成了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种态度也许会采取必须“表现良好”的形式，尽管“良好”的含义随着他所遵从的要求或规矩而有所不同。

如果这种服从的态度并不附着于任何制度或人，它就会采取更加普遍的形式，即服从所有人的潜在愿望和避免所有可能激起愤恨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压抑住个人的一切需求，压抑住对他人的批评，甘于让自己不加防备地被侮辱，乐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帮助别人。他们有时也会意识到是焦虑引发了他们的行为，但通常都浑然不知，还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由于慷慨或献身的理想已经发展到放弃自身愿望的地步。无论是特定形式还是一般形式，服从的座右铭都是：如果我让步了，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也许，服从的态度同样能经由爱来达到获取慰藉的目的。如果对一个人而言，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人生中的安全感都依赖于此，他就会甘于付出一切代价，这大体上就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愿望。然而，更为常见的是一个人没法相信任何感情，他的遵从态度就并非直接指向赢取感情，而是赢取保护。有些人只能通过绝对服从去获取安全感。他们身上的焦虑是如此强烈，对感情的不信任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完全将感情拒之门外。

第三种对抗焦虑的保护性措施是获取权力：试图通过获得现实权力或成功、占有、赞美或智力上的优越感来实现安全。这种保护性努力的座右铭是：如果我有了权力，就没人可以伤害我。

第四种保护性手段是回避。上述保护性措施普遍乐意与世界作斗争，愿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面对外部世界。然而，回避也是保护手段的一种。它并不意味着进入荒漠或彻底与世隔绝。它意味着当别人影响到他的外部或内部需求的情况下，设法从他人那里获取独立。例如，外部需求上的独立也许能通过累积财富而实现。这种累积财富的动机完全不同于追求权力或影响力的动机，并且在财富的享用上也有所不同。只要他积累财富是为了独立，就往往会因过于焦虑而无法享用财富，并以一种吝啬的态度保护财富，因为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保卫财富以防备所有的不测。在表面上独立于他人的另一个手段是将个人需要最小化。

在内部需求上的独立可见于试图与他人在情感上隔离开来，因为如此一来就没什么可以伤害他或是让他感到失望的了。这意味着扼杀自己的情感需求。隔离的其中一种表现就是对什么都不屑一顾，包括他自己，这种态度常见于知识界。不重视自己不代表觉得自己不重要。事实上，这些态度可能是相互对立的。

回避与服从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因为二者都有关于声称放弃自己的愿望。但后者的弃权是为了“表现良好”，或是为了感觉安全而遵从他人意愿，但在回避措施这里，“表现良好”完全不重要，弃权是为了从他人那里获得独立。在这里，座右铭是：如果我回避了，就没什么可以伤害我了。

想要评估对抗基本焦虑的保护性手段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性，就必须意识到它们潜在的强度。它们并非来源于渴望实现幸福快乐的愿望，而是出于对安全感的需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如本能有力量或紧要。经验显示，对于“雄心壮志”的追逐所带来的冲击力，跟性冲动一样猛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单独或着重采用这四种手段的任何一种，都能带来安全感——只要生活环境允许实施这些手段而不招致冲突，尽管这些片面的实施总的来说是以人格上的贫乏为代价的。例如，一个采取服从措施的妇女，在要求女性“三从四德”的文化氛围中也许能找到和平，并得到许多次要的满足。如果一位君王不懈追求权力与财富，其成果也许是一颗安心丸和一个成功的人生。但事实上，直击目标往往事与愿违，因为这种要求太过分或太轻率了，以至于必然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冲突。更常见的是，从深潜的焦虑中寻求安全感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而是有好几条彼此背反的路。因此，神经症患者可能同时被迫掌控每个人而又渴望得到每个人的爱，被迫服从他人而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被迫脱离群众而又渴望他们的喜爱。正是这种种冲突的完全无解使其成为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中枢。

最容易产生冲突的两种努力是对爱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加细致地讨论这些内容。

我所描述的这些神经症结构，原则上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矛盾：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基本上是源于本能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超我”中那些表现。不过，虽然我赞同个人追求与社会压力的冲突之于每种神经症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充分条件。个人渴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引发神经症，但它可能给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制约，即导致片面地压抑渴望，或用最笼统的话来说，会带来切切实实的痛苦。只有当这种冲突引发了焦虑，只有当减缓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造成了同样迫切却不相容的防御性倾向之时，才会引发神经症。

* * *

[1]在此我并未涉及一个问题，即治疗究竟需要追溯到多早期的童年。

[2]戴维·利维：《兄弟姐妹竞争实验中的敌意模式》，载于《美国精神卫生学杂志》第6期（1936年）。

[3]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4]这些说法大体上是不赞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而是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一种生物现象，而是一种文化条件。因为很多作者都讨论过这个观点，如马林诺夫斯基、波赫、弗洛姆、赖希，我只是稍带提及我们文化中可能引发“俄狄浦斯情结”的因素：性关系冲突导致的婚姻不和谐；父母的过度权威；对小孩性发泄的禁忌；倾向于使小孩保持天真幼稚，让小孩感情上依赖父母，以及以其他方式孤立小孩。

[5]在这些案例中，精神分析既非必要也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