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化获取权力、威望和财富的方式各有不同。它们可能得自继承权，或者来源于个人所具有的某种品质，这些品质受他所在的文化群体的推崇，诸如勇气、老练、医术、通灵、活泼伶俐等。它们还可能来自出色、优秀的行为活动，借力于既有的个性特征或有利的偶然境遇。在我们的文化中，继承财富和财产必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权力、威望和财富必须依靠个人努力来获得，那他就不得不与他人竞争。竞争以经济为中心，覆盖了其他所有活动，渗透到爱、社会关系和玩乐之中。因此，竞争是我们文化中所有人都需要面对的课题，无怪乎它是神经症经久不衰的冲突中心。

在我们的文化中，神经症竞争在三个方面不同于正常竞争。第一方面，神经症患者始终在同别人较量，即使是在不存在竞争诉求的情境之下也是如此。尽管力图超越他人基本上存在于所有竞争情境之中，但神经症患者所较量的人，绝不是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且他的目标也与这些人不同。对于谁更聪明、更有魅力、更受欢迎等这些未见分晓的疑问，他全都不加区分地运用到每一个人身上。他的生活态度可以比作一个正在比赛的骑师，他所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是否领先他人。这种态度必然使他失去或减损对任何其他事物的兴趣。这完全无关于他正在做什么，而主要在于他能从中获取多大的成就，能给人多好的印象，能带来多高的威望。神经症患者可能意识到了他这种与他人较量的态度，也有可能全然不知，只是自动自发地在这么做。他几乎从来都未能完全意识到这种态度对他的影响。

不同于正常竞争的第二方面是，神经症患者不仅是要比别人实现更多的抱负，或比别人更有成就，还希望自己卓尔不群。与此同时，他可能认为，相比之下，他的目标总是最佳的。他可能十分清楚自己受这种急迫的野心所驱使，但更加常见的是，他要么彻彻底底地压抑自己的野心，要么部分遮掩它。就后面这种情况而言，他可能会以为他并不在乎成功，只在乎他所效劳的对象；或者他可能会以为他并不想崭露头角，甘愿屈居幕后；或者他可能愿意承认他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曾经野心勃勃——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曾幻想自己是耶稣基督或是第二个拿破仑，或拯救世界于战乱之中；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曾经想要嫁给威尔士亲王。但他会澄清，自那以后他的野心已经全然消散了。他甚至可能抱怨它消散得太过彻底了，他渴望重拾某些夙愿。如果他完全压抑了自己的抱负，他就很可能会以为野心与他格格不入。只有当某些保护被分析师层层剥开时，他才会回想起自己曾有过如此浮夸的幻想，或曾有过一些一闪而过的念头——比如自己是业界一流、非凡聪颖或英俊，或者任何有自己在的场合女人没有理由和另一个男人坠入爱河。

这种野心有时会着眼于某个特定的目标：才智、魅力、某种成就或道德。但有时候，野心并不集中在一个确切的目标上，而是扩散到这个人的一切行为和活动中。他必须成为他那个领域中的佼佼者。他可能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发明家，同时又想是一位杰出的医生，还想是一位无与伦比的音乐家。一个女人可能既想在工作领域位列一流，还想做一位完美的家庭主妇和穿戴最佳的女士。这种类型的青少年可能会发现，他们很难选择或追求任何一个职业，因为选择一个意味着放弃另一个，或至少要放弃他们部分的兴趣爱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很难同时精通建筑学、外科手术和小提琴。这些青少年还可能会心怀过于美好的期望开始他们的工作：像伦勃朗一样绘画，像莎士比亚一样写戏剧，刚在检验室工作就能精确地完成血球计数。过高的志向使他们期盼短期就能变得有所成就，因而很容易泄气和失望，并很快放弃努力而开始其他事业。很多有天赋的人正是这样终生挥霍精力的。他们的确极具天赋，能在各种领域有所成就，但由于对所有领域都有兴趣和野心，他们没法始终如一地追求任何目标；最终，他们一无所获，自己的优秀才能也因此付之东流。

无论是否意识到了这种野心，他们往往对任何挫败都非常敏感。即便是成功了还是会觉得失望，因为还没有达到他们好高骛远的期望。例如，科学论文或著作获得了成功，但没有在《泰晤士报》上引起轰动，而只吸引了一部分人的兴趣，就可能令他失望透顶。这类人通过了一项非常难的测试，他们又会觉得其他人也通过了这项测试，故意贬损自己的成绩。这种对于失望的固执倾向也是这类人之所以无法享受成功的原因。之后我还会讲到其他原因。自然而然地，他们必然会对任何批评都极为敏感。很多人在第一本书或第一幅画之后，就无法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了，因为即使是再轻微的批评也会让他们萎靡不振。许多潜在的神经症第一次显现出来，就是因为上级的批评或遭遇失败，尽管批评或失败本身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或至少是与所出现的心理问题不相称的。

第三方面不同于正常竞争的地方在于神经症患者的野心中隐藏着敌意，他的态度是：“只有我才可以是美丽迷人、才华横溢、飞黄腾达的。”敌意必定存在于任何激烈的竞争当中，因为一个竞争者的胜利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败。事实上，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存在太多颇具破坏性的竞争，以至于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人们不愿称这种潜藏的敌意为神经症的特征。这几乎是一种文化模式。然而，就神经症患者而言，该种敌意的破坏性方面比建设性方面更强大：对他来说，看到别人被打败比自己获得成功更重要。更确切地说，具有神经症野心的人，似乎打败别人比自己获得成功更加重要。实际上，他自己的成功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但由于他在成功方面有强烈的抑制，正像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因而唯一为他敞开的路就是优秀出众——至少是树立优越感：贬低他人，或把别人拉到他的水平或更低。

我们文化中的竞争，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或荣耀，或是制约一个潜在的对手，权宜之计通常是努力损毁对手。然而，神经症患者贬抑他人行为的背后是一种盲目、不加区分的强迫性驱策力。即便他知道别人之于他并没有实际的危害，甚至挫败他人明显有违自己的利益他也会这么做。他的感受可以说成是一个清晰的信念：“只有一个人能成功”，这也是“只有我才应成功”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破坏性冲动的背后，可能暗藏着大量的紧张情绪。例如，一个正在写戏剧的男子，当他听闻自己有个朋友也在写戏剧，就会陷入盲目的狂怒当中。

挫败他人努力的冲动可能会出现在很多人际关系中。一个有过度野心的小孩，可能会想要挫败父母为他付出的所有努力。如果父母要求他仪态举止和社会成就方面的事，他就会做出舆论哗然的事情来。如果他们致力于他的才智发展，他可能会对学习产生严重的抑制，以至于像个低能儿。这就使我回想起，曾有两对年轻的父母送来疑似低能的孩子，然而不久之后便证明这些孩子其实极具能力与才华。他们想要挫败父母的事实明显体现在他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精神分析师。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有时会假装不懂我的意思，我曾经因此而怀疑自己对她的智力所作的判断，直到我发现，她跟我玩的正是她曾用来对抗父母和老师的相同把戏。这些小孩其实都志壮干劲儿高，但在治疗初始，他们的志气抱负都被破坏性冲动给湮没了。

同样的态度也会出现在课堂上，或是任何治疗中。上课或接受治疗，对于他的个人利益原本是有好处的。然而，在这类神经症患者看来，由于自身的竞争意识，挫败或阻碍老师或医生的努力变得尤为重要。并且，如果只在自己身上就能证明一切徒劳无益，达成目的，他无疑会很乐意地付出代价，哪怕是装作病恹恹或愚昧无知。无须说，这个过程是无意识的。对于这样的人，他会有意识地认为，老师或医生确实是没有能力的，或者并不是适合他的人。

因此，这种类型的病人非常害怕分析师会治愈他。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来挫败分析师的努力，尽管他这么做显然会使自己的目的落空。他不仅会误导分析师或是保留重要信息，甚至会坚持顽固不化的态度，或只要有可能就竭力使情况变得更糟。他不会告知分析师任何进步——即便偶尔有所吐露，也是万分不情愿或者以一种抱怨的方式，或者是把进步或任何收获都归功于某些外部因素，诸如气温的改变、吃了阿司匹林、阅读了一些东西等。他不会听从分析师的任何指导，尽力证明分析师错了。或者，他会把分析师的建议当作自己的发现提出来，而这个建议他当初曾经激烈反对。后面这种行为也常常在日常事务中观察到；它构成了无意识剽窃的动力，许多优先权的斗争都是基于这种心理。这类人无法容忍他本人提不出来新的想法。他会坚决贬损任何不是他提出来的倡议。例如，他会反感或拒绝一部电影或一本书，如果这碰巧是他的竞争对象提出来的。

如果所有这些反应在分析的过程中逐渐被意识到，神经症患者就可能在一次精彩的分析之后公然大发雷霆：在办公室里大摔东西、大喊大叫地侮辱分析师。或者当一些问题获得澄清之后，他会立刻指出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即使他的病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且理智地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他还是会抗拒任何表达感激之情的冲动。“忘恩负义”的现象也可能存在其他原因，诸如害怕承担责任，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是一种对于不得不赞赏他人的羞辱感。

这种挫败冲动会引发大量的焦虑，因为神经症患者会自觉自发地认为：别人被打败后会和他一样痛苦，一样怀恨在心。因此，他担心伤害别人，执意认为他的挫败倾向实际上是合情合理的，从而不让自己意识到这种倾向。

如果神经症患者具有强烈的贬损态度，他就很难形成任何正面的观点，很难采取任何正面的立场，或作出任何建设性的决定。一个关乎某人某事的正面观点，很可能被任何人的哪怕是一丁点儿负面言辞粉碎，因为哪怕是一件小事也足以激起他的贬损冲动。

权力、威望和财富的神经症追求中所有破坏性的冲动都可能成为竞争的一部分。在我们文化下的普遍竞争之中，哪怕正常人也可能表现出这些倾向，但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冲动十分重要，不管这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和痛苦。在他看来，羞辱、剥削或欺骗他人的能力是一个树立优越感的过程，如果他失败了，则是一种挫败。如果他不能利用别人就会勃然大怒，而这种愤怒正是基于这种挫败感。

如果个人主义的竞争精神盛行于某个社会，那就很容易损害两性关系，除非男性和女性的生活范围是严格分隔开的。然而，由于这种破坏性的特征，神经症竞争导致的劫难往往比普通竞争更严重。

在爱的关系中，神经症患者挫败、压制和羞辱对方的倾向极具重要性。性关系要么变成压制和贬低对方的一种手段，要么变成被对方压制和贬低的一种方式，这个特点与性的本性全然相悖。在男性的恋爱关系中，最常出现弗洛伊德称之为分裂的情境：一个男人在性方面只为低于他标准的女性所吸引，而对于他喜欢和倾慕的女性，既没有渴望，也缺乏性能力。对于这类人，性关系与羞辱倾向密不可分，因而面对他爱的人，或是他可能爱上的人，他会迅速压抑性渴望。这种态度常常起源于他的母亲，他所爱的人会使他感到羞辱，还会使他想要羞辱回来，但出于恐惧，他把这个冲动藏匿于一种过度的爱慕之中，这种情况常常被称为固着。为了今后的生活，他找到一种解决途径，即把女性分成两类；对于他喜欢的女性，其表达敌意的方式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挫伤她们。

如果，这样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交往，而这个女人在地位或人格上跟他平起平坐，或是更优越，他就会常常暗自为她感到羞耻，而不是感到自豪。他可能会为这种反应感到异常困惑，因为在他的意识中，这个女人并没有因为发生了性关系而失去价值。他所意识不到的是，他想要通过性关系来贬低一个女人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情感上，他觉得这个女人已经变得拙劣不堪。因此，对她感到羞耻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反应。一个女人，同样可能毫无缘由地对自己的爱人感到耻辱，表现方式是不想被人看见自己跟他在一起，或对他的优秀品质熟视无睹，因而对他的欣赏不如他实际应得的。精神分析揭示了她具有这种贬低伴侣的无意识倾向[1]。通常，她对于女性也有这些倾向，但出于种种个人原因，这些倾向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尤为突出。这些个人原因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对受偏爱的哥哥的怨恨、对懦弱父亲的轻视、由于没有魅力的信念而期待被男性拒绝等。同样，她也可能极为害怕女性，以至于想要在她们身上施以羞辱。

和男性一样，女性也可能完全知道自己意图压制和羞辱异性。一个女孩可能出于一个坦率的动机而开始一段恋情，即让男人受控于她。她也可能会诱惑男人，一旦他们回应了她的爱意就抛弃他们。然而，羞辱的渴望往往都不是有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显露于许多间接的形式。例如，在强迫性嘲笑男性的求爱中就表现得很明显。或是采取性冷淡的形式，借此向他表明，他无法带给她满足感，从而成功羞辱他，尤其是当他自己也神经症性地害怕被女人羞辱之时。这种景象的反面情况（常常见之于同一个人）则是感觉因为性关系而被虐待、贬低和羞辱。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女性将性关系视为羞辱是一种文化模式，如果这个关系是合法的、中规中矩的、冷冷冰冰的，这种羞耻感才会有所消减。这种文化影响在最近30年里逐渐减弱，但仍然可以有力地说明为何女性比男性更经常地感到性关系伤害了她们的自尊。这一点也导致了性冷淡，或使她们远离所有男性，尽管她们是渴望与他们接触的。通过被虐幻想或性欲倒错的方式，女性也可能在这种态度中获得次要满足，但她之后就会对男性产生敌意，因为她预感自己会被羞辱。

一个深深质疑自己男性气概的男子，很容易怀疑自己被接受只是因为这个女人需要性满足，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她真心喜欢他；因此，由于这种被虐待的感觉，他会开始怨恨。或者，一个男人可能把女人缺乏回应视为一种无法容忍的羞辱，因而过于担心她能否得到满足。在他自己眼里，这种极度的关怀就是体贴。而另外，他又可能粗鲁、不顾及他人，从而揭示了他对这个女人满足感的关心，只是他自己对抗羞辱感的保护手段。

掩盖这种贬损或挫败动机有两种主要途径：赞美的态度，或通过怀疑论诉诸理智。当然，怀疑论可能是开诚布公地表达既有的理性分歧。只有明确排除了这种坦率的怀疑，才有理由去寻找其隐秘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十分表面化，因而即使只是质问他的怀疑的合理性也有可能导致焦虑发作。我有一个病人，每次会谈都粗鲁地贬损我，尽管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了。之后，当我只是问他，是否真的认为自己怀疑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时，他便陷入严重的焦虑状态之中。

如果贬损或挫败的动机被赞美的态度所掩盖，这个过程就更为复杂了。暗地里渴望伤害和践踏女性的男性，在他有意识的观念中，可能会把女性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总是尝试挫败和羞辱男性的女性，可能沉溺于英雄崇拜。神经症患者的英雄崇拜和正常人的英雄崇拜一样，都可能对价值和伟大有真挚的感受，但神经症患者态度的特殊特征在于它是两种倾向的折中：盲目地崇拜成功，不在乎崇拜的意义，因为他本身就有这方面的愿望；掩饰他对成功人士的破坏性愿望。

某些典型的婚姻冲突也可以根据这一点来理解。在我们的文化中，冲突更经常关乎女性，因为对于男性，有更多煽动他们追求成功的外界事物，也有更多成功的可能性。设想一个英雄崇拜类型的女人嫁给一个男人，是因为他已有的成功或成功的潜力吸引了她。由于我们的文化中，妻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丈夫的成功，只要这个成功持续下去，就会给她带来些许满足。但她处于一种冲突情境之中：她因为他的成功而爱她的丈夫，但是同时又为此而憎恨他；她想要摧毁它，但从另一方面说，她又想要间接地享受它，因而犹豫不决。这样一位妻子，可能背弃她想要摧毁丈夫事业的愿望，通过奢侈挥霍来威胁他的经济安全，通过令人萎靡不振的争吵来扰乱他沉着镇定的心境，通过暗放冷箭的态度来动摇他的自信心。或者，她可能冷酷无情地督促丈夫去追求越来越大的成功，丝毫不考虑他的个人福利——这就暴露出了她的破坏性愿望。这种怨恨可能在任何失败的迹象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尽管在他的成功过程中，她可能曾在各方面都表现为一个充满爱意的妻子，但现在她会跟自己的丈夫作对，而不是帮助他、鼓励他。因为只要她还能够插手丈夫的成功，这种报复就会被掩盖起来，而一旦他表现出挫败的迹象，这种报复就会公然显露出来。所有这些破坏性行为，都可能打着爱和赞美的幌子继续下去。

另外一个熟悉的例子也可以说明爱是如何被用来补偿由野心引起的挫败动力的。有个女人曾经自力更生，精明能干，事业有成。结婚之后，她不仅放弃了工作，还形成了一种依赖的态度，似乎放弃了所有抱负——把这些说成“变成真正的女人”更适宜。丈夫往往感到很失望，因为他期望找到一个同甘共苦的好伴侣，反而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并不协助他的事业，而是让自己委身于他的羽翼之下。经历了这种变化的女性，会神经症性地担心自己的潜力。她隐隐觉得，嫁给一个成功男士或有潜力成功的男子，能更稳妥地达成她自己的抱负，甚至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倘若只是这种情境，还不一定能引起障碍，反而可能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但神经症女人的内心反对自己放弃野心，对她的丈夫产生了敌意，而且根据神经症患者全或无的原则，她不知不觉感到茫然空虚，最终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正如我之前所言，这种反应类型之所以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更常见，其原因可以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找到，我们的文化环境使成功成为男子汉的标志。如果情形反转过来，女性变得比男人更强壮、更聪颖、更成功，男性也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反应，由此可证，这种反应类型并非固有的女性特质。因为我们的文化信仰是男性——除了在爱的领域——应当具有各方面优势。就男性而言，这种态度很少伪装成赞美，而往往十分坦率地表现为直接蓄意破坏女性的利益和事业。

竞争精神不仅影响了男女之间已有的关系，甚至还影响了择偶问题。在这点上，我们在神经症中所看到的，不过是放大了的景象，这些景象在竞争文化中往往是见怪不怪的了。正常的择偶常常取决于对威望或财富的追求，也即是基于性以外动机。对于神经症患者，这种决定因素可能具有全面的主导性，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支配权、威望和支持的追求比一般人更欲罢不能、更不屈不挠；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别人的个人关系——包括与异性的关系，已经严重变质到他无法作出任何恰当选择的程度。

破坏性竞争有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去加深同性恋倾向：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冲动，使一种性别的人完全不与另一种性别的人交往，借以避免平等的性竞争；第二，它所引发的焦虑需要通过安全感去弥补，并且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依附于同性伴侣的原因往往是需要可靠的爱。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如果病人和分析师是同一性别的，就常常能观察到这种破坏性竞争和焦虑与同性恋动机之间的联系。这类病人可能会经历某个吹嘘自己的成就、贬低分析师的阶段。一开始，他会采取一种伪装的形式，伪装到他自己一点儿也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么做的程度。然后他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但他的意识仍然与他的感受脱节，而且他也不知道正在推动他的情绪到底有多么强烈。接着，当他开始逐渐感觉到他对分析师的敌意并感觉越来越不自在——多梦、心悸、坐立不安——之后，他就会忽然梦到分析师拥抱他，然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幻想并渴望与分析师有某些亲密的接触，因此显露出他缓解焦虑的愿望。在病人最终觉得能够面对这种竞争性问题之前，这一系列反应可能都会循环往复很多次。

因此，简而言之，赞美或爱可能会被用来补偿挫败动机，不让自己意识到破坏性冲动，在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建立起无可逾越的藩篱，从而彻底消除竞争；提供一种对于成功或参与成功的替代性乐趣；抚慰竞争对手，从而避免报复。

尽管神经症竞争之于性关系的影响其实远不止于此，但这些讨论已经足以说明它是如何损伤两性关系的。由于在我们的文化中，激烈的竞争破坏了两性之间维持良好关系的可能性，这种竞争又成了焦虑的来源，使得良好关系变得愈加难得，这个问题也因此格外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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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里安·费根鲍姆在一篇论文中记录过这类案例，这篇论文发表在《精神分析学季刊》，标题为《病态的耻辱》。然而，他的阐释跟我不同，因为在最后的精神分析中，他将这种耻辱追溯到阴jing嫉妒。许多精神分析文献中，都将其视为女性的阉割倾向，并追溯到阴jing嫉妒，但在我看来，这种耻辱来源于羞辱男性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