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引人对号入座的心理学著作。

如果你对自己的内心足够敏感，你多多少少能在某个段落、某个例子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当然，找到一两个共同点并不意味着就有神经症。霍妮认为，这些东西是否阻碍了你的发展，以及你是否能正确面对并积极解决它们才是最有效的判断标准。同样，如果你没有找到多少影子也不代表你就是健康的正常人，有可能由于压抑、投射等一系列防御手段，你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的神经症问题了。如果你对自己不太敏感，那就更有可能在书中看到别人的影子。不管怎样，观察总是好的，观察不仅是检验理论效力的方法，也是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必由之路。

在这本书中，霍妮关注的主要是人格性神经症。她把神经症分为情境性神经症与人格性神经症。前者是之于具体情境的暂时性适应不良，并没有表现出神经症人格，施以治疗之后就可以很快有所好转。而人格性神经症的主要问题在于人格的扭曲，一般在童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这类神经症的治愈需要耗费非常漫长的时间。

为了说明人格性神经症的种种问题，霍妮主要比较了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的言行差异，进而据此分析二者背后的动机差异。霍妮认为，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确存在人格上的差异，但这种人格差异是由量变而引起的质变，并非两种毫无关联的性质。因此，在研究神经症相关问题时，如果直接从定量分析着手，就很容易遇到困难。

当然，她也辨析了神经症的某些表现与精神病表现之间的区别，从而表明神经症介于精神病和正常之间。

霍妮认为，虽然神经症具有各种不同的症状，诸如强迫、抑郁、癔症等，但这些病态行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来源于内心深处的各种冲突。这些冲突使神经症患者产生焦虑，为了摆脱这种焦虑，他们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防御措施。可见，焦虑是神经症主要的动力之一，防御是为了调和各种冲突。但由于神经症冲突的矛盾特质，这些冲突其实是无法调和的，从而会进一步加深他们的焦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正是这个恶性循环使神经症症状变得愈加严重。

根据这一观点，她分析了一系列防御措施。防御措施背后的驱动力是神经症患者区别于正常人的关键，即对抗焦虑以获得安全感。这主要表现在神经症需要上，她重点探讨的是对爱的需要以及对权力、威望和财富的追求。

霍妮神经症理论的独创性还体现在基本焦虑与基本敌意这两个概念上。基本焦虑就是对世界的普遍焦虑，它不需要现实刺激源，而是产生于童年的生活环境，尤其是父母所制造的成长氛围，缺乏爱的氛围也会引发基本敌意。这种态度本身并不形成神经症，却是滋生神经症的沃土。她还用政治动乱作比喻：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相当于潜在的不满和抗议，而暴乱、罢工等表现形式则相当于神经症的各种症状。

此外，在这本书中，霍妮还阐述了与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诸多分歧。她师从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又凭借自身非凡的洞察力，成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著名女性领袖人物。她认为，童年经历与生理因素对于神经症的产生和发展确实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共同基础，尤其是人格性神经症的共同基础，仍然是社会文化因素。正是文化中固有的困境，造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也就是说，神经症是文化与时代的副产物。

社会和文化都离不开人，人也无法脱离环境，这么说来，神经症的出现似乎是人类作茧自缚的结果。但不管怎样，霍妮在书末将神经症患者比作文化的“继子”，这个比喻真是再精准不过了。

然而，如果将神经症的共同决定因素归为文化与时代，我们就不得不思考，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跨越，这个理论是否始终成立。另外，循着这套方法去剖析神经症，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文化与时代下的思想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寻得一丝心灵的自由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