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哲人泰戈尔说：“希腊文化发生于海隅小城市，——都市的城壁暗示‘占有’的冲动，他视‘自然’为敌；譬如行路的人，以大道为障碍人与目的之间的远度。印度文化发生于森林温地，——长枝漫叶；起居感受于其中，增长‘融洽’的精神，他视‘自然’为友；譬如行路的人，以大道为人与目的之间的因缘，——实在就是目的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协调，为将来的文化；浓郁的希望，仁爱，一切一切……由忿怒而至于喜乐……”

俄国的白林寒雪，旧文化的激发性也是当然；他视“自然”为邻人；偶然余裕，隔篱闲话家常，——封建遗化农村公社的共同寂静恭顺的生活；有时窘急，邻舍却易生窥伺，——西欧的顽皮学生，市侩主义维新后之传染病。中国的长河平原，感受无限制的坦荡性；他视“自然”为路人：偶然同道而行，即使互相借助，始终痛痒漠然。俄国无个性，中国无社会；一是见有目的，可不十分清晰，行道乱投，屡易轨辙；一是未见目的，从容不迫，无所警策，行道蹒跚，懒于移步。万流交汇，虚涵无量，——未来的黄金世界，不在梦寐，而在觉悟，——觉悟融会现实的忿，怒，喜，乐，激发，坦荡以及一切种种性。

是久远久远的过去话，也许是遥远遥远的将来之声。

如此，不得不有以系连之：“爱”。

人远离包涵万象的自然，舍弃永久的基础，只在人造的铁网间行走，——这或是跳舞矫作姿态时，或是乘橇下峻坡耳；他不得不步步勉力自求保持身量之均势；偶然得一休息地，反暂时感觉一隐隐的傲意：“我对于外界的自然，很能有强力的克服他。”自然，自然，不能永久如此，如此强勉。……

“我”与“非我”相合，方有共同之处可言。“我”与“非我”相对，只觉个性之独一无二。

儿童酷好游玩，诚然不错，然而他假使不知道有“母怀”可返，游玩便成迷失，渐觉可怕；我们个性的高傲，假使不能从“爱”增高其质性，他便成我们的诅咒。

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