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尔顿将勇力分作两类：一是身体的勇力，一是道德的勇力。

“身体的勇力轻视一切危险，可供一个人在一条道上敢作敢为；而道德的勇力却轻视一切意见，可供一个人在他人中间敢作敢为。前者于军营里似有最多的需要，而后者是在议会里有最多的需要。”

他所举的军营、会议，不过是大概言之。实则以身体的勇力施之于用武之场，道德的勇力做人格的试验。分开看像彼此无关，合起来才真是大勇。所以他又断定：

“但造成一伟大人物两者俱不可缺。”

中国古哲人以“勇”与“智”、“仁”相提并论，并列为三达德之一。而以知耻为勇力的来源，是更进一步认明“勇”在人类进化史上具有伟大的动力。当然，达德的“勇”即是考尔顿所说的“道德的勇力”，而身体的“勇力”也包括在内。勇健的精神自然发生勇健的行动。凡具“道德的勇力”者绝少有疲懦，畏葸与不知耻的行动。否则无信念，无明确的认识，徒凭一时“暴虎凭河”的身体勇力，缺少精神上的刚健，那能永远保持住自强不息的气魄。考尔顿仅借军营会议的地方表著这两种勇敢，未免拘执。但他不过引此为证，有末语断定，证明他对于真勇的衡量，是与中国古哲人的见解相当。

也正如英文学家约翰孙赞美奋勇者，其担当勇敢由于理性，并非由于机会（by reason, not by

chance），同是一句至理名言，无真认识的勇敢，像“扶得东来西又倒”的醉人，身体上一时的偾兴，经不起时间与试验的磨折。机会，——这由外面来的魔术，会将他弄得苍黄变色。

单凭机会的烧动，如何能炼出真勇的精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