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了十多天的海上生活，难说不令人感觉烦闷。酷热的气候，一望无际的大洋，不停的电扇，吸烟室中的笑语，甲板上的留声机唱出单调的爵士音乐，这类情形偶然有几日尚觉不十分讨厌，不过长期航行在郁热的海面上，天天如此过活，即是有耐性的老人也要叹气。在船上读书，写字，固然可以自作消遣，我却不易办到。意大利邮船的二等经济舱在我们这样的旅客看来已够舒服了。有洁净的房间，宽大的餐厅，一天四顿丰富的饭食，饭后还有一小杯酽酽的黑咖啡。如果你愿意多花几个里拉的话，吸烟室的小酒排间有汽水，果子汁类的冷饮，可以叫来享受。至于晚上有时听听意大利的名曲，与看看美国式的电影，并不须分外花钱——不是吗？这比住上海的中等旅馆合适得多，然而我最感到不快意的便是用笔的问题。

本来，海上生活不是预备人用分析与评判的脑力的，它是希望每个旅客吃的饱饱的，喝的醺醺的，（侍役们第一高兴的事是你要他们的酒，这是他们的小买卖与大厨房毫无关系。）谈天起劲，散步下力，再就是在帆布篷底的大椅上软洋洋地一躺，似睡非睡，静候着吃午后茶的锣声。

看书当然可以，不见有些旅客神气十足地斜坐在甲板的躺椅上把书本当做消遣？他们多半是看小说，杂志——当然有些学士一类的人在读着经济，法律，历史等书。我亲眼看见一个锡兰的黑学生天天攻读一本高等算理的教科书，又一位印度某木学的教授，细心校正他方出版的英文本《大战后的经济趋势》。这真是不易得的勤学之士。话说回来，也不过是好那一门的多看几页就是了，他们也不易极切实地用功，而且有时得大打呵欠，或望着海水发呆。

谁能容易脱却环境的引诱与包围呢？旅人们不管是有什么目的，离开了故国与亲戚，朋友，走上长途，说好听点是“乘风破浪”；其实谁的心是一块硬石头？不同的气候，不同的人群，水色不同的洋面，奇奇怪怪的各种言语，这已足够你感受的了，伺况有泼刺惊跳的飞鱼，有呢喃轻飞的海燕，有热海上分外明的星星，月亮，清晨与黄昏后的霞光。如果你是个诗人，这自然界的情形准可给你添上不少的材料。每隔三天五天，有时须长至八天，才到一个码头，更换更换你的眼界。

这并非是寂寞的旅行，天天有新的希望与变化多趣的观感，然而也因为这全是动的生活，便不容易平静。你若是个书呆子，必要在船上“手不释卷”；考究你的天文，地理，或要精心研究什么政治，经济与哲理的大问题，包管你准得害脑子痛；准会使你饮食减少，精神疲怠……至少我个人是有这样的经验。再说到提笔写文，只可在清早起来瞅空，甲板上阳光还没罩满，吸烟室中一两个侍役正在收拾桌椅的时候，你如有文思倒可写点片段的游记，日记，或信件。其他的时间最相宜于谈话，吸烟，打扑克，听戏片子。毒热的午间，不管海上是怎样的平安，一阵阵的倦意袭来，直想躺着，什么事都不愿干。

长久的沉默，我没有那点耐性；想正经看书作文的念头早被南海中的热风与印度洋上的日光打扫净尽。找一点可以自觉舒畅的事做，除却在夜间看海上的星星，月亮，便是觅伴谈天。

谈天，像是随时可以找到对手的，话可不能这么说。不说是在海上旅行，就是在平常时候谈天也不容易找到有意思的对手。我这里所谓谈天，不是开学术辩论会，也不是作“今日天气好，你从哪里来？……哈！……”那类应酬话。谈天是上下古今，无拘无束，还得要“有味儿”！“有味儿”，这三个字不好讲，有的人自以为学贯东西，识包中外，侃侃而谈，觉得有份道理，说句不合时宜的话，我就怕这一手。尤其是在这么闷气的海上生活中，我不愿意领教这类健谈的套数。

谈天，管它是什么题材：乡间的故事，奇异的风俗，蚂蚁吃大蜘蛛，打疯狗的惨剧……什么都可以谈，只要说的，听的，都感到“有味儿”，是非情理暂且不管。

一个人过着单调生活，真希望能有谈天的对手。可惜咱们的知识分子，不大有谈天的本领。千篇一律的学校生活，政治经济的一般评论，或是学理主义的模糊之影响谈，你与他们谈，不过几十句话，你可以明白那一套的范畴。我一点不敢说，人“三句话不离本行”是偏狭，是囿于所习，其实我也是包在这样范畴中的一个。几乎除了自己所习，所略略懂得那一点的“学问”——就是大量地说“学问”吧——渣滓之外，从那里能够找点“有味儿”的谈天资料。

并不希奇，一个人为生活的力量与识域限定，更无好方法可以使他的谈话有多方的趣味，尤其是终天混在都会中的知识分子。

同等舱的西洋人中有天主教的神父，有娇娆的摩登女子，有在大英殖民地办事的小官员，有到南洋印度去的商人。中国人多是所谓知识分子。但自从由香港上来了九位老乡之后，因为言谈与地域的关系与他们容易接近，于是在难找“有味儿”的谈天对手的沉闷中我觉得十分快乐。

当我由香港的岸上回船之后，很惊奇地发现了同等舱中新添出九位“山东大汉”。每每人家提到这四个字，听的人心目中便立刻想到山东人是粗野，有气力，高个子，说起话来声音笨，甚至于喝烧酒，吃大葱，与江南人的伶巧，温柔，漂亮，秀气成了反比。于是演绎之后，便将“老戆”两个字送与他们了。不会错，这个浑号送与大多数的“山东大汉”倒也合适，而且无论在形体与性情两方，甚至于吃喝的嗜好上都对。

但他们也有他们的“戆”的用处……看他们的行李：柳条包，真正道地国货的小牛皮提箱，巨大的竹网篮，这不合于北平话“干吗呀？”如果是随了这条大邮船到欧洲去的，还用得到网篮一类的国货行装？他们的衣服呢，不错，也穿西装——不甚合式的西装，种种颜色的领带，有的软领歪了，有的裤子上有一些摺纹，粗劲的手指，不很文雅而有时是茫然的神情。几个大肚皮的西洋人不免多看几眼，中国的客人们当然也觉得奇异，应分是deck

passengers，怎么会跑到这舱里来？可是一点不差，人家有船票，有护照，那些白衣亮发的意大利侍者们也只得给他们安排一切。

天气热，在下层的舱中自然不能久待，所以当天晚上我同这几位新客人便有了初次谈话的机会。出人意外的是这群中的一位，近四十岁的，麻脸，厚唇，肩部微拱的大汉，在饭厅里与侍者头目说起俄国话来。

那个侍者头目很会几句英德的照应话，却没人料到也会罗宋话。这位大汉别国话都不懂，但说起罗宋话来十分流利。这一来使满厅的中外男女都向他看，恰巧我坐的方桌上还有一个空位，于是他便来补缺。

以后，船是匆匆地经过新加坡，槟榔屿，哥崙坡，孟买，航行于阿拉伯海上了。在这十余日中，每当午饭与晚饭后，便是我与这几位大汉们谈天的时间。说是大汉，不过仅仅用来作为山东人的代名词而已，其实他们中的头目——老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黑须老头，身个儿比我还矮点，黑巴巴的脸膛，眼角与嘴角的皱纹，一层一叠如同山水画上的荷叶皴。说话老是一字一字地向外发。那点从容的气概，比起“温良恭让”的士大夫阶级中的“君子”还自然。另外一个是他的族孙，这个团体中的秘书先生，一切写信与动文墨事全归他担任。廿九岁，多年前的高小毕业生。很清瘦的面貌，薄嘴唇，与细长的眉毛，是最年轻最文雅的一个。比起他的族叔祖仅仅高有半头。除了这二位之外，其他的几位伙计可真当得起“大汉”而无愧，即讲膂力，我看只有船上的水手能够同他们来一手，至于乘客们，不怕连挺腰凸肚的西洋人算在内，也不全是他们的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