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巧我住的房舱与他们的两个房间极近，每当午睡后或就寝之前，我常常过去喝他们带的中国茶。茶叶自然带着，就是藤子茶壶囤也是从大网篮中取出来的。有时候他们自己向厨房里提开水，把清茶泡酽了，我每次喝便尽两大玻璃杯，比起那饭后的黑咖啡与冷饮来实在够味！因此，我才明白带网篮的好处。因为人多，他们从香港携来不少的水果，一例地让我吃。你们想：在那二十六七天的航行中遇到这些朴厚，勇敢，勤劳而且有趣的老乡，我一道上真减少了许多愁烦。
谈起来，他们与我的故乡还是相距不远的邻县。他们不但是同县而且多住在一个屯里，不止多在一个屯里；又多是同姓，同族，惟有一位王姓，一位刘姓是例外。他们去的地方是荷兰的亚姆司脱丹。去的目的要往那边去推销山东茧绸与烟台女工手制的花边及桌布一类土产品。荷兰，他们都没曾去过，文字，言语亦不懂——虽然他们的每一位都到过很远的地方，每一位都会说一两种外国的应用话。惟有往这陌生的地方去还是第一次。不错，由烟台领的护照，在香港找各国领事签了字，还有通济隆的介绍信，但在船上，他们不懂英德的言文，以及到意大利上岸后的行程，怎样坐车换车与行李的运输，都十分茫然。他们单凭了以前在日本，在南洋，在南美洲，在革命前的俄罗斯的行商经验；凭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热心；——总之，是凭着他们的勇气与冒险的精神，便走上了往欧洲大陆的旅程。
没有人招呼，没有人引导，更没有西洋商人的知识。“闯去，怕什么！咱们哪个没走路碰回钉子，没吃过苦头？有的还是从死里逃生。无非是不会说那英国话罢了，谁管这一回事！……先生，出惯了门，在屯里呆上两年不知怎的不受用。不差，有耕地，地里也还打得出粮米，安安稳稳，这乡下日子咱们还不至于饿死。谁晓得是什么脾气？老想着向外跑，只要组织起东伙来，哪怕走到天边，不缩头，不管远不远，更想不到那些困难！……”这是他们坚决的壮语。
这群中的老头领与青年的秘书对我常说这一类话，别位呢，有时也少少谈到。看他们的态度老是很平淡地，绝不在乎，也不计较什么。与同舱其他的中国客人们相比，这自然是另一群了。
只有两位的年纪约四十七八岁，别人，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左右。
以前他们所到的地方，日本，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算是最近的，有两位曾去过南美洲——阿根廷，有六七位都在俄罗斯住过几年；虽当俄国革命以后，他们还在那种情势下努力挣扎着。有人则直等到中俄打完仗后方重回故乡。知道在那个国度里不容易再干他们的老交易，才另打主意，开辟他们的新路线。他们的头领在俄国革命前曾住过八年，就是那位青年秘书从十六岁去找他的父亲，也有四年以上的俄国生活的经验。
晚饭后，一天的烦热减轻了。坐在甲板的躺椅上，一面听着船侧的波浪，一面同他们闲谈，往往到半夜后方回舱睡觉。他们的热情与勤奋，他们的冒险与苦楚的遭遇，比读有趣小说还动人。自然，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了一切去寻求命运，抱了北方人“下关东”一样的决心，情愿到生疏辽远的外国地方找罪受。为利，一点也不错，但这样勇敢辛勤的小商人，能打开多少难关，等于手提，肩负，在那些关税高重，情形陌生的帝国主义者的领土中挣回一份血汗钱来，我们的官吏，学生，考察者，游历家，很随意地往外国去，比较之下难易如何呢！
那位青年的秘书先生尤其同我说得来，他常常述说他自己不能继续读书的惭愧，又对我是那样的客气，“像你们懂得外国的事情比我们多，又能知道人家的文字，什么事情不明白。我何尝不想多念书，可是做的这行生意便没法子……”
“你以为多念两本书便有用吗？”
“哈哈，那还用说。像你们……做事容易，又明白道理。”
显然，他所谓做事悬说的干差事，做官。我淡淡地笑道：
“你知道多念两本书的人的苦处？”
“苦处？……先生，你会说笑话吧。讲起苦来，我真受过，当时倒不觉怎么样……”
接着他告诉我他离俄国时偷过边境的危险故事。
在某一个人生的定型中，他的思想与行为便处处受了他自己的意识支配，这是谁也不能避免的。像我们这位体格瘦小而富有硬性的青年，那时候，他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在那个国度里，逢着那种稀有的变局，却能历尽苦辛从西伯利亚的险地偷跑回国内来。无论如何，那点勇气是值得赞美的。固然，他自幼小时受的教育，以及环境的关系，与有新知识的青年不同，然而凭他那份勤劳，勇气，什么难关他也可打得过。
他说：
“我们这一群中年纪大些的有的是在俄国革命前去过，有的是从俄国革命的纷乱中逃回来。我呢，你猜……倒数上去十三年，我十六岁，方从小学出来，便随着一个乡下亲戚到莫斯科去。算一算看，那不就是老毛子的穷党已经得势了的时候吗？”
“对，我问他：怎么那个时候去？也做买卖？”
“你不知道，我父亲住在莫斯科多年了，开一个小店铺，生意比以前差得多，可是穷党还许中国人做小买卖。家里人挂念他，他也没法回来，那里人手少，我便不顾一切，凑了一份盘费同别人去。一句俄国话不会说，幸亏同去的那位以前是去过的……就这样，一住四年，我父亲看我与老毛子混的熟了，话讲得来，得了一个机会他先回国。我呢，年轻，什么不顾虑，买卖也能有点好处，便与一位伙计住下去，想在那边继续我父亲的事业。其实只知道老毛子改革得和以前全反了，说是共产，别的都不懂。好在像我家那点小生意，人家还准许……我只知道同他们的小商人，干活的人有来往，也听点穷党革命的新闻，至于他们的法律与对一切的计划，先生，你想我哪里来的工夫去作详细的研究。
“就这么过下去，不瞒你说，那时也有一位老毛子的姑娘同我要好，人心是一样的热，我不亏待她，她也有心同我回中国来，可是没想到的事——为了中东路，奉天的军队与老毛子干起来了。
“这一来像我们这般中国的小商人与工人都不好办了，直截地说，加入穷党的自有人家的办法，我们便被老毛子下了大狱。本来很对，东三省不是拘了好多的穷党吗？两国既然抓破脸，没别的可说……”
“那末你在狱里过了多少日子？”我看这位秘书先生在灯光下谈起往事来，脸上分外显得光亮，便知道他是何等的激动了。
“惭愧！我幸而没给他们押了去……不可缺的是朋友，外国人好心眼的并不少。就在那一个月里……那一天，恰好是礼拜五的晚上，穷党就预备这一夜里拿人。中国的，像咱这些老实人，以前只晓得中俄打起来，火车不通。走？走得了！中国使馆里大人们早早跑了，谁也不知主何吉凶，听天吧！就这么混下去。幸而有个做工的老毛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嘱咐我风声不好，这夜里到他住的地方去……好不容易，居然藏了若干日子。店铺不用说被他们查过了，许多许多的中国人押在狱里，直到《伯力和约》定了才能自由出来。货物早完了，什么买卖也不想做了，混了几年，剩下了将近一千元的美金……俄国钱一出他们的国境便是废纸，好容易偷换成美金，想带回家乡……先生，那时我不回家又怎么办！嗳！没法子，那位年轻的俄国姑娘我对不起她！就是一个人往外走已经吃尽苦头了。
“不错，当时从德国使馆里弄到一张护照，（那时中国是托德国使馆代理华侨事务的。）这不过证明是中国人罢了，可以在老毛子的国里走走，想出他们的国境却没效力。而且一个钱带不出来，即使能离开俄国，向哪里去讨饭？住在莫斯科又怎么办？……
“后来我同那一位曾押过大狱的伙友，还有别的几个中国人，借护照的力量，好歹到了海参崴。自然先吃过一些苦头，可是再往前走便是难关，车票买不出来，检查又十分严密，到了绝地，我们便不能不去‘拉荒’！
我头一次听见这个名词，“怎么是‘拉荒’？”我着急地问。
“这是在那边很通行的一句中国话，意思是偷过中俄的边境。从海参崴出来要走上三天——三天就是三夜，因为白天是一步也不敢动的。都是一层层的高山，峻岭，粗大的树木，比人身还高的莽草，尽是走那样的道，简直看不见人迹。所以叫做‘拉荒’——偷过荒山——回想起来，真是凭着性命去冲。被放哨的毛子兵瞧见，枪子便立刻打来。但是与其困在海参崴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只有出此一途了。
“不是中国人大胆，还有比中国人更大胆的高丽人专在海参崴干这行交易。他们都是偷关漏税的好手，对于这一带山路十分熟悉，有没法回去的中国苦力想‘拉荒’，得雇他们作引路人，六十块中国钱一个人，自带干粮，出了岔子都得任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