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人在西山无法支持下去，迁入北河沿一个公寓里时，原为了先从朋友方面，就早知道那公寓中有个明理知趣主人的。这主人风度同性情，使人一想起来便觉得混合了快乐与忧愁，从他那份性格上，总仿佛可以接触了些又荒唐又微妙的人生。
这公寓主人做得是市侩行业，对于账目却似乎无多大兴味，他所欢喜的只是同人来谈李白，杜甫，摆仑，雪莱。他并不懂诗，对于诗人却古怪的十分同情。他从早年夭死的刘梦苇君方面，听说过这个世界中若干诗人文人的事迹后，便把自己变成一个满有意思的人物了。他明白住在他公寓中，正有若干诗人与若干文人，总想方设法同这些作家接近。不拘什么时节，遇着本地某种报纸副张上，登载有某房客一首诗一篇小说，为他所发现时，就赶快拿了这份新闻，向各个房客去报告，（他与人提及这件事情时，永远用得是一副装模作样的神情，而且细声细气。）他不单向熟客报告，也欢喜向生客宣传。从这种行动上他所能得的快乐，似乎常比某一时得到什么客人一月租金还满足。
他总装模作样的站到客人的房门边，说了几句“您下堂了”！“今天好”，“朋友不来”！这一类闲话，到后才把预藏在身背后业已折得妥贴的报纸，递给这个客人，于是轻轻的说：
“先生，您瞧，您瞧，这是咱们院子里号先生作的，这是一首诗，写北河沿儿大树，白狗，写公寓中抽苗的茨菰，天空中带哨的白鸽，厨房中大师傅油腻腻的肥肚，七个韵脚，多美的诗！”
客人或不明白他意思所在，他就重复解释这是什么，为谁写的，写诗的人又住在公寓中有了多少日子。客人或听明白了，把诗看过后对于他热心处感到兴味，微带谐趣的回问：
“掌柜的，你懂诗吗？”
那时这掌柜的，方记起了面前说话的一个，既不是诗人，又不是文人，且认为这住客不能理解他是一个如何对于诗人文人爱护的主人，稍稍感到失望了，他便装作十分谦虚，谦虚中却蕴藏了一分自得的神气，向那客人说着下面的话语：
“我做生意的懂什么诗！？先生，您同号先生不常谈过吗？同号的先生不成天一块儿上课吗？他们无事也常常同我谈些读书人谈到的事情。我是个生意人，不上过学，认字也不多。（他笑。）‘十九世纪的浪漫派走入颓废道路’。（他随便插入那么一句话后又自得的微笑。）先生说丁尼生也住过像咱们这种公寓，多古怪呀！（他为了提出丁尼生名字，又不由得不微笑。）没事时您先生请赏个脸儿，过柜房坐坐，喝杯茶，谈谈天……”
他一面说着这些话时一面总是微笑，因为有多少说不出口的话，无机会来说，皆只好融解在那种微笑里！
他的话也许说得比我所记载的更文雅些，把这个对于他缺少敬意的客人即刻请过柜房去，或者稍过一时，又想出别的方法，拉客人过柜房去。到了那里，大学生一看，墙头上这边是隐士装扮曳杖而行的陶渊明，那边是小生装扮负手觅句的李长吉，近窗边又有个海盗神气的五彩摆仑照片，大炕头则牧师模样的人物除了但丁还有谁那么瘦……于是搁账簿的小桌上，发现了《小说月报》与其他文学杂志，大炕头发现了《新潮杂志》，这主人那个微笑的脸子，也摆在带了惊讶眼光的客人面前。这客人如果稍稍细心一些，将更加觉得希奇，便是那些杂志封面虽那么旧了，却依然十分整齐干净，而且封面一角，还带有大学生所熟习的青年诗人名字题在上面，这客人会想着：
“这掌柜的真看不出，原来还是个斯文人呀！”
他不必客人那么说，就可以从客人惊讶神气中搜索出那两句话的意思，他便微笑着，带着抚慰意味，把话继续说下去。
“先生，您请坐呀！这地方太脏，不成个样子。先生，您坐坐，我们谈谈！”
谈些什么呢？自然就是诗呀文呀的一大篇。他能够复述从旁人所听来的一切文学掌故与新颖名词。他并不看过多少书，却明白许多文人的籍贯生活。他不单明白本国过去现在的文豪著作名称与其他种种，外国过去现在的著作家也似乎十分熟习。
……这些那些他全知道他们的根底，他就爱那一点儿。他服侍你，同你要好，尽你欠账，又并没有何等野心。他别无所求，为得只是要你把他看同一类。他的行为是不乐意成为市侩的努力。这样一来大家当真也好像把他看得不同了。因为住处有一部分是未来的文人，对于这一部分人，这掌柜也似乎多需要一些忍耐了。应当向什么人要一点钱时，走到那个人的房中去，坐下来，还不说话，这一方也明白来的意思是什么了，却不必提近来苦况，用为搪塞索欠的开口，不妨尽同他谈着古今中外文学家的厄遇，以及在如何情形中又如何遇着一个贤主人，（为了凑巧的原因，再说一点更合题的话也不妨，）到后，这掌柜的会从古来世界上的事情，推想到目前的事情，不单是不愿意启齿窘了住客，并且在开晚饭时节，还一定不会忘记特别把饭菜开得丰富一些……
上面所摘引的，是我在《记胡也频》一书上为这个公寓主人所作的剪影。海军学生夫妇两人，当时便得过那主人的种种殷勤，支持过若干日月，且在记忆中保留了一个又觉得感激又觉得好笑的印象。
丁玲女士被人当成作家一般尊敬，大约也从这公寓主人为始。因为她还没有开始执笔以前，就早得到这主人善意的待遇了。
海军学生靠写作为生，在坏习气下既毫无出路，日子过去了，每个过去的日子，皆带去了些未来生活的勇气，另一远方却有个年近六十的小学校长，常常来信告给他们，外边不易支持，还可以回到她身边去，故公寓中的好主人，以及北京城秋天来的干净空气皆留不着他们，恰好那时节两人在公寓方面又有了些小小故事，因此丁玲女士就离开北京回了湖南，过不久，海军学生也跟着走了。
回湖南后海军学生便开始写诗，所写的诗不外乎两人随了每个日子而来的和洽无忤的友谊，使那个偏执热情的年青男子，从女子方面所得到的眼睛，鼻子，两条臂膊，一张口，或别的什么印象，处处惊讶出神，又在小小分离上与小小冲突上，让那些事成为习惯的各样嗜好，折磨到心灵同身体，故写出的诗，形式同意境方面，皆离奇少见，且充满了狂热的感情。
两人回到湖南住了一阵，丁玲从母亲方面得了些钱，第二次预备出门时，大约北京还有些痛苦的记忆，故两人并不预备过北京，最先只在长沙住下。长沙觉得不好，两人搬往武昌。武昌又觉得不好，两人再过上海。上海地方那么大，住下来自然很合式了，又因为那地方耗费太多，所带的钱极其有限，演电影作明星的计划，则一临实地却已证明了完全是个梦想，在北方，海军学生正慢慢的把他的作品找到了出路，若机会不太坏，大约已可每月得到二十元左右的稿费，两人且记著北京公寓中欠账的权利，虽明明白白知道北京方面一些看来使他们不愉快的脸子，到北京时还有机会见到，可是他们依然又过北方了。
到北京后他们就住在西城槐树胡同，丁玲的希望只是一个月约十五六元的书记位置，各处设法皆难如愿。似乎为了避开旧有熟人，故特意找寻了那么一个偏僻住处。住处既极湿暗，生活又沉闷无聊，故两人皆萎悴了许多。那时为了省钱，丁玲女士又把烧火煮饭的职务消磨日子，朋友来时，又有机会可以见到她在屋外廊檐下劈柴了。
两个月后，两人第二次迁入了北河沿某公寓，建议的为刘梦苇。几人眼看到他们重来，北方新起出版业的兴旺情形，皆觉得有尽力把自己加入这事业的必要，恰恰大家友谊又好了，于是便有人提议如何来办个刊物，成立个社，这社从“未名社”得到暗示，便取名“无须社”。社名含义既极其幽默，加入份子也不从任何方式定下标准，故这社实在也不成个什么东西。使这个团体成立的为丁玲女士，她因为无作品就始终不承认是社员。我虽有一本书拟定作无须社丛书之一，我就从不参加他们的讨论，也全不明白这个团体究竟有几个人，选定由谁负责接头，且预备做些什么事。
日子过去一大堆后，南方的革命军从湘南北伐，军事方面进展得异常迅速，武汉解决后成为军事政治的中心，我们的熟人皆走到南方做事去了。我们的熟人，从北方到南方后，都觉得南方一切皆显得极有生气，便是写作小说，也认为非到武汉玩玩不可了，因此常有信来问我们，是不是想作事，若想作事，一到武汉总有办法。当时我们都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认为不必离开北京，理由又简单又切实的是丁玲女士。我们几个人商量看是不是过武昌时，她意思只是：“若想做官，可过武昌，若想做文章，不应当过武昌”。她那时虽蕴酿了动笔的欲望，却并不写出一个短篇。她不过因为海军学生生活的基础刚刚稳定，不愿意他又放下这分事业，另作计画罢了。那时节海军学生从晨报馆与其他方面，每月已可得到二十来块钱，两人就靠这个收入应付一切。
他们有了点钱，只想得到一个较好的住处，所以每天无事就过各处去看住处。两人住过银闸，住过孟家大院，住过中老胡同，最后才迁入北河沿的汉花园公寓楼上第十号。
在那公寓楼上他们大约住了将近一年，那时的生活虽仿佛不很窘迫了，由于支出方面不甚得体，两方总仍然常常显得极其狼狈。冬天来时，房中虽有煤炉，却无煤块，客人来时，就得女主人用旧书旧报作为取暖的燃料。报纸完事后，外面寒气十分逼人，室内无法工作，两人就坐在床上看书。
房租到期无法应付时，两人便常常不在家中，各处乱跑。在家为掌柜的见及时，便装作出门借钱的样子，用围巾紧紧的裹了身体，出门向北或向南踏雪散步，直到夜深方敢回转住处。
两人在北京住下来，总像等候什么似的。等什么？两人似乎也不明白的。但当真等着，就是等着丁玲女士写作的机会。
过分的闲暇使她变成一个沈静的人，由于凝静看到百样人生，看到人事中美恶最细致部分，领会出人事哀乐最微小部分，海军学生长时期相伴的一分生活，培养到她的感情，心灵与智慧已成熟到透明如水。她等着写作的机会，“成功”与“荣誉”却同样又在等她！
她于是开始写了《在黑暗中》以次诸篇章。对于这个新作家的写作，给了最大鼓励的，实为那时《小说月报》的负责者叶圣陶。《小说月报》用了她的文章，且随即就寄给了一笔出乎两人意料以外的报酬。得到这笔稿费后，两人真不知道怎么办。作品刊载后，就证明了编者的见识，超人一等，对于这无名作家作品的采用，并不见得错误。《小说月报》一万余固定读者方面，皆希望明白作者是准，其中一定还有与作者平时常相过从的人。与他们相熟的人，决想不到那么一个朴素圆脸女孩子，写得出这种感情强烈色泽鲜明的作品。丁玲是谁？假若是一个女子，这女子又是谁？真是一个希奇的谜。很觉得有趣，也很可以明白一般人的意见简陋，想及时永远令人觉得有点难受处，便是某一些熟人，直到很明白地告给这种作品是谁写作时，他们还表示出未能相信的神气！
文章既有了出路，两人的生活，自然也有了新的设计。两人皆觉得应当多念些书，且当真感觉到非念书不可了。想学好了日文，以为将来稿费能每月固定得到若干数目时，两人或可以同时过日本去，便从朋友中商量如何补习日文的方法。
那时节，朋友中学日文的无一人，朋友的朋友，却有一个据说已经能够用日文译出书的君。但当时想把这人请来谈谈，与君相熟的朋友又恰恰离开了北京，无人可以代为介绍，也就罢了。
我则恰如在另一本书所记，因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了南京，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有由北而南的趋势，北京城的好天气同公寓中的好规矩，都不能使我们承认老耽在这个砖头垒就的大城中为得计。并且在上海一方面，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小说月报》因为编辑部方面负责者换了一人，作品取舍的标准不同了一些，在北平汉园公寓写成的《柏子》等作，已经给了我一个登载的机会，另一登载我作品的《现代评论》，编辑部又已迁过上海，北新书局与新月书店皆为我印行了一本新书，我觉得我在上海即或不能生活得比北京从容些，至少在上海也当比在北方活得有意思些，故我不能尽在北京住作过日本留学的空想，就从海道把一点简单行李同一个不甚结实的身体，搬移过了上海，在法租界善钟路一个朋友代为租妥的亭子间住下，开始了我上海的新生活。再过了两月，他们两人又用另外一种理由，也居然到上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