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
我们已经分析过了12—15世纪法国所实施的教育体系。现在，我们将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在此之前，似乎有必要最后一次回到经院教育，以便从整体上来审视它，从正反两方面对它做出总的清点，并且以此得出结论。我打算忽略所有的细节，以便阐明这种教育的基本特征，从而能够区分两类东西：一类就是日后被视为我们自己的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根本部分；一类则与此相反，注定要消失或发生转变。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以拆毁为己任，也就是对自己先辈的工作进行彻底的革命性变革，所以我们也需要对这种规划的价值做出详尽而准确的评价；只有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才有能力理解和评价他们的后来者的工作。
首先，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就教育组织，也就是我们最近所研究的这段时期中的教育组织来说，它表现出的那种丰富多彩、新意迭出，足以令人称奇。实际上，这段时期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单凭白手起家，就演化出一套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最强大、最全面的学术机体。简陋的主教座堂学校与修道院学校所能招收的学生数目从来也就相当有限，彼此之间毫无关联。而在欧洲大陆，在一个固定的地点，确立起一套庞大的教学机体，它是匿名的、非人格化的，也是自我维持的，取代了主教座堂学校与修道院学校。它的教师数以百计，学生则数以千计。这么多人都一起从事同一项事业，服从同样的规则。因此，这个机体的组织最有可能体现人类学识的所有分支领域。也正是在这套体系里，创造出被称为院系的中等教育机构，对应于不同的学术专业。在学习场所的环境方面，创建起了宿舍、学生会馆和学院，为学生群提供道德上的庇护。各级学位也设立起来了，为学术生活分出了等级，也勾勒出了循序渐进的各个阶段。为了控制获得这些学位的渠道，又设立了考试。研习的课程制定出来了，为学生明确指定了他在这些阶段的各个步骤上都需要获得哪些知识，也为教师指定了需要教授的基本内容。这些就是在两到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出现的主要创新。
这些接二连三出现的创新，都属于中世纪时期——也就是这一段特定的中世纪时期——独特的、原创性的成就。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还是加洛林时期，都不曾提供任何可供效仿的典范。尽管说所有这些制度都与它们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联，与中世纪生活的特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它们在这段时期里可以说是牢固地扎下了根，从而可以不受触动地一直存活到今天。当然，我们不会像我们的先辈那样解释它们，我们已经为它们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但是，它们在结构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要是有一个中世纪的学生回到我们中间，听我们谈论大学、院系、学院、业士学位、执教权、博士学位、学习课程、常设课和非常设课，很有可能这样想，除了从前使用的拉丁词被法语词所取代，其他一切照旧。只有当他坐进我们的讲演厅或课室，才会体会到已经发生的变化。他会就此看到，学术生活已经发生了转型，但依然在中世纪为它挖就的沟渠里流动。
这种组织除了具备这样的耐力与韧性，使它能够抗御时间的洗刷，而且还具有显著的弹性。我们已经有机会注意到，在整个中世纪，这种组织是多么容易地通过形形色色的形式转换了自身，展现了自身，并且不管怎么说，也从未表现出背叛它所依据的根本原则的迹象。要知道，在它诞生时，只是一个松散的同盟，没有任何官方的性质，没有任何具有约束力的章程，没有一块限定的安定处所；曾经一度，它只是一些学院的集合。而就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时刻，发生的变化又是多么地剧烈！尽管如此，这些变化的发生却并没有造成什么剧烈的停顿，基础的动摇，或是革命性的巨变，而只是一种日积月累的缓慢过程的结果。这种过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新的需求做出回应，完全取决于这些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展现出来。
这种组织的弹性不仅体现在它的历史演进方式上，而且体现在它的地理扩散方式上。至今为止，我们几乎完全是在巴黎一地来考察这种组织方式，这不仅是因为这种体系就是在那里诞生的，而且还因为巴黎大学是其他大学极力效仿的主要原型。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很惊讶地注意到，这些纷繁多样的大学尽管复制着同样的基本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同一范型的不同摹本，但是彼此之间的差异却是那么地大。有多少地方坐落着大学，几乎就有多少类型的大学。有些大学将人类知识一网打尽，有些大学则只限于一个专门领域（比如博洛尼亚大学、蒙彼利埃大学）。而在这两种极端之间，还有各种中间过渡类型。有些大学，比如巴黎大学或牛津大学，唱主角的是艺学院；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居于至高地位的是另一个院系。巴黎大学是一所属于教师的大学，它的学生群基本上都是比较年轻的人；而博洛尼亚大学的学生群主要是成年人。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都包含学院，但是牛津大学的学院和巴黎大学的学院可不是一码事儿。要找到这样一个既千篇一律又纷繁多样的机构是相当难得的，人们透过它所表现出的种种外表认识到它的内在，但没有一个地方的具体表现是与其他地方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与多样性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大学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属于中世纪生活的自发产物，因为只有活生生的事物，才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充分维持自己的同一性的同时，还能顺从于、适应于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势和环境。
不过，事情还有未彰显出来的另一面。我一直在努力描绘的这些复杂的机构，归根结底是建立在法团概念基础上的，也是从这个概念中导出它们的一致性的。巴黎大学本质上就是一个法团，要想说明它的组织机制的基本特征，就要考虑到它作为一个法团的性质。除此之外，今天是不是还能以这种方式来概括它呢？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法团一旦确立起来，就会很快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趋势，越来越抱守传统、难以变通。一方面，组成一个机构的一群人实际上要比各自分离、相互独立的个人更难以变化；一个法团的规模之庞大，本身就加剧了运动和变化的困难。不仅如此，法团的目标还在于充分利用垄断，消除所有的竞争。因此，一旦它确立起自己的排他性权利，排除了所有的竞争，也就不再有任何理由要创新或变化。要对自己周围不断兴起的新的需求做出充分的关注和努力的适应，它并无利益可得。它自顾自存在，与自己的环境失去了接触。由于巴黎大学也是个法团，所以它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我们还会有不止一个机会指出，教育的演进始终大大滞后于整个社会的普遍演进。我们会看到，整个社会普遍弥漫着新的观念，却感觉不到对巴黎大学法团的触动，它的研习课程或教学方法都没有调整。就举一个例子：16世纪诞生了一场伟大的科学运动，并历经17、18世纪而进一步发展，但直到19世纪初之前，却从未对巴黎大学产生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尽管有这种不利之处，这种先天缺陷，要说中世纪在学术组织方面成就巨大，也并非夸张。不过，就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言，它的贡献并不是实质性的，尤其不是原创性的。这是因为，无论哪朝哪代，教育都只能以缩微的形式反映人类知识的当时状况。不错，中世纪对新知识的创造无所贡献；它只是继承了罗马帝国末期已有的成就，或者更准确地说，鉴于罗马人自己也并没有在希腊人已有的成就上再添上浓重的一笔，所以，我们更应该说中世纪只是继承了希腊文明末期已有的成就。但是，中世纪只看到了希腊文明中一个有限的方面，就是对逻辑的培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世纪构造了自己的整个教育体系。实际上，从来不曾出现这样一段时期，逻辑在一个民族的思想教育中占有如此压倒一切的位置。这说明，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享有如此高的声望。这种声望并非纯属意外，即人们出于偶然才不知道柏拉图的著作； 注142 也不能用一种平庸习气来解释，说这段时期的人没有能力欣赏柏拉图的思想或诗学。关键在于，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别的地方。他们首先感到的是需要让自己接受一种严格的学科训练。他们转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满足这一需求，可不是没有理由的。
至于是哪些原因使得逻辑素养的发展成为绝对首要的事情，则来自于中世纪心智最深层的特征。事实上，中世纪所有的思想活动都指向单一的目标：创造一套可以充当信仰基础的知识体系。我这么讲，并不是说神学在这个时期成为哲学的卫护者，而是说信仰正体验到一种诉诸理性的需要，与此同时，理性也获得了自信，准备好着手对信仰做出说明。那么，这种被人感到如此必要的学问又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呢？是通过综合有关经验现象的观察并做出解释吗?我们已经看到，就这段时期而言，单凭观察，根本不能确立任何有效的论证。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上说，观察是毫无价值的。那段时期里的人的经验还太简单，太缺乏实证材料，不足以从中导出任何具有相当概括力的结论。所以，剩下的就是推理，也只有推理。必须借助推理的力量来建构这种新的学问，因为这种学问注定要同时增强并验证教义。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便是让人们的思维习惯于推理技艺，实践并开发逻辑方法能够办到的所有练习。这就说明了中世纪的人何以患有这种思想上的盲视，从希腊文明的整体中只看见这种逻辑训练，精妙善思的希腊天才已经把这种训练发展到一个相当成熟的程度。
除此之外，考虑到它所服从的目的，异教的辩证法在被移植到基督教的时代后，必然会表现出在古代从未具备或从不可能具备的新特征，在此之前，它完全是一种此世的活动，是诡辩家之间一种简单明了的游戏，是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设想的那种世俗知识方面的一种推进方法。而现在，它和教义紧密关联在一起，共同沐浴在教义所激发的那些情感之中。对于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来说，它不再是某种外在的、异在的东西，而是某种准备。作为最高神圣的一项前提条件，它也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或许从未有这样一段时间，人们曾经给予学识及其道德价值这样高的敬意。也正是这一点，激起了一种思想热情，让那些蔚为壮观的学生人流，不顾旅程的艰辛与危险，从欧洲的这一地迁徙到另一地，去追求真理。因此，即便说中世纪确实是从古代那里借取了自己教育的素材，但还是用一种新的精神激活了它们，并由此转化了它们。当我们今天从外部来考察这种逻辑训练时，它完全给人一种枯燥、淡漠乃至冷酷的印象。然而，事实却是，对于这段时期的人来说，它属于一种道德训练。毫无疑问，这种见解比起与之相反的那种学说要有成效得多，后者所主张的是多少将人类生活中这两个方面彻底分离开来。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抵达了发生这种彻底分离的时代前夕。
不管中世纪把逻辑训练看得多么崇高，对于人的心智来说，它本身还不能构成一种完满的教育。一个人并不仅仅是由纯粹理智构成的；单单让人理解人的思维形式机制是如何构成的，正常情况下是如何运作的，还不足以培养出一个完全的人。必须引领他从总体上去理解他的人性。并且，鉴于处在一个时期、一个国度里的人并不能构成人类的整体，所以必须让他知道，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的自然已经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形式，体现在千姿百态的文学艺术、伦理体系和宗教体系中。由于人只是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为了让他真正地理解自己，还必须学习去理解那些不同于自己的事物。他不能只关注自己，还得环顾四周，努力理解围绕着他的那个世界，自己正是这个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得领会到，这个世界是那么地纷繁复杂，已经完全不能局限于纯粹逻辑的狭小界限内。如果就此说中世纪的种种教育学说立足于当时的思想需要，那么也不难看出这些学说是多么片面，多么有缺陷。考虑到它的意义至关重要，很自然，所有的努力一开始都集中在这个有限的目标上。但是，随着时代的推演，人对自身的理解越来越全面，与此相应，不仅这种早期的理念会扩大，新的成分也会丰富它。这就是16世纪的人们所承担的任务。现在我们可以来考察，他们是如何解释这项任务，他们本人又是如何履行这项任务的。
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征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型。要想让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环节上感受到改变教育体系的需要，就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需要浮现出来，使此前的体系再也无法满足需要。这些需要与观念本身也不是说凭空产生的；如果说它们在被忽视了数百年后，突然一下子进入了人类意识的最前沿，那么中间过渡期必然会出现某种变化，上述需要与观念就是这种变化的表达。因此，为了理解16世纪的教育成就，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在一般的层面上，是什么构成了这场被史学家称之为文艺复兴的伟大的社会运动，而16世纪的教育理论只是这场运动的一种体现。
人们经常认为，文艺复兴的实质就是复归古典时代的精神；实际上，通常用来指欧洲历史上这段时期的这个说法，就是这个意思。在人们看来，16世纪是这样一个时期：人们抛弃了中世纪阴郁的理念，重新用古代异教世界盛行的那种更加快乐、更加自信的眼光来看待生活，至于这种转向的起因，据说是重新发现了古典文献，这些首屈一指的杰作，被埋没了数百年之久，只是到这个时期才被拯救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对古典文献中伟大作品的发现，产生了西欧心智图景的这种新变化。但是，这样来谈文艺复兴，只能最肤浅地指出它正面的外貌。如果说16世纪确实只是继承了古典的传统，而早在黑暗时代到来时，古典传统就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只是暂时从我们的眼界中被遮蔽掉了；那么，文艺复兴就像是一场很难解释的道德与思想上的回应。我们或许可以假定，人类在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迷失了自己本来的道路，因为它不得不跨越如此漫长的一段时期去追溯自己的脚步，从而焕然一新地踏上自己征程的全新阶段。当然，进步并不是以直线推进的，进步也有曲折和迂回，前进也会伴随着倒退，但是，这样一种偏离会拉长到1500年的时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不错，这样来看文艺复兴，符合18世纪的作者们谈论文艺复兴的方式。但是，难道就因为他们对初民社会那种简单生活抱有一种敬羡之心，我们就能说他们的社会哲学试图重建史前史的文明吗？难道就因为处在革命浪潮中的人认为自己正在效仿古罗马人的行动，我们就能把革命中诞生的这个社会看作是对古代城邦的模仿吗?卷入行动的行动者所处的都是最不好的位置，最难看清支撑他们行动的那些原因。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把自己所属的那场社会运动呈现给自身，但对这种方式始终应该抱以怀疑的态度，绝对不能认为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可以诉求可信性。
不仅如此，要说在我们此前正研究的这几百年时间里对古典文献一无所知，只是到了16世纪初才被发现，并且正是这种揭示，一夜之间扩大了欧洲思想的视野——这些说法也是完全错误的。在整个中世纪里，找不到一个时期对这些文献巨著不曾听闻；在每代人中，我们都会发现有几个人具备足够的理智和敏锐，能够欣赏古典大师的作品。阿伯拉尔这位辩证法的英雄，同时也是一位文献学者：他熟悉维吉尔、塞涅卡、西塞罗和奥维德，就像熟悉波伊提乌和奥古斯丁一样。12世纪，夏特尔地方有一所著名的学校，在创建者夏特尔的贝尔纳的激励下提供了一种古典教育，让人想起日后耶稣会组织的那种教育。 注143 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诚然，这些将文学引入教育的尝试还只是一些互不牵扯的事例，从来没有成功地俘获经院学者们的鉴赏力，倒是在他们的手下重新被埋没了。但不管怎么说，它们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足以证明，即便说古典文献在中世纪得不到赏识，即便说它不曾在教育中担当什么角色，那也不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简单地讲，当时的情况是，中世纪的学者们知道古典文明的所有主要方面，但只是保存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能够回应他们自身需要的东西。他们整个的注意力都放在逻辑上，这样的东西遮蔽了其他所有东西。因此，如果说这一切在16世纪都发生了转变，如果说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突然间被人们承认具有无与伦比的教育价值，这显然也是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公众心智中发生了一种转变，逻辑失去了它以前拥有的特权，相反，人们第一次感到迫切需要有一种更精致、优雅和文学气的文化。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品味，并不是因为刚刚发现了古代，而是因为人们从古希腊罗马时期那里索取某种东西，他们知道借助后者能够满足自己刚刚获得的这种新的品味。所以说，如果我们希望理解文艺复兴的性质，就必须努力说明欧洲各民族思想与道德图景上的这种转向，因为它对教育思想的影响，不亚于对科学与文学思想的影响。
只有当社会生活中非常根本的一些属性本身已经发生改变后，各民族才会在如此巨大的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精神图景。因此我们可以预先肯定，我再重复一遍，文艺复兴并不来自一个偶然的事实，即某些古典作品在这个阶段重现人间，而是因为欧洲社会的组织机制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我无法在这里彻底详尽地刻画这场转型，但是我至少要指出它最重要的一些特性，以便能够将我们马上要探究的教育运动和它的社会根源联系起来。
首先，在经济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人们终于摆脱了中世纪那种低劣的生活方式：在原先那种生活方式下，各种关系普遍不安定，阻碍了企业精神的发育；市场数目有限也扼制了雄才大略的施展；人们只是靠着品味和需要上的极端简单，才和自己的环境取得了和谐。渐渐地，秩序确立起来了；更好的政府、更有效率的行政也重振了人们的信心。市镇大量兴起，人口也越发密集。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洲的发现与经由西印度群岛的商路，为经济活动开启了一些新的可以运作的世界，从而大大振兴了经济活动。结果，普遍的福利获得了增长，巨大的财富积累了起来，而财富的获取又进一步刺激并助长了一种对于闲适优雅的奢侈生活的品味。早在路易十二的统治下， 注144 国内的和平就已经使这股趋势变得非常明朗，足以为观察家们所注意到。当时有一个人说：“普国之下，无处不见高堂华屋，无论公邸私宅，处处雕梁画栋，地板和正墙如此，连窗框、天花板、烟囱和外部装饰也如此，屋内家具陈设也是穷尽世间奢华。各行各业人士皆使用银制餐具，奢侈之风登峰造极，乃至不得不用法律手段来矫正这些过分之举。”这段时期还真的针对私人的奢侈开销颁行了几项条令；从1543年一直到“联盟”时期， 注145 我们找到了12项记录在案的这一类法令。自然，所有这些公行于世的法令，起的作用都只能是向我们证明人们在生活方式方面已经发生的变化。意大利战争 注146 大大有助于产生这一结果。因为在意大利，长久以来，奢侈之风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当成熟的程度上，北方人简直闻所未闻， 注147 在像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这样的通商大埠尤其如此。威尼斯和热那亚制造的各色金银丝绒，博洛尼亚、卡斯特-杜朗（castel-durant）和乌尔比诺（urbino）等地的陶器，佛罗伦萨和罗马两地金玉匠人的手工制品，威尼斯的花边织品，所有这些精美的奢侈品使意大利俨然变成了一个中了魔的世界。贵族们在查理八世统治时期征战于此，一时间彻底为之目眩神摇，当他们离开这片魔幻之地时，也想要效仿他们如此艳羡的东西。他们拼凑了一支由三教九流组成的大军，包括“建筑师、画家、雕刻家、学者，还有香水调制师、珠宝匠人、刺绣艺人、时装设计师、木匠、园艺师、风琴师以及制作雪花膏的工匠”。查理八世开始的征战过程，到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的远征宣告终结，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已经发生了转型。
如果这种转型仅限于贵族的世界，或许还不会造成如此深远的社会后果。但是与此同时，财富的日渐增长也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使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在此之前，市民阶层甚至未敢抬眼仰视贵族，他们与贵族之间依然横亘着一道巨大而固定的鸿沟，认为自己过着一种相当不同的生活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现在，市民阶层开始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从而也就越来越雄心勃勃，觊觎着缩小差距。他们的期望伴随着资源一起增长，使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此前的那种生活。结果，他们不再怯于仰视上方，期望也能过上贵族的生活，效仿他们的风格，他们的做派，他们的奢华。一位作者这样写道：“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比附奢华之风愈演愈烈，城镇市民阶层开始想要与贵族做同等穿扮……而村里的人又想和城里的市民阶层一样。”根据另一位作者的讲法，市民阶层的夫人小姐们逐渐厌烦了自己平淡冷落的生活，她们开始想要照搬贵妇人的生活。“你几乎再也不能区分一位妇人或小姐是出自名门还是寒门……你看见连平民都够不上的女子却穿着金银镶边的滚袍……她们的手指上套着祖母绿之类的珍贵玉石……要在前朝旧时，对一位妇人或小姐吻手致礼是只限于贵族之间的礼仪；贵妇人不会把自己的手伸给第一个上前来的人，更不用说随便哪个人了。而今天，浑身上下光亮笔挺的男人们，看到一个佩着只有贵族才有的纹章的女子，就会争先恐后地上前去吻她的手。贵族小姐下嫁给平民男子，平民女子倒攀上贵族男人：就这样，我们正在繁育着不纯的人。”不难猜想，对生活的理解方式所发生的如此显著的变迁，也必然会伴随着对于教育的理解方式上的变迁。也就是说，原本的教导宗旨是塑造一个优秀的艺学士，引领他探察三段论与论证的种种奥秘；而现在的事业在于塑造一个举止优雅、应对自如的贵族，能够在沙龙里卑亢有度，社交风度无懈可击。这两者之间是很不相契的。
除了这场转型，还有直接发生在观念世界中的另一场转型，其重要性也毫不逊色。
到了16世纪，欧洲各主要民族国家都已经大体上确立起来了。尽管在中世纪，只有一个统一而同质的欧洲，一个统一而同质的基督教王国；但现在，存在着一些巨大的个别集合体，具有各自的思想特征和道德特征。英格兰在都铎王朝那里确立起自己的认同与统一；西班牙是在卡斯蒂利亚王国费迪南德及其继承者手下确立的； 注148 德国是在哈布斯堡王朝手下确立的（尽管面目非常含糊）；而法国比谁都早，是在卡佩王朝治下确立的。古老的基督教王国统一体已经永远归于瓦解。无论人们继续对根本的教义抱以何等的敬重，初具规模的各个群体都有了自己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有了自己的民族气质，他们特有的强调重点往往会影响到迄今为止一直为绝大多数信众所接受的信仰体系。由于就此产生的那些重大的道德力量只会发展它们个别的本性，由于它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组织自己的思想与信念（只要它们有权偏离被广泛接受的信念），所以它们会对这种权利提出诉求，而在诉求的过程中，它们就会明确表达这种权利。也就是说，它们要求有宗派分立的权利，有自由探究的权利，虽说这只是在相当有限的程度上，并不是什么绝对的权利，因为在那时候，诸如此类的事情恐怕是无法想象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找到了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的另一面，是当时在欧洲同质性大众中发生的朝向个人主义与分化的运动的自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经院哲学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经院哲学将理性与不朽著作中提出的问题相对照，并用严格的逻辑训练来武装它，从而让理性更加自信，以便有可能做出独到的突破。但不管怎么说，从经院哲学的种种大无畏之举（在始终保持中和的15世纪末尤其显得如此），从少数几位思想家多少有些鲁莽的主张（学校之外很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到宗教改革这场撼动了整个欧洲的突然爆发的运动，这中间显然有一种根本的断裂，证明事实上有一些新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种新的因果要素，会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产生一场变迁。基督教的信念在中世纪的教育里扮演的角色过于显要，使教育体系不能不受到那种信念正经历的种种变异的影响。不仅如此，经济因素也能通过一些方式发挥类似的影响。显然，对于已经养成奢侈品味与闲适生活的学生来讲，中世纪的苦行理念未免太不合适。由于这种苦行理念是基督教的理念，所以基督教本身也受到了同一种现象的影响。这是因为，从此对这种生活观感到的那种反感，不可能不扩散到对它所依据的整个信念体系的态度上去。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说野蛮民族这么容易就接受了基督教，那恰恰是因为基督教的刻板，因为它对文明成果的漠不关心，因为它对生存的欢愉的厌恶。但是，能够说明它当时何以大获成功的那些理由，如今也同样可以消减它在人们头脑中的权威。那些已经学会享受生活的欢愉的社会，再也不能忍受这样一种教义，再也不会把普遍性的牺牲、自我弃绝、禁欲和受难作为至高无上的欲望目标。个人感觉到这种体系与他们最深层的欲望相抵触，与他们视为十分自然的需要的满足相对立，就只能是对它产生怀疑，或者至少是对迄今为止人们解释它的方式产生怀疑，因为对于一种似乎在某些特定方面与自然相抵触的教义，不可能既没有一种理性的说明，还不加批判、毫无保留地接受它。人们倒是没有彻底地否定它，只是感到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去修订它，重新解释它，以便让它可以和时代的强烈欲求相协调。而诸如此类的任何修订与重新解释，都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有权修订，审视和解释。总之，就是有权考察，而这样的权利不管你怎么看，总归意味着信仰的式微。
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文艺复兴绝不是少数几项幸运发现所带来的单纯结果。文艺复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欧洲社会历史上的一场信仰危机。中世纪还处在孩童期。正如孩童拥有的力量将够勉力维持生存，欧洲各民族也只能拥有必不可少的资源，来应对他们的生存中最直接、最紧迫的要求。与此相反，在16世纪，欧洲各民族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青年期。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着更为丰富、更为充裕的血液，他们为过剩的生命力所占有，竭力要消耗它。他们再也不能满足于自己历史开始时那种典型的艰辛难测的生存状况；他们已经积攒起来的活力需要有更为广阔的空间，有更为远大的抱负，让它可以自由地施展。旧有的结构已经不再有能力容纳这种旺盛的生命力，不再有能力维持自身，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必须对教育理念本身做革命性的变革。培养拥有一切青春力量的人们，与培养处在婴幼期、对未来毫无把握的弱小的人们，教育原则与实践是不能完全一样的。现在有待我们去做的，就是考察这些转型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