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芒什省竞选——地方的情况——大选
众所周知，芒什省的居民几乎都是农业人口。这里，没有大城市，制造业也很少，除了瑟堡，没有工人大量集中的城镇。最初，这里的人似乎不知道发生了革命。后来，上层阶级很快就屈服于这一打击，下层阶级只是稍微感到冲击。一般来说，农业人口比其他阶级人口接受政治影响要慢，但一旦接受就能坚持到最后。他们起来行动在最后，而消沉下去也在最后。我的乡下土地的管理人是个老农民，他在2月24日后不久写信告诉我乡间发生的事情时说道：“人人都在说，如果路易·菲力浦被推翻，那是好事，也是他罪有应得……”他们对这场革命的道义感，完全表达在这里。但是，当他们听说巴黎完全是一片混乱，又要征收新税，全面战争迫在眉睫，看到商业休业，金币又要被埋在地下，特别是所有制的原则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们清楚地感到问题不在路易·菲力浦的存在与否，而在其他方面。
恐怖，最初只限于社会的上层，现在已蔓延到民众阶级的底层，而且一种全面的恐怖已席卷全国。我在3月中旬回到乡下的时候，就感到乡间处于这种情况。我立即被一种既使我吃惊又使我高兴的情景所感动。不错，一种煽动群众闹事的运动，正风行在城市的工人当中；而在农村，所有的土地所有者，不论他们的出身、经历、教育、财产如何，都互相携起手来，好像形成一个整体 【48】 。以前的意见分歧，以前的身份和财产的对立，都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农民和富人之间，贵族和资产者之间，不再有猜疑和互不服气的情形，而只有相互信赖、尊重和彼此爱慕之情了。在享有所有权的人们中间，所有权变成一种使他们友好的纽带。虽然有钱的人年龄都比较大，而生活不太富裕的人年龄都比较小，但在保卫共同的财产继承权上利益一致，所以相互亲如兄弟。由于在法国大革命时土地持有者的数量无限增加，所以全体居民都觉得自己好像是这个庞大的土地所有者家族的一员了。我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形，也没有人在法国见到有人回忆过此事。经验已经证明：这种在所有制上的利益相同而产生的联合，并不像它表现的那样亲密；旧有的党派和不同的阶级与其说是混为一体，不如说是彼此并列而各自独立了 【49】 ；恐惧对他们就像对坚固的物体发生机械作用那样发生作用，只是在恐惧继续存在的条件下他们才彼此联合，而一旦恐惧缓和，他们又彼此分开了。
此外，在他们联合的最初时刻，我也没有看到他们提出过些微的可以称之为真正的政治观点的意见。他们说，共和制政府已立即成为不仅是最好的，而且是法国可能想出的唯一的政府；王党派的希望和哀怨已在人们的心中消失，再也找不到它们曾在人们的心中占有过的位置。共和国尊重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人们认为它是合法的。写到这里之后，我发现有一个现象最使我震惊，那就是普遍的憎恶与首先发生在巴黎的普遍的恐怖混合在一起。在法国，地方与巴黎及那里的中央政权的对立情绪，与英国的情形有些类似。但英国人是对他们的贵族政府有对立情绪，他们有时焦急地哀怜政府 【50】 ，又经常以嫉妒的心情看待政府，但他们的内心还是爱政府的，因为他们总是希望使政权 【51】 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服务。这次，巴黎和以它的名义说话的人过于滥用自己的权力，好像很少考虑其他地方的利益，以致一种摆脱了束缚而终于可以自己行动 【52】 的思想，浮现在从来没有这种思想的许多人的脑里。不错，群众有一些漠然的不敢明确表达的愿望，一些兴之所至的和表现得不够确切的激情，而我对这种愿望和激情并不持有太多的期望和太多的恐惧。这些新的感情随即变成选举热。人们欢迎选举，并欲选举反对巴黎的煽动闹事的人。人们所以产生这种想法，不是想通过选举行使自己的权利，而是把选举当作可以用来反对巴黎的危险的最小手段。
我来到一个名叫瓦洛涅的小镇。这里是我的影响的天然中心，我立即开始了解地方的情况，展开争取提名为候选人的活动。我很快发现，如果我到其他地方竞选，即使我热情很高，也没有竞选成功的希望。我渴望当选。但在政务如此困难和处在危机的条件下，我也轻松地抱着落选的思想，能在静等失败的状态中保持冷静、清醒和自尊，不做当时流行的但我不会做的 【53】 疯狂事。在获得成功的激情中，我没有做一件疯狂的事和说一句疯狂的话。
候选人在当地到处游说，从这一讲台到那一讲台宣传他们的反对共和制的主张。我拒绝到我的选区以外的其他选区去发表演说。每个小城镇都有自己的俱乐部，俱乐部要求候选人解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提出竞选纲领。我对这种蛮横无理的要求，一概拒绝答复。这样的拒绝可以表示轻视，又可以是在新的当权者面前表示自己的尊严和独立。人们更喜欢我的反抗态度，而不喜欢其他候选人的奉迎态度。
于是，我只开始作巡回讲演，在省内张贴我的竞选材料。
大部分竞选者还使用 【54】 92年的老手法，在文章中称各界人士为“公民们”，并向他们致以“友好敬意”。我完全不想用这些旧的革命道具。我在巡回讲演中，开头用“诸位先生”称呼选民，以向他们表示深厚的敬意结束讲演 【55】 。我向选民们说：“我不是来恳请你们投我的票，而只是来接受故乡父老的指示；我要做你们的平静安乐时代的代表，而在这个动乱四起而且可能演成重大危险的时代，我的名誉也不允许我拒绝出任代表 【56】 。这就是我首先要向诸位说的。”我又补充说：“我对七月王朝所作的宣誓，已经一直忠实到最后，而对我没有尽力而成立的共和国，我也将给予大力的支持，我不仅要它存在下去，而且要它永久长存。”接着我又说：“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共和国。有的人把共和国理解为以自由的名义行使的专政，有的人认为共和国不仅改变政治制度，而且也在改变社会本身，还有的人相信共和国应当是征服者和宣传家。我不这样看共和国。如果你们也这样看共和国，我就对你们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我的意见同大家的不一致。但是，如果大家对共和国的理解同我的一致，你们就可以期待我将全心全意为既是我的、又是你们的事业的胜利而努力。”
在革命的时候没有表示恐惧的人士，有军队中的王族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帮助革命建立正常的秩序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因为所占的特殊地位自然使他们不同于他人，而且受到人们的重视 【57】 。我的巡回讲演获得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成功，使我几天之内就成为芒什省的最有威望的人，把各方面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这里来。曾与我为敌而且反对共和国的我的旧政敌，甚至保守派人士和旧政府的一些人，也大批来到我处，他们不仅保证我当选，而且一切都服从我的见解。
就在这个时候，召开了瓦洛尼区选民筹备工作会议，我和其他候选人都参加了会议，会场设在一个改成菜市场的库房里，主席团在紧里面，两侧为候选人安放一些教师用的椅子。后来这些椅子搭成讲坛。会议主席是瓦洛尼中学的一位科学教师，他十分威严地高声但又很尊敬地对我说：“托克维尔公民，我现在通知你大家向你提出的、而且也是你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我以无拘无束的口气回答说：“主席先生，我听到了您的传达。”
有一位议会的雄辩家，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只有一个方法能在讲台上发好言，那就是一登上讲台，就确信自己比任何人都有才华。”我一直觉得，在我们一些大的政治集会上，对我来说，说比做容易。我也可以坦白，在选举集会上，这个建议也相当容易实行，而且我也应用多次 【58】 。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有才华，而且不久就发现，只有我理解选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和他们想说的政治语言，而且很难指出我比对立的候选人解释得低劣和难懂；对立的候选人用一些他们认为最迫切的问题为难我，像连珠炮似地向我打来；而我则对他们的提问一一解答，这些回答有时并不是很刺激人的，也经常使他们很尴尬难堪。他们认为我最难解答的问题，是关于宴会运动的事情。大家知道，我压根儿就没想参加这种危险的运动。我的一些政界朋友，曾强烈谴责我在那种环境下远离宴会运动，而且有些人至今仍在怀恨我，尽管革命已经为我提供了证据 【59】 ，或许因为革命把这个证据作得太好了。他们问我：“你为什么在宴会运动中不与反对派同步？”我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我可以找一个不参加宴会运动的托词，但我喜欢把我的真正动机讲给你们：因为我不想革命，所以我不愿意参加宴会运动。我敢说，参加这一宴会运动的几乎所有的人，如果也能像我看清事件将产生什么后果，他们是不会前去参加的。因此，我认为我与你们的唯一不同，是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而你们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的这种不愿意革命的公开表示，走在共和主义者主张革命表示的前面；前者的诚实可信远远超过后者的诚实可信。听众大笑，开始鼓掌。人们没有跟着我的对手走，大会在我的胜利中结束。
我从这次集会的议事记录中找来当时对我的提问和我对提问的答复，而这一问一答清晰地反映出当时大家关心的问题和我自身的真正精神状态。
问 ：“如果动乱蔓延到国民议会的周围，刺刀出现在议会的大厅里，在必要的时候你能发誓留在席位上等死吗？”
答 ：“我现在出现在这里，就是我的回答。经过几年不断的工作和没有成果的努力使政府踏上比较自由和比较诚实的道路之后，我的兴趣转入私生活和在这种生活中等待暴风雨的消失。但我的荣誉不允许我这样。不错，我和你们一样，知道危险可能伤害想真心代表你们的人，但在危险存在的同时也有荣誉，正是由于危险与荣誉同时存在，我才来到这里。”
我通过巡回讲演，赢得全省的农业人口的支持；通过我的一次演说，赢得瑟堡的工人的支持。人们把2000名工人集合于一个名为爱国晚会的晚餐会，以非常亲切和非常诚恳的态度来请我参加晚会，我也真去了。
我一到会场，见到一队人向会场走来，领队的是我的旧同僚阿文，他从圣洛赶来主持晚会。这是我2月24日以后第一次与他见面。在2月24日那一天，我见到他伸手去扶奥尔良公爵夫人，但在第二天一早，我又知道他成了芒什省的共和国委员。我知道他是这样的投机野心家，所以对他来此并未吃惊。他一开始就一心想与政府对着干，所以10年间一直是反对派。我在自己的周围不知看到了多少夸耀自己的美德以求得一官半职，而后大失所望的人！他们之所以失望，是因为他们一生的最好时光是在批判他人的恶行中度过的，而自己却很少由此捞到好处，但又幻想 【60】 去滥用自己的恶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这种长期未能满足欲望的生活中，使追求地位、名誉和金钱的欲望变得更大，以致一遇到机会，就自然像饿狼捕食那样投靠政权，而不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和能得到多少猎物。阿文就是这样的人 【61】 。临时政府让他去协助我在议会中的另一个旧同僚，并在此人的领导下工作。这个人就是成为路易·拿破仑公爵的私人朋友后而有名的维埃亚尔先生 【62】 。此人在为共和国服务期间，领导过他们在七月王朝时期隐蔽在众议院里的六七名共和派。另外，他也是煽动民众闹事前经常出入帝国沙龙的共和派的成员之一。在文艺方面，他属于偏执的古典主义者；在哲学信仰方面，他是伏尔泰派，且有点自命不凡，但很亲切诚实，甚至颇有才气。但在政治上却非常糊涂。阿文把他当作工具使用。每当打击自己的对手或报答自己的朋友的时候，阿文一定要把维埃亚尔放在前面，而后者则让前者摆布。阿文就像采煤工人经常把运煤的吊笼准备好，以保护维埃亚尔的名誉和共和主义的名义，把维埃亚尔带到吊笼前面。
阿文尽力不看我，好像我们根本不认识。他走进集会的队伍，对我连个招呼也没有打。我端庄地离开群众的队伍，走进聚餐的大厅，坐到一个普通宾客的席位。不久，便开始竞选演说。维埃亚尔拿起一份写得很有礼貌的讲稿照本宣科 【63】 ，阿文虽然也是照本宣科，但原稿写的还相当打动人；我也很想发言，但会议没有安排我发言，而且我也不太知道怎样说才能切题。一位雄辩家（当时把演说的人均称为雄辩家）回忆布里克维尔上校 【64】 时说的一句话，使我鼓起发言的勇气。我要求发言，听众也想听我的发言。当我登上高高的讲坛，不，应当说是坐在可以从20多个台阶高的地方俯视听众的椅子时，我有点害怕，想打退堂鼓，但很快就回过神来，发表了一篇有点夸张的演说，而关于它的内容，今天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它颇适合当时的情况，受到欢迎，不乏对混乱的局面有即兴发挥 【65】 的地方，对群众集会甚至一切集会的成功大有帮助，因为演说是讲给人听的，而不是让人读的，只有能够激动听众的演说才是好演说。
这项成功是完美的，引起轰动。我也觉得很愉快，因为我对我的那位旧同僚进行了报复，他想滥用权力去做他认为是幸运给他安排的美事。
如果我没有记错，从这个时候到选举开始之间，我曾以省议会议员的身份到圣洛去旅行 【66】 。省议会是临时召集的，其成员还是七月王朝时期的原班人马，他们大部分都对路易·菲力浦的行政人员百依百顺，其中也可能有在我的故乡对诽谤这位国王的政府 【67】 作出很大贡献的人。我对这次圣洛之行想起的唯一一件事，是那些原来的保守分子的奴隶般的卑躬屈节。他们不仅不反对10年来被他们那样侮辱的阿文，而且对他大加阿谀奉迎。他们用话语赞美他，以投票证实他公正，以行动拍他马屁。他们美言他，甚至他们之间也害怕失言。我经常看到人的卑躬屈节的光怪陆离场面，但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叹为观止的场面。我认为，尽管阿文是个小人物，但也应使他的活动全部公诸于世，因此我要用以后的事实提供的说明来解释它 【68】 ，我还要补充说，在数月之后，这位被民众掀起的巨浪推上权力宝座的阿文，很快又被民众以暴力，有时是以闻所未闻的虐待进行追究。以前所有的旧恨，再现于民众最近由于恐惧而产生的战栗之中，并随着他们回忆对他的阿谀奉迎而更加增强。
在大选的日期即将到来，人们对未来日益感到不祥期间，从巴黎传来的所有消息，使我们感到这个大城市好像没人管了，即要慢慢地落入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者手中。人们怀疑，这些社会主义者能否让选民自己做主，或者至少不对国民议会施加暴力。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如果国民议会和民众之间发生冲突，民众将要求国民自卫军的军官发誓向国民议会进军。各省逐渐不安起来，但也对危险的到来加强警惕。
在竞选的最后数日，我是像穷人一样在我的故居托克维尔家宅度过的。这是我在革命之后首次回到故居。或许我将永远告别这里！我一进故居，就感到一片广漠而独特的凄凉，以致我今天想起来，当时看到的种种景象还历历在目。我到故居时没有人接我。各个房间空空如也，在那里迎接我的只有我的一只老犬，窗户上没有挂窗帘，家具上满是灰尘，壁炉无火，挂钟停摆，气氛沉闷，墙壁潮湿。这一切使我觉得故居已被放弃，即将成为废墟。这个偏僻的大地的一角，似乎被遗弃在我们诺曼底的田林交叉地带的篱笆和牧场之间，使我多次陷入富于诱惑力的孤独，觉得自己的思想现状 【69】 像似在荒凉的旷野，但透过思想的孤独，我又感到自己好像从坟墓里走出来，看到我的人生的最温和和最喜人的景象。我惊异地发现，在人间世界，想象比现实更丰富多彩和更激动人心。我在目睹七月王朝垮台后不久，就看到一连串非常可怕而又极其血腥的场面；好吧！就让我来谈谈我的感受：这些令人惊异的场面，没有一个比我今天在这里看到的更使我伤心和更印象深刻。我今天一看到祖先的旧居，就想起昔日的那种我当时并未理解其价值的和平和幸福的时光。我可以说，在这里和在今天，我才更好地理解了革命的苦涩。
故里的村民还是像以前那样对我表示友好，但我这次发现他们更为亲热了，而且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贴满墙壁的关于平等的标语对我表示的尊敬所感动。我们大家要一起到离我们村约有4公里的圣皮埃尔镇 【70】 去投票。选举日的早晨，全体选民即年满20岁的男性居民，都到教堂的前面集合。全体选民按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顺序两个人两个人地排成一长列，我自然要站在我的姓名应占的位置随队前进，因为我知道在民主时代和民主国家，应当在民众中起带头作用，不能随便加塞儿 【71】 。长长的队伍的最后部分是驮在马上或坐在车上的残废人或病人，他们也要接着我们投票。没有来的只是妇女和儿童。我们共有170人。队伍来到一个可以望见托克维尔故里的小山上暂时停下，我终于明白，人们想请我发言。我登上一个挖土堆起的小高台上，人们把我围住，我说了几句触景生情的话。我提醒这些勇敢的人要注意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的严肃性和重要意义。我劝大家千万不要听那些来到我们村子可能是进行欺骗而劝大家改变主意的人的话，而要保持好队形全体去投票。我说：“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前，任何人都不要回家去吃饭或换衣服（这天下雨）。”他们高喊一定照办，而且也真做到了。各投票处同时进行投票，我也认为他们会几乎投同一个候选人的票。
我投完票之后，便同他们告别，然后登上马车向巴黎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