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我参加内阁

1849年6月3日—10月29日

这一部分是在国民议会的任期延长期间，于1851年9月16日在凡尔赛开始写的。

为了立即着手书写回忆录的这一部分，我跳过从1848年六月事件终止到1849年6月3日这“前一段时期” 【1】 。如果以后有时间，我还准备把它写出来。我觉得，在我的记忆还清晰的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写一写我参加政府的5个月。

第一章

归国——内阁成立

在我仔细观看欧洲革命大型戏剧的一幕在德国这一独特舞台演出的时候，我的注意力突然被引向法国，因一些没有预想到的可悲事件而注意起国内的事务。我知道了我国军队在罗马城下遭到不可置信的失败，制宪议会随之进行了谩骂性的讨论，全国由于这两个原因而发生动摇，最后大选的结果是两大党的预测失误，使150名山岳派被选进新的议会。 【2】 同时，蛊惑煽动之风突然传遍法国的某一部分，但还没有在芒什省占据统治地位。但是，与议会的保守派脱离了关系的该省原议会代表在选举中失败了。他们原有13人，只有4人再次当选。至于我自己，虽然没有回去竞选和发表讲演，而且我在去年12月曾公然投票支持卡芬雅克出任总统，但我的得票数比其他人都多。人们所以投我的票，主要不是出于支持我的政治观点 【3】 ，而是因为我个人在政治以外的工作受到人们的尊敬。当然，我受到这种尊敬是光荣的，但在各党派中保持这种地位并不容易，而且在各党派本身都强烈排他的时候，这种地位就更加不稳定 【4】 。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便踏上归国之途。在波恩，我的妻子因身体有病而不得不留下。她让我不要管她，劝我与她分别继续自己的行程。我虽然这样办了，但总觉得遗憾，因为把她留在一个内战方兴的国家，而且是在她的勇气和坚强意志帮助我摆脱困境的时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是在1849年5月25日，即在立法议会开会前4天到达巴黎的，当时制宪议会正处在最后挣扎的时刻。几个星期以来，政界的形势发生了面目全非的变化，但不是起因于外部情况的变化，而是因为人心不多几天发生的惊人变化 【5】 。

我出国时掌权的党现在依然掌权，我认为选举的获胜结果也要使它加固手中的权力。这个由不同的小派别构成的党，时时想阻止革命或减弱革命，它在各选区获得压倒的多数，在新的议会中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但是，这个党被一种深刻的恐怖所折磨。我认为这种恐怖的深刻程度只有二月革命的恐怖可与之相比，而且从政治上和战争上来看都确实如此；同时不应忘记，所有事件本身所造成的影响都要小于它们给人的印象所造成的影响。

6个月来在所有的补选中总是得到有利结果，充斥和控制几乎所有地方议会的保守派，一改他们对普选制的极端不信任而采取无限信任的态度。在刚刚举行的大选中，他们本想不仅获得胜利，而且可以说要消灭敌人，但他们却在获得梦寐以求的胜利后发现并没有大获全胜而垂头丧气。另一方面，自认失败的山岳派，也欣喜若狂，大大振作起来，以为选举可能使他们在新的议会中占有多数。为什么事件会使两派同时产生错误的希望和错误的恐怖呢？很难说清确切的原因，因为巨大的人群对自身运动的原因 【6】 茫然无知就像大海对自身的运动原因无知一样；现象的原因使两派都没有看见，好像消失在现象的无限运动当中。

但可以认为，保守派的失败主要源于他们自己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有：在他们确信胜利在握的时候，对于同他们的思想不完全一致，但在反对山岳派的斗争中帮助了他们的一些人，采取了不宽容的态度；新任内政部长的福舍 【7】 先生实施了暴力的行政；再加上出兵罗马没有取得成功。这一切错误使原来支持他们的一部分民众站到他们的对立面去，并马上被蛊惑煽动家们所掌握。

于是，像我已经说过的，150名山岳派当选了，一部分农民和大多数士兵投了他们的票：这些农民和士兵就像未能顶住狂风暴雨的两个主锚。恐怖成了普遍性的，它使各派保王党又得到宽容和谦逊的声誉，这是二月革命以后加于他们的美德，但6个月以来已被他们完全忘记。从各方面来看，现在应当重新认识的，不再是来自共和政体方面的问题，而只是把稳健的共和派与山岳派对立起来的问题。

人们开始谴责那些一直受到他们鼓励和支持的部长，大声疾呼要求改革内阁。内阁本身也认识到力不胜任，希望有人来接替。我离开法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普瓦捷埃街委员会 【8】 拒绝接受迪福尔先生为委员，而现在却看到人们把一切注意力都指向迪福尔和他的朋友们，以哀婉动人的语调恳求他们掌握政权以拯救社会。

我回到巴黎的当晚，就接到通知：我的一个朋友要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个小餐厅请朋友们晚上聚餐。我到那里去了。我看到参加者有迪福尔、朗瑞内、博蒙、科尔塞勒、维维安、拉莫里西埃、贝多和一两个我当时还不知道姓名的人。他们向我简单地介绍了当前的局势。奉总统命令组阁的巴罗，几天来忙于组阁的工作，但没有成功，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梯也尔先生、莫莱先生和他们的主要朋友拒绝参加政府。但正如以后所看到的，他们是希望掌握主动权，只是不去担任部长。未来的情况难以捉摸，一切事情都在动荡之中，目前的国难和可能还有的危险，使他们暂时却步了。他们极想掌握政权，但不肯承担责任。遭到他们拒绝的巴罗，于是来找我们。 【9】 但是，他要我们当中的谁呢？给我们哪些部长职位呢？我们还能担当其他职务吗？要采取什么共同政策？结果出现当时就已看出难以克服的实施困难 【10】 巴罗又多次去找多数派的几位公认的领袖，被他们拒绝后，再次投向我们。

时间就在这种徒劳无功之中过去了。危机和困难日益增加。意大利方面的形势日益令人担忧，内阁随时可能被苟延残喘，但还能发威的议会投以不信任案而推翻。

人们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带着对方才听到的一切问题的担心回到家里的。我已确信，只能由我和我的朋友去出任部长。我们是合适而必要的人选。我已相当清楚地看到，多数派的领袖已经确定：他们不想在风雨飘摇的政府下负责政务，他们没有这种兴趣，他们不冒这种风险。他们的高傲和畏避，使我确信他们会自我控制。因此，我们只要坚定我们的立场就可以了，由此可以迫使他们来求助我们。但是，一定要当部长吗？我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相信我能够以正直的人格担保说，我对这种试图的真实困难不抱一点儿侥幸的幻想，我在以观察过去时没有过的明确观点观察未来。

人们普遍认为，一场街头战斗即将发生。我自己也认为这是眼看就要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使这种事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选举的结果使山岳派产生了疯狂的胆量，以及罗马事件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但我又认为，这样办也没有什么出路。我确信，虽然士兵们大多数投了山岳派的票，但整个军队在同山岳派战斗时不会手软。以个人身份投票支持一个候选人的士兵，与以部队的一员的身份在军纪的压力下 【11】 行动的士兵，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人在行动。投票的士兵的思想，并不能控制按军纪行动的士兵的行为。巴黎的守备部队，人数众多，有良好的指挥官，巷战经验丰富，对六月事件的激烈场面和事例记忆犹新。因此，我认为他们可能胜利。但我对他们后来的表现十分担心。那些似乎是困难终了的东西，被我看成困难的开始。我断定这些困难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并认为实际上也会如此。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我都觉得我们处在不稳定的局势之下，因为感到普遍不安的国民都希望不要宪法：一些人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原因，另一些人则是由于君主政体的原因。

舆论向我们呼吁，但也不能过于轻率地依靠舆论。恐惧心理正把国家推向我们，而恐惧心理一旦消失，舆论对以往的回忆，舆论的利益、本能和激情，一定要把国家拉向后退。我们的目标是，如有可能，就巩固共和政体，或至少使其维持一定的时间，以正规的、稳健的、比较保守的、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治理国家。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们永孚众望，因为民众都不想要宪法。山岳派更不想要它，各派王党则根本不想要它。

在议会里，情况更坏。各党派的首领自私和自夸所造成的事件，使上述的普遍现象更加严重。这些领袖可能同意我们放弃政府，当我们要去接管政府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态度了。一旦危机过去，他们就要考虑各种陷阱。

至于总统路易·拿破仑，我们对他还不了解。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只要我们的共同敌人在煽动他嫉妒和怀恨我们，我们就不能指望他主动来支持我们。他的同情者肯定不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目的与他的目的不仅不同，而且从来就是对立的。我们要使共和国长存，而他则希望共和国死亡以接受它的遗产。在他为此需要合谋者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向他提供了几名部长。

除了这些存在于局势内部的，从而也是长期存在的困难之外，还有一些绝不容易克服的临时出现的困难：国内一部分地区重现的革命骚动，公共管理中排他的、广泛流行并已生根的思想和习惯，计划和行动都十分拙劣，以致后来既难于进行到底又难于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出征罗马，最后是把我们的前任者们所犯的错误全部接收过来。

这许多原因，都在困惑人心，但我从来对它们就认识得很清楚。

希望从事一种人人都敬而远之，但可以由此把社会从人们所在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工作，这个思想既可以满足我的荣誉心，又可以满足我的自尊心。我清楚地感到，我只应当参加政府而毫不犹豫。但我希望我在政府工作期间，要做出几项对我国有贡献的工作，使自己由此成长起来。这可以使我得到锻炼。

于是，我立即做出3项决定：

第一，良机一到，绝不拒绝出任部长；

第二，要同我的几位主要朋友一同参加政府，掌握几个主要的部，以便以后能在内阁中永远占据主导地位；

第三，最后，在我担任部长期间，每天都要以明天就要被停职那样的精神去工作，也就是说，不以我在职的需要去服从我想留任的欲求。

以后的五六天，一切努力都用于去组阁，但没有成果。做了许多尝试，对各种尝试进行比较，做过一些小事，也做过当天的一些大事，但第二天就全忘了，以致难于在我的记忆中重新找到痕迹，尽管我有时也亲自做过其中的一件。其实，在人们提出的条件下，问题很难解决。总统表面上愿意改组内阁，但他总是要把他认为是自己的主要友人的人留下来。一些保王派的首领无力由自己的人组织政府，但他们也不愿意让与他们没有关系的人去组织政府。即使同意我们的人入阁，入阁的人数也不能多，而且只能担任次要的部长。他们把我们看成是必要的救急人员，但只想让我们管理很少一部分工作。

最初，他们提议只让迪福尔入阁，出任公共工程部部长。迪福尔拒绝了，而要求担任内政部长，再让出两个部长名额由他的两个朋友担任。他们勉为其难地答应可以改任为内政部长，但拒绝其余要求。我当时就认为他肯定会接受这项建议，并想起自己6个月前在中途被人甩掉的经过。他虽然不是骗子或对朋友们不关心，但他一看到这样好的部长位置眼看就要到手，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地接受，就受到了格外的吸引。这项建议不会使他完全背叛朋友，但会使他与朋友疏远，朋友们自然把他忘掉。但他这次坚持一点，觉得不能自己一个人入阁，而请我同他一起入阁。我是最合适的，因为我在新的议会里刚被选为副议长之一 【12】 。但让我担任什么职务呢？我自己认为只能担任国民教育部长。可惜这一部长位置当时正被法卢 【13】 先生占着。为了不得罪法卢也是其领袖之一的正统王朝派，不得罪想从法卢处得到保障的天主教党派，不得罪他的朋友总统，当前都需要这个人。又提议叫我出任农业部长，被我拒绝。巴罗在技穷之余提议由我主持外交部。我费了很大努力，要求由雷米萨来担任此职。他与我之间过去的关系这时显得特别重要，但没有必要在这里详说。我一再坚持要雷米萨同我们一起入阁。他虽是梯也尔的朋友，但高尚文雅得几乎没有人可比。只有他能保证我们即使得不到梯也尔这位政治家的支持，至少也可以让他保持中立，而又不伤害他的感情。经过巴罗和我们的一再恳求，雷米萨终于在一天晚上接受我们的要求。他在我们面前下了保证，但第二天早晨，他又收回前言。我确切知道，他在头一天晚上会见过梯也尔；而且他自己也向我承认，对于这一切，曾经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参加国家事务的梯也尔，劝他不要同我们合作。雷米萨说：“我非常清楚，我成为你们的同僚，不等于他协助你们。但只是这一点，很快就使我同他处于对立状态。”请看，同我们共事的都是一些什么人！

我没有想过要当外交部长，我对他们的提案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我认为，贸然担当自己毫无准备的任务，是不适当的。我在我的文件中找到关于这时的犹豫态度的记载。这是我当时同几个朋友在一起晚餐时的对话记录 【14】 。

我最后决定接任外交部的工作，但我提出一个条件：要朗瑞内与我同时入阁。我有几个十分充足的理由要求这样做。首先，我认为我们必须有3个人入阁，以便能够在内阁中占据优势，而这是为把工作做好所必要的。其次，我觉得朗瑞内在我准备推行的路线方面，特别有利于我同尚捉摸不清的迪福尔搞好关系。我尤其希望在自己的身边安排一位可以向他开诚布公的朋友：在所有的时代，而主要是在像我们这个互相猜疑和容易变卦的时代，在我们想要完成的工作尚有风险的时候，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尤其显得珍贵。

尽管我和朗瑞内的性格 【15】 有很大不同：他性情好静、温和，我的性情好动和有时心烦意乱，但从以上各种考虑，我依然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办事慢条斯理，小心慎重，甚至谨小慎微，只是很难着手工作，但一旦从事一项工作，就绝不后退，最后表现出他那布列塔尼亚农民的坚定而顽固的精神。他不太喜欢显示自己的观点，而一旦显示出来的时候，就说得十分明确，甚至直率得容易伤人。他不会随便表示友爱、热情、狂热和拒绝，但也不必怀疑他会意志消沉、出卖朋友和暗藏坏心。总之，他是一位非常诚实的合作者；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我在公务中见到的最诚实的人，我觉得他也是在爱护公益的时候毫不掺有个人的和出于利害关系的观点的人。

没有人反对朗瑞内入阁，但困难出现在给他以什么职位的问题上。我请他担任12月30日以来由比费 【16】 占据的农商部长。比费是法卢的朋友，而且是内阁中最服从法卢的追随者。法卢拒绝放弃他的同僚。我坚持我的意见。新内阁又推迟24小时才成立。法卢为了挫败我的决心，采取了直接行动。他来到我家，我还没有起床，他把我叫起来，要求我放弃朗瑞内，留他的朋友比费继续担任农商部长。我坚持我的意见，没有听他的。法卢生气了，但仍能控制自己的怒气，站了起来。我以为一切全完了，但情况相反，我完全胜利了。他以贵族的那种可以天衣无缝地掩盖一切情感，甚至苦涩的情感的高雅风度，向我伸出双手说：“就按照您的意见办吧！我表示让步。请不要说我是出于个人的考虑在如此困难和如此危急的时候破坏如此必要的联合！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内阁与你们在一起。但我希望您不要忘记，我不只是你们的同僚，而且还是你们的囚犯。”一个小时之后内阁成立。迪福尔在告诉我内阁成立时请我立即出任外交部长，时在1849年6月2日。

这个产生得如此艰难和如此费时而寿命不会太长的内阁，就是这样成立的。在成立前的长时间阵痛期，巴罗确实是全法国最辛苦的人。他对公益的真诚热心，使他想尽力把内阁改造好；而他那与其可信的诚实密不可分的野心，已使他想以无比的热情去争取留任为新内阁的首领。因此，他不断地往来于各派之间，向每一派提出感人的而且往往是动人的哀求和央告，有时去求多数派领袖，有时来找我们，有时向他认为比其他派别稳健、革命后变为共和派的人士呼吁。他还随时准备把这些人或那些人拉过去，因为在政治上是不能有永久的友谊和永久的仇恨的。他的心是一只漏水的瓶子，什么也存不住。当我看到他到处乱跑去忙于组阁的时候，我不禁想到他像一只母鸡到处转悠去寻找它的小雏回窝，但因为过于慌乱而未能辨别找回来的是自己的小雏还是别人的小雏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