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罗马征服全世界的时候，在它自己的城里却发生了一场隐蔽的战争：这就同火山的火焰一样，每当什么物质能够加强它的沸腾程度时，它立刻就会爆发出来。

在国王被驱逐以后，统治权便落到贵族手里了：贵族家族包办了一切高官显职，因而也就包办了一切军事方面的和民政方面的荣誉。

为了不让国王回来，贵族就设法扩大人民中间的激动情绪；但是他们所做的比他们自己所期望的不免过火了。贵族既然要他们憎恨国王，就使他们对自由产生了无限的期望。在国王的政权完全转到执政官的手里去以后，人民就感到他们并没有得到人们要他们深深热爱的自由；因此他们就设法削弱执政官的权力，设法设置平民的高级官吏职位，并且要同贵族一起取得能够坐圈椅的高级官吏的资格。贵族不得不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因为在贫穷被认为是公众的美德，而作为取得政权的秘密手段的财富受到蔑视的城市里，出身和显贵并不能给人们很大的好处。权力应该归于大多数的人民，贵族的国家就一点一点地变成了民主的国家。

服从一个国王的人们比起生活在世袭的贵族制度下的人们来，他们所受到的嫉妒的痛苦要少些。国王离开自己的臣民很远，以致他们几乎看不到他；他是这样有力地君临在他们之上，以致他们竟然不能想象在他们之间会产生什么不愉快的关系；但是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却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他们并不是这样高高地在其他公民的上面，因此公民们便总是能够做出不愉快的比较。因此在过去任何时候以及在现在，人民总是憎恨元老的。在出身并不提供参加政府的任何权利的共和国，在这方面是最幸运的，因为人民可以不怎样嫉妒他们给予他们所选择的那个人，并且可以任意取回政权。

对贵族感到不满的人民跑到圣山上去：安慰他们的使节被派到他们那里去；但是由于所有的人都保证当贵族不履行答应给他们的诺言的时候，必须相互帮助（这一点永远会引起骚动，并且会阻止高级官吏执行自己的全部正当职权），因此人们认为最好是创设一个高级官吏职位，以便防止对平民做出不公道的事情。但是由于人类的一个由来已久的缺点，取得保民官职位以便自卫的平民却被他们利用来进攻；他们一点一点地取消了贵族的全部特权。这就引起了接连不断的纠纷。保民官支持，或毋宁说鼓动人民，元老院则袒护贵族，因为元老院几乎全部是由贵族组成的，它比较倾向于遵守古老的规则，并且害怕贱民会把某一个保民官变成暴君。

人民利用了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在选举中的优势，他们拒绝参加战争的行动，他们的离开的威胁，他们单独作出决定的权利，最后，他们对于过分顽强地反抗他们的人们的弹劾。元老院用它自己的智慧、它的公正和它激起的对祖国的爱，用它的善行和共和国的财富的一种合理的分配，用人民对于主要家族的光荣和伟大人物的美德的尊敬，甚至用宗教，用古老的制度，用在预兆不吉利的借口下废除集会的日子，用门客，用一个保民官来对抗另一个保民官的办法，用任命独裁官，用进行新战争或把所有人的利益结合到一起的不幸事件，来进行自卫。最后，元老院用来进行自卫的手段还有：它向人民表示出一种父亲般的谦逊以满足人民所提出的一部分要求，为的是使他们放弃其他的一些要求，它还使用这样一个常用的规则，那就是不拘任何阶层或是任何高级官职的特权都不如保存共和国这件事重要。

后来，也就是当平民把贵族贬低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家族的这种区别已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二者都没有区别地可以取得荣誉的时候，新的纷争又发生了；纷争的一方是普通的人民，他们是受着他们自己的保民官的鼓励的；另一方是贵族和平民的主要家族，即人们现在所说的新贵：站在他们一方的是元老院，而元老院便是由他们组成的。但是，既然古昔的朴素风气不复存在，个人拥有了巨大的财富，而这样巨大的财富又不可能不产生权力，因此新贵就势必进行远比先前的贵族更加猛烈的反抗：这也就是格拉古兄弟和力图实现他们的计划的许多人致死的原因。

现在我应当再来谈一谈那大大地有助于加强罗马政府的力量的一个高级官吏职位：这就是监察官的职位。监察官主持人口调查；此外，既然共和国的力量在于纪律，在于风尚的严峻和经常不断地遵守某些习惯，他们的职责便是矫正法律所不曾防止的弊端，或是过问其他官吏所不能惩处的罪行。有一些比犯罪还要坏的例子：因破坏风尚而毁灭的国家多于因破坏法律而毁灭的国家。在罗马，任何会输入危险的新鲜事物的行动都要受到监察官的制裁，因为这些新鲜事物会改变公民的情绪或精神，并损害罗马的永久性，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名词的话。监察官也可以调处家庭的或公共的纷争：他们可以看情况把任何人赶出元老院，可以取消一个骑士所乘用的、由公家负担费用的马匹，可以把一个公民转入另一个特里布，甚至可以使他变成向城市纳税但是没有其他公民享有的特权的那一类人。

李维甚至指责了人民；在三十五个特里布中，他把三十四个特里布都放到根本不享有城市公民特权的那一类里去。他说：“因为在你们判了我的罪之后，你们又要我担任执政官和监察官。因此，你们一定是做了一次违法渎职的事，因为你们处罚了我；或者是做了两次违法渎职的事，因为你们又使我担任执政官，而后是监察官的职务。”

人民的保民官杜洛纽司被监察官逐出元老院，是因为他在任的时候，他废止了限制宴会方面的开支的那项法律。

这是一个十分贤明的制度。他们不能撤销任何人的高级官吏职位，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妨害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但是他们能够贬低人们的称号和等级，因此可以说，他们能够剥夺一个公民的个人的显贵地位。

塞尔维乌斯・图留斯依照百人团来区分公民的办法是著名的，李维和狄奥尼西乌斯把这件事对我们作了很好的解释。他们把一百九十三个百人团分成六个阶级，并把全部普通人民编入最后一个百人团，使他们单独组成第六个阶级。我们看到，这样的分法不是从法律上而是在事实上剥夺了普通人民的选举权。后来人们又规定，除去在某些个别情况以外，选举是要按照特里布的划分来进行的。有三十五个特里布，它们的每个特里布都有一票，在它们当中城市的特里布有四个，乡村的特里布有三十一个。主要的公民都是农民，他们自然是属于农村特里布的了；普通人民则只能参加城市特里布，他们对国事的影响极小：正是这一点被视为拯救了共和国。而当法比乌司把普通人民列入城市的四个特里布（阿庇乌斯・格老狄乌斯却把他们分配到一切特里布中去）的时候，他便因而获得了“最伟大的”这样一个称号。监察官每五年都要检查一下共和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这样就把人民分配到不同的特里布里面去，以便使保民官和野心家不能操纵选举，使甚至人民自己也不能滥用自己的权力。

罗马的政府是十分完善的，因为自从它产生以来，它的制度就足以使或是人民的精神，或是元老院的力量，或是某些高级官吏的威望永远能够制裁任何滥用权力的事件。

迦太基亡国的原因是：正是应该消除滥用职权的行为的时候，它竟不容忍甚至是汉尼拔这样做。雅典的垮台是因为，他们的过失在他们自己看来是这样地无关重要，以致他们竟不想纠正这些错误。在我们今天，意大利的以本国政府的稳定持久而感到骄傲的那些共和国，它们所能骄傲的，不过是世世代代中间无穷无尽的贪赃枉法行为而已；因此，比起在十人执政官时期的罗马来，它们的自由并不更加多一些。

英国的政府所以比较高明，是因为有一个机构经常不断地检查政府和检查它本身。结果它的错误便绝不会是持久的，而由于这些错误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它们又常常是有用的。

一句话，一个自由的政府，也就是说经常动荡的政府，如果它自己没有法律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它是无法维持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