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可被称为自由主义时代，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这项伟大运动却大大地衰落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那些代表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但是在许多种值得忧虑的事由中，这是最不重要的一种。如果自由主义者是失败了，自由主义的命运却似乎更惨。它正在对自己失去信心。它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这种信条好像正在僵化失效，变成化石，十分尴尬地夹在块非常积极和有力地活动着的磨石当中——上面一块是财阀帝国主义，下面一块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两派人好像在对自由主义说：“我们对你了解得十分透彻，我们已经钻进你的身体，从另一头出来。你是可尊敬的陈词滥调，老是科布登和格莱斯顿啊、个人自由啊、民族自由啊、人民当家作主啊，唠叨个没完。你讲的那一套并不是完全不对，但它是不真实的，令人厌烦的。”两派人异口同声地这样说。“你的那一套过时了，”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官僚最后说。“这不是面包和黄油，”社会民主党人最后说。这两派人在一切事情上都对立，只有在一件事上一致：他们要把未来在他们之间平分。但是，对他们的一致不幸的是，分配很快就看出是不平均的。无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终恢复力有多强，至少暂时在自由主义处于瘫痪时，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是独揽一切。英国的统治阶级坚持自己的权利。他们要巩固帝国，同时以势把两个碍事的共和国压倒。他们要向国外“新俘虏的、死气沉沉的百姓讲授法律”，要在国内通过学说教育来重建教会。在这同时，统治阶级要确立酒类利益——说到底，这是从上面实行统治的真正强有力的工具。统治阶级要用财政特惠的纽带使殖民地同我们结合在一起，并在保护贸易制的基础上建立巨大的商业利益。他们的政府，如同新学说最优秀的解释者所设想的，决不可对社会良知的人道主义要求漠不关心。他们要制定工厂法，并建立工资委员会。他们要使人民有能力和守纪律。在纪律观念中，军事因素很快就占了更突出的地位。但是在这方面，舆论的演变经历过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是乐观和扩张阶段。英国人天生就是世界的统治者。他会向德国人和美国人伸出友谊之手，把他们看作奉公守法的亲属。居住在世界其余地方的则是些垂死的民族，他们的明显的命运是被有前途的人种掌管，并被他们的商业辛迪加剥削。这种乐观心情没有维持到南非战争。它在科莱索和马格斯丰丹遭到了致命打击，在短短几年内，恐惧已断然取代了作为向国家和帝国团结前进的主要动力的野心。关税改革运动主要是一种对我们的商业地位不安全感所引起的。对德国的带点优越感的友谊迅速首先让位于商业妒忌，继而又让位于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公开的忧虑。全部社会力量都集中在巨大的海军经费上，并把义务兵役观念强行灌输给不愿听命的人民。受过训练的国民不再需要用来统治世界，而是用来保卫本国的领土。

这里我们不打算多谈现代保守主义的迂回曲折的道路。我们只需要指出一点：现代民主主义面对的不仅仅是传统的惰性。它面对的是一项具有明确而并非没有条理的纲领的反动政策，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其最佳表现（例如在《晨报》的每日评论中）来说，肯定会对许多心胸宽大的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效率高、守纪律的国民，一个强大的、自足的、富于战斗性的帝国的统治力。我们所特别关心的是保守主义进程对民主主义的命运所产生的反应。但是，要了解这种反应，要正确估计自由主义的现状和前景，就必须对上一个世代进步思想的活动作一回顾。当格莱斯顿于1880年成立他的第二个政府时，老的政党制度在英国是牢固的。只有圣乔治海峡另一侧的一帮政客不承认伟大效忠的权威。对于英国有政治头脑的人来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差别坚守住了阵地，这种分歧还不是一种阶段差别。伟大的辉格党家族保持了地位，出身贵族的他们把赃物分了。但是一种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在起作用。1872年达到顶点的繁荣正在衰退。工业发展减慢了；尽管从“饥饿的40年代”开始的进展是巨大的，人们正开始理解他们可以从紧缩和自由贸易期望的东西的限度。亨利·乔治先生的著作激发了对贫穷问题的新的兴趣，而威廉·莫里斯 【1】 的理想主义给了社会主义宣传以新的灵感。在这同时，格林的教导和汤因比 【2】 的热情把自由主义从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概念的桎梏中释放出来，为当代的立法铺平了道路。最后，费边社使社会主义从天上降落下来，并与实际政治和市政府建立了联系。如果英国曾是中太平洋的一个岛，前进运动将会是迅速而不离正道的。实际上，各种新的思想概念都反映在1880—1885年的议会和内阁中，伯明翰的激进主义好容易才同俱乐部的辉格党原则保持友好关系。重新分配社会力量，使“财产”利益与民主利益混合迫在眉睫，在社会问题上，被1884年农业工人获得选举权而增强的民主坚持要获得胜利。在这个时期，爱尔兰问题达到了紧要关头。格莱斯顿先生表示赞成地方自治，党内的分歧在错误的路线上进行。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大体上倒向统一主义，但是他们带走了一部分激进分子，而格莱斯顿先生的个人力量使一些人留在自由党方面，这些人对民主政治的需要的洞察力决不是深刻的。政治斗争暂时从社会问题转向地方自治这单独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新的统一党享有了20年几乎未中断的优越地位。另外，如果自治问题单独存在，它也许在1892年就解决了，但是与此同时，在80年代后期，社会问题变得迫切了。社会主义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力量，而是已开始影响有组织的工人，并且使工人中较有头脑的人下决心去解决不熟练工人问题。从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起，新统一主义成了公共事务中一支战斗力量，工党的概念开始形成。在新的问题上，已经削弱的自由主义又进一步分裂，它在1892年的失败应更多地归咎于这个更大的原因。而不能单纯归咎于巴涅尔 【3】 闹离婚的戏剧性个人事件。从1892到1895年，执政而没有立法权的自由党徒然进一步失去信誉，而帝国主义的崛起则使公众的兴趣全部转向一个新的方面。工人运动本身瘫痪了，1897年机工们的失败使采取罢工手段来达到社会大改革的希望归于泡影。但是，与此同时，舆论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查尔斯·布思 【4】 先生和他的伙伴们煞费苦心地用科学术语详细阐述了贫穷问题。社会和经济史逐渐作为一个崭新的知识部门而形成。西德尼·韦布夫妇 【5】 的著述有助于澄清工人的有组织劳动和国家的职责之间的关系。眼光敏锐的观察家能够追踪一种更充分、更具体的社会理论的“有机纤维”。

另一方面，在自由党队伍中，许多最有势力的人在敌对势力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地起了变化。他们在睡梦中变成了帝国主义者，只有当帝国主义的含义变得十分明显时，他们才觉醒过来。直到南非战争爆发，保守党政策的新发展才初次迫使一般自由党人考虑自己的处境。要有一种直率侵权的震动才能使他们猛醒，我们可以把党内正义观念作为有组织力量复活的日子定为1901年夏，这年夏天，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作了反对好战情绪潮流的演说，并以一句经典名言向战争手段挑战。这篇演说当时被认为是无可挽救地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但事实是，从演说这天起，这个迄今为止一直受冷遇的党领袖的名字成了政治集会上受欢呼的信号，一个没有突出天才，只有性格以及与性格俱来的洞察追随者心思的本领的人，在他的党内获得了犹如格莱斯顿的地位。这是第一个重大胜利，权利观念在自由主义心中恢复了原来地位。然后，随着保守党的攻势加强，其含义变得十分明显，老自由主义的影响又一个个地复活了。1902年的教育法使非国教徒行动起来。关税改革运动使自由贸易采取守势，教人们懂得自由主义的老的经济学为他们做了些什么。搞实际政治的社会党和工党发现他们绝对少不了科布登的教诲。自由贸易财政将成为社会改革的基础。自由党和工党学会进行合作来抵制关于矫治失业的欺骗性诺言，并维护自由国际交流的权利。与此同时，工党本身也经受了攻击的充分压力。攻击并非来自政治家，而是来自法官们，但是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必须懂得法官在很大范围内实际上就是立法者，这些立法者具有某种执著的倾向，只有制定和废除法律的机关随时警惕和不断努力才能予以制止。在破坏工会的老的阵地时，法官们建立了现代工党，并巩固了它同自由党的联盟。在这同时，帝国主义在南非自食其果，保守党的理想破灭为自由主义复活的滚滚潮流打开了闸门。

潮流绝对没有消退。如果它不再像1906年选举中那样汹涌澎湃，现在也是一股涓涓细流，稳稳地向社会改良和民主政治流去。在这个运动中，一切党派都已足够清楚地看出，自由主义的独特概念有一种永久性的作用。例如，社会党人极其清楚地认识到，人民政府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口号，而是一个必须用战斗来维护和扩大的现实。他知道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应付上院一人多次投票问题。他不再能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半心半意的自由党人为了使注意力从社会问题转移而设置的障碍。他知道地方自治和权力下放等难题是民主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他照例不仅仅是默认妇女对政治权利的要求，而只是由于自由党迟迟不满足这个要求才同自由党争吵。自由党关于和平与紧缩的老的观点也被社会党人承认，同样也被全体社会改良者承认，认为它对成功地实现他们的目的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国家的岁入全部像时兴那样用来建造最昂贵的军舰，那末政府预算就不会减轻人民的疾苦，如果政府的精力被野心或恐惧分散，也就不能专心致志于改善国内条件。另一方面，从格莱斯顿传统出发的自由党人已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如果要保持他的一些老的概念的实质，就必须通过一个适应和发展的过程。他已经懂得，自由贸易虽然为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并没有使大厦落成。他必须承认自由贸易并没有解决失业、工资过低和居住过度拥挤等等难题。他必须深深研究自由的意义，并重视实际情况对平等的意义所产生的影响。作为和平的使者及扩大军备的反对者，他已经认识到，把社会剩余用于进步工具是把它用于战争工具的真正替换方法。作为一个禁酒者，他正在一方面更多地依靠社会改进的间接影响，一方面依靠消灭垄断利益，而不是依靠绝对禁酒的捉摸不定的机会。

因此，在支撑自由党政府度过1910年危机的各种力量中，具有这样一种能激发和指导真正社会进步的有机观念因素。自由主义已绝处逢生，在与社会主义交换思想的过程中吸取了不止一个教训，也给了不止一个教训。其结果是一场更广泛、更深刻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从党的名称的差异后面，不顾某些真正的逆流，认识到了一个真正一致的目的。这场运动的前景如何？它能维持久远吗？它是我们所比拟的涓涓细流呢，还是一个必然逐渐沉入海底的浪头？

提出这个问题等于是问：民主政治是否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一个可能实行的统治方式？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问民主政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它是自由主义概念的必要基础？这个问题已经被附带提出过了，我们有理由认为个人主义者和边沁主义者对人民政体的论据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甚至表示过一丝怀疑：在某些条件下，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某些具体要素会不会在一个优胜阶级或一个秩序井然的专制政府统治下实现得充分，在选举权普遍扩大的情况下反倒实现得不充分？既然如此，可能有人会问，我们的民主概念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是建立在社会学的总原则上呢，还是建立在我国或当代文明的特殊条件上？我们的概念又如何与我们的其他社会秩序观念相联系？我们是否认为民主政治大体上会接受这些观念，或者，如果不按受，我们是否愿意默认它的决定是最后的？我们最终期待的又是什么？民主政治会坚持自己的权利吗？它会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并使它具体化吗？或者还是一错再错，成为恐慌和野心、狂热和沮丧的消极对象，或者成为那些其职业是把它随意捏弄的人手中的呢？

先来谈总原则。民主政治不是单单建立在个人的权利或私人利益上面的。这仅仅是盾牌的一面。民主政治同样也建立在个人作为社会一员的职责上。它把共同利益建立在共同意志上，同时嘱咐每一个聪明的成年人扮演一个角色。一个民族自己不出力，无疑也能获得许多好东西。它可能有好的警察，有公正的私法制度，有教育，有个人自由，有组织有方的工业。它可能从一个外国统治者、一个开明的官僚或一位仁慈的君主那里获得这些好东西。不管是怎样获得的，它们全都是好东西。但是民主政治的理论是：这样获得的东西缺少一个给人活力的要素。一个被这样统治的民族就像这样一个人，他获得了财产、优秀的教师、卫生的环境、张满他的帆的和风这一切外在的礼物，但是他的顺遂的航程他自己并没有出多少力，或根本没有出力。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给他的评价还不及给一个在逆境中奋斗而成就远为逊色的人的评价更高。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自有它们的内在价值，但是我们如何把它们弄到手同样也是个重要的问题。社会的情况也是这样。好的政府固然不错，但是好的意愿更胜一筹，甚至不完美的、吞吞吐吐、乱七八糟说出口的共同意愿，也可能有获得更高一级东西的力量，这是再完美的机器也无论如何达不到的。

但是，这个原则作出一个非常广泛的假定。它假定有一个共同意愿的存在。它假定获得公民权的人都能参加共同生活，都能真正对公共事务感兴趣，从而对形成一个共同的决定作出贡献。这个假定落了空，也就无民主政治之可言。在这种情况下，进步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它必须依靠那些看重具有社会价值的东西、通过艺术发明来增进知识或使生活文明化、或形成一个狭小然而有效的舆论来支持自由和秩序的人的数目。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无论政府具有什么样的形式，进步总是依靠那些如此地思考和生活的人，依靠这些共同利益笼罩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程度。但是，全心全意地热中于公共利益是难得的。它不是群众的特性，而是少数人的特性，民主主义者清楚地知道是“残余分子”拯救了人民。他仅仅补充一点：这少数人的努力要能够成功，人民必须愿意被拯救。大多数成天在矿山或工厂为面包辛辛苦苦干活的人，他们的头脑里是不会永远塞满国际政策或工业法规的复杂细节的。指望他们这样做是荒谬的。指望他们响应和赞成那些有助于国家的道德和物质福利的事情则是不过份的，而民主主义者的观点是：“残余分子”对人民进行说服，占领他们的心灵和愿望，要比把一些法律强加在他们头上，硬要他们服从和接受来得好。在这同时，少数人自身无论多么杰出，也总是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有些人要比其他人优秀和聪明得多，但是经验似乎表明，几乎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人优秀和聪明到这种地步，以致能永远对他们滥用权力而无所顾忌。相反，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是这样的，他愿意本着探索的精神深入到最卑微的人中间去，弄清他们需要什么，为什么需要，然后再为他们制定法律。在充分承认领导的必要的同时，必须承认完美的领导艺术在于获得群众的自愿的、心悦诚服的、有识别力的支持。

因此，个人会在极其不同的程度上对社会意愿作出贡献，但是民主政治的论点是：形成这样一个意愿，亦即扩大对一切公共事务的兴趣，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更为甚者，是一个证明其他好事合格的条件。但是，兴趣的扩大不是民主政体所创造的，如果兴趣既不存在，也不能使之存在，那末，民主就是一个空的形式，甚至比无用还糟。另一方面，凡是兴趣存在的地方，建立责任政府就是其发展的首要条件。即使如此，它也不是唯一的条件。现代国家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机体。一个选民感到自己迷失在无数选民之中，他对当代各种复杂重大的的问题一知半解，意识到他投的一票对解决问题的作用是多么微小。他需要的支持和指导是同他的邻居和工友组织起来。例如，他能理解他所隶属的工会的事务，也能理解他的小教堂的事务。它们与他有切身关系。它们影响他，而他感到他也能够影响它们。通过这些兴趣，他接触到一些更大的问题——一项工厂法案或教育法案——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他会作为一个组织的一分子进行活动，这个组织的投票表决力量集中起来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数量。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而认识责任乃是一切政府的难题。社会兴趣的发展——这就是民主政治——不仅依靠成年人的选举权以及当选立法机关的优势，而且还依靠各种使个人同集体联系起来的中间组织。这就是多种理由之一，为什么目前在我国被中央化官僚机构摧毁了的权力下放和地方自治是民主进步的要素。

民主政治的成功取决于选民对给予他们的机会的反应。但是，反过来说，给选民机会必须是为了唤起反应。实行民主政体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在考虑给哪个阶级、哪种性别或哪个种族以公民权时，着眼点是该阶级、该性别、该种族对这种责任可能作出的反应。它会有效地参与研究公共生活的问题吗，或者会不会是消极的投票材料，完全受不负责的政客的摆布？这个问题是正当的，但是人们极容易按照他们在没有公民权的人当中发现或自以为发现的淡漠或无知从比较不利的意义上来回答。他们忘记了，在那个方面，给公民权本身可能正是必须用来的唤起兴趣的刺激物，而当他们为容许无知的、不负责任的、甚至容易被收买的选民在政府中有发言权的危险所打动时，他们就容易忽视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处在公民责任圈子以外这一起抵消作用的危险。政府的实际工作必然影响它同所有生活在其领域里的人的关系，同时自己也必然受这种关系的影响。要很好地适应的话，它至少必须考虑到全体人民中每一个阶级的特性和境况。如果有一个阶级是没有发言权的，结果政府在那个程度上就是不了解情况的。不仅仅是那个阶级的利益会受到损害，而且甚至就最好的意愿来说，在处理它时也会犯错误，因为它不能为自己说话。非官方的发言人会自命代表它的观点，也许会获得不应有的权威，仅仅因为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审查。因此，在我们中间，报纸一贯代表舆论是一回事，投票处的冷酷无情的算术最后宣布舆论结果又是一回事。只有选票才能有效地把沉默的公民从叫喊者和幕后操纵者的暴虐中解救出来。

我断言，存在着迟钝或无知并非是撤销责任政府或限制选举权范围的充分理由。必须有一种有凭有据的观点，认为政治上的无能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扩大政治权利只会使能力较强的人当中一部分不大道德的人容易发挥不应有的影响。例如，在有色人中白人农场主实行寡头统治的地方，总是容易使人怀疑有色人普遍享有选举权是否是一种获得正义的可靠方法。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和社会条件，“有色”人只能照他的主子吩咐的那样去投票；如果要让所有的人都享有基本权利的话，一种像我们的某些直辖殖民地所实行的半专制制度倒可能是最好的。另一方面，一个统治阶级或统治种族最害怕的是没有公民权的人吵吵嚷嚷地要求政治权利，而对于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这恰恰是在缺少直接经验情况下相信他们适宜行使公民责任所能有的最有力的理由。民主主义者欢迎没有公民权的人所流露的不满，认为这是觉醒中的对公共事务的兴趣的最好证据。官僚们最害怕社会最终分裂，民主主义者却一点都不怕，因为经验已向他充分证明自由、责任和正义感所具有的愈合力。再者，民主主义者不能是一个单单为自己国家着想的民主主义者。他不能不认识到国与国之间复杂微妙的相互作用，这使得民主政治在每一个地方的成功或失败都影响到其他国家。近年来，最使西欧自由主义欢欣鼓舞的，莫过于亚洲国家的政治觉醒的迹象。到昨天为止，白种人成为世界其余地方主宰的最终“命运”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其结果可能是，无论民主政治在一个西方国家内发展得多么快，它永远会遇到这个国家与其属国关系中的相反原则的对抗，而这个矛盾，凡是悉心研究我国政治体制的人都不难看出，是对国内自由的一个持久威胁。亚洲从君士坦丁堡到北京的觉醒是当代最伟大、最有希望的政治现实，而当英国外交部与其他国家合谋把波斯自由扼杀在摇篮里，为了最无情的暴政利益而粉碎一个白种民族的自由时，英国自由党人却不得不袖手旁观，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奇耻大辱。

民主主义的事业是与国际主义的事业息息相通的，这种关系是多方面的。今天，民族的骄傲、愤怒或野心席卷公众的头脑，转移了对国内进步的全部兴趣。明天，一种恐慌心理又起了同样的作用。利用公众感情已成为一门艺术，两个大党都不以为耻地加以利用，军事理想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军费把公共资源消耗殆尽。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进步又对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进步产生影响。我们的商业对手在工业立法方面的落后早就成为反对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继续前进的论据。相反，当它们超过我们时，就像它们现在经常是的那样，我们可以向它们学习。在物质上，世界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体，它的统一最终必然在政治制度中反映出来。老的绝对主权学说已经过时。今天一些较大的国家展示一种政府里有政府、权威被权威限制的复杂制度，并非不可能的未来“世界国家”必须奠基于一种自由的民族自主，就像目前英帝国内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所享有的那样充分和令人满意。民族争胜将较少地表现在扩大领土或计算兵舰大炮总数的欲望上，而更多地表现为努力扩大我国对文明生活的贡献。正和我们在我们的城市生活的新生中发现一种市民爱国精神，对地方大学感兴趣，对地方工业的规模感到自豪，对曾经创下犯罪和贫穷的可耻记录、如今死亡率在全国最低洋洋得意一样，我们作为英国人将较少关心我们的两艘无畏级战舰可能敌不过德国同样一艘战舰的问题，而更多地关心我们在发展科学、教育和工业技术方面是否比不上德国的问题。当我们从目前人为地引起的、极其虚伪的民族自卑心理恢复过来时，我们甚至将学会对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对统治艺术、对已经创造出现代文明和正在改造现代文明的思想、文学、艺术和机械发明作出的特殊贡献感到骄傲。

自由主义支持民族自治和国际平等，就势必与通常表现的帝国主义观念发生冲突。但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对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对白人中普遍有的统一感情、对四分之一人类承认一面旗子、一个最高领导这一事实所包含的潜在价值漠不关心。就实行自治的殖民地而言，今天的自由党人必须面对科布登以来形势的变化，这种变化和我们在其他方面看到的变化没有什么两样。今天的殖民帝国实质上是老的自由主义所创建的。它建立在自治基础上，而自治是现存统一感情由之产生的根源。我们当代的难题是想出一套办法来更具体生动地表现这种统一感情而不损害它所依赖的自治权利。迄今为止，“帝国主义者”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并巧妙地利用了有利于母国的阶级优势和反动立法的殖民地舆论或表面的殖民地舆论。但是殖民地当中包括世界上一些最民主的社会。它们天然对之表同情的不是保守党，而是联合王国最进步的党。它们赞成地方自治，它们在社会立法方面起表率作用。因此，那里存在着一种民主联盟的政治条件，英国自由党人应予以重视。自由党人可指望使他的国家成为一批自治的民主社会的中心，其中一个社会作为与其他讲英语民族大国连接的天然纽带。新的统一的基本机构开始在帝国议会中形成，其任务是调节帝国各不同部分之间的利益以及组织共同防卫。这样一种联合对世界和平或自由事业都不是威胁。相反，作为一种共同感情的天然结果，它是朝一种不包含对自治理想进行反击的更大的团结前进的步骤之一。它是“世界国家”的规模宏大的样板。

国际主义为一方，民族自治为另一方，是一种社会心理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心理是与形式相对立的民主的实质。但是关于形式本身，最后还必须说几句。如果形式不合适，意志就无从表达，如果没有适当的表达，意志到头来就会遭到挫折和压制，陷于瘫痪。在形式问题上，民主统治（无论是人民直接统治还是代议政体）的固有困难在于它是由多数人实行的统治，而不是全体同意的统治。它的决定是大部份人民的决定，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决定。这个缺点是必须作出决定而又不可能获得全体同意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政治家试图通过对转变过程使用一种属于制动器性质的东西来纠正这种情况。他们感到，要证明任何一项重要的新政策是正当的，必须有一样不止是勉强多数的东西。必须要末有巨大的多数，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选民，要末必须克服一种阻力，这种阻力既能考验作新建议后盾的感情的数值，又能考验它的深度和力量。在联合王国，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制动器——上院，还有几个非正式的制动器——行政部门、法院对民主议案的长期不变的反对、报纸以及我们称为社会的一切。所有这些制动器只朝一个方向开动。对反动没有约束，这种缺少约束的情况随着保守党推行它自己的明确和建设性的政策而变得更加严重。在这种形势下，自由党就开始借助削弱官方制动器的有生力量这一简单方法来对付它，但是，说实话，并没有对它要用来代替的制动器的性质下定决心。对这个问题说几句似乎是适当的。对下院制约的作用是争取重新考虑。保守党领袖们指出构成议会多数的偶然因素是正确的。任何一次大选的纲领总是合成的，比方说，一个选民发现自己不得不从一个其教育观点他赞成的关税改革者与一个其教育政策他反对的自由贸易者之间进行选择。这个缺点可以部分地用比例代表制来纠正，无论违反意愿与否，自由党人发现他们越是坚持下院的真正代表性，就越是朝比例代表制的方向前进。但是，即使比例代表制也不能完全解决选民面临的问题。普通人对他认为最重要、最可能立即提供解决的问题投赞成票。但他总是容易发现自己的期望落空，一届议会实际上是为了一个问题而当选的，却可能着手去处理另一个问题。议会法案提出的纠正办法是搁置两年，认为这样就能进行充分讨论，同时有充分机会让反对意见表达出来。这项提案曾两次提交选民投票表决，并由选民批准，如果有哪一项立法提案曾被批准的话。它应该使下院作为人民的代表能够对国家的永久性体制自由地作出决定。然而，法案本身并不为永久性解决作出规定。因为，让上院的构造保持不变，它就只是单方面的制约，仅仅对一些民主议案起作用，这些议案反正要受常设官员、法官、报纸以及社会的攻击。为了永久性的使用，制约必须是双方面的。其次，搁置的原则恐怕不足以制约一个大而顽固的多数。真正需要的是让人民有机会去重新考虑一项议案。这可以用两个方法中随便哪一个来实现。1）允许上院行使中止否决权，把一项议案推迟到下届议会讨论；2）允许下院以这样的方式提出议案，最后让人民直接投票表决。我个人感到遗憾的是，居然有那么多自由党人把公民表决拒于门外。的确，有许多议案是不适宜进行公民表决的。例如，影响一个特殊阶级或特殊地区的议案都容易落空。这些议案在那些主要受其影响的人当中可能获得绝大多数票，但是在其他地方只勉强获得同意，也可能人们对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缺乏直接知识，结果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为了其他一些不相干的目的意图而把议案否决掉。还有，公民表决要奏效，只能是关于第一流的议案，而且只有在极其难得的情况下才能向公民请教。就所有两院分歧无法克服的一般事情来说，现政府可以把议案搁置起来，让下一届议会去讨论。但是另外还有一些紧急的议案、意义重大的议案，尤其是，超越政党的一般界线、我们的制度无法应付的议案，对于这些议案，直接诉诸人民就是最恰当的解决方法 【6】 。

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完全从属于下院的公正的上院，它无法接触财政，因而也无法推翻一个内阁，但是能够将一项议案要末提交人民直接投票表决，要末等下次选举的裁决——现政府可两中择一。这样一个院可由人民直接投票选出。但是选举次数太多对民主政治的运转不利，而且难以使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院心安理得地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作为替代方法，可以由下院自行按比例选举，其成员保留两届议会的席位。为了弥合这个变化，本届议会上院半数议员可由目前的上院选举，半数议员在本届议会期满时退下来，由下届下院和今后的每一届下院选举。这个上院将以同样比例反映本届和上届下院，各党之间应保持合理平衡 【7】 。上院有充分权利提出合理的修正，也有充分理由在坚持自己观点时保持克制。如果公众支持议案，就会明白下院将会认真予以处理，无论是通过全民公决，还是在一次大选中重新投信任票。下院则应当表现一种和解的姿态。他们不愿被迫把议案搁起来或诉诸于人民。至于他们选择哪一种方法，他们绝对有权自行决定，如果他们解散议会举行大选，把一系列公共议案搁起来，等以后再批准，他们会公正地感到自己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形式问题就到此为止。但是，民主主义的实际未来是寄托在一些更深刻的问题上的。它是同文明的普遍进步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已经懂得，社会的有机性质在一种意义上是理想，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是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一件重要事情在一个方面影响社会生活而不对整个组织产生反应。因此，举例来说，我们不能保持巨大的政治进步而在其他方面不相应地进步。人民如果在工业上处在使他们心力交瘁的条件下，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政治能力。一个民族如果害怕另一个民族或使另一个民族害怕，就不能在充分意义上说是自由的。社会问题必须从整体来观察。这里我们就接触到了现代改革运动的一个最大的弱点。专门化已渗入政治和社会活动，人们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全部精力用在专门一件事上，而把其他一切需要考虑的事置之不顾。当今世界进步需要的不是这种帮助，也不是这些辩护。我们倒是要向科布登学派学习一个最深刻的教训。对于他们，政治问题的分支是多方面的，但是其实质却是不可分的。那是一个实现自由的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他们的自由概念是太浅薄了，要理解自由的具体内容，必须懂得它是以相互约束为依据，并把它作为互助的基础予以重视。因此，在我们看来，和谐作为一种团结的概念能起到更好的作用。我们还必须以同样中肯的理论，同样切合实际的智谋、同样的激励早期激进分子、给科布登的统计学以灵感，并使布顿特的雄辩增添光彩的推动力来使它贯彻始终。我们需要少一些狂热的宗派主义，多一些团结心理。我们的改革家应该学会少依靠即时成功的宣传价值而多依靠深刻但却不大显眼的实践或感情的变化，应该少想捞选票，多想如何使人信服。我们需要那些真正的民主感情之间的更充分的合作，对改革程序达成更多的协议。眼下，由于许多事业在前进中争夺首位，进步受到了阻碍。在这一点上，权力下放会对我们有所帮助，但是帮助更大的将是更清楚地认识到一切自命和自称民主主义者的人进行合作的必要性，这种合作以理解他们自身意义的宽度和深度为基础。这个忠告似乎使性急的人扫兴，但是他们早晚会发现正义女神以她全部的美点燃了一股激情，它也许暂时不会焚烧成为熊熊大火，但将久久地燃烧着，放出温暖人心的热。

注释

【1】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作家、工艺美术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通过道德和审美教育改造现实社会，建立理想社会。——译者

【2】 　阿诺德·汤因比（1852-1883）：英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是最先着手研究产业革命时期工人状况的学者之一，鼓吹通过发展合作社、工会和政府援助来改善各劳动阶级的生活。——译者

【3】 　巴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爱尔兰自治派领袖。1879年任爱尔兰农民争取土地改革的土地同盟主席。1882年因领导抵制运动，阻止议会通过有关爱尔兰的土地立法，被捕入狱。在狱中与政府妥协，同意不使用暴力进行斗争。后因婚姻问题受舆论非议，政治影响逐渐削弱。——译者

【4】 　查尔斯·布思（1840—1916）：英国社会学家，著有《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17卷，阐述社会各阶级的生活条件，并分析贫穷原因。——译者

【5】 　西德尼·韦布（1859—1947）：英国经济学家，社会史学家，费边社会主义倡导者之一，与其妻合写《工联主义史》、《工业民主主义》等多种著作。——译者

【6】 　财政议案绝对不适宜进行全民公决，这是无需饶舌的。财政控制和行政控制是并驾齐驱的，使其中随便哪一项脱离下院多数掌握，这不是改革我们的制度，而是把制度彻底毁掉，立法控制情况就不同了。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可以坦然把一项立法议案提交人民投票表决。

【7】 　对这些建议的最佳替换方法也许是一个小的、直接选举产生的上院，逢到发生难以克服的争议时举行联席会议，但不得搁置。很明显，这个建议具有获得保守党一定程度支持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