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根据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 )尚未发表的演讲稿编撰这第一本著作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如何从沙利文留下的极其丰富的材料中进行选择。在他尚未发表的五个系列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其后来的概念框架的最为详尽的陈述，这五个系列的演讲是他在华盛顿精神病学院，以及纽约威廉·阿兰森·怀特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研究所里所发表的演讲；第六个系列的演讲由于其1949年的去世而中断。幸好，这些演讲都作了录音，而且他还留下了两本笔记，描述了这些演讲的轮廓，第一本是在1944—1945年撰写的，还有一个修订版写于1946—1947年。在沙利文的一位朋友以及同事大卫·麦肯齐·里奥奇(david mckenzie rioch)博士的建议下，本书主要限于沙利文于1946—1947年冬季在华盛顿精神病学院所作的一个系列的演讲，因为这个系列的演讲代表了沙利文针对其精神病学概念所作的最后一个完整的陈述。
沙利文的概念并非静止不变的；随着他的思想与系统阐述的显露与发展，他的演讲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不过，他所作的每一个系列的演讲都呈现了一个经由发展路线的精心组织的取向——也就是说，他从最早的婴儿期开始追溯个体的发展，一直到成年期，并从这项研究中得出了某些关于后来生活中所出现之精神障碍的结论。所以说，尽管他的思想的整体框架没有变化，不过在每个系列中，有些思想遭到了扬弃，而一些新的思想又增加了进去，并且这种扬弃与增加通常都是错综复杂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用他最后一个完整陈述作为本书的基础，这样的编撰思想似乎是合乎需要的。
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我们发现，可以将他始于1948年未发表的演讲系列中所出现的大多数新材料也汲取进本书中(主要是通过脚注的形式)。此外，我们偶尔也会依赖于早年的一些演讲，来澄清一些含糊不清的段落，或者是充实一些章节，在这种场合中，由于演讲时间的限制，沙利文只能匆匆地将他在其他某个地方详细讨论过的思想一带而过。我们还不得不依赖于早年的演讲来提供由于录音设备的机械障碍而导致的一些章节的缺失。不过，尽管我们从其他的系列中汲取了一些材料，但我们的总体构思一直都是以他最后一本笔记为指导的，因为我们既不想把他在1946—1947年的笔记中作了修订或扬弃的系统阐释包括其中，也不希望改变对于他自身的呈现计划的强调。所有这种类型的汲取都是在脚注中加以说明的。
本书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在风格上略有差异。那些论及婴儿期的章节主要呈现的不是对人类婴儿的观察，而是鉴于婴儿特定的心理生物特征、能力成熟的顺序、文化不可避免的影响，以及后来生活中的一些事实，主要呈现了关于每一个人在出生后最初这几个月的生活中必定发生了何事的假设。对于这些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通常呈现的是推论，而不是观察)，沙利文作了充分、详细的笔记，并以精确的措辞表达了许多他所希望提出的假设；在演讲时，他常常从他的笔记上读一段话，对其进行扩展，并作一番解释。但是，在后来的演讲中，每当讲到那些可能受到观察支持的材料，以及可能在听众回忆范围之内的材料时，沙利文就会根据只列出了大概的笔记，即席地发表演讲。因此，开头几章的许多材料反映了沙利文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有时候是颇为复杂的；而在后来的演讲中，沙利文则以一种更为轻松、口语化的风格来发表演讲。在编辑本书时，对于沙利文在写作中已经充分表达了的那些陈述，我们不作任何的改变。不过，对于沙利文临场发挥的那些部分，我们则不得不作一些严谨的编辑以及重新组织的工作，因为他的一些口头陈述的含义与强调，并非总能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
许多学生已经对沙利文之笔记的重要性作了评论。在这个系列的演讲中，沙利文将他最后一本笔记中所出现的大多数陈述也包括了进去(通常以同样的措辞)。倘若这本笔记中的某一系统阐述没有出现在相应的演讲中，那么我们通常会在恰当的地方把它补充进去，只要这种疏漏看起来不是出于故意就好。本书一些部分与章节的题目也与沙利文笔记的标题相一致，极少有改变。在那些摘自他笔记的段落中，他对于引号的使用也通常未作改变；他对于单引号的使用(用来表明他赋予一些字词或短语之意义的特殊修饰)尤其是他所有作品所特有的。
在准备本书时，我们省略了一个部分：在第二部分之后，沙利文作了三次演讲，对精神病医生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尤其是精神病学访谈。由于这些演讲与另一个关于这一特定主题的独立演讲系列有所重复，而这个演讲系列将会在另一本书中出版，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把它们省略了。
本书的准备过程体现了沙利文所谓之综合模式的合作，因为有许多人都慷慨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时间、金钱以及思想。詹姆斯·i·沙利文(james i. sullivan)将沙利文的论文移交给了基金会(沙利文曾在这个基金会工作过，是由他的学生和同事组建的)，在汇编论文以供出版的工作中，他也一直给予了源源不断的帮助。为了给最初阶段的论文分类和编辑工作筹措资金，沙利文的93名学生与同事成立了一个拥有15 000美元的特别基金管理机构。如果没有那些最为了解沙利文工作、感兴趣于看到这本书到达读者手中的人这种非常切于实际的行动，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玛贝尔·布莱克·科恩(mabel blake cohen)博士一直担任着精神病学顾问，而且在这项工作所有阶段中，她也一直都是我们的主要顾问。沙利文作品出版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of sullivan's writings)的所有成员都阅读了手稿，认可了其内容，并提出了批评意见。
在基金会拿到沙利文的论文时，是帕特里克·默拉希(patrick mullahy)和小奥托·艾伦·威尔(otto allen will, jr.)博士最先通读了大多数的材料，并向基金会传达了这些材料的丰富性，以及出版这些材料的重要性。默拉希先生还阅读了本书的定稿，并就此提出了许多极好的建议。沙利文的许多其他学生和同事也在最初的论文出版计划中助了一臂之力，提供了鼓励与力量，尤其是阿尔弗雷德·h·斯坦顿(alfred h. stanton)博士。在沙利文还在发表演讲的那些日子里，玛丽·朱丽安·怀特(mary julian white)博士一个人负责录音以及誊写演讲系列的工作，这些是本书的基础；由于她的规划，这成了基金会可以随时使用的最为精练、最为完整的演讲系列之一。
以下这些人也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或部分，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们是罗伯特·a·科恩(robert a. cohen)博士、菲利浦·a·霍尔曼(philip a. holman)，以及斯图亚特·e·佩里(stewart e. perry)。最后，我们对诺顿出版公司的编辑凯瑟琳·巴纳德(katherine barnard)深表谢意，她很有技巧地为本书作了最后的润色。
非常感谢获得允许从下列业已出版或发表的作品中引用了一些有关的材料：美国心理学会p. w. 布里奇曼(p. w. brideman)的《操作性分析的一些一般原理》(“some general principles of operational analysis，”psychological review，1945，52：246-249)、灯塔出版社出版的伦纳德·考特里尔(leonard cottrell)和露丝·加拉弗(ruth gallagher)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1930—1940》(developments in social psychology, 1930-1940, 1941)、托马斯·y·克罗韦尔出版公司出版的塞巴·埃尔德里奇(seba eldridge)的《生命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life，1925)、哈考特·布莱斯出版公司出版的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语言：言语研究导论》(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1921)、希尔米塔吉出版公司出版的帕特里克·默拉希的《俄狄浦斯：神话与情结》(oedipus: myth and complex，1948)、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的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934)、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出版的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的《人格动力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personality，1935)、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出版的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的《“智力”的本质与认知的原理》(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cognition，1923)、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出版的布隆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文化”(culture)及t. v.史密斯 (t. v. smith)的“乔治·赫伯特·米德”(mead, george herbert)词条(参见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人际和国际的张力》(“tensions interpersonal and international，”in tensions that cause wars，edited by hadley cantril；1950)。
海伦·斯威克·佩里(helen swick perry)
玛丽·拉德·加威尔(mary ladd gaw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