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合作的三个方面

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到了婴儿后期，我们发现，这时的婴儿越来越屈从于父母的社会责任。当人们逐渐地认识到婴儿是可教育且有能力学习时，育儿者便越来越减少对婴儿表示温柔或给予其温柔的次数。早期认为要无条件(unqualified)与婴儿合作的感觉，现在则变成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婴儿应该要学习一些东西，而这就意味着育儿者在某些情形下要限制其温柔的合作。

对肛门相互作用区的机能活动所进行的成功训练，则强调了温柔的一个新的方面——温柔(温柔是育儿者眼中的好行为所带来的结果)的附加作用。事实上——不管婴儿对此作何理解——这是一种奖赏(reward)。与排便相联系的被认可的社会仪式一旦发挥作用，奖赏就会增加肛门区的满足。这就是具有奖赏性质的温柔，而之所以获得奖赏，是因为学会了某些东西或表现出了某种正确的行为。

因此，母亲或负责同化或社会化儿童的双亲，此时以一种所谓奖赏的方式往她越来越中性的行为(neutral behavior)中增加了温柔的成分。我认为，最为通常的情况下，父母在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是在奖赏婴儿。非常常见的情况是，这种具有奖赏性质的温柔只会出现在育儿者对于婴儿习得了某种技能而感到非常愉悦时——比如，婴儿大胆地坐上了马桶，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既然温柔通常情况下会由于父母亲的训练需要而变得越来越受限，因此，这些直接表达温柔的偶发行为(通常伴随着诸如排便等需要的满足)，实际上就成了一种附加物——由于表现出好行为而得到了额外的东西——这就是一般模式的奖赏。当我们将训练程序妥善调节至适应婴儿的学习能力时，这种类型的学习就会发生。在婴儿期的最后几个月间，友好的反应(即母亲对婴儿很好地做出某件事情而产生的愉悦反应)越来越成为具有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婴儿早期，只要母亲是一位让人感觉舒适的育儿者，当她在婴儿身旁时，温柔就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将这类学习称作奖赏影响下的学习——奖赏其实就是肩负同化或社会化责任的育儿者所表现出来的温柔行为。

对口—手行为的机能活动所进行的训练——用手把东西送入嘴里等——开始强调获得认可之情境与带有焦虑色彩之情境之间的分化。在这一特殊领域里，训练很可能(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集中在这个方面，即焦虑梯度首次在学习中占有极大的重要性；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强调过的那样，某种未得到满足的行为会使得焦虑不断增强，而婴儿通常能学会与不断增强之焦虑相伴的活动保持一定距离，或回避它们，就像变形虫回避高温那样。

通过焦虑梯度来学习，是婴儿期和童年后期主要的学习方式，这样，婴儿通过育儿者温柔的禁止姿势，或者通过育儿者适度的担心、关注或伴有某种程度之焦虑的不赞同，学会了描画他自己的路线。有人可能会说，婴儿选择不伴随不断增强之焦虑的行为单元时，其实在玩一个变得越来越热还是越来越冷(getting hotter or colder)这个老游戏。婴儿期之后，在人格发展的过程中，最为严重的焦虑是一种罕见的经验，而焦虑(在一个没有特定危机且高度文明的社区里，焦虑是成年生活的一种功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算不上非常严重的事情。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焦虑正是人们大部分不当、失效、过于刻板或其他不幸的表现的原因所在；就其基本意义而言，焦虑也是精神病学家所关注的大量事情的原因所在。唯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认识到，一个人是否变得焦虑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决定人际关系的基本影响，也就是说，焦虑不是原动力，它并不产生人际关系，但它或多或少指导着人际关系发展的进程。即使在婴儿后期，也存在大量通过焦虑梯度而进行的学习，尤其是在那些育儿者没有焦虑情绪但依然强烈地热衷于培养正常儿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阻止婴儿把不该放入嘴里的东西放入嘴里时，往往就会第一次出现这种学习。这种学习适合于广泛的行为领域。不过，在这里，我试图要找到的是这些问题的起点。

手部—探索机能的训练——有关手部—探索机能，我在前面有关婴儿用手接近肛区，或插入大便，或者摆弄外生殖器等方面已经探讨过——几乎总是开始于对情境的辨别，这些情境的标志是不可思议的情绪，我们到后面将会讨论这一点。我们可以将这种不可思议的情绪描述为严重焦虑的突然发生，它既可能因为学习过程等受阻而引起，也可能因为对先于极不愉快事件之情境的信息记忆所引起。

在婴儿早期，当情境接近“全或无”的特征时，诱发的焦虑易于从适度的欣快状态突然转向极度的严重焦虑状态。正如我前面所说，这种严重焦虑具有当头棒喝般的效应，因为人们处于强烈焦虑状态之下时，就如同当头棒喝时，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点也不清楚。这种教育效果绝不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其他两种情境的教育效果那样简单而有效，因为严重焦虑的突然出现，事实上会阻碍对即时情境的任何明晰的领会或理解。不过，这并不妨碍回忆，并且，当回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时，人们便可以回想起在严重焦虑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当严重焦虑扰乱一切事情的时候，人们会产生一种表达其行动的感觉——然后就会逐渐成为我们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禁忌”(uncanny taboo)的区域。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描述这样一些事情的方法，即人们一旦遇上这些事情，便会立刻停止。相比于其他两种训练，这种训练的直接效果要差一些，而且我还得说，它更可能会导致对现实的歪曲认识。

好我、坏我与非我

至此，我已提出了人际合作的三个方面，它们是婴儿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还对学习起着支配的作用。也就是说，人际合作的这三个方面需要对婴儿的同化或社会化。按照习俗，婴儿在婴儿期结束前会接触所有这些方面。从这三种经验——有关奖赏、焦虑梯度，以及实体发生的突然被严重焦虑淹没的经验——中，出现了我(me)的三个方面的最初人格化，我始终与我的身体(my body)的感觉联系在一起——你们应该还记得，我的身体是一个经验的组织，凭借其自我感觉特征而逐渐与其他一切区别开来。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最初人格化(它们有着理解身体的共同元素)大约在婴儿中期组织形成——我不能确切地说出其时间。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婴儿最早的双重人格化是把真实的育儿者分为好母亲和坏母亲。而现在这个时候，有关我的最初人格化是好我(good-me)、坏我(bad-me)和非我(not-me)。据我所知，在这样或那样的文化里，在几乎每一个为生活而接受训练的例子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人格化的这种三重分裂，这些人格化的核心——这个核心将其最终合而为一，而且，使其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其与不断成长之“我的身体”概念之间的关联。

好我是这样一种最初的人格化：它组织着使得满足得以增强的经验，也即育儿者对事情的进展感到愉悦，由此更多地给予婴儿具有奖赏性的温柔，使得婴儿体验到满足感得到增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育儿者是自由的，她往往会逐步地向婴儿表示其温柔慈爱。好我的终极发展，便是通常所讨论的“我”(i)这个主题。

另一方面，坏我则是组织不断增长的焦虑经验的最初人格化，这种不断增长的焦虑在或多或少被明确理解的人际环境里，与育儿者的行为相联系。也就是说，坏我是以不断增长的焦虑梯度为基础的，而且在生命的这一阶段，进而有赖于能够诱发焦虑的某个人注80 对婴儿行为的观察(即使是误解)。婴儿的某种行为与母亲不断增强的紧张以及日益明显的禁忌常常同时出现，便是这种经验的根源，它通常会被组织成我们可用坏我来标志的尚未成熟的人格化。

至此，我所提及的两种人格化听起来好似一种关于现实的阐释。然而，这两种人格化是1岁或1岁以上儿童交际思维(communicated thinking)的组成部分，因而，假定它们在这个较早阶段就已经存在，并不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推理。当我们进入这些最初人格化的第三方面，即非我时，就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领域——一个只有通过某些特殊的情境才能知道的领域，这些特殊的情境并非位于我们的经验之外。我们大多数人明显遇到非我的人格化是在睡着时候偶然做的梦境里；不过，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人会非常明显地遇到这种非我的人格化，在他们看来，这些情况是非常真实的。事实上，非我的人格化始终存在——尽管不是每一分钟，但是每一天，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存在——有时候以一些不被注意的现象，但应该有其他的现象出现；而且，在许多人身上——我不知道这些人占多大比例——它以间接的方式(分裂行为)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其中，人们会做出或说出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也即那些对别人来说非常有意义而他们自己却一无所知的事情。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在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时所遇到的特殊情境，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但是它们绝非天方夜谭。正是有这些特殊的情境作为证据——既包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那些情境，也包括患有严重人格障碍者所遇到的那些情境，所有这些情境，我们后面都会谈及——我才选择提出这第三种最初的人格化(它与对“我的身体”的不断增长的认识是交织在一起的)，即非我的人格化。这是一种进展极其缓慢的人格化，具有一种始终相对原始的特征，也就是说，它是以不完善的经验方式，用通常非常简单的符号组织而成，且由片面理解的某些生活方面组成。这些方面在此时被看做是“可怕的”，稍后，就将会被分化为伴有敬畏、恐惧、讨厌或害怕的事件。

非我这一最初的人格化进展通常十分缓慢，因为它来自高度焦虑的体验——这是一种非常拙劣的教育方法。这样一种复杂而效果相对欠佳的认识现实的方法，自然会导致经验组织的进展相对缓慢；而且，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被斩头去尾，以至难以说清它们实际上是什么。因此，这些以不可思议的情绪为特征的经验——这意味着这种经验在被观察到时，会导致母亲表现出强烈的禁止姿势，同时还会导致婴儿出现强烈的焦虑——并不像其他两种组织那样对任何事情都有着清晰而又有用的指导作用。因为以不可思议的情绪为特征的经验(它们通常是以非我的人格化来组织的)不可能与因果有明确的联系——不可能用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经验，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是我们在后来解释我们的参照过程时所用到的——这些参照过程作为相对原始、简单、不完善的象征，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一直存在。这并不是说成人身上的非我成分是婴儿期的，而是说，非我成分，就其基本方面而言，实际上超越了交往术语的讨论范围。非我是一种非常“私下的”(private)生活方式。不过，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非我通过我们称之为梦魇的这种令人极不愉悦的情绪的爆发，会在每个人——或者，近乎每个人，对于这个统计数字，我不敢保证——童年期之后的不同生活阶段表现出来。

我认为，这三种关于我的最初人格化，就像早先时候客观上相同的母亲的两种人格化一样区别明显。但是，随着我的人格化的不断发展，母亲的人格化也会出现某种变化。在婴儿后期，有证据表明，这种最初的人格似乎已经融合了先前好母亲和坏母亲这两种迥然不同的人格化；而且，我们发现，在婴儿期结束后的一年或半年内，只在睡梦等相对模糊的心理过程中，才清楚地显示出作为好母亲和坏母亲的育儿者的双重人格化。但是，诚如我在前面曾提出的，当我们考虑构成心理障碍问题的特别失效、不当的人际关系问题时，会再次发现，用这种双重事件开始组织经验的倾向，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没有完全消失。

自我系统的动力机制

根据成为好我的基本合意性，根据在涉及日益变得重要之他人的情境中焦虑稍微增加就会发出警告的日益增强的能力——焦虑稍微增加，也就是欣快稍微减少——一种极其重要的次级动力机制出现了，它完全是人际经验(这种人际经验产生于在追求一般需要和区域需要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焦虑)的产物。 我把这种次级动力机制称作自我系统。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它是次级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特定的相互作用区，在其背后也没有任何特定的生理装置；但是，它事实上可以使用所有的相互作用区，可以使用所有从人际视角看具有整合性且富有意义的生理装置。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它的触角遍及所有可能出现焦虑之领域中的人际关系。

成为好我的基本合意性(essential desirability)另一方面也正好说明了焦虑的基本不合意性。既然好我的最初人格化基于通过温柔而增强满足的经验，那么，自然就存在一种活生生的好我的基本合意性。而且，既然此时婴儿的感觉能力及其他一些能力已经成熟——甚至有一些证据表明此时空间知觉(这是出现最晚的知觉之一)也很可能出现了——随着这一基本合意性，自然就出现了不断增强的碰到细微禁止就发出警告的能力——细微的禁止也就是细微的焦虑。就当前讨论的目的而言，这两种情境都是涉及另一个人——育儿者，或多个育儿者——的情境，而且，这个人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是因为她的温柔合作的表现，由于她试图教导婴儿并使其社会化，而变得复杂起来；而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因此要求婴儿更加有效地分化禁止姿势等。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婴儿后期便逐渐形成了一种经验组织，这个组织最终将在人格方面具有惊人的重要性，而且完全来自婴儿此时所涉及的人际关系——而且，这些人际关系在婴儿的一般需要和区域需要满足方面，有其动机(或者用一个比较好懂的词来说，有其原动力)。但是，出于育儿者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涉及婴儿需要的满足)，便出现了婴儿的组织，我们可以说这个组织是一种指导如何与这个重要他人一起生活的动力机制。所以说，自我系统是一种教育经验组织，它由于回避焦虑事件或使焦虑事件降至最低限度的必要性而产生。注81 自我系统的功能活动——现在我是从动力机制的一般视角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主要指向于回避和最小化这种断断续续的焦虑紧张，因而也间接地用来保护婴儿免遭有害的、与追求满足(缓解一般紧张或区域紧张)相关的不测事件。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至少在整个生命历程中)，自我系统的成分将一直存在，并且表现出与如下两种需要相关的功能活动：一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般需要，另一种则是为各种相互作用区提供过剩能量的区域需要。自我系统“部门”(sector)与任何特定的一般需要或区域需要之间的关系是多么明显，或者说，它的表现是多么频繁，都纯粹是当事人过去经验(past experience)的一种功能。

我曾说过，在经验的组织中，自我系统始于育儿者的禁止姿势，而且，这些禁止姿势是坏母亲人格化的提炼；这似乎表明了一点，即自我系统是通过坏母亲的并入(incorporation)或内投(introjection)，或者说只是通过母亲的内投而逐渐形成的。我们在谈到自我系统时，通常不用并入和内投这两个术语，而在谈及精神分析的超我(psychoanalytic superego)时经常会用到(超我与我谈到的自我系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但是，如果我至此的讨论恰当成分的话，那么，显然，在谈到自我系统的发展时用这两个术语是相当草率和过于简单化的(若是没有十分神奇的言语姿势，其意义就不可能很明晰)。我还说过，自我系统是逐渐形成的，其原因在于，追求一般需要和区域需要之满足的过程日益受到那些试图训练幼儿的育儿者的干涉。所以说，自我系统(绝非像育儿者的功能或同一性那样的东西)是为避免日益增强的焦虑程度(这些焦虑程度与教育过程有关)而出现的一种经验组织。但是，对婴儿来说，在婴儿后期(这种情境在人生任何时候的大多数情形下都是相似的)，这些焦虑程度并不意味着育儿者(使婴儿社会化的人)从她灌输给婴儿的文化视角看，相信她所意指的内容或她真实代表的意思。一个人以某种方式从另一个人身上汲取组成其人格的成分，这一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一个无疑真实的“外在物体”(external object)与一个无疑真实的“我的心灵”(my mind)之间，存在着一组过程——感知活动、理解等——这组过程是属于插入式的(intercalated)，高度从属于过去经验，且越来越从属于对不远将来的预见。因此，如果我们对另一个人在任何一个重要方面的知觉都是精确的或准确的，那么，这事实上将是自古以来的一大奇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竭尽全力地劝你们，不要把你们的思想禁锢在这样一种观念上，不要认为我论述的这些东西，就好像是接受他人的价值标准等。相反，我正在谈论的是经验的组织，这个组织与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相对成功的教育相关，它会在婴儿后期开始显现。

我在谈论自我系统时，想让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一点，即我正在谈论的是一种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在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中会逐渐变得极其重要。这种动力机制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它并非一种东西、一个领域，也不是诸如超我、自我、伊底(本我)等概念。注82 在这一概念所解释的东西中，有一种可以被描述为准实体(quasientity)的东西，即自我的人格化。这个自我的人格化便是当你说你自己是“我”(i)时所谈及的东西，也是当你谈论“我”(me)和“我的”(my)时通常(如果不是总是如此的话)所指的东西。不过，我想非常清楚地表明一点：人格化与被人格化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复杂的，有时候是多重的；人格化并不是对被人格化者的恰当描述。在我努力地想清楚表明这一点的过程中，我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在我的讲授中将个体发展史方面的起始内容向后推，以便从近便的观点看，关键性的偏离变得更加明显了。因此，我现在所讨论的极其重要的自我动力机制的起始是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时候——此时还远不存在自我的人格化——只有好我和坏我的初步人格化，以及更不成熟的非我的人格化。这些最初的人格化绝不构成你们在成年后彼此谈及你们自己时认为自己所表现出来(你们相信其服务于此目的)的自我的人格化。

自我系统的必要方面和不幸方面

可以说，自我系统的根源在于文化的非理性特征(irrational character)，或者更具体地说，在于社会的非理性特征。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为了与同伴维持可行、有利且令人满意的关系，人们不得不延续许多规定的行事方式，或者，如果有关维持同伴关系之行为类型方面的规定是完全合理的，那么，就我所知而言，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任何类似于我们经常遇到的自我系统这样的东西不可能有进展。如果作为任何特定社会之特征的文化规定更好地适应于人类生活，那么，有关合并或内投一个惩罚性的、批评性之人的观点就不会出现了。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一个没有自我系统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极其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教育类型(甚至很可能还包括非我的人格化中所组织的某些不可思议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人性动物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人格之基础的人性动物的巨大能力必将导致极其复杂的特化(specializations)——生活、官能以及这样或那样的分化；为了让孩子在人群中(在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中，这是必定会涉及的)保持一种可行的、有利的、得体的、合适的关系，必须在他们开始有意义地参与家庭群体以外的社会之前教给他们大量的东西。因此，我认为，各种学习类型的次匠意作用(secondary elaboration)——我称之为自我系统——是人类在任何情形下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在一种理想的文化中(这种文化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且目前似乎也不可能存在)，自我系统的适当功能显然不同于其对于我们文明社会中的居民所具有的实际功能。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没有哪个家长群体真实地反映了在生活中训练孩子的社会组织的本质；童年期之后，当家庭在同化和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开始由于其他一些影响而减弱或增强时，你们可以说，这些其他的影响是指，每个家庭在教育子女方面所摘选的文化成分与其他的文化成分产生了冲突——所有这些成分都或多或少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但是当它们混杂在一起时，就会有完全不同的重点和重要性。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在文明的社会里(诚如现存的社会)，在生活中实际起作用的自我系统常常是非常不幸的(unfortunate)。但是，我们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自我系统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也可以说是它的目标)在保证必要满足的同时没有再招致严重的焦虑。不管在许多情境里，自我系统的表现是多么的不幸，都请记住，如果个体不保护自己免遭严重的焦虑，他实际上就会一事无成，换句话说，如果个体必须做某件事情，他就得花费不堪忍受的长时间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你们看，尽管自我系统真的是人格有利改变的主要绊脚石——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展开——但我们也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它也是阻止人格不利改变的主要影响。精神病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擅长系统阐释他人的自我系统，他还整合了这个他人的自我系统，并且，我得说，他“凭直觉知道”其患者自我系统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往往使得这位患者一直过着他正表现出来的那种病态生活，这种病态生活也依然绝不会把自我系统视作痛惜的东西。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是痛惜它还是赞扬它，它都一直在我们面前。自我系统这一概念在理解人际关系的变迁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我们知道了自我系统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很可能就能够遵循这个与其功能相关的、最为难懂的观念。

自我系统是教育经验的产物，其中一部分具有奖赏的特征，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具有我们在前面曾讲到过的梯度焦虑成分。但是，在生命的早期，焦虑也是自我动力机制功能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方面。自我系统也是回忆和预见这两种经验功能的代名词。既然在自我系统中组织起来的令人烦恼的经验是与日益增长的焦虑梯度相联系的经验，那么，广泛发挥作用的回忆成分，会干预生活中相当于对焦虑之警告或预见的自我动力机制，也就不足为奇了。对焦虑的警告意味着出现了明显的焦虑，它确实是一种认为焦虑会变严重的警告。

在这一点上，我想简要地提及两件事情。其一，婴儿对于“无法获得之物”(the unobtainable)，即他对所处的情境无能为力(而不管育儿者如何合作)的发现。婴儿哭着要月亮便是这种情境的例证。在婴儿期快结束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婴儿对于这些无法获得之物的态度就好像它们不存在一样；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唤起区域需要。这可能是对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的最为简单的例证，这个过程便是我所说的选择性忽视(selective inattention)。

我想提及的另一件事情是：在父母的影响与婴儿的实际可能性及需要特别不一致的地方——在言语尚未成为家人间交流的主要工具之前，在言语尚未具有任何交流功能之前，在有指称的词语尚未含有任何意义之前——就可能在坏我和非我的人格化中灌输这些灾难性的曲解(这些曲解到后来会表现出来)，并因而在后来的整个人格发展中阻碍十分幸运的经验。后面，我将讨论一些典型的歪曲，其中最为恶意的歪曲发生在婴儿后期，它是育儿者深信这一点而导致的结果，即婴儿有意志(wills)，必须对婴儿的意志加以指导、控制、改变和塑造。最后当我们讨论心理障碍的概念时，我们将不得不选择一些特别典型的歪曲表现，这些歪曲表现自第一次发生起，在继后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