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想概略地描述一下特别重要的少年时代(juvenile era)。实际上，对我们大家来说，我要谈论的许多内容都很容易理解——这些内容涉及一个人从上学开始到真正找到一位知心朋友这段时间内促进人格成长和发展方向的诸多因素——如果少年时代确有结束之时的话，那么，找到一位知心朋友，便标志着少年时代的结束。在接下来的前青年期(preadolescence)，个体会发现，在知心朋友的陪伴下，他越来越能够谈论他曾经了解到的事情，而这在少年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前青年期这个相对短暂的时期，一旦经历，便会在使一个人摆脱遭遇过的不幸事件的影响方面，具有相当惊人的价值。
不过，我们不能随意夸大少年时代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社会化开始的实际时间。在少年时代陷入困境的人，显然难以与他们的伙伴友好相处。在少年时代，许多重要的事情会发生。这是人生中作为一种社会化影响之家庭的局限性和独特性开始得到补救和纠正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在少年时代必须矫正众多的文化癖性(cultural idiosyncrasies)、有价值的怪癖等，这些文化癖性和有价值的怪癖等是在童年期社会化过程中偶然习得的；如果在少年时代没有对其进行矫正，那么，它们便会存留下来，在继后的阶段阻碍发展的进程，或使发展的过程带上某种色彩。
一般说来，当一个人度过某个发展时期中多少具有决定性的若干阶段(thresholds)时，以前经历过的每件事情都无疑会产生影响；即使在自我系统的组织中，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正如我认为我不能对此做过多的强调那样，自我系统明显倾向于维持它的方向。各个发展时期的不同阶段所出现的改变，如同这里所勾画的那样，是十分深远的；它们所触及的许多东西是业已习得为人格的东西，通常情况下，这些东西会使人格变得严重不合适，或者与个人领域突如其来的新扩展完全不相关。由此可见，一个发展时代的开端可能会对人格那些不适当的方面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而人格的不适当方面，一般说来产生自个体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个体在迈入少年时代后，在获得社会技能(social skill)方面往往处于不利境地。例如，父母一方面教导孩子去期盼每一样东西，另一方面又教导孩子说，他最小的愿望对父母来说也很重要，而且，孩子在表述他所追求的目标时所遇到的任何晦涩难懂的东西，都会使他在夜间惊醒，以试图期待和满足他所谓的需要。现在，让我们来描述一下当孩子去上学时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有这样一个“小皇帝”：父母完全听任孩子的摆布，而孩子则完全不顾父母的感受。而另一方面，有的孩子则被教育成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凡事唯唯诺诺。当然，这些例子仅仅是孩子在与权威打交道时所表现出来的许多非常不良之模式中的一些(这许多非常不良的模式是家长所允许或强加在孩子身上的)。所有这些孩子，如果他们在少年时代没有经历非常剧烈的变化，一旦他们长大成人，在任何特定团体中都会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成员。
在实施义务教育的文化中，正是学校这个社会在少年时代纠正或矫正了人格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大量不幸倾向(这些倾向是孩子的父母和家庭团体中其他一些成员强加在孩子身上的)。因此，促进少年时代成长的有大量因素，一是社会服从(social subordination)的经验，二是社会适应(social accommodation)的经验。
在考虑社会服从时，我们应该指出一点，即在少年时代，权威的类型以及对权威之服从的类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秩序通过对正规教育的要求，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权威人物，这些权威人物在其非人格(impersonality)方面往往是幸运的。于是，孩子便开始与下列各色各样具有权威性的人物接触，这些权威人物包括教师、文体活动指导老师、交通警察等。在这些新的权威人物中，有些人在实施其权威时明显存在高度刻板的局限性；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几乎都明显地不同于家庭的权威，这不仅表现在实施权威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对少年的关心和兴趣方面。在孩子与老师以及其他各种成人权威的关系中，这些权威人物通常希望少年——他们的父母开始也是这样期待他的——按要求行事，并由此给予奖励或惩罚，也就是说，服从就可以获得奖励，不服从甚至反抗就施以惩罚。但是，对这些新的权威人物来说，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具有正式强加在其身上的限制。同时，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少年有可能会看到他的同伴之行为的成功或失败在与新权威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成人权威以外，几乎每所学校里都有一些恶少——恃强凌弱的学生。生活能力方面有一部分令人难以置信的收获，正是来自少年能够在这些同伴不定期地、破坏性地实施权威之下摆脱困境。
有时候，家中某个人会具有十分大的社会重要性，以至于这些新的权威人物受到了威胁，从而给孩子特殊的照顾。例如，当精神病医生发现他的某个患者原来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家的儿子时，他可能就会发现这位政治家父亲的权威已经左右了他做出正确诊断的自由，而事实上，这位患者身上一直存在的异常情况，正是他孩提时代在家里获得的。但是，即便有出生和身份等异常的情况，一旦孩子离开家以后，他仍有可能矫正顺应权威方面的古怪行为。
然而，在几乎所有的情形下，对少年时代来说，更为值得强调的促进因素是社会适应性，也就是，在把握生活中许多细微差别方面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些差别中有些被视作是恰当的，即使它们近期才出现；有些则被视作是不恰当的，但是，要是有人试图去纠正它们的话，将会是一种不明智的举动。这种情况产生自少年与同龄人(这些同龄人具有各种极不相同的个性)的交往，对少年来说，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交往或接触的对象是必要的。在这些少年中，有些人常常遭到其他少年的粗暴对待。在这个阶段——如果仅仅是因为以下原因就好了，即该少年刚刚脱离家庭情境走向社会，他以往的经验基本上来自兄弟姐妹以及想象的游戏伙伴——他对他人身上所具有的个人价值感就真的会表现出相当惊人的麻木性。因此，在学龄期，人际关系往往具有某种程度的天然性(在继后的生活中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是一种规律。但是，尽管这样，少年仍有机会去理解权威人物是怎样看待其他人的，还有人们是如何看待彼此的，这已成为教育过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人们通常都不会特别地注意这个部分。大量倾向于纠正以往社交所形成之特性的教育经验，至今从未有研究者对其进行过讨论。一个人在度过少年时代10年、15年或者20年以后，比如当他正在接受一项广泛的人格研究时，他会很难回忆起这些经验。
在整个早期阶段，人格发展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当我们开始分析大量微妙的判断时，会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微妙的判断是个体在不一致的文化中用来指导自己生活的，处于这些文化之中的人们具有许多特定的局限性以及独特的个体能力和责任。少年时代的生活教育非常重要。一个少年可以看看其他少年都在做什么——要么做了错事未被发觉，要么因为做了错事而受到责备——而且，他还能注意到他从未想过的人们之间的一些差异，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产生过任何与自身经验不同的想法。
权威人物
少年时代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最为惊人的方面，以及少年时代人格的基本形成，很可能是对童年期权威人物——父母及其同系长辈——分化的开始。未能把父母分化为普通人的现象，会显著地反映在后来的生活中。这种区分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通过在特定教师身上发现他们的优点，然后在其他教师身上发现他们的缺点，并将这些发现与家中的权威人物进行经验交流(有时候不进行这种经验交流)而获得的。不过，如果此时已经产生任何一种类似健康发展的东西，那么，在家中通常就会对这些经验或体会加以讨论。由此而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如果讨论顺利进行的话，少年便有机会逐渐将他的父母从神一般的人物降为普通的人。这种类型的学习还有一个附带的结果(在大多数少年身上，这个结果很可能会在他们读二年级时产生)，那就是他们从其他少年身上学习有关他们父母的情况。我们经常会听到低年级儿童说：“我爸爸比你爸爸厉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即少年会对自己父母相对的优缺点进行比较(比较的次数令人吃惊)，尤其是在这种优缺点对发展没有产生过任何重大影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什么一个少年不该在度过这个阶段以后深信几乎没有人能像他的父母一样好——这种情况有可能存在，我们不知道其原因所在。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度过少年时代以后，仍未能把自己的父母与其他人的父母、老师等进行比较，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依然认为父母或老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人，那么，对少年时代的社会化来说最显著、最为重要的促进因素就惨遭了流产。
竞争和妥协
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我们对成年人不恰当且不合宜之生活所做观察的结果已经很好地证实了这种传统——就学龄初期的学校情境这一特定范围而言，实际上存在两种学习，即竞争(competition)和妥协(compromise)。之所以说这两种学习非常重要，是因为各种文化背景下的基础教育已为它们做好了准备，而且所有的文化都很珍视这些东西。不幸的是，人们对竞争强调过多，尽管它的重要性正在开始衰退。少年的社会鼓励各种各样的竞争性努力，而且，我认为，就少年本身而言，这样的竞争是很自然的。此外，权威人物也鼓励竞争，也就是说，在任何一种重视竞争的文化中，权威人物都在鼓励竞争的行为。不过，也有一些文化并不看重竞争；在这些文化中，尽管也出现少年竞争的种种倾向，但这些倾向都受权威人物禁止性影响的支配。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竞争倾向得到了相当多的鼓励，实际上，如果一个人有躯体残疾，或者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而在实施竞争时表现很糟，那么，现实中就会有人告诉他，他实际上是很难适应生存的，也就是说，他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另一个要素是妥协，它也始终是由少年社会本身来实施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得到了学校权威人物或少年权威人物的鼓励。竞争和妥协这两个要素虽然是个体与同伴一起生活所必需的补充条件，但也可能发展成为人格的极其麻烦的特质(traits)。在我称之为少年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竞争的生活方式，其中，几乎所有真正具有重要性的东西都是“超越伙伴”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且，如果同时还出现了人格的恶意转化，那么，打败同伴就会成为人际关系整合中的一个显著模式。另一个阻碍发展的例子，并不是说一个少年在许多方面会一直像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样，而仅仅只是意味着，他在自由发展人际关系方面有些不正常，而这种不正常与少年时代的发展(尤其是这段时期所发生的一些特别不幸的经验)有关。所以说，在某些情形下，妥协也成了一件坏事。于是，我们会发现，有些人过了少年时代，竟然能够毫无怨言地让出任何东西，只要得到安宁和太平，他们就会倾向于这样去做。这是少年社会化的另一种不幸结果。
中心意识的控制
综上可见，少年时代是世界由于其他人的存在而变得复杂起来的时期。充分的教育努力(这种教育努力通过学校课程、教学等而规范起来)致力于把少年把我向思维从他们所表达的思维和其他行为中排除出去。对成功表达方式和成功行为类型的学习，涵盖了众多的领域，并从各种教育影响那里得到了非常多的鼓励——从焦虑到谨慎地给予威望——以至于到了六年级、七年级或八年级时，一个资质正常的少年便已经放弃了许多的想法和行为方式，而这些想法和行为方式在童年期以及在家中曾被认为是恰当的。我认为，这便是进入所谓潜伏期(latency period)的主要因素，潜伏期这一术语是精神分析早期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实，少年时代的影响在于，它使得难以回忆童年期所发生的事情，除非事实已经证明童年期发生的事情是完全合适且容易改变的，从而满足社会的狂热尝试，即教导年轻一代如何学会交谈、阅读和“正确行动”(act right)。
放弃童年期的想法和行为方式这一做法，是通过自我系统对中心意识(focal awareness)不断增强的控制力量而实现的。而这之所以能够实现，则是因为其他少年所做的非常直接、原始和关键的反应，同时也因为成人权威各种相对来说可用公式表示、可预测的表现。换句话说，根据相比较而言可理解的约束(sanctions)以及对这些约束的违背来说，少年有着各种非凡的机会可以学习大量关于安全操作的东西，学习如何摆脱焦虑。这显然不同于我们迄今为止所讨论的任何内容。由于可以避免焦虑的道德约束和行为方式是有意义的，而且可以得到一致的证实，因此，自我系统能够有效地控制中心意识，这样，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便不会被特别注意到。也就是说，意识的有效表现一直受制于焦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综合模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经验模式，它提供了预言新异事物的某种可能性，并提供了真正的人际交流的某种可能性。
对中心意识的控制往往会导致对选择性忽视之明智使用和不明智使用的结合。明智的使用，指的是对于不重要的事情无需操心，因为这是一些无论如何都不会有问题的事情。但是，在许多情形下，存在着许多不明智地使用选择性忽视的做法：个体往往忽视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由于他找不到妥善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于是便尽可能长期地把它们排除在意识之外。无论如何，从少年时代起，自我系统便控制了意识的内容——自我系统控制了我们知道自己正在考虑的事情——就如同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这种控制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升华的重组
当然，教育努力的一个部分，涉及获得死记硬背的资料和信息，从任何特定的意义上说，这些资料和信息都不是个人的；因此，少年常常会被灌输大量看似与他们无关的知识，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了解这些知识，以便得到老师的认可。然而，我在这里所关注的是少年的教育过程，这些过程主要是指那些从属于如何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教育过程。由于它是从属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理性分析或有效阐述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是行为模式和内隐过程之升华重组(sublimatory reformulations)的一种表现。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当一种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被一部分动机模式(这种动机模式对于权威人物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也是同伴所无法容忍的，或者出于尊重，表面上会加以考虑)无意地取代时，重组便发生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必定还存在某种尚未满足之需要的残余，它会在私下的白日梦过程(private reverie process)中得到满足，尤其是在睡梦中得到满足。
不幸的是，个体的大部分生活教育，都属于这种升华，也即显然无意于“理解”如何获得大量的满足(尽管不是完全的满足)。既然它是无意的，因此它并不特别地表现在对个体行为的有效理解上。不过，由于它并未超载，因此，这个过程也给了个体极大的保证，保证他去从事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的确定性(certainty)甚至不受下列事实的干扰，即其他某个人之所以获得不同的结果，是因为有更好的理由。因此，当一个少年获得了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一种模式，且这种模式有效并得到了认可时，他便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这种确定性之所以产生，不只因为在少年时代自我系统控制意识内容的力量不断增长，而且还因为这种模式的获得本身是无意的。由于对任何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把他如何实现这些行为重组的过程带入少年的意识之中，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在进入成年生活时都带有根深蒂固的与同伴交往的方式(对此，我们无法做出恰当的解释)。甚至在对成人的治疗中，精神病医生也很难将患者的注意力充分吸引到这些升华的重组中来，以便使他们认识到，关于这些升华的重组，有些东西是很难做出解释的。人们对这个领域中受到的诘问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因为到了他倾向于对它进行探究时，他们会用各种方法来解决棘手的问题。
正如我前面所说，少年时代进行的大量学习都属于个体为保存某种程度的自尊(这是一种个人价值感)而表现出的竞争和妥协的操作。随着少年时代的发展，也就是当少年进入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和八年级的时候，他们必须根据自我系统中所涉及的竞争和妥协操作的观点去注意其他有关的人。这里所谓的其他人，是指构成少年世界的下列三类重要人物——家庭内的权威、家庭外的权威以及其他少年。我们的社会体系的性质是这样的：少年往往会交替地与家人和学校群体进行直接的接触——没有哪个少年能够摆脱家庭的影响；而少年与学校群体的直接接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与权威人物(authority carriers)的接触，另一个是与其他少年的接触。
排 斥
但是，随着少年时代的继续，一种强而有力的社会工具通常就会表现为将少年社会本身——学校中的其他学生——分成若干团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社会弊病的一种反映，而少年就处在这个大社会之中。背景的差异、能力的差异、成熟速度的差异、健康状况的差异等，往往会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某种程度上的内群体(in-groups)和外群体(out-groups)的建立。通常情况下，一些内群体与某组事物有关，还有一些内群体与另一组事物有关；而且，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常常还有相应的外群体。不过，在大多数少年社会里，往往也有一定数量的少年，他们常常遭到那些显然受到学校当局的器重，或者一般说来受到少年社会尊重的少年的排斥。这种隔离的影响(segregating influence)，使得有些少年彼此相处得很好，而且明显得到教师和交警的良好评价，或者，使得他们对其他少年来说非常重要，即使后者被学校当局评价较低——这种隔离的影响很明显，而且，对一些不幸的少年来说，这种隔离又是相当神秘的。个体与这些居于正确位置的人相处的经验——这些人在少年团体中拥有一定的威望，尽管这是一个十分松散的团体，但依然至少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团体——使得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排斥(ostracism)。因此，一些少年可能感觉到被排斥(除非他们十分幸运)；如果他们相当不幸，那么，他们便可能接受一种如何保持被排斥的地位方面的自由教育。
在任何一个学龄儿童习惯于彼此接触的大型团体中，有些少年肯定会遭到相当数量的其他成员的排斥；不过，这些相对来说遭到排斥的外群体少年，彼此之间也存在人际关系。尽管这些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诅咒“排斥”，但它们通常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真诚(ingenuity)和神奇的力量使得这个不幸的团体成为一个内群体。由于不能与其他不幸少年建立联系，因此，这种经验对良好的自尊来说没有促进作用。换句话说，群体外的成员，即使他们在维持内部竞争和妥协方面相当成功，但通常会表现出相当持久的迹象表明，他们在与其他伙伴的关系中也总是处于劣势的地位，他们被迫对这些伙伴表示尊敬，而不论这对他们来说有多么痛苦和不情愿，而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社会偏爱。
定 型
在少年时代，要熟悉社会现实(这几乎随时都能遇到)，一个补充的因素乃是其他人所谓的人格模式的成长，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人所谓的人格模式的成长实际上就是定型(stereotypes)。显然，当我们说“他的行为像一个农夫”时，实际上就是正在运用定型。我们在这样说时，通常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农夫作了大量的观察，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所有这些观察中已经分离出只有在农夫身上才能找到的持久而又重要之特征的核心团体；更为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实际上所说的定型，可能完全没有任何一种可以证实的含义。在少年时代，定型的发展到后来会损害个人分辨他人的能力，或者干扰这种能力的发展，在有些情况下，定型会发展到令人痛惜的程度。这些是现实生活中从未遇到过的人的定型，或者——其麻烦程度很可能居于第二位——在个别例子中，是大型慈善团体的定型。举例来说，在我自己幼年时，由于一系列无关事件的发生，我听到了一些有关犹太人的评论，但我并不认识任何犹太人。后来，由于一次极其走运的意外事件(否则，我将经历一段非常不愉快的发展史)，我对这些模糊的流言蜚语不再感兴趣了，因为我从未见过任何能证明这些流言蜚语的例子，所以我并没有采纳这种定型。因此，我在进入成年世界后，一直对这些人抱有好奇心，我认为这些人很不同寻常，因为我自己对这些人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我所读过的《圣经》。我很高兴我对他人所说的犹太人特征没有抱固定的看法，我可能在某些少年身上发现过这些特征，这些特征是从其父母和其他权威人物那里继承而来的，而少年实际上对这些特征并无任何实际经验。否则，我肯定会采纳这些定型。而且，这样的定型在日后很难纠正，比我对于撰写《圣经·旧约》的人会是什么样子所怀有的好奇心还要难纠正。
定型有可能是一个人在后来生活中所遇到之实际麻烦的根源，尤其是如果他日后从事的是精神病学领域的工作，就更是如此，因为在精神病学领域，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是参与性地观察另一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有一些内隐的假设(而且，20年或25年来，你从未对这些假设提出过任何的质疑)，即根据你心中的某种定型来看待你面前的那个人，那么，你便会发现你自己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因为这些定型常常是错误的、不完整的、毫无意义的。
在这种定型中，有大量的东西在少年时代就已被铭刻。由于少年时代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少年身上又有那么多为了把任何成功模式吸纳过来而产生的压力(至少在我们的学校社会中是这样)，因此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明显的结果，即许多少年在前青年期就已经具有关于各种阶层和各种人类状况的定型。有一种这样的定型是关于异性的。除非有什么走运的事情介入进来，否则少年几乎都会采纳关于异性少年的定型。譬如，如果你回想一下自己上小学一年级时的经历，当时你有一个非常有吸引人的异性游戏伙伴，那么，你可能还记得，随着你步入少年社会，那种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且，你还可能认识到，尽管这些经验与定型相反，但你在步入前青年期的时候依然不得不采纳可能被描绘成“女孩子”或“男孩子”的少年定型的东西，并且还相应地用这些定型支配你自己的行为，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
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关于教师的定型，由于先前曾跟权威人物有过不愉快的体验，因此，很容易接受这些关于教师的定型。通常情况下，会出现一些有关少年与教师之间关系的定型；如果某个少年是教师的宠儿，或者说，由于某种原因，教师对他特别感兴趣，那么，这个人便必须在教师宠儿这一少年定型的庇护之下行事，并从而无法从其他幸运事件中得益。我认为，如果仅仅因为令人敬畏的各种人物及其行为快速地给少年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我们便真的难以避免对人的行为等进行粗略的分类了——进行这种粗略分类的组织工作是在意识层面进行的——尽管这种分类不合理，而且日后会变成麻烦的定型。
监督模式
就我们所涉及的自我人格化而言，定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少年自身之自我系统演化的特征。少年最为幸运的经验几乎都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在已经非常复杂的过程及人格化(这些过程和人格化构成了自我系统)系统中出现了我所谓的监督模式(supervisory patterns)。在有些例子中，这些监督模式相当于亚人格，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一直与少年在一起的虚构的人。
或许，我可以提出三种这样的监督模式，借以确立我的论点，而这三种监督模式，我们每个人通过长期的个人经验都非常熟悉。当你从事教学、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就像我目前正在做的那样)时，或者当你在谈话时(在这种谈话中，重要的是其他人能从你那里学到些东西，或者认为你很了不起，即使这种感觉尚不明确)，你便拥有了一种人格的监督模式，对于这种人格，我可以称之为你的听者(hearer)。你的听者在判断你所说内容的相关性方面，能力非常强。这位听者通常会耐心地在公开场合听你高谈阔论，看到各种语法被混杂在一起，而且一些晦涩难懂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换句话说，它实际上就像是一个补充的或附属的人格，将你的思想用英语的表达形式表现出来。我的听者——我的特殊的监督模式——有着相当广泛的组成成分，它以本质上孤独的、拥有过分特权的、被众多怀有妒忌之心的人们围绕着的少年身上产生的大量经验为基础而产生。所以说，我的监督模式便是这样的，我常常调整我讲的内容，以符合50%的听众的需要。有些人的听者比起我的听者有关他人的观点更加单一、一致，从而使原本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的内容，由于表达的恰当性和合适性，从而让所有听者都理解了。但是，在任何事件中，这就好像是有两个人——一个是实际上发表声明的人，而另一个则是试图去了解所说的话是否符合所指目的的人。
你们所有人(不管是否拥有一个勤勉的听者)，从很早起就都已经拥有一名观众(spectator)，它就是监督模式。这名观众一直勤勉地注意着你对他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当你的行为不怎么光明磊落时，当你的讲话肆无忌惮时，他会向你提出警告；而且，对于你不小心造成的破坏性行为，他还会匆匆地做些补救或伪装工作。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正在认真地写作，或者甚至在写侦探小说，那么，你们便有了另一种监督模式，那就是你的读者(reader)。我一直对我的读者的性格十分感兴趣，但我的兴趣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即通过广泛的调查来了解这些读者的实际身世，但我知道，我的读者就好似一颗施展魔力的药丸，他们要为这样一个事实负全部责任，即我几乎从未出版过任何东西。他是一个痛苦的妄想狂，又是一名才智横溢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低能儿。因此，当我试图用书面语言来表达严肃的思想时，我非常不开心，因为我经常处于这样的折磨之中，即试图使我的著述滴水不漏，以使那些持最批判态度的人也不会对我的话产生误解，而且，同时，我还得设法使我的话变得清晰明白，以便让这个脑子有毛病的白痴也能理解我讲话的要领。结果，正如我经常说的，我什么都写不出来了。我经常改着改着就放弃了。
这些监督模式通常在少年时代形成，并从那时起不断地得以精炼。这些监督模式在自我系统中的存在，可从另一个视角得到充分的强调：它们只是这个精心阐释的组织中的一小部分，为了维持我们的个人价值感、我们的自尊，为了获得他人的尊敬，同时为了保证这种维护(它的威望和偏爱的地位是在我们这个特定的社会授予的)，我们都会拥有这个组织中的这一部分。
社会判断和社会障碍
在少年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该时代快结束时，每个少年都不可避免会面临判断和被怀疑的判断(suspected judgements)，它们可被称作少年的个人声誉。在许多情形下，还存在大量的不一致——它们在后来的人格研究过程中往往非常值得考察——这些不一致主要是少年与家庭外权威在一起时的声望、他与其他少年在一起时的声望，以及他在家庭生活中的声望之间的不一致。当一个少年与其他少年在一起时，他的声望主要由内群体决定，由那些以更加基本的形式表现出所谓领导身份的少年决定——随着少年社会的发展，这是少年社会的另一种现象。
我认为，如果浏览一下贯穿一生的可以比较的若干事件或特征，那么，便可以提出在社会的三个领域内构成一个人声望的那些东西了。一个人或为大众所喜爱，或者很普通，或是不受欢迎，这些都有可能。在少年社会，成为一个普通的人要具备特定的品质，例如，一个不能为大众所喜爱的人，成为一个普通人要比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开心得多。在这些可比较的事件或特征中，另一个例子是：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还是做一个歪门邪道的人，这一点对于我们文化中的男性来说，尤其重要。同样，人们中间，有的聪明，有的智力一般，有的则愚鲁迟钝，这也是没有异议的。还有，有的人自满自信，有的人一般，有的人则缺乏自信。在人际关系的发展方面——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格发展——有的人处于优越地位，有的人一般，有的人则不幸地处于劣势地位。换句话说，有的人在理解和创造新人际关系模式方面能力显著，而有的人则达不到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在人际关系发展方面实际上是落后的。对于一名少年来说，在人际关系发展领域落后于他人，可能有着非常实际的原因，例如，他在关键时期健康不佳，经常休学，或者有什么事情阻碍了他参加一些比赛，而这些比赛在那个特定的学校群体生活中享有较高的声望。这种情况也可能由于社会障碍(social handicaps)而发生；这种社会障碍可能包括某个人的父亲由于是街坊中的一名酒鬼而声名狼藉，诸如此类的情况还包括一个人十分不走运，莫名其妙便沾了社会障碍的边。在以往的年代里，也许没有什么事情比你母亲离婚、再嫁这个事实更致命的了。所有这些情况都可能实实在在地提供一大障碍，以至个体在社会适应方面发展得相当缓慢。这些社会障碍中有一些是十分真实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有一种情况在少年的成长史中是具有灾难性的，那就是父母的社会流动性，它使得孩子每隔一段时间就得从一所学校转到另外一所学校，这样，孩子常常就会作为一名陌生人被介绍给其他少年。如果一个人在少年社会中不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很幸运，加之其他情况都相当，那么，在整个少年时代能够一直待在某个少年团体之中便是一件十分好的事情了，或者，一直待在那个少年团体内直到少年时代的尾声，也肯定是件好事。不然的话，少年在获得人际交往的能力方面(这种人际交往的能力在少年时代处于最佳的状态)就会处于相当的劣势。当然，如果一个人在少年团体内处于十分不幸的境地，那么，摆脱这种处境便是十分幸运的事。但是，不断转学——对于从事服务行业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会在这个发展阶段以及随后的发展阶段造成很大的障碍。
学会轻视
除了上述所有情况之外，还存在一些较为含糊的因素，似乎可以这样说，这些较为含糊的因素有可能会使得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关于一个人的声誉，尤其是关于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得益的多少，始终存在着来自父母的相当重要的影响。我在这里所举的一个特殊例子只是父母可能施加的许多不幸影响中的一种而已，这种影响将倾向于损害少年时代的利益。这是父母关于安全操作的一种病态表现，也就是教导少年去轻视别人——这在美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例如，它有可能是家里某个重要人物对待一名少年之“不幸”(譬如说该少年表现平平而不是出人头地)的方式。由于父母一直轻视所有让他或她感觉不舒服的人，因此便会发生这种情况。此外，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还可能是由于父亲、母亲或父母双方因少年交往的性质而感觉受到了威胁，从而在对教师和其他人进行比较后便对他们(教师和其他人)表示轻视。这种轻视实际上就像街道上的灰尘——它无处不在。也许，这种态度在少年时代并不像此后那样具有灾难性；但它在此后的任何时候都具有很大的灾难性。如果你为了维护自尊而把其他人拉下来的话，那么，你在很多方面都会特别不幸。既然你不得不通过指出周围所有人都一文不值来维护自己的个人价值感，那么，你反而得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资料来证明你具有个人价值感。于是，情况便逐渐演化成了“我不像其他猪猡那样糟糕”。如果说成为一个人是美好的事情，那么，做猪猡中一只最好的猪猡，就不是促进任何事情(除了安全操作外)的特别好的方法了。当一个人以上述方式获得安全感时，它摧毁的恰恰是人类中最根本的东西——人际关系所具有的充满活力的作用。
在少年时代，这种安全操作会干扰对个人价值的恰当分析，这是真实存在的，也很有意义。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男孩做得很好，小威利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妈妈，而妈妈却立即把这个男孩和他的家人说得一无是处，那么，这往往就表明，小威利关于他的伙伴如何行事的印象是毫无根据的，或者，那个伙伴的行为方式不应该得到老师的奖赏。换句话说，这种做法导致个体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正如我已多次强调过的，向人类榜样学习极其重要；但是，每一个看似值得仿效、能够从其身上学到东西的榜样，都被降至毫无重要性或价值可言。那么，究竟谁将成为学习的榜样呢？ 我认为，家长与少年相处的不适当、不合宜和无效的行为很可能是最成问题的——对任何表现突出的人都持普遍的诋毁和轻视态度，会妨碍对个人价值进行鉴别的健康发展。正是以这种方式，父母有可能会非常显著地阻碍其子女个人价值标准的“健全”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包括其随后人格发展时期拥有极其好运的情况——他们确实会使自己的孩子永远都超越不了别的儿童。
生活中的定向概念
到了少年时代末，如果运气好的话，少年便会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他可以恰当地用生活定向(orientation of living，这是我所运用的术语)的概念。一个少年在生活中往往会被定向到这样的程度，即他已能够系统地阐释或者很容易被导向系统地阐释以下类型的资料(或者对这些资料有自己的洞见)：整合倾向(或整合需要)，它们通常是个体人际关系的特征；适合于满足上述倾向或需要并相对没有焦虑的环境；多少有些长远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个人将走在间发性机会的前面，以满足或提高个人的威望。我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恰当定向的程度，是我们在谈论一个人“整合得多么好”，或者他的“性格”是好、坏，还是无所谓好坏时，表明我们心中所想的最好方式。
实际上，相比于儿童(他们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大千世界里有任何的生活定向)，少年更有机会去体验大量的社会经验。只要少年知道(或者很容易被引导得知)，哪些需要会促进自己与他人之间关系，在何种情况下，这些需要——别管这些需要是对声望的需要，还是其他的需要——是合适的，而且相对来说既容易满足而又不伤害自尊，只有到了这样的程度，这个人才算是步入了社会化。如果这种情况确实成功地发生的话，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会确立起一些东西，事实上，我们可以称这些东西为他的价值观，通过追求这些东西，他便不会为其他随之出现且有可能获得的东西所左右；换句话说，生活中良好定向的一个显著方面在于，预见决定对间发性机会之把握的程度。
如果拒绝为少年提供生活中良好定向的机会，那么，他将由此表现出一种可悲的特征：他会急于得到认可，不考虑他人当时的想法，以至于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活着仅仅是为了被喜欢，或者仅仅是为了娱乐。有些时候，恐怕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少年时代走运的话，他在与他人相处时，其生活定向就会得到很好的组织。如果他的生活定向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那么，他日后对人类未来的贡献将很可能会相对减少，甚至会引起麻烦，除非他在人格发展的下一个阶段非常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