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经史以逮诸子百家，其立言不同，而大旨要归劝善惩恶而已。顾正言之或不入，不如喻言之之易入也；庄言之或不听，不如诡言之之动听也。此稗官野史有时亦与经传相发明也。辛酉秋，解君子镜访余于济南讲舍，出所著《益智录》见示。适值逆氛不静，匆匆旋里，未遑卒读。壬戌春，仍返历下，始细读之，叹其寄意之深且远也。士君子乘时得位，往往于文翰无所表见，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即或有志著述，而摭拾诸儒之语录，猎取考据之陈言，令人读不终篇，辄思掩卷。又其甚者，搜隐怪而有悖于经常，骋妍词而不止乎礼义。冀其感人心而维风化也难矣！斯录也，远绍《搜神》、《述异》、《齐谐》志怪之编，近仿《聊斋志异》之作，笔墨虽近游戏，而一以劝惩为主，殆主文谲谏之流欤！所谓与经传相发明者，其在斯与？论诗者谓穷而后工，解君怀才不遇，藉此以抒其怀抱，固宜其文之工也。是录一出，将见洛阳纸贵。其终湮没不彰耶，较取科名登月无仕者，所获固已多矣，何憾哉？同治元年秋七月，利津李佐贤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