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的生活与创作的道路

林莽

一

1937年8月，日本侵华的战火不断蔓延，不满15岁的路翎，随着全家从南京，沿长江、汉水向汉中、四川飘泊，开始了他那艰难的人生之路。

路翎，原名徐嗣兴，1923年1月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生父是安徽人赵树民，早逝，路翎改从母亲徐丽芬的姓氏。1925年，徐丽芬携子女改嫁湖北汉川人张济东。张济东读过大学，当时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一个小职员，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全家的生活坎坷不定。

关于自己的家庭和童年，路翎在给胡风的信中，曾这样介绍：

矮子，快乐的或是愁苦的。他在我一两岁的时候就死去了。我只知道他姓赵（这个姓在祭祖的日子我家里就默默地记起它来。在母亲和祖母，她们是忌讳它的，它也使我感到痛苦）。这里的家是我母亲底后一个丈夫，他是一个公务员，是精神上的赤贫者，有小情感：愤怒、暴躁和慨叹。

我简直一点也不愿提起这些，在小学的时期，我就

有绰号叫“拖油瓶”，我底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不可解的爱和憎恨中渡过的，匆匆地渡过的。我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早熟，悲哀是那么不可分解地压着我底少年时代，压着我底恋爱……（1941年2月27日）1在这样一个精神常年受到压抑的环境中，使路翎变得敏感内向，内心情感特别丰富，文学作品因此成了他精神上的最好的朋友。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名著，上中学时就开始接触屠格涅夫等俄罗斯进步作家的作品和当时的一些进步的文学刊物。

在西迁飘泊的路上，面对着惨遭蹂躏的祖国的大好河山，路翎心头悲愤难平，禁不住地提起了自己手中的笔。在汉川短住期间，他写下了《秋在山城》、《一片血痕与泪迹》等散文，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会计，路翎就读于国立四川中学。在此期间，他大量阅读了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的作品，和《联共（布）党史》。他还与同学一起组织了“哨兵”文艺社，并为合川县的士绅报纸《大声日报》编文艺副刊《哨兵》。在《哨兵》上，几乎每期都有路翎以徐烽、莎虹等笔名发表的文章。终因一1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版。

些文字触怒了地方官绅，1938年底，他被学校借故开除了，当时他高中尚未毕业。随后，为了投身抗日工作，他便报名进入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支宣传队，该队曾演出了老舍的《残雾》，尤竞的《夜光杯》等剧本。路翎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勤奋地进行文学创作。1939年9月，他写出了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投给了胡风先生主办的《七月》杂志，受到了胡风的肯定，并于次年5月，在《七月》第五集第三期发表，署名路翎。进入《七月》杂志，结识胡风，对路翎的一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他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导师与挚友，路翎的几乎每一篇重要作品，都离不开胡风的关心和指导；同时路翎也以文学创作上的丰硕成果，肯定了胡风的许多文艺理论思想，成了现代文学史上所谓“七月派”的中坚作家。

二

路翎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不仅目睹了劳动人民艰难辛酸的生活，而且自己也身受着这种生活的压迫，因此他对劳动人民心底所发出来的呼声，也就有着格外深刻的感受。在那个三青团宣传队干了不久，路翎就因思想左倾，无法存身而离去。他曾想去延安，但苦于无人介绍。后来，经由胡风介绍到陶行知主办的育才学校文学组当艺友。在那儿干了一段时间，终因生计关系，1940年夏，路翎由继父介绍，到“国民政府”经济部设在北碚区的矿冶研究所会计室当办事员。

这是一份令人窒息的工作。高傲自尊的路翎在这里要忍气吞声地看着上司的白眼，要受着同事间尔虞我诈的挤压。但是，他还是咬着牙在这儿干了下来，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因为在这儿，他能看到矿工和他们的家庭的真实的生活，感受到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远在香港的胡风得知他在矿山工作，也鼓励他说：“你能够把热情放在矿冶底研究上，这就好了。

生于此世，个人生命虽如朝露，但还可以用工作迫向永恒的世界，为了这个民族，这个大地，为了明天和后世。但我希望你能多看书，用把铁石也要消化掉的胃力看书，而且，对于研究底对象，拼命地追求，追求，追求……（1941年7月17日）”1

路翎没有辜负胡风的期望，他在对自己研究对象的追求

上，结出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1941年开始，他陆续发表了《家》、《祖父底职业》、《黑色的子孙之一》、《卸煤台下》等反映矿工的悲惨生活和自发斗争的小说。由此，一些评论文章误认他为“学生出身，当过矿工”的青年作家。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1942年4月，他又向中国现代文坛奉献出了他的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

这篇小说一发表，就在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胡风认为，路翎在这篇小说中，“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主人公郭素娥的命运，“扰动了一个世界”2邵荃麟读了这篇小说后，认为：小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1

2参见《饥饿的郭素娥》序言。

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11面。

出了在旧传统磨难下的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1路翎在这篇小说里，通过郭素娥，以及围绕她的几个矿工的悲惨的命运，和顽强的反抗，不仅揭示出这些下层劳动人民肉体上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而且还揭示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和饥饿，更突出地反映了他们为了自己精神上的自由，所进行着的至死不屈的反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第一个比较鲜明地反映出了那些被许多人看似浑浑噩噩的劳动者的精神追求。他们以不可凌辱的人性的尊严，威逼着腐朽的上流社会的文明的假面。郭素娥不同于祥林嫂，魏海清不同于闰土，就在于他们始终没有“认命”，他们的肉体虽然被毁灭了，但是他们愤怒的双眼始终圆睁着，从那双眼睛里所放射出来的反抗的烈火，使一切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簌簌发抖。郭素娥们所留给读者的，不再是深深的同情和叹息，而是一种灵魂的震撼，是对于他们那不幸命运的深深的尊敬。

郭素娥这个形象，是路翎在胡风文艺理论思想帮助下，所作出的自觉的艺术追求，是作者以自己强烈的主观激情，介入描写对象所取得的一个丰硕的成果。在致胡风的信中，路翎是这样谈到郭素娥的：

图“浪费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1《饥饿的郭素娥》，载1944年《青年文艺》第一卷第六期。

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蔽了古国底根本一面，像在鲁迅先生底作品里所显现的。我只是竭力扰动，在作品里“革”生活底“命”。1尽管路翎对现实中的郭素娥们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困惑的，但是，艰苦生活的磨炼，以及对旧世界誓不两立的反抗，路翎还是坚定地把信任的目光投给了他们，像在前面所提到的其他几篇描写矿工生活的作品，以及在他后来所写的《在铁链中》，对那位似乎不近人情，而又令人深深尊敬的倔汉子何德祥一样。

三

在重庆北碚矿研所干了一年多的办事员，路翎终于不堪忍受那样的环境而爆炸了。1942年5月，他在给胡风的信中说：“我即将离开此地，到南泉去暂时蹲着。是和所里的恶狗打了架；他压我，我回击，我伤了脑壳，他伤了眼角，一起滚蛋。这是很痛快的。”2后来，经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任讲师的舒芜介绍，路翎担任了该校图书馆的助理员。在这里，他又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读物，其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都给了他很大影响。他的八十万言的煌煌巨著《财主1

2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36面。

见《饥饿的郭素娥》序言。

底儿女们》也主要是在这里完成的。

《财主底儿女们》是路翎创中的一部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宏伟的史诗般的作品。这部作品的构思与创作可以说是从路翎一踏上文坛就伴随着他了。早在的初稿。1941年2月2日，路翎在致胡风的信中，已经将这部小说的框架完整地作了介绍。这时，路翎既未读过《战争与和平》，也不知道罗曼·罗兰为何人1。因此，说这部小说是对这两部巨著的模仿，是不能成立的。由于香港战事的影响，这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稿不幸在辗转邮寄的途中丢失了。

初稿的丢失，并没有影响路翎继续创作的决心。1942年7月，路翎开始着手写这部小说的第二稿。这年8月8日，他告诉胡风：“《儿子们》已动手，恐怕要扩大至四十万字。”2到9月底，他已写了二十五万字了，并预计在第二年春天可以脱稿。在1942年10月以后，他读到了《战争与和平》与《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两部作品，给他的小说创作注入了很大的精神力量，特别是从《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路翎仿佛找到了自己创作上的精神支柱。《约翰·克利斯多朵夫》是胡风先读到，并介绍给路翎的。胡风告诉他：“最近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多么想给你和门兄3读一读呵。这是理想12

3即诗人阿垅（1907—1967）。

参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50面。

参见1942年10月10日胡风致路翎、1942年10月15日路翎致胡风的两封信。《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61—63面。

主义，甚至带有宗教的气息，但有些地方甚至使我觉得受了洗礼似的幸福（1942年10月10日）。”1看了这封信后，路翎立即产生了共鸣，回信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没有读过，不知是谁的作品？然而我也有一种理想主义，洗礼的，或生活底童年幸福，这是我把《儿子们》放到滚动的多面的生活里去之后发生的。它们底生活显得美，小孩底装束和喊叫使我幸福——这就是我底理想主义。别人写他们底一面，判断他们没落，那空气沉闷，不像生活；我写他们多面，知道他们将来如何，觉得美。教条家不会愿意这样的——我预备挨打。”2

尽管路翎对已开始在文坛上流行的简单化、教条化的批评还不无顾虑，但从《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世界名著的成功的创作经验中，找到了支持，使他能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思路，将《财主底儿女们》写作下去，终于在1944年5月完成了这部小说，规模也从预计的四十万字扩大到现在的近八十万字。

《财主底儿女们》以一·二八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这段时间的中国大后方的动荡生活为背景，通过对一群从封建大家庭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描写，以及他们的沉沦、毁灭和新生的不同的精神归宿，在某种意义上是刻画出了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读者从这里，可以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和中国历史的走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风认1

2参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62面。

参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61面。

为，这是一部“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1小说刻画了七十多个有血有肉，生动丰富的人物形象，其中，特别是主人公蒋纯祖的形象刻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典型。作为作者心目中的青春偶像，路翎并没有将蒋纯祖的形象简单化。他喜爱着蒋纯祖，同时也清楚，要获得精神的新生，蒋纯祖不仅要与自己的周围环境，而且还要与自己进行许多无情的战斗。他必须要经过自己的生命的“炼狱”。正是对路翎在滚动的多面的生活中去写一个多面的人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能理解，许多评论者对蒋纯祖这个形象都曾提出不少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责难。这一点，看来路翎是早有预感，所以，他在这部作品的题记中便恳切地对读者说：“我不想隐瞒，我所设想为我的对象的，是那些蒋纯祖们。对于他们，这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的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我希望人们在批评他的缺点，憎恶他的罪恶的时候记着：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2可以这么说，这个总是在内心矛盾中煎熬着的蒋纯祖，是现代文学画廊中的一位最丰富，最复杂，最真实，同时也是最成功的知识青年的艺术典型。

《财主底儿女们》是一部充满着青春激情的书。青年作家路翎是将自己全部的青春的热血和生命的激情都溶铸在这部作品中，使这部作品字里行间都奔涌着青春的热流，令读者永远无法在这股热流前平静下来。因此，胡风感动地称这部1

2有见《财主底的儿女们》题记。

参见《财主底儿女们》序言。

小说为“青春的诗”1。是的，《财主底儿女们》的确是一部诗，不仅是一部史诗，同时也是一部抒情诗，是路翎为自己的时代，从心底喷发出来的一部悲愤而又高亢的抒情诗，《财主底儿女们》的这个鲜明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概也是罕见的。

四

在政治学校干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校方裁员，路翎又过起了流浪生活。这时，他结识了当时在国民党中央社电台任报务员的余明英，不久俩人便订了婚。1944年5月，为了生计，路翎经人介绍，又回到经济部，在燃料管理委员会北碚办事处黄桷镇管理处当办事员，并于同年8月与余明英结婚，开始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这时，路翎尽管还非常年轻，但已经是一位相当成熟的优秀作家了。在1945年5月的《希望》杂志第二期上，竟一下子发表了他的六部短篇小说和一篇文学评论，由此可见他的创作精力之旺盛。

抗日战争胜利了。然而，胜利没有给路翎带来生活的希望和欢乐，他还是在穷困和动荡中奔波。1946年夏，他与余明英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随余明英所在的电台，回到了阔别九年的故乡南京。

故乡冷冰冰地迎接了他，路翎在这儿找不到工作，全家仅靠余明英的微薄薪金维持生活。直到1947年春天，路翎才重新回到经济部燃料管理处南京办事处当办事员。

1参见《财主底的儿女们》序言。

路翎尝试着写出了一部四幕悲剧《云雀》，一上演就获得了成功，表现了他的戏剧创作的才能，也为路翎后来走上戏剧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础。《云雀》主要描写了四个性格上存在不同矛盾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其中，以云雀自比的陈芝庆是一个单纯、善良但又轻浮的知识女性。她不愿正视自己周围鲜血淋漓的现实，而沉溺于资产阶级罗曼谛克的幻想中，终于被罪恶的社会所毁灭。胡风认为：《云雀》是知识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剧。‘这矛盾，同时也是历史内容的成份的反映。所以，《云雀》虽然没有正面描写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但它通过剧中的这些矛盾的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搏斗，“是照明了这一类的性格斗争在内的每一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1。正因为《云省》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社会批判力量，所以，上演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禁演了。

1948年上半年，路翎受聘去南京中央大学任兼职讲师，讲授小说写作课程。在这一年，他完成了第二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作为路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这部小说在写地主阶级之间狗咬狗的矛盾中，深刻地写出了他们在对付穷人时，根本利害是一致的。为了这个“利害”，甚至连不共戴天的仇恨都可以搁置。在这篇小说中，郭子龙，这个破落户的地主少爷，浑身肮脏的兵痞无赖，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个看起来凶残暴戾，不可一世的地主阶级的恶1《为〈云雀〉上演写的》，参见《路翎文集》第四卷附录，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少，内心却已经空虚软弱到了极点，连乡里儿童都毫不留情地讥笑他为“大粪营长”。郭子龙这个形象，准确地预言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就在眼前。

任了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翻开了他的又一个阶段的创作生活。

从《“要塞”退出以后》的发表，到1949年4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路翎向现代文坛献出了两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一部剧本，六十多部短篇小说，此外还有散文、评论等几十篇文章，总数约在二三百万字左右。这批成果，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奠定了路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仅就路翎的短篇小说而言，其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就够让读者体味无穷了。《卸煤台下》、《在铁链中》我们可以感到路翎的粗犷、陡峭和冷峻。在《青春的祝福》中，作者那饱蘸同情的细腻描写，会让人心酸地不忍卒读。《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与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棺材》中，中国小地主那平庸而沉睡的生活，会不由让人联想起果戈理对他笔下两个地主的琐屑与无聊的鞭挞。《罗大斗的一生》肯定会让读者想起阿q，但这个“阿q”已沦为一个卑劣的奴才了，他固然还有让人同情的一面，但挂在读者泪脸上的已经是切齿的痛心了。《人权》通过一个小知识分子面对邪恶而产生的心灵波澜，刻画了他那正直而又软弱的性格。《小兄弟》、《预言》将笔触探向那些无辜而又善良的小人物的心头弱点，从那温婉的指责中，满含着作者对他们的关切。《爱民大令》、《蠢猪》以无情的讽刺，将国民党政客那道貌岸然的外衣剥下，使人们看到他们空虚丑恶的内心实质。在《平原》中，路翎描写的只是一对农民夫妇那看似愚蠢的争吵，但却有力地控诉了那民不聊生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路翎的短篇小说，可以说是当时大后方平民生活的百态图，其中真切地记录了路翎对人民、对革命、对祖国解放的向往。

五

事剧本创作。在南京，路翎通过下厂学习，体验生活，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新中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短篇小说，如《女工赵梅英》、《朱桂花的故事》、《荣材婶的篮子》、《劳动模范朱学海》等。这些小说清新明朗，反映了作者对新生活的由衷的热爱。到北京后，他又全力投入到剧本的创作中去，一连写了《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但这些剧本都在审查时未能通过，不能登上舞台。这使路翎很苦恼。这时，文艺界对胡风、阿垅的文艺主张、文艺思想开始了批评，也对路翎的剧本《祖国在前进》、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评。路翎困惑了，在深深的痛苦中困惑着。但是，他没有像有些被批评者那样，轻易地递交上自己的检讨。

正在这时，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一批作家去朝鲜体验生活，路翎立即报名参加，去了朝鲜。在朝鲜，战士们那单纯可爱的笑容。那勇敢善良的内心世界，那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都为路翎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迎来了他的又一个创作高峰。根据在朝鲜的生活体验，路翎不仅写出了一批反映抗美援朝战斗生活的报告文学，而且还在这基础上创作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如《战士的心》、《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这些作品大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在读者中反响极大，竟一时产生了一股小小的“路翎热”。但很快地，风向陡转，从1954年5月起，全国几大报刊都开始登载文章，批判路翎的这批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有的甚至将路翎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路翎对这些批判，抱着极大的反感，怀着激愤，他又于1954年8月，一气写下了长达50万言的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但是，这部小说这时已找不到发表的机会了。11月，他不满于一些批评家“以政治结论和政治判决来代替创作上的讨论”，写出了三万余言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这篇文章刚刚连载完，1955年6月，他便被当作“胡风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

路翎的这批反映志愿军战斗生活的小说，不仅是路翎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而且也是当时大量的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作品中的姣姣者，其中的部分作品，如《初雪》、《洼地上的“战役”》，将在新中国的文学画廊中，占有令人不可忘怀的一席之地。路翎的这批小说，没有去正面描写炮火连天的战场生活，而是以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心头的感情的交流，撞击而溅起的美丽的浪花，去反映我们战士的单纯美丽，和朝鲜人民的纯朴善良，激发读者心头爱憎分明的正义感，激励着战士们为了正义的战争而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特别是在《洼地上的“战役”》中，小战士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那动人的爱情纠葛，以及他们处理这种爱情纠葛的自觉的牺牲精神，曾经使许多志愿军战士流下了泪，决心要向王应洪和金圣姬学习，为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毫无怨言地将个人的感情，置于抗美援朝的大局之下。另外，小说那清新、委婉、细腻的笔触，好比一朵魅力独特的艺术之葩，开放在路翎小说创作的园地里，使路翎小说的艺术风格，更显得摇曳多姿。然而，这批小说问世后的命运，却是那样的不公正，真让人慨叹。

自1955年6月被监禁，至1964年初，路翎因患精神分裂症，被保外就医。1965年11月他回到劳改大队，上书中央为自己辩护，结果反被判决20年徒刑，直到1975年6月才刑满释放。出狱后，路翎戴着“反革命”的帽子住在北京芳草地，靠扫马路维持生活。1978年被部分平反，调中国戏剧家协会当编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平反，路翎方才恢复了原来的工资级别，被重新吸收为中国剧协与作协会员。《江南》文学季刊自1981年第二期起，开始连载他写于1954年的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的第一部《群峰顶端的雕像》。宁夏人民出版社也于同年出版了他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合集《初雪》。路翎开始重新出现在文坛上。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勾起了广大读者对他青春的文学风采的追忆。但这时的路翎，因患精神分裂症已经神情麻木，记忆模糊了。虽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强劲东风的鼓舞下，路翎以顽强的毅力企图重登文坛，读者也期望能再度领略路翎创作的那种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然而，奇迹未能出现，复出以后的路翎除了一些回忆文章外，没有再创作有力的新作了。他的最后一篇力作，也许应该是1954年11月他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激愤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1994年2月，路翎告别人生，走完了他那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

为《云雀》上演写的胡风

《云雀》是知识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剧。

性格，是现实的历史内容所造成的。所以，《云雀》虽然有四个人物，四种不同的代表的性格，但真正的主角却是通过这四个人物所宣示出来的，冷酷而磅礴的，轰轰然前进的现实历史自己。

性格矛盾，是历史内容的矛盾成份的反映。所以，《云雀》没有正面写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更没有解答一个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然而，它所宣示的这些矛盾的性格以及它们之间的搏斗，是照明了包含着这一类的性格斗争在内的每一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

那么，面对着在伟大革命过程中的历史舞台上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苦痛和搏斗，他们的善良和卑怯，他们的复杂和单纯，他们的执着和虚浮，他们的死亡和越过死尸更坚强地前进，我们不是能够真切地感到人民力量的雄大，人民斗争的庄严，以及一切为了完成这个斗争的实际工作所要求的那种高贵的情操么？

悲剧，不应该是用死亡来压迫观众，不应该是用流血来恐吓观众，也不仅仅是用“应该得救的甚至应该永生的终于死亡了，多么可悲可恨呀！”这样的说教来企求表面地反激观众，而是要写出痛苦本身或牺牲本身的起伏奔放的激流，使它们在观众心灵中化成更大的更高的力量，去面对现实的人生斗争或历史斗争，去深入现实的人生斗争或历史斗争。

悲剧，不是使观众在剧场里面参观一件人生惨变或摘取一片人生教训，而是要使他们亲身参加到痛苦过程或牺牲过程里面，亲身经过一次痛苦或牺牲的试炼，到他们走出剧场以后，就会变得更坚定更充沛，在现实人生里面增长了对于战斗生活的勇敢和战斗目标的乐观。

我们说，这个知识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剧，它是为了提出知识分子在灰色战场上面的奋斗节操，它是为了证明悲剧应该能够达到乐观主义的斗争要求的。

（原载作家书屋1950年初版胡风《批评论文集之七——“为了明天”》）什么是人生战斗——理解路翎的关键舒芜

自从有了“人生战斗”这个名词以后，就产生了一些麻烦的问题——

有些什么也没有做的人，可以堂堂皇皇地向别人说：我是在做着人生战斗呀！你说他的话不对么？你很难举出反证。

那么，真是那样的么？又很难说。

有些确乎在做着人生战斗的，又往往遭受诘责：你干了什么特别的事没有呢？确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确乎也只和别人一样的作工，拿钱，吃饭，穿衣。那么，即使你真有什么人生战斗，又有什么意义？不也和不战斗的人并无不同么？

路翎小说，可以帮助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可以帮助对于他的小说的理解。

在路翎的小说里，最触目的特点是，作者的分析的详细，和故事的平常。那些分析就是战斗，那些平常的故事就是人生。

路翎的分析，都是一种批判。人物的某一个行动，思想，情绪，或感觉，在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意义的，经过批判，出现了重大的意义；在他自己以为大有意义的，经过批判，却并没有什么意义；他自己认定是出于某一种根源的，经过批判，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根源；在他自己认定具有某种价值的，经过批判，却是具有完全不同的，乃至相反的价值，等等。人物所不能自知自见的，都显露于他的批判之光下面。

这种批判，没有什么玄虚，完全以客观的真理为依据。在这里，所谓客观的真理，就是生活的真理。本来每一种思虑行为，放在实生活的因果系列和错综关系之中，意义其实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只因为人们，特别是主体者自己，往往掌握不住这种系列和错综，于是就有上段所说的迷误。所以，路翎的小说里的故事的平常，就由于他所要掌握的原来不是好听的故事，而正是平常的生活，正是生活的系列和错综，正是这种系列和错综的本质的规律。如果他没有掌握到这种规律，那些复杂的系列和错综，在他的小说里也不会显得这样平常了。如果不是这样平常，他的批判也不会这样深刻、有力而明确了。

然而，一面既然严格的依据客观真理，另一方面就必有强大的主观力量；能够移动大山的，决不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路翎的分析和批判，并非灰白的概念的搬弄，而是元气淋漓，长江大河似的生命的突击；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集中深入的批判部分，总是就像长江大河那样的，以不可抗的大力，把人卷走，带走，这恐怕是每一个他的读者都能感到的。在中国的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他之所以能是第一个完全与客观主义传统诀别了的作家，正由于这种强大的主观力量，以及这力量所发动的深入的批判活动。

那么，通过路翎，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人生战斗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自己，主宰自己，认识生活，主宰生活。不是以自己意想中的情况为目的，而是以实际上的情况为目的——这就是唯物论。

第二，人生战斗的方法，就是要全面地照顾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掌握到系列和错综的规律，确定每一个生活事项在这系列与错综中的位置，因而确定它的意义与价值——这个，就是辩证法。

第三，人生战斗的效果，还是在于人生，并不在于创造奇迹，升天成佛，旋乾转坤。虽然到了必须旋转乾坤的时候，能够毅然担任，胜任的，也还是只有平昔的战斗本身，它的全过程，已经就是意义。

第四，战斗与否的辨别，这也就很容易，无非就是从他的生活全系列与全错综去考察，同样的。

今后，将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是晴雨沉吟，使全国都陷于大窒息之中的。每一个人的进行，所能取得于外面的保证，将非常之少，以至于很容易的就会颓然倒下。在那中间，一切虚伪浮睡的浪漫主义，一切才子式的流氓和流氓式的才子，一切专以坐茶馆开朗诵会为能事的英雄，一切浅薄浮嚣的叫嚷，一切沾沾自喜的和顾影自怜的做作，都不会有半分用处。在那中间，“疾风知劲草”，历史将会祝福一切坚持深沉的人生战斗的人。

那么，就是这样吧。

（原载1947年7月25日《泥土》第三辑）路翎与他的《求爱》唐○

我觉得一个艺术品必须而且应该是一个主观的有个性的创造。它首先必须是想象的合理的发展与完成。一个光鲜洁净的幻象，一个真中之幻。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客观辩证法的发展应该有它的合理的基础与合理的作用，因而，映现它的艺术品——主观辩证法也必然有它的合理的发展与进一步的完成。这里的完成作用，或想象的塑造性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最好的作品往往是作者自我人格与个性的自然的或自觉的表现，没有完成作用，主题就不能表现得很完满。其次，一个艺术品必须是沉浸着它的全心身的热情的凝团。我们可以把它比为一座潜伏的火山，站在它上面的人可以感觉到一份灼热的情感，热情像岩浆在它里面激荡，但它却但是静止的，含蓄而不外露，凝炼里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好的作品决不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泻药，把痛苦的，悲愤的情感发泄出去就算。好的作品应该是积极的能把无意识的或杂乱的情感提高为自觉的理性的作品，把感情升华或凝固为坚实的理智是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但艺术品本身原是感性的形象的组织，清明的理智仍必须在丰富而凝练的感情里找到透彻的澄悟的表现。

陈静容的诗《雕塑家》对这有着很好的说明：

你手指下有汩汩的河流，

把生命灌进本无生命的泥土；多少光，影，声，色，终于凝定，

你叩开顽石千年的梦魂。

让形象各有一席：美女的温柔，猛虎的力，

受难者眉目间无声的控诉，先知的容智漾起

四周一圈圈波纹……有时万物随着你一个姿势突然静止；在你的斧凿下空间缩小，时间踌躇；

而你永远保有原始的朴素。

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的热情像是到处喷射着的，还不够凝练。但也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二三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发展上有许多有趣的对比：巴金先生与张天翼先生可说是平行又方向相反的，正如光与影，白日与黑夜；巴金先生笔下的人物都那么善良，张天翼先生笔下的人物都那么可卑。沈从文先生与许杰先生写农村：沈从文的农村是亲切可爱，栩栩如生，不乏传奇风味，许杰的农村枯燥无味，天日无光，可怕的惨淡。

现在，路翎与骆宾基先生也正好是一个对比：路翎从日常生活里酿造了热情的灼人的传奇风的酒液，而骆宾基先生则从日常的生活里勺取了一些平淡无奇，略有甘味，饮后转觉醉人的绿茶。拿路翎与丘东平、d·h·劳伦斯比较一下也很有趣：这三位所创造的世界各各不同，但却有一些强烈的不容忽视的共同点。东平写的大部分是战争的火焰里的壮勇的人物，劳伦斯却企图用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力（有时也有太阳等作力的象征）在肉的热烈的火焰里创造灵的纯洁的水晶，一种朴素的唯物论的看法，想把基督教的僵死的教义放在希腊主义的基础上，使它复活。路翎写的范围很广，各色各样都有，矿山的生活写得相当好，这一点竟与劳伦斯偶合，后者是矿工的儿子，矿山的生活也写得相当多，但当然与左拉的写法不同。这三位都非常热情，都有非常强烈突出的个性与顽强丰富的生命力，也都有一些传奇的梦幻的瑰丽的色彩。东平写得比较单纯，比较有力，爱与憎的感情，也最突出，最凝固切实。劳伦斯写得最成熟，最冷静，最凝炼，在心理分析上发掘得最深，组织上也最匀和。而路翎，显得有点零乱的夸张，有点凸凸凹凹的不均匀，组织结构上有些松弛，心理分析上还嫌太浮浅。有许多人物的动作，看起来只像是机械的做作，风格上不够沉着含蓄，有点像浮光片影。总之，还不够成熟，有点涩口。我不想用批评家所常用plotcharacter……来束缚一个年轻有为的作家的灵魂。这一些在现代小说里差不多已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小说的任务只是表现生活的真实。什么是生活的真实呢？依伍尔芙夫人在《现代小说论》里的说法，只是一个平凡日子里的平凡的心灵所感受到的无数印象——琐细的，幻象的，易减的，以剑的尖锐刻画着的。它们从各方面来到时像一阵微尘组成的不停的雨。“生活不像一排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的车灯，生活是明亮的光圈，一层半透明的屏障，从意识的开始起至终结止一直包围着我们。”而且，正如w·勃莱克所说的，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正是这些一点一滴的有限却可以蕴藏着无限。生活并不一定合于机械的逻辑，自觉的生活只是生活里的极少部分，不能有决定作用的部分，因而，发掘人性，就必须发掘那一部分潜在的，半意识或无意识的，掘得愈深愈好，路翎所以有这远大的前途，就在于他没有给庸俗的“逻辑”的眼光束缚住，只平面地、孤立地“暴露”人生的一些所谓“有社会意识”的现象，他抓住一些简单的东西来写，却没有故意使它在复杂的人生的网里孤立起来，他只敲起一个键子，却引起了无数喑哑的然而强烈的知音，一个启示，却透明无尘，可作多方面的解释。一片光影，却几乎是一片无边无涯的海洋。拿程造之的小说跟他的一比，程就显得贫乏可怜，无生命又无热情。因为程就是拿“社会的”逻辑与庸俗的皮相的看法来造作（不是创作，而是机械的做作）小说的。路翎的作品正是一片阳光，有变幻莫测的光彩与灼人的热。而且他还是早晨的阳光，会给人奇异的，疏阔的感觉。我们读他的《求爱》，仿佛正透过一片三梭镜来看望阳光下的世界，多么亲切可爱，而又奇异，多彩。我们看《王家老太婆在她的小猪》上怎样构筑她的希望与幻想，正像在读托尔斯泰的《大风雪》或涅克拉索夫的诗篇，朴质、自然，却有丰富的梦幻的光采与司汤达式的单纯的心理分析。在她跌倒在泥泞里快要死去时，她的心变得多温柔，另一个世界向她打开了，“平坦的道路，照耀着温暖的慈祥的光明。天上有五彩的云，远处有金色的光。

她看见，从这金色的光里一个美丽，健壮，活泼的女孩向她跑来……”瞎子的沉思的表情与公路局验票员高国华的烦闷里的兴奋与骄傲又多么不同。瞎子——一个安静不动的生命的影子，坚忍无动于衷，高国华倒成了一片狼狈的零乱的光在浮动，看瞎子在人生的路上到处碰壁是一种新奇的娱乐吗？

“大家快乐地笑着，大家都觉得骄傲，因为自己们竟然能够站得这样长，以致于使得瞎子多次碰壁，大家看着瞎子继续地碰壁，热烈地碰壁，热烈地哄笑着——现在是，他们全体都兴致浓厚地加入这件新奇的娱乐了——大家希望他们的行列比原来的更长，更长。”多残酷的人生，意味深长的寓言。那个张么妹对草鞋又寄予了多大的兴奋啊，但那个王保长竟用轻蔑实行了残酷的精神杀戳，于是那草鞋失去了一切的光泽与美丽了，那十四岁的小女孩，“她的幸福，啊，那温柔的黄金的幻境，这个美丽的早晨，是从此消失了。”滩上的那个早晨是如此的痛苦又美丽，那纤夫中的歌手听到了他老婆的死讯，发抖着，眩晕着，歌声也破碎了，但他的弟兄发出了呼声，抬着他前进了一步，于是他浮游在这群的整体里，突然有了燃烧般的奇异的快乐。“整个的世界在他的足下轰然地震动着。他希望这个滩永不完结，而激情的歌唱继续着直到永远。”在将死者旁边，那二十年的老兵王青顺想起了另一个死亡，于是悲痛地想起了他那轻率地丧失了的仅有的一点点爱情。一个妓女追着他，他想只有拿钱给她才能对得住她。于是忽然有了无比的悲愤，觉得自己在这世界上是坚强有力的。

对于这一悲愤的生涯，他是奇怪地激动又发抖了。但他仍然唱起狂暴的歌，压抑了这些痛苦的感情。他对那个临死的人说：“不怕，孩子啊，第一要安静！”

两个老太婆如此亲切地沉浸在同一的感情里，春天的柔和的空气像是整个地凝住了。一个小女孩射中了刘二太婆糖担上的彩牌，中了头彩，她想蒙混过去，但同时她的心受到了痛烈的一击。随即她就强烈地感到：她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又获得生活的意义了。于是她用颤抖的手去取胖大的糖罗汉，递了过去，眼泪热辣辣地奔涌了出来。那一对下棋的敌手，胖子与瘦子各各有温柔的娇嫩的心，但为了一个“车”，各各以为对方伤了自己的心，于是凶恶地在街上毒辣的太阳下叫骂起来。但结果还是胖子拖了瘦子进去再下棋。那些从阴影底下跑出来看热闹的人走开了，回到各自的阴影里重新躺了起来。村镇重又昏厥了，这村镇正是昏昏沉沉的我们这泱泱大国的缩影，只这两个独特的人还在为他们的生命而活动着，下棋，不正是生命的斗争的象征吗？那个可怜的衰老的英雄的致命的舞蹈又多使人感动！古代英雄的故事在《毛毛雨》的氛围里渐渐冷落了，这位日暮途穷的英雄在台上觉得可怕的窒闷，于是拼命地叫喊了一声，引来了许许多多的人。这最后的征服与心里的什么东西的破碎同时来到，于是，“死了”，一个苍老的，严肃，安静的声音，命运的声音在寂静里说。这个英雄的梦，唤回那些古代的英雄来与现在的生命，丑恶与失望抗衡的梦，使简单的年青人在严肃又激动的神圣的瞬间很快地消逝了，与一个生命同其始终。那个张小赖是如何发狂地沉醉在英雄的梦里呵。王子和是强壮又少有的，“有一种渺茫的烦闷与严肃的痛哭，以后一些甜美的幻想，随着日益热辣的气候在他心里滋生着。”他怎样想与张小赖严肃地谈谈“结婚”，但却又怎样愤怒地失败了。自尊心使他否认了自己的幻想，也使他笨拙地伤害了对方。最后，他替自己伤心，也替对方难受，落下泪来。如何倔强的人性，甚至否认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最富人情的朴素的诗章，使我想起了高尔基的一些初期的浪漫蒂克的短篇与一个题材相类似的德国短篇。

幸福的人周绍钧在喜悦的自由的感觉里走下了坡，上了渡船。

一大堆幻想开始活跃起来，向一片似乎从没人到过的生活的幸福的无限国土伸展过去。从生活的坚实的土地走上了给激流冲动的渡船（那也许是一个象征），从幻想里的希望转变成真实的幸福感，一个劳碌了一生的人也该会年轻起来，豪爽起来，仿佛全身充满了生命力，该给一些机会去感染别人。于是撑渡船的老头子与别的客人都给感染上了。“他们都觉得，这个奇怪的人生，还是能够有一点儿幸福的。”江湖好汉江海平与挑水夫罗正光都是善良的人。后者为了“在困苦中被温柔的人儿爱着”的那一个动人的幸福聚了一些钱，但他却为了将来的光荣的战斗与复仇，缴了一千块钱为定金给前者，向他们学习拳棒。他却总学不会，给理发师们轻视着。于是一次向江海平要还这一千块。他不知所云地说：“我杀死你！”就在一阵疯狂的热情里，闪电一样冲上去，战胜了那位拳棒教师。两个善良的人是为那一千块钱痛苦地斗争着吗？不，他们是为了人的尊严在手足与内心两方面斗争起来的。生活使善良的他们互相伤害，又互相怜悯，年青的生命力战胜了老者。《一个商人怎样喂饱了一群官吏》却不是萨尔蒂可夫式的寓言。寓言到底还是一些荒唐的幻想，至多只能说是间接的形象，这个短篇虽然有些喜剧风的寓言气氛，但到底总是充溢着人情味的真实的生活。那个可怜的奴隶张德兴写得很不够，倒是那位视察先生像一个莫里哀的喜剧演员那样俘虏了卖报的小娃的姿势，很像目下的许多大人物。他对那发抖的张德兴说：“你看，我一口就完，你喝呀！你这人真不够朋友，这酒并不醉人，而且人生也难得几回醉，你请喝呀！”多动情多天真的样子，那样甜蜜的眼睛，使他又感激又害怕：“怕要吃了两万出头了！”《翻译家》也是喜剧风的寓言式故事，有些轻松又辛辣的回味，但写得比前篇完整一点，周善真为什么要与成斯跟人群开玩笑呢？正如年轻的成斯为什么要对人群说一样，是一种激动，不自觉的生命的激动里泛出来的一点浪花。《英雄与美人》写得最好最完美，邓平那样天真又多幻想，给那happy（一个女孩子）的娇柔美丽又稚气羡慕的目光一瞧，就有了一种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感情。她的一句平常的问话使他落入了那种胡涂的热情的火焰里。于是他随着她下了车，胡胡涂涂地向她求爱，在他们之间激起了一些热情的浪花——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一个幼稚的笑话。《秋夜》、《可怜的父亲》、《一封重要的来信》跟《求爱》，与《英雄与美人》是同一型的人性的发掘。雇员张伯尧与办事员吴器识都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幻想着又焦急着自己的前途。体育教员胡吉文则跟邓平一样幻想着恋爱的成功。他们都从善良又富人情的幻想里获得生活的动力。张伯尧听了县长的一篇等学成名的谈话就天真地用起功来。他在静夜里想着他的人生计划，第一步，第二步，忽然娶了县长的女儿，忽然与省主席亲热地握手……，前途显得无限光明，但突然听到江声与风声感到了一种荒凉。一切全幻灭了，周围这样深沉，他是孤独的，父亲的苍老可悲的影子在背后使他寒战，母亲唤他吃饭的柔弱的声音使他流泪。“一种大的严肃浸透了他。”老鼠的声音引起了他神经上的不安与恐惧，为了表示他是男子汉起见，他治死了一只老鼠，胡吉文的求爱的心理变化清晰地表现在对孩子们的态度上，一种错综的报复心理与移置作用表现在胡树林凤山，孩子们与篮球之间的态度上，一封来信在小办事员吴器识的心理掀起了多大的波浪呵，他无力压下心里的感动，生气了，因为这感动破坏他的男性的尊严与意志，是他一生的弱点。在这男性的意志与快乐的感动间起了一场美丽的争持，织就了一张温柔的图画，《感情教育》与《旅途》多少有点类似。宋子清想发挥一些男性的严肃的话题，一片阳光似的狂热的严肃，而张浦英则渴望一片急雨，一片感情教育，一片快乐的女性的热情与想象，“这是夏天常有的情形，一阵急雨，然后又是一片阳光。”于是两个人就闹起别扭来了。男人要女人“理智一点”，去“看见广大的生活”，而女人则“的确需要快乐——需要感情的教育”。于是那个糖贩子来了。他们在买糖吃糖的时候和解了。这些糖或者多少还有点象征什么美丽的理想的意味，那个卖糖的一时显得特别严肃，一时又嘻嘻地傻笑起来，于是，接着，两个人便在那荒凉的、被急雨笼罩着的坡顶上兴奋地合唱起来。在《旅途》里，女人王洁芝赋予男性的勇猛的冲击力，而男人何意冰倒表现了女性的委曲与犹豫。又是一个剧烈的对比。在《人权》里，明和华想把严京令拖出学者的书斋，拖到狂风暴雨里去。他向往着知识分子的战斗的道路，他想说服严京令，但他自己也只有一具朦胧的感觉，而他终于使严京令想到了自己的青春的热情，“这种热情使他觉得，任何生活都是崭新的，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将要到来。”但明和华最后终于失望了，向着那个严肃的东西告白了；“我向你告白吧：我不敢去懂得青春、爱情、美丽，我不敢看见人生，我用知识粉饰我自己！我从这个时代落荒了下来，我怀疑自己是否还是一个活人，更怀疑自己的道路里，我麻木，退缩，甚至不知道要求人权！‘人是生而自由的。’——卢骚，卢骚啊，假如我只求安宁，躲在火旁，我可以安适，一旦成名，也是学者，我岂能懂得自由！”于是他的心里充满了庄严：“一切梦想已经粉碎，现在是到了渴求行动的时间了！我不能遗忘我的那些兄弟们！”《中国胜利之夜》是一篇速写，用轻轻的笔触写着那一阵欢乐的幸福的气氛，一些人物浪似的涌上去，又退下来，一章轻松诗，淡淡地写着那些快要爆炸了的心。

读着这本书，我像是在一个江流边静静地踱着，看那些金色的水花涌起又平伏，有一股郁郁的流，带着奋激的热力，在水花底下，也在我的心里静静地流过。一些无声又遒劲的呼喊，一些阳光的从忧郁的云层里透出的喜悦，美丽又温柔的人性的跃动的诗篇，激动又凝结的人性的诗篇，使我想起了沈从文与契诃夫的许多短篇。但沈从文多松散，契诃夫的忧郁是近乎悲泣与呜咽的，路翎的笔却有更多凝炼的流质的华采与飞扬着的从无意识的深渊里突发出来的生命的呼喊与神采。现代的小说与现代的诗一样，正陷在一种两面苦战的困苦万状的境况里。它必须而应该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面要与庸俗的唯智主义（或理性主义），概念万能的观念论与新闻主义的结合物斗争，另一方面又要与逃世式的神秘主义斗争。神秘主义是感觉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极端的发展与玄学的幻觉的结合，以异教的先知的姿态出现于近代文学中，实际上是基督教的灵的精神的另一变态。现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依修午德就曾在佛教的灵修中获得这一倾向的发展。教条主义，唯智主义群里有肖伯纳的说教，韦尔斯的理想小说，甚至帕索斯的从社会主义概念出发的新闻主义。这两者都是认识过程的某一阶级（理性或感性的阶级）的畸形的发展，也正是社会变革年代的意识形态上的必然产物。但路翎小说却有着一种年青的或原始的单纯而深厚的生命力，像早晨的太阳，“宁静而致远”，饱含着朦胧的柔和的美。如果拿《青春的祝福》与《求爱》来作一番比较，那《求爱》就显得更成熟，更细致，更柔和，更是有生活的实感了。《青春的祝福》还有些并不太真切的人生的姿态（仅仅是美的姿态，却并未赋予相当的生命力），《求爱》却比较更洗练，自然了，虽未如李广田那样洗尽铅华而炉火纯青，却没有了那些姿态与辞藻的堆砌。如果拿《求爱》里的各篇章来一番比较，那么，即使是小说意味最重的几篇如《秋夜》、《可怜的父亲》、《求爱》，也还与其余的各篇一样是绚丽的人性的诗章。这其中最富于诗情画意的是开头的那几篇，《王家老太婆与她的小猪》、《滩上》、《悲愤的生涯》与《英雄的舞蹈》。作者告诉我们，在他写作的那段时间里，他所接触到的东西大半非常沉闷，带着一种暗淡的性质。“巨大的思想内容被浓烟遮盖着而窒息了，旋转在我的四周的却是一个花样复杂的世界。在我逐渐地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精神常常地被迫着后退，但我也偶尔地抓住了汹涌的波涛中的碎船的一片，从它们来继续我的道路。”是的，我们可以感知一种阴郁的类于呻吟的感情，但这感情同时是一股强大的激荡，恰如破船之下的海洋的激荡。不错，这时代的诗正应该是激荡的人生，激荡的世界的诗。但这激荡的诗是应该以更凝练更透明的光彩来表现的。现代的文学正是自觉的文学，自觉的思想的透明与澄清是一个强大的力量，放弃这个力量，如作者的说法，不以自己的精神来说明客观世界，只沾沾自喜或随波逐流是一个损失，一种过错。而且只以自己的精神来“说明客观世界”还是不够的，主观的自觉的思想与别的一些从无意识的宝藏里的巨大生命的冲击力应该在作品的客观性的形象里凝集起来，发展成完整的一个小宇宙的觉识，主观与客观应该天衣无缝地浑然凝合。……

（原载1947年11月1日《文艺复兴》第四卷第二期）蒋纯祖的胜利

——《财主底儿女们》读后鲁芋

不论它将接受到什么样的惊讶或者冷淡，《财主底儿女们》在它的雄辩的感召里是应该而且已经被理解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的。同时，主要地，知识分子在从传统的迷阵头破血流地突围出来里所感到的一切感情和意志的纠纷，在它里面，都得到了应有的单纯的解决。为了实证这种理解不是陷于无益的虚夸，我们的读者不能不挖出他自己的赤心来交感作者的也就是他的人物们的诚恳和悲壮。唯有通过对革命的忠贞以及因之难免的带血的战绩，我们（作者们和读者们）在创作和阅读的呼吸过程里——不，在发动和接应精神武器斗争里——才不致像目前一般文艺家及其顾客们那样：一方面迷途于、甚至沉湎于，动物性的官能的刺激和反射；另一方面用挟天子令诸侯的气派拿着“唯物论”的翻天印逼视着肉眼凡胎的芸芸众生。胜利是人人所追求的，但它决不会那么容易地在三朋两友的闹戏园子的呼啸里发生。它要流血——流敌人的，也流自己的。

《财主底儿女们》热烈而辉煌带给我们的，正是这种人生的青春的胜利，希望的雄伟的胜利，蒋纯祖凭着灼热的爱与恨去和五颜六色的过去的炼狱共同碎身的胜利。

这是不可忽略的，尤其是不容歪曲的：蒋纯祖的意志力量决不是像一般吹毛求疵的冷眼们所认为的——来源于所谓“超人”的真空的昂扬；它，那种绝缘而又绝望的“英雄主义”，已经明确地具体在外强中干的蒋少祖的复古的殡仪里。

那么，是什么安排了蒋纯祖的凄厉的一生呢？或者问，是什么养育了他的那种爱爱仇仇的性格呢？当我们沉思于中国通史的难题时，是决不能放过上面这两个问题的。如果读者本身对于生活里的虚伪和残忍没有先天的免疫性和后天的抗毒力，那么在浮肿的苍白的人生哲学的领导下，他决不会理解到蒋纯祖为什么那么酷爱豪迈的旷野，并且甘愿在荒寒的石桥乡向那些冷淡的人类化石们回掷他的尸体。在今天，在中国，懦怯的各种辩护和软弱的各种掩饰都将被严厉地批掴，而后万劫不复地跌进他们应得的悲惨的晚景里去。投机者，动摇者们的这种躲不脱的遭遇，如果在历史巨册的前页里看不出明确的先例，那么敢说在今天这一章上，它将作为人民凯旋的壮观的陪衬而被轻淡地描写过去。但，蒋纯祖此时此地却是站了起来而且站住了。

蒋纯祖的一生就是这个特定的时代里一个特定的人格的锻炼过程。从蒋捷三的凄婉的苏州认识了无可补救的过去的“光荣”的遗迹；从朱谷良和石华贵们的滴血的生命认识了荒鹰般翱翔于人间的卑污和懦怯之上的英雄气派；从汪卓伦的默默的献身以及他的那本忠实的记事册认识了平庸和伟大之间的微妙的距离；从王定和，傅蒲生们的勾心斗角认识了拜金者们的枉然的倾轧；从蔡淑媛，蒋秀菊的华贵的生活和梦想认识了小市民们的无聊而可笑的虚荣；从蒋少祖的一面用文章领导青年，一面投递名片拜访汪精卫和陈独秀——结果只落得抄着手对落日悲惜地遐想的“中庸主义”，认识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踌躇的难关；而且，更从目前有声有色的文化界——戏剧界——认识了“战斗者”的糜烂的伪装；——他，蒋纯祖，有着时代渴求的热情，和用以作为人生战斗的焦点的意志。他必须用它们争取胜利，同时他必须和中国人民的沉默的搏杀息息相关地完成自己。

这时，中国充塞着悲壮的庞大的事件，除了轰轰烈烈的人民进军以外，还有着不想看就看不见的人生暗压的个别的挣扎和反抗，前者和后者除了比例的分别外是毫无性质的不同的。中国所从事的，除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土地改革”以外，还有着麻痹的思想界的清血运动。虽然后者常为一般人讳疾忌医地含混过去，它却不能不到底成为我们这些“一切为了前线”的文化君子们的严肃的课题之一。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生活祭坛上面，过一天算两个半天的灰色的忧郁自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乐观口吻以及“朕即人民”的高尚气派也未免和实际情况有些出入。什么才是这方面的胜利呢？难道不正是蒋纯祖所追求所扩充的胜利吗？——蒋纯祖对卑污而虚伪的意识和行为用轻蔑和反抗和攻击所换来的胜利吗？

蒋纯祖终于带着肺结核死在荒凉的石桥乡了，在万同华的爱情表白里结束了他的短暂而复杂的一生。如果我还不致学无耻的犬儒下流到嘲笑他的生活上的无能，或者因为他没有走上少年陆明栋所走的道路而否定他的真诚的一生，那么，难道不可能从他的灼热的心和悲壮的行程吸取一点勇气来向即使周围是铜墙铁壁也要碰个你死我活的我们中国的大灾难献身吗？他的胜利未必不就是把他的尸体当为一个后来者们冲锋的踏板吗？由于战斗面积的庞大，以及人生遭遇的曲折，我们被部署在各种生活地域里，有的在马鞍上和子弹箱旁边，那固然是直接了当而且幸福，有的却在海外的酒吧间和国内的贫民窟巷里。但是，任你在茫茫人海的哪一个浪头，正如太阳照在每一个人身上一样，斗争的良知呵护着每一个战士的战斗要求的。在蒋纯祖的不幸的生活地域里，如果有人为了招架“生活”而可悲地成为它的谄媚的奴才，那么除了让实际的浪潮来回答他的迷惘外，大可不必在弹网的空隙里来慨叹这些虚妄的牺牲。然而，蒋纯祖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地实践着他的战斗要求的，假使我们失去了甚至根本就没有一点微弱的忠贞，或者自以为有着比它更可贵的身份和地位而实际和人生的大痛苦、大悲凉和大欢乐保持着虚与委蛇的关系，我们是不配指着蒋纯祖的遗体来信口雌黄的。

蒋纯祖是幼稚而诚实地在中国的荆棘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多年。他的战绩分量显然是不足够的。只有在这点上说，他才有着可悲悼的失败。

那么，为了证明而且补价的失败，让我们完成持久而辉煌的胜利罢。

（载于1948年11月《蚂蚁小集》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