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山，有着一副紫褐色的，在紧张的颊肉上散布着几大粒红色酒刺的宽阔的脸，它的轮廓是粗笨而且呆板的，但这粗笨与呆板在加上了一只上端尖削的大鼻翼的鼻子，和一对深灰色的明亮而又阴暗的眼睛之后，就变成了刚愎和狞猛。
有时候他的薄而锋利的嘴唇微张，露出洁白的大门牙，眼光变得更鲜明的灰暗，流露出一种狡猾、顽劣、嘲弄的微笑，像一个恶作剧的天才似的，但另一个时候，这些狡猾和顽劣都突然隐去，他的嘴唇严刻地紧闭，鼻子弯曲，他的更主要的特性：恶毒的藐视，严冷的憎恨就在他的收缩起来的脸上以一种冷然的钢灰色照耀着，使得人家难以忍受了。
这是一个以武汉的卖报僮开始，从五岁起就在中国的剧变着的大城市里浪荡的人。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的穷苦的双亲是怎样死去，他是怎样变成一个乖戾的流浪儿的；他更不能记清楚在整个的少年时期他曾经干过多少种职业，遭遇过多少险恶的事。记忆的黯澹的微光所能照耀得到的那个时候，他已经阅历过短兵相接的战争，刑场，狂暴的火灾，做过小侦探，挨过毒打和监禁，成为一个虎视眈眈，充满着盲目的兽欲和复仇的决心的少年了。一九二九年，当他十三岁的时候，他和一群年青的工人、农民从湖南逃了出来，以后，在夏天里，他目睹着曾经和他穿着同样的军服的，这些年长的伙伴们死去了。在酷热的夜里，当空场上所有的人全散去之后，他狗一般地葡匐着他的强壮的小躯体，爬近尸首，在他们身上摸索，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喃喃地咬着牙齿说：
“我明天就回湖南去……”
但他并没有去成。没有多久，他走进了一家机器工厂，成为一个学徒了。他之所以能够捱了多少年，没有逃开那个乌烟瘴气的工厂，是因为那里有好几个他的患难的伙伴，他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认字，得到了使他能够认为满足的各种知识，而生活知识的增长使他逐渐地懂得了克制自己，学习一种技术的必要，使他懂得了用怎样的一种眼光来回顾火辣的过去，和应该带着怎样的一种精神倾向来使自己生长。
但这里还有一着重要的棋。五年后，伙伴逐渐走散，他也离开了。毒恶的倾向在他身上原来就那样的猛烈，一回到浪荡的生活里来，一失去了劳动的强有力的支撑和抗争的主要目标，就变得更加难以管束了。离开工厂是因为认为自己已经羽毛丰满，不应该再低下地受损害，——主要的是因为一个伙伴的不幸的遭遇，因此，是带着极大的仇恨心的。这仇恨像疮疖里的脓一样需要破裂地，疼痛地流泄；他杀死了一个追踪他的伙伴的便衣打手。
这是在黑夜的江边用尖刀干的。发烫的血溅满了他的脸。
而整个一夜，一直到灰色的严厉的黎明，他遥望着睡眠的城市的闪烁的灯光，在效外漂泊。他杀了人了！这是一种最无知的，最疯狂的杀！但是怎样呢？他没有胜利。
城市在安详地昏堕地睡眠，带着它的淫荡的凶残。它不可动摇地在江岸蹲伏着。对于它，年青的张振山，是显得如何的渺小！他能够移动它的一根脚指么？
以后，他带着要过一种强烈的公众生活的愿望到上海去了。但他不能满足；因为这，他就更渴望于获得知识，更渴望于自己的凶狠恶毒。而这也就在内心里生成了一种疑虑，一种生怕会贬抑自己的个性的芒刺的疑虑——这便是他在对日本的战争一开始，为什么不循着他少年时代的路，到战争里去，到另一个地方去，而终于到四川来，在这个工厂里暂时蹲下去的原因。
他在工人里面，因为他的能力，因为曾经是他的师叔的总管器重他，有着优越的地位。无疑的，他是酷爱这种地位的；但他把他的酷爱认为是一种可恶的弱点，所以假如有人像对待工头一样来对待他，奉承他时，他就会变得极乖戾。对待这个人，最适宜的莫过于偶然地安排一个充满着友情的真挚和深的粗暴的玩笑。处在这种温暖的气氛里，他便会短促地显露出他的已经被埋葬的另一面，——就像他在这世界上也需要一个家，也有领略家庭的爱情的温和的心似的，他安详地霎着变黑的晶莹的眼睛，浮上稀有的天真的微笑，从荷包里摸出最末一块钱。
对于饥饿的郭素娥，他是带着他的全部的狠毒走近去的；对于女人的运命，在起初，他是漠不关心的。他没有要知道这个女人在想些什么的愿望，更没有要和这个女人维持较长久的关系的愿望。但在今天，在这个骚乱的夜里，女人显露了自己，而且强有力地使他承认这显露的真诚，使他承认，不管两个人的生活境遇怎样不同，她是他的值得同情的敌手。
当他的强壮的厚肩上萦绕着从发号房的窗洞口飘来的烟条一样的灯光，向坡路下面慢慢地踱走的时候，这个印象突然鲜明地强烈了起来。他猛烈地吸着烟，在烟雾的灰蓝色的旋涡里，用一种愤怒的力把披在额上的一簇头发掷到脑后去；在突出的额下，他的眼睛严厉地皱起。
“这倒是一个女人！他妈的○！”
三个矿工摇着绿荧荧的矿灯迎着他走来。他们疲乏地寒冷地佝偻，用一种卷舌头的声音微弱地说话。纸烟在嘴唇上昂奋地燃烧着，从他们的污黑的肩上向后面飘着一条长长的朦胧的烟带。……当他们越过张振山，渺小地被吞没在卸煤台后面的时候，煤场上和下面的坡路上就呈显出深夜的寂寞，除了由矿洞口传来的煤车的隆隆的单调的震响以外，再没有别的声音，而且再见不到一个生灵了。远处，在山峡的正中，从静静地躺在月光下的密集的厂房里，机电厂的窗玻璃独自骄傲地辉耀着；更远处，在对面的约莫相距电机房一里路的山坡上下，则闪耀着星一般的灯火：坡上的工人宿舍，坡下的办事处，米库，洗衣坊，矿警队营房，都在用它们的微盹的窗户窥视着月光照耀着淡绿色的雾的潮湿的氤氲的山野，和月亮在白色而透明的云的湖沼里浮泛，星星在薄纱似的云片里碎金子似的闪烁着的高空。
张振山在给矿工让路，停在石堆旁眺望了一下整个的厂区之后，又开始沉思似的向前走。他走得笨重而缓慢，香烟在他的嘴唇上和手指间不停地燃烧着，现在已到了第三支了。
在跨越铁路之前，他停在一个土堆上，伸开手臂，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从女人那里带来的印象现在淡薄下去，或者正确点说，沉落下去了。这主要的是因为，在深夜的独步里，他获得了一种坚强而严冷的情感。从这种情感，他感到自己正在胜利地凶暴地扩张了开来，没有丝毫的畏惧和惶惑，把整个的矿厂握在毒辣的掌中。
“我不蠢！我们有多少人！”他在索索的寒风里张开了他的大手掌。
但在越过铁路，向机电工人的宿舍走去的时候，他就沉在另一样的心情里去了。
“我这个人也有些好的地方吗？——这样问她，糊涂！”他站住，擦燃火柴开始点第四支香烟，然后把揉皱的纸盒摔去，“她说得出来吗？……总之，我干的对！我有我的理智！我恨这些畜牲，恨得错吗？你会杀人，我不会吗？好！”他把步子加大起来，“我就是我自己，——不懂手段，也不懂策略，忸忸怩怩……”
从右侧，有一个骚乱的尖声喊他。他突然从疾走站住。
“你怎么，不到天亮就回来了。乖乖，萌的好吧……”杨福成耸着肩膀，激烈地喷着酒气，用一种狂喜的声调嚷。
“杨福成！”张振山阴郁地喊。
杨福成伸出厚而尖的舌头，做了一个怪相，随即也古怪地阴沉起来了。
“你到哪里去了？”好一会之后，张振山问。
显然的，杨福成的阴沉只是一种表面的凝结，因为他立刻就忘记一切，尖细地叫起来了。
“老子在小五那里抽一局。都输了。婊子养的识牌呀！”
“哈哈！”张振山短促地笑。
杨福成有着易于昂奋的倾向，而且，用俗话说：是一个无心眼的人。在平常的时候，他也显出恰当的老成，但一轮到他说话，他就仿佛变成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了。他哮喘，在字眼中间急促地吸气，以致有时候把话音吸到喉咙里去，又用一种闷窒的怪声弹拨出来。他时常一连串地贪婪地说，即使乱说几个虚字，也不愿意让自己的话中断，随后便窒息地大笑起来，使人家难以明白他究竟说了些什么。现在，当他和张振山一道爬上升到宿舍去的土坡的时候，他疲劳地，用败坏的声音唱起忧伤的歌来。但刚刚唱了两句，他就使力地跳了一下，先做出一种秘密的神情，然后向张振山问：
“你那个家伙如何？”
“还不是两条腿的。”
“唉，你知道，魏海清在弄她。”
“魏海清谁？”
“土木股的呀！本地人，死了老婆，……那是一个狗种。
他跟我说，”看了张振山一眼之后，他又迅速地接着说，用一种张扬的语势，仿佛那个叫做魏海清的真跟他说过一样：“张振山夺人之妻，夺人之妻！……”他用手在灰尘似的月光里绕了一个大圆圈，随后又用臂肘在腰上缩一缩裤子：“唉，肚子饿瘪裤带松……你，你，你这有种的老几，说请小弟喝一杯的呀！”
“现在不了！”
“干什么？”
“没有钱。”张振山突然暴厉地睁了一下眼睛，“你，今天喝过了！”
“那是我自己的事。我活了二十五，活得衣破无人补。无味呀！”他在无心地大声说出这句话来之后，便变得苦恼，停顿了下来，用手在发胀的脸颊上摩擦着，说以下的话的时候，他的声调沉落，充沛着真实的酸凉。“没有女人看上我的。我才不做白日梦。我养活人吗？看我这副样子，人家肯嫁我吗？
我是做工的人，最苦的人。要是当职员就好了，有米贴，有好房子。嗬，你看呀，那一幢房子！”
“股东老板住的。”
“不错。”他的尖颚咀嚼着。他的手依然指着那远远的一栋掩藏在茂密的树丛里的楼房；这楼房左侧的两个遮着绿窗帘的窗户温暖地亮着。最后，他把指着的手指习惯地向上一抛，继续感叹地小声说：“做工没来头。有时候晚上也自由自在，但……”
“你想吃火腿吗？”在宿舍的竹篱前，张振山停住，坚硬地问。
“唉，不想吃？”
张振山邪恶地凝视着遥远的绿窗户，仿佛那里面的秘密的养生和贪欲很诱惑他似的。
“看吧。我明天就请你吃！要住那一间房子吗？”（绿窗户的灯光在树枝后熄灭了。）“容易得很！好，它藏起来了！你要吃鸡子；你要一个女人！你要……梳两个辫子的，进过大学的！”
杨福成缩着身体。这个人的冷静的骄傲的狂言使他惊悚。
他呆看着他，不知道怎样做才好了；但最后，他终于依着自己的方式跃了起来，攀在对方的肩头，在对方的鼻子上一半故意地嗤了一口气，跳到院子里去。
宿舍是公司临时租赁的民房，中间有一个在以前曾经是打谷场的大院子。它的正中，左侧，完全被有家眷的工人所占有，剩下给单身工人的，只是毗连着一个充满灰尘，蛛网，和油污的厨房的右侧的长长的一条矮屋。夜里十二点钟以后，在棉絮的爱抚下，真实而浮动的生命们入睡了。连最会喧嚣的右边角落里的一间屋子也寂静了；——一个钟点以前，这间屋子里，在床架和破桌椅之间挤满了那些从来不懂得沉静的少年伙计，他们摔纸牌，唱淫荡而凄凉的歌，互相用黑拳头威胁，但现在，肮脏的烟雾沉落，一切全不留痕迹地散去，只有二十五支光的蒙尘的电灯在单调地发着光。
杨福成和张振山两个人占有一间极狭窄的后屋。但这两个人的性格是不可调和的：杨福成喜爱一些简单的戏耍，时常在桌子上供一个泥像，替它画上胡髭，称为“老板神像”，在春天的时候也大量的砍些粉红的烂漫的桃花回来，插在破泥罐里，而且沾沾自喜地带着一种不必要的勤快去换水，但张振山却嫌恶这些；他望着它们皱起他的灰色的眼睛，在它们使他的动作不方便的时候，便粗暴地把它们举起来，摔得粉碎。不过，杨福成除了当自觉自己需要阴沉一下的时候，才装出一副呆板而尖削的脸相来以外，从不真的和张振山吵架。
因为太多的理由，他是极端喜爱张振山的。
显然的，这一夜对于杨福成已再不能寻到什么趣味，到了非睡去不可的时候了；而且的确，在急遽地兴奋了之后，他已完全疲劳。他牙痛一般地皱起稚气的瘦脸，默默地摔开鞋子，钻到他的无论白天和黑夜总是密闭着的一直拖到泥地上的蓝布帐子里去。因为床柱太短，帐脚拖到地下，所以帐顶的有着破洞和大补丁的大肚腹也就几乎垂到他的尖鼻子上来。他奇怪地笔直地睡着，向帐顶瞪着梗着砂粒的眼睛，吹着不连续的闷气。刚刚要睡去，原先在另一边床上愠怒地坐着的张振山此刻笨重地走到桌子边来，用一种对于这寂静的房间是过于嘹亮的声音喊他。
“喂，什么……事？”杨福成反应地在棉絮里抬一抬手，问。
“告诉你，我们要做包工了。”
隔了好一会，才听见杨福成懒声懒气地从蓝布帐子里回答：
“包他妈○什么？”
“四号。”张振山把大拳头举到鼻子一样高，察看地摇晃着。为了摔去自己的纠缠不清的对郭素娥的思索，他才突然开始这谈话，但现在他又嫌恶这谈话了。
“四号出什么毛病？”意想不到地，杨福成从蓝布帐子里伸出他的瘦小的，盖着乱发的头颅来。他的黄色的疲乏的脸上迅速地闪烁过一种喜悦的，神经质的颤栗。
张振山阴沉地抖了一抖肩胛，带着一种不知道是对于杨福成还是对于那替公司里赚大钱的四号火车头的深深的厌恶，说：
“坝子摔场了。险一些摔到江里去。”
“哈哈哈，包得稳吗？”
“当然。”
杨福成敛起笑容，滑稽地皱着鼻子，想了一想。
“唉——”他的头突然在蓝布帐子口消失了。
张振山屹立在电灯底下，手插在裤袋里，眼睛眯细地望着石灰剥落，露出竹片的骨骼来的墙壁，继续大步地，野蛮地踏到自己的思想上去。踏烂一切枯草和吹散一切烟雾，让它露出闪着冷然的光辉的本体来！
“她说‘我要’，当然是的，多弄一些给她，看看我张振山！她跟我走？”他吐了一口吐液，同时用手摩擦着坚硬的额角，“不能！社会把我造成这样子，我自己，我自己……”他响着嘴皮；在扬起的眉毛中间，他的眼睛变亮。这是一个放射着幽暗的光芒的字，“我自己不是庄稼汉，也不是可怜虫……让一个女人缠在裤带上！她们心疼，随便哪个摸一摸，就完事了。什么魏海清不魏海清！”但是即使在这么凶毒地想的时候，一种严刻的妒嫉也依然掠过他的嘴唇和眼角，使他的阔脸幽暗。他愤怒了，辛辣地冷笑了出来：“吓吓，‘我这个人也有些甜的地方吗？’”
矿厂连梦呓也没有，又掩藏着百公尺下的艰苦的劳动，沉沉地入睡了。夜，深沉地凝结了。但这强壮的人，这旺盛地妒嫉着世界，感到自己生命的恶毒的人，这酷爱辛辣、严刻地抗拒着自己的嫉火的工人却依然在小房间里，在床架前面，在因电力增强而突然明亮起来的二十五支光的电灯下踱着，他用那么一种沉重的姿势踱着，以至于他的膝盖多次地撞在桌腿上又碰疼在床板上。他的肩胛抖动，脸上清醒地照耀着一种富裕的，考虑着什么是它的必要的抛掷的生命，放射着一种肉的淡漠而又顽强的光辉。在听见远远传来的骚乱的鸡啼的时候，他不同意地摇着头，推开门，绕到大院子里去。偏西的月亮照着左侧的屋子的破陋的屋檐，——在右侧的屋子的参差的浓郁的暗影里，他鼓起胸膛，一次又一次地深深吸着气，徘徊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