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意思是美发夫人狮子吼一样无畏演说的唯一佛乘宏大善巧教法的理正言博大乘经。胜鬘，即美发，是胜鬘夫人的简说，胜鬘夫人是古印度阿踰阇国（ayodhyā）国王的妻子；狮子吼，即狮子吼，比喻佛家宣说佛法无所畏惧；大方便，说佛家教化众生所运用的方法非常善巧；方广，大乘经的通称，意思是理正言广。

本经的编集者，就像其他的许多大乘经编集者一样，是古印度一定时期某些大乘教团的学者群体，为阐扬一定的大乘教义理，整理编集的。编集者可能属于龙树（nāgārjuna，公元一五○——二五○年）之后，与弥勒（maitreya，公元二七○——三五○年）、无着（asariga，公元三一 ○——三九 ○ 年）为代表的瑜伽行派（yogācāra）教团并立的某大乘教团，这个教团的活动区域，根据经中人物胜鬘夫人所在国提示的记载，可能是以印度中部的阿踰阇国为中心。

对本经编集年代的推断又是与对编集者的稽考联系着的。印度佛教史上的著名论师，大都能确切考订，他们的传教和著述活动不仅反映着佛教的具体发展，也影响着佛教的发展趋势。诸佛经的思想特点、理论取向、价值观念、文学氛围、语言系统各各不同，并有明显的递嬗次第，而这一切大抵与著名论师为代表的可考订的论师个人或群体的学术著述特征相对应。经过综合性的研究，可以推断本经约产生于公元四世纪，即晚于《华严经》《法华经》《维摩经》的产生年代和龙树活动时期，早于《解深密经》《入楞伽经》的产生年代和无着活动时期。

《华严经》将佛教唯心立场从对诸法的专注考察（如中道缘起、妄心缘起、业感缘起论等）转移到对主体心性的专注探寻（如净心缘起论），《维摩经》复强化了《华严经》的理论趋向，提出“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1“以意净故得佛国净”2。但是净心究竟怎样缘起的，即它的机制和行运究竟如何？《华严经》《维摩经》以及同时代论师著述都不甚周详，缺乏完成这一任务的历史条件和理论条件。四世纪初，作为佛教中心的摩揭陀（magadha）的旃陀罗笈多（candragupta）于公元三二○年建立了笈多王朝，并统一了全印，实行了强国的文化政策，无论佛教、婆罗门教还是梵文文学都得到繁荣。笈多王朝规定梵语为公用语，佛教为适应社会和传播的需要，撰著经籍时也放弃了原用的俗语或俗、梵混用语而使用梵文。经籍用语的梵文化，促使精英宗教（eli-tereligion）的成分日益增强，于是重义理思辨的理性化佛学阿毘达磨（abhidharma）即论部，在大乘系统中得到空前发展。

统一的王朝为了振兴政治经济文化，大乘教法自身的理论发展，都需要推进更能体现大乘精神的自性清净缘起和如来法身普在的学说，而论部的发展和完善又为推进这方面的学说准备了研究人才、理论方法和理论工具，结果是如来藏缘起、阿赖耶识（Ālaya）缘起的义理应运而生，它们先后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探索了净心缘起的机制构成、运行的微妙，比较充分地发挥了佛学思辨优势。《胜鬘经》是如来藏缘起说的代表作，《解深密经》则是阿赖耶识缘起的代表作。

然而，《胜鬘经》基本上还是承袭了传统经典的“向上门”趋向，即由末追向本，专注理想的佛性涅槃。真正另辟蹊径的还是《解深密经》，它具有系统、精细的特色，并具体地描绘了心性杂染的机制与行运过程，同时也对如来藏义从唯识角度做了独特的阐释。这就是为什么说《胜鬘经》晚于《华严经》而早于《解深密经》的主要根据。

公元五世纪初，《胜鬘经》就传入了我国，但译本却并不多，藏文译本仅有一种，由胜友、善帝觉、智军合译，编入了《大宝积经》里，共二卷，今存。汉文译本也只有三种，而且还佚失了一种，佚失的是北凉昙无谶在玄始年间（约公元四一二——四二八年）译出的一卷本《胜鬘经》。今存的两种译本是刘宋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公元三九四——四六八年）于元嘉十三年（公元四三六年）译的《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一卷，唐代菩提流志（bodhiruci，翻译年代公元六九三——七一三年）于神龙二年至先天二年（公元七○六——七一三年）间译出的《胜鬘夫人会》一卷。

本书注译采用的是刘宋译本，因为刘宋本更接近梵文本面貌，在汉地更为流行，而且唐译本也多参照了刘宋译本。

刘宋译本的译者求那跋陀罗是南北朝时期最著名的佛籍翻译家，中印度人；因为他修习大乘，又称他是摩诃衍那（mahāyāna）。宋文帝信奉佛教，尊崇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在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年）抵达广州后，即被宋文帝请到建康，住在祇湖寺。他译的经有《杂阿含经》《胜鬘经》《楞伽经》《相续解脱经》《无量寿经》等。有赖他的译事，印度大乘在笈多王朝时代的新学及时地传入了东土，《胜鬘经》《楞伽经》中的如来藏缘起的思想立即对南朝佛学产生了影响；《相续解脱经》其实就是《解深密经》的最后两品《地波罗蜜多品》、《如来成所作事品》，这就使中国佛教徒开始接触到印度瑜伽行派的唯识论（vij āharādin）。

本经有《频伽藏》本、《碛砂藏》本、《龙藏》本、《房山石经》本、《大正藏》本，常熟刻经处本和金陵刻经处本。

本书释译所采用的版本为金陵刻经处本，该版本校勘之精密为世所公认。金陆刻经处，创立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是一个出版、发行佛籍的专门文化机构。它标志着中国佛学近代发展阶段的开始，从此以后，中国佛学家研究佛籍大都以它的版本为底本。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文会（公元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年），号仁山，安徽石埭人，是中国近代佛学的开山鼻祖之一。

本经的主要内容，述佛陀在给孤独精舍（jetavana anāthapindikassa Ārama）时，舍卫城（suvatthi）波斯匿王（prasenajit）和末利夫人（mālika）致信女儿胜鬘夫人，在信中赞颂佛的功德，引导女儿归佛上进。胜鬘夫人得信，欢喜说偈，礼请如来，佛即现身。于是佛为胜鬘夫人作授记，预言她将来成佛号普光如来，并为她讲授佛法。胜鬘夫人在佛的教言启迪下，当即对佛法义理进行了推阐演说，经文的主要内容大都是通过她的口讲述出来的。

全经共有十五章，除最后一章是总括全经内容外，其他各章分别阐说所谓十四义，即如来真实义功德、十受、三愿、摄受正法、一乘、无边圣谛、如来藏、法身、空义隐覆真实、一谛、一依、颠倒真实、自性清净、如来真子。主要内容是通过佛乘的了义与二乘（声闻、缘觉）不了义的全面对比，宣谕了三乘归入一乘的博大精神，并在此基础上阐扬了如来藏精深义理。

本经在印度佛教史上和中国佛教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被佛学家公认为如来藏缘起论的代表作。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法华经》“三乘方便、一乘真实”和《华严经》“清净心妙有”的思想，并将这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下启瑜伽行派《解深密经》阿赖耶识缘起论，本经对如来藏“在缠中”的凸出论述，促使了《解深密经》重视对阿赖耶识如何开展杂染现实世界的研讨。

本经在学术上的创造，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发展和完善了如来藏义理。如来藏的概念本是由《如来藏经》最先提出的，但它讲得很笼统，而且主要讲的是所摄义，即如来藏众生；强调的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性，这不过是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或《华严经》“清净法身充遍全法界”换个说法而已。《胜鬘经》则全面论述了如来藏的所摄义、在缠义（即真如被客尘烦恼隐覆）、能摄义（即具足诸佛所有一切功德）。

（二）突出了如来藏在缠义。在不改“向上门”的前提下强调了“向下门”，并有意识将二门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旨义建立了较实在的理论。

（三）提出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二空义。将《法华经》的亦空亦有或非空非有的思想与如来藏义理结合起来，对空宗、有宗学说的拓展都有裨益。

（四）将三乘归入一乘的义理与如来藏义理有机地糅合，从而将大乘理想的究竟义与如来藏信行的方便义结合起来，进一步弘扬了大乘精神。

本经一传至东土并经翻译，便即盛行起来，南北两地名僧作序作注历朝不绝，以致梁武帝也为它作了《别释》。尽管自宋代以后，对本经的讲习注疏由盛转衰，但佛家仍一直将它列为重要经典。公元一九八九年，中国佛学院重编《释氏十三经》3时，还特地将《胜鬘经》选入。

注释

1《维摩诘所说经注·佛道品》，金陵刻经处本。

2《维摩诘所说经注·佛国品》，金陆刻经处本。

320世纪初，上海佛学书局为适应一般人研学佛典的需要，仿照儒学十三经，编辑出版了一部《释氏十三经》，颇受欢迎。公元一九八九年，中国佛学院重编了《释氏十三经》，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