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以后我与外祖母一起动身去巴尔贝克时，我对希尔贝特已经几乎完全无所谓了。我领受一张新面庞的风韵时，我希望在另一位少女帮助下去领略意大利峨特式大教堂、宫殿和花园的美妙时，常常忧郁地这样想：我们心中的爱，对某一少女的爱，可能并不是什么确有其事的事情。那原因是：虽然愉快的或痛苦的梦绕魂牵混成一体，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将这种爱与一个女子联系在一起，甚至使我们以为，这种爱定然是由这位女子撩拨起来的；待我们自觉或不知不觉地摆脱了这种梦绕魂牵的情绪时，相反，这种爱似乎就是自发的，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发出来，又生出来献给另一个女子。不过，这次动身去巴尔贝克以及我在那里小住的最初时日，我的“无所谓”还只是时断时续的。（我们的生活很少按年月顺序，在后续的日里，有那么多不以年月为顺序的事情插进来。）我常常生活在更遥远的时光里，也就是比我热爱希尔贝特的前夕或前夕的前夕更久远的时光里。这时，再也不能与她相见，便顿时使我痛苦起来，就象事情发生当时一样。虽然曾经爱过她的那个我，已经几乎完全被另一个我所取代，但是从前那个我，会突然又冒出来，而这种时刻的来到，常常是由于一件小小不然的事，而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例如——我现在把在诺曼底的小住提前来说，我指的就是在巴尔贝克的小住——我在海堤上遇到一个陌生人，我听到他说：“邮政部司长一家”时，（如果我当时还不知道这家人家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大概会觉得这句话毫无用处；可是对于与希尔贝特长期分离已经肌消神损、忍受巨大痛苦的我，这句话会引起我巨大的痛苦。其实希尔贝特当我的面与她父亲就“邮政部司长”之家谈过一次话，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再想到这个。对爱情的回忆并不超出记忆的普遍规律，而记忆规律又受到习以为常这个更为普遍的规律之制约。习以为常能使一切都变得淡漠，所以，最能唤起我们对一个人的记忆的，正是我们早已遗忘的事情（因为那是无足轻重的事，我们反而使它保留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所以我们记忆最美好的部分乃在我们身外，存在于带雨点的一丝微风吹拂之中，存在于一间卧房发霉的味道之中，或存在于第一个火苗的气味之中，在凡是我们的头脑没有加以思考，不屑于加以记忆，可是我们自己追寻到了的地方。这是最后库存的往日，也是最美妙的部分，到了我们的泪水似乎已完全枯竭的时候，它仍能叫我们流下热泪。是在我们身外吗？更确切地说，是在我们心中，但是避开了我们自己的目光，存在于或长或短的遗忘之中。唯有借助于这种遗忘，我们才能不时寻找到我们的故我，置身于某些事情面前，就象那个人过去面对这些事情一样，再度感到痛苦，因为这时我们再也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个人，那个人还爱着我们今天已经无所谓的一切。在惯常记忆的强光照射下，往日的形象渐渐黯然失色，模糊起来，什么也没有剩下，我们再也不会寻找到它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几个词（如“邮政部司长”之类）没有被小心翼翼地锁在遗忘中，我们就再也不会寻找到它，正如将某一书籍存在国立图书馆一册，不这样，这本书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但是这种痛苦和这种对希尔贝特的再生之爱，并不比人们梦中的痛苦和再生之爱更持久。这一次，倒是因为在巴尔贝克，旧的习惯势力再也不在这里，不能使这些情感持续下去了。习惯势力的这种效果之所以看上去似乎相互矛盾，这是因为这个习惯势力遵循着好几条规律。在巴黎，借助于习以为常，我对希尔贝特越来越无所谓。我动身去巴尔贝克，改变习惯，即习惯暂时停止，便圆满完成了习以为常的大业。这习以为常使事物变得淡漠，却又将事物固定下来，使事物解体却又使这种解体无限地持续下去。数年来，每一天我都好好歹歹将我的精神状态套在前天精神状态的套子上。到了巴尔贝克，换了一张床。每天早上有人将早点送至床边，这早点也与巴黎的早点不同，这大概就再也支持不住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所赖以生存的想法了：有时候（这种时候很罕见，确是如此），久居一地会使时日停滞，赢得时间的最好办法便是换换地方。我的巴尔贝克之行正如大病初愈的人第一次出门一样，单等这一时刻来到，便可发现自己已经痊愈了。

从巴黎到巴尔贝克这段路程，如今人们一定会坐汽车走，以为这样会更舒服一些。这么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这段旅程会更真实，因为会更亲切地、感受更深切地体会到大地面貌改变的各种渐变。但是归根结底，旅行特有的快乐并不在于能够顺路而下，疲劳时便停下，而是使动身与到达地点之间的差异不是尽量使人感觉不到，而是使人尽可能深刻感受到；在于完全地、完整地感受这种差异，正如我们的想象一个跳跃便把我们从自己生活的地方带到了一个向往地点的中心时，我们心中所设想的二者之间的差异那样。这一跳跃，在我们看来十分神奇，主要还不是因为穿越了一段空间距离，而是它把大地上两个完全不同的个性联结在一起，把我们从一个名字带到另一个名字那里，在火车站这些特别的地方完成的神秘的过程（比散步好，散步是什么地方想停下来就可以停下来，也就不存在目的地的问题了）将这一跳跃图象化了。火车站几乎不属于城市的组成部分，但是包含着城市人格的真谛，就象在指示牌上，车站上写着城市名一样。

但是，在各种事情上，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怪癖，就是愿意在真实的环境中来展示物件，这样也就取消了根本的东西，即将这些物件与真实环境分离开来的精神活动。人们“展示”一幅画，将它置于与其同时代的家具、小摆设和帷幔之中，这是多么乏味的布景！如今，一个家庭妇女头一天还完全无知，一旦到档案馆和图书馆去呆上几天，便最善于在当今的公馆里搞这种玩艺！但是人们一面进晚餐一面在这种布景中望着一幅杰作，那幅杰作绝不会给予人心醉神迷的快感。这种快感，只应要求它在博物馆的一间大厅里给予你。这间大厅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特点，却更能象征艺术家专心思索以进行创作时的内心空间。

人们从车站出发，到遥远的目的地去。可惜车站这美妙的地点也是悲剧性的地点。因为，如果奇迹出现，借助于这种奇迹，还只在我们思想中存在的国度即将成为我们生活其中的国度，就由于这个原因，也必须在走出候车室时，放弃马上就会又回到刚才还呆在里面的那个熟悉的房间的念头。一旦下定决心要进入臭气冲天的兽穴——经过那里才能抵达神秘的境界，进入一个四面玻璃窗的偌大的工场，就象我到圣拉扎尔的四面玻璃窗大工场里去找寻开往巴尔贝克的火车一样，就必须放弃回自己家过夜的一切希望。这圣拉扎尔车站，在开了膛破了肚的城市高处，展开广阔无垠而极不和谐的天空，戏剧性的威胁成团成堆地聚集，使天空显得沉重，与曼坦那1或委罗内塞2笔下那几乎形成巴黎时髦的某些天空十分相像。在这样的天空下，只会完成某一可怕而又庄严的行动，诸如坐火车动身或者竖起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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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曼坦那（1431—1506），意大利画家，他画过一幅《钉上十字架》，普氏时代已在卢浮宫展出过。

2委罗内塞（1528—1588），意大利画家，他画过数幅《钉上十字架》。

在巴黎，我躺在自己床上，从鹅毛大雪漫天飞舞中遥望巴尔贝克那波斯式教堂，不出此限时，我的躯体对这次旅行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有当我的躯体明白了它必须亲自出马，抵达的当晚，人家要把我送到它很陌生的“我的”房间去的时候，异议才开始出现。动身的前一天，我明白了母亲并不陪同我们前往时，它的反抗就更加激烈。我父亲与德·诺布瓦先生动身去西班牙之前一直要留在部里，他宁愿在巴黎郊区租一所房子度假。此外，欣赏巴尔贝克的美景，并不因为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去换取就使人的欲望大减。相反，这痛苦在我看来，似乎能使我即将去寻求的印象现实化，保证它的真实性。任何所谓相同美丽的景色，任何我得以去观看，而又并不因此就妨碍我回到自己的床上去睡觉的“全景”都无法代替这种印象。我感到喜欢做什么事的人和为此而感到快乐的人并不是同一些人，这已不是第一次了。给我看病的大夫见我动身当天早晨神色痛苦，大为惊异，他对我说：“我向你保证，哪怕我只能找到一周的时间到海滨去乘乘凉，我决不摆架子等人来请我。你马上可以看到赛船竞渡，太好了！”我认为自己和这位大夫一样深深向往着巴尔贝克。对我来说，甚至早在去听贝玛演唱以前，我就已经知道，不论我喜欢什么，这件东西永远牲我的快乐，而不是去寻求快乐。

和从前一样，我的外祖母仍然热切希望赋予人们给予我的馈赠以艺术性，自然她对我们动身的想法就不同。为了通过这次旅行对我进行一项部分古典式的“考验”，她本来打算一半乘火车，一半乘马车，来完成当年德·塞维尼夫人从巴黎经过肖内和欧德迈尔桥到东方1去所走过的这段旅程2。但在父亲的明令禁止之下，外祖母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我父亲知道，外祖母安排一次外出，以便将出门旅行所能包含的智力方面的好处全部发挥出来时，事先便可预知会有多少次误车，丢失行李，咽喉疼痛以及违章。她想到我们要到海滩去时，不至于突然来了“该死的一车人”而受阻去不成，会十分高兴。这“该死的一车人”，是外祖母喜爱的塞维尼夫人的叫法3。因为勒格朗丹没有为我们给他姐姐写封引见信，我们在巴尔贝克一个人也不认识（这一忽略，我的姨祖母塞莉纳和维多利亚4均很不欣赏。为了突出往日的密切关系，她们至今仍称那个作姑娘时她们就认识的人为“勒内·德·康布尔梅”，而且还保留着那个人送的礼物。这礼品装饰一个房间，也装点谈话，只是当前的现实与这些礼品已经对不上号。我的这两位姨祖母在勒格朗丹老太太家里，再也不提她女儿的名字，只是一走出他们的家门，便用诸如此类的话来互相道贺：“那个人，你知道的，我提都没提她。我想，他们心里自然明白。”她们以为这样便为我们报了仇，雪了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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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一个地名。该城建于1666年。在此两年以前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的造船厂造出的第一艘船定名为“东方的太阳”，取其中“东方”定为该城市名。后来该公司消失了，地名照旧。

2见塞维尼1689年4月27日、5月2日及8月12日各函，这三个地名分别在这三封信中出现。

3见1671年6月28日塞维尼夫人致格里尼昂夫人函。塞维尼夫人在这封信中写道：“令人愉快的来客走了，我多么伤心难过，你是知道的。叫我又受拘束又厌烦的该死的一车人走了，我又多么心花怒放，你也知道。正因为如此，我们认定：比起令人愉快的客人来，更希望来令人讨厌的客人。”

4在第一卷中，这两位姨祖母叫塞莉纳和弗洛拉。

所以，我们就要乘一点二十二分的那趟火车从巴黎动身。我花了好长时间在铁路局时刻表上找这趟车以自得其乐，每次这时刻表都使我激动不已，甚至使我产生已经动身那种兴冲冲的幻觉。花的时间那么长，不会不想到我对这趟车已经了如指掌了。我们对列车的想象中，幸福不幸福的决定因素更主要地是关系到它会给我们什么性质的快乐，而不是我们对这趟列车的情况是否了解确切，所以我觉得自己对这趟车已经了解得很细，我一点都不怀疑，当天气变得凉爽起来，我凝望着即将抵达某一车站会出现某种效果时，我将会在车厢里领略到一种特殊的快乐。这列火车，虽然在我心中总是唤起同一些城市的景象，我用列车穿过的下午时光的光线将这些城市镶嵌起来，可是我似乎觉得这列火车与任何其它列车都不相同。正像人们常常对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又喜欢想象已经得到他的友情的人常常所做的那样，我最后也赋予一个金发艺术家旅客以特有的不变的面容。他可能带我踏上他的旅途，我可能在圣洛大教堂1脚下向他告别，然后他朝着夕阳的方向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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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圣洛大教堂，又称圣洛圣母院，始建于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拉斯金认为该教堂三角楣的尖顶为火焰式建筑之典范。

我的外祖母好容易下定决心去巴尔贝克，总不能“白去”一趟，所以她将要在一位女友家停留二十四小时。我当天晚上从那人家里再度踏上旅程，以免叨扰，同时也为了第二天白天能去参观巴尔贝克教堂。我们早已获悉，这所教堂距巴尔贝克海滩相当远，从那里再赶到海滩开始我的海水浴治疗，可能就来不及了。我这次旅行中的精采节目，列在残酷的第一夜之前，这种感觉可能还会叫我好受一些。在那残酷的第一夜里，我要走进一个新住所，而且要同意在那里生活。

但是，首先得离开原来的住所。我母亲正好安排在同一天到圣克卢安顿，她早已采取了一切措施，或者佯装已经采取了全部措施，把我们送到车站以后，就直接去圣克卢，而不需要再回我们自己的家。她怕我不但不去巴尔贝克，反而要跟她回家。她甚至以在那所刚刚租下的房子里有许多事要做，她又时间很紧为借口，决心不与我们呆到火车开动，实际上是为了给我免去这残酷的告别。火车开动之前，她躲在来来去去、准备这准备那之中。再也无法避免分手时，因为精力完全集中在那无能为力而又无比高尚的清醒时刻上，分手也就突然显得无法忍受了。

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我母亲没有我，不为了我，而过另一种生活也能活。她就要和我父亲一起去住。说不定她觉得我身体不好，神经过敏，把我父亲的生活搞得更复杂，更惨淡了。这次分别使我更加难过，因为我心中暗想：说不定对我母亲来说，这是我引她不断伤心的结果。她没有对我说过我怎样不断使她伤心，但是经过那些事之后，她明白再也无法共同度假了。说不定也是过另外一种生活的初次尝试。随着父亲和她年岁的逐渐增长，为了将来，她要开始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另一种生活。这就是与从前相比我与她见面要少；她对我已经有些形同路人；她成了一个人们看见她独自一人回到一幢房屋的妇人，而我并不在那房屋中；她向看门人询问是否有我的来信。这种情形，甚至在我做过的噩梦中也从未出现过。

车站雇员想把我的箱子拿走，我几乎无法答话。我母亲为了安慰我，使出她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她觉得对我的悲伤佯作不见没有用，便轻轻地拿这个开玩笑：

“喂，巴尔贝克教堂如果知道人家是这么愁眉苦脸地准备去看它，会说什么呢？拉斯金说的兴高采烈的旅行家1是这样的吗？再说，你是否能够适应环境，我会知道的。即使离得很远，我仍将和我的小狼在一起。你明天就能收到妈妈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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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斯金在《亚眠圣经》中，经常提到“旅行家”以及他在路上遇到了艺术品得到无限快乐的情形。普鲁斯特将拉斯金的《亚眠圣经》译成法文，对拉氏著作当然是了如指掌的。但拉斯金并不喜欢乘火车旅行。

“女儿，”外祖母说道，“我看你和塞维尼夫人一样，一张地图放在眼前，一刻也没有分开1。”

然后母亲又设法叫我开心，她问我晚餐时我要点什么菜，她对弗朗索瓦丝佩服得五体投地，称赞她把一顶帽子和一件大衣改得认不出原样来，她从前看见这顶帽子新的时候戴在我姨祖母头上，这件大衣新的时候穿在我姨祖母身上，曾经引起她厌恶的。那帽子顶上有一只大鸟，大衣上到处是难看的图案和乌黑发亮的点点。可是大衣不能穿了，弗朗索瓦丝叫人把大衣翻个个，将色调很好看的一色里子露在外面。至于那只大鸟，因为坏了，早就把它扔了。在一首民歌里讲到，最有艺术意识的艺术家费尽心血把最精致的装饰装点到农民住宅的门面上，使得这住宅门顶上正合适的地方开出一朵雪白或淡黄的玫瑰来。有时你遇到这么精致的东西，真叫你动心。与此种情形相同，天鹅绒结呀，鸡蛋壳形的丝带呀，这些在夏尔丹或惠斯勒2的肖像画上会令人兴高采烈的东西，弗朗索瓦丝用无懈可击而又纯朴的审美观将这些东西缀在那顶帽子上，那帽子便变得十分动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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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1671年2月9日塞维尼夫人致女儿函：“一张地图摆在我面前，你过夜的地方，我全知道。”

2（前）夏尔丹和惠斯勒的名字，在这部小说中，这是第一次出现。从普氏的美学观点形成来说，这两位画家极为重要。夏尔丹（1699—1779），是著名法国画家。普氏在1895年左右曾就夏尔丹写过一篇研究文章。后来又将他对于伦勃朗的研究补充进去，一起发表在《驳圣佩甫》一书中。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在巴黎和伦敦住过多年。普氏经人介绍，与惠斯勒相识，并见到1891年画家为孟德斯基乌伯爵画的肖像。但是斯金很看不起惠斯勒。普氏摆脱了拉斯金的影响，在1905年所写的文章及书信中，对惠斯勒极为推崇。普氏此处所提情形，在惠氏的许多肖像画中均可见到。

这事还得往从前说，谦逊和正直常常赋予我们这位年老的女仆以高贵的面部表情。她是内向而没有卑劣情感的女子，她很懂得“不越礼，保体面”，为这次出门，她穿上了人家不穿而送给她的衣裳，以便跟我们坐在一起既相配，又不致显出非要人家瞧她的样子。弗朗索瓦丝穿着樱桃红而又陈旧的大衣，毛皮围领并不硬扎扎地露出毛来，她那样子使人想到一位年长的大师在《时时刻刻》一书中所绘之安娜·德·布列塔尼1的某一形象。在那些形象中，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妥贴，整个画面的情感在各个部分也分布得特别匀称，以致那华丽而又过时的特殊服装跟眼睛、嘴唇和双手一样，都表现出虔诚的严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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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娜·德·布列塔尼的时时刻刻》于1508年出版，为法国画家让·布尔迪松（约1457—1521）的作品。

说到弗朗索瓦丝，就不能提到思想。她一无所知，这意思是指，一无所知就等于什么也不懂，但内心能直接领会的几条罕见的真理除外。庞大的思维世界对她来说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她清澈的目光面前，在她那鼻子、嘴唇细腻的线条面前，在所有这一切证物面前，人们会象面对一条狗那智慧而善良的目光一样心慌意乱。可是人们明明知道，对于人的全部意念，这狗是一窍不通的。在许多有文化教养的人身上，竟然缺乏这些证物！如果有，对他们来说，那就会意味着绝顶的优秀，杰出品德的高尚表现了。人们确实可以琢磨这样的问题，就是在其它的地位低下的兄弟中，农民中，是否有相当于头脑简单的人群中的上等人这样的人类，更确切地说，是否有由于不公正的命运而注定在头脑简单的人之中生活，被剥夺了知识，但是他们更天然地、更出自本性地接近像大部分受教育的人那样的杰出的人呢？这些人就象耶稣家族分散、迷失、被剥夺了理智的成员，象最有智慧的阶层的亲属仍停留在童年时期一样，对他们来说，要具有才具，只差知识这一着了。这从他们眼睛闪射出来的、不可否认的光芒中看得出来，可是这光芒没有用到任何事物上。

母亲见我强忍泪水，对我说：“雷古鲁斯对大场面可见惯了……1再说，你这样对妈妈可不好，咱们也像外祖母一样引用塞维尼夫人的话吧：‘我将不得不把全部勇气都用上，这种勇气你没有。’”2她又想起，对他人的深情可以转移自私的痛苦，便尽量叫我高兴，对我说，她想，她去圣克卢一路上会顺利，她对自己订下的出租马车很满意，车夫彬彬有礼，马车也很舒适。听到这些琐事，我强作微笑，并且用同意、满意的表情点点头。可是这些事只会叫我去更真实地想象母亲的离去，我揪心地望着她，仿佛她已经与我分离。她戴着为去乡下而买的圆草帽，穿着薄薄的长裙。因为要在酷热之中长途跋涉，她才穿上这件长裙，可是已使她变了样，她已经属于蒙特都3别墅了，而我则不会在那个别墅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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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雷古鲁斯为罗马大将，在与迦太基作战中表现极其英勇。但是普鲁塔克并未为雷古鲁斯作过传，倒是西塞罗和贺拉斯称颂过雷古鲁斯的业绩。

2此处亦是引用1617年2月9日塞维尼夫人致女儿函的大意，原话是：

“你若是愿意真叫我高兴，就把勇气全拿出来，我倒是缺少这种勇气的。”

3蒙特都在圣克卢。

为了避免旅行可能造成我气闷发作，医生建议我在动身时稍微多喝些啤酒或白兰地，以便处于他称之为“欣快”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神经系统短时间不那么脆弱。是不是照医生的建议办，我还拿不定主意。但我至少希望，一旦我下定决心那么做，我的外祖母能承认我自己拥有这种权利和理智。所以我谈起这件事，似乎我的犹豫不决只在我到什么地点去喝酒的问题上，是在冷餐部还是酒吧车厢。我看到外祖母脸上现出责备、甚至根本对此不予考虑的表情。一见这种表情，我突然下定了决心非去喝酒不可，既然口头宣布未获得无异议通过，要证明我是自由的，实施这一行动变成了必不可少。我大叫起来：

“怎么？我病得多么厉害，你是知道的！医生对我说的话，你是知道的！可是你倒这么劝我！”

待我向外祖母将我身体不适的情形解释完，她现出那么歉疚、善良的神情，回答我说：“那就快去买啤酒或者白酒吧，既然这对你会有好处。”我听了立刻扑到她的怀里，在她的脸上印满了亲吻。我去酒吧车厢喝了过量的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感到，如果不这样，我的病会剧烈发作，那样她会最难过不过的。到了第一站，我又上车回到我们那个车厢，我对外祖母说，我多么高兴到巴尔贝克去，我感到一切都会顺利，我内心感到会很快习惯与母亲远离，这趟车很舒服，酒吧老板和雇员都那么热情，我真愿意经常来往于这条线上，以便有可能再和他们见面。对于所有这些好消息，我的外祖母却没有表现出我那样的兴高采烈。她有意避开我的目光回答我说：“可能你该想办法睡一会了。”并且将目光转向窗户。我们已经放下了窗帘，可是窗帘逮不住整个玻璃窗框，所以太阳能将在林中空地上小憩的温和而又懒洋洋的光线投射在车厢门打蜡橡木上和靠椅的罩子上（比起铁路局挂在车厢高处的广告来，这似乎是对与大自然浑成一体的生活更有说服力得多的一则广告，车厢里的广告挂得太高，是什么地方的风景，我无法看清那地名）。

外祖母以为我闭上了眼睛，可我看见她透过她那带大圆点的面纱，不时向我投过一瞥，然后又将目光收回，然后再反复下去，就像一个人为了养成习惯，极力在进行困难的操练一般。

于是我与她谈起话来，不过似乎这并不使她开心。不管怎样，对我来说，我自己的声音使我感到快乐，同样，我的身体最令人觉察不到的、最内在的活动使我感到快乐。所以，我尽量使之持续下去，任凭我讲话的每一个抑扬顿挫长时间停留在字眼上，我感觉到我的每一目光都确确实实位于它落下去的地方，并在那里停留得超过惯常的时间。

“好了，休息吧！”外祖母对我说，“睡不着的话，就看看书！”

说着她递给我一本塞维尼夫人的著作。我打开书，她自己则沉醉在《博泽让夫人回忆录》1之中。每次旅行时，她非带这两位女作家的书不可。这是她偏爱的两个作者。这时，我有意保持头部不动，一旦取了某种姿势，就保持这种姿势不变，从中感受到很大的快乐。我手擎着塞维尼夫人的著作，并不打开，也不垂下目光去看书，在我的目光前面，只有蓝色的窗帘。我凝望着窗帘，觉得真是美妙无穷，这时如果有谁想叫我将注意力从这上面转移过去，我肯定不予置理。我似乎觉得那窗帘的蓝色并非由于其美，而是由于它生机勃勃，正在把自我出生直到我终于将酒吞下去，那酒也开始起作用为止这期间在我眼前出现过的一切色彩全部隐去，以致与这窗帘的蓝色相比，其余的色彩对我来说全都黯淡无光，毫无意义。那些先天盲人，很晚才给他们实行手术，他们终于看见了颜色，当初他们生活其中的黑暗世界想必就是这样的。一位上了年纪的雇员来查我们的车票。他身着制服上装，金属钮扣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又使我着迷。我真想请他在我们身旁坐一坐。可是他到另一车厢去了。于是我怀着眷恋的心情想到铁路工人的生活，他们的全部时间都在铁路上度过，大概没有一天不看见这个上了年纪的雇员吧！凝视蓝窗帘，感觉到我的嘴半张半合所感受到的快乐，程度终于开始降低。我想动一动。我活动活动。我打开外祖母递给我的那本书，能够将注意力固定在我这里那里挑选的页数上了。我一边看书，一边感到对塞维尼夫人越来越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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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书名为作者所虚构，并不存在，很可能来源于布瓦涅伯爵夫人回忆录。普鲁斯特曾就布瓦涅伯爵夫人回忆录写过一篇文章，发表于1907年。

千万不要为一些纯属表面的特点所蒙蔽，这些地方与时代、与沙龙生活相关。正是这些地方使一些人以为只要他们说了诸如“叫我好了，我的好人儿！”或“我看这位伯爵很有风趣”，或者“翻动割下来的牧草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1这类的话，他们就形成了自己的塞维尼形象。已经有德·西米阿纳夫人2的先例为证，她因为自己写了诸如“德·拉布里先生健康极佳，先生，听到他死亡的消息，他完全受得住”3或“噢，亲爱的侯爵，您的信多么叫我喜欢！有什么办法能不回信呢？”4或者什么“先生，似乎您欠着我一封回信，我欠您几鼻烟壶的香柠檬。我刚还清了八封信的债，马上又有别的信要来了……这大地从来产量没这么高过。看上去是为讨您喜欢”5。此类的句子，就自以为与她的外祖母很相象了。而且她也用这种体例写信谈放血，柠檬等等等等6，自以为这就是塞维尼夫人的书信。但是我的外祖母是从内在的东西，从作者对家人的热爱，对大自然的热爱来接近塞维尼夫人的，她教我喜欢塞维尼夫人真正的美妙之处，那与上述的例子毫不相关。我即将在巴尔贝克遇到一位画家，他叫埃尔斯蒂尔7，对于我的审美观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塞维尼夫人与这位画家是属于同一家族的伟大艺术家，因此她作品中的美此后不久便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我在巴尔贝克意识到，她向我们展示事物的方式与埃尔斯蒂尔是相同的，是按照我们感知的顺序，而不是首先就以其起因来解释事物。那天下午，在那节车厢里，我反复读着出现了月光的那封信时，已经心花怒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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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句见于1671年7月22日塞维尼夫人写给库朗日的书信，当时被人认为极有风趣，争相传诵。

2德·西米阿纳夫人（1674—1737），是塞维尼夫人的外孙女，闺名波林娜—阿黛玛尔·德·蒙德依·德·格里尼昂，1695年嫁给路易·德·西米阿纳。她同意出版外祖母的信并亲自参加编纂，但出于某些顾虑，将她母亲的信大部分都毁掉了。她本人的书信于1773年发表。

3此句出于1735年3月15日致德·埃里古尔函。

4此句出于1734年3月8日致高蒙侯爵函。

5此句出于1735年2月3日致德·埃里古尔函。

6（前）谈放血的信为1734年11月17日；谈柠檬的信有二，1735年1月13日和1月15日，这几封信都是写给德·埃里古尔的。

7埃尔斯蒂尔的名字第一次在本书中出现。在《斯万之恋》中，这个画家以比施的名字出现。埃尔斯蒂尔的原型基本上是惠斯勒。1898年奥朗多夫书店出版的一本小说《亡人的太阳》中有一位画家，名字也叫尼尔·埃尔斯蒂尔。

我无法抗拒这种诱惑，我戴上帽子，穿上颜色鲜艳的上衣，其实并非必需如此。我来到网球场上，那里的空气非常温馨，与我卧房一样。我看到千百种莫名其妙的东西，着白衣黑衣的修道士，数位着灰衣和白衣的修女，散乱各处的内衣，挺直身体紧靠大树躲起来的男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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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塞维尼夫人1680年6月12日致格里尼昂夫人函片断。

这便是此后不久我称之为《塞维尼夫人书信》中的陀思妥也夫斯基一面（难道她描写景物和性格的方式不和他一模一样吗？）的东西。

我将外祖母送到她的女友家里，我也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然后，晚上，我又一个人乘上火车，至少我没有感到夜晚降临时光难耐。这是因为我不需要在旅馆房间那样的监狱里度过这一夜，而旅馆房间那睡意朦胧的模样大概会叫我毫无睡意。包围着我的，是列车各种运动那令人镇静的活动。这各种运动伴着我，如果我没有睡意。它们会主动过来与我聊聊，它们的声响像摇篮曲一样催我入睡。我把这声响像贡布雷教堂的钟声一样搭配起来，一会是这个节奏，一会又是另一种节奏（根据我的想象，首先听到四个叠声的等长的八分音符，然后是一个叠声的八分音符疯狂地冲到一个黑色的八分音符上去）。这声响使我那失眠的离心力动弹不得，对失眠施加了相反的压力，将我保持在平衡之中。我一动不动以及以后我的睡意来临，我都感到与那压力密切相关，那种清新的印象与在大自然和生活的怀抱中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作警戒，因而得到安息所给予我的印象完全相同，好象我在一瞬间得以化身为某种鱼类在大海中安睡，睡意朦胧中被水流和浪涛荡来荡去，或者化成一只鹰，仰卧在暴风雨这唯一的支柱上。

和煮鸡蛋、带插图的报纸、纸牌、船在其中拼命开动却不前进的河流一样，日出也是长途铁路旅行的伴随物。我正在清点前几分钟充斥我的脑际的想法，以便意识到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是确实没有把握才叫我提出这个问题自问，可是就是这个“没有把握”正在向我提供一个肯定的回答），就在这时，在窗玻璃里，一小块暗色的小树林上方，我看见了几片有凹边的云朵，那毛茸茸的边缘为玫瑰色；固定成形，死去一般，再也不会改变，有如点染鸟翼羽毛的玫瑰色，那羽翼也就化成了粉红，有如画家随兴所至将之置于画面上的粉画。但是我感到与之相反，这片色彩既不是毫无生气，也不是兴之所至，而是必不可少和蓬勃的生机。瞬间，这色彩后面，光线蓄积起来，堆积起来。这色彩越来越深，天空变成一片肉红。我将双眼紧贴在玻璃上，尽量看清楚些，因为我感觉到这与大自然的深邃存在紧密相关。可是铁路方向改变，列车拐弯了，窗框里的晨景为夜色笼罩的一村庄所代替。小村的屋顶为月白色，在仍然镶满星斗的天空下，脏污的洗衣池1有如夜色下不透明的螺钿。我正为失去那片玫瑰色的天空而惋惜，就在这时，我在对面的窗子里再度望见了它，但这一次是红色的。铁路又拐了第二个弯，这片天空又抛弃了对面的窗子。结果我就将时间花在从这一面窗奔向那一面窗之中，为的是将我这美妙的、火红的、三心二意的清晨断断续续的片断连接起来，将画面装裱起来，以便有一个全景和连续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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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国农村多有公共的、露天的供村妇洗衣的地方，称为洗衣池。

景色变成地势起伏，更加陡峭，列车停在两座山之间的一个小站上。峡谷之底，急流岸边，只能看见守道口人的一所小屋，它陷进水中，那河水就紧贴窗下流过。如果一个人可以是土地的产物，人们从他身上可以品尝到土地独特的风韵，一个村姑就更其如此。我在梅塞格利丝那边鲁森维尔森林中独自漫步时，是多么希望看见一个村姑出现在我面前啊！我希望的，大概就是这个高个子姑娘。我看见她从这座小屋中走出来，背着一罐牛奶，沿着初升的太阳照亮的小路。向车站走来。在高山峻岭遮断了世界其余部分的山谷中，除了这些只停留一小会的列车，她大概从来没有在别处见到任何人。她沿着车厢走来，向几位已经醒过来的旅客出售牛奶咖啡。晨光映红了她的面庞，她的脸比粉红的天空还要鲜艳。面对着她，我再次感受到生活的欲望。每当我们重又意识到美与幸福的时候，这种生活欲望就在我们心中再次萌生出来。我们总是忘记美和幸福是单独存在的，在我们的头脑中总是用某一约定俗成的类型来代替，而这个类型是我们从讨我们喜欢的各个不同面庞之中、从我们领略过的快乐中找一个平均数而形成的。我们只有抽象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是死气沉沉的，沉闷乏味的，因为它们恰巧没有一件新鲜的与我们领略过的不同的事物的品性，这正是美与幸福所特有的品性。于是我们对生活作出悲欢的判断，我们还以为这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以为已经把美和幸福打到里面去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这两样东西并且用一些中和物来代替它们，而在这种中和物中连美和幸福的一个原子也没有。一个文人，人们向他谈一部新出的“好书”，他还没听就先生厌倦打起哈欠来，情形就是如此。因为他想象的是所有他读过的好书的综合，而一本好书是与众不同的，无法预见的，并不是由前面的所有杰作的总和构成的，而是由某种东西构成的，完全吸收前面的那一总和又绝不足以叫人找到这种东西，因为正好是在它之外。刚才感到厌倦的那个文人，一旦接触到这部新作，立刻会感到自己对这本书所描写的现实颇有兴趣。这位美丽的姑娘立即使我品味到某种幸福（唯一的，总是与众不同的，只有在这种形式下我们才能品味到幸福的滋味），一种生活在她身边可能会实现的幸福。这位美丽的姑娘也是如此，她与我一个人独处时头脑中描绘出的美貌模式毫无共同之处。但是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又有一个习惯的短暂中止在起作用。我使卖牛奶的女郎受益于我的全部存在，是渴望品尝强烈享受、站在她对面的我。平时我们总是将我们的存在压缩到最低限度来生活。我们的大部分能力停留在睡眠状态，因为这些能力依凭着习惯，习惯知道要做什么，习惯不需要能力。但是在这旅途的早晨，我生活的老习惯中断了，时间、地点改变了，就使得各种能力必须出来。我的习惯是经常在家，不早起。这个习惯现在不在了，我的各种能力就全都跑过来以代替习惯，而且各种能力之间还要比比谁有干劲，象波涛一样，全都升高到非同寻常的同一水平——从最卑劣到最高尚，从呼吸、食欲、血液循环到感受，到想象。在我叫自己相信这个少女与任何其它女子都不同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这些地方优美的田园景色为她增加了魅力，还是她使这些地方产生了魅力。只要我能一小时一小时地将生命与她一起度过，陪伴她一直走到急流那里，奶牛那里，列车旁，一直在她身边，感到她了解我，在她的心里有我的位置，那我会觉得生活该是多么甜蜜！她会教我领略乡村生活和晨曦初现的魅力。我向她招招手，叫她给我送牛奶咖啡来。我需要她注意到我。她没有看见我。我叫她。在她那高大的身躯之上，她的面庞是那样粉红、那样闪着金光，似乎别人是透过灯火照亮的彩绘大玻璃窗在看她。她回过头，朝我这边走来，她的面庞越来越宽阔，有如可以固定在那里的一轮红日，我简直无法将目光从她的面庞上移开。这面庞似乎会向你接近，一直会走到你身边，任凭你贴近观看，那火红与金光会使你头晕目眩。她向我投过机灵的一瞥。就在这时，列车员关上车门，列车开动了。我看见她离开车站，重又踏上小径。现在天已大亮：我正远离黎明而去。不论我的兴奋是由这姑娘激发出来的，抑或相反我置身于她的身旁所领略的大部分快乐是我的激动心情所引起，总而言之，她与我的快乐是那样浑成一体，以至我要与她重见的欲望首先是精神上向往着不要使这种兴奋状态完全消失，不要永远与参与其事的那个人分离，哪怕她自己并不知晓。不仅因为这种状态是多么令人愉快，而且特别是（就象一根绳子拉得更紧会发出一种声响，或一根缀线更快地振动会产生另一种颜色一样）它使我看到的事物产生了另一种色调，它将我作为演员带进了一个陌生而又更加无比有趣的世界。列车加速前进，我仍然依稀望见那个美丽的姑娘，她就象与我熟悉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的一部分，一条带子将我的生活与她隔开。在那另一种生活中，事物唤起的感觉再也不相同，现在从那种生活里走出来，就好像自己要死掉一样。为了能享受到至少感到自己与那种生活相联的温馨，大概只要我住在小站附近就可以每天早晨向这位村姑买牛奶咖啡了。可叹！我向另外一种生活越来越快地走去，而她将再也不会出现在这种生活里！我设想着种种计划，好让我有一天再乘坐这同一列车，再在这同一车站停留，只有这样我才能勉强接受那另外一种生活。设想这种种计划同时还有一个好处，便是给我们那唯利是图的、活跃的、实用的、机械的、懒惰的、离心的精神状态提供了养料。我们的大脑确是这种状态，因为当需要作出努力，以便普遍地、不图个人利害地去加深我们有过的愉快印象时，我们的大脑往往喜欢避开这种努力。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继续想着这甜美的印象，大脑就宁愿从未来的角度对此作出设想，巧妙地为这甜美印象的再生准备时机。这对于理解那美好时刻的精髓丝毫无补，却免了我们费心劳神在自己内心重温一时刻的辛苦，使我们指望再度从外界得到这种愉快印象。

一些城市名，维兹莱还是夏尔特尔，布尔日还是波韦，通过这简略的形式，用来指明其主要教堂。我们常常使用这种局部的含义，如果是我们还不了解的地方，最后就会把整个城市的名字刻在心上。当我们打算把城市的概念加进去的时候，这城市的名字立刻就会象铸模一样，给它印上同一风格的同样的刻纹，也把它变成一种大教堂。不过这一次是在一铁路车站上，我看到了巴尔贝克这个地名，在一家冷餐馆的上方，在蓝色警报器上，几乎是波斯体的白字。我匆匆穿过车站和通往车站的大街，我向人询问海滩在哪，为的是只看教堂和大海。从人们的表情看，他们似乎不明白我问的是什么。我现在就在巴尔贝克老城，巴尔贝克陆地，这里既不是海滨，也不是海港。当然，依照传说，显圣的基督确是渔民们从海里找到的。教堂就在距我几米开外的地方，教堂里有一彩绘玻璃窗叙述的就是发现这位基督的故事。修建教堂大殿和钟楼的石头，也确实是从海浪拍击的峭壁上取来的。正因为如此，我想象的大海，是海水一直冲到彩绘玻璃窗前的。可实际上大海距这里还有五里1多路，在巴尔贝克海滨的教堂圆顶旁那个钟楼，我从前在书本上读过，说这钟楼本身就是一座诺曼底峭壁，上面各种籽粒会聚，群鸟盘旋，所以我一直以为那钟楼底座是接受大海激起千重浪的飞沫的。实际上，钟楼耸立在一座广场上，两条有轨电车线从这里分叉，对面是一家咖啡馆，门口金字招牌上写着“台球”二字。钟楼的背后是一大片住宅，住宅屋顶上没有掺杂一根桅杆。我一面留神咖啡馆，一面留神向其问路的行人，一面又注意着要回去的车站，走进教堂。教堂与其余的一切构成一体，仿佛是一种偶然，是这天下午的产物。那软绵绵的在天空中鼓起来的圆顶好象一颗果实，住宅烟囱沐浴其中的同一阳光，催熟了那粉红、金色而又进口就化的果皮。但是，认出众使徒的雕像——我曾经在特罗卡德罗博物馆看见过铸出的圣像——站在教堂大门口的门洞里，在圣母的两旁列队而立，等待着我，似乎是为着欢迎我时，我就只愿意考虑雕塑的永恒意义了。圣母那仁慈、温和的面孔，短而扁的鼻子，弓着的背，似乎唱着某一天的“阿累路呀”欢迎似地向前走来。但是人们发觉这些圣象的表情是呆滞不动的，正象死人的表情一样。只有人围着他们转时，他们的表情才有所改变。我心中暗想：就是这里，这就是巴尔贝克教堂。这个广场看上去知道自己的荣光，它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巴尔贝克教堂的地方。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教堂、这些使徒、这大门之下圣母的照片，仅仅是拓片。而现在，是真的教堂，真的圣母象，唯一无二的，近在眼前了：这就远远胜过从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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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国古里，一古里约等于四公里。

说不定也不如从前。好比一个小伙子，到了考试或者决斗的那一天，当他想到他储备的知识和他准备表现出的勇敢时，会感到人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打出去的子弹，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同样，我的头脑中远远超出我眼前的复制品的，是高高耸立在门洞中的圣母形象。各种变故可以构成对复制品的威胁，却无法企及我头脑中的圣母；如果有人将复制品摧毁，我头脑中的圣母却不受任何损伤；她是尽善尽美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现在，我的头脑见到了这个早已为人雕塑过一千次的雕象，对这个雕像外表仅仅是石头，我伸出手臂即可触及，占据着一席之地，还有一张选举布告和我的手杖头作她的对手，都感到惊异。这一席之地与广场连成一片，与主要街道的出口不可分，她无法避开咖啡馆里和电车办公室里人的目光，她脸上受到半抹夕阳的照耀——过一会，几小时之后，便是街灯之光的照耀了——另一半为贴现银号的办公室接受去了；她与那家信贷公司分理处同时被糕点铺灶间的怪味所降服，任凭凡人肆虐；如果我也想在这石头上刻上我的名字，那么她，这著名的圣母像，迄今为止我赋予她以凡人的生命和捕捉不到的美的，巴尔贝克的圣母，独一无二的（可叹，这也意味着只此一家）圣母，就要以她那沾满了与其毗邻的房屋同样的煤炱，向所有前来瞻仰她的崇拜者，显示我用粉笔划下的痕迹和我的名字的各个字母，而无法去掉这些字迹。总而言之，这向往已久的不朽的艺术品，我觉得她和教堂一样，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石头老太太，我可以量出她的身高，数出她的皱纹了。

时间过得飞快，该回车站了。我要在车站等待外祖母和弗朗索瓦丝到来，然后一起到巴尔贝克海滨去。我忆起从前读过的对巴尔贝克的描写，忆起斯万的话：“精美之至，和锡耶那1一样美。”我只能用偶然来解释我的失望，是我的精神状态不好，是我很疲劳，是我不会欣赏，我极力这样安慰自己，想到对我来说还有别的完美无缺的城市，说不定很快就能看到，就象在珍珠般的细雨中，在坎佩尔勒雨滴清新的淅沥中穿过沐浴着阿方桥2那绿色和玫瑰色的霞光一般，就巴尔贝克来说，我一走进这座城市，就好象把一个本应密封的地名打开了一条缝。这里，一列有轨电车，一家咖啡馆，广场上来往的人群，贴现银号的分店，无法抗拒地受到外部压力和大气力量的推动，一下子涌进了这个地名各个音节的内部。这些东西进去以后，这几个音节又关上了大门，现在，它任这些事物镶嵌起波斯式教堂的大门，再也不会将这些事物排除在外了。我在应该把我们送到巴尔贝克海滨的当地小火车里找到了外祖母，可是只有她一个人。她提前打发弗朗索瓦丝前来，以便事先做好一切准备。但是她指点弗朗索瓦丝有误，结果叫弗朗索瓦丝走错了方向。此刻，无需怀疑，弗朗索瓦丝的火车正向南特飞快奔驰，说不定到了波尔多她才会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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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锡耶那为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一古城。

2坎佩尔勒及阿方桥的联想，请见本书第一部。

车厢里充满了日落时分那转瞬即逝的余晖和下午那不肯散去的炎热（可叹，在落日余辉映照下，我从外祖母的整个面庞上看到她因天气炎热而多么疲惫不堪）。我刚一坐下，她就问我：“巴尔贝克怎么样？”因为满怀希望，她的微笑是那样热情爽朗，她以为我一定感受到了极大的快乐。见她如此，我简直不敢立即向她承认我很失望。加之，随着我的身躯越来越接近它应该习惯的地点，我头脑中追寻的印象不象从前那样萦绕我的脑际了。到最后，距旅行的终点还有一个小时路程时，我就极力想象巴尔贝克的旅馆老板是什么模样了。对他来说，此刻我还不存在。我多么希望向他作自我介绍时，有一个比外祖母更有名气的旅伴——外祖母肯定要求他降价。

似乎他必然十分傲慢，但轮廓很模糊。

在这段小铁路上，火车不时在一个车站停车，一站又一站，巴尔贝克海滨始终没有到。光是这些车站的站名（安加市，马古维尔多市，古勒夫尔桥，阿朗布市，老圣马尔斯，埃蒙维尔，梅恩市1）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在一本书中读到这些地名时，说不定会觉得它们与贡布雷附近的某些地名有关系。但是对一位音乐家的耳朵来说，两个音节，即使由数个相同的音符组成，如果谐音色彩和组合不同，也可能毫无相像之处。同样，这些由沙子、狂风呼啸而又空旷的空间和盐分组成的难听的名字，“城市”一词安在上面安不住，就像“飞鸽”这个词里面的“飞”也安不住一样。没有什么比听到这些名字更会令我想到别的地名，如鲁森市或马丹市。我在饭桌上、在“大厅”里那样经常听到我的外祖母提到这些地名，这些地名早已获得了某种暗中的魅力，说不定其中还混进了果酱的香味，木材燃烧的味道和贝戈特哪一本书书页的气味，对面房屋那赭红的颜色，以至直到今天，这些地名象气泡一样重又从我脑海深处漂上来的时候，虽然它们要穿过一层层，才能达到表层，却仍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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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些地名有真有假；有的在这条铁路线上，多数不在这条线上。

有些小站高踞于自己的沙丘上俯瞰着远方的大海，有些小站则位于大绿颜色、形状令人不快的小山脚下，已经准备睡去——那小山，形状就象刚走进去的一间旅馆房间里的长沙发，山下是一些别墅，再伸展下去便是一个网球场，有时是一家赌场。赌场大门上的旗帜迎着凉爽的海风飒飒作响，场中空荡无人，焦虑不安。初次向我显示自己主人的小站，乃通过其司空见惯的外表来显示——戴着白色遮阳帽的打网球的人，生活在自己的柽柳和玫瑰身边的车站站长，一位戴着扁平草帽的太太。那妇人沿着我永远不会体验得到的生活的日常轨迹，唤回在外久久不归的猎兔狗，然后回到自己的木头小板房里去，屋中已经燃起灯火。这些小站以这些司空见惯、使人非常熟悉的现象，无情地刺伤着我这陌生的目光和人生地不熟的心。

我们走进巴尔贝克大旅社1的大厅，面对着仿大理石的偌大楼梯，我的外祖母不顾会增加那些陌生人的敌意和鄙视——我们就要生活在这些陌生人之中——在和旅社经理讲“条件”时，又怎样加重了我的痛苦啊！经理是个普萨式的人物，满脸满嘴都是毛病（挖掉好几个疖子，在脸上留下了伤疤。由于祖籍遥远，童年时期起便在世界各地闯荡而口音混杂，给他的声调留下了毛病），他身穿花花公子的大礼服，闪动着心理学家的目光。“慢车”一到，他一般总是把阔老爷当成满腹牢骚的人，而把住旅馆的吝啬鬼当成阔老爷！他大概忘记了他自己一个月也挣不上五百法郎的薪水，却深深鄙视那些认为五百法郎——或者更确切些，如他所说，是“二十五路易”——“是个数目”的人，总是把这些人当成是贱民的组成部分，而大旅社可不是给这些人预备的。在这家豪华大旅馆里，有些人并不花很贵的房钱却也受到经理的敬重，这也是真的，条件是经理确切知道这些人注意开支是因为吝啬而不是因人穷。吝啬是一种毛病，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均可遇到，因此它确实丝毫不会损害威望。有社会地位，这是经理唯一注意的事情。有社会地位，更确切地说，在他看来有说明地位高的标志，例如走进旅社大厅不脱帽啊，穿高尔夫球裤和紧身短上衣啊，从镶金、带红的高级皮革烟盒里往外掏雪茄烟啊之类（可惜，这些优越性，我一样也没有）。他用讲究的字眼去点缀自己的生意经，但意义总是用得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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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氏1907—1914年夏天到卡布尔度假，他描写的巴尔贝克大旅社便是卡布尔大旅社。

我坐在一张长椅上等待。我听到外祖母拿腔拿调地问他：“房钱……是什么价？……啊！太贵了，我这点钱可不够！”他听外祖母说话时，帽子也不摘下，还吹着口哨，外祖母也不生气。我听着这话，尽量逃进自己内心深处，竭力到一些永不改变的想法中去游荡，不让任何有活力的东西露出我的躯体表面——就象动物的表皮出于抑制作用，当人们伤害它们的时候，它们装死一动不动一样——以便在这个地方不要太难受。我对这种地方还完全不习惯，看到别人对此很习惯就使我更加敏感。我看见一位衣着华丽的妇人，经理对她毕恭毕敬，对跟在她身后的小狗十分亲热；一个衣着讲究、样子可笑的青年，帽子上缀着羽毛，回到旅馆，问“有没有我的信”。所有这些人都将登上那假大理石的台阶视为回家，他们似乎对这一切都很习惯。与此同时，一些大概很不精通“接待”艺术却带有“首席接待”头衔的先生，严厉地向我投以迈诺斯、埃阿刻和拉达芒特1的目光（我将自己赤裸裸的心灵投入这目光之中，就像投入一个再没有任何东西保护我的心灵的未知世界一样）。再远一些，在一扇关着的玻璃门后，有一些人坐在一间阅览室内，要描写这个阅览室，要依次描写我想到这些有权利在那里安安静静阅读的人上人所享的清福，想到如果我的外祖母不顾我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命令我走进去的话，她会使我感到多么恐惧，我恐怕必须相继选择但丁笔下赋予天堂和地狱的各种色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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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宙斯的三个儿子，他们死后被召至地狱作判官。迈诺斯的名字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经常出现。

过了一会，我那种孤独的印象更加浓重。我向外祖母承认，我感到不舒服，我觉得说不定我们很快就不得不返回巴黎。她没有抗议，说她要出去买些物品，无论我们是走还是留下，反正这些物品都有用（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给我买的，因为所有这些我缺的东西，都在弗朗索瓦丝身上）；等待外祖母返回时，我到街上信步走走。街上熙熙攘攘，人群使大街保持着与室内同样的炎热，理发店和一家糕点铺子还开着门，常客们在糕点铺子里站在迪盖－特鲁安1塑象前吃冰淇淋。这塑象引起我的快乐，那与他的形象出现在一本画报中，也能使在外科医生的候诊室内翻阅画报的病人得到快乐一样。一些人对我相当无所谓，使我感到惊异。旅社经理满可以建议我到城里走走散散心，一个新住所，这种受罪的地方，在某些人眼里也是可以显得是“令人心旷神怡之小住地点”了。旅社的说明书就是这么说的。这说明书可能有些夸大其辞，不过这是面向所有主顾的，他们专门迎合主顾之所好。确实，为了把主顾招到巴尔贝克大旅社来，说明书不仅提到什么“美肴佳馔”、“游艺场花园令人销魂”，还说什么“时装女王陛下驻足，不被视为笨伯之人不会因奸污而不受惩罚，任何有教养的男子可能都不愿意冒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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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迪盖－特鲁安（1673—1736），是圣马洛的海盗。他的塑像也在圣马洛。他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许多历险事情。

我越是怕外祖母伤心，就越是需要她。她大概很灰心丧气，感到如果这么点累我都受不了，那就没有希望了，任何旅行对我都不会有好处。我下定决心回去等她。经理亲自走来按了一个按纽：一个我还完全陌生的人物，人称“lift”1的（此人被安顿在旅社的最高点，大概是诺曼底教堂灯笼式天窗的地方，好象是玻璃板后面的一幅照片或管风琴演奏者在自己的房间里）开始朝我走下来，动作之轻盈有如家养松鼠，灵巧而又是被束缚之物。然后他又沿着一个柱子滑下来，将我带在他身后朝这商业主殿的圆顶升去。每一层上，通道小楼梯两侧，阴暗的游廊成扇形展开。一个收拾房间的女仆人抱着一个长枕头，从游廊里走过。黄昏的光线使她的面庞模糊不清，我把自己最狂热梦想中的面具贴到她的脸上，但是从她朝我递过来的目光里，我看到的是对我这个一钱不值的人的厌恶。每一层唯一的厕所形成仅有的一排竖着的玻璃窗，从玻璃窗透进的光线照亮了这毫无诗意的半明半暗的地方，神秘得很。在永无尽头的向上走的过程中，为了打消我默默穿过这神秘地方所体验的致命焦虑，我便对那个年轻的管风琴演奏者、我的旅程的匠师、我被俘的伙伴开了腔、他还是继续拉他的乐器音栓和推导管。我为自己占这么大地方，给他惹这么多麻烦而向他表示歉意，问他我是否妨碍他施展艺术才能。在这种地方，为了吹捧名家高手，我不仅表现出好奇，而且还忏悔自己对此十分偏爱。但是他不理我，可能对我的话惊异不止；也可能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一心想着各种标记；也可能他耳背，对这个地点很尊重；也可能怕出危险；

也可能懒得动脑子；也可能这是经理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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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文：电梯。

一个人，哪怕无足轻重，我们认识他之前和认识他之后，他对我们所取态度的变化，恐怕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赋予我们对外界现实的印象了。我一直是同一个人，下午稍晚时候，乘坐了来巴尔贝克的小火车，一直怀着同一颗心。但是，六点钟的时候，由于无法想象出经理、豪华大旅社、其服务人员是什么模样，我抵达的时刻心中有一种模糊而又带几分恐惧的期待。现在，在这颗心中，则是走南闯北的经理那脸上挖掉的疣子（虽然如他自己所说，“特点是罗马尼亚”1——因为他总是使用他认为高级的词儿，而又没有发现用得有毛病——实际上他的国籍是摩纳哥），为招呼电梯而按铃的姿势，开电梯的本人，从大旅社这个潘多拉盒子2里冒出来的整个木偶戏剧场沿幕的人物。这一切都无法否认，终身在此。而且，象一切人造的东西一样，没有繁殖能力。我并没有参与这种变化，但至少这种变化向我证明在我的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事情毫无意义，是自在的——而我刚象一个游客，开始游览时，太阳在面前；待他看见太阳到了身后时，便得知时间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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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理将“祖籍”origine说成了“特点”——originalité。

2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她有一个神秘的盒子。这盒子一打开，世界上所有的灾难、坏事都冒出来。

我累得骨头都碎了，我发着烧，睡觉必需的物品一点也没有，不然我早就睡下了。至少我想在床上躺一会，可是面对这一大堆强烈的感受，我反正是无法歇息的，又何必呢？这一大堆强烈的感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不等于他的物质躯体的话，至少也等于他的有意识躯体，因为包围着这个躯体的陌生事物，虽然强迫它在一贯保持警觉的防御基础上进行感知，却也能将我的视觉、听觉、所有的感官保持在很受局限、很不舒服的姿势上（即使我把腿伸开），就象拉巴吕红衣主教1在笼子里的姿势一样，既不能站，也不能坐。在一间卧房里，我们的注意力要求将一些物品放在这里，待习惯了又好像将这些东西搬走了，给我们自己腾出地方来。可是在巴尔贝克的卧室里（仅仅名义上是“我的”卧室），我觉得没有一点空地方，房间里塞满了不认识我的器物。我向它们投去戒备的目光。它们也报我以戒备的目光。它们丝毫不在乎我的存在，现出我打扰了它们正常生活秩序的模样。在家里，一星期当中我只有几秒钟听见我的挂钟走动，那就是我从沉思默想中走出来的时候。旅馆里这只挂钟则一刻不停地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连续说着可能使我极为不快的话语，因为宽大的紫色窗帘默默倾听，不作回答，但是那种态度，与人耸耸肩膀用以表示看见一个第三者使他们很恼火极为相似。房间天花板很高，窗帘赋予房间几乎一种历史意义，简直能叫人觉得它很适于暗杀吉斯公爵2，以后又适于库克旅行社的一个导游率领旅游者前来参观3，但是决不适于我的睡眠。沿墙有数个玻璃小书橱，它们的存在对我是个折磨。特别是房间中横着一面全身大穿衣镜，这东西搞得我心慌意乱，如果不挪走它，我就觉得自己根本别想放松下来。我不时抬眼望望天花板——在巴黎，我房间中的各种器物不妨碍我的目光，不比我自己的眼球更妨碍，因为它们只不过是我的各种器官的附件，是我自己的一种放大——天花板上方是旅社最顶端的平台，是外祖母特意为我挑选的。库斯草的气味将其攻势一直推进到比我们看得见和听得见的更为幽密的地方，推进到我们感受到各种气味的特点的地方，推进到了我最后的战壕里，几乎推进到了我的内心。我不无厌倦地用惊慌不安的鼻子去嗅，以这种无益的不断反击去对付它的进攻。再也没有地盘，没有房间，没有躯体，只有一味受到将我重重包围的敌人的威胁，热度一直侵入我的骨髓，我孤立无援，我真想死。就在这时，外祖母走了进来。立刻，无限的空间向我受到压抑而要扩张的心敞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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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拉巴吕（1421－1491），本为路易十一之神师，后来为红衣主教，因为与斗胆查理进行秘密谈判，被路易十一关在洛什城堡国家监狱中，在铁笼中度过十一年，后来经教皇西克斯特四世干预，获得释放。

2吉斯公爵即亨利一世（1550—1588），他于1588年12月28日被觊觎其王位的亨利三世在三级会议上暗杀。画家保罗·德拉洛什（1797—1856）曾据此画了一幅油画，勒巴吉及加尔麦特于1908年亦据此事拍成电影。

3汤姆斯·库克（1808—1892）于1841年组织了一次“快乐列车”旅行，这便是他那鼎鼎大名的旅行社的起源。他死时将旅行社作为遗产交给了他的长子。

她身穿一件高级密织薄纱室内便袍。在家时，每逢我们这些人中有哪一个病了，她就要穿上这件便袍（她说，她穿了这件衣服很舒服，总是将她做的事归之于自私的动机），这件便袍是为了照顾我们，看护我们的，是她的佣人服，看护工作服，她的修女服。佣人和看护对人的细心照顾，她们的善良，人们体会到的她们的优点，人们对她们的感激，都更增加了她们对人的印象，她们觉得人的外表与内心不同，人自我感到孤独，自己背负着头脑中思想的重负、自己的生活欲望。我知道，我和外祖母在一起时，不论我内心多么忧郁，它都会被更大怜悯所接受。我的一切，我的烦恼，我的欲望，在外祖母那里都会得到支持。用以支持的东西，便是她保持和扩大我自己生活的欲望比我自己的这种欲望更强烈；我的想法在她心中延伸，不需要改变方向，因为这些想法从我的头脑里传到她的头脑里并没有改换地点，也没有换人。就象一个人站在穿衣镜前想要打上领带，可是不明白他看见的那一头与他的手动作的方向跟他本人相比并不在一边，或者一条狗在地上追逐着昆虫跳跃着的影子一样。在这世界上，人们总是受到躯体外表的蒙蔽，因为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到心灵。我也这样上当受骗，一头扎进外祖母的怀里，将我的双唇贴在她的脸上，似乎这样我就能进入她向我敞开的宽阔的胸怀。我这样把嘴紧贴在她的双颊上、她的前额上以后，我从那里吮吸到那样有益、那样富有营养的东西，我半天一动不动，是吃奶孩子的那种认真、放心大胆的贪婪。

然后我百看不厌地注视着她那宽大的脸膛，那轮廓就象一片热烈而又平静的美丽云霞，可以感觉到那后面闪射着柔情之光。一切多少还能接受她的感受的东西，一切还可以说属于她的东西，都因此而立刻变得那样神圣，那样超俗，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掌理着她那刚刚灰白的秀发，怀着尊敬、小心翼翼和轻柔，似乎我抚摸的是她的善良。她在难过之中又为使我免去了一种痛苦而感到那样高兴，就这样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对我那疲惫不堪的四肢，是那样平静安宁的一瞬，是那样甜蜜。过了一会，我见她想帮我睡下，打算给我脱鞋，我作了一个手势阻止她，开始自己脱衣裳。我的手已经碰到上衣和矮靴的头几个纽扣上，她用乞求的目光拦住我的手。

“噢，别这样，”她对我说，“对外祖母来说，这叫她多开心！尤其是你今夜需要什么时，不要忘了敲墙，我的床就靠着你的床，隔橱非常薄。等一会你睡下以后，就敲敲试试，看看咱们是不是能互相听得见。”

果然，那天晚上，我敲了三下。一个星期以后，我不舒服时，有几天我每天早晨都重复这三下，因为外祖母要早早喂我喝牛奶。当我觉得听见她已经醒了以后——为了不叫她等待并且能在喂我牛奶之后马上再度入睡——我鼓起勇气小声敲了三下，胆怯地，轻轻地，但不管怎样却是清清楚楚地，因为我担心如果搞错了，她还在睡，那就会打断她的觉，可我又不愿意她继续侧耳倾听是否是我呼叫，如果她起先没有听清的话。我不敢再敲了。我这边刚一敲三下，立刻就听到另外三击。这三击音调不同，充满平静的威严，为了更加清晰，重复两次，那意思是说：“别着急，我听见啦！过一会就来！”顷刻，外祖母来到。我对她说，我真担心她听不见我的声音，或者她以为那是隔壁的什么人在敲。她笑了：

“将我可怜的小狼1敲击声与别人混淆起来，怎么会呢！就是有一千个人敲，外祖母也辨别得出来呀！你以为世界上还有别人这么傻，这么激动，这么又怕吵醒我又怕人家听不明白他的意思吗？不管怎样，这个小老鼠只要一抓，人家立刻就能认出它来，特别是这个小老鼠跟我的小老鼠一样是独自一人，又叫人可怜的时候！我听见它犹犹豫豫已经有一会了，它在床上折腾，要各种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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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氏的母亲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均称“我的小狼”。

她半敞开百叶窗。在旅馆前突的附属建筑上，阳光已经在屋顶上安身，就象早起的盖屋顶工人早早就开始干活，默默地干完活计以免吵醒还在沉睡的城市，而城市一动不动使他显得更加心灵手巧一样。她告诉我几点了，天气会怎样，说我用不着一直走到窗边去，说海上有雾，告诉我面包店是否已经开门，对我叙说听到其声响从街上走过的那辆车是什么样的：这无足轻重的打开窗帘，这可以忽视的、任何人都不在场的清晨“序曲”，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一小块生活。白天，当我谈到早晨六点钟的漫天大雾时，我会在弗朗索瓦丝或一些陌生人面前高高兴兴地提起这些，那意图并不在于显示我获得了某种知识，而是要显示我一个人所得到的疼爱。这甜蜜的清晨一刻，由我敲三下、另三下作答这富有节奏的对话开始，象一曲交响乐般展开。柔情和快乐力透隔墙，那墙变成了和谐的、非物质的东西，象天使一般歌唱着。那为人热烈期待的三击回答，重复两次。隔墙善于通过这三击，以天神报喜的轻盈和音乐美的忠诚，将外祖母整个的心灵和就要过来的诺言传送过来。但是抵达巴尔贝克当天那一夜，外祖母离天我以后，我又难过起来，就象在巴黎离家时我已经很难过一样。构成我们眼前生活中精华的事物，对于我们从精神上以我们的接受能力来赋予其未来的模式，而上述事物并不在这未来模式之中的事物，总是以极大的拼死抗拒来对抗。我这种对于在陌生房间里过夜的恐惧——许多人也有这种恐惧——说不定只是上述这种抗拒最普通、最模糊、最机能性、几乎最无意识的表现形式。一想到我的父母有一天可能会死去，我可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离希尔贝特而生活，或者只是不得不在一个永远再也见不着自己朋友的国度定居，常常使我感到可怕之极，那抗拒就在这恐惧的深处。我自己的死亡，或者象贝戈特向人们许诺的那种在自己著作中永生，我很难想象。我无法将我的回忆、我的缺点、我的性格带到那种虽死犹生中去，这些东西不能接受自己不再存在的概念，也不希望我有一个它们没有位置的虚无或永生。

在巴黎时，有一天我身体特别不适，斯万对我说：“你应该动身到大洋洲那些美妙的海岛上去。那时你就会知道，你再也不会回来了。”1那时我真想回答他说：“那我就再也看不见你的女儿了，那我就要在她从未见过的人和物之间生活了。”然而我的理智却告诉我：“既然你不再为此苦恼，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当斯万先生对你说你将不再回来时，他的意思是你会不想回来；既然你不想回来，这就说明，在那里，你会幸福。”因为我的理智知道，习惯——这种习惯现在即将担负起一项重任，要使我爱上这陌生的住所，爱上改变了位置的大穿衣镜，爱上改变了颜色的窗帘，爱上停摆的挂钟——也担负着使一开始并不讨我们喜欢的伙伴变成亲爱的朋友，赋予面庞另一种形状，使一个人的嗓音变得热情动听，改变心中爱恋对象的任务。自然，对某些地点、某些人新的友情，就是忘记昔日友情的网。但是我的理智正好认为，我可以毫无恐惧地设想一种生活前景。在那种前景中，我将永远与一些人分离，我将忘记他们。这种生活向我的内心作出了忘却的承诺，而忘却只会使绝望更加疯狂，这似乎构成一种安慰。这倒不是说，待习惯了分离之后，我们的心不会也感受到习惯势力那镇痛的效用，而是说，至今这颗心仍在痛苦罢了。惧怕将来我们再也看不见我们喜欢的人，再也不能与他们交谈，正是在这种前景下，我们今天才会得到最难得的快乐。如果我们想，在受到这种剥夺的痛苦之上再加上当前对我们来说似乎更为残酷的事：并不象感受一种痛苦一样感到这种担心，而是对此漠然置之，这种恐惧就不但不会消散，反而会更加增长了。因为，如果是这样，我们的“自我”就变了：不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情妇、我们的各位朋友的魅力再不存在于我们的四周，而且我们对他们的钟爱，也就完全从我们心中拔除了。而这种钟爱是我们今日内心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后我们会喜欢上这种与他们分离的生活，而今日一想到这种生活就叫我们感到恐惧。倘若如此，那便是我们自己真正的死亡。死亡继之以复活，这是真的，但这复活已在与前的自我的。如今恐惧、抗拒、反抗的，也正是原来的自我中注定要死亡的那些部分——甚至是最羸弱的部分，诸如对一个房间的大小、气氛莫名其妙的眷恋之类。必须看到，这是一种抵抗死亡的潜在的、局部的、确实的、真实的方式，长期地、绝望地、逐日地抵抗那一部分一部分的、连续不断的死亡的方式。这种死亡潜入我们整个生命进程之中，每时每刻从我们身上分离出一片一片的我们自己。正是在这些东西的坏死上，新的细胞增殖起来。对于象我这样一个天生神经过敏的人（也就是说，在这种天性的人身上，中间关节，即神经，不能正常发挥功能，阻挡不住哀叹沿着自己的道路朝意识驶去，而是相反，任凭这哀叹来到，清晰的、疲惫的、无数的、痛苦的哀叹，哀叹自我中那即将消逝的最朴素无华的成份）来说，在这陌生的过高的天花板下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焦虑的恐惧，只不过是一种友情发出的抗议。那种对于熟悉而较低的天花板的友情还劫后余生，活在我的心里。说不定这种友情也会消失，另一种友情占据了它的位置（到那时，死亡，然后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就会在“习惯”这个名词下，完成它们双重的大业）。但是，直到这友情消亡之前，每天晚上，它还要痛苦，这第一天晚上尤甚。它面对着已经成为现实的前景，再也没有它的位置的前景，在反抗。每当我的目光无法从伤害它的东西上移开，设法停驻在不可企及的天花板上时，它就用哭诉的叫喊来折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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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8年，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到大洋洲海岛上去休养，1894年死于萨摩亚群岛。画家高更，到大洋洲去以后，也于1903年死于马克萨斯群岛。

到了第二天早晨怎么样了呢？一个仆役前来将我叫醒，给我送来热水。我洗脸梳头，拼命在我的旅行箱里找我需要的物品，可是徒然，我从里面拽出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一点用也没有。我已经想到了早餐和散步的快乐，就在这时，从窗户和书柜的每一扇玻璃上，就象从船舱的舷窗上望出去一样，我看到了裸露的大海，无遮无拦，有一半是在自己广阔幅员的阴影中，那是一条纤细而移动的直线所划定的边界。啊，多么快乐！双眼追逐着浪涛，看那浪涛一个接一个地跃起，好象在跳板上跳跃的运动员。多么快乐！我手上拿着僵硬的、上了浆的、上面印着旅馆名字的毛巾，想用这块毛巾擦干身体，可怎么也擦不干。我不时回到窗旁，再向这令人头晕目眩、山岳一般的庞大马戏团再看上一眼，向那此处彼处磨光而又半透明的蓝宝石的波涛白雪般的峰巅再看上一眼。那浪涛，怀着沉着的凶猛和狮子皱眉般的架势，任凭其山坡崩坍，飞滚落下。阳光又用看不见面庞的微笑为这山坡增色。

此后，每天早晨我都置身窗口，就象在骚车里睡了一觉扑到驿车的玻璃窗口去一样，为的是看看我所向往的山脉在夜间是靠近了，还是远去了。在这里，这些大海的丘陵，在狂舞着回到我们身边之前，可能会后退得很远，以至常常要在一片长长的沙土平原后面，我才能在很远的地方依稀望见它们那最早出现的起伏，那远处半透明，雾气笼罩，蓝莹莹的，好似托斯卡纳1文艺复兴前期画家作品景深处的冰川2。有时，紧挨着我，阳光在这些波涛之上欢笑，那波涛呈嫩绿色，恰似潮湿的土地和光线液体般的流动使高山草地保持着嫩绿一般（在山上，阳光此处彼处展开，有如不均衡地跳跃着欢快地走下山坡的巨人）。此外，海滩与波浪在世界之余部分辟出这个豁口，为的是叫阳光从这里经过，叫阳光在这里积累起来。在这里，从大海过来的方向和我们的肉眼遵循的方向望过去，是阳光在移动着大海的山峦起伏，是阳光确定其位置。光线的千变万化同样会改变一个地点的方位，同样会在我们面前树立起新的目标，使我们产生要达到这目标的欲望，而只有经过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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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托斯卡纳为意大利中部地区。

2例如乔凡尼的名画《耶稣诞生》、《圣约翰·巴蒂斯特撤至荒原》等。

清晨，太阳从旅馆后方过来，在我面前展现出阳光普照的沙滩，直到大海最前沿的城堡。太阳似乎将城堡的另一坡也展示给我，并且鼓动我踏着它光芒的转轮，去继续旅行。这旅行是原地不动的，但是透过各个时刻起伏不定的景观中那最美妙的景色，它又是千变万化的。从这第一个清晨开始，太阳总是伸出一根微笑的手指，将远方大海那蔚蓝的峰巅指给我看。这些高峰在任何一张地图上都没有名字。太阳在山脊和雪崩那轰响而又纷乱的表面上尽情游荡累了，最后便来到我的房间里避风，在散乱的床上懒洋洋地躺着，在湿乎乎的洗脸池上，打开的箱子里，摘下它的珍宝。它那辉煌的光焰本身和用得不是地方的奢侈，更加深了杂乱文章的印象。

一个小时以后，在那偌大的餐厅里，我们正吃午饭，从柠檬的皮囊中往两条箬鳎鱼上撒上几滴金水。过了一小会，我们的盘子里就只剩下鱼刺了。鱼刺弯弯，有如一片羽毛；铮然有声，有如一把齐特拉琴。可惜，这时外祖母感觉不到海风那凉爽而富有活力的吹拂，她觉得真是残酷。这是因为门窗虽然透明，却关闭着，像一个橱窗一样，虽然让我们看到整个海滩，却将我们与海滩分隔开来。天空完全进入门窗玻璃之中，以至天空的蔚蓝色似乎是窗子本身的颜色，那雪白的浮云，似乎是玻璃上的毛病。我确信自己是如波德莱尔所说“坐在防波堤上”1和“贵妇人小客厅深处”2，我自问是不是他所说的“普照大海的阳光”3就是此刻的这种阳光——与落日的余晖很不相同，那是单纯而表面化的，如同一抹金光而又颤动不已——它像黄宝石一般燃烧着大海，使大海发酵，变成一片金黄而又成乳状，好似啤酒；浮着泡沫，好似牛奶。此处彼处，不时又有大块蓝色阴影游来荡去，似乎哪一位神祗在天空中摆动着一面镜子，将阴影移来移去以自娱。巴尔贝克的这间餐厅，光秃秃，充满绿色的阳光，如同游泳池中的水。几米开外的地方，涨潮的海水和日正中天，如同在天堂前面一样，正竖立起宝石和黄金的不可攻克的游动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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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波德莱尔散文诗《海港》中描述的模糊的回忆。

2（前）出自《恶之花》中《忧郁与理想》。

3（前）出自《恶之花》中之《秋歌》。普氏深爱此诗，在著作及通讯中经常引用。

可惜这间餐厅与贡布雷那间朝着对面房屋的“大厅”不仅仅外表上不同。在贡布雷，人人都认识我们，所以我不顾及任何人。在行海水浴的生活里，人们是不认识他的邻居的。我年纪还不大，而且一直十分敏感，不会放弃讨人欢喜和占有他们的欲望。一个上流社会的男子对于在餐厅里用餐的人，可能会感到更为高尚的满不在乎。无论是他的这种满不在乎、还是从海堤上经过的青年男女那种满不在乎，我都没有。想到不能和这些青年男女一起去郊游，我心里就很难过。我外祖母对社交形式很鄙视，只顾我的健康，如果她向他们提出要求，要求他们接受我作为散步的伙伴，那对我真是侮辱性的，当然我就要更难过。不论他们回到某一陌生的木头别墅去也好，手执球拍走出别墅到网球场去也好，骑马也好（那马蹄就踩在我的心上），我总是怀着热切的好奇望着他们。在海滩那叫人眼花缭乱的光照中，社会惯常的比例改变了。我在这光照中，透过让这么多光线通过的透明大玻璃海湾，注视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但是照我外祖母看来，这海湾挡住了风，乃是一个缺点。她一想到我损失了一个小时吹海风的益处就受不了，便偷偷打开一扇窗。忽地一下，不仅菜单吹跑了，所有正在用午餐的人的报纸、面纱和遮阳帽也都吹跑了。可外祖母自己，有这天堂好风的支持，在一片责骂声中，依然像布朗迪娜女圣徒1一样镇定，面带笑容。这些责骂使那些瞧不起人、头发给吹乱、怒气冲冲的游客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更增加了我孤独悲哀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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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圣徒在公元177年受到严刑拷打，要她放弃自己的信仰。她始终镇定从容，回答：“我是基督徒。我们的人中间没有犯过任何罪行。”

这些游客的相当一部分，由法国这一地区主要省份的杰出人士组成，卡昂法院的主审官啊，瑟堡的首席律师啊，芒市的一位重要公证人啊之类。在那些地方，他们终年成散兵或者象国际象棋中的棋子一样分散着，每到度假时，便从各个点上来到这个旅馆里集合。巴尔贝克这些豪华旅馆的人口，平时一般是富有而且是国际性的，现在又赋予旅馆人口以一种相当突出的地区性了。他们在旅馆里总是保留着那几个房间，与他们那装成贵族妇女模样的妻子一起，构成一个小小的群体。巴黎的一位大律师和一位大夫也加入这一群之中。临走那天，这两位巴黎人对那些人说：

“啊，真是，你们不和我们坐同一趟火车，你们真有福气，能到家吃晚饭呢！”

“什么？您说有福气？你们住在首都巴黎，大城市，而我住在十万人口的可怜小省城。最近人口统计是十万零二千，这倒是真的。你们有二百五十万人口，你们就要回到柏油马路的巴黎上流社会灯火辉煌的大场面中去。跟你们比，我们这算什么？”

他们用巴黎卷舌“r”音说着这些话，并不含有尖酸刻薄之意，因为他们这外省的阳光似乎也能像人一样到巴黎去了。人家已经数次给卡昂的首席审判官一个上诉法院的席位——但是他们出于对自己城市的热爱，或是喜欢默默无闻，或是喜欢出人头地，或因为他们反动，或为了与别墅的邻居关系好，他们宁愿留在当地。再说，他们当中有好几位也并不立即回到他们的省城去。

在大宇宙之中，巴尔贝克海湾是一个特别的小宇宙，是一篮子四季水果，各种不同的日期和相继而来的月份集之一处，排成一圈。望得见里夫贝尔的日子，是暴风雨的信号。当巴尔贝克天色已经暗下来时，还看得见里夫贝尔房顶上的阳光。不仅如此，当寒冷已征服巴尔贝克时，可以肯定在另一侧海岸上还找得到加出来的两、三个月的热天。大旅社的这些常客中，假期开始得晚或持续得久的，当秋季将近，秋雨和浓雾来到时，便吩咐将他们的旅行箱装上一只船，过海到里夫贝尔或科斯特多尔去与夏季会合。

巴尔贝尔旅社的这一小群人以提防的神情，注视着每个新来乍到的人。所有的人都一面做出对这个人不感兴趣的样子，一面就此盘问他们的朋友——旅社侍应部领班。每年都是他——埃梅来干这一季，并且服侍他们用餐。这些人的太太，知道埃梅的妻子即将分娩，饭后每人都做一件婴儿用品，同时用她们手握的长柄眼镜对我外祖母和我指指点点，因为我们吃带煮鸡蛋的凉拌菜。这是普普通通的菜，但在阿朗松1的上层社会里没有这么吃的。对一个别人称之为“陛下”的法国人2，他们显露出讥讽加蔑视的态度。这个法国人也确实自称是大洋洲中一个小岛的国王，小岛上只有几个野人居住。他和他那漂亮的情妇住在旅舍里。每当她去洗海水浴，从这里经过时，淘气的孩子们便高喊：“皇后万岁！”因为她大把大把地把五十生丁的硬币朝他们扔过去。首席审判官和首席律师甚至不愿显出看见了她的模样。他们的朋友中若是有谁注视她，他们就认为应该提醒他，说那个女人不过是个女工兼妓女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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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朗松是这一地区的重要城市。

2此处影射当时的一位有名人物。此人名叫雅克·勒波迪，其父为百万富翁，糖商。他在阿特拉斯山中购得一小块土地，便自封为撒哈拉皇帝，分封贵族称号，将一个女歌星玛格丽特·德里埃立为皇后。他们在美国时，他遵照法老的先例，要娶自己的女儿为妻，“皇后”一怒之下，用手枪将他打死。

“可是有人向我担保，说他们在奥斯唐德用的是皇家舱室呢！”

“那当然啦！二十法郎租的！你自己高兴的话，也可以用这个舱室。而且我确切知道，他曾经要求国王接见，可是国王叫人告诉他，国王不想结识这位木偶剧场上的君主。”

“啊，真的吗？真是太有意思了！有的人还真……！”

大概这都是真的，不过也是因为他们感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只不过是上等资产阶级，他们为自己并不认识这位扔硬币很大方的国王和皇后而十分恼火。公证人，首席审判官和首席律师，在他们称之为奇装滑稽木偶的这两个人经过时，感到那样不快，提高声调表现出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朋友、旅社侍应部领班对此十分理解。对这两位慷慨大方更甚于货真价实的君主，他一面不得不作出笑脸，可是在记下他们点的菜时，又远远地向他的老主顾会意地挤挤眼睛。有一个他们称之为“漂亮先生”的服饰华丽、装腔作势的年轻人，是一个大工业家的儿子，身患肺病，且挥金如土。他每天换一件新礼服，扣眼上插着一朵兰花，午餐时喝香槟酒。然后，面色苍白，毫无表情，唇上挂着冷漠的微笑，到赌场的水晶玻璃赌台上去扔下很大的赌注。人家错误地认为他们这些人不如那个小伙子“帅”，他们也无法解释说他们就比他“帅”。可能也有点由于这种恼火，公证人对首席审判官说“他根本输不起这么大的数目”，首席审判官的老婆则“根据可靠消息来源”，说什么这个“世纪末”小伙子叫他的父母愁煞。

另一方面，首席律师及其朋友们又对一位富有而又有贵族称号的老妇人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为她到任何地方去都要把自己的整个日常生活原封不动地带着走。每次公证人的妻子和首席审判官的妻子在餐厅里吃饭看见她的时候，都用长柄眼镜狂妄地审视她，那种仔细和怀疑的劲头，似乎她是一盘菜。这盘菜名称古怪、外表可疑，经过系统观察，结果是予以否定，作出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姿态和恶心的怪相，叫人把那盘菜端走。

无疑，她们做出这种样子，无非是要表现出：如果说有些东西她们没有的话，诸如这位老妇人的某些特权，与她有关系之类，并非她们不能有，而是她们不愿有。久而久之，连她们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就成了对于自己不了解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好奇心，对讨好新认识的人不抱任何希望。在这些女人身上，这一切都为佯作轻慢、故作快乐所代替。这有一个弊病，就是叫她们在满意的幌子之下故作不快，而且经常不断地自己骗自己，这两条便足以使她们倒霉了。不过，大概这旅社里所有的人的做法都与她们相同，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这样，不是出于自尊心的话，至少也是出于某些教育原则或思考习惯，便牺牲了参与完全陌生的生活那种其味无穷的妙处。显然，老妇人与外界隔绝、自己生活其中的微型宇宙，并未因气急败坏冷嘲热讽的公证人老婆与首席审判官老婆那一伙人的尖酸刻薄而受到毒化。相反，这个小宇宙散发着高雅而又有点老气横秋的芬芳，这种香气也不就更不虚假。因为归根结底，老妇人如果能引来并维系住（为此，她本人也要不断更新）新认识的人神秘的好感，她肯定会从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而现在她只是跟她自己那个小宇宙的人来往，总是想着这个小宇宙是大宇宙之精华，对他人的轻蔑也不大知晓，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生活虽然令人愉快，却没有上述那种无穷的乐趣。可能她感到，如果她默默无闻地来到巴尔贝克大旅社，穿着她那黑毛料长裙，戴着她那过时的便帽，她一定会使哪位花天酒地的公子哥或者哪位要人发出一阵冷笑的。公子哥可能一面摇摇摆摆跳着舞，一面从牙缝里挤出“穷酸老婆子！”几个字来。要人，象首席审判官一样，在一圈花白连鬓胡子中保持住了红润的面孔和她喜欢的聪明智慧的眼睛，他那一双长柄眼镜的镜片一向眼睛靠近，就表示这奇人怪物出现了。人们知道这头一分钟是短暂的，但也令人畏惧——就像一头扎入水中一样。老妇人事先派遣一个仆人前来，将她的个性和习惯告知旅社。然后自己前来，打断经理的致意，那简短之中腼腆多于傲慢，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说不定就是由于下意识地惧怕这一分钟。房间里，自用的窗帘代替了原来挂在窗上的窗帘，屏风，照片等等，在她与她本应适应的外界之间安置了她自己的生活习惯这扇隔栅，安置得那样好，以至可以说，这不是她本人在旅行，而是她的家在旅行。她依然待在自己家里。

在以她为一方，旅社人员及供应商人为一方之间，她安排下自己的仆人。此后便是她的仆人代她与这里的新人类进行接触，同时在女主人周围维持着惯常的气氛。在她与洗海水浴的人之间，她也道出自己的成见，而不顾忌会得罪一些人，这些人是她的女友根本不肯接待的。通过与女友的通讯，通过回忆，通过内心意识到自己有地位，举止得体，礼节周到，她继续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每天，她下楼乘坐敞篷四轮马车去散步时，贴身女仆带着她的衣物尾随其后，小厮在前，有如在使馆门口值勤的哨兵。在挂着自己所属国家国旗的使馆门前，哨兵置身于异国土地上，为使馆确保其治外法权的特权。

我们抵达那天，老妇人下午没有离开她的房间，我们在餐厅中没有望见她的影子。因为我们新来乍到，开午饭时，旅社经理将我们置于他保护之下，送我们到餐厅去，就象一个军官将新兵带到下士裁缝那里让人给他们发军装一样。不过，过了一小会，我们在餐厅里见到了一位乡绅德·斯代马里亚先生及其女儿德·斯代马里亚小姐，他们属布列塔尼一个默默无闻而又非常古老的世家。经理以为他们晚上才会回来，把他们的桌子给了我们。他们父女就是为了会见居住在这附近的、他们认识的城堡主人而来到巴尔贝克的。除了接受外面的邀请和回访之外，他们在旅社餐厅中度过的时间只限于绝对必需的范围内。狂妄使他们对于坐在他们周围的陌生人没有丝毫近乎人情的好感，没有丝毫兴趣。置身于这些人之中，德·斯代马里亚先生始终保持着冷若冰霜、急如星火、拒人于千里之外、粗暴、脾气很大、心怀恶意的表情。在火车的便餐厅里，置身于从不相识、也不会再次相见的旅客之间与这些人的关系，除了保卫自己的冷烤鸡和车厢的这一角不受他们侵犯之外，就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关系，人的表情就是这样的。

我们刚开始用午餐，就有人来按照德·斯代马里亚先生的吩咐叫我们起身。这位先生刚刚来到，对我们没有丝毫致歉的表示，高声请旅社待应部领班注意，再不要发生类似的错误，他“不认识的人”占了他的桌子，他觉得很不愉快。

某一个女演员（她因衣着华丽、才思敏捷、有成套的德国瓷器而著名，远远胜过她在奥代翁剧院扮的几个角色）及她的情夫（一个极为富有的年轻人，为了他，她才培养自己的情趣），还有两个在贵族阶层中非常出头露面的男士，他们四个人在生活上自成一伙，非一起出门不可，在巴尔贝克用午饭很晚，所有的人都用完饭他们才来，终日在他们的客厅中玩牌。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情感中，自然是没有任何恶意的，只不过是他们对于某些幽默的谈话方式的趣味，对某些佳肴美馔的精细口味要求如此罢了。这种趣味和口味使他们从非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不可之中得到乐趣，如果和不得其中之韵味的一些人共同生活，他们就会受不了。甚至面对着已经上菜的桌子或一张赌桌，他们中的每个人还需要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客人或搭挡头脑中某些知识和在任何事情上他们区别善恶的共同标准是否悬而不用了。许多巴黎人的住宅都用一个所谓真正的“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蹩脚货装饰着，某些知识使人能够辨别出真伪来。大概在这种时刻，这伙朋友希望到处都沉浸其中的那种特殊生活，就只能通过默默吃饭或打牌当中发出的难得而又滑稽的感叹或者年轻女演员为午饭或玩扑克而穿的迷人的新裙子来表现了。这种生活用他们了解透彻的习惯将他们包围住，也就足以使他们不为周围生活的秘密所侵害。漫长的下午，他们面前的大海，只不过象挂在有钱光棍小客厅墙上的一幅色彩柔和的油画罢了。一个玩牌的人，在出牌的间歇无事可干，才抬起眼睛朝大海望上一眼，看看是否有什么标志着天气晴朗或者几点钟了，并且提醒其它人该吃下午的点心了。晚上他们不在旅馆用晚餐。在旅馆里，电源使餐厅光芒四射，餐厅似乎变成了偌大的美妙的养鱼缸。巴尔贝克的工人、渔民以及小市民的家庭，躲在暗处。你看不见他们，他们却在这养鱼缸的玻璃四壁前拥挤着，想要远远看看这些人在金光摇曳中的奢侈生活。对贫穷的人来说，这些人的生活确与奇异的鱼类和软体动物的生活一样不可思议（玻璃壁是否永远能够保护住绝妙动物的盛筵，夜间贪婪凝望的默默无闻的人是否就不会到养鱼缸里来把这珍奇动物掠走并且将其吃掉，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这驻足凝视、黑夜里看不清楚的人群里，说不定有个什么作家，什么人类鱼类学爱好者，他们注视着雌性老魔鬼张开颔骨咬住一块食物又闭上的情景，便按照品种、生性以及后天获得的特性来对这些老魔鬼加以分类以自娱呢！一个塞尔维亚老太婆，口腔的延伸部分和一条大海鱼一样，因为她自童年时代起便生活在圣日耳曼区的淡水里。正是这后天获得的特性使她吃起凉拌菜来，犹如一个拉罗什富科家族中人。1

此刻，人们远远望见那三个身穿无尾常礼服的男子正在等待那位姗姗来迟的女戏子。过了一会，那女人穿着常换常新的长裙和按照她情夫特殊趣味选定的围巾，从她居住的那一层叫了电梯，象从玩具盒子里出来一样走了出来。这四个人觉得豪华大厦这种国际怪物移植到巴尔贝克以后，使奢侈之花盛开，远远胜过高级烹调。他们钻进一辆车，到半里2以外的一家著名小饭馆吃晚饭去了。到了这家小饭馆，他们就食谱编排和烹调技术问题，与厨师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从巴尔贝克出去是一条两旁都是苹果树的路，在漆黑的夜色中，这条路与他们巴黎家中到英国咖啡馆3或银楼之间相差无几，这段路程对他们来说无非是必须穿过的距离而已。他们抵达漂亮的小饭馆以后，富有的年轻人的朋友们对他有衣着如此华丽的情妇艳羡不已。那女人的围巾在小团体面前展开，有如熏香而轻柔的面纱。但是这围巾也将小团体与外界隔绝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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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罗什富科家族为法国一古老贵族家庭。

2法古里。

3这家饭馆因英国人常去而得到这个名字，当时很有名。巴尔扎克笔下，拉斯蒂涅曾在这里用餐。左拉笔下，娜娜也在这里吃过饭。该饭馆位于意大利人街与马里沃街相交处。

可叹，为了安静休息，我根本无法像这些人那样行事。我关心着旅社房客之中的许多人。有一个男子，额头凹陷，目光在其成见与所受教育之间游移不定，他是本地的大财主，我真希望这个人对我不要视而不见。他不是别人，正是勒格朗丹的姐夫：他有时到巴尔贝克来出访，每个星期天，他妻子和他举办每周一次的花园晚会，常常使旅馆的房客减少一部分，因为这其中常有一两位应邀参加这些节庆活动。其他人为了不要显出自己没有受到邀请的模样，便挑选这一天到远处去郊游。第一天，旅馆对他接待很冷淡，因为他刚从天蓝海滨1下船来，这里的工作人员还不知道他是谁。他不仅未着白法兰绒衣裤，而且对豪华大厦的生活完全无知，依然按照法国老规矩，走进大厅，看见那里有几位女士时，一进门便脱下了帽子。这一动作使得经理回答他的问话时，甚至没碰自己的帽沿一下，认为他大概是个出身最寒微的人，也就是经理自己称之为“老百姓出身”的人。唯有公证人的妻子感到自己受到这个新来人的吸引，认为他散发出有身分的人佯装俗气的味道。她宣称在他面前，人们感到对方是一位很出类拔萃的人，极有教养，而且在所有在巴尔贝克遇到的人当中，他如鹤立鸡群。她认为，只要她本人不能与他经常来往，那他就是不能与之经常来往的人。说这些话时，用的是对芒市的最上等阶层了如指掌、辨别能力万无一失、对其权威无可辩驳的人的口气。她对勒格朗丹的姐夫作出这样有利的评断，可能是因为此人外表极为平淡，没有任何借势吓人的地方，也可能是因为她从这个举止有如虔诚教徒的乡绅身上认出了自己那一教派——共济会——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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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国南方地中海海滨从马赛到尼斯一段，景色绝佳，人称“天蓝海滨”。

我已经得知——又有什么用！每天在旅馆门前骑马的几个小伙子，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新产品商店的老板，满肚子鬼主意。我的父亲永远不会同意与这些人结交。“洗海水浴的生活”使他们长成了大个头，在我眼中，简直是半人半神的骑士雕像。我抱的最大希望，就是他们永远不要将他们的目光停驻在我这个可怜的小男孩身上，这个就是为了到沙滩上去坐坐才离开旅馆餐厅的小男孩。我甚至希望得到曾是大洋洲某荒岛之王的那个冒险家和患肺病的小伙子的好感。我爱设想那个患肺病的小伙子在他那狂妄的外表下掩盖着一颗胆小怕事而又温柔的心，说不定对我一个人能慷慨赠予深情之珍宝。何况（与人们惯常对于旅途中之新交所说的情形相反），看见你跟某些人在一起，在有时再去的海滩上，会在真正的社交生活中给你增加一项无比的系数，在这里，也就只有洗海水浴的友情了。人们对友情倒也不是敬而远之，在巴黎生活中，人们还细心培植它呢！所有这些瞬时的或地方性的名人，他们会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很在意。我那爱为人设身处地、重现他们的思想状况的秉性，使我不仅把他们放在他们自己真正的地位上，把他们放在假如在巴黎他们会占据的地位上——那地位大概很低——而且还把他们放在他们自己认为应该处于的地位上。说老实话，在巴尔贝克，他们就是把自己放在了自认为应处的地位上。由于这里缺乏共同的尺度，便赋予他们某种相对的优越感和某种莫名其妙的趣味。可叹，所有这些人的轻蔑，没有一个比德·斯特马里亚先生的轻蔑那样叫我难受。

他的女儿一走进来，我就注意了。我注意到她那苍白而又几乎蓝莹莹的美丽面庞，注意到她那高高的个儿，她的举止中与众不同、令我不无道理地忆起她的遗传、她所受的贵族教育的地方，尤其是我知道她的名字，这一切就更加清楚，正像天才音乐家所发现的那些具有表现力的题材，将闪烁的火光、江河的声响和田野的宁静为听众描绘得那样精采一样。听众如果事先浏览过乐谱，更是早就将自己的想象力引导到了恰当的道路上。“种”，又给德·斯特马里亚小姐的风韵加上了其原由的概念，使其风韵更可理喻，更加完美。这也使其风韵更加撩人欲望，因为这等于宣布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正象一件物品很叫我们喜欢，而价格昂贵就更增加了它的价值一般。这精选的上等津液组成了面庞，遗传的茎杆又赋予它海外珍果或著名海鲜的香味。

一个偶然事件骤然间给我外祖母和我送来了合适的手段，使我们在大旅社的所有房客眼中，威信立即提高。确实，就在那头一天，那位老妇人从自己家中下得楼来。前有小厮开路，后有贴身女仆小跑跟随，手中拿着忘下的一本书和一条毯子。靠着这些，对人的心灵产生了影响，在所有人心中激起了好奇和崇敬。看得出来，德·斯特马里亚先生比任何人都更无法摆脱这种好奇和崇敬。就在这时，旅馆经理向我外祖母弯下身来，出于客气（就象将波斯国王或拉娜瓦洛王后1指给一个默默无闻的看热闹的人看一样。显然这个看客不可能与那权势炙手可热的君王有任何关系，但也会觉得曾在几步开外的地方见过他很有意思），向她耳边溜出一句：“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就在此刻，这位老妇人远远望见了我的外祖母，情不自禁地射出惊喜交加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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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拉娜瓦洛娜三世（1862——1917），她1883——1897年曾为马达加斯加王后，后被流放到留尼汪及阿尔及利亚。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于要接近德·斯特马里亚小姐而无可求助的我，最有魔力的仙女以一个小老太太的形象突然出现，还有什么会比这个更能使我心花怒放，诸位可以想见。实际上，我再也听不见任何人讲话的声音。从美学观点来说，人的数量极其有限，不论到哪里去，都经常会体验到见到熟人的快乐，即使不像斯万那样到前辈大师的画面中去寻找也会遇到。就这样，我们到巴尔贝克小住的头几天，我就遇到勒格朗丹，斯万的门房和斯万太太本人。勒格朗丹成了咖啡店的侍者；斯万的门房成了过路的陌生人，我没有再见过他；斯万太太则成了游泳教练。对于相貌和思想方法上具有某些特点的人，似乎有一种磁现象，将他们彼此吸引到一起，紧紧抓住分不开，以至于大自然这样将一个人引进一个新的机体时，并不会使这个人受到过分的损伤。勒格朗丹变成了咖啡店侍者，但是他的个头，他鼻子的侧影和下巴的一部分都保持完好。斯万太太变成了男性，加上游泳教练的身份，不仅仅她平时的长相跟随着她，甚至某种说话的模样也跟随着她。只是她现在系着红腰带，海上稍有长浪涌来，她便举起小旗，禁止游泳（游泳教练都小心翼翼，难得有人会游泳），对我已经用处不大，正像从前斯万在《摩西生平》那幅壁画中从叶忒罗的女儿的面庞中认出了她1，也不可能有什么用处一样。这位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可是货真价实的，她并没有受到魔法的折磨，魔法一施可就夺去了她的权势。相反，她能够将一种魔法交给我的权势使用，使这权势顿时增加百倍。多亏有了这个，我就像有神鸟的翅膀托着一样，很快穿越了将我与德·斯特马里亚女儿隔开的无限远的社会地位的距离——至少在巴尔贝克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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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斯万之恋》中描述的情节：斯万发现奥黛特与波提切利《摩西壁画》中叶忒罗的女儿西坡拉相像，因而越发觉得奥黛特美丽非凡。

可惜，如果说这世界上有谁比任何人都更离群索居的话，那就是我的外祖母了。如果她知道，我对舆论看得很重，我对哪一个人、哪些人有兴趣，她甚至不会因此看不起我，也不会理解我。而这些人，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她大概一直到离开巴尔贝克也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我不敢向她招认，如果这些人看见她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话，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感到侯爵夫人在旅馆中很有威信，而且她的友情能在德·斯特马里亚先生眼中提高我们的地位。再说，我外祖母的这位女友在我心目中也根本不代表贵族中的一员：我的思想还没有停驻在她的姓上面时，这个姓氏在我耳边就已那么熟悉，我已经司空见惯了。我还是孩童时，就常听见家里人提起这个姓。她的贵族头衔也只不过在姓氏上加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特殊玩艺而已，就像一个不常见的名字一样。街名也是如此。在拜伦爵士街1，那么大众化、那么俗气的罗什舒阿街2，或在格拉蒙街，3发现不了任何比莱翁思－雷诺街4或希波里特－勒巴街5更高尚的东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也好，她的表兄麦克马洪也好，并不使我想到一个什么特殊世界的人。对麦克·马洪6和也是共和国总统的卡尔诺7以及拉斯巴耶8，我也不加区分。弗朗索瓦丝一起买过拉斯巴耶和教皇庇护十一世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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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拜伦爵士街位于巴黎第三区，于这位英国诗人逝世的次年1825年命名。

2以蒙马特尔修道院女院长（1717——1727）玛格丽特·德·罗什舒阿的名字命名，位于巴黎第九区。直到十八世纪时，该区有许多下等酒馆。到普氏在世时，此区内有了布雷耶尔音乐厅及罗什舒阿通俗戏院（1910年成为现代剧院）。

3格拉蒙街位于巴黎第二区。此处原有格拉蒙家族之大公馆，十八世纪末以此命名街道。

4莱翁思－雷诺街于1884年命名，位于巴黎第十六区。莱翁思－雷诺本为工程师，领导海岸灯塔事宜，著有关于法兰西海岸照明之论文。

5希波里特－勒巴街于1861年命名，位于巴黎第九区。希波里特－勒巴为本区内洛莱特圣母院之建筑师。

6麦克·马洪，1873—1879年曾任总统。

7卡尔诺，1837年生，1894年被无政府主义者卡兹里奥在里昂暗杀。

8拉斯巴耶（1794—1878），政治家、医生、记者，参加了1830年和1848年革命。

我的外祖母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出门在外，不应该再有什么交往，上海滨不是为了去看望人的，要做这种事在巴黎多少时间都有；这宝贵的时间应该全部在露天，面对海浪来度过，而礼尚往来、客气俗套会使你浪费宝贵的时间。她还以为所有的人都同意她的这个观点，她下令，老朋友在同一旅馆中巧遇，要演一出相互隐姓埋名的戏。她觉得这样更方便一些。听到旅馆经理提到那个姓氏，外祖母只是扭过头去，作出似乎没有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样子。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明白我的外祖母并不一定要相认，于是自己也漫无目标地望去。她走远了。我孤独地留在那里，好似一个落水者，一艘船只似乎靠近了他，但是，接着，并没有停下便消逝了。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也在这个餐厅中用餐，不过是在另一头。住在旅馆里的人或者来这里拜访的人，她一个也不认识，甚至不认识德·康布尔梅先生。有一天德·康布尔梅先生和妻子接受邀请与首席律师共进午餐，果然我看到他并未向那位老妇人打招呼。首席律师与这位绅士同桌进餐，觉得十分光彩，喜不自禁。他回避往日的朋友，只远远向他们挤挤眼睛，以便（还算是不加声张地）暗示这一历史性重大事件，为的是不要让人理解为这是敦请他们前来。

“喂，我想您混得不错，成了个时髦人物啦！”当天晚上首席审判官的老婆对他说。

“时髦？为什么？”首席律师问道，故作惊讶地掩饰自己的喜悦，“是因为我请的客人吗？”感到自己再装不下去了，他这样说道，“可是有几位朋友共进午餐，有什么可时髦的呢？

他们反正得在哪儿吃饭呀！”

“就是，就是时髦！他们就是德·康布尔梅夫妇1吧，是不是？我确实认出来了。那是一位侯爵夫人。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并不通过娶妻得到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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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是加在贵族爵位上的一个标记，一般应说“德·康布尔梅侯爵”，不应与爵衔分开，只加“德”字。首席审判官老婆如此说话，表明她对上流社会很不熟悉。

“嗨，她是很朴实的一位女子，非常可爱，一点没有客套。我以为你们会来，我直跟你们打招呼……你们来了，我不就给你们介绍了！”他用轻微的讥讽口吻使这个提议的重要性稍微减弱一些，就像阿絮埃吕斯对爱丝苔尔说：“要不要把我这列国给你一半？”1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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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拉辛名剧《爱丝苔尔》第二幕第七场。

“不，不，不，不，我们还是躲起来，像平平常常的紫罗兰一样的好。”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你们不该那样，”首席律师回答道，反正危险已经过去，他胆子壮起来了，“他们还会把你们吃了！

咱们玩牌吧？”

“太好了，我们都不敢跟您提这个了，你们现在请侯爵夫人吃饭了！”

“噢，算了吧，这些人毫无不同寻常之处。喂，我明天晚上要去跟她们吃饭。你愿意不愿意替我去？我这么说是真心诚意的。说老实话，我也一样喜欢呆在这里。”

“不，不，不！……那人家要把我当反动分子撤职了！”首席审判官大叫大嚷道，因为自己开的这个玩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您也一样，人家在菲特尔纳接待您，”他扭过身对公证人说话，加上这么一句。

“噢！我每个礼拜天去，一个门进，另一个门出。但是他们可不像在首席律师家那样在我家吃饭。”

德·斯特马里亚先生那一天不在巴尔贝克，真叫首席律师遗憾。但是他很狡诈地对饭店侍应部领班说：

“埃梅，你可以告诉德·斯特马里亚先生，他并不是在这间餐厅里吃饭的唯一贵族。今天中午与我一起用午饭的那位先生，你可看见？嗯？小胡子，军人模样？对，那就是德·康布尔梅侯爵！”

“真的吗？怪不得呢！”

“这应该向他表明，他并不是唯一有贵族头衔的人。捉弄捉弄他好了！煞一煞这些贵族的威风，不是坏事。埃梅，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些话，请你一点也别告诉他。这倒不是为我自己。再说，这些他全知道得一清二楚。”

第二天，德·斯特马里亚先生知道了首席律师为他的一个朋友辩护的事，亲自出马自报家门。

“咱们共同的朋友德·康布尔梅夫妇本来正是打算让咱们在一起聚聚的，不巧咱们安排的日程凑不到一块，总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首席律师说道，像所有撒谎的人一样，自以为人家是不会设法弄清某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的。实际上某个细节便足以（如果碰巧你掌握了朴素的事实真相，那真相与这细节相互矛盾）揭示某人的性格，并叫人永远对你存有戒心。

我象往常一样望着德·斯特马里亚小姐。她父亲走开去与首席律师谈话时，就更方便。她的仪态显得异常放肆，又始终特别优美。例如，她双肢支在桌上，将酒杯举到前臂之上，目光冷淡，很快就无精打采，固有的，家传的生硬，她的声音中个人的抑扬顿挫掩盖不住这种冷淡和生硬，从口气里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些东西。这使我的外祖母非常不快。那是返祖遗传的傲慢，每当通过某个眼神或某种声调她表达完了自己的思想之后，就要回到那种傲慢的表情上去。这一切必须使注视她的人想到她的家系上去，是这个家系将这种缺乏人情味、缺乏敏锐感受和缺少宽大胸怀传给了她。有时她的目光从眼珠那飞快干涸的背景上瞬息闪过，从这目光中可以感到几乎谦恭的温柔，那是感官享乐占主导地位的滋味赋予世界上最骄傲的女子的温柔。这女子转眼间就只承认一种威望，那就是任何可以使她体会到这些感官享乐滋味的人在她面前的威望，哪怕是一个喜剧演员或者江湖艺人。为了他，说不定她会离开自己的丈夫一整天。有时她的面色现出肉感而且鲜艳的玫瑰色，这玫瑰在她那苍白的双颊上盛开，那面色犹如将肉红色加进了维沃娜河中白色睡莲的花蕊。从某些这样的目光和这样的面色中，我似乎感觉到，她说不定会轻易应允，让我前来在她身上寻找她在布列塔尼过的那么富有诗意的生活的味道。也许是太司空见惯了，也许天生与众不同，也许厌恶自家的贫穷或吝啬，她似乎并未给这种生活找到很大的价值，不过，在她的身上就暗暗包含着这种生活。

遗传给她的意志力，储备量甚微，赋予她的表情某种懦弱，大概她从那微量的储备中找不到抵抗力量的源泉。她每次用餐都戴一顶灰色呢帽，从不变样，帽上插着一根已有些过时却又自命不凡的羽毛。在我眼中，这顶呢帽使她变得更加温柔，并不是因为这帽子与她那银白和粉红的面色十分相谐，而是因为这顶帽子使我设想她很贫穷，这就使她与我更加接近。父亲在场，她必须取一种合乎习俗的态度，但是对于她面前的人有何感受，如何对这些人进行分类，她已经有了与其父亲不同的原则。说不定她在我身上并没有注意到地位不够，而是注意到了性别和年龄。如果哪一天德·斯特马里亚先生单独出门，不带着她，特别是如果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走来坐在我们的餐桌上，使她对我们产生一个概念，我可能会壮起胆子去接近她，说不定我们就能交谈几句，约会几面，关系更紧密了。如果有一个月，她父母不在，她一个人就留在那富有浪漫情调的古堡中了。黄昏时节，在海浪汩汩敲击的橡树下，在那色泽暗淡下去的水面上，欧石南粉红的花朵发出更柔和的闪光，说不定那时我们两人就能单独散步了。我们会一起足迹踏遍这个岛屿。对我来说，这小岛充满了魅力，因为它隐藏着德·特斯马里亚小姐的日常生活，因为它安眠在她双眼的回忆中。当我穿过这些地点，这些地点以那么多的往事包围着她，我似乎感到只有在这里，我才真正地拥有她。这些往日的回忆如一层面纱，我的欲火真想将它掀开。还有大自然在女性与某些人之间投下的回忆（怀着同样的意图，大自然对所有的人，在他们与最强烈的快感之间，放上传宗接代的行为；对昆虫，在花蜜前放上花粉，好让昆虫将花粉带走），以便他们受到这样更能完全占有她的幻觉欺骗之后，不得不首先占有自然景色，她就在这景色之中生活。比起肉欲的快感来，这景色对他们的想象更有用。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肉欲的快感，这景色是不足以吸引他们的。

可是这时我必须将视线从德·斯特马里亚小姐身上移开了，因为她父亲已向首席律师告辞，并且回来坐在她的对面，提着双手，好像一个人刚刚得了什么宝物一样。他大概认为结识一位重要人物是一件奇怪而简短的举动，这举动本身就已足够；为了扩展这一举动所包含的全部意义，握一握手，注视一下也就够了，并不需要立即交谈，也不需要事后有什么交往的。至于首席律师嘛，这次会见那初次的激动一过去，他就象平日人们有时听见他谈话那样，对旅馆侍应部领班开了腔：

“埃梅，我可不是国王；你去国王身旁服侍吧……喂，这头一道菜小鳟鱼，看上去很好吃，咱们再向埃梅要点。埃梅，你们做的这小鱼，我看完全可以再叫几盘。你再给我们送点来，埃梅，悄悄地。”

他不时反复叫着埃梅的名字，这就使得他请什么人吃饭时，他的客人会对他说：“我看出来，你在这里完全和在家里一样嘛！”从这种想法出发，客人觉得也应该嘴里不断地叫着“埃梅”，这里面既有胆怯，又有俗气，又有愚蠢。某些人认为，一字不差地模仿跟他们在一起的人，是既聪明又漂亮的事，这些人就是又胆怯，又俗气，又愚蠢。他不断地重复这名字，但是面带笑容，因为他既要将他与旅馆侍应部领班的良好关系展现在人们面前，又要将自己高于他的那种优越感表现出来。旅馆侍应部领班也一样，每次他的名字又出来的时候，他都既感动又骄傲地微笑着，表明他既感到受抬举，又完全明白那是开玩笑。

大旅社这间宽大的餐厅，一般是座无虚席的。对我来说，在这里用饭总是很吓人的事。当旅社的业主（或者是合伙人公司选出的总经理，我不太清楚）来到待上几日时，这种情形尤甚。此人并非这一家豪华旅馆的业主，而是七八家旅馆的主人。这些旅馆遍布法国各地，他就在这些旅馆之间往来穿梭，在每一处不时待上一个星期。这时，几乎就在晚餐开始时，每天晚上在餐厅入口处，这个小老头儿就会出现，白头发，红鼻子，不动声色，衣冠整齐，不同寻常。据说，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蒙特卡洛，他都以欧洲最大的旅馆主之一而赫赫有名。

有一次，晚餐开始时我出去了一会，回来时从他面前经过。他向我施礼，显然是为了表明我是他的顾客，但是十分冷淡。我无法辨清这种冷淡的原因，是一个人忘不了自己的身分，而表现出的矜持，抑或是对一个无足轻重的顾客的蔑视。反过来，面对那些十分重要的客人，总经理鞠躬时亦同样冷淡，但是腰弯得更深一些，毕恭毕敬，垂下眼皮，好象在葬礼上站在死者父亲面前或圣体面前一样，除了这种冷淡而又难得的敬礼之外，他一动不动，似乎为了表明他那前突而又熠熠闪光的双眼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在“大旅社的晚餐”中，既保证各种细处完美，又保证总体和谐。显然他感到自己比导演高明，比乐队指挥高明，是真正的大元帅。他认为，将凝视提高到最高程度，就足以保证一切就绪，犯下的任何过失也不会导致完全溃败。为了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他不仅仅不作任何手势，甚至眼睛也不眨一眨。由于注意力集中，那眼睛几乎都化成了化石。可这眼睛对全部行动一览无余，而且指导着全部行动。我感到甚至我那羹匙的动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一喝完汤，他就溜之大吉了。可是他刚才的检阅，叫我整个晚餐过程都没有胃口。

他的胃口倒极佳，因为他象一个普通人一样，与所有的人同时在餐厅中用午餐。大家都看得出来，他那餐桌只有一点特殊，那就是在他吃饭过程中，另一位经理，平常的那位，一直站在他身旁与他谈话。因为这位经理是总经理的下级，他极力拍总经理的马屁，而且对总经理怕得要命。吃午饭时我的恐惧有所减少，因为总经理这时消失在顾客之中，极力不引人注目，如同一位将军坐在一家饭馆里，饭馆中也有士兵，他要显出不管他们的模样。尽管如此，穿制服的仆役环绕四周，门房向我宣布“他明天早晨走，到迪纳尔去。从那，他到比亚里茨去，然后到戛纳去”时我总算呼吸更自由一些了。

我在旅馆中没有什么交往，而弗朗索瓦丝结交了许多熟人，这就使我在这里的生活不仅很凄凉，而且很不舒服。看上去，似乎她结交的人应该使我们办事方便。实际则正相反。虽然那些无产者很难叫弗朗索瓦丝把他们当熟人待，只有在极为彬彬有礼待她的某些条件下，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反过来，他们一旦达到这种地位，那弗朗索瓦丝心中就只有他们了。她的老经验已经教她明白了，对她主人的朋友，可以丝豪不受约束。如果她有要紧的事，就可以把一位前来看望我外祖母的太太打发走。但是对她自己的熟人，就是说那些难得为她那难得的友情所接纳的平民百姓，她的行为可是遵照最细致周到、最绝对的外交礼仪的。

弗朗索瓦丝认识了主管饮料的掌班，认识了一个小小的贴身女仆，她是给一位比利时太太做长裙的。弗朗索瓦丝认识他们以后，午饭后再也不马上上楼为我外祖母准备各种器物，而是在一小时之后，因为主管饮料的掌班要给她弄咖啡或者药茶喝，那个贴身女仆要她去看自己怎样做衣裳。而拒绝他们是不可能的，是属于不可为之事之列。此外，她对那个小贴身女仆特别关心。那人是一个孤儿，几个陌生人将她养大，她就要到那些人家里去过几天。这种情形激起弗朗索瓦丝的怜悯之情，也激起她那善意的蔑视。她自己有家庭，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所小房子，她的兄弟在那里养了几头乳牛。她不能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视为她的同类。这个小姑娘希望八月十五1时去看望她的恩人。弗朗索瓦丝情不自禁地反复叨念着：“她真叫我好笑。她说：‘我希望八月十五回家去。’她说‘家’！那根本不是她的老家，而是收养她的人，可她还说‘家’，好象真是她的家似的。可怜的小姑娘！她真穷得可以，都不知道什么叫有个自己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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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月15日西方为圣母升天节。

弗朗索瓦丝与顾客带来的一些贴身女仆要好，这些人跟她一起在“邮件处”用晚饭。她们看见她那漂亮的花边便帽和条的体态，把她当作是一位太太，说不定是贵族太太，因境况不佳或者对我外祖母非常依恋而来给她当个随身人。如果弗朗索瓦丝只与这些人要好，一言以蔽之，如果她只与不是旅馆的人要好，那害处还不大，因为她还不会妨碍旅馆的人为我们做事。其实，即使她不认识旅馆的人，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对我们有什么用。可是弗朗索瓦丝也与一个饮料掌班、一个厨房里的人、一个管一层楼的女管事交上了朋友。结果是，在我们的日常起居上，弗朗索瓦丝新来乍到，还什么人都不认识时，为一点点小事，她就乱按铃叫人。有时时间不合适，我外祖母和我都不敢按铃，她却敢。我们如果为此对她稍加批评，她便回答说：“花了不少钱嘛，就得这样！”似乎那钱是她付的。而现在，自从她成了厨房里一个大人物的朋友后，我们本以为这对我们住得舒服一些是个好兆头。然而不是这样，如果外祖母或我脚冷，哪怕是正常时间，弗朗索瓦丝也不敢按铃。她说，这样会叫人产生不好的印象，因为这等于逼他们再把锅炉升起来，或者妨碍仆人吃晚饭，他们会不高兴的。最后她还要用上一个固定词组：“事实是……”，虽然她自己说时也不大有把握，可是这句话的意思仍很明显，明明白白地是说我们不对。我们也不坚持，生怕她再对我们来上一个固定词组，而且更厉害得多：“有什么了不得！……”结果是：因为弗朗索瓦丝成了烧热水的人的朋友，我们反倒再也没有热水了。

最后，通过我外祖母，我们也认了一个熟人，虽然她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有一天早晨她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在一扇门边迎面相遇，不得不上前搭话，事先双方都作出惊讶和犹豫不决的手势，作出后退、怀疑的动作，最后又因礼节和高兴做出抗议的动作，就象莫里哀戏剧的某些场面一样：两个演员相距几步远，但是长时间各自在一边进行独白，忽然，他们你看见了我，我看见了你，最后又两人一起说起话来，对话之后就来了个合唱，两人拥抱在一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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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氏可能想到了莫里哀《妇人学堂》的开头。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出于谨慎，过了一会就想离开我的外祖母。可是外祖母相反，更希望一直挽留她到午饭时刻，极力想知道她是怎么搞的，收到信件既比我们早，又能吃到上好的烤肉（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很贪吃，她很少品尝旅馆里的饭菜。我们是在旅馆里用餐的。我的外祖母总是引用塞维尼夫人的原话，认为旅馆的饭菜是“富丽堂皇到叫人饿死”1的）。从此，侯爵夫人养成了习惯，每天在餐厅里等人家给她上菜时，便到我们身旁坐一会，而且不许我们站起身来，不许我们在任何事上为她忙碌，至多在我们吃完午饭，桌上杯盘狼藉的时刻，常常多待一会与她聊聊。

我呢，为了能爱上巴尔贝克，为了保持我置身于地球尽头的想法，我竭力向更远的地方望去，只看见大海，在那里寻找波德莱尔所描写的各种效果，只有上什么大鱼的日子我的目光才低垂下来注视餐桌。这海中魔怪与刀叉相反，与原始时代是同时代之物。那个时代，生命开始在大洋之中涌流，在西梅里安2时代，鱼类那无数椎骨和蓝色、粉红色神经的躯体已经由大自然创造出来，而且是按照一种建筑蓝图，好象一座多色彩的海上教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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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自塞维尼夫人1689年7月30日致其女儿函。说的是瓦纳主教的华宴。意思是菜肴极为丰盛，但是客人不敢吃，因为全是不好消化的东西。

2这是古代的一个民族，荷马在《奥德赛》中曾经提到。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数次提到。据说这些人生活在天涯海角，永远是黑夜。

一个理发师正在毕恭毕敬地服侍一位军官。一位顾客走进来，理发师见那军官认出了顾客，并与他搭起话来，聊上一会。理发师很高兴，他明白这两位属于同一阶层，去拿肥皂碗时，禁不住微微一笑，因为他知道在他这店里，在使用洗头肥皂这粗俗的活计之上，还可加上社会上的、甚至贵族味道的快乐。埃梅也像这个理发师一样，他看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发现了我们是老熟人，去给我们端漱口水时，那种微笑和一位很会适时走开的家庭主妇那既自豪又谦虚又非常不引人注目的微笑一样。也可以说那是一位兴高采烈而又深受感动的父亲，他密切地注视着在他的餐桌上结成订婚礼的子女的幸福，而又不去打扰这种幸福。再说，只要听人道出一个有贵族头衔的人名，埃梅就会显得兴高采烈。这与弗朗索瓦丝正好相反，谁若是在她面前说“某某伯爵”，她的脸色没有不阴沉下来，话语没有不变得干巴巴而又简短的。但这并不说明她钟爱贵族的程度就比埃梅差。

其次，弗朗索瓦丝还有一个本事，那就是她能从别人身上找出其最大的缺点来。她很为此自豪。埃梅属于令人愉快又充满善良纯朴的一类人，弗朗索瓦丝则不然。给埃梅他们讲一件多少带点尖刻味道、但在报纸上没有的、尚未发表的事情时，他们便感到非常高兴，而且形诸于色。弗朗索瓦丝可不愿露出惊异的神色。奥地利大公鲁道夫1，她从来就没想过有这么个人。若是在她面前说，这位大公并没有象人们认为确有其事那样已经死掉，而是还活着，她也会回答“对”，似乎她早就知道一样。此外，还应相信，她虽然那样谦恭地称我们为主人，我们也几乎完全驯服了她，但是她出身的家庭在自己的村庄里境况富裕，地位独立，享有一定威望，这个家庭的地位一定受到这些贵族的干扰。所以，即使是从我们嘴里她听到一个贵族的姓名，她也没有不强忍怒气的。而埃梅则相反，他自孩童时代起便在贵族家中当仆役，甚至可以说他是靠慈善在这些人家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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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道夫（1858—1889）为奥地利国王弗朗索瓦－约瑟夫一世的独生子，1889年，人们在梅耶林的猎宫中找到他与情妇玛丽亚·维茨拉的尸体，不知他们是自杀还是被暗杀。

因此，对弗朗索瓦丝来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因自己是贵族就需要向人讨饶。至少在法国，这正是那些大老爷和贵妇人的天才之所在，也是他们唯一操心的事。有些仆人，就他们的主人与他人的关系，不断收集些只言片语，从中有时得出错误的推理——就象人对动物的生活得出错误的推理一般。弗朗索瓦丝遵循这个倾向，总是觉得人家“亏待”了我们。再说，和她对我们极度偏爱一样，她从别人使我们不快中得到快乐，这也很容易使她得到这个结论。但是，当她看到，而且决不可能看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我们和对她本人的百般殷勤照顾以后，她便原谅了这位夫人身为侯爵夫人，而且由于她不停地感谢这位夫人身为侯爵夫人，她喜欢这位夫人胜过我们认识的所有的人。这是因为我们认识的人当中，确实没有哪一个能努力做到这样持续不断地热情备加。每次我外祖母发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正看一本书，或者说觉得一位女友赠她的水果漂亮，一小时过后，一位贴身男仆就会上楼来将书或水果送给我们。待我们此后与她相见、向她表示感谢时，她总是作出要给她赠物找一个特殊用途以作为遁辞的模样，只是说：“那书并不是什么杰作，可是报纸到得这么晚，非得有点东西看不可。”或者说：“在海边，弄些可以放心的水果，是比较谨慎的做法。”

“可我觉得你们从来不吃牡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我们说（更增加了我那时的厌恶印象，因为牡蛎的活肉叫我讨厌，更甚于粘乎乎的海蜇，这两样使我觉得巴尔贝克海滩黯然失色），“这一带海边，牡蛎非常鲜！啊，我要吩咐我的贴身女佣人，去取我的信时将你们的信也一起取来。怎么，您的女儿每天给您写信？你们能找得出那么多话相互倾诉吗？”

我的外祖母沉默不语。可以相信这是出于蔑视。她在给我妈妈的信中反复地写到塞维尼夫人那句话：“刚刚收到一封信，过一会又想再收到一封，我全靠收信才能呼吸。1我的这种感觉，能理解的人微乎其微。”下面的结论是：“我寻求属于这少数之列的人，我回避其他人。”我真担心她会将这个结论应用在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身上。她不得不转换话题，对前一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叫人给我们送来的水果大加赞扬。那水果也确实精美之至，旅馆经理虽因自己的水果盘深受蔑视而妒意大发，依然对我说：“我跟您一样，比起其它任何餐后小吃来，我更喜欢水果。”我的外祖母对自己的女友说，旅馆里上的水果一般都非常糟糕，因此她对这些水果就更加喜欢。

“我可不能象塞维尼夫人那么说，”她补充一句道，“如果我们异想天开想找一个坏水果，则不得不叫人从巴黎弄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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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句见于塞维尼夫人1671年2月18日致女儿函。下面两句却不在此函中。

2见塞维尼夫人1694年9月9日函，原话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异想天开想找到一个坏甜瓜，可能就不得不叫人从巴黎弄来了，这里是没有的。”

“啊，对，您看塞维尼夫人的《书信集》。我从头一天就看见您手里拿着她的《书信集》（她忘了，她在门边与外祖母相遇之前，在旅馆里从未见过我的外祖母）。她总是操心她的女儿，您不觉得有点过分？她谈女儿谈得太多了，不可能是真心诚意的。她写的东西不够自然。”

外祖母觉得辩论毫无用处。为了避免在无法理解她之所爱的人面前谈论这些事，她干脆把手提包放在《德·博泽让夫人回忆录》上边，把那本书遮住。

弗朗索瓦丝戴着一顶漂亮的便帽，旅社的全体人员对她敬重备至。她下楼“到信件处去吃饭”，她称这个时刻为“中午十二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如在这时遇到她，便拦住她打听我们的消息。弗朗索瓦丝将侯爵夫人委托的话转达给我们，她模仿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嗓门说道：“她说：‘您一定向他们问好。’”她以为是逐字逐句引用那位夫人的话，可是歪曲的程度，不亚于柏拉图歪曲苏格拉底的话1，或者圣约翰歪曲耶稣的话。自然弗朗索瓦丝对这种关切十分感动。外祖母担保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从前姿色出众。弗朗索瓦丝可不相信，她认为外祖母出于阶级利益在信口开河，富人反正总是护着富人。确实，那出众的姿色，如今已残留无多。除非比弗朗索瓦丝更具艺术家气质，仅要注视她，而且要对每个线条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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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柏拉图确实在其《对话录》中经常提及苏格拉底。仔细研究以后，确实苏拉底的形象与柏拉图给我们描述的不尽符合。

“我得想着哪一次问问她，是不是我搞错了，她是不是与盖尔芒特家有什么亲戚关系，”外祖母对我说。这话激起我满腔怒火。这两个姓氏，一个是通过亲身体验那低矮而可耻的门进入我的心中，另一个是通过想象那金色的大门进入我的心中。说这两个姓氏之间有共同的宗室，我怎能相信？

人们经常看见卢森堡亲王夫人走过，已经有好几天了。车马华丽，她本人身材高大，红棕头发，美丽非凡，只是鼻子有些过大。她在此地度假，住几个星期。她的敞篷四轮马车停在旅馆门前，一个小厮过来与旅馆经理说话，又回到马车旁，然后送来一些上好的水果（集各种水果于一个篮子之中，正如海湾本身将各个季节都汇集在一处一般），附一张卡片：“卢森堡亲王夫人”，上面用铅笔写了几个字。蓝莹莹的、闪闪发光的、滚圆的李子，跟此刻大海那么圆一样；透明的葡萄挂在枯枝上，好似明媚的秋日；天青石般的梨子。这些水果，送给哪一位隐姓埋名住在这里的王子呢？这不会是送给外祖母的女友的，亲王夫人希望来拜访她。可是第二天晚上，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就差人给我们送来了新鲜而又金光闪闪的串串葡萄，一些李子和梨。虽然李子已变成了紫色，犹如我们进晚餐时刻的大海；虽然天青色的梨子上，已漂着玫瑰色的云朵，我们还是认出了这些水果来自何处。

过了几天，上午在海滩上有交响乐音乐会演出，散场时我们遇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坚信自己听到的作品（《洛亨格林》序曲，《坦豪斯尔》1序曲等）表达了最高的真理，尽量提高自己以达到那作品的境界。为了理解这些作品，我从自身提炼出一切最美好、最深刻的东西，也将一切最美好、最深刻的东西赋予这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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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均为瓦格纳的歌剧作品，分别于1850年和1845年上演。

外祖母和我从音乐会出来，踏上归途回旅馆。我们在海堤上停了一会，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交谈几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我们说，她在旅馆里为我们订了火腿干酪夹心面包片和奶油蛋。就在这时，我望见卢森堡亲王夫人从远处向我们走来。她半拄着一把阳伞，那高大而美丽的身躯现出微微的曲线，划出帝国时代美貌风流的女子珍爱的阿拉伯图案。这些女子双肩下垂，后背上提，臀部凹陷，腿部绷紧，很善于使她们的身躯像一条围巾一样无精打采地飘动。穿过躯体的那条肉眼看不见的柔软而倾斜的茎杆作为骨架，她们的身躯便围绕着这骨架飘动。

卢森堡亲王夫人每天上午出来在海滩上转一圈。那时节，所有的人都洗完了海水浴，上岸准备吃午饭了。她是非到一点半钟才进午餐的，所以，洗海水浴的人早就放弃了那空荡而灼热的海堤之后，她才返回自己的别墅。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向她介绍我的外祖母，也想介绍我。可是不得不向我询问我的姓名，因为她想不起来了。说不定她根本就不知道我姓什么，或者说，她早就忘记我外祖母将自己的爱女嫁给谁了。我的姓氏似乎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这时，卢森堡亲王夫人已向我们伸出了手。当人们向奶妈带着的婴儿微笑时，常常还要加上一个亲吻。她与侯爵夫人说话过程中，不时转过头来带着这种亲吻的雏形，向外祖母和我投过柔和的目光。她希望不要显出自己地位比我们高的样子，但是她肯定没有计算好这段距离。由于计算错误，她的目光充满了善意，以至于我看到她就要像抚摸两头可爱的动物那样用手来抚摸我们。在驯化动物园1里，两头可爱的小兽就会越过铁丝网，朝她伸过头去。顿时，这种关于动物和布洛尼森林的想法在我心中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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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巴黎布洛尼森林附近。

那时节，海堤上尽是来往走动、高声叫卖的小贩，卖的是点心，糖，小面包之类。亲王夫人不知道怎样表示她的好意，便拦住了从我们身边经过的第一个小贩。他只剩下一块黑麦面包了，就是人们扔给鸭子吃的那种。亲王夫人买了这块面包，对我说：“这是给你外祖母的。”可是她却把面包递给了我，微微一笑对我说：“你亲自交给她吧！”她大概以为，在我与动物之间如果没有中介，我的快乐就会更其完整了。

又有其他小贩走过来，她将所有的东西都买了来，塞满了我的口袋，有扎好的一包一包，有角帽形小点心，有罗姆酒蛋糕，有大麦糖。她对我说：

“你自己吃，也给你外祖母吃吧！”

然后她叫穿红锦锻衣服的小黑人给商贩付钱。那小黑人到处跟随着她，成了海滩上的奇景。此后，她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告别，并向我们伸过手来，有意对我们和她的女友一视同仁，当密友对待，而且有意降低自己的身份使我们能够接近她。不过有一次，她似乎将我们的水平在人的阶梯上放得不那么低，因为她与我们的平等，是通过亲王夫人向我外祖母温柔而充满母爱的微微一笑来表示的。人们像向一个大人告别一样向一个淘气孩子道再见时，就是这样微笑的。我的外祖母在进化上产生了美妙的飞跃，她不再是一只鸭子或一只羚羊，而已经成了斯万太太大概会称之为的“baby”1。最后，亲王夫人离开了我们三个人，到充满阳光的海堤上继续散步去了。她那美丽的腰肢弯曲着，象绕在木棍上的一条蛇一样，缠绕在合拢起来拿在手中、白底蓝花的阳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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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语：婴儿。

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亲王夫人。我说第一位，因为马蒂尔德公主从仪态上说完全不是亲王夫人。这第二位，以后诸位会看到，以其钟情也叫我大吃一惊。第二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我们说：“她觉得你们很迷人。这个女人很有眼光，心地十分善良。她跟那许多女君主或亲王夫人可不一样。她具有真正的价值。”这时我便明白了，那是一种大老爷的和蔼可亲，自愿在国君与资产阶级之间充当中间人。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又用坚信不疑的神情加上一句：“我想，她会很高兴再与你们见面。”她非常高兴能对我们这样说。

离开卢森堡亲王夫人之后，当天下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告诉我一件事，叫我更为惊异，而且又不属于和蔼可亲的范围。

“你父亲可是部里的司长？”她问我道。“啊！据说你父亲是个美男子。此刻他正在作美妙的旅行。”

几天以前，我们从母亲的一封信中获悉，我父亲和他的旅伴德·诺布瓦先生丢失了行李。

“行李找到了，更正确地说，根本就没丢，就是这么回事，”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我们说。不知道为什么，对旅行的细节，她似乎比我们知道更详细。“我想你父亲下个星期要提前回来了，他大概放弃去阿尔及西拉的计划了。不过他想在托莱多1多呆一天，因为他对提香的一个弟子2十分欣赏。我想不起此人的姓名了，不过在当地那是很有名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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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班牙城市。

2此弟子即指西班牙画家格雷戈。

对她所认识的那群人单纯、细微而又模糊的骚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向是用不动声色的眼镜远远打量的。我自忖，是什么巧合，使得她观看我父亲的那个地方，正好嵌了一块无限放大的镜片，使她那么有立体感地、极为详细地看到了我父亲所有令人愉快的东西，例如使他不得不回家的偶然事件呀，在海关遇到的麻烦呀，对格雷戈1的兴趣呀等等。这块镜片改变了她视野的比例尺，在万头攒动的芸芸众生中唯一使她看到这一个人，就象居斯塔夫·莫罗画朱庇特在一个软弱的下界女子旁边，将他画得超人大小一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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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雷戈（1541—1614），西班牙画家。

2大概指的是《朱庇特与塞墨勒》一画，画上，朱庇特将塞墨勒置于自己膝上，塞墨勒犹如其掌中玩物。也有说指的是《朱庇特与欧罗巴》。

我的外祖母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告辞，以便我们能在旅馆前多呼吸一会新鲜空气，一面等待着人家隔着玻璃窗向我们打招呼，说我们的午饭已经备好。这时只听得一阵喧嚣。原来是野蛮人部落国王那年轻的情妇刚刚洗罢海水浴，回来进午餐。

“这真是一大害，她应该离开法兰西！”首席律师此时正经过这里，他义愤填膺地大喊大叫。

公证人的老婆却眼睛睁得大大地，死死盯着冒牌女君主。

“布朗代太太那样望着这些人，多么叫我着恼，我简直没法告诉你，”首席律师对首席审判官说道，“我真想给她一记耳光！这个女无赖，你这么看她就提高了她的身份，她就盼着人家注意她呢！你叫布朗代提醒提醒她，告诉她这很可笑。我呀，如果他们再作出对这些冒牌货加以注意的模样，我再也不跟你们一道出去了！”

卢森堡亲王夫人的马车，在她前来送水果那天，已在旅馆前停过。她的前来，自然也未逃过公证人、首席律师和首席审判官的老婆那一群人的眼睛。这几个女人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这么受到敬重，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到底配不配，她们已经手忙脚乱了一些时候，想知道她是真正的侯爵夫人还是一个女冒险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穿过大厅时，到处刺探不对头的事的首席审判官老婆从活计上抬起头来，望着那位夫人，那劲头叫她的女友们笑个半死。

“噢，我呀，你们知道，”她骄傲地说，“我一开始总是往坏处想。非给我拿出一个女人的出生证和公证人证件，我才会相信这个女人真正结了婚。此外，你们别害怕，我要进行小小的调查。”

于是，每天这些女人都笑着跑来问：

“我们是来听新闻的。”

卢森堡亲王夫人前来拜访的那天晚上，首席审判官的老婆把一根手指搁到嘴上。

“有新鲜事。”

“啊！她真了不起，邦森太太！我从未见过……你说，你说怎么啦？”

“咦，一个女人，黄头发，脸上擦的粉有一尺厚，一里开外就能闻到马车味，只有那些小姐才会有这样的车，她刚才来看望那位所谓的侯爵夫人啦！”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嘿，你们看哪！就是我们看见的那位太太，你想起来了吗，首席律师？我们真觉得她不怎么样，可不知道她是来看侯爵夫人的。一个女的，带一个小黑人，是不是？”

“就是，就是。”

“啊，你们说得够多了。你们不知道她的姓名吗？”

“知道，我故意装作走错门了，拿着了她的名片，她的外号叫卢森堡亲王夫人！我多加提防就是有道理嘛！这地方，人很混杂，还有这类天使男爵夫人1来搞鱼目混珠，真是够惬意的！”

首席律师向首席审判官引证了马杜林·雷尼埃和玛塞特2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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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使男爵夫人”是小仲马1855年写的一个剧本《半上流社会》中的女主角。她是一个交际花，试图通过嫁人进入上流社会，但是没有成功。

2马杜林·雷尼埃（1573—1613），著有讽刺作品《玛塞特》，叙述一个浪荡女人晚年成了虔诚的教徒的故事。

再说，这一误会，并非象一出轻松的喜剧里那些第二幕形成到最后一幕便解除了的误会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德·卢森堡亲王夫人是英国国王和奥地利国王的外甥女。当她前来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起出去坐马车兜风时，这两人总显得两大怪一般，属于那种水城难以躲开的怪物。圣日耳曼区的人，在大部分资产阶级人士眼中，有四分之三是输光了赌本的恶棍（再说，个别人有时也确是如此），所以，任何人都不会接待他们的。在这方面，资产阶级是太老实了，因为贵族老爷的毛病决不会妨碍他们自己在凡是资产阶级永远不会受到接待的地方得到垂青，受到接待。而贵族自认为资产阶级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在与己有关的事情上装得天真纯朴，而对他们那些穷愁潦倒的朋友则故作诽谤，这就造成了误会。如果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偶尔与小资产阶级发生关系，因为这个贵族非常富有，恰巧主持最大的一些财团，资产阶级终于会看到，一个贵族当资产阶级成员也很相称。但他还会发誓说，这个人绝不会与一个破了产的赌徒侯爵交往，认为侯爵越是和蔼可亲，他就越没有人缘。待到大宗生意管理委员会主席公爵先生娶了赌徒侯爵先生的女儿作自己的媳妇，资产阶级就更莫名惊诧了。那位侯爵虽是个赌徒，但他的姓氏在法国最为古老。正如一国之君宁愿娶已被废黜的国王之女作自己的儿媳，也不愿娶现任共扣国总统之女给自己儿子为妻一样。这说明这两个世界之间彼此的看法都很虚幻，正如巴尔贝克海湾这一端海滩上的居民对位于海湾另一端海滩的看法也很废幻一样：从里夫贝尔隐约可以望见马克维尔这个“骄傲的公主”。但是就是这一点也是骗人的，因为里夫贝尔的人以为，从马古维尔也能看见里夫贝尔。事实上与此相反，里夫贝尔的灿烂美景，从马古维尔那里，大部分是看不到的。

我突然发烧，请来了巴尔贝克的医生。这位医生认为我不应该整天待在海边风吹日晒，给我开了几个药方。外祖母表面上恭恭敬敬地拿了药方，但我从那表面的恭恭敬敬上立刻看出来，她已坚定地下了决心，不照任何药方去买药。但是她对医生的保健建议很重视，接受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好意，下午带我们坐马车去兜风。这样，上午，直到午饭前，我便在我的房间与外祖母的房间之间窜来窜去。

外祖母的房间与我的房间不一样，不直接面对大海，而且从三个不同角度采光：海堤的一角，一个内院，田野。这房间内的器物也与我的房间不同，有上面绣着金银丝线和粉红花朵的沙发。一走进去便闻到的那种清新芬芳，似乎从那玫瑰色的花朵上散发出来。我更衣出去散步之前，穿过这个房间。这时，从南面进来的光线，与不同时刻进来的光线一样，折断了墙角，在海滩的反光旁，将绚丽多彩的临时祭坛安放在五屉柜上，似乎放上了小径上盛开的鲜花；光线那收拢、颤抖而又温暖的双翼挂在墙壁上，随时准备重新飞起。那光线像洗浴一般，晒热了小院一侧窗旁一方外省地毯，阳光如葡萄藤一般装点着小院，为小院的美丽动人、丰富多彩又加上动态的装饰，好似将沙发上那绣花丝绸一层层剥下，并将其金银丝边一一取下一般。这个房间有如一面棱镜，外面光线的七色在这里分解；有如蜂巢，我就要品尝的白昼的津液在这里溶解，散开，芳香醉人，看得见，摸得着：有如希望之园，溶成怦然跳动的银光和玫瑰花瓣。不过，先于一切的，还是我迫不及待地要知道今天早晨在海滨如涅瑞伊得斯1般游玩的大海是什么模样。我拉开窗帘。每一个模样的大海停驻的时间从未超过一天。第二天，就是另一个大海了，偶尔也与前一日的大海相像。但我从未见过完全相同的大海出现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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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涅瑞伊得斯是涅柔斯和多里斯的五十个女儿之一，在希腊诗人笔下，她“以微笑自娱”，勒贡特·德·利尔则称她是“欢乐的格劳科斯女神”。在希腊神话中，海神格劳科斯本为男性。

有时，大海现出那样罕见的美，我远远见了，惊异万状，更加欢喜。是这一天早晨，而不是另一天早晨，半开的窗扉在我沉迷的眼前展现出格劳科期女神的丽姿。她那慵懒的秀色，无力的呼吸，像朦胧的蓝宝石那样半透明。透过这蓝雾，我看到了给她点染上颜色的可以称得出来的各种无素在涌流。啊，真是得天独厚！女神露出睡意朦胧的笑容，令肉眼看不见的薄雾使阳光发出千变万化。这看不见的薄雾，无非是在她那半透明的表面周围所保留的一块空间而已。正因为有这一方空间，那表面就变得更为缩小，更为感人，就象雕刻家从整块石头的残存部分上分离下来的那些女神，他又不肯将这整块石头做成粗坯。女神就这样身着单色衣裙，邀我们到那粗糙而又在陆上的道路上去散步。我们坐在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敞篷四轮马车里，从这道路上，整日依稀望见她那慵倦跳动着的仙姿，却永远也到不了她的身边。

为了使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或到圣马尔斯，或到格特奥尔姆山岩，或到别的什么郊游的地方去，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吩咐早早驾车。对于一辆行进缓慢的马车来说，这都是很远的地方，要走上一整天。想到我们要去远足，我十分快乐，哼起一首最近听到的什么曲子，来回踱着，等待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穿戴整齐。如果是星期日，那么在旅馆门口的就不只是她的马车了。好几辆租来的街车，不仅等待着应邀前往菲代纳城堡康布尔梅夫人家作客的人，而且也等待着别的人。这些人与其像受惩罚的孩子一样留在这里，宁愿宣称巴尔贝克的星期天简直腻死人，他们一吃完午饭便启程躲到附近的海滩去或去参观什么名胜。当人们询问布朗代太太是否去过康布尔梅夫妇家中时，她甚至常常断然回答说：“没有，我们到贝克瀑布去了。”似乎纯粹是因为这个她才没有到菲代纳去度过一天。这时，首席律师就会大慈大悲地说：

“我真羡慕你，我跟你们一样改变主意就好了，那肯定别有情趣。”

马车旁，我等人的门廊前边，一个年轻的穿制服的饭店仆役笔直站在那里，好像一株稀有品种的灌木。他那染色的头发惊人的和谐，较之他那树木的外表更引人注目。大厅相当于前廊，或初学教理者的教堂，或罗曼时代的教堂，不住在旅馆的人也有权经过。那大厅内的这位“外侍”的伙伴，并不比他多干多少活，但是至少还动弹动弹。很可能早晨他们是帮忙打扫的。但是下午他们就站在那里，像那些即使什么事也没有仍然站在台上增加哑角数目的合唱队员一样。叫我心惊胆战的那位总经理“站得高，看得远”，准备明年大大增加这些人的数目。他的这个决定叫这个旅馆的经理心里好生难过，因为他觉得所有这些小伙子无非是“碍事的人”，意思是说他们什么用也没有，还挡道。不过至少在午饭与晚饭之间，在顾客出入之间，他们还能填补情节的空白，就象德·曼特侬夫人的那些学生一样，他们身着年轻的古代以色列人的服装，每当爱丝苔尔或若阿德下场时，便由他们来演幕间插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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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射拉辛的最后两个悲剧《爱丝苔尔》和《阿塔莉》，此二剧应德·曼特侬夫人之请为圣西尔的各位小姐写成，他们在这两个戏的合唱队中扮演角色。

门外的那个穿制服仆役，衣着华丽，身体修长瘦削。我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等待着侯爵夫人下楼来。他木然不动，而且木然不动上面又加上一层悲悲切切的神色，因为他的兄长都已离开了旅馆去寻找更光辉灿烂的前程去了，他自己在这块异乡土地上感到十分孤独。

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终于来到。照应她的车辆，服侍她上车，大概应当属于这个仆役职能的一部分。可是他也知道，一个随身带着仆役的人，是由自己的仆役来侍候的，而且一般来说，这种人在旅馆里给的小费很少，圣日耳曼老区的贵族们就是如此行事。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同时属于这两种人。于是这株灌木仆役得出结论，他对侯爵夫人不抱任何希望，便任凭旅馆侍应部领班和侯爵夫人的贴身女仆将这位夫人及其衣物安置停当，而他自己仍然在那里忧伤地梦想着自己那些小兄弟令人艳羡的命运，保持着他那植物般的木然不动。

我们启程。绕过铁路车站以后不久，便走上一条乡间小路。小路在迷人的园圃间拐一个弯，又拐一个弯。路两旁均为耕过的土地。很快我便感到这条小路像贡布雷的小路一样熟悉而亲切。耕地中间，不时可见一株苹果树。苹果树上确实已经没有花朵，只有一簇雌蕊。但这已足以令我心醉神迷，因为我又认出了那无法模拟的树叶。那大大的叶子，有如婚礼结束后台阶上的地毯，刚刚被红扑扑的花朵那白缎长裙的拖裾踏过。

翌年五月，在巴黎，有多少次，我在花店里买上一枝苹果树枝，然后在它那花朵前度过一整夜啊！花朵放出同样的乳白色的津液，将其飞沫又撒在叶芽上。似乎卖花商人对我十分慷概，出于创造性的趣味，亦出于巧妙的对比，又在白色的花冠间，每边都加上了恰如其分的粉红色花苞。我久久凝望着这花朵，吩咐将花放在我的灯顶上，直到黎明给花朵送来了曙光，我常常还在望着它们。在巴尔贝克，黎明大概也同时放出这曙光的吧？我在想象中极力将这花朵带回这条路，让这花朵大量增加，将它铺满已准备好的画布上那准备好的框架。边框便是那些园圃。园圃的图案，我已牢记在心。我是多么希望，也应该，在春天怀着天才美妙的热情，以其各种色彩覆盖住其画稿时，有一天重见这一切啊！

上车之前，我已经构思了大海的画面。我要去寻找这画面，我希望看到“普照大地的阳光”下的这一画面。而在巴尔贝克，在那么多的洗海水浴的人、小棚、游艇构成的俗气的插花地之间，我看到的只是支离破碎的画面，是我的梦幻接受不了的画面。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马车到了一处海滨的高处，当我从树木的枝叶间依稀望见了大海时，这么远，那些将大海移到大自然与历史之外的细节，自然都消逝了。我望着大海的波涛，可以尽情地想象，勒贡特·德·利尔在《俄瑞斯忒斯》1中给我们描绘的正是这样的波涛。那时，英雄赫楞手下那些长发勇士，“犹如食肉飞禽黎明时飞过”，“以十万船桨拍打着轰鸣的浪涛”2。反过来，我距离大海又不够近了，我似乎感到大海不是有生命的，而是固定不动的，我再也感觉不到在那一片色彩之中大海的勃勃生机，如同一幅画在树叶间展现出的一片色彩。此时大海显得和天空一样单薄，只不过比天空颜色更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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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埃斯库勒斯的三部曲是这个标题：但勒贡特·德·利尔从此汲取灵感写成的悲剧，剧名则叫《复仇三女神》。此剧于1873年1月6日首次在奥代翁剧场上演，剧本于当年出版。

2这是剧中人道尔迪比奥斯说的话。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见我喜欢看教堂，便向我许诺说，我们以后要去看这个，要去看那个，尤其要去看克拉克维尔的教堂。她说那个教堂“完全掩映在常春藤之中”，说着作了一个手势，似乎很有兴味地将那不在眼前的教堂正面包在看不见而十分优美的枝叶之中。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作出这种描写性的小小的动作，时常用很准确的字眼将一处古迹的诱人和特别之处表述出来，总是避免使用技术性的词汇。但她无法掩饰，对她所谈的事情，她是非常清楚的。她在她父亲的一座城堡中长大，那座城堡所在的地区有些教堂与巴尔贝克周围的教堂为同一式样。那座城堡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最完美的楷模，而她对建筑竟然没有产生兴趣，她似乎极力在为自己辩解。这座城堡也是一所真正的博物馆。另外，肖邦和李斯特在那里弹过琴，拉马丁在那里朗诵过诗作，整整一个世纪的著名艺术家都在那里，在她家的纪念册上写出感想，写过和谐的乐章，画过速写。因此，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出于美意，良好的教育，真正的谦逊，或缺乏哲学精神，对她自己掌握的对所有各种艺术的知识，只赋予这种纯物质的来源，最后也就显得似乎将绘画、音乐、文学和哲学均视为在著名的列入文物保护清单的古建筑中长大、受最最贵族式教育熏陶的一位少女的特权了。人们似乎有这样的印象，对她来说，除了她继承下来的画以外，就没有别的画。她戴的一条项链，垂到长裙上，我外祖母很喜欢，她感到十分高兴。在提香为她的一位曾祖母绘制的肖像上，就有这条项链。这条项链从来没有出过这个家族。这样就可以肯定这是真品了。不知怎样买来的画克里索斯的画，她听都不爱听，事先就确信不疑那肯定是赝品，根本不想看。我们知道她本人也画一些花卉水彩。外祖母曾经听人吹捧过这些作品，就与她谈起这事。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出于谦虚转了话题，倒也没比对恭维已经司空见惯的相当有名气的艺术家流露出更多的惊讶和快乐。她只是说，这是很令人愉快的消遣，虽然画笔下的花朵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至少画花使你生活在自然花朵的世界中。尤其当人们不得不仔细注视以求临摹得很象时，对天然花朵的美，是百看不厌的。但是在巴尔贝克，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给自己放了假，好让自己的双眼得到休息。

外祖母和我，见她甚至比绝大部分资产阶级都更持“自由派”见解，真是惊讶万分。人们对驱逐耶稣会士感到愤慨，她很迷惑不解。她说一直是这么做的，甚至王政时代，甚至在西班牙，也是如此。她捍卫共和，只在下列情况下才谴责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我想去望弥撒，人家阻拦我；我不想去，人家非强迫我去。我认为这二者都一样糟糕。”她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哟！今日的贵族，这算什么玩艺！”“在我看来，一个人不劳动，简直一钱不值。”说不定就是因为她感觉到人家从她嘴里撷取讽刺挖苦、味道醇厚、难以忘却的东西，她才这么说的。

我们很尊重一些人的聪明才智，采取谨慎而又小心翼翼的不偏不倚态度拒绝谴责保守主义者的想法。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正属于这种人。我外祖母和我，经常听到她坦率地表达一些很先进的见解——不过，还没有先进到赞同社会主义的地步。社会主义是她的眼中钉，我们几乎认为，在各种事情上，真理的尺度和典范都在她身上了。当她对自己的提香的画，她的城堡的廊柱，路易－菲利浦谈话的幽默发表评论时，真是她说什么我们信什么。

但是，那些谈起埃及绘画和伊特鲁立亚1铭文来令人着迷的学识渊博的学者，谈起现代作品来可就太平常了。我们不得不自忖，对于他们擅长的那些学问，是否我们估价太高，因为他们对波德莱尔的研究很简单，平平常常，而他们对现代作品的研究就连这种平平常常都显不出来。当我就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提问时——往昔她的父母全接待过这些人，她自己也隐约见过他们——她嘲笑我对这些人十分佩服。象她刚刚对一些贵族大老爷或一些政治家讲一些挖苦的话一样，也对他们讲上一些挖苦的话。她对这些作家品评很苛刻，说他们正是缺少下列的优秀品质：谦虚，不自我炫耀，满足于一种朴实的艺术，恰到好处而不再多加一笔，避免口若悬河以显得可笑。随机应变，总之，缺少那些判断适度，简单朴素的品格。人们告诉她，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会达到具有这些品格的高度。看得出来，她毫不犹豫将一些人放在这些作家之上。也说不定那些人由于具有这些品格，确实能胜过巴尔扎克、雨果、维尼式的人物，或在一间客厅里，一次学会上，一次大臣会议上，能胜过莫莱2，冯塔那3，维特罗尔4，贝索5，巴斯基埃6，勒布伦7，萨方迪8，或达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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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伊特鲁立亚为意大利古地区名。

2莫莱伯爵（1781—1855），参加过第一帝国政府，后拥护七月王朝，1836—1839年任路易－菲利浦政府的首相。

3冯塔那（1757—1821），曾拥护法国大革命，但又被革命暴力吓破了胆。为重建帝国的倡导人之一。“百日事变”时，他没有响应拿破仑的召唤，因此得到路易十八的青睐，曾任国务大臣。

4维特罗尔男爵（1774—1854），曾在孔德反革命军队中战斗，后投到帝国一边，但又参与了泰勒朗的阴谋活动，无论是查理第十还是路易－菲利浦都未能使他实现自己的野心，但他始终是狂热的保皇党。

5贝索（1816—1880），因政治活动成功先后获男爵及公爵称号，1851年拒绝效忠第二帝国。1871年以后，曾被任命为高师校长。

6巴斯基埃（1767—1862），恐怖时期被关进监狱，效忠帝国和路易十八，参加过黎希留和德卡兹内阁，被路易－菲利浦任命为元老院主席。

7勒布伦（1785—1873），七月王朝时期大为走红，拿破仑第三接纳他进了参议院，写过不少悲剧、诗歌。

8萨方迪伯爵（1795—1856），先后效忠于拿破仑和路易十八、查理第十、路易－菲利浦。

9达昌（1767—1829），先拥护革命，恐怖时期被捕入狱。曾为拿破仑勇敢作战。1819年成为法兰西元老院成员。

“这就象司汤达的小说一样。你好象很佩服司汤达，可你如果用这种语气与他谈话。那就会叫他大吃一惊了。我父亲在梅里美先生——至少这一位是个天才人物——家里经常见到司汤达，他常常对我说佩耶（这是他的真名）俗不可耐，但在晚宴上又十分风趣，叫人简直无法相信他会写出那样的书。再说，你大概也看到了，德·巴尔扎克先生对他极度赞美时，他是怎样耸肩膀来回答的。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出身高贵的人。”

所有这些伟人，她都有他们的真迹。她的家庭与这些人有过这样特殊的关系，她以此自夸，似乎认为与象我这样未能与这些人有所交往的年轻人相比，她对这些人的评论更为正确。

“我认为我可以谈论他们，因为他们常到我父亲家里来。正如很有风趣的圣伯夫所说，有关这些人，应该相信就近看见过他们而且能够对他们的价值作出更正确的评价的人。”

有时，马车在耕地之间走上一条上坡路，我们对田地感受更真切，上坡路给田地加上了真实的印记。像从前某些大师给自己的画幅添上一朵珍贵的小花一样，也有几株犹豫不决的矢车菊，与贡布雷的矢车菊十分相像，追随着我们的马车。很快，我们的马匹就把这些矢车菊甩在后面了。但是，再走几步，我们又远远看见另一株在等待着我们，早在草从中、在我们面前竖起了它那蓝色的小星。有几株更大着胆子走过来，立在路边。于是，这些矢车菊，与我遥远的回忆和家养的花朵一起，形成了一片星云。

我们下坡，向海岸走去。这时我们会迎面遇到步行、骑自行车、坐着蹩脚的车子或者坐着马车上坡的姑娘。她们是这美好一天的花朵。但是她们与田间的花朵又不相像，因为每一个姑娘都显示出某种特有的东西，这种特有的东西在另一个姑娘身上是没有的。这就使得这一个姑娘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欲望，与她的同类在一起，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某一个田庄姑娘赶着自家的乳牛，或者半躺在小车上，某一个小铺掌柜的女儿在散步，某一个衣着华丽的小姐坐在敞篷四轮马车的折叠式座席上，对面是她的父母。

我在梅塞格利丝一侧独自散步时，曾怀着幻想，希望有一个村姑经过，我将她拥在自己的怀里。一天，布洛克告诉我，这种幻想并非是什么与我身外的任何事情都丝毫不相符合的想入非非。人们路遇的所有姑娘，村姑也好，小姐也好，都随时准备实现同样的幻梦。这一天，布洛克自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对我来说，改变了生命的价值。可我现在病魔缠身，从不单独外出，我是注定永远也无法与她们做爱了。一个监狱中或医院中生下的孩子，长时期以来，一直认为人的机体只能消化干面包和药，当他忽然获悉桃子、梨子、葡萄并不仅仅是田野的装饰品，而是鲜美、可以消化的食物时。该是多么兴高采烈，欢喜若狂！即使看守他的狱卒或他的看护不许他去采摘这些美丽的果实，对他来说，世界也显得更加美好，生活也显得更宽厚了。我就像这个孩子一样。当我们知道，在我们身外，现实与欲望相符，即使对我们来说，这欲望已无法实现，在我们看来它也更为美好，我们会更加有信心地依傍着它。我们会怀着更大的快乐想到，假设这种欲望得到了满足，那该是怎样的生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能够暂时从我们的思想中排除那个小小的偶然的特殊的障碍。正是这个障碍，使我们的这个欲望无法得到满足。自从我知道可以亲吻从身旁经过的美丽姑娘的双颊那一天开始，我对她们的内心活动就变得十分好奇起来，这个宇宙对我也显得更有兴味了。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马车飞快奔弛。我刚刚来得及看清迎面走来的那个少女。然而人的美与物的美不一样，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唯一的少女的美，是意识到了的、有意识的美。她的个性，她那隐约可见的心灵，她那我不了解的意愿，刚刚在她那并不专注的目光深处——转瞬间，这目光成了与为雌蕊准备的花粉完全相仿的神秘物——形成一个大大缩小了的、而又不完整的小小的形像，我就感到从自己的肉心涌出一种尚为雏形的欲望，模模糊糊，很小很小，这个欲望就是：在她的思想没有意识到我这个人，我没有妨碍她的欲望向别人奔去，我没有停驻在她的幻想中，抓住她的心之前，不要让这个姑娘走过去！可是我们的马车走远了，那美丽的姑娘已经在我们身后。她对我没有产生任何构成一个人的概念，她的明眸刚刚看到我，就已经把我忘记了。是不是因为我只是对她瞥过一眼，才觉得她如此美貌呢？很可能。疾病或贫困使我们不能游历某一国度；此生所余时日无多，这时日已经黯然失色；首先，不可能在一位女子身边停留，很可能也不会再度与她重逢，这一切都顿时赋予她一种魅力，与上述那个国度，那些时日所具有的魅力相同。这是我们注定要失败的战斗。所以，如果没有习以为常这个因素的话，对于每时每刻都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也就是所有的人——来说，生活会显得十分甜美。其次，在这样的路遇中，一般来说，过路女郎的风韵与很快交臂而过紧密相关。对我们无法拥有的东西产生欲望，这种欲望导致的想象翻腾起来，不受上述路遇中完全感受到的现实的限制。尽管夜幕降临，马车飞快奔驰，在乡村，在城市，没有哪一个女性的身姿，象古代大理石像一般为将我们带走的快速所摧残；也没有哪一个女性的身姿受到将它吞没的黄昏的摧残。而这黄昏，在每一个路口，从每一家店铺的深处，无不向我们的心射来美神的箭矢。遗憾更挑起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想象又给那转瞬即逝的、残缺不全的过路女子添加了许多东西。我们有时真想自忖，在这世界上，美神是否正是添加的这一部分，而不是别的呢？

如果我得以下车，得以与这位迎面相遇的女郎交谈，说不定她皮肤有什么毛病会使我幻想破灭，而从车上，我则没有看清那个毛病（于是，一切要进入她的生活的努力，我都立刻觉得不可能了。美是一系列的假设。我们已经看到向未知展开的道路，丑一拦住路，便把那些假设都缩小了）。说不定她只说一句话，微露笑靥，就能给我提供意料不到的启示，数目字，使我能领会她脸上的表情和她举止的含义，而这一切立刻都会变得平淡无奇。这是可能的。有一阵，我与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在一起，尽管我找出千百个借口要把他甩掉，我都无法离开。我感到自己一生中遇到的姑娘，从未像那些日子里遇到的女郎那样撩人心弦！第一次去巴尔贝克以后数年，在巴黎，我与父亲的一位朋友坐马车兜风，夜色朦胧中看见一个女子匆匆行走。我想一个人就活一辈子，因为得体不得体的原因而丢掉这份幸福，未免太不讲道理。我于是没有道歉便跳下了车，开始追踪那个素未谋面的女郎。到了十字路口，我被她拉下两条街。到了第三条街，才又找到她的踪影。最后，在一盏街灯下，我气喘吁吁地与年老的维尔迪兰太太撞了个满怀。原来是她！这个人，是我到处避之不及的！她又惊又喜，大叫道：“啊呀，跑着追我，为的是向我问个好，这个可太客气了！”

这一年，在巴尔贝克，每逢这一类的相遇，我就对外祖母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我头痛得厉害，最好我一个人步行返回。她们不肯叫我下车。这样，在我准备就近看个仔细的美好系列上，就又加上了这个美丽的姑娘（比一处古迹还要难找得多，因为她无名无姓，又是活动的）。不过其中有一个，碰巧又从我眼前经过，当时的情形，我认为是可以如愿以偿与她结识的。

那是一个卖牛奶的女郎，她从田庄来，给旅馆送增购的奶油。我想，她也认出了我，而且她确实也非常专注地望着我，大概这种专注只是由于我对她的专注使她感到惊异而引起。第二天，我整天上午都休息，弗朗索瓦丝近中午时分来拉开窗帘，她交给我一封信，是人家留在旅馆里给我的一封信。我在巴尔贝克一人也不认识。我毫不怀疑这信是那个卖牛奶女郎写的。可惜不是。那只是贝戈特的信。他从这里路过，想看看我，但是得知我在睡觉，就给我留了这封热情的短笺。开电梯的人给这封信写了一信封，我还以为那是卖牛奶女郎的字迹。

我失望极了。即使想到能得到贝戈特一函确实更为难得，更是一种恭维，也丝毫不能安慰我因此信不是卖牛奶女郎所写而感到的失望。比起我只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马车上远远瞥见的姑娘们来，就是这个姑娘，我也没有多见几次。一个个看见这些姑娘，又一个个失去这些姑娘，使我更加烦躁不安，我觉得那些告诫我们节欲的哲学家们确实很明智（万一他们肯谈到人的欲望的话。因为这是唯一能给人留下焦虑的欲望，适用于未知的意识。设想哲学肯谈论对财富的欲望，那恐怕太荒谬了）。不过我准备对这种不完全的明智作出判断，我心想，这些巧遇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更美了。这个世界要叫所有的乡间小路上开起既不寻常又寻常的花朵来，是每日转瞬即逝的珍宝，又是散步中意外的收获。种种偶然的情形可能不会经常重演，正因为偶然才使我无法受益，这又赋予生活以新的情趣。

我希望有一天，我更自由，能够在别的路上找到相同的少女。不过，也许我这样希望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歪曲了想生活在一个自认为漂亮的女人身边这种人欲望所具有的纯个人性质。我认为能够人为地使这种欲望产生，仅从这一点来说，我已经暗暗承认这种欲望的虚幻了。

那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带我们去克拉克维尔，她对我们说过的、爬满常春藤的教堂就在这里。这教堂建在一个小丘上，俯瞰着中世纪的小桥。我的外祖母以为让我一个人参观这一古迹我一定会很开心，就向她的女友建议，她们到糕点铺去尝尝点心。这铺子就在广场上，看得清清楚楚，金色的门面古色古香，犹如一件非常古老的文物的另一部分。我们约定，我随后去那里与她们会齐。她们将我留在一片绿荫前。在这里，要认出一所教堂来，一定要花些力气，才能叫我更确切抓住教堂的概念。确实，当人们以本国语译成外国语或外国语译成本国语的形式强制学生将句子的意义从他们熟悉的形式中剥离出来的时候，往往他们会更具体地抓住句子的意思。与此相同，平时，当我站在叫人一见了就辨认得出来的钟楼面前时，我不大需要教堂的概念。可是今天，我不得不时时借助于这个概率才不至于忘掉这里，这个茂密的常春藤拱腹便是彩色的尖顶大玻璃窗，那里绿叶隆起，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廓柱的突起部分。这时，微风吹过，好似一抹阳光，颤抖而荡漾的伴流穿过会动的大门，那大门便也颤动起来。叶子如汹涌的波涛，一个挤着一个。花草组成的正面，震颤着，将波澜壮阔的、受到抚慰的、渐渐消失的巨柱统统卷走。

我离开教堂时，在古老的小桥前看见村中的一些少女。大概因为那天是星期日，她们精心梳妆打扮，站在那里，与过路的小伙子搭话。有一个个子很高的姑娘，半坐在桥沿上，双腿悬空，面前有一小缸，里面全是鱼，很可能是她刚刚钓上来的。她穿得没有别的姑娘好，但是似乎有某种权势高出她们一头，因为她们跟她说话，她几乎不理不睬。她的表情更严肃，更有意志力。她肤色深棕，双目柔和，但对周围的一切均投以鄙夷的眼光，鼻子小小，形状优雅而可爱。我的目光落在她的皮肤上，也可以勉强相信我的双唇是跟随我的目光的。但是，我要触及的，并不仅仅是她的躯体，还有活在她躯体中的心。而与心接触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引起她的注意；只有一种进入的方法，那就是在她心中唤起一个想法。

这个美丽的钓鱼女郎，她那内心似乎仍对我关闭着。就在我根据折射的迹象瞥见我自己的影象在她那目光的镜子里飞快地反射出来以后，我仍然怀疑，我是否已经进入她的内心。这折射的迹象对我十分陌生，似乎我进入一条牝鹿的视野。我的双唇从她的双唇上得到快感，这对我还不够，我还要给她的双唇以快感。同样，我希望进入她内心的，在那里停驻的对我的想法，不仅仅给我带来她的注意，而且还有她的钦佩，她的欲望，要迫使她记住我，直到我能与她重见那一天。

我只有一小会时间。我已经感到姑娘们见我如此呆立在那里，已开始笑起来了。我口袋里有五个法郎。我掏出这五个法郎来。为了使她听我说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我把这个硬币在她眼前放了一会，然后才向这个美丽的姑娘解释我委托她办的事：

“看来你象是本地人，”我对钓鱼女郎说，“你能热心帮我跑一趟吗？必须到一个点心铺子门口去，据说这店铺在一个广场上，可我不知道在哪，那里有一辆马车在等我。再等一下！……为了不致混淆，你就问这是不是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的马车。此外，你要看清楚，这辆马车有两匹马。”

我就是想让她知道这些，以便她对我产生很深的印象。当我道出“侯爵夫人”和“两匹马”这几个字以后，突然感到极大的平静。我感觉到钓鱼女郎会记得我，想与她重逢的欲望也伴随着对于再不能与她重逢的恐惧在消散而部分地消散。我似乎觉得刚才已经用肉眼看不见的嘴唇触及了她的内心，而且我很讨她的欢喜。这样强占她的精神，这种非物质性的占有，也与占有肉体一样，使她去掉一些神秘感……

我们下坡，朝于迪迈尼尔驶去。骤然间，我心中充满了深深的幸福。自贡布雷以来，我并不常常有这种幸福感，这与马丹维尔的钟楼赋予我的幸福颇相类似。但是这一次，这幸福感是不完全的。在我们所循的驴背形马路缩进去的地方，我刚刚隐约看见了三株树木，大概是一条林荫道的入口，构成了我并非第一次见到的图案。我无法辨认出这几株树木是从哪里独立出来的，但是我感到从前对这个地点很熟悉。因此，我的头脑在某一遥远的年代与当前的时刻之间跌跌撞撞，巴尔贝克的周围摇曳不定，我自问是否整个这一次散步就是一场幻觉，是否巴尔贝克是只有我想像中才去过的地方，是否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就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而这三株老树，是否就是从你正在阅读的书籍上面抬起双眼来时重新找到的现实。它向你描绘出一个环境，人们最后会以为自己确实置身于这个环境之中了。

我凝望着这三株树，我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的头脑感觉到它们掩盖着某种东西，我的头脑抓不住，就像有些物件放得太远，我们伸直了胳膊，手指头也只能碰着那物件的封套，而一点没抓住那物件一样。这时，我们稍事休息，再使一个猛劲伸出胳膊去，极力达到更远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说，要让我的思想能这样集中起来，使一个猛劲，我必须独自一个人才行。就象我离开父母到盖尔芒特一侧去散步那样。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能够躲开！

可能我那么做就好了。我辨认出了这种快乐，确实，它要求某种就思维而进行思维活动。与这种活动相比，使你放弃这种活动的那种慵懒舒适看来就很平庸了。这种快乐，其对象只能预感到，我要自己为自己去创造。我只感受过难得的几次，但是每一次我似乎都觉得，这中间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只要赖之以这每一件事实，我都可以开始一次真正的生活。

有一会，我将手放在眼前，为的是能够闭上眼睛，而又不要为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所察觉。我坐在那里，什么也不想，然后从我用更大的力气集中起来的思想中，向三株树的方向再往前一跃，或者更正确地说，往我内心的方向一跃。在这个方向的尽头，我在内心看见那三株树。我重又感到在那树后还是那个熟悉而又模糊的物件，而我无法拉到自己身边来。随着马车的前进，我看见这三株树都在靠近。从前，在什么地方，我曾经注视过这三株树呢？在贡布雷周围，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样开始的一条林荫道。三株树使我忆起的名胜，在有一年我与外祖母一起去洗矿泉浴的德国乡间，也没有位置。是否应该相信，它们来自我生活中已经那样遥远的年代，以至于其四周的景色已在我的记忆中完全抹掉，就象在重读一部作品时突然被某几页深深感动，自认为从未读过这几页一样，这几株老树也突然从我幼时那本被遗忘的书中单独游离出来了呢？难道不是正相反，它们只属于梦幻中的景色？我梦幻中的景色总是一样的，至少对我来说，这奇异的景观只不过是我白天做的事晚上在梦中的客观化罢了。白天，我努力思考，要么为了探得一个地方的秘密，预感到在这地方的外表背后有什么秘密，就象我在盖尔芒特一侧经常遇到的情形一样；要么是为了将一个秘密再度引进一个我曾想渴望了解的地方，但是，见识这个地方的那天，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肤浅，就象巴尔贝克一样，这几株老树，难道不是前一夜一个梦中游离出来的一个全新的影像，而那个影象已经那样淡薄，以致我觉得是从更远的地方来的吗？抑或我从未见过这几株树，它们也像某些树木一样，在身后遮掩着我在盖尔芒特一侧见过的茂密的草丛，具有跟某一遥远的过去一样朦胧、一样难以捕捉的意义，以致它们挑起了我要对某一想法寻根问底的欲望，我便认为又辨认出某一回忆来了？抑或它们甚至并不遮掩着什么思想，而是我视力疲劳，叫我一时看花了眼，就象有时在空间会看花眼一样？这一切，我不得而知。

这期间，几株树继续向我走来。也可能这是神话出现，巫神出游或诺尔纳1出游，要向我宣布什么神示。我想，更可能的，这是往昔的幽灵，我童年时代亲爱的伙伴，已经逝去的朋友，在呼唤我们共同的回忆。它们象鬼影一般，似乎要求我将它们带走，要求我将它们还给人世。从它们那简单幼稚又十分起劲的比比画画当中，我看出一个心爱的人变成了哑人那种无能为力的遗憾。他感到无法将他要说的话告诉我们，而我们也猜不明白他的意思。不久，两条路相交叉，马车便抛弃了这几株树。马车将我带走，使我远离了只有我一个人以为是真实的事物，远离了可能使我真正感到幸福的事物。马车与我的生活十分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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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诺尔纳是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命运之神。

我看见那树木绝望地挥动着手臂远去，似乎在对我说：“你今天没有从我们这儿得悉的事情，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从小路的尽头极力向你攀去，如果你又叫我们堕入这小路的尽头，我们给你带来的你自己的一部分，就要整个永远堕入虚无。”确实，虽然以后我又一次体会到刚才这种快乐和焦虑，虽然有一天晚上——已为时过晚，而且永远不再来——我非常怀念这种快乐和焦虑，可是我到底没明白这些树想给我带来什么，也不知道我从前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待马车再次改变方向，我背对着大树，再也看不见大树的时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问我为什么面带沉思，我当时心里真是十分难过，似乎我刚刚失去了一位朋友，我自己刚刚死去，我背弃了一位死者或者没有认出一位天神来。

该想到归去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大自然颇有欣赏能力，比我外祖母更为冷静。甚至除了博物馆和贵族住宅之外，她也能辨认出某些古老的事物那纯朴而壮丽的美。她吩咐车夫走通往巴尔贝克的老路。这条路来往的人很少，两旁种着老榆树，叫我们看上去叹为观止。

我们一旦得知有这条老路，以后出去时，总要走这条路，除非去时我们已走过这条路，返回时，为了换换花样，我们才走另一条路，穿过尚特雷纳和冈特卢的树林。林中，无数小鸟就在我们身边相互应答，但是我们看不见小鸟在哪里，使人产生与闭上眼睛完全相同的宁静印象。我就象普罗米修斯被锁链拴在山岩上一样被紧紧拴在我的折叠式座席上，倾听着我的俄刻阿尼得斯1。纯属偶然，我望见一只小鸟从一片树叶跳到另一片树叶底下，表面看上去它与这合唱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以至于我觉得从这个跳跃的、吃惊而又没有眼神的小小躯体上，看不出来为何要来这个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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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刻阿尼得斯是大洋与忒堤斯的女儿，海洋中的女神，相传有三千个。在埃斯库勒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她们构成合唱队，对英雄的痛苦表示无限同情。

这条路与人们在法国遇到的许多这一类的路完全相同，上坡很陡，然后下坡很长。当时，我不觉得这条路有什么迷人的地方，只是为返回住所而感到高兴。但是后来，对我来说，这条路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因由，它留在我的记忆中，如同一条道路开头的一段。我后来散步时或旅行中经过的所有与此相像的道路，无法延续下去，都立刻与它连接起来，借助于它，能够与我的心即刻相通。马车或汽车一踏上这样的路，似乎是我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起走过的那条路的延续，就像刚刚过去的事情支撑我现在的意识一样，我在巴尔贝克附近出游的那些下午产生的印象便立刻来支撑我的意识（这中间的年代完全消失）。那时，树叶散发着芳香，薄雾在缓缓升起，即将抵达的村庄后面，可在树木之间依稀望见落日的余晖，似乎那里便是我们的下一站，树木葱郁，距离遥远，当晚是到不了的。现在我在另一个地区，在一条相似的路上，我感受的印象，充满了与那时的印象相同的次要感觉：自由呼吸，好奇，懒散，有胃口，欢快，排除一切其他的感受。原来的印象与此刻的印象连接在一起，又得到了加强，更加浓稠，成为一种特殊的快乐类型，几乎是一种生活框架，后来我很难得有机会再次遇到。但是在这个框架之中，唤起回忆便在具体物质感受的现实之中注入了相当大一部分回忆的、想象的、难以捕捉的现实，在我经过的这些地区里，除了一种美感以外，又叫我产生希望从此永远在这里生活这种转瞬即逝而又狂热的欲望。有多少次，只是因为闻到了树叶的芳香，便忆起坐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面的折叠式座席上，与卢森堡亲王夫人擦肩而过时，亲王夫人从自己的马车上向她致意，忆起回到大旅社进晚餐的情景。这一切都如同难以形容的幸福一般出现在我的面前。而这种幸福，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会再次还给我们。人的一生中只能领略一次！

常常，我们未返回，太阳就已落山。我将天上的月亮指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看，腼腆地背诵出或夏多布里昂，或维尼，或维克多·雨果的美丽诗句：“它将忧郁的古老秘密撒下来”，1或“象迪亚娜在泉边那样哭泣”2，或“暗影如新婚之夜，庄重而崇高。”3

“你觉得这些诗句很美，是吗？”她问我，“‘天才’，象你所说的那样？我告诉你吧，我看见人家现在把一些事情看得太重，总感到很奇怪。而这些先生的朋友们，虽然一面也充分肯定他们的长处，却也首先拿这些事情开玩笑。从前不像现在这样滥用天才这个词。如今，如果你对哪一个作家说，他只有些才华，他会把这当成是一种污辱。你刚才给我背诵了夏多布里昂先生关于月光的一个长句子，我可反对，我有我的道理，你马上会明白。夏多布里昂先生常到我父亲家里来。单独跟他相处时，他非常令人愉快，因为这时他很纯朴，逗人开心。可是客人一多，他就开始装腔作势，变得十分可笑。在我父亲面前，他宜称是他将辞职书摔到了国王的脸上，并且指导教皇选举会。他忘了，是他亲自托我父亲去向国王求情再次启用他，我父亲也曾亲耳听到他对选举教皇发出那些疯狂的预言。关于这个颇有名气的教皇选举会，应该听听布拉加斯先生的话，他跟夏多布里昂先生可不是一样的人4。至于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关于月光的那几句话嘛，在我们家完全成了一种负担。每次城堡四周月光明亮时，如果有新来乍到的客人，总是建议他晚餐后带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出去换换空气。待他们回来时，我父亲一定会把客人拉到一边，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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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夏多布里昂在《阿达拉》中的诗句。

2这是维尼《牧羊人之家》中的倒数第二句。

3这是维克多·雨果《世纪传说》中《沉睡的布兹》中的诗句。

4教皇列昂十二世于1829年去世。当时夏多布里昂为驻罗马大使，对选举新教皇极为关切。德·布拉加斯当时为驻拿不勒斯大使，对选举新教皇亦极关切。最后是红衣主教卡斯蒂格里奥尼当选，成为教皇庇护八世。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口若悬河吧？’

‘噢，是的。’

‘他跟您谈月光。’

‘对，您怎么知道呢？’

‘等一下，难道他没有对您说……’于是父亲背出那个句子。

‘对对，可这是怎么个秘密呢？’

‘他甚至还与您谈到罗马乡间的月光。’

‘您简直是巫神嘛！’

我父亲并不是巫神，而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不论对谁都上那一盘现成菜。”

听到维尼的名字，她笑起来。

“就是那个总说：‘我是阿尔弗莱德·德·维尼伯爵’的人。是伯爵也好，不是伯爵也好，这丝毫无关紧要嘛！”

说不定她认为还是多少有点紧要的，因为她接着这样说下去：

“首先，我不敢肯定他就是伯爵。不论怎么说，他出身很寒微，这位先生在他的诗里曾提到他的‘绅士顶饰’1。对于读者来说，这格调多么高雅，多么有趣！这就像缪塞身为巴黎的普通市民而大肆夸张地说什么：‘武装我帽子的金雀鹰’2一样。一个真正的贵族大老爷从来不说这类的话。不过，至少缪塞作为诗人还是有才华的。可是德·维尼先生，除了他的《圣克－马尔斯》以外，别的作品，我从来就一点也看不进去，枯燥无味会叫书从我手里掉下去。莫莱先生既有风趣又很机灵，而德·维尼却没有，莫莱让他进了法兰西学院可把他安排得够好的。怎么，你没有读过他的演说？那可是狡诈和狂妄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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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诗作《思想纯正》。

2引自诗作《致阿尔弗莱德·达戴先生》。

她见自己的侄儿们钦佩巴尔扎克大为惊讶，她责备巴尔扎克宣称自己描绘了“他被拒之门外”的社会，对这个社会他讲述了大量不可靠的事情。至于维克多·雨果嘛，她对我们说，她父亲德·布永先生在浪漫主义青年派里面有几个伙伴，借助于他们的帮助，《埃那尼》首演式1时他进去了。但是他未能坚持到底，他觉得这位聪明但过分夸张的作家的那些诗句太可笑了。他得到伟大诗人的头衔只不过是一笔谈好的生意，是对他针对社会主义者危险的胡言乱语鼓吹出于利害关系加以容忍而给他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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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埃那尼》于1830年2月25日在法兰西剧院首次演出。成为著名的古典派与浪漫派征战战场。

我们已经远远望见旅家园指示灯。待马车到达大门附近时，门房，青年待者。开电梯的、表现出殷勤，天真，对我们晚归已隐隐约约感到不安，已聚集在台阶上等待着我们。他们变得很亲切。他们属于那种在我们生命过程中要变多少次的人，正象我们自己也在变一样。但是。在某个时期内，他们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的镜子，这时，我们从他身上找到了亲切感，感到我们自己得到了忠实的、友好的反映。我们喜欢他们更甚于喜欢某些久未见面的朋友，因为他们身上，更多地包含着我们当前的状况。只有那个穿着制服的仆役例外。白天他风吹日晒，现在为了不要忍受夜间的寒冷，已将他移进室内，并以呢绒裹身。再加上他那桔红色的头皮和双颊上那奇粉的花朵，在玻璃大厅中间。不禁使人想到作防寒保护的一棵温室植物。

我们在仆役帮助下下了车。其实用不着那么多人，他是他们感到这场面很重要，自认为必须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我饥肠辘辘。为了不推迟用晚餐的时间，我常常不回房间。这房间最后也变成真正属于我了，以致重见那紫色的大窗帘和低矮的书架，就等于与自己单独相逢。物品也和人一样，向我提供了自己的形象。我们一起在大厅里等候，等候着侍应部领班来向我们报告晚餐已备好。这时，又是我们听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讲话的机会。

“我们借您的光了，”外祖母说。

“说哪儿去了！我真开心，这真叫我心花怒放，”外祖母的女友带着顽皮的微笑回答，拖着长腔，语调优美动听，与平时的纯朴自然形成鲜明对照。

在这种时刻，她确实很不自然，她想起自己所受的教育，想起一位贵妇人在她高兴与之相处的布尔乔亚面前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贵族风度。她并不狂妄，而她身上唯一真正礼节不周的地方，正是她过分客套。因为人们从这种过分的客套中辨认出圣日耳曼区贵妇人职业性的习惯。在她眼中，某些资产阶级总是有不满情绪的人，某些时候，她也注定要装成不满的样子。在与这些人热情相处的账上，她贪婪地利用尽可能的一切机会，将贷方的钱数早早支出去，这样，就使她可以在今后将她不邀请这些人出席的晚宴或盛大晚会记入她的借方。她那个社会阶层的天才从前已经对她发生了一劳永逸的影响，但是她不知道现在情形已经不同，对象已经不同。她希望以后在巴黎经常在她家中见到我们，而特许给她的可以热情待人的时间又很短，所以她那个社会阶层的天才狂热地推动着她，在我们在巴尔贝·克逗留期间，经常派人给我们送来玫瑰花和甜瓜，借给我们书籍，与我们坐马车出游以及与我们长谈。正因为如此，止如海滩那令人头晕目眩的美景，旅馆房间里色彩斑斓的灯火和如同大洋深处的光线，将小商贩的儿子奉为亚历山大·德·玛塞多瓦纳一样神奇的骑师一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每日的殷勤相待，加上我外祖母接受这些殷勤相待的那种暂时的、夏季的随和，这一切都作为洗海水浴这一段生活的特征留在我的回忆中。

“把你们的外套交给他们，叫他们送上楼去！”

外祖母将外套交给经理。他好象对这种不尊敬感到难过。

他对我一向很和蔼热情，我念此心里很不好过。

“我看这位先生是不高兴了，”侯爵夫人说，“他肯定自以为是大老爷而不能给您拿披巾。我还记得德·纳穆尔公爵1的故事，那时候我还很小，我父亲住在布永公馆最高一层。纳穆尔公爵走进我父亲的房间，胳膊底下夹着一大包东西，信件和报纸。从我家那有漂亮木雕的房门框框里，我觉得眼前出现的是身着蓝色礼服的王子。我以为那是巴加2的手艺，您知道的，那些细木匠有时用很精巧的木棍做成小船，就像用缎带包扎花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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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可能是指路易·夏尔·菲利浦·德·奥尔良，路易－菲利浦的次子。

2巴加（1639—1709），法国雕刻家，同时代人称他为“伟大的凯撒”。有时他也搞木雕。

“‘给你，西律斯，’他对我父亲说，‘这是你的门房让我交给你的。’他说：‘既然您要到伯爵先生那里去，我就不用上好几层楼了。不过。当心，别把捆信报的绳子弄坏了！’好，现在既然您已经把外衣交给人了，请坐吧，来，坐这，”她拉着外祖母的手对她说。

“噢，如果哪里对您都一样，我就不坐这张沙发了！两个人坐太小，我一个人坐又太大，我会不自在的。”

“噢，您说这话，倒叫我想起一张沙发，完全是一样的。那是很久以前人家让我坐的一张沙发，但我最后还是没能坐成，因为那是可怜的德·普拉斯兰公爵夫人送给我母亲的。我母亲其实是世界上最单纯的人，可是她还有些老年头的思想，我已经不大理解。她刚开始不愿意让人将她介绍给德·普拉斯兰夫人，因为这位太太做闺女时，不过是塞巴斯蒂安尼小姐1。而这位小姐呢，因为自己已经成了公爵夫人，就认为不应该自己主动叫人介绍给别人。而事实上，”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又加了一句，忘了她对这些细微的差别并不大懂行，“如果她是德·舒瓦瑟尔夫人，她那种雄心也许还能站得住脚。舒瓦瑟尔家族是最伟大的家族，他们是胖路易国王的一位妹妹的后代，他们是巴希尼真正的君主2。我承认，从姻亲和知名方面说，我们家占上风，但若论家族的古老，那几乎是一样的。这个谁先谁后的问题产生了一些很可笑的事端，诸如有一次午宴晚开一个多小时，就是因为有一位贵妇人争了这么长时间才同意让人将她介绍给对方。虽然如此，我母亲和德·普拉斯兰公爵夫人还是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公爵夫人让我母亲坐一张这种式样的沙发。就象您刚才这样，谁都拒绝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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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这位太太并非贵族家庭出身。

2舒瓦瑟尔家族在巴希尼扎根可上溯到十世纪末期。他们与于格·德·香巴涅伯爵是亲戚，这位伯爵的妻子是法国国王（1108—1137）路易第六（人称胖路易）的姐妹贡斯唐丝。

“有一天，我母亲听见一辆马车进了公馆的院子。她问一个小仆人是谁来了。

“‘是德·拉罗什富科公爵夫人，伯爵夫人。’

“‘啊，好的，我就见她。’

“过了一刻钟，不见人。

“‘喂，怎么回事，德·拉罗什富科公爵夫人呢？她在哪儿？’

“‘她在楼梯上喘气呢，伯爵夫人。’小仆人回答道。这个小仆人刚从乡下来到不久。我母亲有个好习惯，就是到乡下去雇人，常常是她看着他们生下来的。这样家里就有非常老实可靠的佣人，这也是最高级的奢华。果然，德·拉罗什富科公爵夫人上楼艰难，因为她异常肥硕，以至她走进门来时，我母亲一时焦急不安起来，心想可让她往哪儿坐呢？就在这时，德·普拉斯兰太太送的这件家具在她眼前一闪：

“‘请坐，’我母亲说，将沙发向她跟前一推。

“公爵夫人于是坐满了这张沙发，一直满到边边上。这位太太，虽然这么……肥，可一直相当令人愉快。

“‘她走进来时依然会产生某种戏剧性效果，’我们的一位朋友说。

“‘走出去时尤甚，’我母亲回答。她的词儿来得很快，可如今这么说可就不大合适了。

“在德·拉罗什富科夫人自己家里，人们在她面前随便开玩笑，她本人首先对自己比例太大说上几句笑话。

“‘怎么，您一个人在家吗？’一天，我母亲前去拜访公爵夫人，可是在进门处却受到她丈夫的接待。妻子在里头窗口那里，我母亲没有看见，便这样开口向德·拉罗什富科先生发问，‘德·拉罗什富科夫人不在吗？我怎么看不见她呢！’

“‘您真是太客气了！’公爵回答说，他这是作出了我从未见过的最错误的判断，但是倒不乏风趣。”

用毕晚饭，我与外祖母上楼以后，我对她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使我们着迷的那些长处，机灵，周到，谨慎，不炫耀自己，说不定并不那么稀罕，因为最高程度拥有这些优点的人只不过是莫莱·洛梅尼这样的人。虽然没有这些长处会使日常相处不愉快，这倒不妨碍成为夏多布里昂、维尼、雨果、巴尔扎克。一些没有判断能力、爱虚荣的人，像布洛克这样的倒很容易嘲笑他们……一听到布洛克的名字，我的外祖母便大叫起来。于是她大肆吹捧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在爱情上，人各有一好，由人种的利害来主导。为了使生下的孩子构造最正常，要叫胖男人找瘦女人，瘦男人找胖女人。同样，神经过敏，多愁善感，孤僻自傲的病态倾向威胁着我的幸福。而我的幸福顽固地要求外祖母将稳健和有判断能力这样的优点放在首位。这不仅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所特有的品质，而且也是我能在其中找到消遣和满足的整个上流社会的品质。这个社会与杜当1、德·雷米萨2这样的人物思想大放光华的社会很相像，至于博泽让夫人、儒贝3、塞维尼夫人这样的人自然更不用提了。这种思想比起与之相对的精华来，在生活中注入了更多的幸福和尊严。与之相对的精华则将波德莱尔、埃伦·坡、魏尔兰、兰波这样的人引向痛苦，不受尊敬。我的外祖母可不愿意她的孙子这样。我打断她的话，亲了她一下，然后问她是否注意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的哪句哪句话，那句话表现出她这个人实际上比她自己所承认的更看重自己的出身。我就这样把我的印象全都掏给外祖母，因为只有她的指点，我才知道对某某人应该尊敬到什么程度。每天晚上，我便将白日里根据除她以外的所有这些不存在的人物所作的速写像呈现在她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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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当（1800—1872），文学评论家。政治家，据说不擅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小圈子集会时则口若悬河。

2雷米萨（1797—1875），1840年曾加入梯也尔内阁任内政大臣、1847年反对基佐，1848年站在共和国一边。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政变后，他被放逐，1859年才回到法国、1871年，梯也尔任命他当外交大臣。

3儒贝（1754—1824），伦理学家。

有一次我对她说：“没有你，我将无法生活。”

“不应该这样！”她语气慌乱地回答我说，“心要更硬点。不然，如果我出门在外，你怎么办呢？相反，我出门去了，希望你能很讲道理，高高兴兴。”

“你如果出门几天，我能做到很讲道理，可我一定度日如年。”

“那我若是出门几个月呢……（一想到这，我的心就揪得紧紧的）几年呢……甚至……”

我们两个人都默默无语。谁也不敢看谁。不过，我为她的焦急而感到难过，更甚于因自己的焦虑而感到痛苦。我走近窗户，眼睛不望她，一字一顿地对她说：

“我是一个多么注重习惯的人，你是知道的。刚刚把我与我最热爱的人分开的头几天，我很难过。可是我慢慢会习惯，虽然我还和从前一样热爱他们，但是我的生活变得平静了，温和了，将我与他们分开几个月，几年，也许我受得了……”

我说到这里，不得不住了嘴，完全向窗外望去。我的外祖母从房间出去了一会。

第二天，我谈起了哲学，用的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口气，但是安排得很好，让外祖母注意到我说的话。我说，真是怪，科学上有了最新的发现以后，唯物主义似乎破产了，而更有可能的仍然是灵魂永在以及它们未来的相聚。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已预先告诉我们，过不久她就不能这样经常与我们见面了。她有一个侄孙，现在正在附近的东锡埃尔驻防，他正在准备报考索穆尔军校，要到她身边来度几周的假期，到那时她的许多时间都要给她侄孙了。在我们出游过程中，她在我们面前大肆吹嘘这个侄孙绝顶聪明，特别是心地善良。我心里已经设想他会对我产生热情，我将是他的挚友。待他来到之前，他的婶祖母在我外祖母面前透露出：可怜他落到了一个他为之神魂颠倒的坏女人手里，那个女人紧抓住他不放。我早就确信，这种爱情，注定最后要以发疯、杀人和自杀来结束。想到留给我们友谊的时光这样短暂，虽然我还没见过他，这友谊在我心中已经那样伟大，我为这友谊和为等待着他的不幸而大哭一场，好像一个亲爱的人，人家刚刚告诉我们他已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我们也为他痛哭一样。

一个酷热的下午，我待在餐厅里。为挡住阳光，已经放下了被太阳晒黄的窗帘，餐厅沉浸在半明半暗之中。透过窗帘的缝隙，碧蓝的大海在闪烁。这时，我看见在海滩与大路的中间，一个小伙子走过，高个，瘦削，颈部外伸，高傲地扬着头，目光敏锐，皮肤和头发象吸收了所有的阳光一样金黄。他的衣料薄而发白，我从来就没想到一位男子敢穿这样的料子。他那瘦削的身材更使人想起餐厅的凉爽以及外面的炎热和大好天气。他健步如飞。他的眼珠与大海同样颜色，一只单片眼镜总是从一侧眼睛上掉下来。每个人都好奇地望着他走过，人们知道这位年轻的圣卢－昂－布雷侯爵是以衣着华丽而著名的。他最近在一次决斗中为年轻的德·于塞断侯爵作证人时穿的那身礼服，每一家报纸都描写过。他的头发，眼睛，皮肤，举止所特有的长处，使他在人群中，如同稀有的天蓝色而又熠熠生辉的蛋白石矿脉隐藏在粗糙的物质中一样，立刻显现出来。与这一切相对应的生活，大概与他人生活截然不同吧？因此，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所抱怨的那场暧昧关系发生之前，当上流社会最标致的女人们都在相互争夺他的时候，假如他伴着自己追求的著名美人在一处沙滩上出现，那不仅要使这个美人成为明星，而且要引来多少目光注视着他，也注视着她！由于他“时髦”，幼“狮”般的狂傲，主要还是由于他非同寻常的美，某些人甚至觉得他的神情有些女性化，但并不以此相责，因为他多么健壮，他怎样狂热地追求女性，是尽人皆知的事。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与我们谈起的，就是这个侄孙。

想到就要在几个星期中与他相识，我真是心花怒放，而且我确信，他会将全部疼爱都倾注在我的身上。他飞快地横穿过旅馆，似乎追逐着他的单只眼镜，那眼镜在他身前象蝴蝶一样飞舞。他从海滩上来，将大厅玻璃窗浸到半身高的大海，为他构成了一个背景。他全身从这个背景上突出出来，就像在某些肖像画上，一些画家在极准确观察当前生活上一点不掺假，为他们的模特儿选择一个合适的环境，马球草坪啊，高尔夫球草坪啊，赛马场啊，游艇甲板啊，认为这样便赋予了这些画幅一种当代等同物，而那些原始的画家则叫人像出现在一处风景的近景上。

一辆两匹马驾的车在旅馆门口等待着他。待他的单眼镜又在阳光普照的路上蹦蹦跳跳玩耍起来时，姿态的优美与动作的娴熟，就像一位伟大的钢琴家在最简单的一触琴键之中找到了办法，表现出他就是比一个二流演奏家高出一头一样，而表面看上去，从这最简单的一触琴键中是不可能表现出这么多东西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侄孙这时接过车夫递过来的缰绳，坐在车夫身旁，一边将旅馆经理交给他的一封信拆开，一边叫牲口起步。

此后的日子，每当我在旅馆内或旅馆外与他相遇时——他衣领高高，单只眼镜转瞬即逝跳来跳去，似乎是他四肢的重心，他总是围绕着单只眼镜来平衡四肢的动作——我都可以意识到，他根本不想接近我们。我也看到他不和我们打招呼，虽然他不会不知道我们是她婶祖母的朋友！我感到多么失望啊！我忆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有在她之间的德·诺布瓦先生，对我那样和蔼可亲，便想道，可能他们只是一些可笑的贵族，而且统辖贵族阶级的法律中可能有一个秘密条款，允许女子和某些外交家在与凡人的接触中（因为什么原因我不得而知），可以不表现出傲慢。相反，一位年轻的侯爵则必须铁面无情地表现出傲慢来。

我的智意本来可以告诉我，事实正好与此相反。可是我正经历着可笑的年龄——绝不是什么都不懂，而是十分多产的年龄，这个年龄的特点就是不去向智慧讨教，而且认为人的每一种属性似乎都是他们人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周围全是魔鬼和神祗，简直不得安宁。那时的一举一动，几乎没有一件是以后希望能够忘掉的。相反，应该遗憾的是，当时使我们做出那一举一动的那种自然，发自内心，以后却没有了。以后看问题更实在了，完全与社会的其它部分相符合了，但是，少年时期是唯一学到东西的时期。

我猜测到的德·圣卢先生的傲慢以及这种傲慢所包含的铁石心肠，从每次他从我们身边走过时那种态度上都得到了证实：身体修长而不能弯曲，头都总是高昂着，目光毫无表情。光说毫无表情还不够，还恶狠狠的，完全没有一般人那种对他人权利的隐隐尊重，即使这些人不认识你的婶祖母。正是这种对他人权利的隐隐尊重使我在一位老妇人面前和在一盏煤气路灯前行为不一样。前几天我还设想他会给我写几封十分讨人喜欢的信，以向我表示好感；一个善于想象的人自称代表民众，正在用令人难忘的演说鼓动民众，待他这样一个人高声道出他的梦幻，想象的欢呼声一旦平息下去，他就和以前一样还是一个大傻瓜，依然平平庸庸，默默无闻，距离议会与民众的热情很远。这位公子那冷冰冰的姿态，与上述那想象的来信相距十万八千里，与上述那议会与民众的热情亦相距十万八千里。

那个秉性傲慢而又心怀恶意的人，那些很说明问题的外表在我们心中产生了极坏的印象，大概是为了尽力消除这种坏印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又与我们谈起她的侄孙（他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个侄女的儿子，比我年龄稍大）心地无限善良。世界上竟有人能够不顾一切事实真相，将好心肠这一优秀品质借给心肠那么硬的人，哪怕他们对组成自己那个圈子的有名气的人彬彬有礼也好！对这一点，我算服了！有一天，我在一条窄路上与他们二人相逢，她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将我介绍给他。这一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本人，虽然是间接地，倒给她侄孙天性的基本特点加上了一点肯定成分。我对那些基本特点已经确信无疑。

他似乎没有听见人家在他面前道出某一个人的名字，面部肌肉没有一块动弹一下。他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最微弱的人类好感之光闪过，从目光的无知与空虚之中，只流露出一种过分的夸张。若没有这一点，他的眼睛可就与没有生命的镜子完全无异了。然后，那冷酷的眼睛盯住我，似乎向我答礼之前，想了解了解我的情况。那种突然的发动，与其说来自有意的行为，还不如说来自肌肉反射更恰当一些。他在自己和我之间留出尽量大的距离，将整个手臂伸出来，远远地向我伸过手来。

第二天他差人将他的名片送给我，我以为至少要有一场决斗。可是，他只与我谈文学，谈了很久之后，他声称非常希望每天能见到我几个小时。但在这次拜访过程中，他对精神方面的事情并没有表现出热烈的兴趣。他对我表示的好感与前一天的答礼也大相径庭。待我后来见到每当人家向他介绍某个人，他都是这个样子时，我明白了，这不过是他那个家族中某一部分人特有的社交习惯。他母亲十分看重他要非常有教养这一点。要求他的躯体服从这一习惯。他这样施礼，是并不考虑的，并不比想到他的漂亮衣服、他的漂亮头发想得更多。这是从思想上来说什么也不说明的一件事，纯粹是学来的，而我首先认为说明问题的，正如他的另一个习惯一样：他认识了谁，立刻要人家将他介绍给本人的亲属。这个习惯，在他已经变成本能性的了，所以第二天我们遇到的时候，他一见了我，就朝我冲过来，连好也没问，便要求我向身边的外祖母通报他的名字。那种狂热的速度，似乎这要求是来自某种自己的本能，正象挡住迎面一击那个动作，或热水喷过来赶紧闭上双眼一样，不采取这样的防护措施，再过一秒钟停住不动，就会有生命危险。

这第一轮驱魔咒仪式一旦完成，就象怒气冲冲的女妖剥下她的第一层外衣，用迷人的风韵将自己装饰起来一般，我见过的这个傲慢的尤物变成了我遇到过的最可亲可爱的人，最殷勤体贴的小伙子。

“好啦，”我心想，“我对他已经看错了，我受了海市蜃楼的害。可是，我不过胜了第一个马上就要落到第二个手里而已，因为他是一个迷恋贵族阶级的大老爷，他又要极力掩盖自己的真相了。”果然，圣卢所受的全部良好教育，他的全部可爱可亲，不久之后，便叫我见识了另一个人，而与我怀疑的很不相同。

这个外表上是个傲慢的贵族和运动员的小伙子，只对精神方面的事情看得重、有兴趣，特别是对文学和艺术上的时髦表现十分有兴趣，这在他婶祖母看来，似乎是那么可笑。此外，他满脑子都是她婶祖母称之为“社会主义演说”的玩艺，对他自己的阶层充满了深深的蔑视，经常花几小时研究尼采和普鲁东。他是很快便佩服人家钻在一本书里，只关心抽象思维的“知识分子”1。这种倾向非常抽象地表达出来，使他与我平常操心的事情距离很大，甚至就在他进行这样表述的时候，虽然我觉得很能打动人，可是也叫我有些厌倦。我可以说，我刚刚读了关于著名的德·马桑特伯爵那充满轶事的回忆录之后那些日子里，当我确实知道了这马桑特伯爵就是他的父亲以后，我特别希望对德·马桑特先生过去的生活知道得更准确，更详细一些。想到罗贝尔·德·圣卢不但不满足于做他父亲的儿子，不但不能将我引进他父亲的一生这部过时的小说中去，反而培养自己去热爱尼采和普鲁东，我真是气得要发疯。在马桑特伯爵身上，一个已经遥远时代那样特别的风雅与充满幻想的精神合二而一了。他的父亲说不定不会赞同我的遗憾。他本人是一个聪明人，越出了他那个花花公子生活的界限。他几乎没有来得及了解他的儿子，但他希望儿子比自己有出息。我相信他可能与家族中其它人相反，会赞赏他的儿子，会为儿子将构成父亲从前可怜的消遣的东西抛在一边去进行严肃的思考而感到高兴。他会不露声色地，怀着他那伟大神师的谦虚精神，去偷偷阅读儿子最喜爱的著作，以估计一下罗贝尔比他高明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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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分子”这种用法，在当时还是新词。

再说，还有一件令人伤心的事，就是虽然德·马桑特先生心胸很开阔，会欣赏与自己那么不同的儿子，但是罗贝尔·德·圣卢是相信品德与某些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人，他对自己的父亲怀着虽说充满感情却又有些蔑视的记忆，他的父亲一辈子就是关心打猎，赛马，听瓦格纳的曲子要打哈欠，对奥芬巴赫却非常着迷。圣卢还不够聪明，他不懂得智力价值与附和某种美学模式毫无关系，他对德·马桑特的“智慧”看不起，同布瓦尔迪欧的儿子对布瓦尔迪欧、拉比什的儿子对拉比什可能会看不起一样，因为这些儿子如果是最象征主义文学和最复杂的音乐的信徒，就必然会看不起自己的父亲。

“我对父亲了解很少，”罗贝尔常说，“据说他是一位很杰出的人。他的不幸就在于他生活在那个可悲的时代。出生在圣日耳曼区，生活在‘美女海伦’的时代，这就造成了一生中的灾难。如果他是热衷于‘ring’1的小资产者，说不定还能做出完全不同的事情来。人家甚至告诉我，说他很喜爱文学。无法知道究竟，因为他所理解的文学，完全由过时的作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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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文：戒指，此处是指瓦洛纳的四部曲《尼布隆根的戒指》。

对我来说，我觉得圣卢有些严肃，而他则不理解我并不比他更严肃。他判断每一事物，只凭这事物所包含的智慧有多重，某些事物赋予我美妙的想象，他体会不到，而认为这些事物很肤浅。他自认为我比他逊色得多，可是我能够对这些事情感兴趣，他很惊异。

头几天，圣卢就征服了我的外祖母。不仅通过他巧妙地向我们两人表现出无时无刻的好意，而且在好意上又加上自然，他在各种事情上均是如此。自然——大概是因为透过待人接物的艺术，他叫人感觉到自然——这是我外祖母看得最重的优点，无论是在花园里，还是在烹调上，还是在钢琴演奏上，都是如此。在花园里，例如在贡布雷的花园里，她不喜欢有特别整齐的花坛；在烹调上，她讨厌所谓的“拼花样”，那种几乎辨认不出是用什么东西做出来的食品，在钢琴演奏上，她不喜欢过分雕琢，加工过细，她甚至对鲁宾斯坦1弹琴音符不清、走调都有一种特殊的好感。这种自然，她甚至从圣卢的衣着上体会出来，是轻松的华丽，无任何“装腔作势”以及“拘泥、刻板”，不僵硬，也不上浆。她更欣赏这个富有的年轻人那股毫不在乎、自由自在的劲，生活在奢华之中却没有“铜钱臭”，不摆阔架子。圣卢依然无法阻止自己的面部透露出某种激情，她甚至从这上面也找到这种自然的动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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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宾斯坦（1829—1894），俄国钢琴家，作曲家。

一般来说，随着童年的逝去，这种无法做到便和那个年龄的某些生理特点一起消失了。例如他热切地期望着什么，而又没有指望得到，哪怕是一句恭维话，都会使他迸发出那种骤然、炎热、有感染力而又外露的快乐，他无法控制，也无法掩饰。快活的怪相无可阻挡地飞上他的面庞，双颊细腻的皮肤透出红晕，双眼映出羞涩和快乐。对这种直爽和天真无邪的优美表露，我外祖母无限感动。这种表情，在圣卢身上，至少在我与他友情甚笃的时代，是不骗人的。

我认识另一个人——这样的人很多——对这个人来说，那种来得快去得快的红晕所表现出的生理上的诚恳，丝毫不排除道德上的表里不一。这种红晕，常常只证明一些足以干出最卑鄙、奸诈行为的人感到高兴的强烈程度，他们甚至在快乐面前不能自持，不得不向别人承认这种快乐。使我外祖母特别酷爱圣卢的原因，自然是他那样毫不拐弯抹角地承认他对我怀着好感。为了表达这种好感，他用的那些词语，我外祖母说，似乎连她自己也找不到，是最准确的，真正动情的，是同时属于“塞维尼和博泽让”的词语。他也毫无拘束地拿我的毛病开玩笑——他挑我的毛病那种细心劲，叫我外祖母觉得好玩——但也象我外祖母一样，是满怀柔情的。相反，他热情地、毫无保留地、毫不冷淡地尽情赞扬我的优点，而他那个年龄的年轻人一般认为，非要借助于保留和冷淡才能显出自己了不起。我稍感不适，他就去叫人来；天气转凉，我自己还没发觉，他已经把毯子盖在了我的腿上；若是感到我很忧郁或者不快活，他便不声不响地安排好，晚上陪我陪得更晚。他表现出那样的细心周到，从我健康的角度来说，更严酷一些对我说不定更有好处。我外祖母觉得这几乎有些过分，但是，作为对我疼爱的表示，她深深地受到感动。

我们两人很快就说好了：我们已经成了永不相弃的挚友。他说“我们的友谊”时，就好象谈一件什么存在于我们身外的重要而甜美的事情一般，而且很快他便将“我们的友谊”称之为他生活中最大的快乐了——对他情妇的爱不计在内。这些话引起我某种感伤，我很为难，不知如何作答，因为和他在一起，和他谈话——肯定，与任何别的人也是如此——我丝毫感觉不到没有人陪伴时反而会感觉到的那种幸福。独自一人的时候，有时我感到有一种感觉从内心深处涌来，是那种给我以甜美的快意的感觉。但是，我一跟什么人在一起，一跟一位朋友谈话，我的思想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思考朝着谈话对象而去，而不是朝我自己而来了。思考循着这样的反方向而去时，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快乐。我一离开圣卢，便借助于语句，将我与他一起度过的纷乱的每一分钟理出点头绪来。我心里想，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好朋友是罕见的，我感到周围皆是难以到手的财富，这时我恰恰体会到与对我来说实为自然的快乐相反的东西，与从我内心汲取了什么，并将这个隐藏于半明半暗之中的念头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而体会的快乐相反。如果我花上两、三个小时与罗日尔·德·圣卢聊天，他对我对他说的话又很赞赏，我便感到某种后悔，遗憾，厌倦，觉得不如一个人独处及准备好开始工作。但是我心里又想，一个人聪明并不仅仅为了自己，最伟大的人物也期望为人欣赏，我不能将这几个小时视为浪费，在这几个小时的过程中，我在朋友的心目中建立起了自己高大的形象。我很容易地说服了自己，认为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正因为我不曾体会到这种幸福，我更热切地期望永远不要剥夺我这种幸福。对于我们身外的财富，人们总是比担心所有其它的财富更担心这些财富消失，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占有这些财富。

我感到自己能够比很多人更好地体现友谊的美德（因为我总是将朋友的利害放在所谓个人利益之上，我对这些个人利益是不在乎的，而其他人对这个极为关切）。但是感到我的心灵与他人心灵之间的差异——我们每个人心灵之间都是有差异的——不但没有扩大，反而会消失，我却无法因此而感到快乐。相反，有时，我的思想从圣卢身上辨别出一个比他本人更普通的一个人，“贵族”，而且就象一种内在的精神指挥着他四肢的动作一样，是这个“贵族”在指挥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时候，虽然我在他身旁，实际上我是独自一人，我在他面前好似我面对一处风景，理解了这景色的和谐一样。他只不过是一件物品罢了，我的思考力图加深对这件物品的认识。我总是从他身上找到那个先入为主的、上百岁的人，那个恰巧是罗贝尔期望自己不是的贵族，这时我感到极度的快乐，但属于智力范畴，而不属于友谊范围。

他身心机敏，赋予他的是无限可亲可爱的风雅；他很随便地请外祖母坐他的马车，并且扶她上车；他怕我着凉，灵巧地从座位上跳下来，将他自己的外套披在我的肩上。从这些举动里，我感觉到的，不仅是伟大的猎手世代相传的灵巧——这个年轻人的祖先世世代代就是猎手，而他却一心要搞智力活动，还有他们对富有的蔑视——在罗贝尔身上，也有这种对富有的蔑视——但同时他又对富有很有兴味，那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欢宴他的友人，正是这种蔑视才使他那样漫不经心地将自己的奢华奉献于友人的脚下。从这些举动里，我更感觉到这些贵族大老爷那种认为自己“高人一头”的自信或幻觉。幸亏如此，他们未能将那种想表现自己“与别人一样”的欲望遗传给圣卢，未能将那种怕显得过分殷勤的恐惧遗传给圣卢。圣卢确实不知这种恐惧为何物，而这种恐惧以其僵硬和笨拙，使最诚挚的平民百姓的和蔼可亲都变成了丑态。

有时我责备自己这样从视自己的朋友为一件艺术品中得到乐趣，也就是说，注视着他这个人各个部分的动作，似乎由一个总思想和谐地加以指引，这每一部分都拴在那个总思想上，而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总思想是什么。因此，这个总思想并不能给他自己的品质、给他个人的智慧和道德的价值增加任何一点东西，而他对这些是看得很重的。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总思想倒是他的品质得以存在的条件。正因为他是一个贵族，他的思想活动，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他身上才具有某种真正纯洁和无私的色彩。这种活动和向往使他去寻找一些野心勃勃、衣衫破旧的年轻大学生，那些人的活动和向往并不具有纯洁和无私的色彩。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无知而又自私的社会阶层的继承人，坦诚地希望大学生们原谅他这些贵族根底。事实与此相反，正是这些贵族根底对大学生产生诱惑力，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找他，同时又对他装出冷淡甚至傲慢的样子。

他就这样弄到要向一些人主动追求的地步。我的父母忠于贡布雷的社会学，见他这样对这些人并不扭头而去，一定会惊诧不已的。

有一天，我和圣卢坐在沙滩上，背靠一顶帆布帐篷。我们听见从帐篷里传出咒骂，嫌巴尔贝克犹太人麇集，把巴尔贝克都弄臭了。

“就没法走上几步不碰上一个！”那声音说道。“我并非从什么原则出发，对犹太民族有不共戴天的仇视情绪，可是这里，真是过剩了！就听见：‘喂，亚伯拉罕，chaifuchakop1’

这种话。真觉得自己是置身于阿布吉尔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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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伯莱语：你这个断子绝孙的。

如此大发雷霆反对以色列的那个人终于从帐篷里走出来了。我们抬起头来看看这个排犹主义者。他正是我的伙伴布洛克。圣卢立即请我提醒布洛克，说他们在大考时遇见过，布洛克那次大考得到荣誉奖，后来他们在一所民众大学里又遇见过。罗贝尔的哪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交际场合出了差错，做了可笑的事，圣卢对这个毫不在乎。但是他感到，如果别人发现了，那出了错的人是会脸红的。每逢这时，怕伤害别人的自尊心便使他现出一幅窘态。这种时候常常是罗贝尔满脸通红，似乎出错的是他。从他的窘态中，我能找到他受耶稣教会教士教育的痕迹，对此我最多偶尔讥笑一下也就罢了。布洛克答应到旅馆去看他那天，情形就是如此。布洛克一面应允，一面又加上一句：

“在那种供商队住宿的大旅店伪装时髦地等人，我受不了；茨冈女人又叫我恶心，你对‘laift’1说，叫她们住嘴，并且立即去通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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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洛克出于无知，将“laifft”（开电梯的人）读成“”。谓“聪明的”讲究：他们要给福音书或《一千零一夜》作插图，考虑到那些事情发生在什么国度里，偏偏把巴尔贝克最大腹便便的“大人物”的模样赋予了圣皮埃尔或阿里巴巴。

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很坚持叫布洛克到旅馆来。他在巴尔贝克并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和他的姐妹们在一起，可惜！他的姐妹们在这里又有许多亲戚朋友。这个犹太群体很有特色，并不太令人愉快。巴尔贝克和某些国家，如俄国和罗马尼亚一样，地理课教给我们，在这些地方，犹太居民并不享有与巴黎同等的优惠，也不像在巴黎那样达到了那种程度的同化。布洛克的表姐妹和叔伯们，或者与他信仰同一宗教的男男女女上游乐场时，女的是去“舞厅”，男的则上了叉路到纸牌赌博那边去。他们总是一块去，不与任何其它成分混杂。他们织成一个与自身同质的队伍，与注视他们走过，每年在这里看见他们却从来不和他们打招呼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一帮。不论是康布尔梅的圈子，首席审判官的山头，还是大小资产者，甚至巴黎某些普普通通的杂粮商人，他们的女儿，美貌，傲慢，嘲笑一切，完全法国式，就像兰斯的雕象一样，都不肯与这群没有教养的丫头们混在一块。她们念念不忘“洗海水浴”这种时髦，甚至总作出刚刚钓大虾回来或正在跳探戈的模样。说到男子，虽然无尾礼服光鲜夸目，皮鞋溜光铮亮，但是举止装腔作势，使人想到画家那些所布洛克一一将他的姊妹向我作了介绍，粗暴得无以复加地叫这些女孩子住嘴。她们对这个哥哥崇拜备至，将他看成自己的偶像，他每道出一句什么俏皮话，她们都要哄堂大笑。所以，很可能这个阶层也与任何其它阶层一样蕴含着许多引人之处、优秀品质和崇高道德。要体会到这些，则必须深入到这个阶层中间去。可是，这个阶层不讨人喜欢，他们感受到排犹主义的气氛，看到排犹主义的表现，他们结成密集的封闭的群体与此对抗，任何人都别想开出一条路打进这个圈子。

说到“laift”，这事还不如那之前几天发生的另一件事叫我惊奇：布洛克问我为何前来巴尔贝克（相反，他似乎觉得他自己来这里是极其自然的事），是不是“指望认识几个美人儿”。我对他说，这趟旅行是我向往已久的一件事，然而比去威尼斯的欲望还差一层。这时，他回答说：“对，当然了，为的是一面装作读约翰·拉斯金爵士的《stonesofvenaice》1，一面和漂亮太太们一道吃冰淇淋。那位拉斯金是个面色阴沉、令人讨厌的家伙，是世界上叫人最讨厌的绅士之一。2”布洛克显然以为，在英国，不仅所有的男性都是“爵士”，而且字母“i”也总是发“ai”的音。圣卢认为这个发音错误并不严重，因为他从中主要看出我这位新朋友缺乏社交概念。我这位新朋友既没有这些概念，又蔑视这些概念。罗贝尔生怕哪一天布洛克知道了人说“威尼斯”而不是“威耐斯”，拉斯金并不是爵士以后，会往前想到罗贝尔一定觉得他无知可笑，反倒自己觉得自己罪过，似乎自己不够宽宏，实际上他真是宽宏无度。布洛克有一天发现自己的错误时会染上面颊的红晕，罗贝尔已提前感到它飞上了自己的面颊。他肯定布洛克比他自己把这个错误看得更重。这正是此后不久，有一天布洛克听到我说到“lift”时的感受。他立刻打断我说：“啊，应该说‘lift’。”同时用生硬而又高傲的语气说道：“其实这完全无关紧要。”这句类似反应的话，所有自尊心很强的人，无论是在最重大的场合还是在最微不足道的场合也都这么说。这说明，对于声称无关紧要的那个人来说，即使在微不足道的场合之中，所说的那件事也是非常紧要的。任何一个有些高傲的人，刚刚夺走了他紧紧攀住的最后的希望，拒绝给他帮忙，从他嘴上也会首先冒出这句话来，这时便是令人伤心的话，也是悲剧性的一句话了：“啊，好吧，这完全无关紧要，我另作安排吧！”这完全无关紧要地向他推去的“另作安排”，有时竟会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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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onesofvenice》为拉斯金的作品，共三卷，第一卷于1851年，第二、三卷于1853年均在伦敦出版。但直到1874年再版本及1881年的缩写本，这部著作才打响。1900年春普氏游览威尼斯的圣马可时，手里就捧着这本书。缩写本于1906年由玛蒂尔德·克雷默译成法文，书名为《威尼斯的石头》，此处布洛克出于无知，将venice”（威尼斯）说成“venaice”（威耐斯）。

2普氏极喜欢拉斯金的著作，这里，布洛克的话怎样刺激了他，诸位可以想见。

此后布洛克对我说了一些非常热情的话。他肯定希望对我非常客气，可亲。可是，他问我：“你与德·圣卢－昂－布雷交往甚密，是想把自己抬高到贵族吗？——那贵族阶层与其余的人是差不多的，你太幼稚了。你可能正处在赶时髦的狂热之中。告诉我，你是不是时髦青年？是，对不对？”

他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想对我客气这种愿望突然改变了，而是他的缺点正是人们用很不正确的法语称之为的“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他自己对这个缺点无所察觉，更不会认为别人会因此而不快或反感。

在人类中，人人具有的品德，与每个人特有的众多的缺点相比，其比例并不更大。显然，“世界上最普遍的事物”，并不是良知，而是善良。在最遥远偏僻的角落里，人们会惊异地有到善良这朵花自动开放，犹如在幽静的山谷中开放着一朵丽春花。这朵花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丽春花无异，但它从未见过其它的丽春花，只见识过有时叫它那孤独的小红帽颤抖不已的狂风。即使这种善良因利害关系而变成瘫痪，表现不出来，它依然存在。每当没有任何自私的动机妨碍它发挥的时候，例如读一本小说或一份报纸的时候，这种善良便会大放光华，向弱者、向正义者、向妥迫害的人而去，甚至在一生之中杀过人，但作为长篇连载小说的爱好者，他的心仍然根软的这种人心中，也是如此。

与美德令人佩服的情形相似，缺点的多种多样也令人叹为观止。最完美无缺的人也有某个缺点使人不快或令人着恼。某一个人智力超群，高瞻远瞩，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但是，你亲自交给他请他转交的最重要信件，他却放在自己口袋里忘了交，后来又叫你误了一次重要的约会，而且也不微笑着向你道歉，因为他一向以自己从不知道时间是几点钟为荣。另外一个人思想细腻，性情温柔，待人接物高雅，关于你本人，从来只说会叫你高兴的话，但是你感觉到他对有些事闭口不谈，将某些事埋在心底，各种各样的事在他心里闷着发酵。他见到你很高兴，他们这高兴看得那么宝贵，宁愿叫你累死，也不离开你。第三位更诚恳一些，但是，当你说自己健康状况不佳而未能前去看望他请他原谅时，他把诚恳推进到非叫你知道，有人见你去戏院了，人家觉得你脸色很好不可。或者非叫你知道他并未完全受益于你为他进行的斡旋，再说已经有另外三个人主动提出为他进行活动，所以他对你也只是稍加感恩而已。在这两种情况下，前面那位朋友可能装作不知道你上戏院去了，装作不知道别人也能给他帮这样的忙。至于这最后一位朋友，他感到需要向什么人反复地说或者揭示出可能最令你反感的事，对自己的直爽感到十分得意，而且拼命对你说：“我就是这样。”

有的人则以他们过于好奇或绝对没有好奇心来叫你着恼。你可以对他们谈到最为轰动的重大事件，而他们完全不知所云。有的人等几个月才给你回信，如果你的信是关于你自己的一件事而与他们无关的话。或者，他们对你说，要来问你什么事。你怕错过了他们的来访一直不敢出门，他们却并不前来，叫你等上几个星期，因为他们没有收到你的回信（而他们的来信根本没有要求你回信），以为他们惹你不高兴了。某些人高起兴来，想来看你，他们只顾自己愿意而不顾你愿意不愿意，口惹悬河，不给你留下插嘴的地方，也不管你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做。可是，若是他们感到时间长了，累了，或者心情不好，你就引不出他们一句话来，任凭你怎么使劲，他们用无精打采来对付你，再也不肯回答你的话，甚至不肯用一个字来回答，就像没听见你说的话一样。

我们的每个朋友都有自己的缺点，为了能继续喜欢他，我们不得不寻些东西来自我安慰——想到他的才华，他的善良，他的温柔——或者更正确地说，将我们的好意充分发挥出来，对他们的缺点视若罔闻。可惜，我们这样好心对我们朋友的缺点极力做到视而不见，总是敌不过他的极力放纵，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或者以为别人看不见。讨人嫌这种危险主要来自难以评价不显眼的或未被察觉的事，所以出于谨慎，至少应该从不谈论自己。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题目上，别人的看法与我们自己的看法永远不会一致。人们参观一幢外表平平的房屋，里面不论是珍宝满室，还是遍地皆是盗贼用的撬门铁捧或死尸，发现了别人真正的生活，那表面天地之下的真天地时，都会感到同样的惊异。借助于每个人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对自己形成了一个印象。通过他们在背后就我们发表的言词，我们得知他们对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怀有怎样完全不同的形象时，我们的惊异不会比上述情形更小。因此，我们每次谈论过自己以后，都可似确信，我们说的那些无害而谨慎的话语，被人表面上彬彬有礼并虚伪地表示赞同听了去以后，会叫他们作出最叫人恼怒或最令人快乐的评论，一言以蔽之，是最不利的评论。至少我们对自己的想法和我们的话语之间不成比例，也很会激怒别人。这样的不成比例，一般总是使人们就自己所说的话显得非常可笑，就像那些冒牌音乐爱好者，虽然作出极其赞赏的样子，但是他们叫我们听到的话语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赞赏。他们一面用有力的指手画脚和一副赞赏备至的表情来补偿那含糊不清、喃喃低语的不足，同时又感到需要哼一首他们喜爱的曲调。

除了谈自己和谈自己缺点这个坏习惯之外，还要加上另外一个与此结成一体的坏习惯，那就是揭露别人身上的某个缺点，恰恰自己也有这同一缺点。人们总是谈论这些缺点，似乎是一种谈论自己的方式，实际上是用拐弯抹角的方式，把承认自己的快乐与宽恕自己的快乐结合在一起。

此外，似乎我们的注意力总是被吸引到构成我们自己特点的东西上去，与别人身上的其它东西相比，更容易发现这些东西。一个近视眼谈论别人时会说：“他眼睛几乎睁不开。”一个肺结核患者对一个最健壮的人肺部是否完好总有疑问；一个很不爱清洁的人总说别人不洗澡；一个嗅觉不灵敏的人总认为别人身上有味道；一个丈夫，自己老婆作风不正，会到处看到老婆作风不正的丈夫；一个举止轻浮的女人到处都看到举止轻浮的女人；一个追求时髦的青年，到处看到时髦青年。每种毛病，也像每种职业一样，要求一种专门知识，并不断发展这种专门知识。将这些知识卖弄一下，并不令人恼火。性欲倒错的人发现性欲倒错的人，一位裁缝应邀到了社交场合，他还未与你谈话，就已经品评起你的衣料，他那手指已经迫不及待要来捻一捻看质量如何了。如果你与一位牙医谈上一会话，然后问他对你有何真实想法，他就会告诉你，你有几颗坏牙。在他看来，没有比这更重要了。待你也发现了他的坏牙，你会觉得没有出这更可笑的了。

不仅仅我们谈到自己时，以为别人都是盲目的，就是我们做事时，也似乎以为别人是盲目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专门的上帝无时不在，他遮掩住我们每个人的缺点，或向我们每个人许诺看不见我们的缺点，犹如对不洗澡的人，对他们耳朵上的一条污垢，臂弯里的汗味，他都闭上眼睛，堵上鼻孙，并且要他们坚信，他们可以带着这些污垢和汗味在人间游荡，不会受到任何处罚，人们什么也发觉不了。佩戴假珍珠或以假珍珠相赠的人，以为别人定会把假珠当成真珠。

布洛克很没有教养，有神经病，追求时髦，属于一个不受尊重的家庭，如同在海底一般承受着无法计算的压力。这压力不仅来自表层上的基督教徒，还有高于他所在的阶层的一层层犹太阶层，每一层都以自己的蔑视压迫着紧挨着自己下面的那一层。要从一个犹太家庭上升到另一个犹太家庭，穿过一层又一层，直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布洛克可能要花上数千年的时间。最好是设法从另一个方向上开辟一个出口。

布洛克跟我说什么我正处在赶时髦的狂热之中，要我向他承认我是时髦青年时，我本可以这样回答他：“如果我是，我就不会与你常来常往了。”可我只是对他说，他这样讲话太不客气。于是他想道歉，但是没有教养的人实在有福气，依照他们的方式，便是一面毁掉自己的前言，一面伺机将那些话语变得更加沉重。

“请你原谅我，”现在他每次遇到我都这样说，“我曾经叫你难过，曾经折磨你，我是故意使坏。不过——从总体来说，所有的人，从个体来说，你的朋友，都是奇怪的动物——你无法想象，我虽那么无情取笑你，可我心中对你是一片柔情。我想到你时，这种柔情常常令我下泪。”说着，他便叫人听到一声呜咽。

布洛克身上使我惊异的，还有更甚于他举止不适度的地方，那便是他的谈话质量好坏相差很大。这个小伙子十分挑剔，对一些最时髦的作家，他常说：“这个人是个面色阴沉的白痴，那个人完全是个傻瓜。”可有时他能十分开心地讲述一些毫不可笑的传闻轶事，引证某一个完全平庸的人的话，说“那人真是了不起”。评断人的智慧、价值、意义的这一双重天平，总是使我惊异不止，直到我结识他的父亲老布洛克先生那一天，这个谜才算解开。

我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们竟然同意去与老布洛克结识。因为小布洛克在圣卢面前说了我的坏话，又在我的面前说了圣卢的坏话。他特别对罗贝尔说我（一直）追求时髦追求得要死。“对，对，他能结识勒—勒—勒格朗丹先生十分荣幸，”他说。布洛克这样将一个词分开说，既表示讽刺，又表示文学味道。

圣卢从未听说过勒格朗丹这个名字，大吃一惊：“此乃何人？”

“噢，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布洛克回答，哈哈大笑，同时怕冷似地将两手插进外衣口袋里，确信他此刻正在欣赏一位了不起的外省绅士那独具特色的外表。与这位绅士相比，巴尔贝·多尔维利的外表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布洛克不会描绘勒格朗丹先生的形象，便用赋予他好几个“勒”字和象躲在柴捆后面品酒一样品味这个名字的办法来聊以自慰。但是这种主观的享受别人是领略不到的。

他一方面在圣卢面前说我的坏话，另一方面在我面前也没少说圣卢的坏话。到了第二天，我们两人便都知道了这些谗言的详细情形，倒不是我们俩相互学舌，那我们可就太罪过了。但是布洛克会觉得这是非常自然而几乎不可避免的事，以至他在心神不安之中——他认为我们肯定会从这个或那个人嘴里得知我们要知道的事——宁愿先下手。他把圣卢拉到一边，向他招认了自己故意说他坏话的事，又告诉圣卢，他以“誓言监护人、克洛诺斯之子宙斯的名义”起誓，他爱圣卢，愿意为圣卢献出生命，说罢又抹去一滴眼泪。同一天，他又安排好单独见我，向我作了忏悔，宣称他那么做是为了我的利益，因为他认为某种社交关系对我有害，而我“比这个更有价值”。然后象醉汉动情那样抓住我的手，虽然他的酒醉纯属神经质：

“相信我好了，”他说，“若是昨天想到你，想到贡布雷，想到我对你无限的柔情，想到你自己甚至回忆不起来的某些下午上课的情形，我不曾哭了一整夜，就叫黑煞神凯尔立即把我捉了去，让我穿过人类厌恶的哈得斯1之门好了！对，一整夜，我向你发誓！可是，我知道，我了解人，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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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亦为克洛诺斯之子，宙斯之兄弟，为冥王。他在魔鬼和煞神帮助下（其中就有凯尔），想尽一初办法将活人拉进他那黑暗的王国中去。谁掉进他的冥府，便再不得永生；也无返回之路。

确实，我不相信他的话，我感到这些话是临时编造出来的，是随说随编出来的。他“以凯尔”的名义起誓，也并没有增加很大重量，因为布洛克对古希腊宗教的信仰纯属文学性质。此外，每当他激动起来，同时也希望别人为一件虚构的事实所感动时，他总是说“我向你发誓”的。与其说这是为了叫人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不如说那是为了撒谎骗人而制造的歇斯底里官能享受。他对我说的话，我不相信。不过我也不怪他，因为我从母亲和外祖母那里继承了不会怀恨在心的天性，甚至对于比这大得多的罪过也不怀恨。我同时也继承了永不谴责任何人的天性。

再说布洛克也不是绝对的坏孩子，他也能做出非常热情的事情来。自从贡布雷人种，也就是如我外祖母和我母亲这样的绝对完美无缺的人从中产生的人种似乎濒于完全灭绝以来，我只能在未开化的、无动于衷的、忠心耿耿的正直人——他们一开口讲话，那声音便很快表明他们根本不关心你的生活——和另一种人之间进行选择。这后一种人，只要他们在你身边，他们就理解你，钟爱你，感动得下泪，可是过了几个小时又会翻脸不认人，跟你开上一个残酷无情的玩笑。此后，他们还会回到你的身边，仍是那样善于察颜观色、热情可爱，立刻就能与你融成一体。相比之下，我可能还是更喜欢这后一种人，就说不喜欢他们的道德价值吧，至少喜欢与他们相处。

“我想你的时候那种难受劲，你是无法想象的，”布洛克又说，“归根结底，这是我身上相当犹太人味道的一面又冒出来了，”他冷嘲热讽地加上一句，同时眯起自己的双眼，好像要在显微镜下为那数量极小极小的“犹太血液”定量一般。一个法国贵族大老爷，在全是基督徒的祖先之中，也可将萨米埃尔·贝尔纳或者再往前数，将圣母玛利亚打进去。他可能也会这么说（实际上他是不会这么说的）。据说，莱维家族就自称是圣母玛利亚的后代。

“我相当喜欢这样从我的情感中分出这一部份来，再说这是很小的部份，这部份可能属于我的犹太血统。”他又补充道。他道出这句话，因为他觉得道出自己种族的真相，既聪明又正直。在这同一场合，他又设法莫名其妙地减轻这真相的份量，就象那些下定决心还债，又只有勇气偿还一半的吝啬鬼。拿出勇气来宣布真相，同时又在其中掺上很多歪曲真相的谎言，这种弄虚作假的方法，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普遍，甚至一般不这么做的人也是如此：生活中某些紧要关头，特别是关系到恋爱关系的紧要关头，便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布洛克瞒着我在圣卢面前对我抨击谩骂，瞒着圣卢在我面前对圣卢抨击谩骂，这一切均以邀请我们前去作客而结束。若说布洛克开始时没有进行尝试以便单独邀请圣卢，我当然不相信。看上去很可能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但是没有成功，于是有一天布洛克对我和圣卢说：

“亲爱的师兄，还对你阿瑞斯1和圣卢－昂－布雷心爱的骑士，驯马人，既然我在乘飞舟的默尼埃家族2帐篷附近、飞沫轰鸣的安菲特里特3海岸上与你们相遇，二位是否愿意赏光，这星期当中的哪一天到我那位鼎鼎大名、良心清白的父亲家中用晚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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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瑞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战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马尔斯。

2可能指巧克力商人加斯东·默尼埃一家，他们的游船《亚里安娜》号当时是很著名的。

3安菲特里特是海中女神，波塞顿的妻子。

4此处布洛克模仿荷马的笔调讲话。

他向我们发出这一邀请，因为他极想与圣卢结成更密切的关系，他希望圣卢能使他进入贵族阶层。如果这个希望是我提出来的，是为我自己提出来的，那布洛克就会觉得是十足的令人厌恶的附庸风雅的表现了。这与他对我本性的一个方面的看法完全符合，至少到现在为止，他不认为这是我本性中的主要方面。但是同样的希望从他那里提出来，他就觉得是他的头脑有良好求知欲望的表现了，他热切希望与某些与己不同的社会阶层交往，说不定从中能找到某些文学上有用的东西。

儿子对老布洛克说，要带一位朋友来吃晚饭，用一种略带讽刺挖苦的心满意足的口气道出这朋友的头衔和名字：“德·圣卢－昂－布雷侯爵”时，布洛克先生感受到强烈的震动。

他大叫起来：

“德·圣卢－昂－布雷侯爵！啊！他妈的！”对他来说，使用骂人的话，那是对人最高敬重的表现。

他向儿子投过赞美的一瞥：儿子竟能结交上这样的人！那目光意味着：

“他真叫人大吃一惊。这个浪子，他是我的孩子吗？”

这目光使我的伙伴快乐不已，好比每个月给他增加五十法郎零用钱一样。布洛克在家中很不自在，感到父亲将他当成不走正道的人，因为他靠崇拜勒贡特·德·利尔、埃雷地亚1和其它“游手好闲的人”过活。可是他跟圣卢－昂－布雷结交上了，后者的父亲曾是苏伊士运河公司董事长啊！（啊！

他妈的！）这可是“无可争议”的成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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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布洛克最佩服的两位蒙巴那斯派诗人。

因为怕把立体镜弄坏了，将立体镜留在了巴黎，现在人们更加感到遗憾。只有布洛克父亲一个人掌握了使用这立体镜的艺术，至少他有权使用。再说他也难得用一次，非常小心翼翼，也就是贵客上门设华宴的日子。所以，观看立体镜表演的人，觉得这是特殊礼遇，是对上宾的优待；而组织表演的主人，则产生了威信，与天才产生的威信相仿佛。即使风景照是布洛克先生本人亲自拍摄的，这个镜是他自己发明的，那威信也不会比这更高。

“昨天你没有得到邀请去所罗门家吗？”人们在家中这样谈论。

“没有，我没有被慧眼看上！都有什么名堂？”

“排场很大，立体镜，全套玩艺。”

“啊，如果有立体镜，我很遗憾，据说所罗门将立体镜拿出来示人时，非同寻常。”

“有什么办法！”布洛克先生对儿子说道，“不应该同时把什么都给他，这样，他就总是还有点什么东西欲求不得。”

从父爱出发，并且想打动他的儿子，他确实想到要把那仪器弄来。但是“具体时间”不够，或者更正确地说，人们以为时间不够。不过，我们不得不将晚餐的时间推迟，因为圣卢走不开，他在等一位舅舅，这舅舅将来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身边过四十八小时。这位舅舅非常热衷于体育锻炼，尤其热衷于长途步行，他要从他在乡间度假的那个城堡，大部分步行走来，在农庄过夜，所以他何时抵达巴尔贝克是说不准的。圣卢不敢动，我这位朋友每天给他的情妇发的电报，甚至都委托我去电报局所在的安加维尔发出。

他们等待的舅舅名叫巴拉麦德，他从自己的祖先西西里亲王那里继承下来这个名字。后来我在阅读历史著作时，遇到这个名字——有人说是真正古老的名字——属于中世纪意大利及法国南部某些城市的某某最高行政长官或某某教会之长1，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漂亮招牌。这个名字一直留在这个家族中，代代相传，从梵蒂冈办公室直传到我的朋友的舅舅那里。有的人因为没有钱，无法成立勋章馆，美术馆，便去追求古老的姓名（地名，像一张古老的地图，一张骑士照，一个招牌或一个普通人姓名那样有文献意义又有地方色彩；受洗礼的名字，在美妙的法兰西文字结尾音节中震荡着，叫人听得出来舌头有毛病。某地居民俗气的语调，发音不正确，我们的祖先正是按照这些使拉丁词和撒克逊词发生了持久的变化，这些变化后来又成为语法了不起的立法者），总而言之，借助于这些古老音响的汇集，这些人给自己开起了音乐会，就像那些到处搜罗低音古提琴2和抒情古提琴以便在古老的乐器上奏出往昔音乐的人一样。当我读到这个名字时，我体会到上述这些人的那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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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红衣主教、大主教和主教。

2大提琴的前身。

圣卢对我说，甚至在最封闭的贵族社会中，他的舅舅巴拉麦德仍然以特别难以接近、蔑视一切、醉心于自己的贵族出身而与众不同。他与自己的弟媳和另外几个精心选择的人在一起，组成了人称之为的“凤凰圈子”。就是在这个小圈子里，他也因傲慢令人恐惧，以至以前发生过社交场上有人想与他结识，前去与他的亲弟弟打交道，亦遭到拒绝的事。

“不，不，不要求我将你们介绍给我哥哥巴拉麦德。我妻子，我们所有的人，都合力去做，也无能为力。不然，你们会撞上他很无礼，我不希望如此。”在赛马俱乐部，他和几位朋友指定了二百名俱乐部成员，他从来不让人将这些成员介绍给他们自己。在德·巴里斯公爵家里，他因衣着华丽、性情高圣卢向我谈了他这位舅舅早已逝去的青年时代。他与自己的两个朋友，也像他那么漂亮，合住一套单身汉小公寓，每天他将一些女人带到公寓里来，因此人称他们是“美惠三女神”。

“有一天，一个人——照巴尔扎克的说法，这个人如今是圣日耳曼区最出头露面的一个人，但在那还不走运的最初阶段，流露出莫名其妙的嗜好——他向我的舅舅要求到这套单身公寓里来。刚一到，他就开始求爱，并不是向女人，而是向我的舅舅帕拉墨得。我舅舅装作听不懂，找个借口把那两位朋友带了出去。然后他们一起回来，捉住那个坏蛋，剥掉他的衣服，打得他血迹斑斑，零下十度的大冷天，把他踢到门外。人家发现他时，他已经半死不活，结果法院前来进行调查，那个倒霉鬼1好不容易才叫法院停止调查。今日，我舅舅大概再也不会干这么残酷处置人的事了。他这个人对上流社会的人那样高傲，可你想象不到，如今他与多少平民百姓有热烈的友情，保护他们，哪怕得到的报答是忘恩负义。一个从前在某一公馆里服侍过他的仆役，他会安插到巴黎去。一个农民，他会叫人教他学会一行手艺。这是他身上相当讨人喜欢的一面，与他那花花公子的一面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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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倒霉鬼，便是福古贝。

圣卢确实属于上流社会的这种青年，他们所处的地位，使人可以对他们道出这样的词句：“他身上有相当讨人喜欢的东西，讨人喜欢的一面。”这是相当宝贵的种子，很快就会生产出一种待人接物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他人一钱不值，而“平民百姓”便是一切。一言以蔽之，与平民百姓的骄傲截然相反。

“据说，他年轻时，在整个那个社会阶层里，他就是表率，他说了就算，简直难以想象。对他来说，在任何情况下，他认为怎样最令人愉快，最实惠，他便怎样办，但是立刻便有附庸风雅的人来加以仿效。在剧场里，他很渴，叫人将饮料送到他的包厢后头。到了下周，每个包厢后头的小客厅都装满了清凉饮料。有一年夏天阴雨连绵，他有些风湿痛，便定做了一件柔软而暖和的驼绒外套，无非是当旅行毛毯用，上面蓝色和桔红的条条他一动未动。立刻，高级裁缝便见他们的主顾都来定做蓝色长毛带流苏的外套了。他在某一城堡度过一天，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他希望免去一次晚宴的庄重性质，为了表示出这种细微差别，他没有带礼服来，穿着下午的上装入席，那么，在乡下着普通上装参加晚宴便成为时髦。为了吃一块点心，他没有使用小勺，而使用了一个叉子或什么他向金银器匠定做的自己发明的餐具，那以后便不许他用别的方法吃了。他想再听一遍贝多芬的某几首四重奏（要说他这些异想天开的想法，他可一点都不愚蠢，而是非常聪明），便请了一些艺术家来，每个礼拜为他和几位朋友演奏。那么这一年，聚集为数不多的人，听室内音乐，便是最为高雅的事。我相信他生活中没有烦闷过。像他从前那么漂亮，女人，他肯定有过不少的！不过我无法准确地告诉你都是谁，因为他这个人守口如瓶。但是我知道，他反正把我那可怜的舅母欺骗得够呛！可这并不妨碍他跟她在一起很愉快，她对他无比钟爱。舅母死后，他哭了好几年。他在巴黎时，仍然几乎每天到墓园去。”

罗贝尔就这样一面等待着他的舅舅，一面对我谈到他。结果是白等。第二天上午，我回旅馆，独自一个人从游艺场前面经过时，感觉到离我不远有一个人在注视我。我扭过头去，看见一个男子，四十岁左右，很高，相当胖，唇髭很黑。他一面用一根小手杖神经质地拍打着他的裤子，一面用睁得大大的眼睛聚精会神地盯着我。有时，极其灵活的眼珠在两只眼眶里骨碌碌地转。只有站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而这个陌生人又由于某种原因使你产生其它人——例如疯子或暗探——不会产生的一些想法时，人才会有这种眼神。他向我飞送过来绝妙的一瞥，既大胆，又谨慎，既飞快，又深沉，好似逃跑时投出的最后一瞥。他环视一下四周，骤然摆出心不在焉而又高傲的神情，整个人突然一转，扭身去看一张海报。他专心致志看海报，一边哼着一首曲子，并整理垂在他扣眼间的那朵苔蔷薇。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摘记簿，好象是将戏名记在本子上。他掏了两、三次怀表，把一顶扁平的黑色草帽向下拉到眼睛上，手又作帽沿状，接长了草帽的边沿，似乎为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人来。他做了一个不满意的动作，通过这个动作，可以叫人看出，他已经等烦了。但是如果真的等什么人，则永远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然后他把帽子推向脑后，露出剪得很短的刷子头。可是两侧都还留着相当长而弯曲的鸽子翅膀1。他大声吐出一口气来。人不仅很热，而且希望表现出自己热得受不了时，就是这样吐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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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鸽子翅膀一般的头发。

我忽然想到，这是个旅馆骗子，他可能前些日子已经注意到了我外祖母和我，正准备搞我们一下，可他刚才发现，就在他觊觎我的时候，让我给撞见了。为了骗我，他可能想通过这种新姿态，极力表现出心不在焉和漠不关心的样子。可是他未免夸张得太剑拔弩张了，以至似乎他的目的不仅是要打消我可能产生的怀疑，报复我不知不觉对他可能进行的侮辱，让我明白他不仅没看见我，而且我是一个太无足轻重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引起他的注意。他做出勇夫模样，挺起腰杆，撇起嘴唇，翘起胡子，在眼神里再配上某种毫不在乎、生硬而又几乎侮辱人的东西。结果是他那奇异的眼睛，叫我一会将他当成偷儿，一会将他当成疯子。

然而他的衣着极其讲究，比起巴尔贝克我看见的所有洗海水浴的人衣着来，要严肃得多，简洁得多，也叫我的上装放了心，因为那些人的海滨装那刺眼而又俗气的淡颜色常使我的上装受到侮辱。

可是这时我的外祖母来迎我了，我们一起转了一圈。一小时以后，她回旅馆去一小会，我在旅馆门前等她。这时我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与罗贝尔·德·圣卢以及在赌场前那样死死盯住我看的那位陌生人一起走了出来。他的目光与我看见他那时一样，闪电一般飞快地从我身上扫过，然后，就象他没有看见我一样，收回到自己的眼前稍下的地方，迟钝、有如中性的目光，假装外表上什么也没有看见，内心什么也看不见。这目光仅仅表示睁圆了眼睛，撑开了睫毛，感觉到四周有睫毛而感到满意。这是某些伪君子的那种虔诚而又沉醉的目光，是某些蠢人的自命不凡的目光。

我看到他已经换了衣服。现在他穿的上装颜色更深，显然这是因为真正的优雅比虚假的优雅距离简朴更近一些。但是，还有别的东西：更靠近些人，人们感受到，这些服装上之所以几乎完全没有别的颜色，并不是因为取消这颜色的人对此无动于衷，而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出于某种原因，他禁止自己使用颜色。这些服装显示出来的朴素似乎是属于那种源于对某种规定的服从，而不是源于对颜色没有胃口。在长裤的料子中，有暗绿的丝，与袜子上的条纹非常和谐，那种精细透露出一律着深色这种审美观的强大力量，对这种趣味，出于容忍精神，只作了这唯一的让步。领带上有一个红点，作为胆敢放肆，是难以察觉的。

“你好吗？我来向你介绍这是我的侄子德·盖尔芒特男爵，”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我说。陌生人并不看着我，咕咕哝哝地说了个含糊不清的“荣幸”，后面紧接着便是“哦，哦，哦”，为的是赋予他的和蔼某种勉强的意味。他蜷起小拇指，大拇指和食指，向我递过中指和无名指来，这两个手指上没有一个戒指。我隔着他的瑞典手套，握住这两个指头。然后他没有对我抬起眼皮，朝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转过身去。

“天哪，我昏了头了吧？”这位夫人笑着说，“我把你叫成德·盖尔芒特男爵了！我向您介绍，这位是夏吕斯男爵。不管怎么说，这错误不太严重，”她又添了一句，“反正你确实姓盖尔芒特嘛！”

这工夫，我外祖母出来了，我们便一起上路。圣卢的舅舅不仅不对我们说一句话给我面子，甚至不瞧我一眼。虽然他打量陌生人（这次短短散步过程中，他向一些无足轻重的出身最寒微的路人投过两、三次他那凶狠而又深沉的目光作为试探），反过来，他从来就不注视他认识的人，如果以我的判断为准的话——像一个执行秘密任务的警探将自己的朋友置于职业监视之外一般。我任凭外祖母、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与他谈天说地，将圣卢拉到后面：

“告诉我，我是不是没听清楚？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你的舅舅说他从前是道尔芒特家人。”

“是啊，当然啦，他就是帕拉墨得·德·盖尔芒特。”

“在贡布雷附近有一座城堡，自称是热纳维埃夫·德·布拉邦特后代，他与那家姓盖尔芒特的，是一家吗？”

“绝对没错：我舅舅，没人比他更讲究纹章学了，他会回答你说，我们的‘呐喊’，我们的‘战斗口号’，首先是‘贡布雷人’，后来才变成了‘帕萨王’，”他笑着说，为的是不要显得为这个“呐喊”的特权而洋洋自得，只有几乎可以称王的家族，大的帮派首领才有这种“呐喊”。“这城堡的现主人，便是他的兄弟。”

这位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就这样与盖尔芒特家族结成了近亲。但是对我来说，她很长时间一直是我小时候送我一盒鸭子叼着的巧克力的太太，那时，她与盖尔芒特一侧要比说她被关在梅塞格里斯一侧更为遥远，在我看起来，还不如贡布雷的眼镜店主人显赫，社会地位高。可她现在突然身份倍增，与此平行的，是我们拥有的其它物品出人意料地贬值。增值也好，贬值也好，都在我们的少年时代和我们少年时代残存之中的各个部分，导入与奥维德的变形一样众多的变化。

“是不是在这座城堡里有盖尔芒特世家古代高官的全部胸象？”

“对，是个好景，”圣卢冷嘲热讽地说。“咱俩说说，勿告他人：我觉得这些东西无味得很。不过在盖尔芒特有更有意思的东西！那就是加里埃1所绘制的我姨母的肖象，十分动人。与惠斯勒或委拉斯开兹的作品一样美，”圣卢又加了一句，他在新教徒的狂热中，不能总是准确地把握住伟大的标尺。

“也有居斯塔夫·莫罗的动人的画。我的姨母是你的朋友、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侄女，是这位夫人带大的，她嫁给了自己的表兄，也是我的婶祖母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侄子，就是现在的德·盖尔芒特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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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里埃（1849—1906），是肖像画及家庭场景画家。

“那你的舅舅又是什么人呢？”

“他的贵族头衔是夏吕斯男爵。照规矩，我的外叔祖父去世时，我的舅舅帕拉墨得本应取得德·洛姆亲王的头衔，他的哥哥成为盖尔芒特公爵之前就是这个头衔。这个家族里，人们更名改姓就像换衬衣一样。可是我舅舅对所有这些事都有一些特别的想法。他觉得意大利的公爵，西班牙的什么高级称呼等等都用得太滥，虽然他可以在四、五个亲王头衔中进行挑选，但他出于抗议，保留了夏吕斯男爵的头衔，表面上很朴素，实际上这里头包含着许多自傲。他说：‘如今什么人都是亲王，可是毕竟得有点东西使你与众不同。待我想隐姓埋名出门旅行时，我一定取一个亲王头衔。’照他的说法，没有比夏吕斯男爵更古老的头衔了。蒙莫朗西男爵自称是法兰西最古老的男爵，其实不确，因为他们那时只是他们的采邑法兰西岛的男爵。为了向你证明夏吕斯男爵早于蒙莫朗西男爵，我的舅舅会兴致勃勃地给你解释上几个小时。虽然他非常精明，有才干，他仍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谈话题材，”圣卢微微一笑说道。“可是我不像他，你不要叫我谈什么系谱，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叫人昏昏欲睡，比这个更过时的了。确实，人生太短暂了。”

从刚才在赌场附近使我转过身去的那股生硬的目光中，我现在认出了当年在当松维尔，斯万太太召唤希尔贝特时我见过的死死盯住我的目光。

“你告诉我，你的舅舅德·夏吕斯先生有过许多情妇，这里头有没有斯万太太？”

“噢！绝对没有！他是斯万先生的一位好友，一向给斯万先生许多支持。可是，从来没有人说他是斯万老婆的情夫。如果你流露出相信这个的样子，肯定会在上流社会里引起极大的惊异。”

我没敢回答他说，如果我流露出不相信这个的样子，在贡布雷，人们会感到更加惊异的。

我外祖母被德·夏吕斯先生迷住了。当然，他对一切关于世家和社会地位的问题极为重视，外祖母也发现了。但是人们对此严加指责时，一般总有隐隐的妒意和恼怒在里面，因为看到另外一个人享有自己也想有却无法拥有的优越地位。外祖母则丝毫不带此等的严责。相反，她对自己的命运很满意：丝毫不为自己并不生活在一个更加显赫的社会阶层而感到遗憾，所以她只是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观察德·夏吕斯先生的毛病而已。她谈到圣卢的舅父时，怀着达观、微笑、几乎好感的善意。我们用这种善意来报答他，因为他作为我们进行毫无利盖关系的观察对象，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何况这一次，这观察对象还是一个人物，外祖母觉得他的自命不凡，不说是合情合理吧，至少也独有特点，这使得他与外祖母一般有机会见到的人相比，显得对照鲜明。

与圣卢嘲笑的许多上流社会的人相反，可以看得出来，德·夏吕斯先生极其聪明、感受力极强。我的外祖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轻易地原谅了他的贵族成见。然而无论是舅舅，还是外甥，都没有因为更杰出的优秀品质而丢掉这种成见。更确切地说，德·夏吕斯先生将二者调和起来了。象德·纳穆尔公爵和德·朗贝尔亲王的后代一样，他拥有档案，家具，壁毯，拉斐尔、委拉斯开兹和布歇为他的祖先绘制的肖像。只要概述一下他对自己家族的回忆，就可以名副其实地说，他是在“参观”一座博物馆和一间无与伦比的图书室。可是相反，他将贵族的全部遗产都置于他的外甥将他贬到的那个地位上。说不定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他不像圣卢那样空想，不尚空谈，是更现实的人类观察家，他不愿意忽略他们视为根本的威望因素。虽然他赋予自己的想象以非物质利害的享受成分，但是这个因素对于他那功利主义的活动却可以常常成为一剂极为有效的补药。

这种人与另一种人之间一直是有争论的。另一种人听从内心理想的召唤，内心的理想促使他们舍弃这些好处，去一心寻求实现理想。在这方面，他们与那些放弃自己高超的技巧的画家、作家很相似，与采用现代手法的手艺人很相似，与主动实行普遍裁军的善战人民很相似，与实行民主、废弃严酷法律的极权政府很相似，而现实常常并不能酬答他们高尚的努力。有时和平主义反倒使战争增加，宽容也使犯罪增加。如果从外部效果来判断，只能说圣卢努力做到诚恳和外露是非常了不起的，但也容许人们庆幸德·夏吕斯先生恰恰缺乏这二者。夏吕斯先生叫人将盖尔芒特公馆一大部分精美的木器运到了他外甥家里，而不是象他的外甥那样拿这批家具换了一套时髦款式的家具和一些勒布1和纽约曼2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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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勒布（1849—1928），法国画家，早期自由发展，1877年他与莫奈、毕沙罗、德加结识。深受印象派影响。

2纪约曼（1841—1927），法国画家，与印象派画家关系密切，自觉与塞尚和毕沙罗最接近，其作品已显示出表现主义与野兽派的某些特点，但总的来说他是自然主义的。

德·夏吕斯先生的理想非常做作，这也是真的，如果“做作”这个修饰语可以与理想这个词联系起来的话，也就是说，既有社交气又有艺术性。几个姿色倾城又有罕见文化素养的女性，两个世纪以前，她们的祖先就已与君主制度全部的荣光与风雅结为一体。他从这样的几个女性身上找到了出众超群的东西，使他能够和她们在一起才感到快乐。诚然，他对这些女性的钦佩是诚心诚意的，但是她们的名字所唤起的许多历史与艺术上的模糊回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恰如贺拉斯的一首颂歌说不定比如今的一些诗歌逊色，但是一个文人读起前者来会感到快乐，对后者却无动于衷，对古代的回忆是他感到快乐的原因之一。这些女性中的每一个，与一个漂亮的布尔乔亚女子相比，对他来说，犹如那些古画之于当代一幅画着一条路或一次婚礼的油画。对那些古画，知道它们的历史，从定购这些画的教皇或国王开始，中间又经过什么大人物，这些画，通过馈赠，购买，取得或继承遗产，又唤起我们对某一重大事件的回忆，至少也唤起我们某一有历史意义的联想，因此我们获得的知识便赋予这些作品以一种全新的用处，增强了我们头脑中或我们博学中拥有财富的感觉。如果与德·夏吕斯先生的偏见相似的偏见妨碍这几位贵妇人去与血统不那么纯正的女性为伍，而将她们未起任何变化的崇高完整地奉献到他的祭坛上，就象某一十八世纪建筑的门面，由玫瑰色大理石平滑的廊柱支撑着，新朝代来到并未丝毫改变这门面一样，他是很为此庆幸的。

德·夏吕斯先生赞赏这些女性真正精神崇高，心地高尚1，就这样用模棱两可来搞文字游戏，这模棱两可欺偏了他自己，其中也有这一含混概念、这种将贵族、心地高尚与艺术混为一谈所造成的虚假表象，同时也有夏吕斯先生诱人的一面。对于我外祖母这样的人，这种引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贵族，只看到自己的营盘，对其余的则不闻不问，他的偏见更荒唐，但也更无害人之心。对我外祖母来说，她似乎觉得这种偏见过于可笑，但是一旦某种东西在超人智慧的外表下出现，她就无还手之力了，以至她以为王子所有的人都出众超群，令人艳羡，因为他们得以有拉布吕耶尔2和费纳龙3这样的人作私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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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法文中，这里用的“崇高”和“高尚”字眼与“贵族”为同一个词——noblesse。

2拉布吕耶尔1684年被指定为波旁公爵（1668—1710）的历史、地理、法国各机构、哲学教师。

3国王路易十四于1684年任命费纳龙为其孙子勃艮第公爵（1682—1712）的私人教师。

在大旅社门前，三位盖尔芒特家人离开了我们。他们到卢森堡亲王夫人家用午餐去了。就在外祖母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道再见，圣卢向外祖母道再见的时候，直到此刻没有与我讲过话的德·夏吕斯先生向后走了几步，来到我身边。

“今天晚上晚饭后，我要在维尔巴里西斯婶母房内喝茶，”他对我说，“我希望你能赏光与你外祖母前来。”说完他追侯爵夫人去了。

这天虽是星期天，旅馆门前的出租马车并没有度假季节开始时多。尤其是公证人的妻子，她觉得因为不去康布尔梅家而每次租一辆马车实在太破费，干脆待在自己房间里。

“布朗代太太身体不适吗？”人们问公证人，“今天没见她呀！”

“她有点头疼，天这么热，又下雷阵雨。有一点事她就要……我想今天晚上你们能看见她。我已经劝她下楼了。这会对她有好处。”

我以为德·夏吕斯先生邀请我们去他婶母那里，是想弥补上午散步时他对我表现出的无礼，我也不怀疑他肯定通知了他的婶母。但是，当我走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客厅，想向她的侄子问好时，我在他周围转来转去，一点搭不上话。他正用尖细的嗓门，针对他们的某个亲戚讲一个相当不怀好意的故事。我无法捕捉他的目光。

我下定决心向他问好，而且声音相当大，为的是提醒他注意我的存在。可是我明白他早已注意了我的存在。因为就在我躬身施礼而从我的双唇还没有发出一个字音的时候，我看到他伸出两根手指叫我握，而眼睛却没有转过来，亦未中断他的谈话。显然，他看见了我，只是不露声色。这时我发现他的双眼从来都不定睛望着谈话对方，而是不停地四面转动，就象某些受惊野兽的眼睛，或者露天小贩的眼睛。这些露天小贩，他们一面大吹特吹，展示他们那违法的商品，一面头虽不转，却眼观四路，窥视着警察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各点。

我看出，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看见我们来了很高兴，但是她似乎没有料到我们会到来。我有点惊异。德·夏吕斯先生对我外祖母说：“啊，你们来了，这个主意真不错。婶婶，这真好，是不是？”

我听到这话，更惊诧莫名。显然他发现他婶母见我们进来大吃一惊，作为惯于定调子的人，他想只要指出他本人感到很高兴，就足以将这惊讶变成快乐了，而且我们前来也确实应该激起快乐的情绪。

这件事他算计对了，因为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她侄子看得很重，而且知道要讨他开心是多么困难。她似乎突然发现我外祖母有什么新的优秀品质，不断地殷勤招待她。

我无法理解，德·夏吕斯先生在几小时之内便将当天早上向我发出的邀请忘得一干二净。这邀请虽然很简短，但表面上看是那样有意为之，那样经过考虑，他竟然将这个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称作我外祖母的“好主意”。我那时还是“丁是丁，卯是卯”的，直到后来长大了，才明白：对于一个人的意图到底如何，不是向他本人询问就能得知真相的；宁愿冒产生误会的危险，误会说不定未引人注意就过去了，这种风险远远小于天真地认死理。

“先生，”我怀着非要弄个一清二楚的心情对他说，“您可记得，不是您向我要求，请我们今晚来的吗？”

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点声音能透露出德·夏吕斯先生听到了我的问题。看到这种情景，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就像外交家或那些闹了别扭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不厌其烦地要得到对方的澄清，但是毫无用处，对方就是下定决心不予以澄清。德·夏吕斯先生并不给我进一步的答复。我仿佛看见他的双唇上掠过一丝冷笑，那是居高临下品评别人的性格和所受教育的人发出的冷笑。

既然他拒绝给予任何解释，我便尝试自己作出解释，结果我在数种解释之间犹疑不决，哪一种解释都不能算是合情合理。可能他想不起来了，或者是我将他今天上午对我说的话理解错了……更可能的是，由于傲慢，他不愿意显出自己曾极力吸引他蔑视的人的样子，而宁愿将他们到来的主动推到他们自己头上。如果是这样，既然他蔑视我们，那为什么他又非要我们来不可呢，或者更正确地说，他非要我外祖母来不可呢？因为整个晚上，他只跟我外祖母一个人讲话，而没有跟我讲过一次话。他藏身在外祖母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身后，好像他在包厢里头一样，他与她们极其热烈地谈着，只是有时将他那洞察一切的双眼，探究的目光，停驻在我的脸上。看他那一本正经和专心致志的劲头，似乎我的脸是一部难以辨识的手稿。

显然，如果没有这双眼睛，德·夏吕斯先生的面庞与许多美男子的面庞会十分相像。圣卢后来与我谈起其他的盖尔芒特家人时，对我说：“当然，我舅舅巴拉麦德那种从头到脚、直到指甲尖的大老爷派头，家族派头，他们是没有的！”他这么说也就肯定了，贵族的家族派头和贵族特点，毫无神秘和新鲜之处，而是由这些成分组成的。我能够毫无困难地分辨出这些因素，而且不感到有什么特别感想，我应该感到我的某一幻想破灭了。

但是这张面孔，薄薄的一层粉赋予它舞台上面孔的某些外表，德·夏吕斯先生将其表情封闭得再严实也没有用。双眼好比一条缝隙，好比一处枪眼，只有这个他无法堵上。别人从与他所占据的不同角度出发，通过这条缝隙和这处枪眼，感到骤然被某种内部装置的交叉反光映住了。看来这内部装置丝毫不能令人放心，甚至对于虽然并非这装置的绝对主人却自身携带着它的那个人也是如此。他本人处于不稳定平衡状态，随时有垮台的危险。这双眼睛的表情谨慎而又时刻惴惴不安，带着全部倦意，对面部造成的后果，便是眼睛周围形成一个下缘很低的大黑眼圈。不论组合、修饰得如何好，都会使你想到这是一个隐姓埋名的人，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身处险境的化装，或者根本不是什么有钱有势的人，而只是一个危险而又悲剧性的人物。当我上午在游乐场附近见到德·夏吕斯先生时，对我来说，一桩秘密已将他的目光变成了谜，而其它男子身上是没有这种秘密的。我真想渗透这桩秘密。但是依我现在所知的他的亲属关系，我再也无法相信这是偷儿的目光；依我所听到的他之谈话，我再也无法相信这是疯子的目光。他之所以对我那样冷淡，而对我外祖母那样和蔼可亲，大概并非来自个人的好恶，而是一般说来，他对女人怀着多少好意，谈论女人的缺点时一般也带着极大的宽容，他对男人，尤其是年轻人，就怀着多大的深仇大恨，这种仇恨使人想到某些厌恶女人的男人对女性的仇恨，他们家族中抑或圣卢的亲密好友中有两、三个小白脸，圣卢偶然提到他们的名字时，德·夏吕斯先生便说道：

“这些坏蛋！”表情凶猛，与他惯常的冷淡形成鲜明对照。我明白了，他特别谴责今日之青年人的，便是他们太女人腔。

“这是地地道道的婆婆妈妈！”他常常怀着轻蔑说。

但是与他希望的一个男子应该过的日子相比，还有什么样的生活不会显得女人气呢？他一向认为这种生活劲头不足，男子气概不足（他本人在徒步旅行中，疾走了几小时之后，身上热呼呼地便跳进冰冷的河水中）。他甚至不能容忍一个男子戴戒指。

但这种对大丈夫气概的固有之见并不妨碍他具有非常细腻敏感的长处。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请他给我外祖母描写一个德·维尼夫人住过的一座城堡，同时加上一句话，说与那个令人厌烦的德·格里尼昂夫人分离，塞维尼夫人那么伤心，她本人觉得这无非是文学上的夸张而已。

“相反，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了，”他回答道，“再说，那个时代，这种情感人们是很能理解的。拉封丹笔下莫诺莫塔帕的居民梦中看见自己的朋友有些悲伤，便奔至他的家中。一只鸽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另一只鸽子不在自己身边1。婶婶，您大概会觉得这也和塞维尼夫人迫不及待要与她女儿单独相聚一样是夸张吧！她离开自己女儿时，说的那些话多好啊！——‘这次分别使我内心痛苦，我像肉体痛苦一样感觉到它。在分别中，人们对时间很大方，人们在渴望的时间中前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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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见拉封丹寓言《两个朋友》和《两只鸽子》。

2普氏在这里将塞维尼夫人致格里尼昂夫人的两封信混在一起了。1671年2月18日函为：“这次分别使我内心痛苦，我像感觉到肉体痛苦一样感觉到它。”1689年1月10日函为：“在分别中再不是这样，人们丝毫不考虑这些，有时甚至向前推，人们希望：在渴望中时间过得快。人们对一天长的时光很大方，谁愿意要就送给谁。”

我外祖母听到别人用与她自己完全相同的方式谈到这些书信，真是心花怒放。一个男子能够对这些书信理解得如此之妙，她惊讶不已。她觉得德·夏吕斯先生真像女性一样情感高尚而细腻。后来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谈起他的时候，我们说他肯定受过一位女子深刻的影响，或者他的母亲，或是晚些时候他的女儿，如果他有子女的话。我想起圣卢的情妇，在我看来，她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心里想道：“一个情妇。”这种影响使我得以意识到：男人与女人一起生活，这些女子会把男子的情感磨炼得多么细腻！

“这位塞维尼夫人，一旦到了自己女儿身边，很可能反倒与她无话可谈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回答道。

“肯定有话可谈的，哪怕是那些她称之为‘只有你和我才能注意到的微不足道的事情’1。而且不管怎么说，塞维尼夫人常在女儿身边。拉布吕耶尔告诉我们，这就足够了：‘在自己热爱的人身边，与他们谈话也好，什么话也不与他们谈也好，全是一样的。’2他言之有理，这是唯一的幸福，”德·夏吕斯先生又用忧郁的语气补充道，“这种幸福，可惜，人的生活安排得这样糟糕，以至难得品味到这种幸福。总的说来，塞维尼夫人并不比别人更值得可怜。她的大半辈子是在自己喜欢的人身旁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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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句话在塞维尼夫人的1675年5月29日致女儿的信中。

2这句话只是大意，引自拉布吕耶尔《论性格》第二十二章。

“你忘了，咱们说的不是爱情，而是她的女儿。”

“但是生活中重要的不是我们所爱的人，”德·夏吕斯先生以权威性的、不容置辩的、几乎是斩钉截铁的口气接着说下去，“而是我们在爱。塞维尼夫人对她的女儿的感情，与其说与公子哥塞维尼和他的情妇们之间的那种庸俗关系相类似，不如说更类似于拉辛在《安德罗玛克》或《菲德尔》之中所描写的那种激情。因爱上帝而爱这种神秘主义，亦是如此。我们围绕着爱情划出的分界线过于狭窄，唯一的原因是我们对生活太无知。”

“你很喜欢《安德罗玛克》和《菲德尔》吗？”圣卢问他的舅父，语气微带轻蔑。

“拉辛的一出悲剧所包含的真理，比维克多·雨果先生的所有正剧还要多，”德·夏吕斯答道。

“这上流社会，不管怎么说，是够吓人的！”圣卢附耳对我说。“喜欢拉辛胜过雨果，不管怎么说，这太过分了！”他舅父的话真叫他心里难过，不过，道出“不管怎么说”和“过分”，他只得到了快乐，对他是一种安慰。

德·夏吕斯先生对于离愁别恨发表的一通感想，使我外祖母后来对我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侄子对某些作品的理解远远超过她的婶母，而这个侄子头脑中有点什么东西，使他远远超出大部分贵族俱乐部的人。从这些感想中，他不仅仅显露出情感的细腻，这在男人确实罕见，就连他的嗓音也与众不同，他的嗓音与某些女低音相像，这女低音的中音区训练得不够，唱起歌来似乎是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女人的二重唱。在他表达这些细腻的思想时，他的嗓音落在高音符上，显出出人意料的温柔，似乎包含着未婚妻、姐妹的合唱，发挥出她们的柔情。可是德·夏吕斯先生是非常讨厌女性化的，如果说在他的嗓音里，似乎庇护着一群少女，他大概会心里很难过。但是这群少女不仅仅局限在对表现情感的文学片断的解释和音调转化上。他谈天时，人们常常可听到她们尖细而又爽朗的笑声，这些住宿生或爱俏的女孩正用风趣而幽默的语言、噘着小嘴向她们身边的男子进攻。

他说，有一幢房屋，从前属于他那个家族，玛丽－安托瓦内特1曾经在那幢房子里住过，花园为勒诺特尔设计。现在这幢房屋属于富有的金融家伊斯拉埃尔家族了，他们将这幢房子买了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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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与其丈夫都死在断头台上。

2伊斯拉埃尔与“以色列”同音同字，因有下面之发挥。

“伊斯拉埃尔是这些人的姓，可我总觉得这是人的分类、人种方面的一个词汇，而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可能这类人没有姓，面只有用他们所属的集体来称谓的。这倒无所谓！可是从前是盖尔芒特家的房屋，现在属于伊斯拉埃尔家族！！！”他大叫起来。“这使人想到布卢瓦城堡中的一个房间，带人参观的城堡看守人到了那里，对我说：‘从前玛丽·斯图亚特在这里祈祷，现在我把扫帚什么的放在这里。’自然，对这所丢人现眼的房子以及离开丈夫出走的我的堂嫂克拉拉·德·希梅1，我什么都不想打听！但是我还保存着这所房屋仍然完好无缺时的照片，也保留着亲王夫人的照片，那时她的大眼睛里还只有我的堂兄一个人。当照片不再是真实事物的复制品，向我们显示的是已不再存在的事物时，照片便赢得了某些威望。既然您对这类建筑感兴趣，我可以送给您一张，”他对我外祖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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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梅公馆位于马拉盖河堤十七号，1640年芒萨尔建。五十年以后，勒诺特尔又为其设计了花园。此公馆后来相继属于贝尔特朗·德·拉巴吉尼埃尔，亨利埃特·德·法郎士和德·布永公爵，1823年成为财务总监拜拉波拉的财产。他的被推定女儿嫁给了德·希梅亲王。1884年，这所房屋成为美术学校的一都分。克拉拉·瓦德，希梅亲王夫人于1896年离开自己丈夫与一个小提琴家私奔。

这时，他发现自己口袋中绣花手帕那鲜艳的花边露出来了。他赶快将手帕放进袋中，惊恐的表情犹如一个过分腼腆而又毫不天真无邪的女子在遮掩自己的某些魅力。由于顾忌太多，她觉得显露这些东西不合体统。

“请你们设想一下，”他接着说下去，“这些人首先就把勒诺特尔的花园毁了，这简直和撕碎普桑的一幅画一样罪过！就为这个，这些伊斯拉埃尔家的人就该给关进监狱里去。”沉默了一会，他又微笑着加了一句：“当然还有许多事，为那些事，他们也应该进监狱，这是真的！不管怎么样，请你们设想一下，在这些建筑物前面，搞上一个英国式花园会产生什么效果！”

“可是那房子与小特里亚侬1是同一款式，”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玛丽·安托瓦内特不是也叫人在小特里亚依修了一个英国式花园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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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特里亚侬为凡尔赛王宫的一部分，建筑师为雅克－昂日·加布里埃尔（1698—1782）。在小特里亚侬周围，设计的是英国式框架，建有一些小型房屋，如爱情坛，观景亭、微型剧场及田园房舍等，建筑师为理查·米克（1728—1794）。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特别喜欢住在这里。

“那英国式花园总是有损加布里埃尔那建筑正面的美观嘛！”德·夏吕斯答道。“显然，如今要将那田园房舍拆毁，几乎是野蛮的罪行！但是不论现代精神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伊斯拉埃尔太太的一个什么异想天开的念头能与对王后的回忆具有同样的威信，我总归是怀疑的。”

这期间，外祖母已经向我示意，要我上楼睡觉去，虽然圣卢一再挽留。圣卢在德·夏吕斯先生面前暗示说，我常常晚上入睡前感到悲哀，他的舅父一定觉得这未免太缺乏男子气概，真是羞煞我也！我又滞留了一些时候，后来就走了。过了一会，我听到有人敲门。我问是谁。令我惊异的是，我听到的竟是德·夏吕斯先生的声音。他干巴巴地说：

“是夏吕斯。先生，我可以进来吗？”他走进来，关上房门以后，仍是那样干巴巴地说下去，“我外甥刚才说，您入睡以前有些烦闷，另外，您又非常欣赏贝戈特的著作。我箱子里有一本贝戈特的书，很可能您没有读过，我就把这本书给您送过来，以帮助您度过这段您觉得不大快活的时光。”

我非常激动地向德·夏吕斯先生表示感谢，并对他说，相反，我怕的是，圣卢对他说我在夜晚来临时感到不适，会使我在他眼中显得比我的实际情形更加愚蠢可笑。

“没有的事，”他答道，语气更温和一些。“您可能没有什么个人才能，我对此一无所知。可是有才能的人是何等罕见！不过，至少有一段时间，您有青春年少，这本身就总是很有诱惑力的东西。再说，先生，最大的蠢事，是认为凡是自己没有感受的情感，便都是滑稽可笑的或值得谴责的。我喜欢夜晚，可是您对我说，您害怕夜晚。我喜欢玫瑰花的芬芳，可是我有一位朋友，玫瑰花的香气会使他发烧。您难道会以为我因此就觉得他不如我吗？我尽力理解一切，我避免谴责任何事物。总而言之，不要过分抱怨。我不是说这种忧郁感不难受，我知道人可以为某些事情非常痛苦，而别人却不理解。但是至少您已经把自己的爱寄托在您的外祖母身上，您经常看见她。而且这是一种得到别人允诺的柔情，我的意思是得到回报的柔情。有许多人，他们还不是这样的呢！”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看看这件物品，举起那件东西。我的印象是他有什么事需要对我宣布，但是找不出适当的词句来说。”

“我在这儿还有另一本贝戈特的书，我叫人给您拿来，”他加了一句，便打铃。

过了一会，来了一个青年侍者。

“去把你们的侍应部领班给我找来！这儿只有他办事机灵，”德·夏吕斯先生高傲地说。

“先生，您是说埃梅先生吗？”侍者问。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噢，对，我想起来了，我听见人家叫他埃梅。快去，我有急事。”

“他马上会来，先生，我刚刚在楼下看见他，”侍者回答，想作出消息灵通的模样。

过了一会，侍者回来了。

“先生，埃梅先生已经就寝了。我可以替您去办。”

“不，不，你只要叫他起来就行了。”

“先生，我没办法，他不在这儿过夜。”

“那，算啦，你走吧！”

“先生，”待侍者走后，我说，“您太好了，贝戈特的书，有一本对我已经足够了。”

“对，看来是这样，”德·夏吕斯先生还在走来走去。

就这样过了几分钟。然后，他又犹豫了一会，又改口好几次。最后，他原地打了一个转，说话的嗓音又变得很粗暴刺耳，对我说了一句：“先生，晚安！”就走了。

这天晚上，我听他表达了各种高尚的情感。第二天他要走了。上午，在海滩上，我刚要去洗澡，德·夏吕斯先生走到我身边提醒我说，我一出水就要去找我外祖母，她正等着我。出我意外的是，他扭住我的脖子，用庸俗的随便而又嘲弄的口气对我说：

“你对年迈的外祖母才不放在心上呢，是不是，小滑头？”

“先生，您说什么，我十分爱她！……”

“先生，”他迈开一步，冷冰冰地对我说，“您还年轻，您应该好好利用这青年时代学会两件事：第一，您要避免表达一些过于自然的情感，以免让人听出弦外之音来。第二，别人对您说的话，在您未明白那些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之前，不要趾高气昂地去回答。前些时候，如果您采取了这样小心谨慎的态度，您就不会显得聋子模样胡说八道了，同时也就不会在游泳装上绣上船锚这样可笑的事情之外再干别的滑稽可笑的事。我借给您一本贝戈特的书。我现在需要。请您叫那个名字可笑、对他很不合适的侍应部领班，过一个小时，把那书给我送回来。我想，他总不至于这时候还在睡觉吧！您使我感到，昨天晚上对您谈什么青春有诱惑力为时太早了，如果我向您指出青春年少的人的傻气、前后不一和不解人意，也许倒会给您更好帮点忙。先生，我希望这个小小的冷水澡会比您的海水浴对您更有好处。不过，别站在这儿一动不动，您会着凉的。再见，先生。”

显然他为这些话感到后悔。因为过了一些时候，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书，就是他借给我，我又请人还给他的那本书。不过那本书不是埃梅去还的，他碰巧“出去了”，而是开电梯的人去还的。这本书是高级皮面精装，书面上，又夹镶了一块皮革，半凸起，呈一枝勿忘草形状。

德·夏吕斯先生一走，罗贝尔和我终于能够去布洛克家进晚餐了。在这次小小的晚会上，我明白了，原来我们的伙伴轻易觉得滑稽可笑的那些故事，正是老布洛克的故事；“完全莫名其妙的”人，正是他的一位朋友，他总是这样评论他。有一部份人，人们在童年时代很佩服他们，例如比家里其他人更聪慧的父亲啊，向我们揭示了玄学、而在我们眼中他本人即受惠于玄学的一位老师啊，成绩比我们好（布洛克就比我成绩好）的一个伙伴啊等等。我们还喜欢缪塞的《上帝的希望》时，他已经看不起写了《上帝的希望》的缪塞1了。而当我们喜欢勒贡特老爹2或克洛岱尔时，他又只为

在圣·勃莱兹，如祖埃卡模样，

你是那样、那样轻松自如……3这样的诗名所陶醉了。还要再加上：

帕多瓦4是美丽的地方，

伟大的法学博士5

但我更喜欢玉米粥……

夜幕降临，托帕黛尔双眸柔情似水，

身着黑色化装长外衣走过。

可以走近她身边，毫无危险。

而且对她说：“我是异乡人，您真美。”6

从各首《夜诗》中，他只记得这几句：

在哈佛尔，面对大西洋，

在威尼斯，可怕的丽都旅馆，

苍白的亚德里亚姑娘，

死在一坟墓的青草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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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帝的希望》是缪塞1838年2月写的一首诗，1840年发表在《新诗集》中。

2故事发生时，勒贡特·德·利尔刚逝世不久。

3这首诗的题目为《歌曲》，亦发表在《新诗集》中，为缪塞作。

4帕多瓦为意大利一城市。

5此句补全为“创造了奇迹”。

6最后四行原文引文不全，经译者补足。这首诗题目为《致意大利归来的兄弟》，亦发表在《新诗集》中。

7这是《十二月之夜》中的一段，亦为缪塞作。

对于发自内心信任而佩服的某个人，人们满怀钦佩之情收集、引用一些句子，实际上这些句子还不如人们发挥自己的天才写出来的东西。可是对后者，人们却严厉地拒绝接受。一位作家在一本小说中，借口真实，使用了一些“词”，一些人物，在有血有肉的总体中，这些词、这些人物反倒构成死沉的重物，平庸的部分，实际情形亦是如此。圣－西蒙笔下的人物肖像，他自己并不欣赏，却非常精采；而他认为迷人的笔触，他了解的聪敏过人的人，却很一般，抑或变成了无法理解的人。关于戈尼埃尔夫人1或路易十四，他写的那些文字，本人是不屑于去杜撰的，却如此细腻或如此生动。这种现象值得提出，在许多作家身上也同样存在。对此有各种解释，此刻我们记住下面这一种解释也就足够了：这是因为在“观察”的精神状态中，人们远远低于创作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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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戈尼埃尔夫人（1605—1694），据说非常机敏风趣，她在巴黎的沙龙十分著名。她说的那些笑话，当时在社交界广为流传。

所以，我的伙伴布洛克与他那比儿子落后四十年的老子完全是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他讲些莫名其妙的轶事，放声大笑。外露的真正的老布洛克也是那样，他一面放声大笑，一面将最后一句话重复两、三次以便使听众完全品出那故事的味儿来。他的儿子此时也放声大笑，总是这样在餐桌上对父亲的故事表示敬意。就这样，小布洛克道出最富有智慧的事情，显示出他从自己家中得来的财富。此后，他又第三十遍道出几句俏皮话。这种俏皮话，老布洛克是只在非常隆重的日子才往外拿的（同时还有他的燕尾服），那就是小布洛克带来一个什么人，值得向这个人炫耀一番：他的什么老师啊，门门得奖的一个“同学”啊，或者像那天晚上那样，圣卢和我啊……例如他说：“一位了不起的军事评论家，提出了种种证据，由于某种不可置辩的原因，大作文章地演绎出日俄战争中，日本必败，俄国人必胜。”1或者说：“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在政界中被认为是一位大金融家，而在金融界中被认为是一位大政治家。”这一类的笑话还可以换成关于罗特希尔德男爵的故事和鲁弗斯·以色列军士的故事。用模棱两可的方式将这些人物搬上舞台，暗示布洛克先生对这些人本人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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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事件发生时间有误，因日俄战争发生在1904—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战败。

我自己也上了当。从老布洛克谈论贝戈特那模样看，我也相信了贝戈特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而实际上，所有的名人，老布洛克都是“并不相识”地认识，即在剧场里，在马路上，远远看见过他们。此外他还想象，以为他自己的面孔、名字、人品对那些人来说并不陌生，那些人看见他的时候，常常不得不控制自己隐隐要与他打招呼的欲望。上流社会的人，因为认识有才华的人，第一流的人，他们接待这些人共进晚餐，却不因此就对他们更了解。但是如果在上流社会中稍微过上几天，这个社会中居民的愚蠢就会使你希望生活在那个“并不相识”地认识人的默默无闻的阶层中，使你想象他们有许多智慧。我在谈到贝戈特时，马上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老布洛克在家中很有名气，但并非他一个人如此。我的伙伴在他姐妹面前更是如此。他把头埋在盘子里，以咕咕哝哝的语气，不断盘问她们，搞得她们笑出眼泪。她们也采用兄弟的那种语言，说得很流利，似乎这种语言实为必需，而且是聪明人所能使用的唯一语言。我们来到时，大姐便对一个妹妹说：“快去向我们谨慎从事的父亲和令人尊敬的母亲禀告。”

“母狗们，”小布洛克对她们说，“我来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圣卢骑士，他手持锋利的标枪，从东锡埃尔来到石头磨光、雕满奔马的住所度过几日。”他既庸俗又识文断字，他的演说一般总以并非那么有荷马味的玩笑结束：“喂，把你们那别针华丽的无袖长衣1裹紧点。哟，这位装腔作势的家伙是什么呀？反正不是我父亲！2”于是布洛克家各位小姐哄堂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我对他们的兄弟说，他推荐我读贝戈特的书，给我多少快乐！我对贝戈特的书真是喜欢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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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希腊和古罗马妇女穿的无袖长衣，用别针在肩上扣住。

2这是乔治·费多的喜剧《马克西姆店中的女人》（1899）中一个人物克莱威特的著名台词。

老布洛克只是远远见过贝戈特，对贝戈特的生平只是道听途说有些了解。看样子，对贝戈特的著作也是借助于肤浅的文学评论，间接了解。他生活的世界，是“差不多”，在空虚中致意，在虚假中判断。在这个圈子里，不准确，不在行，并不会降低人的自信，相反，只会使之增加。这是自尊心受人欢迎的奇迹，能够有显赫熟人和精深学识的人很少，所以缺乏这二者的人仍可自认为了不起。因为从社会阶梯的视角望之，似乎处于某一地位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地位最好。对那些最伟大的人，他可出指名道姓，虽然不认识却可以诽谤他们，虽然不理解他们，却可以对他们评头品足，予以蔑视，认为他们没有自己地位优越，运气不好，值得可怜。自尊心可以将微薄的个人利益扩大几倍，即使在这样仍不足以保证每人都有一份幸福时，每人所必不可少的幸福，总是要高于给别人的份额，便有嫉妒来补充那差额。确实，当嫉妒用蔑视的语句来表达时，就必须将“我才不愿意认识他呢！”翻译成“我无法与他结识”来理解。这是理智上的意思。但感情上的意思确实是：“我才不愿意认识他呢！”明明知道并非真的如此，但是，就这么说，并非只是出于虚假，而是确实如此感觉，这也就足以消除上述那个差距，即幸福上的差距了。

自我中心主义使每一个人将自己看成国王，使他们这样去看待比自己低的那个世界。布洛克先生赋予自己一种奢侈享受，就是当一个无情的国王。每天早晨他喝可可时，从刚刚打开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底下署着贝戈特的名字，便满怀蔑视地对他简短开庭审判，宣布对他的判决，赋予自己以舒适的快感，每喝一口滚烫的饮料，便重复一句：“这个贝戈特写的东西简直没法看了！这个畜生真叫人讨厌！这报不能订了！这真是叫人上当受骗！写的什么破玩艺！”说着又吃一块涂了黄油的面包片。

老布洛克这种幻觉式的自觉了不起一直扩展到他自己的感受圈子以外。首先，他的子女将他视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子女对自己的父母总是要么倾向于看不起，要么倾向于歌颂、赞扬。对于一个孝顺儿子来说，自己的父亲总是最好的父亲，甚至超出佩服他的一切客观理由之外。而对布洛克先生来说，这些客观理由并不绝对缺少，他受过教育，敏锐，对妻子儿女非常有感情。在近亲家族中，人们跟他在一起非常愉快，因为在“上流社会里”，人们根据十分荒谬的标准和错误却又一成不变的规则来评断人。与其他那些体面华贵的人相反，在资产阶级生活这个小圈子里，晚宴，家庭晚会总是围绕着人们宣称令人愉快和好玩的人进行的，而这些人在上流社会里，两个晚上就要垮台。总而言之，在这个不存在贵族阶级又故作了不起模样的阶层里，人们用更加莫名其妙的与众不同来代替贵族的装模作样。在其家庭，甚至直到很远的远亲看来，据说老布洛克的唇髭模样和鼻子上部与某贵族相像，因此人们都称老布洛克为“假奥马尔公爵”1（在“骑士”俱乐部圈子里，某一个人歪戴着制帽，穿一件紧身的上装，以显示出外国军官的模样，对于他的伙伴来说，难道不是一种人物吗？）。

这种相象是最捉摸不定的，但是可以说这毋宁是一个头衔。人们反复地说：“布洛克？哪一个？奥马尔公爵吗”就象人们说：“缪拉公主？哪一个？（那不勒斯）王后2吗？”一样。某些其它细小的迹象最后又赋予他那与什么人物相似的眼睛以某种所谓的与从不同。布洛克还没有富到拥有一辆马车的地步，某些日子他从马车公司租一辆两匹马拉的维多利亚式敞篷马车穿过布洛尼森林。他有气无力地斜躺在马车里，两个手指头按在太阳穴上，另外两根手指托住下巴。如果不认识他的人因此认为他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家里人则确信，要论“帅”，所罗门大叔简直可以胜过格拉蒙－加德鲁斯3。他属于那种人：因为他们曾经和《激进报》4主编在巴黎林荫大道5一家饭馆中同桌用过饭，所以他们去世的时候，这家报纸的“交际纪事”栏里会称他们为“巴黎人熟悉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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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奥马尔公爵（1822—1897）为路易－菲利浦的第四个儿子。在阿尔及利亚屡建战功。著有《孔德亲王传》，1871年进入法兰西学院。

2唯一当过那不勒斯王后的缪拉公主是拿破仑的妹妹卡洛琳娜·波拿巴。她嫁给了缪拉。缪拉1808年被封为那不勒斯王。

3格拉蒙－加德鲁斯（1808—1865），是帝国时代一位将军的儿子，由路易－菲利浦养大。他由于行为不端而逃至东方度过晚年，遗嘱中将其财产传给德·克拉医生和一个风靡一时的女演员。

4《激进报》创办于1871年，为巴黎一份左翼日报。1881年转入维克多·西蒙及亨利·马莱手中，1885年时发行四万份以土，到1912年时仍发行三万份以上。

5指巴黎市内巴士底广场与玛特莱广场之间的林荫大道。

布洛克先生对圣卢和我说，贝戈特对于为什么他——布洛克先生，不和贝戈特打招呼知道得清清楚楚，以至每当贝戈特在戏院里或俱乐部里远远看见他时，总是回避他的目光。圣卢面孔绯红。因为他考虑到这个俱乐部大概不是自己父亲曾担任主席的赛马俱乐部。另一方面，这可能是一个相对说来很封闭的圈子，因为布洛克先生说：如今贝戈特要去的话，人家是不会接待他的。所以圣卢诚惶诚恐地生怕“低估了对手”地问道，这个俱乐部是不是王家街的那一处。圣卢家族认为那一处是“不上等的”，他知道有某些犹太人在那里受到接待。

“不是，”老布洛克先生回答，一副不在意、骄傲而又羞愧的神情，“是一个小圈子，但是令人愉快得多．叫加纳什俱乐部。那里的人对画廊评头品足相当厉害。”

“俱乐部主席不是鲁弗斯·以色列爵士吗？”小布洛克向父亲问道，为的是给他提供个机会，叫他撒个体面的谎，同时他也没有料到，这位金融家在圣卢眼中并不具有在他家里人眼中那样的威信。实际上，加纳什俱乐部根本没有鲁弗斯·以色列爵士，只有他手下的一个雇员。但是这个雇员与自己老板的关系非常好，他可以使用大金融家的名片。布洛克先生要出门旅行，那条铁路的董事长正好是鲁弗斯·以色列爵士，那雇员便送了一张名片给布洛克先生。因此老布洛克常说：“我到俱乐部去，向鲁弗斯·以色列爵士请教一下。”那张名片叫他把列车长搞得晕头转向。

各位布洛克小姐对贝戈特更有兴趣，谈话又回到他身上，而不是继续谈“加纳什”。妹妹以极其严肃的口吻问哥哥：

“这位贝戈特确实是令人惊异的一个椰子1吗？他是属于大人物，维利埃2或卡蒂尔3那样的椰子一类吗？”她认为，为了说明有才华的人，除了她哥哥使用的那些词语以外，这世界上便没有其它词语。

“我在好几次彩排时见过他，”纳西姆·贝尔纳先生说，“他很笨拙，是施莱米尔4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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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椰子”指人，用作贬意。但布洛克的妹妹此处并不带有贬意。

2（——1889），其作品受到巴那斯派诗人的欢迎。

3卡蒂尔·孟戴斯（1841—1909），被认为是巴那斯派的创始人。

4这是祖籍法国的德国作家夏米索（1781—1838）的作品《彼得·施莱米尔》中的主人公，他将自己的影子卖给了魔鬼。在犹太－德国土话中，“施莱米尔”的意思是“白痴”。

对夏米索寓言故事的这种影射倒丝毫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但是“施莱米尔”这个形容词是半德语半犹太语的方言组成部分，在自己家里用一用，叫布洛克先生心花怒放，但是在外人面前，他觉得太庸俗，不合适。所以他狠狠瞪了自己的叔父一眼。

“他很有才华，”小布洛克说。

“啊！”他妹妹表情严肃地说道，似乎是说，如果这样，我说的话是情有可原的了。

“所有的作家都有才华，”老布洛克轻蔑地说。

“据说他就要自荐进法兰西学院呢！”他儿子说，举起叉子，眯起眼睛，魔鬼般冷嘲热讽的表情。

“算了吧！他的学问不够，”老布洛克答道。他对法兰西学院似乎不像他的儿子和女儿那样怀着轻蔑，“他的口径不够。”

“再说，学院是一家沙龙，贝戈特没有立足之地，”布洛克太太的叔父宣称，她就要继承他的遗产了。这是个无害而温和的人物。只要听到他的姓贝尔纳，说不定就能唤醒我外祖父的诊断天才，但是这个姓又与他那面孔不够协调。他的面庞似乎是从达里奥斯宫带回来，又经过迪欧拉富瓦1夫人复原的，如果他的名字纳西姆，被某个热切希望给这个苏斯面孔加冕的业余爱好者选中，没有让霍尔萨巴德2的兽身人面雄牛翅膀在这面孔之上翱翔的话。但是布洛克先生不断地侮辱他的叔父，也许是因为他这个出气筒那和善的面孔叫他来火，也许是因为纳西姆·贝尔特先生已经付清了别墅的款项，受益者希望表现出自己保持着独立，根本不想用什么甜言蜜语去竭力保住自己要从这位阔佬那里继承来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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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迪欧拉富瓦夫人（1851—1916）与丈夫一起于1885年参加了苏斯·达里奥斯宫殿的发掘工作。她将一幅壁画复原，壁画表现猎狮的场面，现存卢浮宫。她是乔治·迪欧拉富瓦教授的侄女。

2霍尔萨巴德为公元前八世纪末萨尔恭二世国王所建之亚述新帝国之首都。萨尔恭王死时，此城亦被弃。遗址在1843—1855年之间先后为法国考古学家所发掘，卢浮宫现存几件该城的绘画和雕刻，尤为著名的是兽身人面雄牛，高4．2米，有五蹄，正面看侧面看均可。这些雄牛是该城城门的守卫者。

使这位阔佬特别不快的，是人们当着旅馆侍应部领班的面那样粗暴地对待他。他咕咕哝哝地道出一句谁也不明白的话，人们只能辨别出“米煞在的话”几个字。米煞在圣经中是指上帝的侍者1，在他们内部，布洛克家的人使用这个词来指仆人，每次都为此而嘻笑，因为他们确信，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那些仆人自己都不明白，这使纳西姆·贝尔纳和布洛克先生更加突出感到他们作为“主人”和“犹太人”的双重特点。但是有客人的时候，这后面一种心满意足的原因便变成了不满的一个原因。所以，布洛克先生听到他的叔父说“米煞”时，觉得他未免过分暴露了他那东方人的一面。这与一个卖身的女人请了自己的几个女朋友和一些像样的人前来作客，如果那些女朋友影射她们自己干的营生或者使用一些难听的字眼时，她会着恼是一样的。所以，叔父的请求根本没有对布洛克先生产生任何效果，布洛克先生大发雷霆，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他不失任何时机地辱骂这位可怜的叔父。

“当然，有什么平庸而一本正经的蠢话可以说的时候，可以肯定，你是不会错过这种时机的。如果他2在这儿，你肯定第一个上去舔他的脚！”布洛克先生大叫起来，而伤心的纳西姆·贝尔纳先生将他那萨尔恭国王的卷胡子朝盘子低下去。我的伙伴自从也留了胡子以来，与他的叔祖父十分相像，他的胡子也是短而卷曲，微微发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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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圣经·旧约，米煞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派管理巴比伦事务的三个人之一。

2此处的“他”，系指贝戈特。

“怎么，你是德·马桑特侯爵的儿子？我与他很熟，”纳西姆·贝尔纳先生对圣卢说。

我想，他所说的“熟”，那意思与老布洛克说他认识贝戈特是一个意思，就是说，见过。

但是他又加了一句：“你的父亲是我的一位好朋友。”

这时小布洛克已经满面绯红，他的父亲看样子深深不快，各位布洛克小姐掩口而笑。这是因为纳西姆·贝尔纳先生喜欢吹嘘，已经养成了不断说谎话的习惯。布洛克先生及其子女也有这种爱好。例如，出门旅行，住在旅馆里，纳西姆·贝尔纳先生待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餐厅里，正吃午饭的中间，要他的贴身男仆将所有的报纸送到餐厅里来，好叫人看清楚他是带着贴身仆人出门旅行的。老布洛克有条件的话，也会这样做。对于他在旅馆里交上的朋友，这位叔父说自己是参议员，这个吗，他的侄子可永远不会这么干。他可以肯定人家有一天会知道这个头衔是假冒的，但是这也无济于事，他在当时无法抵制要把这个头衔授予自己的那种需要。

布洛克先生对他叔父的谎言和这些谎言给他惹来的麻烦深以为苦。

“你们别在意，他特别好吹牛！他低声对圣卢说。这么一说，圣卢倒更有兴趣了，因为他对说谎者的心理活动非常想知道个究竟。

“雅典娜称伊塔克人是最会说谎的人，他比伊塔克人还要厉害，”我们的伙伴布洛克又补充了一句。1

“啊呀！这可真是！”纳西姆·贝尔纳大叫道，“我怎么会料到和我朋友的儿子一起进晚餐呢！在巴黎，我家里，有一张你父亲的照片，还有多少他的信！他一直叫我‘我的叔父’，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是个风度迷人、神采奕奕的人！我还记得在尼斯，在我家的一次晚宴，那天有萨杜，拉比什，奥吉埃……”

“莫里哀，拉辛，高乃依，”老布洛克冷嘲热讽地说下去。他的儿子继续完成这一串例举，又加上了“普鲁塔克，米南遮，2迦梨陀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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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洛克在此卖弄自己的学识，他指的是《奥德修斯本记》第十三章，奥德修斯刚到伊塔克，在那里遇到一个收人盘问他的身分，奥德修斯对牧人存有戒心，就说了谎，然而这牧人正是雅典娜所扮，她责备奥德修斯不说真话。

2米南遮（约公元前342—292年）是雅典喜剧家。

3迦梨陀娑（公元前4—5世纪），印度诗人，《沙恭达罗》的作者，此书于19世纪译成法文。

纳西姆·贝尔特先生自尊心受伤，故事戛然而止。这位禁欲主义者自我剥夺了一项极大的快乐，直到晚宴结束，没有再开口说一句话。

“戴钢盔的圣卢，”布洛克说，“这鸭子大腿很肥，著名的家禽献祭者又在上面洒满了祭奠的红酒，来，再吃点！”

一般来说，老布洛克先生为儿子一个杰出的伙伴，抛出了关于鲁弗斯·以色列爵士及其他人的故事以后，感到儿子已经感激涕零，便自行撤退，以便不要在“中学生”面前“破坏自己的形象”。不过，如果有什么特别重大的理由，例如他的儿子通过了考试，布洛克先生便会在惯常的轶事系列之上增加一个讽刺性的感想。

这个节目，更确切地说，他是保留给自己的私人朋友的。小布洛克见到父亲为自己的朋友表演这个节目，为此而感到极度骄傲。只听得老布洛克说：“政府简直不可原谅，竟然没有征求戈克兰先生1的意见！戈克兰先生已经告知，他对此极为不满。”（布洛克先生自吹是反动分子，非常看不起戏子。）

老布洛克为了表示自己对儿子的两个“拉巴登丝”2郑重其事到底，吩咐送上香槟酒来，并且马马虎虎地宣布，为了“招待”我们，他已经为一个喜剧剧团当晚在游乐场的演出订了一个楼下前排座。听到这话，各位布洛克小姐和她们的哥哥满面红光，这简直太出他们意料了！老布洛克为未能搞到包厢而遗憾。所有的包厢全让人租去了。再说，他经常光顾包厢，坐楼下前排更舒服。只是，如果说儿子的缺点，即他的儿子以为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是粗俗的话，父亲的缺点则是吝啬。他称之为的香槟酒，是他叫人用一个水瓶给大家斟的一种小汽酒；他称为楼下前排座的，实际上是正厅后座，票价较之便宜一半。他象相信奇迹一般坚信通过神祗的干预，不论在餐桌上，还是在剧场里（实际上所有的包厢都空着），人们都发现不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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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波努阿·贡斯点·戈克兰（1841—1909），为法兰西喜剧院极有威望的演员之一。1897年，他成功地上演了爱德蒙·罗斯当的《西拉诺·德·贝日哈克》一剧。

2暗指拉比什的喜剧《鲁西纳街公案》（1857）。该剧叙述拉巴登丝寄宿学校两个同学所碰到的倒霉事。此处“拉巴登丝”成了“老同学”的代名词。

布洛克先生让我们将嘴唇在平酒杯——他的儿子以“坡深且陡的火山口”这个名称来形容这酒杯——内浸了一下之后，又让我们欣赏一幅画。他是那么喜欢这幅画，以至把它随身带到了巴尔贝克。他对我们说，这是一幅鲁本斯的画。圣卢天真地问他画上是否有画家的署名。布洛克先生红着脸说，由于画框大小的缘故，他叫人将署名裁掉了。不过这无关紧要，反正他不想将画卖掉。然后很快就把我们打发走，以便专心致志去阅读《政府公报》。各期报纸充塞房间，他非看不可。据他说，这是“出于他在议会中所处的地位”使然。究竟这地位的确切性质如何，他并未对我们加以说明。

“我带一条围巾，”布洛克对我们说，“因为西菲洛斯1和波瑞阿斯2正在争夺着盛产鱼类的大海，而且散戏以后我们只要耽搁一小会，就得到紫红手指的厄俄斯3初放晨曦时归来。对了，”待我们走出门外，他向圣卢问道（我浑身发抖，因为我很快就明白布洛克用这种冷嘲热讽的口气谈论的人正是德·夏吕斯先生），“前天上午我看见你在海滩上跟一个身着深色上装的潇洒幽灵散步，那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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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菲洛斯为希腊神话中的西风神。

2波瑞阿斯为希腊神话中的北风神。

3厄俄斯为晨曦女神，古希腊作家一般称她为“长着玫瑰色手指的女神”。

“是我舅父，”圣卢回答，他被刺伤了。

可惜，布洛克根本看不出应该避免说“蠢话”。他笑得弯了腰：

“恭喜恭喜，我本应猜想得到的，他非常‘帅’，又长了一张高贵人家的愚蠢面孔。”

“您完全大错特错了，他非常聪明，”圣卢怒气冲天地回击道。

“我很遗憾，如果这样，他就不够完整了。再说，我很希望与他相识，就这类人我肯定能描写出合适的机体来。看这个家伙走过去，真叫人心烦。不过我可以对漫画式的一面轻描淡写，对于一个热爱句子的造型美和镢子的艺术家来说，这漫画式的一面从根本说是相当令人瞧不起的。请您原谅，他真是叫我捧腹大笑了好一阵。我要突出描写您舅父那贵族的一面，总的来说，他给人印象很深，而且继第一阵大笑过后，他依然给人风度翩翩的印象，使人难以忘怀。不过，”这次他是对我开言了，“有一件事，完全属于另一概念范畴，我想问问你。可每次我们在一起时，总有一位神祗，奥林匹斯山上的幸福居民，使我完全忘记了向你打听这件事。否则我早就打听到了，而且这个消息对我肯定非常有用。我在驯化外国动物的动物园遇见你同一个美人在一起，还有一位先生和一个长头发的小女孩伴着她。这位先生，我想在哪儿见过。可那个美人是谁呢？”

我早就看出斯万太太不记得布洛克的名字，既然她对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名字，而且她将我的同学视为某一个部的随员。后来我也从未想过要打听打听他是否进过那个部做事。但是，照斯万太太那时对我所说，布洛克曾经请人将自己介绍给她。那布洛克怎么会不知道她的名字呢？我简直惊讶得呆若木鸡，半天回答不上那问话来。

“不管怎么样，我恭贺你，”他对我说，“你大概跟她没有搅在一起。在那之前几天，我在环城火车上遇到她。她同意垂青你的奴仆，为他宽衣解带。我从未度过那样美好的时刻。不巧，我们刚要制订各种措施以再次见面时，有一个她认识的人不识时务，在倒数第二站上了车。”

我一言不发，似乎这使布洛克先生感到不快。

“我希望借助于你得知她的地址，”他对我说，“并且每周数次到她家去品尝厄洛斯1的快乐，神仙们也珍视这种快乐的。不过我并不坚持，既然你装模作样要为一个职业妓女保密。她在巴黎和日角之间，一连委身于我三次，而且非常风流。哪天晚上，我一定会找到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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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厄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即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

这次晚餐之后，我又去看望布洛克。他来访问我，可我出去了。他要求见我时，被弗朗索瓦丝看见。虽然他来过贡布雷，但是不巧，弗朗索瓦丝直到那时从未见过他。所以她只知道一位我认识的“先生”来看过我，她不知道“为何而来”，那个人衣着一般，并没有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弗朗索瓦丝对社会的某些看法我一直是搞不大懂的，可能一部分看法是建立在对一些词义的混淆上。一些名词，她有一次把这个当成那个，从此一直混淆下去。这些事我很清楚，很久以来在这些情况下我已经不再费力气去琢磨，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其实是白费力气地去研究一下，布洛克这个姓对弗朗索瓦丝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我刚对她说，她远远看见的那位青年人是布洛克先生，她便后退了几步。她是那样的惊讶，那样的失望！

“怎么？布洛克先生，就这样？！”她惊恐万状地大叫起来，似乎一个如此有威望的人物应该具有一种外表，“叫人立即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位地球上的大人物。她就像觉得一个历史人物名不副其实一样，用激动而又使人感到全球怀疑主义即将萌芽的口气反复地说：“怎么？布洛克先生就这样！啊！看见他，可真想不到他就是！”她那模样，似乎对我怀恨在心，好像是我什么时候在她面前“过高树立了”布洛克的形象。不过她还是好心地加了一句：“嘿，就算他是布洛克先生吧，我家先生可以说自己和他一样俊。”

她对圣卢喜欢得不得了。过了不久，她也经历了一场性质不同的幻想的破灭，但持续的时间较短：那就是她得知圣卢是共和主义者。例如谈到葡萄牙王后时，她说“阿梅莉，菲利浦的妹妹，1，口气不大恭敬，但对老百姓来说，这是最高的恭敬。虽然如此，弗朗索瓦丝仍是个保王党。但是，一位侯爵，一位使她头晕目眩的侯爵赞成共和国，她似乎觉得太不可思议。她对此很为气恼，就象我送她一个盒子，她以为是金的，对我千谢万谢，后来珠宝商向他揭示说这个盒子只不过是镶金的，她很气恼一样。她立即收回了自己对圣卢的尊重。不过很快又还给了他，因为她考虑过了：作为圣卢侯爵，他不可能是共和主义者。他是出于利害考虑，只装装样子，因为从现在掌权的政府来说，这样可以给他带来许多好处。从这天起，她对圣卢的冷淡，对我的气恼都停止了。她谈起圣卢时，总是说，“他是个伪君子”，并善意地舒畅地微笑着，叫人完全明白，她又和第一天一样“看重”他，而且原谅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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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是指德·巴里斯伯爵的女儿阿梅莉·德·波旁－奥尔良，她生于1865年，1886年嫁给卡洛斯王子。1889年卡洛斯一世登上王位，她成为葡萄牙王后，至1908年其夫被暗杀。她的哥哥菲利浦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的侄子。

与此相反，圣卢的诚恳和不追求物质利害是绝对的。这种高度的道德纯正从爱情这样的自私情感中无法得到完全满足，另一方面在他自身也没有遇到除了在自身以外便找不到精神食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我身上是存在的。正是这种高度的道德纯正使他能够承受友谊，正象我无法承受友情一般。

弗朗索瓦丝说，看上去圣卢对于平民百姓倒没有瞧不起的样子。她这样说又是大错特错了。事实并非如此，只要看看他对自己的车夫如何大发雷霆就可以明白。确实，有时罗贝尔非常粗暴地斥责他的车夫。这证明，他心中对阶级差异的感觉远远胜过对阶级平等的感受。

“可是，”我责备他对这个车夫有些粗暴时，他回答我说，“为什么我要装出和他文质彬彬谈话的样子呢？他难道不是跟我一样的人吗？他难道不是跟我的叔伯或堂兄弟们与我一样亲近吗？你似乎认为我应该对他以礼相待，象对一个下等人那样！你讲话完全象一个贵族！”他又轻蔑地加上一句。

确实，如果说他对哪一个阶级有成见和偏见的话，这个阶级就是贵族阶级。他甚至难以相信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会出类拔萃，却很轻易地相信一个平民百姓会出众超群。我对他谈起卢森堡亲王夫人，说曾经遇见她与圣卢的姑祖母在一起。

“傻瓜一个，”他对我说，“跟所有她的同类一样。说起来，她还算是我的表姐呢！”

对于经常与他来往的人，他抱有某种成见。他难得到交际场合去。他在交际场合所持的那种可鄙的、敌视的态度，又使他的所有近亲对于他和一个女“戏子”保有暧昧关系更加伤心。他们认为这种关系对他简直是致命的，特别是因为这在他身上进一步发展了那种诽谤精神，坏思想，将他“引入歧途”，只等他完全“堕入底层”了。所以，圣日耳曼区的许多轻浮男子谈到罗贝尔的情妇时，嘴上非常无情。

“妓女干她们那一行，”人们说，“和别人一样值钱。可是这个女人，不行！我们绝不宽恕她！她对我们喜欢的一个人，干下了太多的坏事！”

当然，他不是与烟花柳巷有瓜葛的第一个人。但是，别的男人是作为上流社会的人玩玩，他们继续以上流社会的人的身分去考虑政治问题，考虑一切。而圣卢，他的家人觉得他“学坏了”。他家里的人意识不到，对许多上流社会青年来说，如果没有这种经历，他们思想上仍是未开化的，在友谊方面仍是粗糙的，没有温情，没有味道。而他们的情妇常常是他们真正的先生，这种男女关系是他们更高级文化入门的唯一道德学校。在这里，他们可以得知要交上排除利害关系的朋友要花什么代价。甚至在下等民众中（论粗野的话，这下等百姓与上流社会常常是那样相似），女人更敏感，更细腻，更闲来无事，对于某些高雅的东西也迫不及待要了解，对于某些情感美和艺术美也很尊重。她虽然不太理解这些东西，但是她把这些放在金钱与地位之上，而这两样似乎是男人最向往的东西。

不论是象圣卢这样的俱乐部青年成员的情妇，还是一个年轻工人（例如，电工如今已列入真正骑士的行列之中）的情妇，情夫对她无比崇拜，无比尊敬，必定会将这种崇拜与尊敬扩展到她本人欣赏和尊重的事物上去，面对他来说，价值的阶梯便倒了一个个。她的性别本身决定了她很柔弱，会有无法解释的神经混乱。如果是一个男子，甚至是另一个女子，是她的姑母或表姐，这些表现都会使这个健壮的年轻人一笑置之。但是，对自己心爱的人，他不能眼看她受痛苦折磨，象圣卢这样的年轻贵族有了一个情妇，会养都到酒馆与她用晚餐时口袋里带上缬草精的习惯，说不定她会需要；会养成习惯坚决而又不带讽刺意味地叮嘱侍者注意关门不要发出声响，不要在桌子上放置潮湿的苔藓类植物，以免引起女友的不适，而他自己从未感受过这种不适。对他来说，这构成了一个隐秘的世界，她教他学会了相信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现在，他用不着自己去感受这种不适的滋味，便可怜起这种病症来。将来即使遇到别人感到这样的不适，他也会产生怜悯之情。

圣卢的情妇——象中世纪最早的基督教教士一样——教他学会了可怜动物，因为她酷爱动物，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自己的小狗、金丝雀和鹦鹉。圣卢怀着母爱照看这些小动物，而把不善待动物的人看成是野蛮人。另一方面，一个女演员，或者所谓女演员，就象与他一起生活的那个女人那样——她聪慧与否，我完全不知道——使他感到上流社会的女人圈子是多么令人厌倦，使他把必须到哪里去参加晚会视为一项苦役，就已经使他免受附庸风雅之苦并治愈了他的轻浮症。多亏了她，上流社会的交往在情夫的生活中地位更小了。反过来，如果他只是一个出入沙龙的男子，肯定是虚荣或利害关系来主导他的交友，正如这些友谊关系必然会打上冷酷的烙印一样。而情妇教会他在友情中注入高尚和细腻的情感。她更欣赏男人的某些细心周到，如果没有她，情夫对此很可能不理解或者加以嘲笑。再加上她那女性的本能，她一直能很快地在圣卢的朋友中间分辨出哪一位朋友对圣卢有真正的感情，并能很快地更喜欢这位朋友，她善于促使圣卢对这位朋友感到感激之情，并向他表示出这种感情，注意到什么事情使这位朋友高兴，什么事情使这位朋友难过。很快，圣卢便开始再不需要她的提醒，便能照应到所有这一切了。她的情妇并不在巴尔贝克，她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甚至在信中圣卢可能还没有谈起我，他便主动地将我坐的马车的窗子关好，把使我难受的花拿走。当他临走要向好几个人同时告别时，他能安排好先离开他们一会，以便单独最后跟我在一起，这样来显示那些人与我之间的区别，以表示对我、对别人有所不同。

他的情妇开阔了他的精神，使他看到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她在他的生活中注入严肃认真，在他的心中注入了高尚的情感。但这一切，圣卢的家庭是看不见的，他们眼泪汪汪地反复说：

“这个婊子定会要了他的命，在这以前还要他丢人现眼。”

总之，他从她那里吸取了她能使他得到的一切优良品质，这是确切无疑的。而现在，她成了他不断痛苦的原由，因为她讨厌他了，而且在折磨他。有一天，她突然开始觉得他愚蠢可笑了，因为她在年轻剧作家的男演员群中的朋友向她保证说圣卢是愚蠢可笑的，她也就人云亦云，那种狂热和毫无保留，正是人们接受来自外界的见解或接受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风俗习惯时所表现出来的劲头。她象那些喜剧演员一般，心甘情愿地鼓吹什么她与圣卢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啊，因为他们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哪，她自己是个智力型的人，而他，不管如何自诩，天生就是智慧的敌人哪等等。她这种看法似乎根深蒂固，而且到情夫最无足轻重的话语中、最细小的举动中去寻找证明。此外，还是这些朋友对她说，本来，为她而难得形成的那个圈子的人对她寄予很大的希望，可现在，她正在摧毁这些希望，说她的情夫最后肯定会感染她，说与他一起生活，她会毁掉自己艺术家的前程等等。待她被这些人说服之后，便在对圣卢的蔑视上又加上了仇恨。如果圣卢非要叫她染上一种致命的疾病，她也不过如此恨他而已。她尽量与他少见面，同时又不断推迟最后决裂的时刻，在我看来，这最后决裂不大可能。圣卢为她作了这样大的牺牲，她要找到也同意作出同样牺牲的第二个男人，看来不那么容易，除非她有倾国倾城之貌（圣卢从来不愿意将她的照片给我看，对我说什么：“首先，她并不是什么美人；其次，她又不上照。这都是我自己亲自用我的柯达克1为她拍的快速曝光照片，给你看了，会使你对她产生一个错误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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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早的柯达克相机出现于1888年。此后，“柯达克”很快就成了“相机”的代名词。

我不相信，甚至对于一个轻佻女人，自己根本没有才华，又有出名的狂热欲望，加上一些人强加于你的个人尊重（说不定圣卢的情妇还不属于这种情况），就能成为比赚钱的快乐更有决定意义的动机。圣卢对于自己的情妇脑子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清楚，对他的不公正的责备也好，永恒相爱的诺言也好，他都认为不完全真诚。可是在某些时候，他又感到，到她能够与他断绝关系时，她会断然实行。因此，大概出于想保住自己爱情的本能，这种本能可能比圣卢本人更明智，他用了很实用的一技。这一技与他心中最伟大而又最盲目的激情融成了一体。那就是他拒绝给她立一份本金，他借了很多钱，以便她应有尽有，但是只是一天一天地交给她。如果她确实想到要离开他，大概也要冷静地等待到“发财”之后。从圣卢给的钱数来看，大概需要不了多长时间。但是无论如何，这又补充了一段时间，可以延长我这位新朋友的幸福——或痛苦。

他们关系的这一戏剧性阶段现在达到最尖锐的程度。对圣卢来说，这是最残酷的阶段，因为她不许他待在巴黎，她一见他就恼，迫使他到隔离自己驻地不远的巴尔贝克来度假。这个阶段是一天晚上在圣卢的一位姑母家里开始的。那天，姑母家有许多客人，圣卢得到姑母同意，让他的女友前来为客人表演一个象征主义剧本的片断。她曾在一家先锋派剧院里演过一次这个戏，而且圣卢也同意了她自己对这个戏的赞美。

她出现了，手里拿着一大朵百合花1，服装是仿效《上帝的奴仆》2。她说服了罗贝尔，说这套衣服是真正的“艺术眼光”。在这个贵族俱乐部男子和公爵夫人聚集的人群里，她一上台，迎接她的就是一些人的冷笑。她那念经一般的单调语气，某些莫名其妙的字眼，这些字眼又频繁地出现，将冷笑变成了哄堂大笑。刚开始，人们还强忍不要笑出声来，后来竟是那样不可阻挡，以致可怜的朗诵者无法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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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世纪宗教画里，圣母玛丽亚几乎总是手持一朵百合花。天使向她宣告她将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她回答道：“我是上帝的奴外。”

2可能指的是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的画《上帝的奴仆》（1850）。

第二天，圣卢的姑母受到一致谴责，说她竟然让这样荒谬可笑的女戏子在她家中出现。一位著名的公爵毫不掩饰地对这位姑母说，她受到批评，是咎由自取。

“见了鬼了，给我们来个这种劲头的节目！如果这个女人有点才华，倒也可以，可是她没有才气，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一点点！见鬼！巴黎人可不象人们想说的那么愚蠢。上流社会不是光由蠢货组成的。这位年轻小姐显然以为她会叫巴黎大吃一惊。可是巴黎可不那么容易吃惊，毕竟有些事，是无法叫我们忍下去的。”

至于说到那位演员嘛，她走出房门时对圣卢说道：

“你把我引到什么人家里来了？都是傻瓜，笨蛋，没有受过教育的小丑！我告诉你吧，在场的男士中，没有一个向我丢眼风，跺脚，这是因为我拒绝了他们对我的追求，他们现在便设法进行报复！”

这一席话把罗贝尔原来对上流社会人等的恶感变成了夹杂着痛苦的深仇大恨，最不该恨的一些忠心耿耿的亲戚，尤其叫他恨得咬牙切齿，因为家里人委派他们去说项，设法说服圣卢的女友与圣卢断绝关系。女友在他面前将这种活动说成是那些亲戚出于对她倾心才这么做的。虽然罗贝尔立即与这些亲戚断绝了来往，但是当他象现在这样远离女友时，他想，也许这些人以及其他人会利用他的远离卷土重来向那个姑娘求爱，说不定已经得到她的青睐；他谈起那些欺骗自己的朋友，引诱妇女，竭力将女人弄到妓院里去的混世魔王时，满面痛苦和仇恨。

“我宰一条狗都比宰了他们还要悔恨，狗毕竟是乖顺、效忠、忠诚的动物。这些人就该上断头台！比起那些因为自己贫穷和富人不义而被逼走上犯罪之路的可怜人来，他们这些人更坏！”

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给情妇寄信，发电报。她一面阻止他到巴黎去，一面还在远距离想方设法与他闹别扭。每当发生这种事，我都能从他那变了模样的面孔上得悉。他的情妇从来不告诉他，她到底对他有什么不满。圣卢猜想，她之所以不对他讲，说不定她自己就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不满的，而只是对他厌倦了。他仍希望得到一些解释，便给她写信：“我什么地方不好，请你告诉我。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那么伤心，结果是确信自己做得不对。

她总是叫他无限期地等待答复，而那些答复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看见圣卢从邮局回来，几乎总是眉头紧皱，又常常是两手空空。整个旅馆的人里面，只有他和弗朗索瓦丝到邮局去取信或亲自送信。他是出自情人的迫不及待，弗朗索瓦丝则是出于对仆人不信任（为打电报，他不得不走还要多得多的路）。

在布洛克家进晚餐之后，过了几天，外祖母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圣卢刚才问她，愿意不愿意在他离开巴尔贝克之前为她拍几张照。为此，她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衣裳，为几顶不同的帽子该戴哪顶而拿不定主意。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有点冒火，真料想不到她竟会有这样的孩子气行为。我甚至自忖是否我看错了外祖母，是否我将她看得太高了，是否她并不象我一向认为的那样对有关自己相貌的一切都很淡然，她是否也有些卖弄风骚，而我一向认为这是与她绝对格格不入的东西。

要照相，特别是看上去我外祖母对此那么心满意足，引起我的不满。可惜的是，我这种情绪流露得相当明显，弗朗索瓦丝注意到了，急急忙忙给我来了一套令人感动的情感说教。我根本不想装出同意那套说教的样子，她这样不知不觉地更增加了我的不满情绪。

“噢，先生，可怜的太太，人家给她照个象，她会多么高兴！她还要戴上老弗朗索瓦丝亲自给她整理好的帽子。应该让她去照，先生。”

想起在各方面是我的理想人物的我的母亲和外祖母也常常嘲笑弗朗索瓦丝的过敏，我确信我那样嘲笑她并非挖苦。可是外祖母发现了我神色不快，便对我说，如果这次照像会使我不悦，她就不照了。

我没同意，向她保证，我认为没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任她去打扮自己。但我对她说了几句冷嘲热讽、刺人的话，目的是要打掉看上去她为拍照而感到的兴高采烈，我觉得这样也就表现出自己洞察能力很强，也很强硬了。结果是，虽然我不得不看外祖母那漂亮之极的帽子，至少我让那兴高采烈的表情从她脸上消逝了。本来这种表情应该叫我高兴，可是只要我们最喜爱的人还活在人世，就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觉得那种表情是低下的怪癖的表现，叫人着恼，而没有将那看成是我们多么希望给他们带来的幸福，而那就是幸福的宝贵表现形式。

我的心情不好，主要是由于那个星期外祖母似乎总躲着我。白天也好，晚上也好，我未能有片刻时光单独跟她在一起。下午我回到旅馆，想跟她单独在一起待一会儿时，人家告诉我说，她不在。要么她就是关起门来与弗朗索瓦丝长时间窃窃私语，不许我去打扰。在外面与圣卢一起度过晚上以后，回去的路上，我就想着就要重见外祖母并且亲吻她的那一时刻。我等待着她在隔壁墙上轻轻敲几下，叫我过去向她道晚安。但是我徒劳等待，听不见一点声音。最后我便上床，有点怨恨她，她毫不在乎地剥夺了我看得很重的快乐，这种毫不在乎可是新近才有的。我仍象童年一样，心儿剧烈跳动，一直倾听着墙壁发出声音。墙壁始终一言不发，我流着泪进入梦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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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面开始，可视为《在少女们身旁》的第三部分。第一次出版时，下面打有三个星号。此处只以空两行表示之。

那天，象前几日一样，圣卢不得不到东锡埃尔去。在他还没有最终完全回去之前，很可能直到晚上那里一直需要他，他不在巴尔贝克，我很遗憾。我看见一些少妇，远远望去，觉得她们令人心醉。她们从马车上走下来，有的进了游艺场的舞厅，有的进入冷饮店。我正处在年轻人的那样一个阶段，就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爱恋对象，心里还空着。在这样的阶段，就象一个堕入情网的人向往着、寻求着他钟情的女人一样，年轻人到处向往，到处寻求，到处看见美人儿。只要有真实的一笔——远远望见一个女子，或只见背影的一个女子，哪怕分辨出一点点模样——就可以叫我们设想出在我们前头的美人是什么模样，我们想象自己认出了她，心儿在剧烈跳动，脚步也加快了。只要那女子消逝了，我们便一直半信半疑到底是不是她；只有能追上她的时候，才会明白我们是大错特错。

再说，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就更受到诱惑，将最简单的享乐更加夸大，因为我很难接触到女性。风雅标致的女郎，因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与她们接近，便觉得随处可见。如果是在海滩上，则因为我身体太衰弱。如果是在游艺场或糖果店里，则因为我过于腼腆。不过，如果我很快就要死去，我真希望知道，生命能够提供的最漂亮的少女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怎样造就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将是我之外的另一个人，抑或竟没有任何人能够享受这种供给（事实上，我意识不到，在我这种好奇的根源上，就有着占有的欲望）。如果圣卢与我在一起，也许我就敢进舞厅了。但我是一个人，我只好呆立在大旅社门口，等待着与外祖母会齐的时刻到来。就在这时，几乎在大堤的尽头，我看见五、六个小女孩向前走过来，在大堤上形成一片移动的奇异的印痕。无论是外貌还是举止，她们都与人们在巴尔贝克司空见惯的所有姑娘不同。一群海鸥不知来自何处，正在海滩上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姗姗来迟者飞来飞去，追逐着别的海鸥。鸟儿飞来飞去，目的地似乎与洗海水浴的人一样不明确。鸟儿似乎没有看见洗海水浴的人，同时对于它们那鸟类头脑来说。这目的地又是明确规定了的。只有那群海鸥大概对这些鸟儿已司空见惯了。

这些陌生女孩中，有一个手推着自己的自行车。另有两个，手里拿着高尔夫球“俱乐部”球衣。她们的短打扮与巴尔贝克其它少女截然不同。其它少女中确实也有几位从事体育运动，但并不因此就采用专门装束。

这正是各位先生太太们每天到堤上来转一圈的时刻，他们都暴露在对着他们定睛细看的手持长柄眼镜的无情火力之下，似乎他们身上有什么毛病，那长柄眼镜非要将每一细部都审视清楚一般。首席法官的老婆骄傲地坐在音乐亭前那令人生畏的一排椅子中间。他们自己刚刚从演员变成评论家，走来坐下，该他们对面前走过的人评头品足了。所有这些人都沿海堤走着，似乎这海堤如同一只船的甲板一般摇摇晃晃（因为他们不会抬起一条腿时要同时晃动手臂，转动眼睛，放平肩膀，用相反方向晃动的动作来平衡他们刚才在另一侧所做的动作，并叫脸上充血），装出什么都没看见的模样，以便叫人相信他们对这几个女孩根本不在意。实际上却在对她们偷偷地凝望，以免撞上她们。走在她们身边或从反方向来的人，相反却撞在她们身上，紧迫不舍，因为他们双方都是彼此暗暗注意的对象，虽然双方都用同样的轻蔑来掩盖这种注意。

对人群的喜爱——因此也是对人群的恐惧——在每个人心里都是最强有力的动机之一。或者极力讨别人喜欢，或者叫别人惊奇，或者极力向别人表现出自己很看不起他们。在蛰居者心中，绝对甚至直至生命终结的监禁，其原由常常是对人群有一种失常的嗜好。这种嗜好会那样压倒任何其它的情感，以致由于外出时无法得到门房、行人、停车的车夫的赞美，他宁愿永远不叫他们看见，于是便放弃了一切必须外出的活动。

这些人中，有几个正在沿着某个思路思考，但是通过手势急促，目光走神，与他们的邻人那考虑周到的摇摇晃晃的步伐不相谐，而暴露了自己的思想活动。我远远看见的几个女孩，在所有这些人中，径直前行，身体完全放松，对其余的人类发自内心的蔑视赋予她们动作自如，毫不犹豫，也不僵硬，准确地作出她们想作的动作，四肢每一部份对其他部份而言都完全独立自主，身体的大部份保持不动。华尔兹舞行家就是这样，那是非常精采的。虽然她们当中每个人都是一个类型，与他人类型不同，但是这几个人无一例外，全都姿容姣好。不过，说老实话，我看见她们才这么一小会工夫，而且还不敢定睛凝望，我还没有抓住她们之中哪一个的个性。有一个除外，她那笔直的鼻梁，棕色的皮肤与他人形成鲜明对照，与文艺复兴时期某一幅画上朝拜初生耶稣的三王之中，那位阿拉伯人模样的人肤色相近。我对她们的了解，一个，仅仅是通过那一双不大灵活、固执而又带着笑意的眼睛；另外一个，仅仅是通过那粉红的双颊。那粉红中又带着一抹镀铜的色调，不禁使人想起绣球花。甚至就是这些面部特点，我也还无法将任何一种特点分别固定在这一个少女而不是另一个少女身上（这个整体是那样优美动人，最不相同的外貌相邻，各种色彩相聚，又象一首乐曲那样叫人难以捉摸。乐句一个个过去的时候，我无法将一句句分开，一句句辨认出来，待我分辨出来以后，马上又忘记了。按照这个整体行进的顺序），我看到一个白色的椭圆形，黑眼睛，绿眼睛相继出现，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就是刚才已经对我产生了魅力的姑娘，我无法将看到的东西归到我从他人中分别出来、辨认出来的哪一个少女身上。在我的视野中，没有分界线（过了一会我才弄清了她们之间的区别），透过她们这一组人，一种和谐的浮动在扩展，是液体美、集体美和动态美的持续转移。

个个挑选得这么漂亮，将这几个朋友聚集在一起的，在生活中，可能并非纯属偶然。估计这几个少女（她们的态度足以揭示出大胆、轻浮和狠心的天性）对任何滑稽可笑的事和任何丑陋都极为敏感，接受不了德或智方面的吸引，便在她们同龄的同伴中，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对于那些通过腼腆、拘谨、笨拙以及她们大概称之为“讨厌的类型”而透露出沉思或敏感的天性的所有女伴，她们感到厌恶，而且对她们置之不理。相反，风雅，灵活，体态优美的某种混合，将她们吸引到别一些人身旁，她们与这些人结成友谊。她们那具有诱惑力的直爽和与她们一起度过幸福时光的允诺，只有通过这唯一的方式才表现出来。她们属于什么阶级，我无法准确判断出来，说不定那个阶级正处于其发展的这个阶段，或者由于富有和闲暇，或者由于进行体育运动（这是一个新习俗，甚至在某些民众阶层也已普遍），但是在体育之上尚未加上智育，这个社会阶层有如尚未追求扭曲表现形式的那些和谐而又多产的雕塑学校，自然而然地而且大量地生产出美丽的躯体，优美的大腿，优美的臀部，圣洁而安详的面庞，表情机敏而又富有智谋。我在这里，面对大海看见的，难道不是人体美高尚而又平静的模特儿吗，犹如希腊某海岸上那些暴露在阳光下的雕像？

她们这一群，如闪光的彗星，沿着海堤，向前行进。即使她们认为四周的人群由另一个种族组成，甚至他们的痛苦都不会在她们心中唤起同情，但表面上她们似乎没有看见人群。她们迫使停步的人让路，好象突然有一台机器通过，不能期望机器躲开行人一般。对一位年迈的先生，她们是不承认他的存在，拒绝与他接触的。如果这位先生心怀恐惧或怒气冲天但又匆匆忙忙而又可笑地逃开，她们最多也就相视而笑罢了。对于不属于她们这一群的人，她们没有故作轻蔑，她们内心的轻蔑已经足够。但是她们每遇障碍，都无法不以克服障碍为快，或者冲过去，或者双脚并拢，因为她们个个都充满青春活力，是那样需要发挥出去，以至即使在悲伤或痛苦的时候，也是更服从年龄的需要而不是当日的心情。她们从不放过一次跳跃或打滑的机会，而又不是有意识地这样干，只是打断缓步前行，在缓步前行中撒播上优美的转弯，心血来潮与高度的技巧合二而一，正如肖邦在他最忧郁的乐句中撒播上优美的曲线一般。

一位年迈的银行家，他的老伴正在为他寻找好地方，在好几处都未下定决心。最后，叫他面对海堤坐在一个折叠小凳上，有音乐亭为他遮住海风和烈日。老伴见他坐好了，便离开他去买报纸，准备过一会读给他听，叫他消遣消遣。只不过走开一小会，她也就将他单独留在那里。这一小会从不超过五分钟，对老头来说似乎已经相当长。老太太对自己的老伴既悉心照料，又不表露在外。她经常这样走开五分钟，好让老伴觉得自己还能象所有的人一样生活，而决不需要保护。他头顶上的音乐家表演台，构成了一个天然而又有诱惑力的跳板，那一小群少女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毫不犹豫地朝表演台跑过来。她从老头头顶上跳了过去，灵巧的双脚擦着了老头海军帽的边缘。老头吓得面如土色，可是另外几个姑娘觉得实在好玩，特别是绿眼珠、娃娃脸的那一个。她的目光中，表现出对这一行为的钦佩和快活。我似乎从她的眼睛里辨出少许的腼腆，既害羞又假充好汉的那种腼腆，这种表情在别人脸上是没有的。

“可怜的老帮子，真叫我心难受，简直半死模样！”其中一个少女说道，嗓音嘶哑，半嘲讽的语气。

她们又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在路中间停步一小会，也不顾挡住了行人的来往，呈形状不规则、完整、奇特而又叽叽喳喳的一个集合体，象起飞前聚在一起的一群小鸟。然后她们沿着高出海面之上的海堤继续漫步下去。

现在，她们那迷人的面庞再不是模糊不清、相互混淆了。以个子最高、从老银行家头顶上跳过去的那个为中心，我已经将她们区分和聚集起来（每个人的名字暂缺，我不知道）。小个的从海平面上分离出来，双颊丰满而粉红，绿眼珠；另一个皮肤为棕色，鼻子笔直，与其他人形成鲜明对照；还有一个，面孔雪白象个鸡蛋，鼻子形成一个弓形小弯，好似鸡雏的嘴，她的面孔与某些年纪很小的人相似；还有一个，大个子，裹着一件斗篷（这件斗篷使她显得那么穷酸，与她那优雅的举止那样不相称，以至来到人们头脑里的解释是：这个少女的父母大概地位相当显赫，但是他们的虚荣心远在巴尔贝克洗海水浴的人之下，也在自己孩子的衣着是否华丽之下，所以让她穿什么衣服在海堤上散步，对他们来说绝对一样，小市民才会认为这衣裳穿着太寒酸）；还有一个姑娘，双眸明亮而又含笑，颧骨很高，皮肤无光泽，头戴一顶黑色马球运动员式女帽，压得很低。她推着一辆自行车，臀部扭动得好象骨头都脱了节，使用的行话俚语那么粗野，叫嚷的嗓门那么大，我从她身边经过时（从她那些词语里，我听见一句难听的“混他的日子”），便放弃了刚才她的伙伴的斗篷令我作出的假设，而更倾向于得出结论说，所有这些女孩都属于经常光顾赛车场的那帮小民，大概是自行车运动员们最年轻的情妇。总而言之，我的假设中，没有一个认为她们可能是贞洁的。看上一眼——从她们彼此相视而笑的样子，从双颊无光泽那个姑娘那紧盯不放的目光里——我就明白了，她们不是贞洁的女子。加之，外祖母一直过于谨小慎微地悉心照顾我，以至我不会不相信，不可为之事是不可分的整体，对老年人缺乏尊重的少女，碰到从八十岁老翁头顶上跳过去以外的更有诱惑力的快乐时，决不会骤然间为顾忌之心所阻拦。

现在，她们一个个都有了自己的个性。她们的目光因自我满足和伙伴义气而变得炯炯有神，眼中不时燃起兴致勃勃或狂妄而满不在乎的火光，视对象为自己的女友或路上行人而定。她们相互之间了解相当深入，能够一直一起散步，形成分开的身躯缓缓向前，在这些身躯之间注入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虽然肉眼看不见，却很和谐，好似同一个火热的身影，同一个氛围，使她们的身躯合成了一个整体。这整体的各个部分是同质的，而对这一行列在其中缓缓行进的四周人群，又无动于衷。

我从那个颧骨很高、推自行车的棕色皮肤姑娘身边经过。有一瞬间，我的目光与她那斜睨的笑盈盈的目光相遇。这目光来自将这个小部落的生活封闭其中的非人世界的深处，那世界是无法接近的未知数，我是什么人这个想法，肯定达不到那个世界，在那里也找不到位置。这个头戴运动帽、帽子在脑门上压得很低的姑娘，全神贯注倾听同伴们说话。她双眸中闪现出来的黑色光芒与我相遇的那一刻，她是否看见我？如果她看见了我，我对她又意味着什么？她辨别出我属于哪个世界了吗？这些问题我难以回答，好比借助于望远镜，在相邻的一个星球上，某些奇怪的生物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很难就此得出结论说，有人类居住在那里，他们看得见我们，看见了我们又会在他们心中唤起什么想法。

如果我们认为，这某某姑娘的双眸只不过是发亮的云母圆片，我们就不会贪婪地要了解她的生活并且将她的生命与我们结为一体了。但是我们感觉到，在这个反光圆体中闪闪发光的东西，并非只源于其物质结构。我们感觉到，这是这个生命对于它了解的人和地点——赛马场的草地，小径上的沙土——所形成的看法的黑色投影。这黑色投影是什么，我们还不了解。这个小贝里，比波斯天堂中的贝里1对我更有诱惑力。她蹬着车穿过田野和树林，可能会把我带到那些地方去。我们感觉到，她那目光也是她就要回去的家、她正在形成的计划或者人们已经为她作出的安排的投影。我们尤其感觉到这就是她本人，怀着她的欲望，她的好感，她的厌恶，她那朦朦胧胧、断断续续的意愿。我知道，如果我不能占有她目光中的东西，我就更不能占有这个骑自行车的少女。因此，使我产生欲望的，是她整个的生命。痛苦的欲望，因为我感到这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令人心醉的欲望；直到此刻的我的生命已骤然停止，已不再是我的整个生命，而是成了我面前这块空间的一小部分，我迫不及待地要将这空间占据，这空间乃由这些少女的生命组成。是这种欲望赋予我这种自我延伸，自我扩展，这就是幸福。无疑，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习惯，共同的思想，这使我更难与她们交友，讨得她们欢心。但是，说不定正是由于这种差异，由于意识到我所经历的、拥有的任何因素（成分）都不会进入这些少女的天性构成的行为，我心中才刚刚用对某种生活的渴求代替了心满意足——如干渴的大地那样干渴——迄今为止，我的心灵从未得到过一滴这样的甘露，它会更加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吮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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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波斯神话中，贝里是天堂的使者，手执象征永生的荷花。普鲁斯特此处可能想到了根据保罗·杜卡斯的诗作而创作的芭蕾舞《贝里》，1912年由俄国芭蕾舞团在巴黎演出，娜塔莉亚·特鲁哈诺娃编导。舞剧中有贝里引诱伊斯康德王子，王子夺走她的荷花，她返回天国的情节。

那个目光明亮的推自行车姑娘，似乎发现了我那样凝神望着她，便向那个个子最高的姑娘说了一句什么话。说的什么，我没有听见，只见那个高个子姑娘笑了起来。说老实话，这个棕色皮肤的姑娘，正因为她的皮肤是棕色，并不最讨我喜欢。从在当松维尔那陡峭的小山坡上见过希尔贝特那一日起，一个头发棕红、肤色金黄的少女，一直是我心中不可企及的理想。可是，就说希尔贝特本人吧，我之爱她，难道主要不是因为她戴着贝戈特女友的光环，和贝戈特一起去参观大教堂吗？同样，看见这个棕色皮肤的姑娘望着我（这使我刚开始时抱着希望，以为也许与她接触更容易些），我并不感到高兴，因为她会把我介绍给那个从老头头上跳过去的那个无情的姑娘，介绍给说“可怜的老帮子，真叫我心里难受”的那个残忍的姑娘，然后逐次将我介绍给每一个姑娘，因为她享有这种威望，是她们形影不离的朋友。我作了一个假设：有一天我会成为这几个少女中哪一个的男朋友。这些眼睛里那陌生的目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们自己并不知道，有时对我会产生阳光照在一堵墙上那样的效果。通过奇迹般的炼金术，这些眼睛也许会叫“我是存在的”这个想法以及对我个人的某些友情穿透它们那难以形容的立体。有一天，我本人也可能跻身于她们之中，在她们沿海边行走发挥的理论中占一席之地。我觉得这个假设本身就包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就象站在阿堤刻时代的剧场前或面对着描绘宗教仪式行列的画幅，我也曾以为我这个观众也能受到诸神的喜爱，在列队行进的诸神中占据一席之地一般。

那么，与这些少女结识的幸福，真是无法实现的吗？自然，在我放弃的这类事当中，这大概已经不是第一桩了。只要回忆一下，即使在巴尔贝克，就有多少陌生女郎，飞驰远去的马车便叫我永远放弃了她们，便已足够了。这一小群女孩，在我心中是那样高尚，仿佛由希腊神话中的处女组成，甚至她们给我带来的快乐，也来自她们有些路上行人飞快离去的味道。我们不认识的人，迫使我们从惯常生活中启碇的人，具有一种转瞬即逝性。这种转瞬即逝性使我们处于一种追逐状态中，再没有任何东西阻拦我们的想象。而在惯常生活中，我们与之经常来往的女子，最后都将她们的缺陷暴露出来。将我们的快乐剥去想象这层皮，等于将快乐压缩至其本身，就空无一物了。诸位已经看到，我并不蔑视拉线的中间人。但是这些少女如果到牵线人那里去自荐，她们便失去了赋予她们丰富多采和捉摸不定的因素，就不会如此叫我着迷了。对于是否能够企及追求的对象没有把握，能唤起人的想象。必须叫想象创造一个目的，这个目的遮掩住另一个目的；必须叫想象用进入一个人的生活之中这种想法代替感官的快乐，以阻止我们去分辨这种快乐，阻止我们去品尝其真正的味道，阻止我们将其限制在本身范围之内。钓鱼的那些下午时光，在我们与鱼之间，非有翻腾的流水将我们隔开不可。光滑的肉，不明确的形状，在天蓝色透明而又活动的流体中，在我们身边滑来滑去，而我们不大知道该拿这玩艺儿干什么。如果我们第一次是看见那鱼做成了菜端上桌子，就会显得不值得千方百计、拐弯抹角去捉它了。

在这里，社会地位所占比例发生变化，这是海水浴生活的特点。这些少女也占了这个便宜。在我们习惯的阶层中能使我们延伸、放大的一切优势，在这里，都变成了看不见的东西，事实上，也就被取消了。反过来，那些别人认为他们大概并不具有这些优势的人，倒被一个人工的范畴变得高大起来，大步向前了。这个人造的范畴比素未谋面的女郎叫人更自在。那一天，这些少女在我眼中显得那么了不起，而根本无法让她们了解我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对这一小帮少女来说，她们漫步海滨只不过是路上女客无数飞逝的一个片断，这种飞逝总是使我心绪纷乱。在这里，这种飞逝又回到那么缓慢的动作上去，几乎接近于停滞不动。更确切地说，在某一个这样慢速的阶段中，人的面庞不再被旋风卷走，而是平静而又清晰，我觉得就更美。但是，正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马车将我飞快拉走时我的体验一样，这并不妨碍我想，如果我停下一会就近观看，某些细部，有麻点的皮肤啊，鼻翼上有个毛病啊，眼神很平庸啊，微笑时作鬼脸啊，身段不美啊，都会在女郎的面孔和身段上代替我原来肯定是凭空想象的细部。只要身段有美丽的曲线，远远望见面色很红润，我就能好心地再加上一直记在心底的或事先想好的动人的肩膀，甜美的顾盼。对一个一眼而过的人这样飞快的猜测可能使我们犯下错误，恰似有时看书太快，刚看见一个音节，还未来得及看清其余的音节，便从我们脑海中已有的字里，安上一个字，其实书上写的根本不是那个字一样。

现在不可能属于这种情形。我已经仔细端详过她们的面庞。每个人的面孔，我不是从各个侧面看的，也极少从正面看，但至少根据两、三个不同的特点使我足以对第一眼望去时对线条和肤色所做的各种假设或者进行修正，或者进行了核实和“证明”，足以看到，透过一系列的表情，她们的面孔上还存在着某种永久不变的物质的东西。

因此我可以满有把握地想：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巴尔贝克，在最美好的设想中，甚至在我能够停下脚步与之攀谈的令我目光停驻的行路女子中，都从来没有过象今年这几个女子这样，我根本就不认识她们，但是她们的出现和消失给我留下这样的惆怅，使我想到与她们交友会是多么令人陶醉。无论是在女演员中，村姑中，或在教会学校寄宿的小姐中，我从未见过如此的美貌，如此充满未知未闻，如此无法估计的宝贵，又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不可企及。就生活中未品尝过而又可能的幸福而言，她们是那样甜美的样品，且状态极其完好，以至几乎完全出于理智的原因我才灰心丧气，怕的是体验不了美女能够给予我们的最神秘的东西。我要在绝无仅有的条件下，保证不会上当受骗才会体验。她们是人们一直向往的美女，是人们永远不占有也可以自慰，而不会去向自己没有欲望追求的女人要求快乐的美人——正象斯万从前爱上奥黛特以前一直拒绝做的那样——结果是一直到人死了也从不知道那另一种快活是什么滋味。也许从未体验过的快乐事实上并不存在，也许到了跟前，这种快乐的神秘性就烟消云散了，也许这只是欲望的一种投影，一种海市蜃楼。如果是这种情形，那我只能责怪自然规律的无情。如果这种自然规律适用于这些少女，也应该适用于所有的少女，而不适用于不完善的对象。她们是我在所有对象中挑选出来的，我怀着植物学家那种心满意足的心情，很清楚地意识到不可能找到比这些少女更罕见的如此齐全的品种。此刻，她们就在我面前中断了她们那轻巧的篱笆般的流动线。这篱笆就象一丛宾夕法尼亚玫瑰1，是悬崖上一处花园的装饰品。一艘轮船驶过的整个大洋航线均映在其中，这轮船在蓝色平面上滑行得那样慢，相当于从一个茎到另一条茎。一只懒惰的蝴蝶在花冠深处滞留，船体早已超过这只蝴蝶。可是蝴蝶确有把握能比轮船先到达目的地，那船只正向花朵驶去。蝴蝶可能还要等到轮船的船首与玫瑰花的第一个花瓣之间出现一片蓝色才起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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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宾夕法尼亚玫瑰”这个名称在某些植物学家的著作中可以见到，用以指美国东部的某一玫瑰品种。这个名称在普鲁斯特那个时代并不流行，只不过表现了普氏学识的渊博而已。

我回房间去了，因为我要与罗贝尔一起去里夫贝尔共进晚餐。外祖母要求我最近几天晚上动身以前在床上躺一小时，小睡片刻，这是巴尔贝克的医生提出的要求。不久，他便把这样的小睡扩展到每一天晚上。

再说，要回房间甚至不需要离开大堤，也不需要从大厅，也就是说从后面进入旅馆。在贡布雷，每星期六午饭提前一小时。现在这里正是盛夏，白天那么长，以至在巴尔贝克大旅社里，根据与此类似的提前规则，人们为晚餐摆放餐具时，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呢，似乎是吃下午点心的时刻。带滑轮的大玻璃依然开着，与海堤在同一平面上。我只要跨过单薄的木制窗框就到了餐厅里，然后我立刻离开餐厅去乘电梯。

从办公室门前经过时，我向经理送过一个微笑，而且一点也不讨厌地从他脸上收来一笑。自从我到巴尔贝克以来，我那宽容的关切已经渐渐地象备自然课一样将微笑灌输到他的脸上，改造了他的面孔。他的面庞对我熟悉起来，显示出某种很一般的意义，但可以象辨认一个人的笔迹一样看懂，与第一天他的面孔向我显示的那些莫名其妙、无法忍受的方块字已经毫无相象之处。那一天我在面前看见的那个人物，如今已被忘却。或者说，如果我还能回忆起来的话，他与那个无足轻重而文质彬彬的人物那令人厌恶而又略微加以漫画化的形象相比，已经判若二人，无法认同了。

我初来巴尔贝克那天晚上的那种腼腆和忧郁已经消失，我按铃叫电梯。在电梯里，我象在沿着脊椎运动的胸腔中一样，在开电梯的人身旁向高处升去。现在，他再不是默默无语了，而是向我叨叨：“人比一个月以前少了，开始走了，天凉了。”他这么说，并非因为确实如此，而是因为他在这海滨气候更炎热的一个地方又找了个事情做，他希望我们都赶快走，旅馆好关门，这样他“回到”新岗位之前，可以有几天归他自己支配。“回到”和“新”这两个词并不矛盾，因为对于一个开电梯的人来说，“回到”乃是“进入”这个动词的惯用形式1。唯一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他竟屈尊使用“岗位”一词，因为他属于希望在语言中抹掉雇佣制度痕迹的现代无产者。此外，过了一小会，他告诉我，在即将“回到”的“岗位”上，他会有一套更漂亮的“工作服”和更好的“待遇”。

“制服”和“薪俸”两个词，他已觉得陈旧和不适合了。由于莫名其妙的矛盾，在“老板”口中，词汇不顾一切，仍然比不平等这个概念活得更长久，所以，开电梯的人对我说的话，我总是听不懂。唯一我关心的事，是要知道外祖母是否在旅馆。开电梯的人抢在我的问题之前对我说：“那位太太刚才从你住的地方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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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法文中，受教育不多的人常常将“entrer”（进入）与“rentrer”（回到）二动词混为一谈。

我又上当了，以为是我的外祖母出去了。

“不是，我想那位太太是你们家的雇员。”

从前的市民语言，确实应该废除。但是由于在从前的市民语言中，一个厨娘是不叫“雇员”的，所以我考虑了一会：

“他搞错了，我们既不拥有工厂，也没有雇员。”

忽然我想起来了，“雇贝”这个词也和咖啡馆的侍者留小胡子一样，给了仆人一种自尊心的满足，刚刚出去时太太的贴身女仆作女红）。

对于开电梯的人来说，光是满足自尊心还不够，因为他在怜悯自己的阶级时说“工人家里”或“小人物家里”，象拉辛说“穷人”1一样，用的是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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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拉辛《阿塔莉》第二幕第九场第837到838行。

我第一天刚到时的那种热情和腼腆早已远去，平时我已不再和开电梯的人说话，现在是他在上下穿过旅馆这个短短过程中，得不到我的回答了。旅馆像一个玩具一样，中间镂定，一层一层地在我们四周展开那分枝一般的走廊。走廊深处，灯光昏暗，越来越弱。通道的门或内部楼梯的台阶都变得细小，灯光使这一切都成了金色的琥珀，像黄昏时刻一样绵软而又神秘。在黄昏中，伦勃朗只需瞬间便勾画出窗棂或井上的轱辘。每一层楼上，一缕金光映在地毯上，展露出落日的余晖和起居室的窗户。

我自忖，刚才我看见的少女是否住在巴尔贝克，她们会是何许人氏。欲念这样朝着自己选择的一个小部落人群而去的时候，一切可能与这个小小的部落有关系的人都成了动情的原由，然后又成了梦幻的原由。我曾经听见一位太太在海堤上说：“她是小西莫内的一个女友。”那种肯定好事的神情就好像谁在解释说：“他是小拉罗什富科形影不离的伙伴”一样。立刻，从听到这件事的那个人脸上，你可以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巴不得再仔细瞧瞧作为“小西莫内的女友”的那个受到如此厚爱的人。肯定这是一种特权，大概不会赋予随便什么人。贵族阶级是相对的，有些价值不高的小小缝隙，在那里，一个家具商的儿子可以当上风雅王子，并且像一个年轻的威尔士亲王一样统治一个宫廷。自那以后，我经常极力回忆在海滩上西莫内这个名字是怎样对我产生回响的，那时我还辨别不出它的形式，对这个名字也没有把握，至于它意味着什么，指的是这一个人抑或是另一个人，也不肯定。这个名字对于我们下面的故事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既模糊又新鲜的感觉，每一个字母、每一秒钟，都由于我们不断的重视更深地刻在我们的心上，这个名字变成了（从我对小西莫内的态度来说，只是几年以后才如此）回到我们脑海中（或睡醒时，或昏厥之后）的第一词汇，甚至先于“现在是几点钟”，“我们在什么地方”这些概念，甚至先于“我”这个字，似乎它所指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更胜于我们自己，似乎失去知觉一刻以后，先于一切休止的休止，便是没有想到这个词汇的那个过程。

不知为什么，从第一天起，我心里便想，西莫内这个名字大概是这些少女之中哪一个的名字。我不断地琢磨，怎样能够结识西莫内一家。当然是通过她认为地位比她高的人。如果这些人只是市井小民中的小烟花女，要叫她不要产生瞧不起我的看法，大概也不难。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故友，只要没有战胜这种蔑视，对于蔑视你的人，就不能完全将你纳入他心中。每次彼此那样不同的女子形象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除非遗忘，或其它形象通过竞争将前一个形象排挤出去，只有当我们将这些外来人变成与我们自己相似的某种东西之后，我们的心灵才会得到安宁。在这方面，我们的心灵与我们的肉体具有同样的反应和活动。我们的肉体不能容忍异体的侵入，除非立刻将入侵者消化或同化。

小西莫内大概是所有姑娘中最俏丽的那个——我似乎觉得，她本可以成为我的情妇的，因为只有她一个人两、三次扭头顾盼，似乎意识到了我那死死盯住的目光。我问开电梯的，在巴尔贝克是否认识什么人，姓西莫内。此人不喜欢说他对什么事不知不晓，便回答说，他似乎听人提起过这个姓。到了最后一层，我请他叫人将外地人的最新名单给我送来。

我从电梯里走出来，但没有朝自己的房间走去，而是在走廊里一直向前走去。此刻，虽然管这一层楼的仆役害怕穿堂风，也已将走廊尽头的窗户打开。这扇窗子不向着海，而是朝着小山和山谷，但人们从来也不曾看清楚外面的景色，因为窗上的玻璃不透明，且常常关着。

我在窗前稍事停留，也就是对这个“景”朝拜一下的时间。这一次，倒叫人可以望见比小山更远的地方。旅馆背依这座小山，山上，只在远处有一房舍，但是远景以及落日的余晖在保留了其大小的同时，又用精致的雕刻和丝绒般的首饰匣装饰了它，犹如装饰微型建筑模型一般。好象圣物，只在难得的日子才拿出来供信女善男们瞻仰的金银或珐琅制小寺庙或小教堂。可是这朝拜的时刻已经为时过长，仆役一手拿着一大串钥匙，另一只手触到他那教士无边圆帽上向我敬礼，因为晚上空气清新而凉爽，倒没有将帽子摘掉。他已经走来又把两扇窗板关上了，就象将圣人遗骸盒的两扇门板关上一样，这样也就为我的顶礼膜拜遮住了小型的圣殿和金色的圣物。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随着季节向前推移，从窗中看到的画面也变了，首先是室内很明亮，只有天气阴霾时，室内才昏暗。这里，在海蓝色的玻璃里，在我窗户的铁框中，镶嵌着大海，就象镶在教堂彩绘玻璃的铅条中一样。大海那圆形的波涛使玻璃变得无边无际。在海弯那整个布满岩石的深深边缘上，大海撒开一些三角，三角上装饰着细腻的笔触勾画出来的不动的飞沫，或皮萨内罗笔下的羽毛1，雪白的、永不褪色的、奶油般的珐琅色把这些三角固定在那里。在加莱2的玻璃制品中，这代表着一层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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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能指皮萨内罗（意大利画家及木刻家）所作鸟类草图，保存在卢浮宫中。

2加莱（1846—1904），他于1890年创立了一所适用于工业的艺术学校——南锡学校。其玻璃艺术作品在万国博览会上获得极大成功。他的艺术以对大自然的热爱和研究为基础，本人作为有实践经验的植物学家，又将植物题材用于其装饰艺术及玻璃制品中。

不久，白昼渐短。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淡紫色的天空，似乎被太沟那僵硬的、几何图形的、转瞬即逝的、闪闪发光的面庞打上了烙印（好像代表着什么神奇的符号，神秘的鬼怪），沿着地平线的链条正向大海弯下身去，犹如主祭坛上方的宗教画，落日余晖的各个部分，映在沿墙摆开的桃花心木低矮书橱的玻璃上，我心目中已将它与由它脱胎而来的名画联系在一起，似乎那是昔日某大师为哪一个宗教团体在一个框架上绘制的几组场景，后来在博物馆的大厅中，人们将它一片一片分开陈列，观众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将它们放到祭坛后部装饰屏组画上原来的位置上去。

几个星期过后，我上楼时，已经日落了。大海上方，天空是一条火红的彩带，与我在贡布雷散步归来准备下楼到厨房用晚饭时在髑髅地1顶上之所见一模一样。这火红的彩带，是完整的一片，又象肉冻一样可以切开。顷刻大海已经发凉，变成蓝色，好似人称鲻鱼的那种鱼，天空则像我们过一会在里夫贝尔叫的鲑鱼一样粉红，这一切，更增加了我就要更衣外出晚宴的快乐心情。沉重的暮霭，烟灰般黑色，有光泽，玛瑙那样坚实，肉眼看得见，紧贴着海洋，吃力地从海上升起。这儿几片，那儿几片，高高低低，一层一层，越来越宽阔。最后，最高的几层向已经变形的根茎弯下身来，一直到脱离了直到此刻支持着它们的重心，似乎就要将已到中天高度的脚手架拖走，将它扔到大海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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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髑髅地原指《圣经》中耶稣受难的地方。

我从前坐在车厢里有一种印象，觉得需要从困倦和关在一间房里受监禁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见一艘轮船如夜行者一般远去，也使我产生同样的印象。但是，在此刻我自己置身的房间里，我并不感到受监禁。因为一小时以后，我就要离开这里乘马车外出。我扑到床上。我看得见距我相当近的船只。奇怪，人们在夜间也看得见船只在黑暗中移动，好似颜色幽暗、默默无声却没有入睡的天鹅。我似乎觉得自己就在一艘轮船的卧铺上，大海的画图从四面八方将我团团围住。

不过，确实经常只是一些画图而已。我忘记了，在画图的色彩下，海滩正在形成凄惨的空旷地带，夜晚那不安的海风吹遍整个海滩。刚到巴尔贝克时，夜风袭来，我是那样焦灼不安。现在，即使在我的房间里，我的全部心思仍在我目睹从我面前走过的几个少女身上，我的情绪再也不能平静，再也不能停留在事不关己的状态。在我心中，是不会产生真正富有美感的印象了。等待着去里夫贝尔晚宴更使我心浮气躁起来。在这种时刻，我的意念停留在躯体的表面上。我就要给这躯体穿上衣服，以便在那灯火辉煌的饭店中，在打量我的女性目光前，尽量显得讨人喜欢。我无法在事物的色彩后面注入深邃的思想。我的窗下，雨燕和燕子不倦地轻轻地翻飞，像喷泉，像生命的火焰，将高喷的间歇与平面方向上长长的轨迹那不动的白色的线条融和在一起。这种地区性的自然现象将我眼前涌现的景色与现实联系起来。如果没有这一令人着迷的奇迹，说不定我会认为眼前的景色只不过是每日更新的绘画选。人们主观地在我所在的地点展开这个绘画选，而那些绘画作品与这个地点并没有必要的联系。有一次，我觉得那就是日本木版、铜版画展览：在精雕细刻出来的好似月亮一般滚圆的红太阳旁边，有一朵黄色的云，犹如一面湖。湖边，是黑色利剑，有如湖滨树木的侧影。还有一道淡淡的玫瑰色，自从我有了第一个彩笔盒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玫瑰色。这颜色绽开，好似一条江，两岸上似乎有船只搁浅在沙滩上，等待着人们前来将它们拖入水中。我怀着业余爱好者或在两次交际访问之间到画廊转上一转的女人那种蔑视、厌烦而又轻浮的目光，自言自言语道：“真奇怪，这落日，与众不同，不过我早已见过和这一样优美、令人惊异不止的落日了。”

晚上，一条船被地平线吸收，又将它变成了流体，显得和地平线完全是一种颜色，宛如一幅印象派的画。船只似乎也与地平线一样，由一种原材料所制成，似乎人们只是在雾濛濛的蓝天中勾画出船体和缆绳。缆绳交错，船体显得更加细小，变成了金银制品。有时，大洋几乎占满了我的整面窗户，上方是一抹天空，只有一条线，与海一样的蓝，因此我以为那还是大海，只在光照作用下，才显出不同的颜色。

另一日，大海只在窗子的下部描绘出来，窗子其余的部分布满了浮云。水平方向上，一朵一朵的云你推我搡，结果好象出于艺术家的预谋或专长，那窗玻璃正在介绍“云朵研究”。与此同时，书橱的各块玻璃上显示出相似的云朵，但这是在另一部分地平线上的云朵，而且被光线染上了不同的色彩，似乎向你提供同一题材的反复。这是某些当代画家十分珍爱的反复，总是取自不同的时刻。而现在，由于艺术的固定作用，可以在一个房间里一览无余，呈彩粉画形式，并且压在玻璃板下面。

有时，在海天一色的灰色上，细腻精巧地加上一点粉红。这时，在窗子下方安睡的一只小蝴蝶，就象将双翼落在这幅有惠斯勒1风味的、题为《灰与粉红色的和谐》的画下方。这是切尔西大师亲自签名的作品。这粉红色渐渐消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注目。我呆呆站立片刻，然后拉上窗帘，再次躺下。从床上，我看见窗帘上方还留有一线光亮。这一线光亮也渐渐暗淡下去，越来越细。平日，这个时刻，我已坐在饭桌上。今天，我就这样让这个时刻在窗帘上方逝去，既不忧伤，也不惋惜，因为我知道，今天与别的日子不一样，象黑夜只有几分钟打断白昼的极地的白天一样，今天比平时更长一些。我知道，从这黄昏的蛹壳里，里夫贝尔饭店的万丈光芒正在准备经过美好的变形脱壳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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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及雕刻家，他在伦敦安家落户，住在切尔西区。他对日本艺术和马奈极为赞赏，尤致力于色彩和谐研究。《灰与粉红色的和谐》是他的一幅画的题目。

我自言自语：“到时间了。”我在床上伸伸懒腰，起身，梳洗完毕。这样无用的时光，脱去了物质生活的重负，我觉得自有其魅力。别的人在楼下进晚餐，而我在这里，将下午无所事事积蓄起来的精力，只用在洗浴后晾干我的身躯、穿一件无尾常礼服、系领带上。指引这些动作的，已经是期待已久的与某个女子重逢的快乐。那是我上一次在里夫贝尔注意到的一个女子，她似乎对我注视良久。有一会她离席了，也许希望我尾随而去。我怀着快乐的心情给自己加上所有这一切诱饵，以便使自己全心全意、全神贯注地投入一种新生活。这是自由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我要让圣卢的冷静来支持我的犹豫不决，并在生物的各个品种和来自各地的物产之中进行选择。这些菜，我的朋友一点，便构成罕见的佳馔，会大大刺激我的食欲或者我的想象。

最后，这样的日子终于来到，我再也不能通过餐厅从海堤回到房间了。餐厅的玻璃窗不再敞开，因为外面夜色已经降临，而且这个玻璃蜂巢灯火通明，将贫苦的人和好奇的人都吸引来了。他们无法进入这灯光通明之中，便象秋风卷下的一片黑呼呼的蜜蜂一样，扒在玻璃蜂巢那发光而又光滑的四壁上。

有人敲门。是埃梅亲自给我送来了外地人的最新名单。

埃梅走之前，非要告诉我，说德雷福斯罪该万死1。

“人们会得知一切的，”他对我说，“不是今年，而是明年。

这是与参谋部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位先生对我说的。”

我问他，是不是在年底以前人们还下不了决心马上揭露一切。

“他放下烟卷，”埃梅继续说下去，模拟着那个人的动作，并且象他的顾客那样摇着头，晃着大拇指，那意思是说：“不要要求过高。”

“‘不是今年，埃梅’，他敲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今年不可能。到了复活节，2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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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中年代为1898年。自1897年10月29日参议员史海尔－凯斯杜埃提出重新审理该案件以来，这件事又成为舆论注意的中心。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我控诉》一文。埃梅所指的文件可能是亨利上校所准备的文件，据说根据这些文件可以最后确定德雷福斯有罪。后来，亨利上校被确认犯了伪造文件罪，于8月31日自杀。但在本书中，直到《盖尔芒特家那边》第一部分中，人们谈论德雷福斯事件时，亨利上校还活着。

2指第二年四月。

然后，埃梅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您看，你怎么说的，我都原样告诉您了。”那意思，要么是这样一个大人物对他那么随便，他很洋洋得意，要么是我更能清楚明白地看到那论据的价值和我们抱希望的根由。

我在外地人名单的第一页上，看到“西莫内及其家属”几个字，禁不住心头一震。我心中仍藏着童年时代便产生的由来已久的梦幻。梦想中，心中有的和所感受的全部柔情融成一片，由一个尽量与我不同的人给我带来。这个人，我现在用西莫内这个名字来称呼她，并且忆起在海堤上看见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躯体。她们展现成可与古代和乔托的名画相媲美的体育队形，是多么和谐。我用这个名字和对这优美的和谐的回忆，创造出了这个我等待的人。我不知道这几个少女中那一个是西莫内小姐，也不知道她们当中是否有哪一个真姓这个姓。但是我知道西莫内小姐爱着我，我要靠圣卢设法立即与她结识。可惜在这个条件下，圣卢只得到允许延长假期，他不得不每天回到东锡埃尔去。为了叫他不去尽那个军队义务，我本来以为，除了可以指望他对我的友谊之外，还可以指望人类博物学家的那种好奇心。我经常有这种好奇心，常常我并未见过人家说的那个人什么模样，只要听到人家说，哪家水果铺子里有一位漂亮的收款员，我就想与女性美的这个新变种去结识。我希望在圣卢面前谈及我那几个少女，也在他心中激起这种好奇心。谁知我大错特错。他是那个女演员的情夫，他爱她，因此，这种好奇心早已麻木。即使稍有感觉，他也将它压抑下去，因为他很迷信，以为情妇对自己忠实与否，取决于他自己是否忠实。所以我们动身去里夫贝尔晚宴时，他并没有应允积极地去管我那几个少女的事。

最初，我们抵达里夫贝尔时，太阳刚刚落山，但是天色依然很明亮。饭店的花园里，灯火尚未点燃。白昼的热度下降，好象存放在一个花瓶的底部，沿着这花瓶的边壁，空气形成了透明、暗色而又浓稠的果冻。偌大的一丛蔷薇，贴着墙，在暗淡下来的墙上画出粉红的条纹，宛如人们在缟玛瑙石里看到的树枝状纹路。

过了不久，我们走下马车时，夜色已经降临。或是天气不好，或是希望暂时安静一会而推迟了叫人驾车的时间，总之我们从巴尔贝克启程时，夜色就已经降临。但是这样的日子，我听到海风吹拂也不感到忧伤，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我的计划，并不意味着就要关在一个房间里。我知道我们要在茨冈音乐声中走进饭店的大厅，那里无数的灯火将用金光灿烂的宽宽的烙铁，不费吹灰之力地战胜黑暗和寒冷。于是我高高兴兴地上了马车，坐在圣卢旁边。马车在滂沱大雨中等待着我们。

现在，我每天一坐到桌前开始一项评论研究或阅读一本小说，便感到厌倦。贝戈特说，他坚信，我特别是能体会脑力劳动乐趣的材料，虽然我自己并不持有这种看法。在“我以后能干什么”这个问题上，最近这些时候，贝戈特的话倒使我感到，这种厌倦透露出一点希望。

“归根结底，”我心中暗想，“说不定写一本小说时体验到快乐，并非是判断一篇文字是否美丽、是否有价值的无懈可击的准则。说不定这只是一种常常附带而来的次要状态，而缺乏这种快乐并不能就预先断言文章不美。也许某些杰作就是打着哈欠写出来的。”

外祖母对我说，如果我身体好，我就会写得很好，而且会怀着快乐的心情去写。这话打消了我的疑虑。可是我家的家庭医生认为，更为谨慎一些的作法，还是提醒我，我的健康状况可能会使我面临什么严重的危险。他给我列出了应该遵循的各种保健措施，以免发生意外。我认为各种快乐应从属于目标。与快乐相比，目标无比重要。这个目标便是要变得身强力壮，足以能够完成可能蕴藏于我自身的大业。自从来到巴尔贝克，我对自己进行周密而经常的控制。喝一杯咖啡会使我彻夜失眠，而睡眠对我第二天不感到疲倦必不可少。

那么，谁也别想叫我去碰那杯咖啡。

可是，一到了里夫贝尔，在新的快乐刺激下，我又处于另一种思想状况之中了。例外情况才叫我们进入这种状况之中。这么多天以来耐心织成的、将我们导向明智的网已经撞破，似乎再也不该有什么明日，有什么待以实现的高尚目标了。顷刻间，为了维护这高尚目标而起作用的、整个周密谨慎的保健机制烟消云散。一个跟班小厮问我要不要外套时，圣卢总是对我说：

“你会不会冷？最好还是穿着，天气可不太热。”

我总是回答说：“不要，不要。”可能当时我并不感到冷，但是不管怎样，我再也不知道害怕病倒、不要死去以及写作重要这些事为何物了。我把外套交出去。我们在茨冈人奏出的军乐声中进入饭店大厅，在一排排已经上了饭菜的桌子间前进，就像在轻易获得荣誉的道路上前进一样。乐队授予我们军事荣誉和我们配不上的凯旋曲，我们感到音乐的节奏将快乐的奔放灌输到我们身上。我们用庄重而冷冰冰的表情和懒洋洋的举止将这种情绪掩盖起来，以便显出与那些咖啡馆音乐会里服饰华丽、装腔作势的女人们不同。她们就着火药味十足的曲调，唱着轻佻、放肆的歌曲，跑着上台，那尚武的举止犹如打了胜仗的将军。

从这一刻起，我便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不是我外祖母的外孙子，只有到出了门的时候，才会想起她，而是成了就要服侍我们就餐的小伙计的临时小弟弟了。

在巴尔贝克我一个星期也达不到的啤酒量，更不用说香槟，现在，我一个小时就喝下这么多，还要加上几滴波尔多酒。我心不在焉而不知其味。在我冷静而清醒的时候，这些饮料的味道意味着明显可以称道而又轻易放弃的快乐。我一个月节省下来的两个“路易”，本来想买一件什么东西，此时再也想不起来要买什么，而赏给了提琴师。在桌子之间撒欢上菜的侍者，有几个跑得飞快，张开的手心里托着一盘菜，似乎这里就是那种看谁不把菜盘掉在地上的比赛的终点。确实，巧克力蛋奶酥没有打翻而抵达目的地，英式炸土豆，虽然疾驰快跑本来会摇动，可是抵达目的地时，仍然在波亚克乳羊肉1四周排列整齐如初。我注意到一个侍者，个子非常高，长着一头乌黑的秀发，脸上象扑了粉一样，使人更容易想起某些珍禽而不是人类。他不停地从大厅这头跑到那头，似乎没有目的，叫人想到一只南美大鹦鹉。这些南美大鹦鹉以其艳丽的羽毛色泽和不可理解的骚动不安填满了动物园的大鸟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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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波亚克为法国西南部纪龙德河上一河港，在波尔多附近。波亚克羊肉为法国一名菜。

不久，场面井然有序了，更高雅更平静，至少在我眼中如此。所有这些令人头晕目眩的活动全集中成为安静的和谐。我望着那些圆桌，无数的群体将饭店充满，每一桌有如一个星球，有如从前讽喻画中的行星。在这各不相同的星球之间，有一种无法抵挡的引力在起作用。每桌的就餐者，眼睛都望着别的餐桌，只有某个阔气的东道主例外，他有办法，带来了一位著名的作家。借助于旋转小桌的特点，极力逗引作家说些毫无意义的话，太太们倒听得兴高采烈。这些星球般的餐桌之间的和谐，倒也不妨碍无数侍者不停地运转。因为他们不像就餐者那样坐着，而是站着，所以是在高层地区运转。有的跑着送冷盘，有的换酒，有的添加酒杯。虽然有这些特殊原因，他们在圆桌间不断地奔跑，最后还是揭示出这令人头晕目眩而又有规律的运行的法则。两个其丑无比的女收款员，坐在一大丛鲜花后面，忙于没完没了的算帐，好像两个女魔术师，忙于通过天文计算以预见在这个按照中世纪的科学设计的天体苍穹中偶尔会发生什么大动荡。

我有些可怜起这所有进餐的人来，因为我感到，对他们来说，这些圆桌并非星球，他们在办事中也从不运用什么分类法，以使我们摆脱其惯有外表形式的束缚，能观察到一些相似之处。他们认为，他们正在与某某人进晚餐，这一餐大概多少钱，他们第二天还要再来。对于年轻侍者服务行列的行进，他们显得完全无动于衷。这些侍者很可能这会儿没有什么紧急的活，正排着队递送面包小篮子呢！有几个年纪特别小，饭店总管经过时打他们几巴掌，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忧郁的眼睛直勾勾地在那里出神。他们从前曾在巴尔贝克大旅社干过，如果有哪一个巴尔贝克大旅社来的顾客认出了他们，跟他们搭上几句话，亲自吩咐将无法下咽的香槟酒拿走，他们就非常得意，只有这时才得到点安慰。

我听到自己的精力在鼓荡，其中有舒适的成分，但这是独立于能使我们感到舒适的外界物品之外的舒服。身体、注意力的极微小的变化，都足以使我感受到这样的舒适，正像轻轻一压便足以使一只闭着的眼睛感觉到颜色一样。我已经喝了很多波尔多酒。我之所以还要喝，主要并不是为了享受再加几杯能给我带来的舒适感，而是前几杯所产生的舒适感的后果。我任凭音乐随着每一节拍牵动着我的快乐，快乐乖乖地来到每一节拍中停息。多亏有了那些化学技术，能大量地生产出一些躯体，他们在大自然中只是偶尔地很难得地相遇。里夫贝尔的这家饭店，与那些化学技术相似，它在同一时刻内汇集了许多女子。从她们那里获得幸福的前景激动着我的心。靠散步或旅行的邂逅相遇，一年之内我也不会遇见这么多人。另一方面，我们听到的音乐——华尔兹，德国轻歌剧，咖啡馆音乐会歌曲交相混杂，这一切对我都是全新的——本身就像是神仙快活的去处，它与另一种快活相重叠，又比那另一种快活更醉人。每一个旋律，都像一位女子一样特别，但却不像女子那样，将流露出来的感官享乐的秘密只留给某个备受青睐的人。它主动向我举荐这种快乐，贪婪地望着我，迈着任性的或淫荡的步伐向我走来，与我攀谈，抚摸我，似乎我骤然间变得更有魅力，更加强壮或更加富有了。我感到这些曲调里有某种很无情的东西。因为这些曲调对一切脱离物质利害的美，一切智慧的辉映，都是格格不入的。对它们来说，只存在肉体的快乐。它们将这种快乐——自己爱慕的女子与另外一个男人去品尝的快乐——作为世界上存在的唯一事物呈现在那个可怜的妒者面前对他来说，这实在是最无情、最找不到出路的地狱。

但是，我低声重复着这曲调的音符，并不给它一个亲吻时，它使我感受到的它所独有的肉欲，对我又变得那样珍贵，我甚至会离开自己的父母追随这旋律到一个奇异的世界中去。它用一行又一行一会充满慵懒一会又充满生命活力的音符，正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建立起这个奇异的世界。这样的快活并不能赋予得到它的人以更高的价值，因为只有他自己感受得到。每次在生活中，我们没有讨得注意到我们的女子的欢心时，她并不知道那个时刻我们是否拥有这种主观的、内心的极度幸福，因而这也丝毫不能改变她对我们的看法。虽然如此，我仍感到自己更加强壮有力，几乎成了无法抗拒的男子。我似乎觉得，我的爱情再不是什么令人讨厌、别人可以嗤之以鼻的东西，而确实具有这音乐的感人之美，诱人之处。这音乐本身好象一个可爱的去处，我心爱的女子与我在这里相逢，顿时变得亲密无间。

这饭店的常客，不仅是半堕入风尘的女子，也有最风雅阶层的人，他们下午五点左右才吃茶点或者在这里设盛大的晚宴。茶点设在一条狭窄的成过道形的玻璃长廊里。长廊从衣帽间到餐厅一面，走向花园的一侧，除了几根石柱以外，长廊与花园之间只有玻璃门窗。这里那里，门窗敞开着。结果是除了许多处穿堂风以外，骤然射进的强光，令人头晕目眩和不稳定的光照几乎使人无法看清用茶点女客的模样。所以，这些女客两张桌子、两张桌子地拼在一起，沿着这狭窄的细颈瓶一长条坐在那里的时候，她们喝茶成相互打招呼的每一个动作都闪闪发光，简直可以说那是一个鱼池或鱼篓，捕鱼人将捕来的颜色鲜艳的鱼儿堆积在这里。鱼儿半身在水外，沐浴着阳光，以其变化不定的光芒在人们的眼前象镜子一样闪动。

过了几个小时，便到了开晚餐的时刻。晚餐自然是在餐厅里开的。那时，虽然外面天色依然明亮，餐厅里已燃起灯火。从餐厅里向前望去，可见花园中的楼宇，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好似夜间面色苍白的幽灵。楼宇旁有株株千金榆，一抹夕阳正穿过那淡绿的树叶。从进晚餐的灯火辉煌的厅室中望出去，玻璃窗外边，那绿树再不象是在闪闪发光而又潮湿的鱼网之中，正如我们形容下午沿着闪射着蓝光金光的长廊用茶点的那些妇人一样，而是象神光照耀下淡绿色巨大养鱼池中的水草了。

人们离席了。如果说，在进餐过程中，各位宾客把时间都用在望着、辨认着邻近各桌的宾客，也叫附近各桌的宾客叫出自己的名字，而在自己桌子的周围则保持着完美的整体的话，围绕着一个晚上的东道主形成重心的引力，在他们到进茶点的那条走廊上去喝咖啡时，便失去了其强大的力量。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人经过时，某桌正在进行的晚餐便放弃了一个或数个微粒子。这个粒子或这数个粒子因为受到对方餐桌极大的吸引，便从自己的餐桌分离出来。而前来向朋友问好的一些先生或太太又顶替了他们的位置，然后又回到原位，说：“我得溜了，回到某某先生那儿去……今天晚上我是他的客人。”有一会工夫，人们可以说，这分开的两束花交换了其中的几朵。

然后，长廊本身也渐渐空了。常常是，甚至晚餐后，天色还有些亮，这长长的走廊没有点起灯火，沿廊玻璃窗外树木摇曳，倒象是树木丛生、笼罩在黑暗之中的公园小径。偶尔会有一位进餐的女士在阴影中滞留良久。一天晚上我穿过长廊出去，发现美丽的卢森堡亲王夫人正在那里，坐在不相识的一群人中。我脱帽向她致意，但没有停下脚步。她认出了我，微笑着点点头。远远超过这致意的，是从这个动作本身升起向我道出的几句话，如仙乐一般。可能是较长的一句道晚安的话，并非叫我驻足，仅仅是对那点头致意的补充，以构成有声的问好。但是这句话说的是什么，非常含混不清，结果我只听到了声音。这声音那样柔和地拉着长腔，我觉得那样富有音乐美，宛如在树林幽暗的纤细树枝中，一只黄莺啼啭起来。

有时碰巧圣卢遇见了他的哪一伙朋友，决定到附近一处海滩的游乐场去与他们一起消磨时光。如果他与那些人一道走，便将我一个人安顿在马车里。这时，我就吩咐车夫奋力疾驰，以便让这没有任何人帮忙度过的时光不要显得那样漫长，免得我向自己敏感的心灵叙述到里夫贝尔以来自己从别人身上得到哪些变化——用回顾和力图走出已陷入齿轮咬合之中一般的被动地位的形式。狭窄的小路只容一辆马车通过，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很有可能与来自相反方向的另一辆马车相撞。悬崖上经常有崩塌的土方石块滚下，路面也不平稳。悬崖陡壁垂向海中，就在眼前。这一切都无法在我心中唤起必需的一点点力量，以将对危险的意识和恐惧拉回到我的理智上来。这是因为，使我们得以创作出一部作品的，并不是要成名成家的欲望，而是勤奋的习惯；帮助我们保护未来的，并不是眼前的欢愉，而是对往昔智睿的思考。帮助我们残废的头脑走正路的，是理智思考和自我控制这一副拐杖。然而，如果我抵达里夫贝尔时，早已把这副拐杖扔得远远地，破例地放松我的神经，处于任凭精神失调、酒精肆虐的状态中，就等于我赋予当前的每一分钟以质量和魅力。其结果是既不能使我更能够，也不能使我更有决心去保护这每一分钟。我听凭自己将这些看得比我剩余的生命贵重一千倍的时候，我的激情就已将这每一分钟与剩余的生命割裂开来了。我象英雄，象醉汉一样将自己关闭在现时之中。我的过去已暂时隐去，在我面前再也映不出自己的影子，我们管这个影子称作自己的前程。我将自己生活的目的，再不放在实现往昔梦幻之上，而放在现时这一分钟的欢愉中，我看不到比这一分钟的欢愉更远的东西。结果是，正是在我感到格外快活的时候，正是在我感到我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正是在我看来我的生命应该更有意义的时候，我摆脱了至今生活能够使我设想到的各种烦恼，我毫不犹豫地将生命交给发生意外事故的偶然。看上去这很矛盾，但这只是表面的矛盾。再说，简而言之，我只不过将轻率集中在一个晚上而已，对其他人来说，这种轻率稀释在他们整个生存过程中。在整个生存过程中，他们每天都并非必要地面临着海上旅行、坐飞机或坐汽车游玩所包藏的危险，他们的死亡会使之肝肠寸断的人正在家中等待着他们归来。或者一本书最近就要出版是他们活着的唯一原由。这本书还与他们脆弱的大脑联系着。

同样，在里夫贝尔的饭店里，我们逗留的晚上，如果有人怀着杀死我的动机来到，由于我在一个不现实的远景中只看到我的外祖母、我未来的生活和我要写的书，由于我完全融入了邻桌那个女子的香水味、旅馆侍应部领班的彬彬有礼和正在演奏的华尔兹乐曲的婉转与悠扬之中，我完全依附在现时的感觉上，除了与它不要分离，再也不能想得更远，再也没有其他目标，我就会紧紧抱着这感觉死去，我就会任人杀害，不去自卫，一动不动，恰似那被烟草的烟雾熏得麻木的蜜蜂，再也无心去保护自己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食物，再也不指望保全自己的蜂巢了。

此外，我还应该说，在我极度振奋的心情下，最严重的事情也变得无足轻重，这使我终于理解了西莫内小姐及其女友们。要与她们结识的大业，现在在我看来似乎轻而易举但又无所谓了，因为只有我现时的感觉极度强烈又有每一细微的变化，甚至只是这种感觉持续下去会使我快乐，对我才有重要意义。其余的一切，父母，工作，游玩，巴尔贝克的少女，都不比不容其停留的、大风中的一抹飞沫更有重量，只是与这种内心的强烈感受相对而言才存在：酩酊大醉将主观唯心主义、纯粹的现象论实现了几个小时。一切都只不过是表象，只是随着我们自己的崇高而存在而已。这并不是说，真正的爱情在这种状态中无法存在——如果我们确实有情，而是我们如同新到一个地方那样清楚地感觉到，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改变了这种情感的规模，以致我们对它再也无法同等视之了。这同一爱情，我们还能再次寻找到，但是已经易位，再也不考虑我们自己，满足于现时赋予它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我们已经足够，因为非现时的东西，我们是不在乎的。可惜的是，如此改变价值观的系数，只在酩酊大醉这个时刻才能发生作用。此时此刻再没有任何重要性，像吹肥皂泡一样一吹就化的人，到了明天，会重又具有他们的重量。又得尽力重新开始现在看来已毫无意义的研究工作了。更严重的是，这种明日数学，与昨日数学一样，我们将再度不可自拔地陷入这些数学题目之中，这便是甚至在这样的时刻也约束我们的数学，只是对我们自己失去了约束力而已。如果恰巧在我们近旁有一位端庄的女子或充满敌意的女子，前一天还那样难办的那件事——即使我们能讨她喜欢——现在我们却觉得一百万倍地更加轻而易举。实际上绝非如此，因为这只是在我们看来，在我们内心看来如此，只是我们自己变了。就在当时，如果我们来得放肆，她也会对此不满，就和我们到了第二天，要为给了侍者一百法郎小费而对自己不满一样。那道理是一样的：此时已不再酒醉。只不过对我们来说，理智迟来一步而已。

那晚在里夫贝尔的女子，我一个也不认识。她们成了我酩酊大醉的一部分，正如反射是镜子的一部分一样。所以她们显得比西莫内小姐一千倍地合乎我的欲望，而西莫内小姐对我是越来越不存在了。一个金发姑娘，独自一人，神情抑郁，戴一顶插满野花的草帽，出神地望了我好一会，她显得那样讨人喜欢。然后轮到另一个，再后轮到第三个。最后轮到一个肤色有光泽的棕发姑娘。圣卢几乎认识所有这些姑娘，我则不然。

认识现在成为他情妇的这个人之前，圣卢确实在这个花天酒地的有限世界里生活过那么长久。这些晚上到里夫贝尔来用晚餐的女子，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他本人或者他的某一位朋友至少和她们睡过一夜。其中有不少是纯粹出于偶然，才出现在里夫贝尔饭店。她们来到海滨，有的是来与情夫重聚的，有的则是极力想找一个情夫。如果她们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圣卢便不与她们打招呼。她们则比望着自己身边的男人更多地望着圣卢，看那神情，似乎并不认识他，因为谁都知道，除了那个女演员，他现在对任何女人都毫不在意了。在这些女人眼中，这一点又赋予他一种特殊的威望。

有一个女子嘁嘁喳喳耳语般地说：“那是小圣卢。看来他一直爱着那个妓女。真是情意缠绵呢！他真是美男子！她觉得他真是了不起！多么帅！不管怎么说，有些女人就是有运气！而且是多么神气的男人！我原来和德·奥尔良在一起时，跟他很相熟。他们是形影不离的一对！他那时为她花天酒地！可现在，他再不那么干了。他不做对她不忠的事。啊！她可以说自己真有运气！我真不知道，他从她那里能得着什么。肯定他也是个大傻瓜！她那两只脚象船一样大，像美国女人一样长着唇髭，内衣脏得很！她的裤子，我相信一个小女工都不要！你瞧瞧他那一双眼睛，为这样一个男人，往火坑里跳也愿意呀！咦，别说话，他认出我来了，他笑了，啊呀，他从前与我很熟呢！跟他一提我就行。”

她们与他会意地相视，让我撞见。我真希望他把我介绍给这些女子，真希望能够要求与她们一见，她们也慨然应允，即使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约会也罢。如果不这样，在我的脑海中，她们的面庞便永远缺乏自身独特的那一部分——似乎为面纱所遮掩——，这一部分，是每一个女子都不相同的。没有见过时，我们无法想象。只有在向我们投过来的目光中，这一部分才显现出来，那目光对我们的欲望表示赞同，并向我们作出许诺：我们的欲重会得到满足。

她们的面目，虽然我只局部见到，对我来说，仍然远远胜过我猜想大概会恪守妇道的那些女子的面孔。那些女人的面孔与这些姑娘毫无相象之处，平淡，无底蕴，平板一块，没有厚度。这些姑娘的面庞之于我，肯定又不同于之于圣卢。对于佯装与他并不相识的那种不动声色，他显然毫不在乎，打招呼那么平平常常，向任何人打招呼都可以如此。透过这毫不在乎或平平常常，他心中忆起，眼前浮现出散乱的头发，痴狂的嘴和半张半闭的眼睛。这整个一幅无声的画，恰似画家为了欺骗大部份观众，用一幅得体的油画将它盖上的那种画幅。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中不曾有一丝一毫进入这些女子中哪一位的心灵，也不会有任何东西被带到她一生所走的吉凶未卜的道路上去。对我来说，自然这些面庞一直是封闭的。但是，知道这些面庞曾经喜笑颜开过，已经足以使我感到这是一种奖赏。如果她们的面庞不是其下隐藏着爱情回忆的圆形饰物，而只是漂亮的奖章，我是不会给她们找到奖金的。

至于罗贝尔，他坐着时永远无法正襟危坐，他用宫廷宠人的微笑来遮掩武将的渴求行动。仔细端详他时，我意识到，他那三角脸上精力充沛的骨架与其祖先该是多么分毫不爽。这骨架对一位豪情满怀的弓箭手更合适，而不适合于一位风雅文士。在细腻的皮肤下，显现出大胆的房屋建筑，封建时代的建筑艺术。他的头使人想到古老城堡主塔上那些塔楼。塔楼上毫无用处的雉堞依然可见，但是在内部，已把这些塔楼改成了图书室。

返回巴尔贝克的路上，对于他给我介绍的那些陌生女子中的哪一位，我一秒钟不停地又几乎不知不觉地在心中反复说着这句话：“多么甜美的女子！”好象唱叠句一样。自然，更确切地说，这些话是发自神经亢奋状态而不是持久的判断。如果我当时身上有一千法郎，而且到那时还有开门营业的珠宝店，我定会给那个陌生女郎买一个戒指。这是真的。当我们像这样在极为不同的环境中度过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时，我们常常对各种人过于慷慨相赠。到了第二天，大概又会觉得这些人毫无趣味。但是对于前一日对他们说过的话，人们感到负有责任，而且希望实践诺言。

这样的晚上，由于迟归，回到我的房间，见到床，我很高兴。房间对我已不再抱有敌意。我初来乍到那天，还以为自己永远也无法在这张床上安歇呢！现在，疲倦已极的四肢要在这里寻求一个支撑。因此，我的大腿，我的臀部，我的肩膀，一个接一个地从各个点上尽量与包着床垫的单子合成一体，似乎我的疲倦有如一位雕刻家，打算取得一个完整的人体模具。

但我无法入睡，我感到清晨即将来临。平静的心情，健康的体魄，都不存在。在忧郁中，我似乎感到这些东西再也不会失而复得。我必须安睡多时才能重新得到这些。即使小憩一会，再过两个小时也要被交响音乐会吵醒。可是我骤然入睡，堕入了梦乡。梦中，回到了青春时代，逝去岁月重返，失去的感情重来，灵魂脱离躯体，到处游动，对亡人的回忆，荒唐生活的幻想，倒退到大自然作为最原始主宰的时代（据说我们在梦中经常看见动物，却忘了我们自己在梦中几乎总是个没有理智的动物，是这种理智对事物放射出确实性之光。相反，我们在梦中对于生活中的景象只是提出一种不可信的看法，每一分钟这看法又被遗忘摧毁，前一个景象在后一个景象面前烟消云散，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张片子，下一个景出来，前面一个景烟消云散）。所有这些奥秘，我们以为不了解，实际上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初步接触，同时也接触另一个大奥秘，就是消灭与重生。自己往事中某些已经暗淡下去了的地方，又逐个被照亮，里夫贝尔的晚餐难以消化，使这种光亮更加游移不定，这使我成了这样一人人：似乎最高的幸福就是与勒格朗丹相遇，因为我刚才在梦中与他聊天。

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也完全被一个新布景挡住了视线，恰似舞台上所置的布景。后台换景时，一些演员在前台演出一个逗人开心的节目。我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滑稽节目，是东方故事味道。由于所置布景极其接近东方色彩，我在戏中对自己的过去，甚至对自己都一无所知，我只是一个因为犯了过失身遭棒打和受各种惩罚的一个人物。是什么过失，我没有发现，实际上这个过失便是喝了太多的波尔多酒。

我忽然醒来，发现多亏这一大觉，竟没有听到交响乐音乐会的喧闹。时已下午。我用力起身想看看表，想知道是否确实如此。一开始，怎么使劲也毫无成效，头又沉沉落在枕头上，半途而废。这是继困倦以及其它的醉态而来的短暂的下沉，或由饮酒或由大病初愈而引起。何况，甚至就在看时间之前，我也肯定中午已过。昨天晚上，我不过是一个被掏空了心肝的、无重量的人（就象非得先躺下才能坐起来，非得睡醒才能住口一样），我不停地翻腾，说话，再也没有重量，没有重心，我被抛掷出去，似乎可以继续这闷闷不乐的奔跑，一直跑到月亮上去。虽然睡着了，我的眼睛没有看见时间，我的身体却能计算出来。它不是在表面绘制出时间的表盘上量度时间，而是通过逐步称量我的力气恢复了多少。象一个大钟一样，我的身体让力气从头脑向身体的其余部份一级一级走下去，现在这力气已经将其积蓄的充足数量实实在在地堆积到了膝盖以上。如果说，从前，大海是我们生命所系的环境，必须将我们的血液重新投入大海之中才能恢复我们的力气，就遗忘和精神空虚而言，情形也是如此。有时，在几个小时之内，似乎脱离了时间。但是，在这个时间内积聚起来而没有花费的力气，通过其数量衡量了时间，与时钟的重量或沙山塌陷衡量时间一样准确。

何况，从这样的睡眠中醒过来，并不比长时间熬夜后再想睡着更容易，任何事情都有持续下去的倾向。如果说，某些麻醉剂确实会催人入睡，那么长时间睡眠则是更厉害的一种麻醉剂。长时间睡眠之后，要醒过来很困难。我就象一个水手，他清清楚楚看见自己的船只绳缆系在码头上，但是船只仍被海浪摇来摇去。我确实想看看时间，想起床，但是我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再次被投进睡眠中。着陆很困难，我又倒在枕头上两、三次，然后才立起来，走到我的表跟前，将表上的时间与我那软绵绵的双腿所拥有的丰富的物质所指示的时间加以对照。

最后我终于看清楚了：“下午两点！”我按了铃，可是我立刻又睡着了。从我再次醒来时感到的平静和对已经过了一个漫漫长夜的感觉来看，这次大概睡的时间长得多。然而，我之醒来乃由弗朗索瓦丝走进室内而引起，而她进来又是我按了铃的缘故。所以这次睡着，我自己觉得大概比上一次更长，而且给我带来这样的惬意和忘却，而实际上只持续了半分钟的工夫。

外祖母推开我的房门，我就勒格朗丹家族向她提了一大串问题。

只说我恢复了平静和健康，还远远不够，因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与前一天相比平静与健康与我距离有多远这样一个简单问题。我一整夜都在与逆流搏斗，然后，不仅仅我又回到平静与健康身边，而是平静与健康又回到我身上。头空空的，有一天大概会粉碎，头上有几处位置明确，还有些难受。头脑任凭我的思想驰骋。思想再次各就各位，并与生命重逢。可叹的是，时至今日，我的思想还不会好好利用我的生命。

我再一次逃脱了无法入睡的困难，躲过了宇宙洪荒，躲过了歇斯底里发作的覆没。前一天晚上我无法得到安宁时威胁着我的一切，现在，我都不再害怕了。面前展现出新的生活。虽然我已经很舒服，但是仍然象骨头散了架一样。我一动不动，怀着喜悦品味着我的疲倦。疲倦将我双腿、双臂的骨头都拆散了，折断了，现在我感到，这些骨头都集中在我面前，随时准备重新接合起来。只要象寓言中的建筑师那样唱起歌来，我写上就能将骨架重新竖立起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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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宙斯与安提俄珀之子安菲翁从赫耳墨斯处得到竖琴这个礼物后，一心一意沉醉于音乐，经常与其兄仄忒斯争吵。但二人一致同意去解救他们的母亲（陷吕科斯及狄耳刻之手），并在底比斯称王。他们想在底比斯周围筑起城墙来。仄忒斯背石头时，安菲翁演奏竖琴将石头引到自己身边。拉斯金在作品中数次引用这个神话，认为它象征着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和谐。

突然，我忆起了在里夫贝尔见到的、凝望了我好一会的那个神情忧郁的金发少女。整个晚上，还有许多别的少女看上去很顺眼，而现在，只有她一个人刚刚从我记忆的深处升起。我似乎觉得她注意到了我，预料里夫贝尔的一个侍者会前来给我捎上她的一句话。圣卢不认识她，但是认为她还象样。与她见面，经常与她见面，可能很困难。但是为此我会不惜一切，我心中只想着她。

哲学经常谈到自由的行为和必要的行为。一个行为，由于行动过程中抑制了升力，一旦我们的思想处于休整状态，这个行为便这样使某一回忆再次升起——直到此刻之前，这一回忆已被消遣的压力将它与其他回忆拉平——并叫它奔腾起来，因为它比其他回忆更有魅力。我们当时不知不觉，二十四小时过后我们才发觉。比这种行为为我们所更完整地感受的行为，恐怕没有了。说不定也没有比这更自由的行为，因为它还不具有习惯性的性质。在爱情中，正是这种精神怪癖有助于使某一个人的形象单独复活。

正是我在海边看见那一群美女列队而过的第二天。我向好几位几乎每年都到巴尔贝克来的旅馆房客询问她们的情况。他们未能给我提供什么情况。此后，一张照片给我解释了何以如此。仅仅几年以前，她们还是一群依然孩子气十足、未定型而又甜美无比的小姑娘，人们可以看见她们在帐篷四周，围成一圈坐在黄沙上：她们好似隐隐约约的白色星群，即使你从中分辨出一双比他人更明亮的眼睛，在这看不清的银河星云中，也立即会将她忘掉，并与其他人的眼睛混成一片。现在，她们虽说还刚刚脱离女大十八变的年龄，但确实已经脱离了那个年龄。谁又能认出，她们就是几年前那一群小姑娘呢？

在距今不远的那些年代里，肯定她们并不象前一日在我面前第一次出现时那样，给人一个群体概念。这个群体本身那时尚不够清晰。那时节，这些小毛孩子还太小，还处于成型的基本阶段，个性还不曾在每一张脸上打上自己的烙印。正像个体还浑沌存在的初级器官一样，更确切地说个体是由珊瑚骨构成，而不是由组成珊瑚骨的一个个珊瑚虫构成。那时她们还是你挤我我挤你地挤在一起。有时，一个小孩将身旁的小孩弄倒了，于是，一阵狂笑，似乎这是她们个体生命的唯一体现。人人前仰后合，这些线条尚不清晰、作着鬼脸的面孔混成了一团肉冻，闪闪发光，颤颤巍巍。在她们后来有一天给我看、而我亦保留下来的一张旧照片上，她们这孩子气的群体与日后她们那行列的面孔已经是同样数目。人们感到她们在海滩上已经留下了不同寻常的痕迹，禁不住对她们望上几眼。但是人们还只能通过理性逐个地辨认她们，而任凭女儿十八变去变，直到这些重新组合的形状逐渐侵占到另一个有个性的人上去，才算是分界线，又必须去认明那另一个有个性的人了。高高的身材与鬈曲的头发并存，这又一个人的俏丽面庞很可能就是这照相簿上所显示的从前那个干瘪黄瘦的小毛丫头。这些少女，每个人的容貌特点在短暂的时间里有了那么大的变化，反使得这些特点成了一项模糊的标准。另外一方面，她们之间共同的和似乎群体性的东西，从那时起就是那么突出，在这张照片上，有时连她们最好的朋友也会把这一个认作那一个。要消除疑团，只能通过服装上的某个小玩艺，才可以肯定哪个人穿过这样的衣服，戴过这样的小玩艺，而其他人肯定没有。那个时节与我刚刚在海堤上看见她们那一天相比，差异是多么大，而这两个时间距离又是那么近。那个时节以来，她们仍然像我前一日感觉到的那样放声大笑，但是这种笑已不再是童年时期那种断断续续几乎是自发的笑声了。从前那种痉挛性的放松随时能叫这些脑袋去扎个猛子，犹似维沃娜1河中的鱥鱼群，散开了，消失了，过了一小会又聚拢成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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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过普氏故乡贡布雷的河。

现在，她们的容貌已经成了自己的主人，个个目光紧紧盯着自己追逐的目标。只有我昨天那样第一次依稀望见，犹犹豫豫又抖抖瑟瑟，才会将这些孢子混淆起来，正像往日的狂笑与陈旧的照片将这些孢子混成一团一样。时至如今，这些孢子都具有了个性，而与那苍白的石珊瑚分离了。

肯定，有许多次，在美丽的少女从我面前经过时，我向自己许下诺言，一定要再与她们见面。一般来说，她们不再出现。何况，记忆很快将她们遗忘，很难再找到她们的面庞。可能我们的眼睛还没有认出她们的时候，已经望见别的少女经过了。这些新出现的少女，我们将来也不会再与她们见面。

另外有些时候，就象这狂傲的一群出现这样，偶然又非把她们再次带到我们眼前不可。这时，我们感到这是美妙的偶然，因为我们将从这偶然上分辨出似乎机体形成、发育之初以组成我们生命的东西。对于占有某些形像，事后我们会认为这是天注定的，而这种偶然将我们对某些形像的忠诚变成了轻而易举、不可避免的事，有时——继某些使人希望中止回忆的间断之后——则是很残酷的事。如果没有这种偶然，我们很可能像很多人一样，刚刚开始，就轻易地遗忘了。

不久，圣卢的勾留已接近尾声。我并没有在海滩上与这些少女重逢。圣卢下午只在巴尔贝克待一小会，时间太短，无法顾及她们，也无法为了我去与她们结识。晚上他更得空一些，仍然常常带我去里夫贝尔。在这些饭馆中，正象在公园里和火车上一样，有些人在普普通通的外表之下隐形，而他们的名字会叫我们大吃一惊。偶然问到他们的名字，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根本不是我们以为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正是我们久闻大名的某一位大臣或公爵。

在里夫贝尔饭店里，已经有两、三次，在圣卢和我看见所有的人开始离席时，有一个人刚刚来到，在一张桌旁落坐。此人身材高大，肌肉发达，五官端正，胡子花白，然而沉思的目光总是死死地望着天。一天晚上，我们问老板这位阴阴沉沉的、孤独的、姗姗来迟的用餐者是何等人氏。

“怎么，这是鼎鼎大名的画家埃尔斯蒂尔，你们不认识？”

他对我们说。

有一次，斯万在我面前提过这个名字。怎么提起来的，我完全忘记了。但是，某一记忆的疏忽，与看书时对某一句子成分疏忽一样，有时不是促进把握不定，反而促进了过早的肯定。

“他是斯万的一位朋友，是非常著名、身价极高的艺术家，”我对圣卢说道。

顿时，犹似一个寒颤传到他身上和我身上，我们两个人都想到，埃尔斯蒂尔是一位大艺术家，名人。然后，我们又想到，他把我们与其他用餐人混成一团，肯定不会料到，想到他的天才，使我们多么激动。他对我们的崇拜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我们认识斯万。如果我们没有来洗海水浴，大概我们也不会受到这场折磨了。但是，我们还迟迟停留在无法让热情保持沉默的年龄上，又设身处地想到隐姓埋名似乎令人压抑的生活，于是我们写了一封信，署上我们的名字。在信中，我们向埃尔斯蒂尔披露，坐在他几步开外地方的两个用餐者，是对他的才能极为倾倒的两个业余爱好者，是他的好友斯万的两个朋友。在信中我们要求向他致以敬意。一个侍者担当了将这封信函送交那位名人的任务。

埃尔斯蒂尔虽然已经颇有名气，但是那时节，可能他还没有饭店老板声称的那样有名，稍微过了几年之后，他才大有名气。他是在这家饭店还仅仅是农庄一样时，最早来到这里居住并带来一群艺术家的人（那些艺术家，一俟人们在简单的挡雨披檐下露天吃饭的农庄变成阔气的用餐中心，便全部迁徙到别处去了。埃尔斯蒂尔本人与妻子住在距此不远的地方，只因妻子不在，他此刻才又到饭店来）。一位伟大的天才，即使在他还没有得到承认的时候，也必然会激起某些崇拜现象。不止一个稍事停留的英国女人，极想打听埃尔斯蒂尔生活的情形，农庄的老板从英国女人所提的问题或画家收到国外许多来信中便得以猜度出几分来。这时老板更注意到：埃尔斯蒂尔作画时不喜欢别人打扰；月色皎洁时，他深夜起床，把一个小模特儿带到海边，让她裸体摆出姿势来。待他从埃尔斯蒂尔的一幅画中认出挂在里夫贝尔入口处的木制十字架时，不禁心中暗想，受了那么多累没有白费，游人的赞美也并非没有道理。

“就是这个十字架，”他瞠目结舌地反复说，“四块木头全在！啊，他费了多大的劲啊！”

可是，埃尔斯蒂尔送给他的一幅小小的《海上日出》是否价值连城，他倒不知道。

我们看到埃尔斯蒂尔读了我们的信，将信放进自己的口袋，继续吃饭，然后开始要他的衣帽，站起来要走了。可以十分肯定，我们的作法使他不快，我们现在真希望（也真害怕）他还没注意到我们时，就赶快溜掉。我们从来没想到一件事，可在我们看来那是最重要的事，那就是我们对埃尔斯蒂尔的热情，我们不容许别人对这种热情的真诚表示怀疑，我们确实也可以拿等待时那颗悬着的心，愿意为这个伟人去赴汤蹈火来加以证明。但是这种热情，并非如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是佩服，既然我们还从未看见过埃尔斯蒂尔的任何作品。我们情感的对象可能就是“大艺术家”这个空洞的概念，而不是一幅我们不曾见过的作品。充其量这是空洞的佩服，是没有内容的佩服的精神框架，感情骨架，也就是说，这是与童年紧密相连的某种东西，正像在成年人身上再也不存在的某些器官一样。我们还是孩子。然而埃尔斯蒂尔就要走到门口时，突然一拐弯，朝我们走来。我又惊又喜，紧张得无以复加。如果是几年之后，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感受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能力越来越差，而对社交场合司空见惯又使人再也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去挑起这样不同寻常的机会，去感受这样的激动了。

埃尔斯蒂尔坐在我们餐桌旁跟我们谈了几句。我数次与他提到斯万，但是他从未回答我。我开始认为他并不认识斯万。他倒没有因此就不请我到他在巴尔贝克的画室去看他。这个邀请，他并没有对圣卢发出，这是因为我说了几句话，使他认为我很喜欢艺术而赢得的邀请。即使埃尔斯蒂尔与斯万是亲密好友，斯万的推荐恐怕也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在人的生活中，无利害关系的情感所占的比例要比人们想的大）。他对我极其和蔼可亲，比圣卢还要过之，正像圣卢的和蔼可亲超过一个小市民的殷勤一样。与一位大艺术家的和蔼可亲相比，贵族大老爷的和蔼可亲，再动人，也有演戏、做作的味道。圣卢千方百计讨人喜欢，而埃尔斯蒂尔喜欢的是给予和献身。他拥有的一切，思想，作品，以及他认为次之又次之的其余东西，都会兴高采烈地送给一个理解他的人。但是他没有自己忍受得了的交际圈子，他在孤独中生活，还带有野性的成份。对此，上流社会的人称之为虚假作态，没有教养；当权者称之为思想有问题；邻舍称之为神经病；家人称之为自私和傲慢。

肯定，最初时，即使在孤独中，他也愉快地想过，对于那些不理解或触犯过他的人，他通过作品与他们交谈，使他们对自己有充分了解。说不定他独自生活，并非出自对他人漠不关心，而是出自对他人之爱，正如我为了有一天能以更可爱的而目重新出现而放弃了希尔贝特一样。说不定他的作品就是为某些人画的，犹似返回他们之中。在这个返回中，人们虽然没有看见他本人，但是会喜欢他、钦佩他，谈论他。不论是病人也好，修道士也好，艺术家也好，英雄人物也好，当我们以当初的心态决定放弃什么的时候，一开始并不总是完全彻底的，后来，由于反作用，才对我们发生影响。如果说他曾经希望为某些人作画的话，那么作画的时候他可是为自己活着，远离他已经漠然视之的社会。孤独的实践使他爱上了孤独，正象我们一开始对任何大事都恐惧万分一般。因为我们知道这大事与更小的事不相容，而我们将小事看得很重。大事并没有剥夺掉我们的小事，而更多的是使我们脱离小事。在没有经历大事之前，我们的全部心思都在想知道我们可以在什么程度上将其与某些小小的快活调和，一旦我们经历了大事，那些小小的快乐便再也不成其为快乐了。

埃尔斯蒂尔并没有与我们交谈很久。我准备那之后两、三天内到他的画室去。但是，这个晚上的第二天，我陪外祖母从海堤尽头往卡那维尔悬崖方向去散步，回来走到直通海滩的一条小街拐角处时，我们与一个少女迎面而见。她低着头，像一头被人驱赶而很不情愿回圈的牲口，手里拿着高尔夫球棒，身后跟着一个盛气凌人的男士。此人很可能是他的“英国女家庭教师”，或是他一位女友的“英国女家庭教师”。那人与贺加斯1《杰弗莱一家》中的肖像十分相像，面孔红红的，大概他最喜欢的饮料不是茶，而是杜松子酒。他蓄着花白而浓密的唇髭，没嚼完的嚼烟支出黑黑的一个弯钩。把唇髭又加长了一截。走在他前面的小姑娘，与那一小帮少女中那个戴着马球运动员式的黑色女帽、面颊丰满、面孔呆板却有着含笑的双眸的那个十分相像。此刻回家的这一个也戴着一顶黑色马球帽，但我觉得她比那一个更漂亮，她的鼻子线条更直，下部的鼻翼更宽，肉更多。其实，那一个在我面前显得是一个面色苍白而又傲气十足的姑娘，而这一个则显得是一个被制服了的孩子，面色红润。不过，由于她推着一辆一样的自行车，也戴着一样的鹿皮手套，我得出结论说，所见之差异可能是我所处的位置不同，情景不同所致，因为不大可能在巴尔贝克还有面孔如此相似、短打扮中又集中了同样特点的第二个姑娘。她飞快地往我这边扫了一眼。此后的日子里，当我又在海滩上看见这一小帮人，甚至以后我认识了组成这一帮的所有少女之后，我都从未敢绝对肯定，她们当中的哪一个——甚至在所有的人当中，与她最相像的那个推自行车的姑娘，就是我那天晚上在海滩尽头、街角上看见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与我在这一帮子中注意到的那个，虽然差别不大，但毕竟是有些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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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贺加斯（1697—1764），英国画家，木刻家，生于伦敦。其作品常具讽刺性，他希望创造出一种性格和风俗画派。其肖像画《杰弗莱一家》画的是律师杰弗莱，其妻及其二子女。也有另一种“版本”，不是律师杰弗莱，而是杰弗莱将军。此处不知指哪一幅。

前些日子，我特别想那个高个子姑娘。但从那天下午开始，便是那个持高尔夫球棒，推想她是西莫内小姐的这个姑娘重又搅得我六神无主了。她与别人在一起时，常常停下脚步，迫使她的女友们——看上去她们对她很尊重——也中止行进。我现任眼前仍然浮动着她停下脚步，马球帽下闪光的双眸，这身影映在大海在她身后为她构成的屏幕上，她与我之间，隔着透明的碧蓝的空间和自那时以来流逝了的时间。这面庞的第一个影像，在我的记忆中非常单薄，我向往着、追寻着，后来又将它遗忘，然后又找到了它。自耶以后，我常常将这面庞映在往昔上，以便面对一个在我房间里的少女时，心中可以这样暗想：“就是她！”

可是，我最想结识的，可能还是那个面色如绣球花、有绿色眸子的姑娘。何况，不论哪一天我更希望见哪一个，即使没有这一个，其余的姑娘也足以使我心情激荡。我的欲望，即使这一次基本扑在这个身上，下一次又基本扑在那个身上，但是仍像第一天我那模糊的视觉一样，我的欲望继续将她们聚集在一起，继续将她们当成一个单独的小世界。一个共同的生命使这个小世界活跃起来，大概她们也企望构成这个单独的小世界吧！如果我成了其中一个的男友，我大概就能进入——就象一个细腻的异教徒或一个小心谨慎的基督徒到了蛮夷之中——一个令人更加年轻的圈子里去。这个圈子洋溢着健康，无意识，肉欲，狠毒，非智性和快乐。

我向外祖母讲述了与埃尔斯蒂尔的匆匆一晤，她为我能从埃尔斯蒂尔的友情中得到各种精神收获而感到高兴，认为我到此刻尚未去拜访埃尔斯蒂尔，既荒谬绝伦，又对人缺乏热情。可是我一心只想着那一小帮子，对于这些少女何时从海堤上经过没有把握，我不敢远离。外祖母对我衣冠楚楚也大为惊讶，因为我突然想起了直到那时一直扔在箱底的礼服。我每天更换一件，不重样，甚至给巴黎写了信，让他们给我寄新帽子和新领带来。

在巴尔贝克这样的海滨休养胜地，如果一位美丽少女，一个卖海鲜、糖果或鲜花的女郎，其面庞在我们的心中用鲜艳的色彩描绘出来，对我们来说每天从清晨开始，便成为在海滩上度过的那些游手好闲而又阳光普照的日子的目标，生活便增加了极大的魅力。这样的日子虽然无事可干，象某些工作日一样轻松，但是给引到了某个方向上，受到了磁铁的吸引，朝某一即将到来的时刻稍微翘起了一点，这就是人们一面买油酥饼、玫瑰花、菊石，一面由于在一个女性面孔上见到了犹如纯洁地撒在一朵花上的鲜艳色彩而兴高采烈的时刻。但是，首先，这些小商贩，人们至少可以与她们讲话，这便免得用想象去建造简单视觉向我们提供的方面以外的其他各方面，去重新创造她们的生命，去夸大她们的魅力，如在一幅肖象画面前那样。特别是，正因为跟她们讲话，便可以得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刻，可以再次见到她们。可是就那一小帮少女而言，对我来说，却绝非如此。她们的习惯，我不知晓。某些日子，不见她们的踪影，不知道她们不出现是何种原因。我便想找出一个规律，是否她们不出现有固定的时间，是否只能每两天看见她们一次，或者是与天气如何有关，抑或是否有些日子就永远也见不到她们。我事先将自己想象成她们的朋友，并且对她们说：“哪天哪天，你们不在吗？”

“哪，对，那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我们从来是不来的，因为……”我还想寻找一个答案，即：如果知道凄凉的星期六，怎么玩命也没有用，你尽可以在海滩上东奔西窜，坐在点心铺子门前，装作吃奶油糕点，走进稀奇小玩艺儿商店，等待洗海水浴时刻到来，音乐会开始，涨潮来到，日落，夜幕降临，反正看不见心中向往的那一小群人，是否事情就同样简单呢？

那要命的日子，可能一个星期内不只是重来一次。可能不一定非在星期六降临。可能某些气候条件对此也有影响，抑或与气候条件完全无关。对于陌生世界表面上这些不规则的运动，必须收集多少耐心却丝毫不平静的观察的资料，才能肯定自己没有为巧合所捉弄，肯定我们的估计不会错，才能对这激动人心的天文现象归纳出确切的规律来啊！这可是通过痛苦的体验换来的呀！有时我想起与今天相同的那个星期几没有看见她们，心中暗想，她们，我以为有些规律决定着这些星宿要返回了，我算出来这天应是一个黄道吉日，可是她们竟没出来。我会不会看见她们，这还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中的第一件。还有一件更严重的没有把握的事情，那便是我以后会不会与她们重逢，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她们是不是要动身到美国去或返回巴黎。这便足以叫我开始爱上她们了。对一个人是可以有口味的。但是要让作为爱情前奏的那种悲哀，感到无法弥补，焦躁不安一发而不可收，则必须有“不可能”这个危险才行。“不可能”这个危险焦躁不安地寻找一个目标去拥抱狂热，说不定目标正在这里，而不在一个人身上。相继谈恋爱过程中不断反复的这种影响，已经在这样起着作用（相继谈恋爱是可以发生的，但是恐怕更多是在大城市生活中。对女工而言，不知道她们哪天放假，生怕她们走出车间时没有看见她们），至少这些影响在我相继谈恋爱时是不断反复的。可能这与爱情密不可分。可能所有构成第一次恋爱特殊的地方又通过回忆，启示，习惯，通过我们生活前后衔接的一个个阶段，补充到后来的恋爱中去，赋予其各个方面以一种普遍性。

在希望能与她们相遇的时刻里，我找到各种借口到海滩去。有一次，我们正在用午餐，我远远望见了她们。可惜我到的时候已经太晚，在海堤上等了很久，等待她们走过。此后我在餐厅里只待一小会，眼睛在蓝色的玻璃窗上搜寻。还没上餐后点心，我便站起身来，怕她们换了另外一个时间，而把她们错过。外祖母叫我与她呆在一起的时间超过我认为最有利的时机时，我对她便很恼火，这成了她自己未意识到的坏心眼。我把椅子斜放，以尽量延长视野。如果我偶然瞥见了这群少女中的无论哪一个，既然她们全都属于同一特殊品种，我就像在眼前移动的魔怪般的幻觉中看见了幻梦的影子。这幻梦跟我作对，我又狂热地贪恋着它。这一刻之前，这幻梦还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中，此后却又经常在那里滞留了。

我不专爱哪一个，我个个都爱，尽量与她们相遇对我打发日子又构成唯一甜蜜的因素，只有与她们相见才能使我心中升起打破一切障碍的希望。如果我没有看见她们，继这种希望之后而来的，便是狂怒。这种时刻，在我心中，这些少女遮住了外祖母。这时，如果说到什么地方去，她们会在那里，我立刻会高高兴兴奔了去。我自以为考虑别的事情，或什么都不想时，实际上我的心思完全愉快地勾在她们身上。当我甚至自己不知不觉地，更加无意识地想到她们时，对我来说，她们就是大海起伏的碧波，就是大海前列队而过的侧影。如果我到她们所在的哪个城市去，我定希望与大海重逢。对一个人最排他性的爱，总是对其物的爱。

我现在对高尔夫球和网球极有兴趣，而放过了观看一位艺术家——外祖母知道他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作画和听他大发宏论的机会。外祖母为此很瞧不起我，我认为这种瞧不起乃源于某些狭隘的看法。从前我在香榭丽舍大街观察到，从那时起我自己更意识到，我们钟情于一个女子时，只是将我们的心灵状态映射在她的身上；因此，重要的并不是这个女子的价值，而是心态的深度；一个平平常常的少女赋予我们的激情，可以使我们自己心灵深处最隐蔽、最有个人色彩、最遥远的、最根本性的部份上升到我们的意识中来。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的谈话，甚至满怀钦佩地注视他的作品所能给予我们的愉快，却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我最后只好服从外祖母。更叫我心烦的是埃尔斯蒂尔住在巴尔贝克最新开辟的一条街上，离海滩相当远。有电车从海滩街经过，白昼的炎热使我不得不乘电车前往。为了想象我是处于西梅里安的古王国之中，玛克王的国度中或波劳斯良德森林遗址中1，我极力不去注视在我面前伸展开去的建筑物那蹩脚的豪华。埃尔斯蒂尔别墅可能是这些建筑物当中最难看而又豪华的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租了下来，因为在巴尔贝克现存的别墅中，唯有这一栋能提供一间宽敞的画室。

我穿过花园时，也是眼睛望着别处。花园中有一片草地，象巴黎郊区随便哪一位布尔乔亚的家中都拥有的一样，但是更小一些：有一个风流园丁的小雕象，从中可以端详自己的玻璃球，秋海棠作的边饰和一个小小的凉棚。凉棚下，一张铁桌子前，几张摇椅排开。接触到这些充满城市丑陋的东西之后，待我到了画室里，便不再注意覆盖接缝板条那巧克力颜色的条纹了。我感到很高兴，通过我四周的所有作品，我感到有可能将自己的情感升华到充满喜悦的诗意般的认识中去，形式多样，直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把这些作品与现实中的整个情景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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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特里斯丹和绮瑟》这个传说中，公主绮瑟许配给了玛克，他是高尔努阿耶国王。但是在船上，特里斯丹与绮瑟钦了魔酒，双双堕入爱河，他们逃进了波劳斯良德森林。这个森林如今叫班朋森林，位于伊尔－维兰省，大部分骑士文学中的爱情故事发生在这里。

埃尔斯蒂尔的画室在我眼中，犹如世界上某种创新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从我们见到的各种杂乱无章的事物之中，他从这里抽出在沙滩上砸碎自己丁香色泡沫的大海波涛，从那里抽出一个着白色人字纹布上装、臂肘支在船甲板上的青年，将它们画在各个长方形的画布上。这些长方形横七竖八地放在那里。青年的上装和飞沫四溅的浪涛，虽然失去了人们认为存在的内容，波涛再也不能溅湿，上装再也不能给任何人穿，但它们仍然继续存在，并因此而得到新的尊严。

我走进去的时候，创作大师手中正握着画笔完成落日的形状。

四面的窗板几乎完全关闭着，画室相当凉爽，只有一个地方，强烈的阳光在暗色的墙上印上那鲜艳而又转瞬即逝的装饰；只有一个长方形的小窗开着。小窗四周忍冬环绕，朝着一条大街，下面是花园一角。因此画室的绝大部份暗淡无光，空气透明，结成完整的一团，但在阳光将它嵌镶的裂缝处，既潮湿暗淡又闪闪发光，好似一大块水晶岩，其中的一面已经经过雕琢，磨平，此处彼处像一面镜子在闪烁，放出七色光，应我的要求，埃尔斯蒂尔继续作画，我则在这半明半暗中转来转去，在这幅画前停留一会，又在另一幅画前停留一会。

我四周的画都是他的作品，大部份并不属于我最期望看到的类型。这些画，正如在大旅社桌子上扔着的一本英国艺术杂志所说，属于他的第一和第二画法，即神话画法和受日本影响的画法1。据说，这两种画法，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收藏中，均得到精采的体现。当然，他画室中的作品，几乎全是在这里，在巴尔贝克取的海景。但我从中仍能辨别出，每一景的魅力都在于所表现的事物有了某种变化，类似诗歌中人们称之为的暗喻。如果说天父创造了每一事物，同时又给了它们一个名称，埃尔斯蒂尔则重新创造了它们，脱去了其名称，或者赋予它们另一个名称。表示事物的名称总是与理性上的某一概念相呼应，而理性与我们的真正印象是格格不入的，这又使我们不得不把一切与这个概念不相关的东西从事物中排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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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艺术首次在法国出现是1855年的万国博览会。在利沃里街开了一个叫《中国之门》的店铺，中国的小玩艺儿突然盛行起来。1867年与1878的万国博览会，日本馆得到极大成功，日本艺术在法国风行。有的学者认为惠斯勒（他于1883年在法国定居）对于日本艺术在法国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作用。

在巴尔贝克旅馆里，早晨，弗朗索瓦丝将遮住阳光的毯子拿掉时，晚上，我等待着与圣卢一起外出的时刻到来时，我伫立窗前。由于光线的作用，有时我错把大海颜色更深的那部份当成了遥远的海岸，或者满怀欣喜地凝望着蓝色的流动的一片，不知那是海还是天。很快，我的理性将各个成份重新区分了开来，而我的印象则又取消了这种区别。在巴黎也是如此。有时我在自己房间里听到一场争吵，几乎是骚动，直到我将这声音与其原因联系上为止，例如一辆马车行驶到近前，我才能将那尖厉刺耳的斥骂声从这个声音里排除出去。我的耳朵确实听到了那尖厉刺耳的斥骂，而我的理性知道，车轮不会产生这样的声音。人们一如其本色富有诗意地见到大自然的时刻是罕见的，埃尔斯蒂尔的作品正是由这样的时刻组成。此刻在他身边的各幅海景中，他最常用的比较之一，正是海天对比，而取消了二者之间的任何分界线。正是在同一幅画中，心照不宣地、不倦地重复这种对比，才在他的画中引进了形式多种多样的高度和谐。埃尔斯蒂尔的绘画在某些爱好者心中引起热烈反响，其原因正在于此，有时这些人自己反倒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一点。

最近几天他刚画完一幅画，这幅画表现的是卡尔克迪伊海港，我对这幅画凝望良久。例如在这幅画中，埃尔斯蒂尔就让观众对这种比较有思想准备，他对小城只使用与海洋有关的语汇，而对大海，只使用与城市有关的语汇。要么房屋遮住海港的一部份，要么捻缝的水塘、甚至大海深入陆地成为海湾，在这巴尔贝克一带常有这种情形。从修建了城市的前突尖角那边，房顶上露出桅杆（就象房顶上露出烟囱或教堂的钟楼一样），好似屋顶构成了船只，成了船只的一部份。然而这又具有城市特色，是在陆地上修建起来的。其它沿防波堤停靠的船只更加强了这种印象。船只那样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竟然可以站在这只船上与另一只船的人聊天，而分辨不出他们是分开的，也分辨不出小的间隙，这捕鱼的船队还不如克里克贝克的教堂那样好象属于大海。克里克贝克的教堂，远远看上去，四面被水包围，因为人们看不见城市。在阳光和海浪有如尘土飞扬之中，教堂好象从水中钻出来一般，宛如白石或泡沫吹鼓而成，系在富有诗意的彩虹腰带上，构成一幅不真实而又有神秘色彩的图画。在前景的海滩上，画家想到了办法使人们的眼睛习惯于在陆地和大洋之间辨认不出固定的界限，绝对的分界线。几个壮汉正在把船只推向海中，他们既在海浪中奔跑，也在沙滩上奔跑。黄沙被打湿，仿佛成了水，映出船体。就是海水也不是齐平地往上涨，而是循着海岸的曲线上溢。远景更将沙岸撕成条条缕缕，一艘在茫茫大海上行驶的船只，被军舰修造厂快要完工的工程掩住了一半，竟像在城市中航行了。在岩石中捡拾海虾的妇女，因为四周都是水，又由于她们置身于岩石筑成的堡垒后面，地势较低，海滩（在最接近陆地的两端）降到了海水平面上，她们倒像在海内岩洞之中了。这海内岩洞上部伸向船只和海浪，本身却在奇迹般分开的波涛翻滚中开辟出来并受到保护。虽然整个画面使人对海港产生海洋进入陆地之中，陆地具有海洋性质，人则成了两栖动物这样的印象，但是大海元素的力量仍然到处迸发出来。在防波堤入口处，岩石旁，大海喧嚣的地方，从水手的辛苦中，从船只倾斜成锐角卧在高耸的船坞、教堂、城市中的房屋前，有人回到城市、有人从城市出海打鱼中，人们感觉到他们艰苦地在水上奔忙，好似骑在马背上一般。这匹马性情暴躁，健跑如飞，但是，如果他们不够机敏和灵巧，那牲口一抖擞，就会将他们掀翻在地。

一群游人兴高采烈地乘坐一只小船出海，小艇摇摇晃晃，像一辆蹩脚的马车。一个天性快活的水手，同时又很聚精会神，犹如用缰绳驾驶马匹一样驾驭着小船，张开有力的风帆。每个游客都乖乖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以便船只不要一侧过重而倾翻。在阳光灿烂的田野里，在绿荫覆盖的名胜区，人们也是这样奔跑着滚下山坡的。虽然下过暴雨，但是风和日丽的上午。甚至人们还能感觉到平稳不动的船只享受着阳光和荫凉，在大海那样平静的部份，要保住这完美的平衡需要制服什么样的强大阻力！大海那样平静，比起由于阳光的作用似乎已经蒸发的船体来，水中的倒影似乎更结实，更真实。远景更使船体显得鳞次栉比。或者更正确地说，我们还没有提及大海的其它部份。这些部份之间，差异很大，就和某一部份与出水的教堂以及城市后面的船只之间差异很大一样。这边暴风雨，漆黑一片；稍远一些，色彩鲜艳，有天空，而且与天空一样如同涂上了釉彩；那边，阳光、云雾和泡沫使大海那样雪白，那样连成一片，那样具有土地气息，那样具有房屋的假象，人们甚至会以为那是一条石路或一片雪原。可是人们又看到那石路或雪原上有一条船，不免吓了一跳。船只悬在陡坡上，停在旱地里，好象一辆马车刚刚走出涉水而过的地段正在晾干。可是，过了一会，人们又在这结结实实的高原那高低不平的辽阔平面上，看见了一些摇摇晃晃的船只。这时人们才醒悟过来，这还是海，而这各种景象都是真实不爽的。

人说在艺术上无进步无发现可言，只在科学上才有；每个艺术家都得自己重新开始个人的努力，任何别人的力量既帮不了他的忙，也阻碍不了他。虽然这么说不无道理，但是还必须承认，在艺术揭示了某些规律的范畴内，一旦某种技巧将这些规律普及，回头一看，先前的艺术就失去了一些其新颖独特之处。自埃尔斯蒂尔开始作画起，我们已经经历了人们称之为自然景色和城市的“精采”摄影阶段。业余爱好者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个形容词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要想说明白，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形容词一般是用来指一个熟悉的事物所呈现的奇特形象。这个形象与我们司空见惯的不同，奇特然而又是真实的，因此对我们来说倍加引人入胜，因为这个形象使我们惊异，使我们走出了常规，同时又通过唤起我们一种印象使我们回归到自己。例如，这些“精采”摄影中的某一帧，体现了远景的一个规律，给我们看的是我们的城市中司空见惯的某一大教堂，却从精心选择的一个点上来拍摄。从那个点上看，它似乎比房屋高出三十倍，而且与江边成突角，实际它与江边距离很远。埃尔斯蒂尔下功夫不是原封不动地——他知道原是什么样的——将事物摆出来，而是按照我们原始视觉赖以构成的光学幻觉将其呈现出来。这种功夫正好使他要阐明某些远景规律，这就更叫人惊异，因为是艺术首先揭示了这些规律。一条江，由于水流的曲折，一海湾，由于表面上看靠近悬崖，似乎成了平原或山中掘出的四面绝对封闭的一湖泊。从巴尔贝克取景，赤日炎炎的一个夏日画的一幅画中，大海凹进来的一块，由于封闭在粉红花岗岩岩壁中，似乎不是大海，而大海从稍远的地方才开始。大洋的连续性只通过一些海鸥暗示出来。海鸥在观众以为是石头的东西上面飞旋，吮吸着波涛的潮湿气息。

这同一张画，还揭示出其它的规律。例如，在高高耸立的悬崖脚下，点点白帆映在蓝色明镜中，宛如沉沉入梦的蝴蝶，极尽小巧之美；又如某些阴影暗与光线之亮的强烈对比等。摄景艺术已使阴影的变化无穷家喻户晓，但是埃尔斯蒂尔对阴影的变化无穷那样感兴趣，从前他竟专心致志地喜欢画真正的海市蜃楼。在海市蜃楼中，顶部有塔楼的古堡显出一座完全圆形的古堡模样，顶部有一塔楼将其延长，底部反方向又有一塔楼，也许是天空格外清朗赋予映在水中的倒影以石质的坚硬和光泽的缘故，也许是晨雾使石头与影子变得一样烟雾缥缈。同样，远处，大海之外，一排远树之后，另一大海开始，落日将它染成玫瑰色，而这正是天空。阳光，如同一种新的固体被创造出来，推动着它直接照射的船体，后面另一船体则笼罩在阴影之中，犹如将水晶楼梯的一级一级摆在一个表面上。从物质构成说，这表面是平的，但是清晨大海的光照将这表面折断了。一条江从一座城市的桥下流过，从那样一个视角取景，这条江竟然显得完全支离破碎了，这里摆成湖，那里细如网，别处又由于安插了一座树木覆盖山顶的小丘而折断，城中的住户晚上到这山顶的树林中来呼吸夜晚凉爽的空气。这座动荡的城市，其节奏本身，只通过钟楼那不折不弯的垂直来表现。钟楼并不伸向天空，通过沉重的直线，就象在凯旋进行曲中一样表明生活的节奏，似乎在自己的身躯下悬挂着沿着折断、压碎的江流笼罩在薄雾之中的楼房那更模糊的整个一大片（由于埃尔斯蒂尔最初的作品产生于用一个人物点染风景画的时代）。在悬崖上或在山中，道路，这自然景色中半有人情味的部份，也和江河或海洋一样，受到远景的侵蚀。或是山峰，或是瀑布的烟雾，或是大海，使人无法沿着道路持续向前，这道路对于游人是可见的，对我们却并非如此。着过时服装的小小人物，迷失在这荒凉孤寂之中，似乎常常在深渊前停步，他遵循的羊肠小道这里已是尽头。而在再过去三百米高处的松林中，我们看见小道那好客的沙土，白白细细的一条又在游人脚下出现，真是叫我们放了心，眼睛也受到了感动。是山坡环绕着瀑布或海湾，为我们掩住了小路中间衔接的九曲十八弯。

埃尔斯蒂尔下功夫在现实面前脱去智性的一切概念，是非常了不起的。尤其他在作画前要让自己变成一无所知，出于正直而忘掉一切（因为人们所知道的事物并不属于自己），而这正是有高度修养的智慧。我在他面前承认我站在巴尔贝克的教堂前感到很失望时，他对我说：

“怎么，那大门使你感到失望吗？这可是民众永远读不明白的历史化了的最美的圣经啊！那圣母像和所有叙述她生平的浮雕，是中世纪为歌颂圣母所展开的长卷赞美诗最美好、最有诗意的体现。除了要细致准确地表现圣经以外，年迈的雕刻家又有怎样崇高的发现，进行了多少深邃的思考，赋予其怎样的优美的诗意啊！天使们运送圣母躯体的裹尸布，太神圣了，他们不敢直接触及（我对他说，在圣安德烈教堂也研究了这个主题。他见过圣安德烈教堂大门的照片，但他向我指出，那些小农民，所有的人都同时在圣母的周围奔跑，与此处的两位几乎意大利式的那么苗条，那么温柔的大天使，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想法！将圣母的灵魂摄走以便与圣母的肉体合在一起的那个天使；在圣母与伊丽莎白相遇那一节1，伊丽莎白触到玛丽亚的乳房，感到乳房隆起而深感惊异的那个动作；没有亲手摸到之前，怎么也不肯相信无玷始胎的接生婆那包裹着的手臂；圣母为了向圣徒多马证明她已复活而向他掷过去的腰带；还有圣母从自己胸前撕下用以遮掩自己儿子赤裸的身体的那块细麻布——在其子的一侧，教会收集鲜血，那是圣体圣事的饮料；另一侧，是统治已结束的会堂，蒙着双眼，手握折断一半的权杖，王冠从头上落下，同时任凭前朝法版滚落在地；最后审判时节，丈夫帮助自己年轻的妻子从坟墓中走出来，将她的手按在她自己的胸口上，为的是叫她放心，并向她证明那心脏确实在跳动，这不也是相当费心思找到的不错的想法吗？还有那个将太阳和月亮带走的天使，既然十字架的光辉将比星辰的光辉强七倍，太阳和月亮不是毫无用处了吗！还有将手浸在耶稣的洗澡水里，看看水是否够热的那个天使；从云端里降下将花环戴在圣母前额上的那个天使；还有所有从天上耶路撒冷圣殿的栏杆之间俯身向下，看见恶人受罪、好人享福，分别由于恐惧或快乐扬起手臂的那些天使！你看到的这些，就是天上的各个团体，就是神学和象征性的整个伟大诗篇！这简直荒唐，简直神妙至极，比你将在意大利之全部所见好上一千倍！何况意大利的三角楣是天才大为逊色的雕塑家原封不动抄袭来的。你一定明白，所有这些玩艺，无非是一个天才问题。人人都有天才的时代，并不曾有过。这么说，全是胡说八道，那要比黄金时代还厉害。雕了这样的门面的家伙，请你一定相信，他也很厉害，与现在你最崇拜的那些人相比，他的思想也和他们一样深刻。如果我们一起去意大利，我会把这些指给你看。圣母升天节宗教仪式的某些歌词在这里得到非常精巧的表现，就是勒东2也无法与之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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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一章。

2奥狄龙·勒东（1840－1916），从一开始就强调想象在艺术中的作用。他本人既是油画家，又是水彩画家，石板画家，粉画画家。作品中宗教题材占很大比重。新的一代画家如鲍那尔，维亚尔，莫里斯·德尼等将他视为大师。

他与我谈到的这个广阔仙界，庞大的神学诗篇，现在我终于明白是这样谱写出来的了。当初我在正门前张开充满渴望的双目时，却没有看见这些。我与他谈起那些高大的圣徒雕像，竖在高高的底座上，似乎形成了一条大道。

“这条大道从远古时代开始，最后达到耶稣·基督，”他对我说。“一边是耶稣精神上的祖先，另一边是犹大之王，是耶稣肉体上的祖先。每一世纪都集中在这里了。你视为底座的那东西，如果你看得更仔细一些，你就能叫出蹲在高处的人的名字了。因为在摩西脚下，你会认出金牛来；在亚伯拉罕脚下，你会认出羊来；在约瑟夫脚下，你会认出给皮蒂法尔老婆出主意的恶魔。”

我还对他说，我本来以为会看到一所几乎是波斯式的建筑，这大概也是我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

“不，不，”他回答我说，“有许多是真的。某些部份完全是东方式的。有一根柱子是那样准确地重现了一个波斯题材，东方传说无所不在这一点竟然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雕刻家肯定是抄袭了航海家从东方带来的一匣子东西。”果然，他给我看了一根柱子的照片，我从柱头上看见几乎是中国式的龙相互吞噬。但是在巴尔贝克，在建筑物总体中，这一小块雕刻未引起我们注意就过去了，而建筑的总体与“几乎是波斯式的教堂”几个字向我展现的情景并不相似。

在这个画室里，虽然我体会到精神上的快乐，但是这丝毫挡上住我感觉到透明涂料的温热，房间那火星四溅的半明半暗，忍冬环绕的小窗外完全乡下气味的大街上被烈日烧灼的土地那持续的燥热。这一切包围着我们，我们已无法自主。只有远方的树荫才给太阳蒙上一层面纱。看到《卡尔克迪伊海港》这幅画叫我十分快乐。这个夏日使我感到意识不到的舒适，可能又象一条河流的支流一样，扩大了我的快乐。

我本来以为埃尔斯蒂尔很谦和。可是在一句表示感谢的话里，我用了“荣誉”一词时，我看到他的面孔因悲哀而稍稍变了样，这时我才明白我是大错特错了。认为自己的作品永世长存的人——埃尔斯蒂尔正属于这种情形——惯于将自己的作品置于他们本人已化成尘土的时代之中。所以，“荣誉”这个概念使他们不得不对这个虚无世界进行思考，叫他们悲伤，因为这个概念与死亡的概念密不可分。

想不到无意间使这高傲感伤的乌云升上埃尔斯蒂尔的眉宇，我赶紧改变话题以驱散这片乌云。

“人家劝我不要到英国去，”我想到从前在贡布雷与勒格朗丹的谈话，而且希望就这一席谈话得知他的见解，便对他说，“说是这对一个已经爱好幻想的头脑不利。”

“哪里！”他回答我说，“一个人的头脑已经倾向于幻想的时候，不应该让它离开梦幻，不应该对它进行限制。一旦你叫自己的头脑离开梦幻，你的头脑就再也不理解自己的梦幻了。你将为千百种表象所捉弄，因为你没有理解那表象的本质。如果说有点幻想是危险的，那么医好这一病症的，决不是少幻想，而是更多的幻想，整个成为幻想。为了不再为幻想所苦，要完全理解自己的幻想，很重要。将幻想与生活适当分开，大有益处，以至我自忖，是否应该象某些外科医生主张应该将所有儿童的阑尾一律割掉以避免将来罹患阑尾炎那样，早早就预防性地将幻想与生活适当分开。”

埃尔斯蒂尔和我一直走到画室的尽头，站在窗前。窗子在花园后面，朝向一条狭窄的横街，几乎是一条乡间小路。我们来到这里呼吸将近傍晚的清新空气。我认为自己离开那一小群少女十分遥远，正是下定决心牺牲一次看见她们的希望，我才终于听从了外祖母的请求来看埃尔斯蒂尔的。你寻找的东西在哪里，你并不知道，而且常常长时期回避由于别的原因每个人都请我们去的地方。但是我们料想不到，正是在这里我们会看见自己日夜思念的人。我毫无目的地望着这条乡间小路。小路从画室外紧擦画室而过，但已不属于埃尔斯蒂尔。

突然，那里出现了一小帮子中那个推自行车的少女。她快步沿着这条小路走来，乌黑的秀发上，戴着她那马球帽，帽子压得很低，下面是她那丰满的面颊和快活而又有些执拗的双眼。我看见在这条奇迹般幸运、充满柔情的许诺的小路上，从树下向埃尔斯蒂尔送过一个友好微笑的问候。这简直是一道彩虹，对我来说，它将我们的地球世界与迄今为止我们认为无法企及的地域连接了起来。她甚至走过来将手伸给画家，但没有停下脚步。我看见她下巴上有一颗美人痣。

“先生，您认识这位姑娘吗？”我问埃尔斯蒂尔，我明白他可能把我介绍给她，请她到他家来。于是，这间乡间景色环绕的宁静的画室，充满了更多一层的诗意。好比在一所房子里，一个孩子已经呆得很高兴，当他又得知，漂亮的东西和高贵的人非常慷慨大方，要无限增加他们的馈赠，正在为他准备一席精美的茶点时一样。

埃尔斯蒂尔告诉我，她叫阿尔贝蒂娜·西莫内，同时也一一道出她的其他女友的名字。我对这些女孩描写得相当准确，他道出她们的名字无甚犹豫。对她们的社会地位，我想错了，但是与一般在巴尔贝克的判断错误并不属于同一类型。店铺掌柜的儿子骑在马上，我轻易地将他们当成王子。可是这一次，我倒把属于相当富有的小布尔乔亚、工商业界家庭的一些少女给安到一个可疑的阶层里去了。这个社会阶层问题，一开始时我最没有兴趣。对我来说，无论是下层民众，还是盖尔芒特之家那样的上层社会，都没有什么神秘。肯定，如果海滨生活那色彩斑斓的空虚没有在我看花了眼的双目前事先赋予她们某种魅力，而且她们再也不会失去这种魅力的话，说她们是大批发商的女儿，我大概也不会与这个概念胜利地抗争到底。现在，我只能对法国布尔乔亚是一个绝妙的最丰富多采的雕塑作坊表示钦佩了。多少出人意料的类型！从面部特征上，是多么了不起的发明！面部线条上，又是怎样的决断，怎样的新鲜，怎样的质朴！这些迪安娜1和仙女竟然出自吝啬的老布尔乔亚阶级，我真觉得这些老布尔乔亚也是最高大的塑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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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迪安娜为希腊神话中之猎神。

这些少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我还没来得及察觉，在她们那流里流气的面孔后面，又一个想法已经扎下了根。原来我认为她们是自行车运动员、拳击冠军的情妇，现在又觉得她们很可能与我们认识的某一律师家庭关系非常密切了。这些发现的错误，对一个人观念的改变简直具有化学反应般的瞬时性！

阿尔贝蒂娜·西莫内是什么样的人，我所知甚少。肯定她对于某一天她之于我如何，也毫无所知。甚至我在海滩上早已听人说过的西莫内1这个姓，有人叫我写出来的话，我可能会写成两个“n”，一点也料想不到这个家族对于只有一个“n”看得很重。在社会阶梯上，越往下，时髦玩艺越抓住一些鸡毛蒜皮不放。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可能并不比贵族的那些标记更毫无意义，但是，这些玩艺更莫名其妙，更因人而异，更叫人惊诧。可能有过姓simonnet的人干过坏事，甚至比这还糟。总而言之，据说，别人若是将他们的姓写成两个“n”，这西莫内家的人便要大光其火，犹如受了诽谤一般。蒙莫朗西家族为自己是法兰西最早的男爵而感到自豪，而他们为唯有自己姓只有一个“n”的西莫内、而不是两个“n”的西莫内，大概感到同样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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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莫内simonet。

我问埃尔斯蒂尔，这些少女是否住在巴尔贝克。他回答我说，其中某些姑娘是住在巴尔贝克的。有一个姑娘家的别墅就在海滩的尽头，就是卡那维尔悬崖开始的地方。由于这个姑娘是阿尔贝蒂娜·西莫内的挚友，我更加有理由相信，我和外祖母在一起遇到的那个姑娘正是阿尔贝蒂娜·西莫内。当然，有那么多条与海滩成垂直方向的小街街角都很相似，我也无法准确无误地认出那是哪一条街。人们希望记忆准确无误，但是就在当时，视觉就是模糊的。然而，阿尔贝蒂娜与走进女友家的那个少女是同一个人，这一点实际上可以肯定。虽然如此，此后，棕色头发的高尔夫球运动员在我面前呈现的无数形象，不论此形象与彼形象多么不同，全都重叠在一起。如果我沿着回忆的线索上溯，在这个特征掩护下，就象在一个内部通道中一样，我可以从所有这些形象面前经过，而无法从同一个人中绕出来。反过来，如果我希望一直上溯到我与外祖母在一起那天路遇的那个少女，我必须再走到露天中去。我确信又找到了阿尔贝蒂娜，她与走在自己的女友中间，在散步中经常停下来，高出大海地平线的那个，是同一个人。但是，所有上述的形象依然与最初的那一个形象相分离，因为我无法在事后赋予她给我的双眼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刻对我而言她不具有的特点。不管概率计算能给我什么保证，在小街与海滩的转角处那样大胆地望了我一眼的，我以为可能会爱上我的那个双颊丰满的姑娘，我从来没有与她重逢过。

我在这一小帮子的各个少女之间犹疑不定，她们每个人都保留了一点首先使我心荡神驰的集体魅力。这种犹疑是不是又给上述的原因增加了一条，给我后来，即使在我最热恋阿尔贝蒂娜——是我第二次谈恋爱——的期间，留下一种间歇的而且短暂的不爱她的自由呢？由于先在她的所有女友之间游荡，后来才固定在她身上，我的爱情有时在爱与阿尔贝蒂娜的形象之间保留着某种“游戏”性质，这种游戏，象没有对准的光束一样，使爱情先落在别人身上，然后才回来施加在她的身上。我心中感到不自在与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说不定与另一个人的形象也能联系在一起。这种想法在闪电般的一瞬间，使我能够将现实化为乌有，不仅是如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这样的外部现实（我承认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是一种内心状态，在这种心态中，完全从自己心中引出我爱的人的特殊品格，特别性格，使得爱情对我的幸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切），甚至是内心的纯主观的现实。

“没有哪一天，她们当中这个人或那个人不从画室前经过，不走进来稍微拜访我一下的，”埃尔斯蒂尔对我说。如果外祖母叫我来看他的时候我立刻就来，很可能我早就结识阿尔贝蒂娜了。想到这里，埃尔斯蒂尔的话真叫我伤心。

她走远了。从画室里再也看不见她了。我想，她到海堤上会女友们去了。如果我早能和埃尔斯蒂尔一起到海堤上去，也会结识她们了。我编出一百样借口来，好叫他同意跟我到海滩上去转一圈。那个少女在那面小窗的窗框里出现之前，我的心是平静的。现在我失去这种平静。那面小窗，直到那时为止，在忍冬的包围中是那样动人，现在却变得空荡荡了。

埃尔斯蒂尔对我说，他要去跟我走几步，但是他不得不首先画完正在画的那幅画。这叫我感到快乐，快乐中又夹杂着折磨。他画的是花，但不是山楂花，刺玫花，矢车菊，苹果花——我如果要向他订一幅画，我更希望订画这些花的画，而不是一幅人物肖象，以便通过他天才的揭示，得悉我经常在这些花前寻觅而始终不可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埃尔斯蒂尔一面作画，一面与我谈植物，但是我听不进去。光是他一个人已经再也不够，他现在只不过是那些少女与我之间必要的中介。他的天才，一小会以前对我来说，还赋予他以威望。而现在，只有在他即将把我介绍给她们的那一小帮子人眼中，他将这种威望给我一点点，这威望才有价值。

我踱来踱去，巴不得他赶快画完。我抓住一些习作仔细端详。许多习作靠墙翻过去，一个压一个地摞在那里。我就这样碰巧发现了一幅水彩画。这幅画大概是埃尔斯蒂尔绘画生涯中很久以前某个时代的作品，使我特别着迷。一些作品不仅仅技巧高超，而且立意那样不同寻常，那样诱人，我们竟然会将作品魅力的一部份归之于立意，似乎这种魅力，本来在大自然中就已经具有物质存在形式，画家只要去发现，去观察，去描摹出来就行了。这样的作品使人特别着迷。这样的物品能够存在，甚至将画家的表现形式抛开不谈也是美的，这就满足了我们心中天生便具有而后来又被理性所打倒的唯物论，而且为美学的抽象充当砝码。

这幅水彩画，是一位少妇的肖像。她并不美丽，却属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类型。她头上戴着一顶包头软帽，与帽沿上饰有樱桃红绸带的瓜皮帽很相似。两只手戴着露指手套，一只手擎着一支点燃的烟卷，另一只手将一顶纯粹为了遮阳用的果园大草帽样的东西举到膝盖那么高。她身旁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花瓶，插满了玫瑰花1。这类作品妙就妙在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完成的，而我们一下子弄不清楚。常有这种情形，这幅画即是如此。例如我们不知道一个女性模特儿那奇异的装束是不是化装舞会上的化装，抑或一个老头身着红大衣，看上去他故意穿上这件衣服以迎合画家的异想天开，可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他的教授袍还是董事袍，还是他的主教披肩。我眼前的这张肖象画，画中人的性格叫人捉摸不住，原因是这是一位昔日的年轻女演员，半化装，而我不明白。她那短发在瓜皮帽下蓬松隆起。她那丝绒上装没有大翻领，中间是白色的硬胸。这瓜皮帽和上装叫我拿不准这时装是何时期之物，这模特儿是男是女。结果是，除了知道我眼前是画家最明快的一幅画以外，我什么也说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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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下两处则说花瓶中插的是石竹花。

这幅画使我感到的快活，又被担心所扰乱，我怕埃尔斯蒂尔又磨磨蹭蹭，叫我错过了那些少女，因为那小窗上的日影已经倾斜而偏低了。这幅水彩画上，没有哪一件东西可以简简单单地加以证实就算了事，之所以画出来，那是因为在这场景中有用。画衣着是因为那女子必须穿衣，画花瓶是因为有花。花瓶的玻璃本身就招人喜爱，似乎灌上了水，石竹花的花茎插在瓶中，犹如浸在与水一样清澈、几乎与水一样液态的物质中。女子的服装以独具一格而又令人感到亲切的魅力笼罩着她，似乎工业产品可以与造物主的奇迹相媲美，这些奇迹就和母猫皮，石竹花瓣，鸽子羽毛一样娇嫩，视觉接触时感到那样甜美，画得那样鲜艳。硬胸雪白，细如雪霰，那轻盈的褶皱呈钟形小花状，恰似铃兰的花朵，在房间明亮的折射光中开放。这折射光本身本来很强烈，但是正象花束会在被单上映出缕空的花朵一样，这光线也稍稍减弱了一点。上装的丝绒闪射着珠光，这里那里有什么竖起来，有什么撕碎了，有什么毛茸茸的，使人想到花瓶中散乱的石竹花。但是人们特别感觉到的，是埃尔斯蒂尔对一位年轻女演员的这身化装服饰会表现出什么样的道德败坏完全不在乎，对他来说，她会对某些观众那已经麻木或已经堕落的感官产生什么样的刺激，与她扮演自己角色的天才相比，大概更加重要。因此他反而着力于这些模棱两可的特点，就像着力于某一值得突出、他也极尽所能加以强调的美学成份一样。

循着面部线条看，似乎就要承认其性别是一个有点男孩子气的姑娘了。可是就在这时，那性别又消失了，再过去，重又出现，而暗示给人的，毋宁是这样的想法：这是一个女性化的、有恶习的、想入非非的小伙子。此后性别又逃走了，始终无法捕捉得住。目光中那种耽于幻想的忧郁，与属于花天酒地的阶层和戏剧界的那些细节形成强烈对比，这个特点并不是最不会使人心绪动荡的。此外人们会想，这是假扮的，着这身富有挑逗性的服装似乎主动送给人家去抚摸的这个年轻人，很可能觉得再加上点保留在内心的秘密情感、秘不告人的忧郁这样浪漫主义的表情，会更有刺激性。肖象的下方写着：misssacripant1，一八七二年十月。

我忍不住叫起好来。

“噢，这算不上什么，是年轻时候匆匆画成的东西，那是给杂耍剧院2演出画的服装。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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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塞克里本特小姐。《塞克里本特》为吉尔和杜布拉多于1866年创作的一部喜歌剧。剧中男主角男扮女装出现。

2杂耍剧院始建于1807年，位于蒙马特大街7号，第二帝国时代因上演轻松的喜剧及歌剧而名气大振。后来主要在这里上演通俗喜剧。普氏本人曾于1909年11月27日去该剧场观剧。

“那模特儿后来怎么样了？”

我的话先是叫他一怔，过了一秒钟，他的脸上现出一副毫不在意，心不在焉的表情。

“喂，快把那张画给我，”他对我说，“我听到埃尔斯蒂尔太太的脚步声，她来了。虽然戴甜瓜帽的那个年轻人在我的生活里没有起过任何作用，我向你保证，但是叫我妻子看见这幅水彩画毫无益处。我之所以保存这幅画，不过作为那个时代戏剧一个很好玩的材料罢了。”

可能埃尔斯蒂尔已经很久没见过这幅水彩画了。他向画注视了一下，然后将它藏起来。

“我必须只保存头部，”他自言自语地说，“下部画得太糟糕了，那双手简直是商人的手。”

埃尔斯蒂尔夫人来到，更要耽搁我们，我心里真难受。窗户的边边很快就成了玫瑰色。我们即使出门去，大概也要一无所获了。再没有看见那些少女的任何可能了。因此，埃尔斯蒂尔太太离开我们是快是慢，也再没有任何意义。她并没有呆很久。我觉得她特别令人生厌。小上二十岁，在罗马乡间牵着一头牛，她很可能是个美人儿。但是现在，她的黑发正在变白。她很普普通通，却又不朴素自然，因为她认为举止庄重、态度庄严乃为她那雕塑美所必需，而她的年龄已使她的雕塑美失去全部魅力。她的服饰极为朴素。埃尔斯蒂尔每时每刻都用含有敬意的柔情蜜意说：“我的美人加布里埃尔！”似乎只要说这句话，就会使他动情，使他满怀尊敬。听到他这样说，人们很受感动，但也感到惊异。后来，当我见识了埃尔斯蒂尔的神话题材绘画以后，倒也觉得埃尔斯蒂尔太太姿容增加了几分。我明白了，既然他将自己的全部时间、整个的思考功夫，一句话，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更好地分辨这些线条，更忠实地重现这些线条，那么事实上，他早就将几乎天神般的性格归之于某种理想类型，某种准则了。这种理想类型可归结为某些线条，某些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反复出现的阿拉伯花纹。这样的理想给予埃尔斯蒂尔的灵感，确实是那样严肃、那样要求很高的迷信，这种信仰竟然从不允许他感到满意。这个理想，就是他本人心中最秘不示人的部份，所以他无法将这理想看得很淡漠，无法从中得到激情，直到他遇到了这个理想的那一天。那一天，他在一个女郎的躯体上，遇到了已在外部实现的这个理想。这就是后来成了埃尔斯蒂尔太太的那个人的躯体。从她身上，他得已感到那理想是崇高的，感人的，神妙的——只有对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才能有这种感受。直到那时为止，必须千辛万苦从自身开发的美，顷刻，神秘地化成了肉身，主动献身给他，以结成卓有成效的情感一致的硕果。将双唇按在这美上，啊，心灵会得到怎样的宁静！

那时的埃尔斯蒂尔，已不再处于只期待思维旺盛就可以实现其理想的青春年少时代，他已接近指望通过肉体的满足来促进精神充沛的年龄。我们精神疲劳了，往往倾向于物质至上；活动减少了，往往倾向于被动接受影响。精神的疲劳与活动的减少开始使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可能确有某些得天独厚的躯体、行业、节奏能那样自然而然地实现我们的理想，以致即使没有天才，只要描摹某一肩部动作，某一脖颈的紧张，我们就能创造出一幅杰作来。这是我们喜欢用目光去抚摸美的年龄，这美在我们身外，在我们身边，在一幅挂毯上，在旧货商店里发现的一幅提香所作的美妙画稿中，在与提香画稿同样美丽的情妇身上。我理解了这一切之后，每次见到埃尔斯蒂尔太太，再也不能不感到快乐，她的身躯也失去了沉重的臃肿，因为我用一个想法充满了她的躯体，那就是她是非物质的造物，是埃尔斯蒂尔的自我写照。对我来说，她也是一幅肖象画，对他大概也是如此。对艺术家来说，生活中的材料是不算数的，只是显露其天才的一个机会而已。将埃尔斯蒂尔创作的十幅不同人物肖像画排列在一起去看，人们会清楚感觉到，首先，这些人跟埃尔斯蒂尔全是一家人。天才汹涌澎湃覆盖住生活，只有大脑疲劳了，渐渐失去了平衡时，生活才又占上风。好比一条大江，大潮涨来，江水倒灌之后，才又恢复正常水流。在第一个阶段中，艺术家逐渐摸索出自己意识不到的天才所具有的规律和模式。如果他是小说家，他知道，什么情景能向他提供素材；如果他是画家，他知道什么景物能向他提供素材。这素材本身无关紧要，但对他的探索必不可少，正如一间实验室或一间画室之必不可少一般。他清楚地知道，用柔和光线所产生的效果，用对某一过失改变看法而产生的内疚，用站在树下或半潜入水中美如雕象的一些女郎，他造就了自己的杰作。终于会有那么一天，他的大脑已经衰退，面对他的天才使用的材料，他再也无力进行心智活动，只有心智活动才会产生作品。然而他会继续寻找这些材料，为置身这些材料身旁而兴高采烈，因为这些材料在他身上唤起精神上的快乐，精神上的快乐乃是工作的激发剂。他会将这些材料笼罩在迷信的氛围之中，似乎它们高于一切，似乎艺术作品的很大一部份已寓于其中，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便蕴含着已经现成的艺术作品。与模特儿经常来往、对模特儿宠爱之极，如此而已，他不会走得更远。他会与一些已经翻然悔悟的杀人犯无止无休地聊下去，这些杀人犯的悔恨和堕落昔日曾构成他小说的题材；他会在薄雾使阳光变得轻柔的国度买上一处乡间住所；他会连续几小时地注视女人洗浴；他会收集好看的衣料。生活美好，在某种程度上是毫无意义的词，尚处于艺术境界之下。我见过斯万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上。生活美好是一个阶段，由于创作天才速度减慢，由于对促进创造天才的各种形式怀有偶象崇拜，由于希望少下功夫，像埃尔斯蒂尔这样的人，有一天大概就会渐渐蜕化到这样的阶段上去。

他刚才终于给他的花卉画上了最后一笔。我望了望花卉，又浪费了一会功夫。既然我知道那些少女大概再也不会在海滩上了，我望望花卉浪费时间，也就没什么了不起。即使我认为她们还在海滩上，浪费这几分钟就会使我错过与她们见面的机会，我也还是会看的，因为我心中暗想，埃尔斯蒂尔毕竟对他的花卉比对我与这些少女相见更有兴趣。我外祖母的天性与我完全自私自利截然相反，但她的天性仍在我的天性中有所反映。与我毫不相干的一个人，我对他一直装作很有感情或恭而敬之的人，在我面临着危险，而他只有点小麻烦时，我只会对他的烦恼深表同情，象什么大事一样，而将自己面临的险境视为小事一桩，因为我感到在他看来，这些事大概是这样的比例。如果实事求是地讲，甚至还有过之，我不仅不为自己所处的险境而悲叹，而且还要迎着这风险走上去；而对于事关别人的危险，则相反，哪怕自己更有可能为危险击中，也要尽量使别人免遭这种危险。这样做原因很多，说起来并不能为我增加光彩。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虽然我一味思考时，觉得自己将生命看得很重。但在我生命过程中，每当我为道德上的忧烦，或仅仅是精神上的不安而受到折磨时（有时这些精神不安是那样孩子气，我竟然不敢明说出来），如果突然出现什么意外情形，给我带来生命危险，这种新的思想负担与其它思想负担相比，是那样轻快，以致我会怀着轻松的感觉甚至是欢乐去迎接这种危险。虽然我是世界上最胆怯的人，但我领略过这样对危险的沉醉。在我理智地思考时，看上去这与我的本性是那样格格不入，那样不可想象。即使在一个完全平静而幸福的阶段，当出了某种危险而且是生命危险时，例如我与另一个人在一起，我仍然不会不将他人置于安全的地位，而为自己选择危险的位置。相当数量的实践体验叫我明白了，我一直会这样做而且会高高兴兴这样去做时，我发现，与我一向自认为和肯定的相反，原来我对别人的看法是非常在乎的，这真叫我感到羞愧。

这种不可告人的自尊，却与虚荣、狂妄毫无关系。因为能使虚荣心与狂妄得到满足的东西，一点也不会使我感到快乐，而且我一直是力戒虚荣、力戒狂妄的。在有的人面前，我做到了完全隐藏起自己小小的长处，一旦他们知道这些小小的长处，对我的看法就会不那么平庸。对这些人，我从来无法剥夺自己的快乐，向他们表明，我更加热心的是从他们前进的道路上移开死亡的威胁而不是从我自己前进的道路上。由于我的动机是自尊而不是品德高尚，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做法与此相反，我都觉得极其自然，我根本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们。如果我自己的动机是出于一种义务感，我大概会感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他们，还是我自己，都必须这样做，可能就会因他们不这样做而责怪他们了。相反，我觉得他们保护自己的生命是非常明智的，同时也无法阻止自己将自己的生命置于第二位。炸弹即将爆炸，我自己置身在他人之前。后来我发现了，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的生命更没有价值。自那时以来，我觉得这样做就尤其荒唐甚至罪恶了。

话又说回来，拜访埃尔斯蒂尔那天，距我意识到这种价值差距时间还很远，何况也谈不上有任何危险，只不过作为很有害的自尊心的前奏信号，要求自己对于本人那样热切向往的快乐，不要显得比对人家尚未完成的水彩画家的作品看得更重而已。这幅画终于完成。一走到外面，我立即发现——

这个季节白昼是多么长——天色并非我想象的那么晚。

我们到海堤上去。我以为那些少女可能还会从那里经过，使出了多少诡计，才叫埃尔斯蒂尔呆在那个地方啊！我将我们身边高耸入云的悬崖指给他看，不断地要求他与我谈这些少女的事，以便叫他忘记时间，叫他留在那里。我似乎感到往海滩的尽头走，截住这一小帮人的可能性更大。

“我想跟您一起稍微再靠近一些，去看看这些悬崖，”我对埃尔斯蒂尔说，因为我发现这些少女中有一个常常往那边去。“一边走，您一边跟我谈谈卡尔克迪伊吧！啊，我多想到卡尔克迪伊去啊！”我又加一句，并没有想到，在《卡尔克迪伊港》这幅画中那么强有力表现出来的崭新特点，说不定更多地是来自画家的视觉，而不是来自这片海滩真有什么特别价值。

“自从我看了这幅画以后，这个港口和海啸角，可能就是我最想见识的地方了，而海啸角从这里去，又路途遥远。”

“即使卡尔克迪伊不是更近一些，我大概还是会更倾向于建议你去卡尔克迪伊，”埃尔斯蒂尔回答我说。“海啸角当然很精采，不过归根结底不过是诺曼底或布列塔尼的那种大悬崖罢了，你已经见识过。而卡尔克迪伊，低矮的海滩上岩石遍布，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国，我不曾见过与此相似的景色，更使我忆起佛罗里达的某些景观。又奇，又极其有野趣。它位于克利杜和纳奥姆1之间，这些海域是多么荒凉，你是知道的，海滩曲线优美动人。这里，海滩曲线平平常常。可是那里，那曲线多么优美，多么柔和，我简直无法对你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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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两个地方似乎为作者所杜撰。

夜幕降临，必须归去了。我送埃尔斯蒂尔回别墅，突然，有如梅非斯托非勒斯骤然在浮士德面前显现，在大街的尽头——有如与我的气质截然相反的气质和几乎野性而又残酷无情的生命力非真实而又魔鬼般地具体化了，而我那多病之躯、病态的敏感以及过度的动脑子正缺少这样的生命力——出现了精灵的几颗斑点，人们绝不会将这些精灵与其它东西相混淆，出现了少女植虫类群体的几颗孢子。她们装作没有看见我，但是毫无疑问，正在对我进行冷嘲热讽的评头品足。我感觉到她们与我们势必相遇，不可避免，也感到埃尔斯蒂尔就要叫我，便象一个泳者看到浪峰即将袭来那样转过身去。我骤然停步，任凭我那位鼎鼎大名的同伴继续向前，我则留在后头。当时我们正走过一家古玩店前，我朝古董商的橱窗俯下身去，似乎这橱窗突然吸引了我。我装作不在想这些少女，而能够想别的事，颇为得意。而且我已经隐约知道，待埃尔斯蒂尔呼唤我以便将我介绍给她们时，我会露出询问的目光。那目光流露出的不是惊异，而是希望装出的惊异——每个人都是蹩脚的演员，或者说，每个人身边的人都是善于根据外表判断性格的人——我甚至会用手指指着胸脯问：“您是叫我吗？”并且一溜小跑奔过去，乖乖地低着头，脸上冷冷地掩藏起烦躁，因为我正在聚精会神欣赏占老的瓷器而被打断，要把我介绍给我并不希望认识的人。

这时，我打量着橱窗，等待着埃尔斯蒂尔呼唤我的名字，恰似等待一颗期待已久而又没有杀伤力的子弹打到我身上这样的时刻到来。确信一定会把我介绍给这些少女，结果不仅是叫我装出对她们毫不在意的样子，而且要感受到毫不在乎。既然结识她们的快乐已经不可避免，这种快乐反而受到压抑，缩小，反而没有与圣卢谈话，与外祖母一起进晚餐，在附近郊游那么令人愉快了。有些人大概对古迹不大感兴趣，后来由于与这些人关系微妙，我不得不错过一些郊游的机会，我非常遗憾。此外，使我即将得到的快乐大大逊色的，不仅是来得这样突兀，而且是这样前后不相连贯。有些规律与流体静力学规律一样准确，使我们头脑中按固定顺序形成的形象保持着层次。可是，事件突然在眼前出现，便打破了这些规律。

埃尔斯蒂尔就要叫我了。而我在海滩上、在房间里所设想的与这些少女的结识，完全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即将发生的，是另外一件大事，我思想毫无准备。从这件大事中，我既认不出我的向往之情，也辨别不出这向往的目标。我几乎后悔与埃尔斯蒂尔一起出来了。特别是，我本来以为会感受到的快乐，现在反倒因为肯定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剥夺这种快乐，而大大缩小了。我下定决心扭过头去，见埃尔斯尔蒂站在距这些少女几步开外的地方正与她们说再见时，根据弹力定律，这种快乐便又整个恢复了其高大的形象。距他最近的那个少女，大大的脸儿，双眸熠熠生辉，面孔好似一块大蛋糕，上面还给天空留了点位置。她的双眸，即使目不转睛，也给人以动态的感觉，正如狂风怒吼的日子，虽然肉眼看不见空气，却能感觉到它在空中流动的速度。有一瞬间，她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好似暴风雨日子里天上那风驰电掣的乌云挨近了一块行进速度不那么快的云朵，与这块云朵擦肩而过，触着了它，又超过了它。但是，它们互不相识，各自远去。我们的目光也是如此。有一瞬间，你对着我，我对着你，但是，谁也不知道自己面前的这个天国对将来来说蕴含着什么承诺，什么威胁。只是在她的目光并没有减缓速度正好从我的目光下经过时，那目光轻轻遮上了一层薄雾，有如明朗的月夜，风儿卷走了月亮，一块云彩将月亮遮住时，有一瞬间，月光便被迷雾遮掩，然后很快又显现出来。埃尔斯蒂尔并没有叫我，就已经离开了这些少女。她们从一条街斜穿过去，埃尔斯蒂尔向我走过来。一切都错过了。

我曾经说过，那天，在我眼中，阿尔贝蒂娜与以前不同，而且我似乎觉得她一次一个样。在那个时刻，我感觉到，一个人外表、肥瘦、身长的某些改变，也可能来自这个人与我们之间某些状况的变化。在这方面，起作用最大的因素是信还是不信（那天晚上，我先是坚信就要与阿尔贝蒂娜结识，后来这种坚信又烟消云散。几秒钟之间，在我眼中，先是将她变得无足轻重，继而又变得宝贵无比。几年以后，先是坚信阿尔贝蒂娜会忠实于我，后来这种坚信又消失，也引来相似的变化）。

当然，在贡布雷，根据不同的时间，根据平分我的最敏感之处的两大方式，我进入哪一种，我早已感受过不在母亲身边那种痛苦会缩小抑或是增大。整个下午，母亲就象红日高照时谁也感觉不到的月光。夜幕一降临，便只有她占据我这颗惶惑不安的心了。那时，就连新近的往事也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

但是那一天，当我看到埃尔斯蒂尔没有呼唤我，正在离开那些少女时，我又明白了；一种快乐或一种忧伤，在我们眼中，其程度变化不同，也可以不仅仅源于两种状态的转换，而是由于肉眼看不见的信仰移位。例如这种看不见的信仰可以使我们视死如归，因为这种信仰为死亡撒下了脱离实际的光辉。也是这种信仰使我们对赴一次音乐晚会看得很重。可是，一宣布我们就要上断头台，音乐晚会立刻就失去了魅力，笼罩着晚会的信仰便会突然消失了。这种相信不相信所起的作用，头脑中某些东西对此真是明明白白，那就是意愿。但是，如果理性、感性继续无视这种作用，那么意愿再明白也没有用。理性和感性认为我们想离开一个情妇，只有我们的意愿知道我们的心还系在她身上。在这种时候，理性和感性是值得信赖的。正是因为信仰将理性和感性弄得模糊不清，所以我们要在这些时候才能恢复信仰。但是，只要这种信仰消散，只要理性和感性得知这个情妇已经一去不复返，这时理性和感性完全失去了针对性，就变得控制不住，小小的快乐便扩大到无限。

爱情的虚无也是信仰的变种。爱情早已存在，正在四处游动，它停在哪一个女子的形象上，无非因为这个女子几乎无法企及而已。从这一时刻起，对这个女子想得并不多，脑海中很难现出她的模样，而考虑更多的是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她搞到手。一连串的忧思滋长起来，这就足以将我们心中的爱固定在她身上，她成了我们几乎还不熟悉的爱的对象。爱情变得偌大无比，那个真正的女子在其中占的地位多么小，我们并不考虑。如果突然间，就像我看见埃尔斯蒂尔停下脚步与少女们说话那个时刻一样，我们停止焦虑，停止不安，由于我们整个的爱就是她，在我们终于将猎物抓在手里时，可能骤然间那爱就烟消云散了，对于这猎物的价值，我们并未足够地考虑过。

我对阿尔贝蒂娜了解什么呢？在海上映出的一、两个身影，肯定不如委罗内兹笔下那些女郎的侧影漂亮。如果我服从某些纯美学的原由，我本会喜欢那些女郎胜过喜欢阿尔贝蒂娜。然而，我能服从别的原由吗，既然丢掉焦虑不安以后，我只能重新找到这些无声的身影，除此之外我根本就别无其它？

自从我见了阿尔贝蒂娜，每日就她进行过千百种思考，与我称之的“她”，进行着内心的对话。在这些对话里，我叫她提问题，回答，思考，行动。在我心中，每时每刻，无穷无尽的想象的阿尔贝蒂娜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这一长串里，真正的、在海滩上远远望见的阿尔贝蒂娜，只出现在排首，正如“扮演”某一角色的明星，在长系列演出中，只在首演式上出现一般。这个阿尔贝蒂娜只是一个侧影，一切附加上去的成份，全是我的想当然。在爱情上，我们内心产生出的添枝加叶，远远胜过从所爱的人身上来到我们心中的东西——哪怕从数量上来说，也是如此。最最实际的爱情也是如此。有的人不仅能自我培养情绪，还能靠一点点东西活着——即使已经得到过肉欲满足的人当中也有如此的。

我外祖母从前有一位图画教师，他跟一个身份不明的情妇生了一个女儿。孩子出生以后不久，那母亲就死了。图画教师伤心难过得自己也没再活多久。实际上他并未与她正式居家度日，而且与她发生关系也不多。外祖母和贡布雷的几位太太，在她们的老师面前甚至从不愿意提到这个女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她们想到要给这小姑娘一生的命运提供一个保证，每人出了一份钱，给她搞了个终身年金。首先是外祖母倡议，她的某些女友则颇为勉强，她们认为：这个小姑娘难道就真的那么叫人感兴趣，她到底是不是那个自认为是她的父亲的人所生呢？对于那个小女孩的母亲那种人，人们一向是拿不准的。最终她们还是下定了决心。小女孩前来致谢。她长得其丑无比，与上了年纪的图画教师一模一样。顿时一切怀疑都烟消云散。小姑娘唯一长得好的是头发。一位太太对带小女孩前来的父亲说：“她的头发长得多好！”我的外祖母觉得，既然那戴罪的母亲已死，图画教师也将不久于人世，对于一向讳莫如深的那段往事提上一句已无关紧要，便加了一句：“这大概是随家里。她母亲是不是头发这么好？”

“我不知道，”孩子的父亲天真地回答道，“我见她的时候，她总是戴着帽子。”

该追埃尔斯蒂尔去了。我从一面大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除了没有得到被介绍的机会这大灾大难之外，我又发现自己的领带完全歪了，长头发也从帽子里露了出来、显得很难看。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这样，她们也遇到了我和埃尔斯蒂尔在一起，不会将我忘记。这已经运气不错。那天，照我外祖母出的主意，我穿了那件漂亮的背心，又拿着我最漂亮的手杖，我差点换上另一件难看的背心。这又是好运气一桩。我们期望的重大事件从来不会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发生，因为缺少我们以为可以指望的那些有利条件；而我们并不希望的其它重大事件却接踵而至，相辅相成。我们是那样担心最坏的事，最后我们竟会认为，就总体而言，偶然对我们还算是帮忙。

“若是结识了她们，我该多高兴！”我走到埃尔斯蒂尔跟前，对他说。

“那您为什么躲在十里开外呢？”

这就是他说的话。他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因为这表达的是他的思想。如果满足我的愿望便是他的愿望，叫我一声，岂不易如反掌？他之所以这样说，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听别人说过这一类的话，让人揪住了错的凡夫俗子是常常这么说的。他之所以这样说，还因为即使是伟人，在某些事情上，与凡夫俗子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从与那些人相同的俗套里寻找日常的遁词，就像总到同一家面包铺子里去买每日的面包一样。要么，这样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从反面去理解，既然这些字眼的意义与真实情况相反，这种话便是某种反应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反面的图象。

“她们挺急的。”

我心想，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某个人对她们不大热情，她们阻止他去叫这个人。如果不是这样，他决不会不叫我。就这些女孩，我向他提过那么多问题，他明明看出我对她们有兴趣嘛！

“我刚才正与你谈卡尔克迪伊，”我就要在他家门口与他分手时，他对我说道，“我曾经画了一张草图，上面可以清楚看到海滩的轮廓。那张油画不算太糟糕，但已不可相提并论。如果你允许，为纪念咱们的友情，我把那张草图送给你，”他接着加了一句，“拒绝给予你向往之物的人，给你点别的东西。”

“如果你有的话，我倒很希望有塞克里本特小姐小幅肖象的照片。可是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那个模特儿在一部莫名其妙的轻歌剧中扮演的角色的名字。”

“先生，我一点也不认识她，这你是知道的，可你的样子似乎事实上与此相反。”

埃尔斯蒂尔沉默不语。

“那总不是婚前的斯万太太吧！”我说，突然不幸而言中。这种情况是相当少见的，但却足以给预感理论提供某些根据，如果有意将可以把这种理论归之无效的种种错误忘记的话。

那确是奥黛特·德·克雷西的一幅肖象。她不愿保留这幅画象，原因很多。有的原因十分明显，也还有一些别的原因。画象时间较早，此后，奥黛特训练了自己的线条，将自己的面庞和身段化成了如今的这个造物。年复一年，她的理发师，她的裁缝，她自己，在她坐卧的姿势，怎么谈话，怎么微笑，手怎么放，眼神怎么传递，怎么思考上，都得遵从这个造物的大致轮廓。非得是一个餍足了的情郎堕落下去，才会像斯万那样，在他那令人心醉神迷的妻子nevarietru1的奥黛特不可胜数的照片中，唯独喜爱自己卧房中那张小照。那张照片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丑陋而瘦削的少妇，戴一顶饰有三色堇花的草帽，头发蓬松，形销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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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丁文：永不改变。

话又说回来，即使这幅画像并非像斯万心爱的小照那样，是在奥黛特的线条系统化，成为一个威严而又令人着迷的新式人物之前画就，而是在那之后画成，只要有埃尔斯蒂尔的眼光，也就足以将这个类型拆散。极高的温度可以将原子结构打散，根据另一种类型将这些原子按照完全相反的序列组合起来。艺术天才也能这样动作。这个女人强加于自己各部分线条的那种矫饰的和谐，每日出门之前，她要在穿衣镜中严加审视，一定要它坚持下去。改变帽子的倾斜度，头发的光滑度，目光的活泼度，以保证这种和谐持续下去。这种和谐，大画家的目光在一秒钟之内就能将它摧毁，而以女子线条的另一种组合取而代之，以使自己心中的某种女性理想美、绘画理想美得到充分的满足。同样，也常有这样的情况，从某一年龄起，一位伟大研究家的目光到处能找到构成某种关系的必要成份，他只对这种关系有兴趣。就像那些工人和赌徒，他们不会犯难，手上来什么就是什么，对随便什么东西，他们都可以说：行，这就行。卢森堡亲王夫人的一位表妹，是最高傲的一位美人。她从前爱上了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在那个时代还是新东西。她请一位最伟大的自然主义画家为她画像。艺术家的目光顿时找到了他到处寻找的东西。在画布上，出现的不是贵妇人，而是一个跑腿的女店员，身后是成斜坡而下的紫色宽阔背景，使人想到比加尔广场1。一位伟大艺术家所作的女子肖象，不仅根本不去考虑如何满足这位女子的某些要求——例如有的女人已开始苍老，却要穿上小女孩的服装要人家给她拍照，这小女孩的服装叫她显示出仍然少女般的体型，显得似乎是自己女儿的姐姐甚或是自己女儿的女儿，而她的女儿站在她身旁，倒按照这种场合的需要而“打扮得十分难看”——反而将她极力掩饰的短处突出表现出来，例如发烧一般的脸色，甚至是发青发紫的脸色。正因为这些短处“极有个性”，就更对画家有吸引力。即使不走到上面那一步，有这些也就足够了，足以使趣味不高的观众幻想破灭，并粉碎他的理想。那个女子那样自豪地支持着这种理想的骨架，也正是这种理想以其唯一的、不可制服的形式将她置于人类之外，人类之上。而现在，这个女人遭了贬，离开了她稳坐金銮不可侵犯的原型，就只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女人而已，对她的出类拔萃，我们已失去任何信心。对这种典型，一般来说；我们是那样下苦功夫，不仅表现出奥黛特式的美貌，而且表现出其个性、特点，以至站在这幅剥去了奥黛特式美貌、个性、特点的画象前，我们不仅要大叫一声：“比她丑多了！”而且要大叫：“一点也不象！”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她。我们没有认出她来。这个人，我们确实感到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但是这个人，又不是奥黛特。这个人的面庞，体态，神情，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一切使我们忆起的，不是奥黛特这个女子，她从来不采取这种姿势，她惯常的姿态绝不会勾画出这样莫名其妙而又具有挑逗性的阿拉伯图案。使我们忆起的，倒是别的女子，所有埃尔斯蒂尔画过的女子。虽然这些女子彼此很不相同，但埃尔斯蒂尔总是喜欢叫她们摆出正面姿势，足弓弯弯，露出裙外，宽大的圆草帽提在手中，草帽遮住膝部高度，与正面望上去的另一圆形——面孔成对称呼应。总而言之，一幅天才的肖象画不仅肢解了一位女子的原型——其卖弄风骚及其利己主义的美的概念所决定的类型，在画象上，标志时间的不仅是女子怎样着装，还有艺术家怎样作画。这种作画方法，也就是埃尔斯蒂尔最早的作画方法，那便是提炼出对奥黛特压力最大的出身问题，因为这幅画不仅像奥黛特那时期的照片一样，把她表现为著名风流女郎中的一位后来人，而且这幅画像成了马奈或惠斯勒绘的许多肖象画的同时代作品。马奈或惠斯勒这些作品所依据的模特儿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已经属于为人遗忘之物或历史的陈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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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加尔广场在巴黎蒙马特区，是妓女群集的地方。

我一面送埃尔斯蒂尔回家，一边在他身旁默默咀嚼着这些想法。刚刚对其模特儿身份的发现，将我引至这些思考之中。这第一个发现又导致第二个发现，那就是对艺术家其人的发现，这更加使我心慌意乱。他为奥黛特·德·克雷西画过肖像。这位奇才，这位智者，这位孤独者，这位谈吐惊人并在任何事情上都出手不凡的哲人，是否有可能就是从前维尔迪兰家收留的那个可笑而又恶习不改的画家呢？我问他是否认识维尔迪兰一家，是否凑巧他们那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比施先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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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施意为母鹿。

他回答我说是的，并不觉得难堪，似乎这是他一生中已经相当遥远的一段，似乎预料不到他在我心中会唤起极其失望的情绪。他抬起眼来，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看到了这种情绪。他的面孔现出不满的表情。这时，我们已经差不多走到了他家门口。换一个理智和情感不这么高尚的人，大概就会简简单单地道一声有些干巴巴的再见，此后便避免再与我见面了。埃尔斯蒂尔对我并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真正的导师——从纯创作观点来说，说不定为人之师这是他唯一的缺点，因为一个艺术家，为了在精神生活上完全站在真理一边，应该保持孤独，而不要挥霍自我，哪怕是对一些弟子——在任何情况下，为了对年轻人最有裨益，他总是极力去开掘某一情境中所包含的部份真理，哪怕这真理对他或对别人都是相对的。与其说上几句可能会挽救自己的自尊心的话，他宁愿说几句可以对我有教育意义的话。

“一个人，不管多么明智，”他对我说，“在年轻时的某一阶段，没有说过什么话，甚至过着某种生活，事后回忆起来觉得很不愉快，希望将其抹掉，这样的人恐怕是没有的。但是他不该绝对地为此而悔恨，因为，只有经过所有的可笑、丑恶之现形，他才能有把握在可能范围内变成一个贤哲。这一切可笑、丑恶的现形应该是这最后现形的先导。我知道有些年轻人，是杰出人物的子孙，他们的家庭教师从他们中学时代起便教导他们要精神崇高、道德高尚。可能他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任何要遮掩的地方，凡是他们说过的话，都可以发表，签上自己的名字。但是，这是一些精神贫乏的人，是理论说教者软弱无力的后代，他们的明智是消极的，是不能开花结果的。明智不能接受而来，必须自己去走一段路亲自去发现，任何人不能代替我们去走，不能免了我们这趟差，因为明智是对事物的一种观点。你钦佩的世人，你觉得端庄的仪态，并不是家长或家庭教师佈置停当的。这些东西的先导，是完全与此不同的人生开端，受到周围占统治地位的恶或俗的影响。这些代表着一场战斗，一次凯旋。我们在最初某一阶段是什么模样，那形象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不管怎么说，是不讨人喜欢的。这我明白。但是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个形象，因为它是我们确实经历的见证，按照生活和思想的规律，我们从生活的共同因素中——如果是一个画家，就还从画室生活、艺术小团体中——提炼出来超越这一切的某些东西。”

这时我们早已走到他家门口。没有结识那些少女，我很失望。但是现在终于有了可在生活中再次找到她们的一线希望。她们已不再象从前那样只从天际闪过，我想再不会望见她们从那里出现了。在她们周围，那将我们隔绝的巨大漩涡已不再漂浮。这大漩涡不过是她们可能永远可望而不可即，永远溜掉而在我心中唤起的欲望的表现而已。这种欲望时时在心中活动，游移不定，迫不及待，惴惴不安。我对她们的渴望，现在可以放下歇一歇了，可与其它许多欲望一起储备起来。一旦知道这些欲望可以实现，我便将实现的时刻推迟下去。

我离开埃尔斯蒂尔，又是独自一人了。这时，骤然间，尽管我很失望，仍在头脑中看到了所有这一切巧合。这些巧合的出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埃尔斯蒂尔正好与这些少女关系密切。这些少女，就在当天早上，对我仍是一幅以大海为背景的油画上的人物，现在她们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与一位大画家过从甚密。这位画家现在也了解我有与她们结识的欲望，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所有这一切都在我心中唤起无比的快乐。但是这快乐对我仍藏而不露。有的客人来到，也叫人禀报过了。但是他们要等别的客人离开，没有别人在场时才走出来。于是我们看见了他们，我们可以对他们说：“我们就来见你”，并且听他们谈话。这种快乐即属于这样的客人之列。有时，在这快乐走进我们心中的时刻与我们自己可以走进这快乐之中的时刻之间，又过去了许多时刻，我们在这个空隙里又见了那么多人，以致我们担心，这快乐大概不等待我们了。但是，它们很耐心，并不厌烦，一旦所有的人都离去，这快乐立即就出现在我们眼前。有时，是我们自己太疲劳了，以致觉得我们头脑衰竭已经精神不够，无法将这些回忆、这些印象牢记心中了。而对这些回忆、这些印象来说，我们那个脆弱的自我是唯一可以居住的地方，是唯一的成型方式。我们也许会为此感到遗憾，因为只有在现实的灰尘与神奇的沙土混在一起的日子里，在某个平平常常的变故成了传奇的契机的日子里，生活才有趣味。这时，不可企及的世界的整个岬角突然从梦幻的光照中涌现出来，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则象一觉醒来便见到了我们日夜热切向往的人一样，本来以为只有在梦幻中才会见到他们呢！

后来的几天，时间都被圣卢离去的准备工作占去，我无法继续窥视这些少女。现在，很有可能在我希望的时刻与她们结识，这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平静。这种平静尤其可贵。我的朋友对外祖母和我那样殷勤倍加，外祖母很想向他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激心情。我告诉过外祖母，说圣卢对普鲁东极为钦佩。这倒叫她有了一个主意，便吩咐将她从前购买的这位哲学家的许多亲笔书信送来。这些东西到的那天，正是圣卢动身的前夕，他前来旅馆观看。他贪婪地阅读了这些书信，恭恭敬敬地用手抚摸每一页纸，极力将每一个句子牢记在心。然后他起身告辞，请我外祖母原谅呆了这么久。就在这时，他听到外祖母回答他道：

“用不着，拿走吧，这是给你的。我吩咐人送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送给你。”

他不禁喜形于色，并不比对一种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身体状况更能控制自己。他满面通红，好像刚刚受了处罚的一个孩子。他一再道谢，并极力（并未做到）控制激荡全身的喜悦心情。我外祖母见他如此这般控制自己，更为感动。可是圣卢一直担心自己没有表达出应有的感激之情，第二天，他乘坐当地的小火车返回他所在的部队驻地时，还将身子探出车窗外，请求我原谅。实际上，他的驻地并不远。他本来想坐马车去。他晚上还要回来，并不是一去不复返时，常常坐马车。但是这一次，必须将许多行李放进车厢。他觉得坐火车走更简单些。在这件事上，他采纳了站长的意见。他征求站长意见时，那站长说，马车或者小火车，“几乎意义不清。”可他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几乎相当”（总而言之，这与弗朗索瓦丝说“这差不多是一回事”所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好吧，”圣卢作出结论说，“我就坐这九曲十八弯的小铁路火车走吧！”

我若不是病魔缠身，也会坐上小火车，一直把我的朋友送到东锡埃尔的。我们呆在巴尔贝克车站的时间里——小火车的司机不紧不慢地等一些姗姗来迟的朋友，他们不来，他是不想开车的。同时他也不紧不慢地喝着清凉饮料——我答应每周至少去看他数次。布洛克也到车站来送行——圣卢很讨厌。圣卢见我们这位同学听见了他要我到东锡埃尔去吃午饭，吃晚饭，去住，最后也对他说：

“如果你哪天下午凑巧路过东锡埃尔，我又有空，你可到司令部来找我。不过，要说有空嘛，我几乎从来就没空。”口气极为冷淡，使命是纠正发出邀请时那迫不得已的热情，防止布洛克对邀请认真对待。可能罗贝尔也担心，如果我一个人，我不会去。他以为我与布洛克的交情要胜过我自己之所言，这样就叫我能有一个同路的伙伴，一个带动人。

我真怕这种口气、这种一面邀请一面又劝人家不要来的邀请方式会使布洛克不快，觉得圣卢干脆什么都不说也许还更好些。可是我错了。火车开走以后，我和布洛克一起离开车站，一直走到我们必须分手的两条大街交叉处。一条大街通旅馆，另一条通向布洛克家别墅。整个这段路上，布洛克一直不停地问我，我们哪一天到东锡埃尔去，因为“圣卢对我那么好”，如果不应邀前去，他未免“太感情粗糙”。我很高兴，他竟然没有发现，那邀请是用怎样毫不迫切、勉强算得上彬彬有礼的口气发出的。或许他还没有不高兴到那种程度，还愿意装作没有发现。不过我还是为他着想，希望他不要立刻去东锡埃尔，以免成为笑柄。但我又不敢向他表明圣卢远不如他那样追不及待，也不敢给他出个主意。那主意只会使他不快。他真是太迫不及待了。虽然他这类缺点完全可以由一些杰出的优点来补救，换上更内向的别人，是不会有这些缺点的。但他这样的冒昧，确实叫人恼火。照他说，我们这个星期之内非去东锡埃尔不可（他说“我们”，我想，他有点指望我去，好给他去当借口）。整整这一路，走到绿树掩映的体育场前，走到网球场前，走到市政府前，走到卖海鲜的小贩前，他都停下来，求我定一个日子。我不干。他离开我时，生气了，对我说：“请便吧，先生。不管怎么样，我不得不去，既然他请了我。”

圣卢特别担心对我外祖母感谢得不够。第三天我收到他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再次委托我向外祖母致谢。这封信是从他驻防的城市寄来的，在信封上邮局盖上了邮戳，上有那个城市的名称。这封信似乎向我飞奔过来，对我说，在路易十六骑兵团军营的四堵墙内，他思念着我。信纸上印着马桑特的家徽，我从上面分辨出一头雄狮高踞于一花环之上，花环下方由一顶法兰西元老帽构成圆形。

“旅途顺利，”他在信中告诉我，“一路阅读在车站上购买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阿费德·巴丽纳1（我估计这位作者是俄国人，一个外国人能写得这么好，我觉得真了不起。告诉我，你对此书如何评价吧！大概你很熟悉，你是无书不读的渊博学者）。我现在又回到这粗俗的生活中。唉！我觉得在这里自己简直是被流放。我留在巴尔贝克的一切，在这里是没有的。在这种生活中，我找不到任何温馨的回忆，任何智慧的魅力。你一定会蔑视这样的生活环境，不过这种生活也并非没有任何动人之处。自我上次离开这里以来，我好像觉得一切都变了样。因为在这期间，开始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代，也就是我们的友谊所开始的时代。我希望这个时代永远不要结束。我只向一个人谈到这个时代，谈到你，这个人就是我的女友。她出我意料地来到我身边，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小时。她很希望与你结识，我想你们一定会谈得很融洽，因为她也非常爱好文学。相反，为了回忆咱们的交谈，为了重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些时刻，我倒躲开我的同伴。他们是些很好的小伙子，但是我对他们说这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对于与你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第一天，我几乎更喜欢自己单独回忆，不给你写信。可是，你思维细致，性情极为敏感，又怕你收不到我的信胡思乱想。你肯于俯就这个粗野的骑兵，但是要把他改造得文雅一些，更细腻一些，更与你相称一些，你可要下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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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费德·巴丽纳是露意丝·塞西尔·万桑（1840—1908）的笔名，她是《辩论报》的撰稿人，著有研究贝尔纳丁·德·圣－彼埃尔、缪塞的书籍，也是向法国读者介绍易卜生、斯宾塞和托尔斯泰的人。

这封信，从充满柔情来说，与我自己凭空想象的他给我写的信基本上很相像。我那时尚未结识圣卢。后来，他第一次的接待非常冷淡，使我从幻想中清醒过来，让我面对冰冷的现实。这冰冷的现实倒没有永远那般一成不变。

我收此信以后，每当午餐时刻信件送到时，哪一封信如果是他来的，我立即会认出来，因为这信总具有一个人不在时所显示出来的第二张面孔。从这张面孔的线条上（笔迹的特点），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抓不住一个人的心灵，正象我们从鼻子的线条或声音的抑扬顿挫上能抓住人的内心一样。

现在，撤掉餐桌上的杯盘碗盏时，我心甘情愿地坐在桌旁了。如果不是那群少女可能经过的时刻，我也不只是朝大海那边凝望了。依然料放着的刀叉那中断了的动作，凌乱的餐巾那鼓起的圆形，阳光又在上面增添了一块黄色的丝绒，半空的酒杯更加显示出其形状上那美妙的下小上阔，在半透明玻璃而又似乎凝聚着目光的杯底，残酒颜色很深却熠熠生辉；移动容器，光照引起液体饮料的嬗变；在已经半空的高脚水果盘里，李子从绿到蓝，从蓝又变成金色；已老旧的椅子移来移去、每天两次来到桌布四周落坐；桌布铺放停当，好比在祭坛上铺放停当，在这里举行美食庆典一般。桌布上，牡蛎壳底还残留着水晶般清澈的几滴汁，如同石雕的小小圣水缸中的几滴水。自从在埃尔斯蒂尔绘的水彩画上看见了一些这样的东西之后，我极力在现实中重新找到这些东西。我喜欢这些东西，正如我喜欢具有诗情画意的某些东西一样。在我从未设想过有美的地方，从最常用的物件中，从“静物”的深沉生命中，我极力寻找美。

圣卢走了几天之后，我终于促成埃尔斯蒂尔举办一次小小的招待会。招待会上，我将会遇到阿尔贝蒂娜。我走出大旅社时，人们感到我魅力无穷，风度翩翩。这完全是一时性的（而且由于经过长时间的休息和精心的打扮），未能将这魅力与风度保留下来（也未能将埃尔斯蒂尔的信任保留下来）去征服某一更有意义的他人，我深以为憾。花费那么多心血，就是为了得到与阿尔贝蒂娜相识的快乐，我也深以为憾。自从这一快乐有了保证以后，我的理智就认为这一快乐并不珍贵了。但是在我内心，意愿无时无刻不在分享这一幻觉。意愿是我们不断变幻、接踵而至的个性坚韧不拔、永恒不变的奴仆，他躲在暗处，受人蔑视，不倦地忠诚，不顾我们的自我千变万化，不断地为使我们永不缺少必需之物而辛劳。一次向往已久的旅行即将变为现实的时候，理智和感性开始自忖这次旅行是否确实值得一去。意愿知道，如果这趟旅行无法成行，这些无所事事的主人立刻又会觉得这次旅行一定妙不可言，便任凭这二位主人在车站前无止无休地说下去，更加踌躇不决。但是，他负责买票，并按开车时间将我们安顿在车厢里。正如理智和感性变化无常一样，意愿则是永恒不变的。但是，由于他默默无言，并不道出自己的原由，看上去他似乎不存在。我们自我的其它部份清清楚楚地辨别出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遵循着意愿坚定的决心。当我从大穿衣镜中望着毫无用处、不堪一击的各种装饰物时，我的感性和理智便展开了一场辩论，辩论的是结识阿尔贝蒂娜的快乐究竟有什么价值，说不定感性和理智希望将这些东西完好无损地保留起来，为另一场合所用。但是我的意愿不允许应该出门的时刻过去，他将埃尔斯蒂尔的地址交给了车夫。既然抽签已经完毕，我的理智和感性便有了闲工夫感到这很遗憾。如果我的意愿给的是另一个地址，我的理智和感性很可能就上当受骗了。

过了一会，我到了埃尔斯蒂尔家。最初我以为西莫内小姐不在画室内。确实有一位少女坐在那里，身穿丝绸长裙，头上没戴帽子。但是，她那秀发，那鼻子，那面色，我都不认识。我从一个漫步海滩、头戴马球帽的骑自行车少女身上归纳出的那个实体，在这些地方我没有找到。可是，她确是阿尔贝蒂娜。甚至得悉了这一点之后，我也没有顾及她。一个年轻人，走进一处社交聚会时，这个人的自我就已经死亡，他变成了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整个沙龙是一个新天地，在这个新天地中，人们受着另外一种精神环境规律的制约，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跳舞、牌局上以及一些人上，似乎这些人和事对我们永远至关重要，实际上，到了第二天便忘个一干二净。

为了向与阿尔贝蒂娜交谈几句这个目的地走去，我不得不走一条根本不是由我开辟出来的路线。这条路首先停在埃尔斯蒂尔面前，然后又经过其他好几群客人。有人向这些客人报出我的名字。此后这条路沿着冷餐台延伸，在那里，有人给我送上草莓饼。我将草莓饼吃掉，一面一动不动地听着开始演奏的一首乐曲。对这个阶段，恰巧我都赋予将我介绍给西莫内小姐同样的重要性。将我介绍给她，无非是这各个阶段中的一段。在那之前几分钟，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是我前来的唯一目的。再说，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真正的幸福时刻以及我们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刻，不也是如此吗？在许多他人中间，从我们心爱的人口中，得到了我们等待了一年之久的肯定答复或者要命的答复。但是必须继续与人聊天，各种念头相继涌来，形成了一个表面。灾难已降临到我们头上，这个深而狭的记忆，只能不时地在这个表层之下无声地显露出来。如果不是不幸，而是大幸，则可能只有过了数年之后，我们才忆起，我们感情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原来发生在一次社交聚会中，我们就是怀着对这件大事的期待去参加那次社交聚会的。而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对这件事给予长时间的注意，几乎没有时间意识到其重要意义。

埃尔斯蒂尔要我过去，以便将我介绍给坐在稍远些的阿尔贝蒂娜的时候，我先将一个咖啡奶油小糕点吃完，然后很有兴味地请我刚刚认识的一位长者详细给我谈谈某些诺曼底地区集市的情况。这位老先生对我扣眼上的那朵玫瑰花十分欣赏，我想可以把这朵花赠送给他。这并不是说，接踵而来的介绍没有引起我任何快乐，在我眼中此事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性。要说快乐嘛，自然我只在稍晚些时候才体会到，是我回到旅馆，一人独处，又变成了我本人之后。有些快乐与拍照相似。心爱的人在场时，拿到的只是一张底片，然后回到自己家中，可以使用内部暗室时，才将这底片冲印出来。只要待客，暗房的入口便“关闭”着。

我的快乐体验虽然这样推迟了几个小时，这次介绍的重要性，我倒是立刻就感觉到了。介绍时，尽管我们感到自己忽然得到赏赐，握着了一张“券”，适用于今后的快乐。我们朝思暮想希望得到这张“券”，已经好几个星期。我们也清清楚楚地明白，对我们来说，得到这张“券”不仅仅结束了艰苦的寻找——这只能使我们充满欢乐——而且也结束了某一个人的存在。这个人，我们的想象将他歪曲了，我们惴惴不安，担心他永远不会认识我们，又使他变得格外高大。我们的名字在介绍人口中响亮道出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介绍人又像埃尔斯蒂尔那样把我们的名字夹在赞扬之辞之中的时候——这个行圣事的时刻，与鬼怪故事中妖精一声“变”，一个人骤然变成另一个人那个时刻很相似——我们热切希望接近的那个女子骤然消失了：首先，她怎么能仍然如同从前她本人一样，既然——由于陌生女子不得不重视我们的名字，不得不注意我们这个人——在昨日还位于无限远的双眸中（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那游移不定、目光分散、伤心失望、漫不经心的双目永远也不会与她相对而视），我们原来寻找的有意识的目光，无法辨认的思绪，顷刻间就被我们自己的形象所神奇而又十分简单地代替了。那形象就好比绘在笑容可掬的一面镜子深处。如果我们本人化成了与我们最不相像的人，这种转化也会极大地改变人家刚把我们介绍给他的那个人，他的形状就更相当模糊。我们可以自忖，他到底是神像、桌子还是脸盆1。但是，陌生女郎就要开口对我们说的几句话，就和那些五分钟之内在我们眼前就能塑成一座胸象的蜡像家一样灵巧。这几句话使这个形状明确了起来，而且赋予这个形状某种决定性的因素，会将前一天我们的欲望和想象力发挥出来作出的全部假设一扫而光。无疑，即使来参加这个招待会之前，阿尔贝蒂娜对我来说已不再完全是那个值得扰乱我们生活的唯一幽灵。我们一无所知、勉强看清模样的一个过路女郎，一直是幽灵。她与邦当太太是亲戚，这已经限制了那些美丽的设想，已经堵住了美丽设想能够传播的一条路。随着我越来越接近这个少女，对她了解越来越多，这种了解反倒要以减法计算了，欲望和想象的每一部分，都为一个价值小得多的看法所代替。确实，这看法之上又加上了一种在生活方面，与财团归还最初股份之后之所予完全相同的东西，财团称之为本金已还股。她的姓，她的亲戚，给我的设想加上了第一个边框。我站在她身边，又在她眼下的面颊上看到了那题小小的美人痣。她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又是一个界限。最后，我听到她该用“完全”这个副词时却使用“完美”这个副词，真叫我大吃一惊。她是在谈论两个人，对一个人她说：“这个人完美得疯疯癫癫，但待人依然非常热情。”对另一个人，她说：“这位先生完美得平平常常，完美得令人厌倦。”这样使用“完美得”一词令人不快，但是这表明一个人的教养、文化程度。我还真无法想象一个骑自行车的荡妇、玩高尔夫球饮酒纵乐的缪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此外，这也不妨碍阿尔贝蒂娜经过这第一次变形之后，在我看来又变了好多次。一个人摆在你眼前所显露出来的优缺点，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走近它，这些优缺点会以完全不同的形式排列起来。正象在一座城市中，从某一条线来看，其名胜古迹分布得很零乱，而从另一观点来看，它们则错落有致，以其各自的宏伟而交相辉映。刚一开始，我觉得阿尔贝蒂娜的神情非但不是桀骜不驯，反而很胆怯。对于我与她谈到的每一个少女，她都加之以“她风度很差”或“她看上去很怪”这样的形容语。由此判断，我似乎觉得她很象样而不是毫无教养。最后，她面孔上的瞄准点是有一侧太阳穴相当火红，看上去很不舒服。她那奇异的眼神也令人不舒服，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忘不了这眼神。但这还只是第二眼，肯定还有其它的地方，我会渐渐地走过去。正是这样，并非不经过摸索，只有辨认出了刚开始时观察的错误，才能达到对一个人的正确认识，如果这种认识是可能的话。但是，认识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我们对这个人的视角不断校正时，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目标，他自己又变了。我们以为能追上他，但他又移动了位置。我们以为终于将他看清楚了，但是我们捕捉到的仅仅是从前的影象。我们终于将这些影象搞清楚了。但是这时，这些影象已经再也不代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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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影射拉封丹寓言卷九第六个寓言《雕刻家和朱比特的像》：“一块大理石是这样的漂亮，一个雕刻家去把它买下。他说：‘我的刀要把它刻成什么呢？是刻成神像、桌子还是脸盆？’”

然而，朝着依稀望见的事物走去，朝着有功夫想象出来的事物走去，这个过程，不管会带来怎样不可避免的失望，对于感官来说，都是唯一健康、有益的过程，能吊住人的胃口。有的人，出于怠惰或腼腆，坐了马车直接到他们认识的朋友家里去。到达之前，也从来不敢在路上看见自己向往的东西就停一停。这些人的生活该是多么单调乏味啊！

我回到住处，一面想着这次招待会，眼前又浮现出我乖乖跟随埃尔斯蒂尔到阿尔贝蒂娜身边之前吃完的那块咖啡奶油小糕点，浮现出我送给那位老先生的那朵玫瑰花。所有这一切，我们不知不觉而由情景选择下来的细节，对我们来说，经过精心而又偶然的安排，构成了首次相逢的画幅。但是，这幅画，我似乎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的，是在距我自己很远的地方。我明白了，这幅画不仅仅对我来说是存在的。几个月以后，我与阿尔贝蒂娜谈起我认识她的第一天时，使我大为惊异的是，她也跟我提起奶油小糕点，我送人的花。我认为的一切，当然我不能说这只对我有重要意义，但是，这只是我自己的感受。现在我在阿尔贝蒂娜的思想中也见到了，转化成了另一种说法，我根本想不到这会存在的。

从这第一天起，我一面走回住处，一面便得以看到我刚才转述的那种回忆，这时我明白了，完全是变了一个什么魔术，叫我与一个人谈了一会。魔术师技艺高超，这个人竟然与我在海滨跟踪了那么久的那个少女毫无共同之处，而那个人被这个人所取代了。何况我本来可以事先预料到这一点，因为海滨少女本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虽然如此，因为我在与埃尔斯蒂尔的交谈中，已将那个少女与阿尔贝蒂娜认同，我便感到对阿尔贝蒂娜负有一种道德义务，要实践自己向想象中的阿尔贝蒂娜许下的爱情诺言。由别人代理订了婚，就自以为此后必须娶这个插进来的人为妻不可了。此外，一回忆起那得体的风度，“完美地平平常常”的说法以及那火红的太阳穴，就足以平息我的忧虑。这种忧虑至少暂时从我生活中消失了。回忆这些还在我心中唤起另一种欲望。这种欲望虽然很甜美，丝毫不痛苦，与对兄弟姊妹的情感相似，但是时间长了，也会变得危险，叫我随时随地感到需要将这个新认识的人拥在怀中。她那得体的举止，腼腆的表情，出人意料的随和，使我想象力那毫无用处的驰骋停止下来，又产生了动情的感激。然后，由于记忆立即开始取出相互独立的一张张底片，在记忆展现的底片系列中，将底片上显现的各个场景之间的任何关联，任何进展全取消了，最后一张底片不一定就能毁掉前面的各张。面对着我与之交谈过的那个平平常常、令人动情的阿尔贝蒂娜，我又看见大海对面那个神秘的阿尔贝蒂娜。到此刻，全是一些回忆，也就是一些画面，在我看来，此一幅并不比彼一幅更真实。

为了再也不想这介绍相识的第一个晚上，我又极力想再看看眼睛下面、面颊上的那颗小小的美人痣。我想起阿尔贝蒂娜离开埃尔斯蒂尔家的时候，我看见这颗痣是在下巴颏上。总而言之，我看见她时，我注意到她有一颗美人痣，但是我那游移不定的记忆随后又带着这颗痣在阿尔贝蒂娜的面庞上漫游，一会儿放在这儿，一会儿放在那儿。

我感到与我认识的所有少女相比，西莫内小姐与她们几乎无甚差异，颇为失望。但是，正象我对巴尔贝克大教堂深感失望并不妨碍我想去甘贝莱、阿方桥和威尼斯一样，我心中暗想，虽然阿尔贝蒂娜本人并非我所希望的那样，至少可以通过她认识她那一小帮朋友。

开始时，我以为在这件事上我又要遭受挫折。她大概还要在巴尔贝克待很久，我也一样，所以我认为最好不要太千方百计地去见她，而等待时机来临，叫我与她相遇。结果我每天都遇到她，她每次只是满足于老远地回我一个招呼。这真叫人担心：如此下去，这整个夏季里，我每天反复跟她打招呼，却可能事态毫无进展。

过了不久，一天早晨，一场雨过后，天气很凉。海堤上，一个少女向我走来。她戴着一顶无边帽，一幅套袖，与我在埃尔斯蒂尔家的聚会上见过的那个少女那样截然不同，以致头脑怎么也转不过弯来，会从她身上认出这二者是同一个人。经过一秒钟的惊异，我的脑子总算转过来了。我想，那一秒钟的惊异，并没有逃过阿尔贝蒂娜的眼睛。另一方面，此时此刻我回忆起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得体举止”，此刻她粗暴的口气和“小帮子”的举止又令我朝相反方向大吃一惊。此外，太阳穴不再成为面孔上的视力中心。也许是因为我处在另一边，也可能是无边帽遮住了太阳穴，也可能是那太阳穴并不总是发炎。

“这是什么天啊！”她对我说，“总而言之，说巴尔贝克夏季无尽头，纯粹是胡说八道！怎么，你在这什么也不干哪！从来也没见过你打高尔夫球，去游艺场参加舞会。你也不骑马。你该多烦闷啊！你不觉得一天到晚待在海滩上，人都变傻了吗？啊！你喜欢当蜥蜴1？你倒是有时间。我看出来，你跟我不一样，我对各种运动都酷爱！拉索尼赛马，你没去吧？我们坐火车去的。我明白，坐这样的破车，你不会觉得好玩！我们路上花了两个小时！有那功夫，骑我的破车，已经打上三个来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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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晒太阳。

因为这铁路弯弯曲曲，圣卢将这条地方性的小铁路自然而然地称之为“九曲十八弯”，我对他已经十分佩服。现在阿尔贝蒂娜轻而易举地说什么“破车”，又叫我吓了一跳。我感觉到她在指称方式上运用自如，我真怕她发现我在这方面是个庸才，并且因此看不起我的无能。不过，到那时为止，那一小帮子用来指这条铁路所用的丰富同义词，尚未在我面前显露出来呢！

阿尔贝蒂娜说话时，头部保持不动，鼻翼紧缩，只活动双唇。结果是带着拖腔，鼻音很重。这种声调的组成部份里，可能有外省遗传，年轻人故意模仿英国人的冷漠和外国女教师上课，以及鼻粘膜充血性肥大等各种因素。这种腔调，待她对人了解更深，自然而然又变得孩子气时，很快就后退了。这声调本来可以叫人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又别有风味，令我着迷。每当一连数日与她没有见面时，我就心浮气躁起来，一面还用她说这话时那种鼻音很重的腔调，人站得笔直，头部一动不动，自己反复说：“从来没见过你玩高尔夫球。”这时我便认为没有什么人比她更合我的心意了。

人们一对一对，聚拢，停步，以此装点海堤，交谈几句马上又散开，每人沿自己散步的路线走去。那天早晨，我们也构成了这样的一对。我利用静止不动的时刻仔细观看，终于确切知道了那颗美人痣位于何处。凡德依的《奏鸣曲》中有一段乐谱令我陶醉，但在我的记忆中，这段乐谱从行板到乐曲游荡不定，直到有一天，我手中握着乐谱，我才找到了这个段落，并在我的记忆中将它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原来是在谐谑曲中。与此相同，我一会忆起那颗美人痣在面颊上，一会又记得是在下巴上。现在，这颗痣永远停留在鼻子下方的上唇上了。有些我们倒背如流的诗句，忽然我们在一个剧本里碰到，太出我们意外了。以上情形也是如此。

这时，阿尔贝蒂娜的女友们显露出她们这一群的身影，双腿动人，身材苗条，彼此又那样各不相同。这一群身影越来越大，依傍着大海，成平行线朝我们走来，仿佛这些沐浴着阳光和海风，既身披霞光又红光满面的处女展开美丽的队形，构成丰富多彩而又富有装饰美的整体，要以其形状的千变万化，自由自在地在大海面前繁衍滋长。我请求阿尔贝蒂娜允许我陪她走上一会。可惜她只向她们挥了挥手打招呼。

“对你的朋友们这样不理不睬，她们会埋怨的，”我对她说，心里希望着我们能和她们一起散步。

这时一个五官端正的小伙子，手里拿着球拍，走到我们跟前。他就是那个玩纸牌时其荒唐行为令法院首席审判官的太太气愤不已的人。他态度冷淡地、无动于衷地向阿尔贝蒂娜问好，显然自以为他那高人一等就表现在这种神情中。“奥克达夫，你从高尔夫球场来吗？”她问道，“一切顺利吗？体力好不好？”

“噢，真恶心，我晕晕乎乎的。”他回答。

“安德烈也在吗？”

“在，她打了七十七。”

“噢，这是个记录嘛！”

“昨天我打八十二呢！1”

此人是一位工业巨富的儿子，据说其父在下届万国博览会2的组织工作中要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个小伙子以及这些少女十分罕见的几位男性朋友，对于一切有关服装，着装，雪茄，英国饮料，马匹的事所掌握的知识真是极善其详，无所不知，令人骄傲，已达到学者那默默无言的谦虚程度。但是这些知识单独扩展，并未伴随着哪怕一丝一毫精神文化修养，实在叫我吃惊。他对于无尾常礼服或睡衣怎样适宜，丝毫无需犹豫，而想不起在什么情况下是否可以使用某一个词，甚至对于最简单的法语规则也搞不清楚。两种文化如此不调和，在他父亲身上大概也是如此。他的父亲是巴尔贝克房地产主联合会主席，在致选民的一封公开信中，竟有这样的词句：“我本想见见市长与他聊聊这个问题。他不肯听取我的正确的不满。”他不久前吩咐在每一面墙上都贴上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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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段话暴露出作者对高尔夫球戏的规则知之甚少。

2如果我们肯定普氏此次巴尔贝克之行是在1898年，“下届万届博览会”便是1900年那一届。

奥克达夫在游乐场中，在波斯顿牌戏、探戈等各种比赛中都经常得奖。如果他愿意，这会使他在“洗海水浴”这个阶层中结成一门好亲事。在这个阶层中，说少女嫁给她们的“舞伴”，那是本义，而不是引伸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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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法文中，“嫁”（épouser）这个词用在引伸意义上是“配合默契”的意思，所以“嫁给她们的舞伴”也可理解为“与她们的舞伴配合默契”。这里说的是真正嫁给某人，所以说“是本来意义”而不是“引伸意义”。

他一面对阿尔贝蒂娜说：“对不起”，一面点燃一支雪茄，那样子似乎是请求对方允许自己一面聊天一面结束一件要紧的工作。因为他从来无法“待在那儿什么事都不干”，虽然他实际上从来什么事都不干。完全无所事事，到最后与辛劳过度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和筋骨上，都是如此。奥克达夫那沉思默想的前额遮掩着他从来不动脑筋的事实，尽管神情安详，最后还是使他毫无效益地渴望思考。这种渴望使他深夜难以成眠，正如一位劳累过度的玄学家也会难以入睡一样。

我以为，如果我认识这些少女的朋友，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她们，于是立刻准备要求将我介绍给奥克达夫。奥克达夫嘟哝着“我晕晕乎乎的”走了。他一走，我便对阿尔贝蒂娜谈了上述想法。我希望这样她会牢记在心，下次就会这样做。

“可是，”她大叫起来，“我不能将你介绍给一个小白脸！这地方，这种人多得很！他们无法跟你谈话。这一位玩高尔夫球很棒，如此而已。我很清楚，他丝毫不是你这种人。”

“你这样抛下你的女友们，她们该埋怨了，”我对她说，心中希望她会向我提议与她一起去追她们。

“不会的，她们根本不需要我。”

我们与布洛克走个头碰头，他对我机智地意味深长地笑笑。见到阿尔贝蒂娜，他又有些难堪。他不认识阿尔贝蒂娜，或者至少是只闻其名而“未见其人”，他作了一个僵硬的叫人讨厌的动作，将头朝衣领方向低了下去。

“这个怪物叫什么名字？”阿尔贝蒂娜问我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打招呼，既然他并不认识我。所以我没还礼。”

我来不及回答阿尔贝蒂娜的话，布洛克已经直冲我们走过来了。

“请你原谅我打断你的话，”他说，“我想告诉你，明天我到东锡埃尔去。我不能再等，再等就不礼貌了，圣卢－昂－布雷对我不知已经怎么想了呢！我通知你，我坐两点钟的火车去。请你安排。”

我这时一心想着再与阿尔贝蒂娜见面并设法结识她的那些女友。东锡埃尔，她们并不去；我去了，回去时已经错过了她们到海滩上去的时刻。所以我觉得东锡埃尔简直是世界的尽头。我对布洛克说，我不能去。

“那好，我自己去。我要引阿鲁埃老爷1两句可笑的亚历山大体诗，对圣卢说：

你要知道，我的义务不取决于他的义务。

如果他愿意，他不尽义务好了。但我应尽我的义务。

这样以便引诱他的教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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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鲁埃为伏尔泰之本姓。但这几行诗并非伏尔泰所作，而是高乃依，为其剧本《波利耶克特》中女主角波莉娜之台词。布洛克在这里暴露出他既“学究气”——因为他称伏尔泰为“阿鲁埃老爷”，又很无知——将高乃依的诗句安到伏尔泰头上。

“我承认他是相当漂亮的小伙子，”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可他真叫我讨厌！”

我从未想过布洛克会是美男子。不过他确实是。他的头有些鼓，鼻子有鹰钩，神情非常高雅，又显出对自己的高雅十分自信的样子，他的面部叫人看上去很舒服。但是他不会讨阿尔贝蒂娜喜欢。说不定这是由于阿尔贝蒂娜的缺点所致，由于这一小帮子人生硬，无动于衷，由于她们对凡是小圈子以外的东西全很粗暴的缘故。后来，我给他们作介绍时，阿尔贝蒂娜对布洛克的厌恶有增无减。布洛克属于某一阶层，在那个阶层里，一方面对上流社会任意诽傍，一方面对一个“双手干干净净”的人应该有的良好举止又表示出充分的尊重，结果在二者之间来了个特别的妥协，既有别于上流社会的举止，又不管怎样，总是显出一种特别可憎的交际客套。人们将他介绍给别人时，他弯腰鞠躬，既带几分怀疑地微微一笑，又带着过份夸大的恭敬。如果对方是一位男子，他总是说：“先生，很荣幸。”那嗓音似在嘲笑自己道出的话语，同时又意识到这嗓音属于一个并非粗野的人。这第一秒钟用在一个他既遵守又加以嘲笑的习惯上（就像他一月一日时说：“我祝您一年称心如意”一样），然后他露出机敏而狡猾的神情，并“高声道出很微妙的事情”。这些事情常常饱含真理，但是叫阿尔贝蒂娜“受不了”。那第一天，我对她说他叫布洛克时，她便大叫起来：

“我可以打赌，他是个犹太鬼。装出彬彬有礼的德行，正是他们那一套。”

此外，布洛克后来大概又以另外的方式叫阿尔贝蒂娜恼火。正如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不会将简单的事情简简单单地说出来。他为每一事物寻找一个讲究的形容词，然后又大而化之。这叫阿尔贝蒂娜十分讨厌，她不大喜欢别人管她的事，也不喜欢她扭伤了脚，安安静静呆着的时候，布洛克说的那句话：

“她坐在长椅上，但是作为普遍现象，她不停地同时来往于隐隐约约的高尔夫球和普普通通的网球之间。”这无非是“文学手法”而已。但是阿尔贝蒂娜感到这会在她与一些人的相处中造成困难。她拒绝了那些人的邀请，说她动弹不了。正因如此，这便足以叫她讨厌那个说出这些话的小伙子的面孔和嗓音了。

我与阿尔贝蒂娜分手，相互许下诺言要一起出去游玩一次。我与她谈过了话，但是不知道我的话语落在何处，不知道我的话语起什么作用，仿佛不知道我是否将石头扔进了无底的深渊一样。一般来说，倾听我们话语的对象，用他从话语要旨中提炼出的意义来充实这些话语，而这个意义与我们赋予这些话语的意义又很不相同。这是日常生活不断向我们揭示的一个事实。更甚之，如果就在一个人的身旁，而我们对这个人所受的教育觉得无从想像（如阿尔贝蒂娜所受教育之于我），对他的爱好，读的书，作人原则都不了解，我们就不知道，是否我们的话语会在他身上唤起某种感觉，这与要在动物身上唤起某种感觉更为相似，因为对动物，还是可以叫它们明白某些事情的。因此，设法与阿尔贝蒂娜交往深厚起来，在我看来，似乎是与未知数接触，如果不说是与不可能接触的话。这似乎是与驯马一样艰难，与养蜂或栽种蔷薇一样叫人费劲的事。

几小时以前，我还以为阿尔贝蒂娜以后只会对我的招呼远远应答。刚才我们分手时已经作出了一起出游的计划。我在内心里向自己许下诺言，以后再遇到阿尔贝蒂娜时，我要对她更大胆一些。我要对她说什么，甚至（既然我完全得到她大概很轻佻的印象）要向她要求什么快乐，我全都提前订出了计划。但是人的思想，象花草，象细胞，象化学原素一样，是可以受影响的。如果将思想深入环境之中，那么改变思想的环境，便是情境，一个新的环境。当我再次和阿尔贝蒂娜在一起时，由于她的在场这个事实本身，我便与平时不同了，结果我对她说的话与我事先计议中的话完全不是一回事。然后，我回忆起那发炎的太阳穴，我又自问是否阿尔贝蒂娜会更欣赏另一种殷勤，她会明白那是不图什么的殷勤。总而言之，在她的某些目光，某些微笑面前，我感到尴尬。这些目光、微笑既可以意味着作风轻浮，也可以意味着一个天性活泼但秉性正直的少女的快活。脸上同一个表情，语言上同一表达方式，可以具有不同的含义，我简直就象一个学生面对拉丁文翻译练习的重重困难一样犹豫不决。

那一次，我们几乎立刻就遇到了那个高个子的姑娘。她叫安德烈，就是从首席审判官身上跳过去的那个女孩。阿尔贝蒂娜不得不将我介绍给安德烈。她这位女友双眸极为清澈明亮，仿佛在绿荫遮掩的一套房间里，从一扇敞开的门走进面向阳光和阳光普照的大海那绿莹莹的反光的一间卧房一样。

五位男士走过去，自从我来到巴尔贝克，经常看见他们，非常面熟。我心里经常琢磨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不是很阔的人，”阿尔贝蒂娜现出蔑视的神情冷嘲热讽地对我说，“那个染头发的小老头，带黄手套，长得还可以，是不是？他很会作怪相，他是巴尔贝克的牙科医生，人很正直。那个胖子，是市长。不是那个小矮胖子。那小矮胖子，你大概见过，他是舞蹈教师。他长得怪难看的，对我们很受不了，因为我们在游艺场大吵闹，不是把椅子弄坏了，就是想不用地毯跳舞什么的，所以他从来不让我们得奖，虽然只有我们会跳舞，牙科医生是个正直的人，我本应该跟他们打个招呼好气死那个舞蹈教师。可是不行，因为还有德·圣克瓦先生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圣克瓦先生是董事长，出身于贵族家庭，可是为了金钱，这个家庭和共和党站到一边去了。没有哪一个正直的人和他打招呼。由于内阁的关系，他认识我叔叔。但我家其余的人都不理睬他。那个穿风雨衣的瘦子，是乐队指挥。怎么！你不认识他？他弹琴简直是仙乐。你没去听cavalleriarusticana1。啊！我觉得那真是尽善尽美！他今晚还举行音乐会，可是我们不能去，因为今晚的音乐会是在市政府大厅举行。和游艺场没关系，但在将基督象摘走了的市政大厅，如果我们要去，安德烈的母亲说不定会气得中风的！你会对我说，我的姨父也在政府中任职嘛！可是，那有什么办法？姨母就是姨母。并不因此我就得喜欢她！她从来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把我甩了。真正给我当对亲，而且具有双倍功德的，倒是一位女友，因为她与我一点亲戚关系也没有，我就象爱母亲一样爱她。以后我给你看她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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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大利文：《乡村骑士》。这是意大利作曲家玛斯卡尼的作品。普鲁斯特在此突出阿尔贝蒂娜对意大利歌剧的热衷，以显现其趣味不高，因当时法国的高等人物对意大利歌剧一律嗤之以鼻。

有一阵，高尔夫球冠军和玩巴卡拉纸牌戏的奥克达夫走过来和我们说话。我以为发现了我们之间有一种关联，因为从谈话中我得知，他与维尔迪兰家沾点亲，而且还相当为他们所喜爱。但是他谈起那大名鼎鼎的星期三时，满怀蔑视地加上一句：维尔迪兰先生根本不知道穿无尾常礼服，他还说：在某些杂耍歌舞剧院碰到他，真叫人难堪。在那种地方，可真不喜欢听到一位身穿平时的上装、系着黑领带、乡村公证人模样的先生大喊大叫地对你说：“你好啊，淘气的孩子！”

后来，奥克达夫离开了我们。过了一小会，我们又碰上了安德烈。散步了一程，她一句话也未对我讲。走到她家那木屋别墅前，她便进去了。我要阿尔贝薪娜注意，她的女友对我是多么冷淡，并且阿尔贝蒂娜好象很难在我和她的女友们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与埃尔斯蒂尔为了实现我的期望似乎第一天就撞到了敌意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正在这时，一些少女经过，这是昂布勒萨克家的各位小姐。我向她们打招呼，阿尔贝蒂娜也向她们问好。这种情形，使我对安德烈的离去更感遗憾。

我想，在与阿尔贝蒂娜的关系上，我的地位会即将得到改善。这几位小姐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位亲戚的女儿，这位亲戚也认识德·卢森堡亲王夫人。德·昂布勒萨克夫妇非常富有，在巴尔贝克有一所小小的别墅，但是他们过着最简朴的生活，丈夫总是穿着同一件上装，妻子总是穿一件深色长裙。夫妻二人见了我外祖母总是恭恭敬敬地问候，但并无所图。女儿们，天生丽质，衣着更为华丽，但那是城市的华丽而不是海滨的华丽。她们身着长裙，头戴很大的草帽，与阿尔贝蒂娜相比，那样子属于另一种人类社会。她们是谁，阿尔贝蒂娜知道得清清楚楚。

“啊！你认识昂布勒萨克家的小姑娘？嘿，你还真认识一些很棒的人呢！不过，他们很简朴。”她补充一句，似乎这二者是相当矛盾的。“这些姑娘对人很好，但是家教那么严，不许她们去游艺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我们太不像样子。这些女孩讨你喜欢吗？天哪，说不准。她们完全是小白鹅。说不定她们有她们的魅力。如果你喜欢小白鹅，你算是如愿以偿了。看上去，她们也会讨人喜欢，既然有一个已经与德·圣卢侯爵订了婚。那妹妹也爱上了这个小伙子，这可叫她够难受的。我呀，她们讲话那嘴唇几乎不动弹的样子就够叫我腻味的了。她们的衣着也真可笑。她们穿着丝绸长裙打高尔夫球。小小的年纪，衣裳穿得比一些很会打扮的上了年纪的妇女还要自命不凡。你看埃尔斯蒂尔太太，人家才是衣着华丽的妇女呢！”

我回答说，我似乎觉得埃尔斯蒂尔太太衣服穿得简朴得多。阿尔贝蒂娜听了，大笑起来。

“确实，她衣服穿得很简朴，可是她穿得叫人心里快活。

为了达到你认为的简朴，她花好多钱呢！”

埃尔斯蒂尔太太的长裙，在一个对于衣服饰物没有踏实而简朴的审美观的人眼中，不会引起注意。我正缺乏这种审美观。照阿尔贝蒂娜的说法，埃尔斯蒂尔具有这种审美观，而且达到了最高的程度。这我倒没有料到。我也没有料到，充塞他画室的那些华丽而又简朴的东西，都是他向往已久的珍贵文物。他密切注视这些物品屡次出售的情形，了解其整个的历史，直到有一天，他攒到了足够的钱，才终于把这些东西买到手。但是在这些事情上，阿尔贝蒂娜与我一样无知，不能教我学会什么东西。而对衣着打扮，出于爱俏姑娘的本能，也可能出于贫苦姑娘的遗憾心情，更能以无利害关系的观点，更有高雅口味在富人身上去欣赏自己不能以打扮自己的东西。她能够将埃尔斯蒂尔的讲究谈得头头是道。埃尔斯蒂尔是那么挑剔，以致他觉得所有的女人都打扮得很糟糕。他把比例、细微的差别摆在最重要的地位上，不惜出重金叫人给自己的老婆制做阳伞，帽子，大衣。他教阿尔贝蒂娜学会了欣赏这些东西的迷人之处，而一个没有审美能力的人则不会比我更能注意这些。此外，阿尔贝蒂娜也搞过一点绘画，虽然她自己承认没有任何“天份”。她对埃尔斯蒂尔佩服得五体投地。多亏了埃尔斯蒂尔对她之所言以及给她看的东西，她在欣赏绘画上很是在行，这与她对“cavalleriarusticana”的热衷形成强烈对比。这是因为，虽然现在还不大看得出来，实际上她非常聪颖。她谈吐中的愚蠢，并不是她自己愚蠢，而是她那个环境和她的年龄所致。埃尔斯蒂尔对她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不过是局部的。在阿尔贝蒂娜身上，不是所有的智慧形式都达到了同一开发水平。对绘画的欣赏能力几乎赶上了对衣着以及华丽高雅的各种形式的欣赏能力，但是对音乐的欣赏能力则没有跟上，远远落在后面。

阿尔贝蒂娜知道昂布勒萨克一家是什么人毫无用处。正像一个人可做大事不一定就能做小事一样，我向这家的各位小姐施礼之后，并未感到阿尔贝蒂娜就比从前更积极准备叫我与她的女友们相识。

“你对她们很看重，你心地真好。不过，不要注意她们，不值得。对于你这样有身份的人来说，这些小丫头能算得上什么呢？至少安德烈倒是聪颖过人的。她是一个善良的小姑娘，虽然完美地想入非非。其他的几个确实愚蠢到家了。”

离开阿尔贝蒂娜，我骤然感到一阵心酸，因为圣卢向我隐瞒了他订婚的事，而且他竟要干出与自己的情妇并未断绝关系就结婚这样的坏事来。

没过几天，我被介绍给了安德烈。她谈了不少时间，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她说，我很想第二天再与她见面。但她回答我说不行，因为她母亲身体很坏，她不想让母亲一个人留在家中。两天以后，我去看望埃尔斯蒂尔，他对我说安德烈对我极有好感。我回答他说：“是我从第一天起便对她有好感，我要求第二天再与她见面，可是她不能来。”

“对，我知道，她对我说了，”埃尔斯蒂尔对我说，“她为此十分遗憾。但是她先答应了人家到十里以外1的地方去野餐，她必须坐四轮大马车去，无法再取消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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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古里，一里约等于四公里。

安德烈太不了解我。这种谎言虽然无关紧要，但是，一个竟然干出这种事的人，我是绝不应该继续与之来往的。干得出来第一次，还会干无数次。你每年去看一个朋友，第一次他未能赴约或者说他伤风感冒了。下一次，你会发现他又感冒了。再与他约会，他又没来，原因总是同一个，而他以为这是根据情况临时想出来的、不同的原因。

安德烈对我说她不得不留在母亲身边的那天早晨之后，又一天早晨，我远远看见阿尔贝蒂娜手上牵着一段丝绳，上面吊着个莫名其妙的物件。这使她与乔托笔下的《偶象崇拜》那幅画很相象1，这物件叫“小鬼”，早已停止不用。面对手里拿着这个玩艺儿的少女肖像，未来的评论家们对于她手里的这个玩艺儿，可以像面对竞技场圣母院2那幅寓意图一样，发表长篇大论。我与阿尔贝蒂娜走上几步。过了一会，她们那位看上去较贫困、表情严峻的女友走过来对阿尔贝蒂娜说：“你好，我是不是打扰你们？”她就是第一天安德烈大步擦过那个老先生头顶时，恶意讽刺“可怜的老帮子，真叫我心里难受”的那个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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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指的是乔托《善与恶寓意画》，为帕多瓦斯克洛维尼小教堂（又称竞技场圣母院）中之壁画。此画也称《不忠》，表现一个男人（不忠之人）手擎一女人偶像；偶像已将一根绳子绕在他的脖颈上，使他背离了俯身向着他的上帝。1900年5月，普鲁斯特在威尼斯小住时，曾专门到帕多瓦去欣赏乔托的壁画。

2斯克洛维尼小教堂建于一古竞技场的原址上，因得此名。

帽子碍事，她把帽子摘了。她那头发，有如丰富多彩而又叫不上名字来的花草，四处散开，精巧优美地贴在前额上。阿尔贝蒂娜大概见她光着头，而心中有气，一言不发，一字不答，保持冷冰冰的沉默。

虽然如此，那个女孩仍留下未走。阿尔贝蒂娜总叫她与我保持一段距离，她一会设法单独和她在一起，一会又设法跟我一起走，将她甩在后面。为了叫阿尔贝蒂娜将我介绍给这个女孩，我不得不当着那女孩的面向阿尔贝蒂娜这么请求。待阿尔贝蒂娜道出我的名字时，刹那间，我看见那女孩的脸上和碧蓝的双眸中闪过一丝热情、爱恋的笑容。她向我伸过手来，而在她说：“可怜的老帮子，真叫我心里难受”那句话时，我觉得她的神情是那样冷酷！她的头发闪着金光，而且不只是她的头发。她那粉红的双颊和碧蓝的眼睛，也象清晨朝霞红遍的天空一样，到处闪着金光。

顿时我浑身发热，心中暗想，这是一个爱恋起来很腼腆的姑娘。阿尔贝蒂娜那么粗暴无礼，她依然留下来，为的是我，是出于对我的爱。她终于能够用那含笑而充满善意的眼神向我供认，她既能对我十分温柔，也能对别人十分凶狠，大概心中十分快活。甚至在我还不认识她的时候，她大概早就在海滩上注意到我，从那时起心中就想着我了。她之所以嘲笑那位老先生，说不定就是为了让我好佩服她；说不定后来那些日子她神情抑郁，就是因为她无法与我结识。傍晚，我从旅馆里经常望见她在海滩上散步，很可能她期望着与我相遇。正如过去整个一小帮人在场使她局促一样，现在，阿尔贝蒂娜一人在场。她也感到局促。尽管阿尔贝蒂娜的态度越来越冷漠，她仍然紧跟我们不放，很显然，她指望着留在最后，与我订个约会，找个她能溜出来的时间，而又不让家里和女友知道，在望弥撒之前或玩高尔夫球之后，与我在一个可靠的地点幽会。出于安德烈与她关系不好而且很讨厌她，要与她见面就难上加难。

“对她那可怕的伪善、卑鄙，以及对我干的卑鄙勾当，我忍了很久，”安德烈后来对我说，“为了别人，我全都忍下来了。但是，终于有一次，我忍无可忍了。”于是她给我讲了那个女孩掀起的一起轩然大波，这件事确实可能有损安德烈的形象。

但是，希塞尔眉目传情，期望看阿尔贝蒂娜会让我们聚在一起好对我讲的话，始终无法道出，因为阿尔贝蒂娜固执地置身在我们两人中间，继续越来越简短地回答女友的话，后来干脆根本不回答她的话了。最后希塞尔只好放弃了这个位置。我责备阿尔贝蒂娜为何如此别扭。

“教训教训她，要她放谨慎些。她不是坏女孩，可是叫人讨厌。用不着她到处管闲事。又没请她来，她干嘛死缠着我们？再过五分钟我就要叫她滚蛋了！再说，她头发那个样子，我很讨厌，看上去很不正经。”

阿尔贝蒂娜与我说话时，我凝望着她的双颊，心里琢磨着：她那脸蛋会多么香甜，多么有滋味！——那天，她的面颊不是鲜艳，而是光滑，连成一片的粉红，稍带紫色，如奶油一般，仿佛某些花瓣上带着一层蜡霜的玫瑰花。正如有人对某一品种的花朵极为热衷一样，我对那双颊产生了狂热。

“我从前没注意到她，”我回答她说。

“你今天倒对她看得很仔细，人家简直要说，你想给她画像呢！”她对我说。明明我此刻仔细凝望的是她本人，可是这也无法叫她情绪平息下来。“不过，我不认为她会讨你喜欢。她一点不会调情。你大概喜欢会调情的姑娘吧，你！无论如何，她再也没有机会耍粘乎，也没有机会叫人甩开她了，她马上就要回巴黎了。”

“你那些别的女友也和她一起走吗？”

“不，就她一个人。她和miss1，因为她要补考。她得闷头用功了，这可怜的孩子。我向你保证，这可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可能会撞上一个好题目。偶然性太大了，我的一个女友就碰到过《叙述一下你目击的交通事故》这样的题。嘿，真是好运气！可是我也认识一个姑娘，她要阐述（而且还是笔试）的题目是：《在阿尔赛斯特和菲兰特2之间，你更喜欢谁作你的朋友？》我若是碰上这个题目，可就傻眼了，首先，什么都不说吧，就不该向女孩提这样的问题。女孩应该和别的女孩关系密切，而不应该认为她们应该找男士作朋友（这句话向我表明，接纳我进那小帮子的可能性很少，真叫我浑身颤抖）。不过，不管怎么说，即使向一些年轻人提出这个问题，人家能找出什么话来说呢？有好几位家长都给《高卢人报》3写了信，抱怨这类题目太难了。更不象话的是，在一本得奖最佳学生作业集中，这个题目竟然作了两次，而作法完全相反。一切取决于考官。有一个考官要求回答说菲兰特是个交际老手，溜须拍马，骗子；而另一个考官则要求回答说，不能不赞美阿尔赛斯特，但是由于他太好寻衅，脾气太坏，要作朋友嘛，最好还是挑菲兰特。连老师之间意见都不统一，你怎么能叫可怜的学生搞清楚呢？这还不算，问题是一年比一年难。希塞尔恐怕非得走后门才能过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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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文，英国女家庭教师。

2莫里哀喜剧《愤世嫉俗》中的两个人物。

3该报的思想倾向为反动和保皇。自1882年阿尔图尔·梅耶重任该报社长以来，在使君主主义者归附布朗基主义上起了重要作用。阿尔贝蒂娜的这句话，除了告诉我们邦当家里阅读这份报纸以外，还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她的排犹主义思想从何而来，因为《高卢人报》是坚决反对宣布德雷福斯无罪的。

我回到旅馆，外祖母不在，我等她很久。待她回来，我央求她让我出去远游一次，条件很好，时间大概是四十八小时。与外祖母吃了午饭，叫了一辆马车，吩咐将我拉到火车站去。希塞尔在车站看见我，大概不会感到惊讶。待我们在东锡埃尔换上了去巴黎的火车，便有带单独过道的车厢。待miss打盹时，我就可以将希塞尔带到僻静的角落去，与她订我回巴黎以后的约会，我尽量赶快回巴黎。然后根据她向我表示的意愿，说不定我会一直将她送到冈城或埃夫勒，然后再坐下一趟车回来。可是，如果她知道了我在她和她的女友之间曾经长期犹豫不决，又想钟情于她，又想钟情于阿尔贝蒂娜，又想钟情于那个明眸少女、又想钟情于罗斯蒙德，她会怎么想呢！既然我与希塞尔彼此有情，即将结为同心，我对上述的事一定感到悔恨不已。何况我可以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我已经不喜欢阿尔贝蒂娜了。今天早晨我见她对我扭过头远去，为的就是我与希塞尔说话。在她那赌气垂下的头上，脑后的头发与别处不同，颜色更深。头发闪着光，似乎她刚刚出水。这使我想到一只落汤鸡，这样的头发使我从阿尔贝蒂娜身上看到另一种心灵的体现，与迄今为止那略显紫色的面孔和神秘的眼神完全不同。她脑后闪亮的头发，有一阵，我能从她身上看到的，就是这个，我继续看见的也只有这个。有的商店在橱窗里这次陈列着某一个人的这张照片，下次又陈列出她的另外一张照片。我们的记忆与这些商店十分相似。一般来说，在一段时间内只有最新的照片摆在那里供人观看。

车夫扬鞭催马，我倾听着希塞尔对我道出的细言软语，这完全是从她那嫣然一笑和伸过来的手中衍生出来的。这是因为我在生活中处于还没有钟情于人而希望钟情于人的阶段，我不仅心怀肉体美的理想——诸位已经看到，我从每个过路女子身上远远辨认出这种理想美，但这过路女子距离要相当远，以便她那模糊的线条与这种认同不要发生矛盾——而且心里怀着一个精神幽灵。这幽灵随时准备化身为人，那就是即将钟情于我，即将向我道出爱情喜剧台词的那个女郎。这出爱情喜剧，自童年时代起，在我头脑中已全部写就，我似乎感到所有可爱的少女全都一样愿意扮演这出戏，只要她们外形过得去。在这个戏中，不论我召来创造这个角色或重演这个角色的新“星”是谁，剧本，剧情变化，甚至戏文，都保持着不变的形式。

虽然阿尔贝蒂娜并不热心为我们介绍，过了几天，我还是认识了第一天的那一小帮子人。除了希塞尔之外，她们依然齐集在巴尔贝克（由于在车站道口前马车停留时间很长，加上列车时刻表的变化，我没有赶上火车，我抵达车站时，火车已开走五分钟了。再说，这时我已经不再想着希塞尔了）。此外，我也认识她们的两、三位女友，是应我的要求，她们给我介绍的。这样，通过一个少女再认识另一个少女，希望与这个新认识的少女一起得到快乐，于是那刚刚认识的一个，便好似通过另一品种的玫瑰而得到的新品种的玫瑰花了。在这一系列的花朵中一个花冠一个花冠地溯源而去，认识了一朵不同的花得到的快乐，又使我转回到通过哪朵花认识了这朵花的那一朵上去，感激的心情中又夹杂着向往和新的希望。

过了不久，我就终日与这些少女相伴了。

可叹！在最鲜艳的花朵上，也可以分辨出无法觉察的小斑点来。今日绽成花朵的果肉，经过干燥或结实的过程，会变成籽粒。对于一个老练的人，这无法觉察的数点已经勾画出籽粒那不变的、事先已经注定的形状。人们的目光追随着一艘船，如醉如痴。涟漪以其优美的姿态吹皱清晨的海水，似乎一动不动，可以入画，因为大海是那样平静，根本感觉不到海潮的汹涌。那船只犹似涟漪。在注视人的面孔的一瞬间，人的面孔似乎是不变的，因为这面孔演变的进程太慢，我们觉察不到。但是，只要看看这些少女身旁的她们的母亲或姑母，就能衡量出这些线条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走过了多少距离。一般来说，其丑无比的家伙在内部引力下，这些线条已经到了目光无神，面庞已完全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再也沐浴不着阳光的时刻。即使在那些自认为完全摆脱了自己种族束缚的人身上，犹太爱国主义或基督返祖遗传都是根深蒂固而且无法避免的。我知道，在阿尔贝蒂娜、罗斯蒙德、安德烈那盛开的玫瑰花之下，与上述思想根深蒂固，无法避免一样，隐匿着粗大的鼻子，隆起的嘴，臃肿的身躯。这个，她们自己也不知不晓，将来是要伺机出现的。那时会叫人大吃一惊，但是实际上已在后台随时准备出人意料、定人生死地登场了，正像什么德雷福斯主义，教权主义，民族和封建英雄主义，一俟时机呼唤，便骤然从先于本人个性的本性中跳出来一样。一个人中将这本性分辨出来。甚至在精神上，我们也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其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思想，象某种隐花植物，某种禾本科植物一样，事先便拥有某些特点，而我们以为这些特点是选择而来的。我们只抓住次要的观念，而意识不到首要的原因（犹太人种，法兰西家庭，等等）。首要的原因必然产生出次要的观念来，到了希望的时刻我们会将这首要的原因表现出来。有的观念我们觉得似乎是思考的结果，有的似乎是不注意卫生而得来。正象蝶花科植物其形状来源于其种子一样，说不定不论我们赖以生存的观念也好，我们因之死去的疾病也好，全是从我们的家庭传下来的。

就象一株花期成熟时间各异的植物，在这巴尔贝克的海滩上，我从那些老妇人身上，看到了坚硬的籽实，柔软的块茎。我的女友们有一天可能就要成为这般物品。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此刻，正是开花时节。所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邀我出去散步时，我总是寻找借口说我不得空闲。我去拜访埃尔斯蒂尔，也只有我新交的女友伴我同行时才去。我甚至无法找出一个下午按照我对圣卢许下的诺言去东锡埃尔看望他。交际聚会，严肃的谈话，甚至友好的闲聊，如果要占去我与这些少女外出的时间，对我产生的效果，简单就和到了早餐时间，不是带我们去吃饭，而是去看画册一样。我们以为和他们在一起得到乐趣的男子，青年人，老年或中年妇女，对我们来说，只触及到一个不坚固的表平面，因为我们只通过压缩为这个表平面的视觉感受去认识他们。这种视觉感受朝少女奔去时，则是作为其它感官的代表前去的。其它感官将到她们一个个身上去寻找色、香、味的各种优点，将品尝这各家之长，甚至无需借助于双手和双唇。借助于情欲十分擅长的移植艺术和综合天才，各种感官足以在双颊或酥胸的色彩下还原成手的接触，初次品尝和严禁的接触的感受，会赋予这些女郎甜蜜蜜的坚固形态。在玫瑰园采美或在葡萄田里用眼睛吞食着一串串葡萄时，也是如此。

坏天气吓不住阿尔贝蒂娜，人们有时见她在飘泼大雨下仍然身穿雨衣骑着自行车飞奔。虽然如此，如果下雨，我们则到游艺场去度过白天。那些日子，我不去游艺场简直就不行。我对从来不进游艺场的各位德·昂布勒萨克小姐蔑视到了极点。我心甘情愿地帮助我的各位女友耍弄舞蹈教师。我们一般总是受到老板和攫取了领导权的雇员的申斥，因为我这些女友从衣帽间到礼堂去，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非要从所有的椅子上跳过去不可；回来的时候，又非要一溜坡滑下来不可。她们用美妙的手臂动作保持平衡，一面唱着歌，犹如古老年代里的诗人那样将各种艺术形式揉进这青春年少的时光。对于古老年代里的诗人来说，各种文学体裁尚未分开，他们在一首史诗中可以将农谚和神学训示混杂在一起。我说“我这些女友”，就连安德烈也行例外。正因为如此，我第一天时还以为她是充满激情的女孩呢！实际上与此相反，她瘦弱，聪颖，那一年身体极为不适。即使如此，她仍不顾自己的健康，为那个年龄的特点所驱使。在这种年龄，不顾一切，快活时将病人与身强力壮的人混为一谈。

这个安德烈，第一天时我觉得她最为冷淡，实际上她比阿尔贝蒂娜文雅、多情、细腻多了，她对阿尔贝蒂娜表现出大姐姐那种抚慰、温存的疼爱。她来到游艺场，坐在我的身边，与阿尔贝蒂娜相反，她懂得拒绝跳一场华尔兹，甚至在我疲倦时，放弃去游艺场，到旅馆里来看我。她表示对我的友谊，对阿尔贝蒂娜的友谊，都有着细微的差别，证明她对内心情感体会极为聪慧，令人心情舒畅。这种聪颖可能部分源于她的病体。她总是面带快活的微笑原谅阿尔贝蒂娜的孩子气。快活的事对阿尔贝蒂娜产生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她都天真有力地表现出来，她不会象安德烈那样，坚决拒绝，而宁愿与我谈天……

去高尔夫球场吃茶点的时刻即将来临，如果我们大家都在一起，阿尔贝蒂娜自己作好准备，然后朝安德烈走过来，说：

“喂，安德烈，你还等什么，为什么还不走？你知道的，我们要去高尔夫球场吃茶点。”

“我不去，我留下来和他聊天，”安德烈指着我，这样回答。

“可是，迪里欧太太请了你，你是知道的，”阿尔贝蒂娜大叫起来，似乎安德烈打算与我待在一起，只能用她不知道人家邀请了她这一点来解释。

“你看，我的小姑娘，别那么傻，”安德烈回答道。

阿尔贝蒂娜并不坚持，生怕人家也劝她留下声。她摇摇头：

“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她回答，“对一个喜欢慢性自杀的病人，就是这么说的。我可跑了，我想你的表慢了，”说完拔腿就跑。

“她叫人着迷，可她也是一大怪，”安德烈说道，用微微一笑环视她的女友。这微笑既抚慰她，又对她作出评断。

在爱好消遣娱乐这一点上，阿尔贝蒂娜与少年时期的希尔贝特有些相似。在我们相继爱恋的各个女子之间，总存在某种相似之处，虽然也有所变化。这种相似，与我们气质的固定化有关系，因为这些女子是我们的气质所选择的，而将所有与我们既不相反，也不相辅的女子，也就是专门既满足我们的官能享受又折磨我们的心的女子全部淘汰掉。这些被选中的女子，是我们气质的产物，是我们感性的倒影、反成象、“底片”。因此，一个小说家，在描写他笔下主人公的生活时，可以将他历次的恋爱描绘成几乎完全相似，而并不给人以自我抄袭的印象。相反，给人的印象是他在创造，因为虚假的革新总不如旨在暗示一个崭新真理的重复更有力量。在堕入情网者的性格中，小说家还应该指出变异的迹象，随着进入人生其它纬度上新的地区，这种变异的迹象更加突出。如果对自己笔下的其他人物，他描绘出不同的性格，而对自己心爱的女子，则没有赋予她任何性格，说不定这位小说家就再次表达出了另一条真理：对于无关紧要的人，我们了解他们的性格。但是对一个人与我们的生命合而为一的人，很快我们就再不能将她与我们自己分开的人，对于她的动机，我们不断地作出各种令人不安的假设、对这假设又不断作出修改，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够捕捉住她的性格呢？对于我们爱恋的女子，我们的好奇心是从理智之外升腾起来的，其驰骋大大超越这位女子的性格。即使我们想停留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做不到。我们惴惴不安调查研究的目标，要比这些性格上的特点更为紧要。这些性格上的特点与表皮上那些小小的菱形十分相似，其变化丰富的组合构成了肌肉花纹般的特点。我们直觉的辐射穿透了这些，带给我们的影象完全不是一张特殊的脸的影象，而代表着一副骨架那阴沉而痛苦的普遍性。

安德烈非常富有，阿尔贝蒂娜则贫穷而又孤苦无依，因此安德烈怀着极度的慷慨让她分享自己的奢华。说到安德烈对希塞尔的感情，则与我所想的不完全一样。果然不久阿尔贝蒂娜拿出她收到的希塞尔的来信，大家便有了这位女大学生的消息。此信是希塞尔专门写来，要将她旅途和抵达的消息告知这一小帮子人，同时也请大家原谅她的怠惰，尚未给其他人写信。安德烈说：

“我明天就给她写信。如果等她先来信，可能要等很久，她那么粗心大意。”

本来我以为她与希塞尔龃龉得要死，听到她道出这番话来，我真是大为惊异。

安德烈朝我转过身来，补充了一句：“显然你大概不觉得她如何出类拔萃，可她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姑娘，我对她非常有感情。”

我由此得出结论，安德烈与人龃龉时间不长。

除了这些下雨的日子，我们应该骑自行车到悬崖上去或到乡间去的时候，提前一个小时，我就要极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如果弗朗索瓦丝没有将我的衣物准备好，我就要叽哩咕噜地埋怨。弗朗索瓦丝受到夸奖，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时候，她是谦恭，谦虚而又可爱的。但是，哪怕你挑出她一点点错，即使在巴黎，她也要骄傲而气恼地挺起腰板——年迈已开始使她弯腰驼背了。这自尊心是她生活中最大的发条，她满意和快乐的情绪与要她做的事的难度成正比。她在巴尔贝克要做的，都是那样轻而易举的事，以致她几乎总是现出不快的神情。我要去会我的女友，抱怨我的帽子没有刷，或者我的领带没有整理停当时，她那不快的神情会突然增加一百倍，还要加上冷嘲热讽的表情。本来她能做到千辛万苦而并不因此就觉得自己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可现在，只要指出一件上装不在应在的地方，她就不仅要自吹一通她是怎样精心将这件上装“收藏起来，而不是叫它在外面落灰尘”，而且还要对自己的活计照理夸奖一遍，抱怨她在巴尔贝克可不是度假，在这里就找不着第二个人过她这样的日子。

“我真不明白怎么能叫自己的东西这么乱，你去瞧瞧，是不是换个别人，在这乱七八糟之中就能找出个头绪来。就连魔鬼自己恐怕也要晕头转向。”

要么她就摆出女王的面孔，火冒三丈地瞪着我，一言不发。可是一关上房门，进了走廊，她的沉默就立即打破了。于是话语响彻走廊，我猜想那是骂人的话，可是又跟剧中人上场以前在边幕上道出的头几句台词一样，叫人听不清楚。何况我这样穿衣打扮准备与女友们外出，即使什么也不缺，弗朗索瓦丝情绪也很好的话，她也要表现出叫人无法忍受的样子。在我感到有一种需要，要对人谈谈这些少女的时候，我在她面前曾就这些女孩说过一些开玩笑的话。现在，她利用这些笑谈，摆出向我透露什么的样子。其实，如果是真的，我肯定比她知道得更清楚。可她说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像所有的人一样，她有自己的性情。在人身上，这种性情永远不会与一条笔直的道路相似，而是以其莫名其妙而又不可避免的弯弯曲曲令人惊异。别人发现不了这些弯路，我们要从这些弯路走过，很困难。每次我走到“帽子不在原处”，“安德烈或阿尔贝蒂娜的名字”这个点的时候，弗朗索瓦丝就要强迫我走上弯弯曲曲、莫名其妙的小路，使我迟迟动不了身。我吩咐给我准备夹chester1和生菜的三明治和买点心时，也是这样。这是准备到了吃茶点的时候，我和这些少女们在悬崖上吃的。可是弗朗索瓦丝宣称，她们如果不是这么看重物质利害的话，本可以轮流出钱买嘛！外地的贪婪和庸俗这整个返祖现象倒来救了弗朗索瓦丝。在她看来，简直可以说，死去的欧拉莉那分裂的灵魂在我的女友这一小帮子人那迷人的躯体上找到了比在圣埃罗瓦身上更优美的化身2。听到这些谴责，我真是火冒三丈，感到撞到了这种地方，从这里开始，这乡间熟悉的小路竟变成无法通行的死胡同。幸亏时间不太长。这乡间熟悉的小路，便是弗朗索瓦丝的性情。后来，上装找到了，三明治准备好了，我便去找阿尔贝蒂娜，安德烈，罗斯蒙德，有时还有别人。于是，我们动身，步行或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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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文：柴郡乳酪。

2见《贡布雷》，女圣徒欧拉莉在勃艮第变成了圣埃罗瓦。

如果是从前，也许我更喜欢天气不好时这样去散心。那时，我极力在巴尔贝克重新找到“西梅利安人的故乡”，风和日丽的天气在那时大概是不存在的，美好的时光便是洗海水浴的人在普普通通的夏天这个为云雾笼罩的古老地区。现在，我从前鄙视的、视野中避开的一切，不仅是阳光的变幻，甚至还有竞渡、赛马，我都狂热地追求了。与我过去只希望看见风暴席卷的大海原因是一样的，这些都与美学观念相关。这是因为，我和女友们有时去拜访埃尔斯蒂尔。少女们在场的时候，他更喜欢拿出来给大家看的，是根据驾驶快艇的俏丽女郎画的几幅速写或取材于巴尔贝克附近一个跑马场的一幅草图。我首先腼腆地向埃尔斯蒂尔承认，说我从前不愿意参加那种地方的集会。

“你错了，”他对我说，“是那么美，又那么奇！首先，那个特别人物，骑手，多少人的目光定睛望着他！他穿着鲜艳夺目的绸上衣，在遛马场前，神情抑郁，面色发灰，与他紧紧牵住的旋转跳跃的马化成了一体。分析出他那职业性的动作，显示出他构成的闪闪发光的一个亮点，该是多么有趣！在赛马场上，马衣也形成闪闪发光的一个亮点！在赛马场这个光芒四射的广阔天地上，各种事物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阴影，反光，这么多，光看见这个，简直叫人惊异！女人在赛马场上可以显得多么美！尤其是首场式，真叫人心花怒放！在那种类似荷兰有些湿气的光线里，感觉到海水那刺骨的寒气在阳光里上升，这里还有衣着极为华丽的女子。这样的光线大概来自海滨的湿气。我从来没见过在这样的阳光中，坐马车前来或将望远镜按在眼睛上的女子。啊！我是多么希望将这阳光表现出来呀！我看赛马归来，就像发了疯一样，有那样强烈的工作欲望！”

然后他对游艇盛会发出赞美，比对赛马更有甚之。于是我明白了，盛装女子沐浴在海滨赛马场那海蓝色的阳光之中的竞渡，体育比赛，对一个当代艺术家来说，可以是与委罗内塞或卡帕契奥这样的画家那么喜欢描绘的节日同样有趣的题材。

“他们作画的城市，”埃尔斯蒂尔对我说，“这些节日有一部份具有航海性质，所以你的比喻就更准确了。只是那个时代登船的美经常存在于其沉重、复杂之中。有水上比武，和此地一样，一般这是为招待某使节举行的，与卡帕契奥在《女圣徒厄休尔的传说》中所表现的相仿1。船体庞大，造得如同建筑物一般，似乎可以水陆两用，有如威尼斯城中小小的威尼斯城。借助于铺着深红色锦缎和波斯地毯的可移动船桥，船只停泊了。就在镶嵌着各色大理石的阳台旁，载上身着樱桃红织锦或绿色花缎的妇女。阳台上方，别的妇女身着黑袖白衩、缀着珍珠或镶着镂空花边的长袍，探身观望。人们再也不知道陆地在哪里终止，大海从哪里开始，什么是宫殿或船只，小帆船，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和彩船2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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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九幅油画组成的画卷，第一幅《女圣徒厄休尔来到科隆》完成于1490年，五、六年之后完成全部，其中有《外交使节》及《情侣话别》等场景。此画卷自1812年起属于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普氏1900年威尼斯之行时欣赏过这些油画。

2古代威尼斯大公在耶稣升天节这天所乘的船只。

对埃尔斯蒂尔为我们描述的这些服饰细节，这些奢华的形象，阿尔贝蒂娜聚精会神、十分起劲地听着。

“啊，我真想看看你说的那镂空花边，威尼斯花边，太漂亮了！”她大叫起来，“我真想去威尼斯！”

“说不定你不久就可以欣赏到从前那里人们穿在身上的妙不可言的衣料了，”埃尔斯蒂尔对她说，“现在只能从威尼斯画派画家的画幅上见到这些，或者难得在教堂的珍藏中得以一见，有时甚至会有一种衣料拿出来销售。不过，据说有一位威尼斯艺术家，叫福迪尼1的，他找到了织这些衣料的窍门。再过几年，妇女们就可以身着锦缎出来散步，尤其是身着锦缎待在家中了，与威尼斯为其贵族妇女设计的用东方图案装饰的锦缎一样精美华丽。不知道我会不会喜欢这个，对于今日之妇女，这种服装是不是太不符合时代，哪怕是为竞渡招徕看客。咱们那些现代化的游船，可与往昔那‘亚得里亚海的女王’威尼斯的时代完全相反。一艘游艇，游艇的内部陈设，艇上人的衣着打扮，最动人的地方便是其海上物品的简易、朴素，我是多么爱大海！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比起委罗内塞，甚至卡帕契奥时代的服装式样来，我更喜欢如今的式样。咱们那游艇美的地方，就在于一色，简单，明亮，漆成灰色，阴天时，显得蓝莹莹的，奶油一般线条模糊。——尤其是在中型游艇里，我不喜欢庞然大物般的游艇，船味十足。这就跟帽子一样，得有个尺寸。人活动的舱室必须像个小咖啡馆模样。一艘游船上妇女的打扮，也是一样。最优美动人的，是轻松、雪白和一色的打扮，帆布，上等细麻布，北京棉布，人字斜纹布，在阳光下，在碧蓝的大海上，变得跟白帆一样雪白耀眼。话又说回来，会穿衣服的妇女很少，可有的人真是妙不可言。在赛马场上，莱娅小姐戴一顶小白帽，打一把小小的白阳伞，真是迷人！为了得到这把小阳伞，多少钱我都愿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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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福迪尼全名为玛丽亚·福迪尼·德·玛德拉佐（1871—1949），为西班牙画家玛丽亚·福迪尼之子。普氏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经常提到他。福迪尼在威尼斯自己的寓所中，数年潜心研究，力图复活威尼斯历史上最美的服饰。前文谈到的卡帕契奥的画《女圣徒厄休尔的传说》亦为他的样本之一。在妻子亨利埃特的帮助下，他设计出不少服装，也创作了一些画，制造出了壁毯，帷幔，首饰等等。普氏对他极为佩服。

这把小阳伞与其它阳伞究竟有何不同，我多么想知道！阿尔贝蒂娜比我更想知道，但那是出于别的原由，是女人爱俏。正象弗朗索瓦丝谈到蛋奶酥时说“这是耍魔术”一样，原来那差别就是剪裁不同。

“小极了，圆极了，像一把中国阳伞！”埃尔斯蒂尔说。

我提到某些妇女的阳伞，埃尔斯蒂尔都说完全不是那样，他觉得我说的那些阳伞都其丑无比。他是一个鉴赏能力高雅而又挑剔的人。四分之三女性打的阳伞，他都觉得难看得吓死人。这些人的阳伞与叫他着迷的一个小巧玲珑的玩艺儿之间小小不然的差别，他就能将这个说成了不得。在我看来，一切奢华都会使人思想贫乏。他与我相反，大肆鼓吹他那种“极力画出与这一样美的东西”的绘画欲望。

“你们看，这个小姑娘已经明白那帽子和阳伞是什么样的了，”埃尔斯蒂尔指着阿尔贝蒂娜对我说。阿尔贝蒂娜的双眼闪烁着觊觎的光芒。

“我多么希望发财，好买一艘游艇啊！”她对画家说，“内部装修，我一定向你请教。我要作多么美好的海上游！去看看考斯1的竞渡该多美！有一辆汽车怎么样？女子汽车服装式样，你觉得漂亮吗？”

“不漂亮，”埃尔斯蒂尔回答说，“不过，将来会漂亮的。再说，时装大师很少，也就一、两个：加洛2，虽然花边用得有些太多；杜塞3，谢吕伊4，有时还有巴甘5。其余的全都吓死人。”

“如此说来，着卡洛店的服装与着普普通通的裁缝做的衣裳，差别很大喽？”我问阿尔贝蒂娜。

“当然大极了，我的小傻瓜！”她回答我说，“噢，对不起。只是，唉！别处三百法郎的东西在他们那就要两千法郎。但是确实不一样，对于完全外行的人来说，看上去好象差不多。”

“完全正确，”埃尔斯蒂尔答道，他倒没有说，那差异之大，就和兰斯大教堂的一尊雕象与圣奥占斯丁教堂的一尊雕象6之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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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斯是英国怀特岛上一海港，以海水浴场及竞渡而著名。

2加洛姊妹自1895年起在泰布街24号开设服装店，确实设计出带花边的紧腰女用衫。

3杜塞父子服装店设在和平大街17号（1853—1928，也有说是21号的），专营衬衣，高级素色手帕，绣的数字及家徽等。其设计构图简洁，多用黑色。埃尔斯蒂尔对高雅而简洁的美极为爱好。

4谢吕伊于1902年在旺多姆广场2号开业（有说是21号的），直至1915年的旧金山博览会时仍然代表巴黎时装。

5巴甘夫人于1891年（又一说是1880年左右）开店，店址在旺多姆广场。1900年左右迁至和平大街3号。顾客中有西班牙、比利时、葡萄牙王后，也有半上流社会的妇女。她的专长是缎子与丝绒并用的舞会服装。

6巴黎圣奥古斯丁教堂建于1860—1871年，建筑师为巴达尔，其风格吸取意大利文艺复兴及拜占庭艺术之长。教堂前有保尔·杜布瓦作圣女贞德雕像，乃为兰斯贞德像之仿制品。

“对，说到大教堂嘛，”他专门对着我说，因为我们有一次聊天谈到这个问题。那些姑娘们没有参加那次谈话，再说，那也绝不会使她们感兴趣。“那天我对你谈到巴尔贝克教堂就象一座高大的悬崖，是当地的石头垒起的大悬崖。可是，相反，”他指着一幅小彩画对我说，“你看这些悬崖（这是一幅草图，取景于克勒尼埃1，距这里很近），你看这些切割得有力而又十分高雅的山岩，又多么会叫人想到一座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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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勒尼埃确实位于特鲁维尔附近。普氏1905年7月14日致露意莎·德·莫尔南的信中曾谈到这个地方。

果然，简直可以说那是高大的玫瑰色拱墙。但是，这是酷热的一日画的，那山岩似乎碎成了齑粉，炎热似乎使山岩蒸发了。炎热吞饮了一半大海，在整个画布的大小上，几乎化成了气体状态。在这阳光似乎已将现实世界摧毁的日子里，现实世界则集中在几个色彩阴暗而又透明的人身上。由于对比鲜明，这些人使你对生命产生更动人心弦、更接近的印象：那是一些影子。大部份渴求凉爽，逃离了火热的海面，躲在山岩脚下，避开阳光。有些人象海豚一样在水上慢悠悠地游着，紧贴着漫游的船舷。在白花花的水面上，人以其油亮而发蓝的身躯使船体显得更高大。说不定正是这些泳者透露出的渴望凉爽的情形，最使人产生这一天那种炎热的感觉。正是这一点叫我发出感叹，我没有见识过克勒尼埃，多么遗憾！

阿尔贝蒂娜和安德烈打保票说，我肯定去过一百次了。如此说来，有一天看到克勒尼埃就会不知不觉地、意料不到地给我以这种对美的渴求了，虽然并不正好是迄今为止我在巴尔贝克的悬崖中寻求的自然美，更确切地说是建筑美。尤其是我，出门去为的是看暴风雨的王国，在我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起出去散步过程中，我们经常只是远远地从树木的空隙中依稀望见大海。我从来不觉得大海真实，流淌，有生命力，使人足以感到它能掀起万顷波涛。我可能只喜欢看到在冬日裹尸布包裹下一动不动的大洋。我真不大能相信，现在我梦寐以求的，竟是失去了其坚固性与色彩的、只不过成了一团白雾的大海！但是，埃尔斯蒂尔，正像那些在因炎热而变得麻木迟钝的船中堕入遐想的人一样，对这样的大海的魅力，已经深得个中三昧，已经善于将海水那觉察不到的涌动，欢乐的一分钟那脉搏的跳动报道出来，固定在画布上了。人们看到这具有魔力的肖像时，只会想到要走遍世界，去寻回那逝去的时日，寻回它那转瞬即逝的沉睡的美。

对埃尔斯蒂尔进行这些访问之前，看到他那幅海景之前，面对着大海，我总是极力从视野中排除前景中的泳人，张着帆的游艇——那帆颜色太白，好似海滩礼服——即排除一切妨碍我说服自己我是在凝望着自古不变的水流的东西。早在人类出现以前，这水流就已经宣泄着它那神秘的生命了。眼前的这幅海景上，一位少妇身着巴莱日纱1或细麻布的长裙，站在一艘挂着美国国旗的游艇上。她将一条细白麻布长裙和一面国旗这“双重”教权注入我的想象之中。我的想象力立刻酝酿起一个贪得无厌的欲望，要立刻在大海附近看见白细麻布长裙和国旗。风和日丽的日子仿佛给这雾气与暴风雨笼罩的海岸裹上了包罗万象的夏季那平平常常的景观，标志着一个时间的简单休止，相当人们在音乐中称的休止符。现在，在我看来坏天气则成了某种悲惨的变故，坏天气在美的世界里再也找不到位置了：我热切地希望到现实中去找到使我那样激动的事物，我希望天气晴朗，以便能从悬崖顶上看到与埃尔斯蒂尔的画中同样的蓝色的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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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莱日纱纬纱为毛，经纱为棉或丝，产于比利牛斯山区中一小村。此小村村名为巴莱日，此种轻而薄的衣料由此得名。

从前我设想大自然的生命早于人类的出现，而且与令人厌烦的各种工业的完善设备相抵触。这些工业设备直到今日还叫我一参观万国博览会或进女帽商店就要打哈欠。那时我看大海，只是极力观看没有汽船的地段，以便在头脑中保持千古不变的大海的形象，与大海与陆地分离的年代同时，至少也与希腊最初存在的几个世纪同时。这样我便可以反复吟咏布洛克喜爱的“勒贡特老爹”的诗句，并视为永恒真理：

他们出发了，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之王，

将英雄赫楞手下的长发勇士，

带往惊涛骇浪的大海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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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诗句源于勒贡特·德·利尔的悲剧《复仇三女神》。

埃尔斯蒂尔对我说过，制帽女工以美妙的动作对已经完工的帽子进行最后的修饰，对蝴蝶结或羽毛再至关重要地抚弄一下，这种动作使他很感兴趣，想在绘画上表现出来，就与表现骑手的动作一样（这叫阿尔贝蒂娜心花怒放）。既然如此，我再也不能看不起制帽女工了。但是，制帽女工，要等我返回巴黎才会见到。赛马和竞渡，则要待我重返巴尔贝克才会见到。直到明年以前，在巴尔贝克已经不再举行赛马和竞渡。就连载着身穿白麻细布衣裙妇女远去的游艇也已经无处寻觅了。

我们常常遇到布洛克的姐妹。自从我在她们父亲家里用过晚餐，见了她们就不得不打招呼。我的女友们不认识她们。

“家里不许我和以色列人玩，”阿尔贝蒂娜常说。

她将“以色列”说成“以射列”，这种读音方法，即使你没听见这句话的开头，也足以告诉你，这些信仰虔诚的布尔乔亚家庭小姐对于上帝的选民并不怀有好感，说不定她们还会轻易相信犹太人将信仰基督的小孩宰杀之类的话。

“何况你的那些女友举止很不像样，”安德烈对我说，微微一笑，表明她很清楚地知道那些人并非我的女友。

“所有与这个部落相关的事都是如此，”阿尔贝蒂娜回答道，用的是经验丰富的人那种格言警句式的口气。

说老实话，布洛克的姐妹，既穿得太多又半裸身体，无精打采，胆大包天，又摆阔，又邋遢，不会叫人产生良好印象。她们有一个表妹，只有十五岁，她对莱亚小姐之倾倒令整个游艺场产生反感。老布洛克先生对莱亚小姐的艺术才能极为赏识，但是他对男性演员的艺术才能却缺乏判断能力。

有的日子，我们到附近的一个农庄餐馆去吃茶点。这里的农庄叫什么埃戈尔·玛丽－泰蕾斯，爱尔朗十字架，琐事，加利福尼亚，玛丽－安托瓦内特等等。这一小帮子选择的常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农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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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尔朗十字架田庄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田庄位于卡布尔与特鲁维尔之间。

有时我们不到哪个农庄去，而是一直攀登到悬崖之巅。一到，坐在野草上，就将带来的三明治、糕点包打开。我的女友们更喜欢吃三明治，见我只吃一块用糖装饰成峨特体的巧克力点心或一块杏子排，都惊讶不已。这是因为，面对加了chester和生菜叶子的三明治这种崭新而无知的食品，我无话可说。而点心受过教育，水果排又絮絮叨叨。点心里有奶油的平淡，水果排里有水果的鲜味，它们对贡布雷、希尔贝特（不仅是贡布雷的希尔贝特，而且是巴黎的希尔贝特。她吃茶点时，我又寻回了贡布雷和在贡布雷的希尔贝特）所知甚多，使我忆起上面有《一千零一夜》故事的那些盛小炉点心的盘子1。弗朗索瓦丝一天又一天地今天将《阿拉丁和神灯》，明天将《阿里巴巴》，《睁眼睡觉的人》和《辛伯达携带全部宝物登上巴索拉船》2送给姨母莱奥妮时，这些故事的“臣民”们真叫我的姨母开心透了。我真希望再见见这些碟子，可是外祖母不知道这些碟子后来命运如何了，而且她认为那不过是当地买的十分俗气的碟子罢了。这都无关紧要，反正在那香槟省灰濛濛的贡布雷，碟子上的商标依然镶嵌着五光十色的图案，正如黑呼呼的教堂内宝石闪动的彩绘玻璃，正如我的房间里黄昏时节那走马灯上映出的影像，正如在车站和省属铁路的风景照前的印度金钮扣和波斯丁香，正如在那外省老太太的阴暗住宅中我姨母那一套中国古瓷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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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奥妮姨母的盘子每一打一套故事。

2这些均为《一千零一夜》中的名篇。

我躺在悬崖上，眼前只见一片片草地。草地上方，并不是基督教理论的七重天，而只有两重：一重较深——大海，高处的一重较浅。如果我带去了一件什么小玩艺儿，能讨得女友中这一位或那一位的欢喜，她们会那样骤然喜形于色，一瞬间她们那透明的脸庞便变得火红。她们的嘴压抑不住那欢喜，一定要让那欢喜表现出来，于是便开口大笑。我们品味着这种喜悦。她们聚集在我的周围，彼此的面庞相距不远。将一个个面庞分开的空气勾画出碧蓝的小径，有如园丁希望留些空隙，以便自己能够来回走动而在玫瑰丛中辟出的小径。

带来的食物吃光了，我们就作游戏。直到那时为止，我一直觉得这些游戏枯燥无味，有时甚至与“宝塔站岗”或“看谁先笑”一样幼稚可笑。但是，那个时刻，就是给我一个帝国，我也不会放弃这些游戏。这几位少女的面庞仍然洋溢着青春初绽的光彩，我的年龄则已经超出这个。这光彩在她们面前照亮了一切，恰似某些早期宗教画家那酣畅的画面，金色的背景上最无关紧要的细节也从她们的生命中突出起来。对这些少女中的大部份人来说，她们的面庞本身与黎明时那虚无缥缈的红霞混成一体，真正的个性尚未迸发出来。人们见到的，只是艳丽的色彩，在这色彩之下，还无法分辨出来几年之后的轮廓会是什么样。今日的轮廓中还没有任何成份可算是最后定型，只能算作与家庭中某一位己逝的成员暂时有些相像罢了，造物主已向这位去世的成员尽了此种纪念性的礼节。身体已经固定不变，再没有什么指望了，再不会向你许诺什么令你喜出望外之处。不久就会看到尚未显老的面庞四周头发脱落或者变白，就像在盛夏时节的大树上看到已枯的树叶一样，已经毫无希望。这样的时刻会来得那样飞快，这万道霞光的清晨是这样短促，以致有人竟走到只爱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地步。这些少女的身体，象一块宝贵的面团，尚在发育。她们只不过是一撮可塑物质，左右她们的转瞬即逝的印痕随时都在塑造着她们。简直可以说，她们每个人都是直率、完整而又转瞬即逝的表情相继塑造而成的快活、少年老成、撒娇、惊讶的小观音。一个少女对我们流露出的热情关切，这种可塑性会赋予它极度的丰富多采和极大的魅力。当然，这种热情关切对一位妇女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讨她喜欢的妇女，或者不让我们看出我们讨她喜欢的妇女，在我们眼中，总有某种令人厌倦的千篇一律之处。

这种关切本身，从一定年龄开始，在因生存竞争而变得线条生硬、变成永远有武士气概或出神入化一般的面孔上，再也不会带来柔和的变化。有的面孔，由于乖乖服从丈夫这种力量的反复作用，似乎已经不是女人的面孔，而是士兵的面孔了。另一张面孔，受到母亲每日心甘情愿为子女作出牺牲的雕凿，成了使徒的面孔。又有一张面孔，经过多年的逆境和风暴成了一只老海狼的面孔，只有身上穿的衣裳能揭示她的性别。当然，我们爱这个女子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一个女子的关切尚能在我们在她身边度过的时光上撒播上新的魅力。但是对我们而言，她不会是相继变化前后不同的女子。她的快活对一张不变的面孔而言，乃是外来之物。而少年时代则在完全固体化之先，因此，人们在少女身旁有一种清新感。观看不断变化的形状，不断形成不稳定的对比，就给人以清新感，使人想到大自然中各主要元素永不间断的重新创造。人们面对大海凝望不止的，正是这种永不间断的重新创造。

我为这些女友的“环坐猜物集体游戏”或“猜谜语”所牺牲的，还不仅仅是一次白日交际聚会，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一次散步之类。有好几次，罗贝尔·德·圣卢叫人告诉我，既然我不到东锡埃尔去看他，他可以请二十四小时的假，到巴尔贝克来看我。每次我都写信给他，叫他千万不要这样做，我的借口是我那天正好不在，我要同外祖母到附近什么地方去走亲戚。他从自己的姑祖母那里得知这是我的什么亲戚，扮演我外祖母角色的到底是何人时，肯定对我看法不好。不过，我不仅牺牲了交际活动的快乐，而且也牺牲了友情的欢乐，去选择终日在花园中徜徉的快乐，大概没有错。有这种可能性的人——他们都是艺术家，这倒是真的，而我早就确信自己永远也成不了艺术家了——也有义务为自己生活。友情对你们来说，是对这种义务的支出，是放弃自我。就连作为友谊表现形式的交谈本身，也是非常肤浅的胡言乱语，令我们一无所获。我们可以闲聊上一辈子，什么也不用说，只要无限重复一分钟的空虚即可，在艺术创作的单独工作中思想则是向纵深前进的，唯有这个方向对我们没有封闭，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前进。越来越困难，这是真的，但是可以得到真正的成果。而友谊不仅像谈话一样毫无成效，而且有害。我们当中，成长规律纯属内在的人，他们在自己朋友身旁，停留在自己的表面，而不是向纵深方向继续进行自己发现新大陆的航行，就不会不感到烦闷。这种烦闷的印象，在我们恢复独处时，友好的情谊又劝说我们要加以纠正，劝我们激动地回忆起我们的朋友对我们说了什么话，将这些话当成是宝贵的收获。而我们与可以从外部添加石头的建筑不一样，倒与以自己的汁液滋养下一节枝干和最上层花朵的大树十分相象。我庆幸自己得到象圣卢这样善良、聪颖、人人愿意与之交往的人的喜爱和欣赏，我不是叫自己的智慧去适应自己纷乱的印象——理清这些纷乱的印象，本是我的义务——而是去适应朋友的话语。我自己再次重复这些话（我叫活在我们身上、却与自我不是一个人的那个人给我重复这些话，人总是很高兴把思考的重担卸给他人），极力找到这位朋友的美。这种美与我真正孤独一人时所求索的美完全不同，但是这种美赋予罗贝尔、我自己、我的生命以更大的价值。我这么做的时候，是在自己骗自己，是中断了成长的过程。如果沿着原来的方向发展下去，我确实可以真正地成长起来，得到幸福。在这样的朋友为我造成的生活里，我显出娇滴滴地避开了孤独、高尚地希望为他牺牲自己的模样，实际上却意识不到自己的使命了。

相反，在这些少女身旁，虽然我品尝的快乐是自私的，但是至少它不以谎言为基础。谎言极力要我们相信，我们并不是不可救药地孤独，谎言不许我们承认：我们交谈的时候，谈话的不是我们自己，那时候我们是依照别人的模样塑造自己，而不是塑造一个与他人不同的自我。

这一小群少女与我交换的话语没有什么趣味，话也很少，从我这方面又被长时间的沉默所打断。这并不妨碍她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怀着同样快乐的心情倾听她们讲话，正如我无比快乐地凝望她们，从她们每个人的声音发现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一样。我怀着极大的乐趣听着她们叽叽喳喳。钟情能帮助人分辨、区别。在一片树林里，鸟类爱好者立刻分辨得出每一种鸟特有的啼啭，一个平常人则混淆不清。喜爱少女者知道人的嗓音比那还要变化多端。每一种嗓音拥有的音符，都比表现力最丰富的乐器还多。每种嗓音对这些音符的组合方式又和人的个性变化无穷一样无穷无尽。与其中一位女友谈天时，我发现，表现她的个性而独有的那幅原画，既通过她嗓音的抑扬顿挫也通过她面部表情的变化，在我面前巧妙地勾画出来，暴虐地强加于我。我发现这是两出戏，每一出在自己的范畴内，表现同一奇异的现实。

肯定，嗓音的曲线与面部的线条一样，尚未最后固定。嗓音还要变，面庞也要变。正如婴儿有一种唾液腺，分泌的液体帮助他们消化牛奶，而长成大人以后这个唾液腺就再也不存在了一样，在这些少女的吱吱喳喳鸣叫声中，也有长成成年妇女以后就再也没有了的音符。这些少女用双唇，怀着贝里尼1音乐小天使2的认真和热情弹奏着这件更为丰富多彩的乐器，这种认真与热情也是青春特有的采地。这热情自信的音色赋予最简单的事情以动人的魅力。无论是阿尔贝蒂娜以权威的口气道出一些俏皮话，还是安德烈谈起她们学校的作业，都是如此。阿尔贝蒂娜说话时，年纪最小的少女无比钦佩地听着，直到最后就像要打喷嚏怎么也忍不住一样狂笑起来；安德烈谈起她们学校的作业，比她们所作的游戏更孩子气，是稚气十足的一本正经。在古代，诗歌与音乐分别还不大时，是以不同的声调来吟诵诗篇的。她们的话语铿锵有声，有如古代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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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指让蒂·贝里尼（1429—1507）。

2此处普氏指的是威尼斯圣玛丽亚教堂中围绕在圣母及圣婴身旁的那些音乐小天使。

尽管如此，这些少女的嗓音已经明确表现出这些小小的人儿每个人对生活的主见。这些主见是那样具有个人色彩，我们如果说这个“她把什么都当玩笑”，说那个“她从肯定到肯定”，说第三个人“她总是停在充满期待的犹豫之中”，都是用词太泛。以后，这些少女会失去这种嗓音。我们面孔上的线条差不多只是由于习惯而形成的、最后不再变化的动作而已。造物主，如同庞培的灾难，仙女变形一般，将我们固定在习惯性的动作上。同样，我们语调的抑扬顿挫包含着我们的人生哲学，是人对事物随时之思考。

当然，这些线条不仅仅属于这些少女。这些线条是他们父母的。个性沉浸在比本人更普遍的事物之中。在这一点上，父母所提供的，不仅是面部线条和嗓音特点这些习惯性动作，还有某些谈话姿态，某些惯用语句。这些东西几乎与声调一样自己意识不到，几乎与声调一样深刻，也和声调一样，标志着对生活的一种观点。对这些少女来说，在她们达到某种年龄以前，有些词语，她们的父母还没有交给她们，这是真的。一般来说，要待到她们长成成年妇女之后，才会完全交给她们。那些词语现在还储存着。例如，如果谈到埃尔斯蒂尔一位朋友的画，长发还披在身后的安德烈，就还不能使用她母亲和她已成婚的姐姐常用的那种语汇：“那个男子似乎很迷人。”但是，待到准许去王宫时，这样的时刻就到来了。阿尔贝蒂娜自从第一次领圣体以来，已经像她姑母的一位女友那样常常说“我会觉得那相当可怕”这句话了。人们还送给她一个习惯，那就是将别人对她说的话再重复一遍，以便显出很感兴趣并且极力形成有个人特色的看法的模样。如果有人说某一画家的画很好，或者他的房子很漂亮，她就要说：

“啊？！他的画好？啊？！他的房子漂亮？”

总而言之，她们出生的省份所强加给她们的有滋有味的原料要比家庭遗产更普遍。她们的嗓音就从出生的外省得来，她们的声调紧紧咬住这乡音。安德烈干巴巴地拨动一个低音音符时，只能使她那发声乐器的短粗弦发出一个带唱腔的音，与她那南方式的五官端正非常和谐。罗斯蒙德呢，她那面孔和嗓音的北方原料与永不休止的顽皮话相呼应，不论她带着自己那个省的口音说什么，都是如此。我发现，这个省份与决定抑扬顿挫的少女气质之间，进行着美妙的对话。是对话，而不是不和。没有任何不和可以将少女与她的故乡分离开来。她依然是它。此外，地方原料对于使用这些材料的天才所产生的反作用，赋予天才更大的活力。对于建筑师的作品也好，精致木器细木工的作品也好，抑或音乐家的作品也好，这种反作用都不会使他们的作品个人味道减少，反映艺术家个性最微妙的特点也不会不细致，因为艺术家不得不在桑利的粗沙岩或斯特拉斯堡的紫砂上创作。他依从了白蜡树上特有的木节，他在写作中考虑到音响的来源及限制，考虑到笛子或中提琴（或女中音）的可能性。

我意识到这一切，我们的交谈却那样少！我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或圣卢在一起的时候，我会通过话语表示快乐，比我更正感受的快乐多得多。我离开他们时，总是身心疲惫。相反，静卧在这些少女当中，我丰富的感受无限地超越我们贫乏而稀少的话语，淹没了我不动的身姿和沉默，溢成幸福的河流。潺潺流水奔过来，消逝在这些初放的玫瑰花脚下。

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终日在花园或果园中休息，一股花香或果香对于他那悠闲怠惰生活赖以组成的千万琐事来说，绝不及我的目光在这些少女身上寻找的色与香对我感染之深，她们的甜美最后与我融成一体。葡萄就是这样在阳光下积聚起自己体内的糖分。这些如此简单的游戏，慢慢地继续着，给我的内心带来了轻松，幸福的微笑，隐隐约约的头晕目眩，一直叫我闭上了眼睛，正如那些无所事事，终日躺在海边，吸着盐风，晒黑皮肤的人一样。

偶尔，哪一位少女热心的关怀会在我心上唤起激烈的震颤，在一段时间内移开了对其他人的向往。有一天就是这样：阿尔贝蒂娜说：“谁有一支铅笔？”安德烈给了她铅笔，罗斯蒙德给她纸。阿尔贝蒂娜对她们说：“各位女士，正在书写，严禁观看。”她把纸贴在膝盖上，专心致志地将每个字母工工整整画出来，然后把纸递给我，对我说：“注意，别叫别人看见！”我将纸条打开，看到她给我写的是这么几个字：“我很喜欢你。”

“咱们别写蠢话了，”她向安德烈和罗斯蒙德转过身去，高声叫道，口气激烈而又庄重，“今天早晨我收到希塞尔给我写的信，我得给你们看看。我真是疯了，这信就在我口袋里，对我们会大有用处！”

希塞尔认为应该将她为得到中学毕业证书所写的作文给她的女友寄来，以便她读给其他女友听听。有两个题目供希塞尔任选，在难度上更超过了阿尔贝蒂娜对出题难的担心。一个题目是：索福克勒斯从冥府致函拉辛，以安慰《阿达莉》上演失败；另一个题目是：《爱丝苔尔》首演之后，塞维妮夫人致函拉法耶特夫人，向她表达为她不在场而深感遗憾的心情。请拟信稿。这两个题目里，第一个最难。希塞尔卖劲得很，大概感动了考官。她选了第一个题目，阐述得非常精采，结果得了十四分1，评分委员会并向她祝贺。若不是她西班牙文考试“考砸了”，说不定她能得到“优秀奖”呢！阿尔贝蒂娜立刻给我们读了希塞尔寄给她的作文考卷，因为阿尔贝蒂娜也要参加同样的考试，她很希望听听安德烈的意见。安德烈在这方面比她们所有的人都厉害，可以给她出些好主意。

“她真够走运的，”阿尔贝蒂娜道，“这正是她的法文老师叫她在这做过的一个题目！”

希塞尔写的索福克勒斯致拉辛函，是这样开头的：

亲爱的朋友，

至今无缘与您相识，冒昧致函，乞谅。新作《阿达莉》岂不表示您对拙作已进行过充分研究？您不仅通过悲剧中主角或主要人物之口道出诗句，且为合唱队写出了精彩诗句。请允许我毫不阿谀奉承地告知于您，据说在希腊悲剧中这合唱队尚可应付，但在法国，此乃地地道道之创举。何况您的天才如此精雕细刻，如此敏税，如此迷人，如此细腻，如此高尚，已达炉火纯青地步，本人向您致贺。阿达莉，若阿德等人物，您之对手高乃依均无法超出其右。性格粗犷，情节简单、有力。此悲剧并不以情爱为机关，我向您致以真诚赞美。

最有名的格言亦非永远最正确。我向您引证的例子便是；

对这一激情动人的描绘，

是打动人心的最可靠之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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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国以二十分为满分。

2布瓦洛：《诗艺》，第三章。

您表明您的合唱队所洋溢的宗教情感并非无法打动人心。广大观众会晕头转向，真正的行家则会给您以公正评价。

谨致衷心祝贺并致崇高敬意。

阿尔贝蒂娜朗读过程中，双眸不断闪动，熠熠生辉：“真要叫人相信，她这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念完以后，她大叫起来，“我从不相信希塞尔能下出这样的蛋来！还有她引的诗句！她是到什么地方去偷来的呢？”

接着，阿尔贝蒂娜钦佩的对象换了，这是真的，但是她的佩服之情有增无减。在安德烈谈话整个过程中，她眼睛一直瞪得大大的，赞佩之情不停地叫她“眼睛瞪得要掉下来”。安德烈年龄最长，本事也最大，别人要听听她的意见。她首先带着某种讽刺口吻谈到希塞尔的作业，继之，又用难以掩饰真正严肃的轻佻表情，以自已的方式重写了那封信。

“还算是不错，”她对阿尔贝蒂娜说，“不过，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人家给我也出这个题目——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经常出这道题——我就不这么做。我怎么做呢？首先，如果我是希塞尔，我可不那么一下子就冲动起来，我首先在另外一张纸上列出我的提纲。第一行，提出问题，展开主题；然后，要放在发挥部份的大概意思；最后，评价，文体，结论。这样，从要目一看，就知道思路如何。蒂蒂娜1，主题刚一展开，或者你更喜欢，既然这是一封信，可以说一入题，希塞尔就干了蠢事。索福克勒斯给一个十七世纪的人写信，他不应该写：‘亲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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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尔贝蒂娜的爱称。

“确实，她本应该叫索福克勒斯说：‘亲爱的拉辛’，”阿尔贝蒂娜充满激情地大叫起来，“这样就好多了。”

“不对，”安德烈用有点讽刺嘲笑的口吻回答道，“她应该写：‘先生’。同样，结尾的地方，她本应找到诸如，‘先生（最多是“亲爱的先生”），恕我直表敬意，臣仆谨拜’这一类的字眼。另一方面，希塞尔说在《阿述莉》中合唱队是创举。她把《爱丝苔尔》忘了，还有两出不太著名的悲剧，今年教师正好分析了这两部悲剧。所以，只要提到这两部悲剧，这是老师喜爱的话题，就可以确有把握考取。这两部戏是罗贝·加尼埃的《犹太女人》和蒙克莱斯基安的《饶命》1。”安德烈道出这两个戏名，掩饰不住善意的比别人高出一头的情感，这种感情通过微微一笑表现出来，且是优美动人的一笑。

阿尔贝蒂娜再也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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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希腊悲剧诗人的作品，例如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的剧本（剧中均有合唱队），于十六世纪上半叶相继译成法文。1553年，艾提安·若代尔创作了《被俘的克丽欧巴特尔》，开法国带合唱队的悲剧先河。罗贝·加尼埃及蒙克莱斯基安走的是同一路子。这两个剧本与《爱丝苔尔》为同一题材：犹太人的痛苦遭遇。罗贝·加尼埃（1544—1590）于1583年写成《犹太女人》，是一个复仇故事。蒙克莱斯基安（1575—1621）的剧本《饶命》于1601年写成，情节与《爱丝苔尔》十分相近。

“安德烈，你太棒了，”她大叫起来，“你得把这两个戏名给我写下来。你信不信？我若是碰上这道题，那该多走运！甚至口试碰到了，我也要立刻谈起这两个戏，那一定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此后，每次阿尔贝蒂娜要求安德烈再给她说一遍这两个戏的戏名，好把它记下来的时候，这位学识渊博的朋友都声称已经忘了，从来没有再告诉她。

“其次，”安德烈接着说下去，口气里对于比她更幼稚的伙伴有一种难以察觉的蔑视，但仍为自己能叫别人佩服而兴高采烈，而且对自己怎么写这篇作文的重视，超出她希望别人对此予以的重视，“冥府中的索福克勒斯应该很熟悉情况。他应该知道《阿达莉》是在太阳王1和几位得天独厚的朝臣面前演出的2，并不是给广大观众演出。希塞尔就此而言的行家赞美倒一点不错，不过，似乎还可以再补充一些。索福克勒斯已成不朽，很可以具有预言的天才，宣称依伏尔泰3之言，《阿达莉》不仅是拉辛的杰作，而且是人类才智的杰作。”

阿尔贝蒂娜贪婪地饮啜着这些话语。她的双眸燃烧着火焰。这时，罗斯蒙德提议开始作游戏，她十分气愤地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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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阳王指路易十四。

2《阿达莉》为1691年拉辛应路易十四宠幸的曼特依夫人之请而写的悲剧，因抨击宗教，宣扬宽大容忍而触怒国王。

3伏尔泰为自己所写的悲剧《信奉袄教的波斯人》（1769，未上演）著一文，其中确有“《阿达莉》可能为人类才智的杰作”一句。

“最后，”安德烈以同样淡漠，随便，有点嘲讽意味而又相当热情自信的口气说道，“如果希塞尔首先将她要加以发挥的总的观点都从容地记了下来，她说不定会想到我会怎么做，那就是指出索福克勒斯的合唱队所受到宗教的启发与拉辛的合唱队所受宗教之启发二者之间的不同。我要叫索福克勒斯指出，虽然拉辛的合唱队像希腊悲剧合唱队一样充满宗教情感，然而他们所信奉的，并非同样的神祗。若阿德的神与索福克勒斯的神毫无共同之处。到了发挥部份的结尾，会十分自然地导致这样的结论：‘宗教信仰不同又有什么关系？’索福克勒斯强调这一点可能有些顾虑。他可能担心这样会伤害拉辛的宗教信念，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又对拉辛在王家港的各位老师1添上几句，宁愿对自己的对手诗才水平之高加以祝贺了。”

钦佩和聚精会神使阿尔贝蒂娜浑身发热，此刻她已大汗淋漓。安德烈则保持着女性绔绔子弟那种微微含笑的冷淡。

“再引几位著名批评家的一些评论，也不坏，”她说。然后我们就又作游戏了。

“对，”阿尔贝蒂娜答道，“有人对我说过这个。一般来说，最值得推崇的，便是圣伯夫和梅莱2的论点，是不是？”

“你倒不一定错，”安德烈回答。不管阿尔贝蒂娜怎么哀求，她始终拒绝给她写出那两个剧本的名字，“梅莱和圣伯夫坏不了事。但是特别应该引用德都尔3和加斯克－代福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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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影射拉辛曾在王家港修道院小学校就读的事。

2居斯塔夫·梅莱（1828—1891），路易大帝的中学法语教师，专门讲授修辞，写过许多文学批评研究文字，主要著作有《高级修辞班及文科中学毕业会考法国古典大师文学研究》（1875）一书。

3费利克斯·德都尔（1822—1904）亦为法文教师，他于1859年发表《拉辛的敌人》一书。

4列翁·加斯克－代福塞于1898年发表《拉辛剧作选》，在引言中，他引了安德烈上文提到的伏尔泰的话。

这功夫，我一直想着阿尔贝蒂娜递给我的那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小纸：“我很喜欢你。”一个小时以后，踏着回巴尔贝克的小路——对我来说，这路过于陡峭——下山时，我心中暗想，我的罗曼蒂克肯定是和她了。

有一系列的信号，一般来说，通过这些信号我们可以辨别出来我们已经堕入了情网。例如，我吩咐旅馆不要因任何人来访而叫醒我，唯独这几个少女中的哪一位来访除外；等待她们（不论该来的是哪一位）前来时，心房那样剧烈地跳动；这种日子，如果我未能找到理发师为我修面，不得不难堪地出现在阿尔贝蒂娜、罗斯蒙德或安德烈面前，我是多么气恼，等等。以这一系列信号为特征的这种状态，因这一个少女或另一个少女轮流反复出现，与我们称之的爱情不同，大概与植形动物类的生命与人的生命之不同情形相仿。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在植形动物类中，生命、个性分布在不同的器官上。但是博物史告诉我们，这样的动物机体是可以观察的，而我们自己的生命，无论如何已经比植形动物更加进化，就我们从前意想不到而现在应该经历的状态的真相而言，并非更加无法肯定，除非我们后来放弃了这种状态。例如，对于我来说，这种同时将心分到好几个少女身上的恋爱状态。一心数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数爱一体，因为最常使我觉得甜美无比的，与他人不同的，对我来说开始变得那么宝贵，以致成了我生活中最大的快乐的，希望第二天依然如此的，可以说便是这一组少女的全体，从悬崖上，一片草地上，海风吹拂的数小时的总体中获敢的全体少女。阿尔贝蒂娜、罗斯蒙德、安德烈的面庞在那一方草地上流露出千姿百态，那样激发起我的想象能力。我无法道出使这些地点对我变得那样珍贵的是哪一个，我最想爱的是哪一个。一场恋爱开始时，也和结尾时一样，我们并非一味依恋爱的对象，更确切地说，因这爱的对象而起的爱恋欲望（以后则是爱的对象留下的回忆）带着肉欲在可相互置换的魅力区域中游荡——这种魅力有时纯属生理、美食、住所方面——各种魅力之间相当和谐，使这种爱的欲望在哪一种魅力身边都不会感到陌生。此外，在她们面前，我还没有因司空见惯而厌倦，我有能力看到她们，这意思就是，我有能力在每次置身于她们之间时都感受到深深的惊异。

显然这种惊异的部份原因，是此人此时又向我们展示出他本人新的一面。每个人的多面性又是那样庞大，面庞与身体的线条那样丰富，很少现出同样的线条。我们刚刚离开这个人的身边，在我们回忆的绝对简单化之中，正如同记忆选择了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某一特点，将这个特点孤立起来，加以夸大一样，我们觉得个子很高的一位女子，在草图中就成了身高异乎寻常；我们似乎觉得金发、皮肤白里透红的一位女子，在草图中就成了纯粹的《粉红与金色之和谐》了1。待到这位女子重新出现在我们身旁，所有构成她的平衡的被遗忘了的其它长处，以其纷乱的复杂性向我们袭来时，她的身高降低了，粉红的面颊被淹没了，我们专门前来找寻的东西，被其它的特点代替了。这其它特点，回想起来，第一次时我们也曾注意到，只是不知为何竟没有料到会再度看到这些。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想去迎接一只孔雀，可是找到的是一朵牡丹。此种不可避免的惊异无独有偶。还有另一种惊异，从差异而产生，并非回忆的因袭形式与现实之间差异，而是在上一次我们见到的人与今天从另一角度在我们面前出现、向我们显示了一种新面貌的这个人之间的差异。人的面孔确实与东方某多神教神谱中神的面孔一样，是从不同角度重叠在一起的一连串面庞，凡人是不能同时完全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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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题目为杜撰，但画家惠斯勒的作品常有这样的题目，例如《金色与黑色的夜景》，《灰与绿之和谐》，《粉红与银色音符》，《金色与栗色之和谐》等等。据说惠斯勒是埃尔斯蒂尔的原型之一。

但是，我们惊异的原因，大部份特别来自别人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是同一个面孔。我们必须下很大功夫才能重新创造出我们的身外之物向我们提供的一切——哪怕是一种水果的味道——我们刚刚得到一个印象，便不知不觉地沿着回忆的斜坡滑了下去，结果是在很短时间内，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距离我们的感受很远了。于是，每一次重新见面都是一种纠正，将我们带回我们真真切切之所见上去。我们已经想不起来了，人们称之为记住某某的，实际上是忘记某某。只要我们还有机会重见，已经遗忘的线条在我们面前出现的那一刻，我们又认出来了，我们不得不纠正在记忆中产生了偏差的线条，就这样，无止无休而又丰富多彩的惊异使我与这些海滨少女每日的约会变得那样有益于身心健康，轻动荡——这种内心动荡从来就不完全是我所想的那样——更使得对下一次聚会的期望与上一次的期望不再完全相同。从最后一次交谈那尚动人心弦的回忆中，可以明白每次散步，都对我的思想重重打上一闷棍，而且丝毫不是朝着我在自己房间的孤寂中头脑冷静时所能规划出来的方向。当我象一群蜂一样头脑里轰响着使我心潮翻滚而且久久在我心中回荡的话语回到旅馆时，早已把这个既定方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每个人，我们不再看见他的时候，他就被消灭了。此后他再次重现，便是一次新的创造，与紧挨在前面的那次出现便不同，甚至比前面的哪一次都有所不同。在这些创造中主导一切的变化，至少有两个。当我们回忆起精神抖擞的目光，大胆的表情时，到了下一次，不可避免地会是无精打采的身影，若有所思的神气，这正是我们在上次回忆中所疏忽的地方。到下一次相见时，我们又一定感到惊异，也就是说，几乎只对这些留下深刻印象了。在我们的回忆与新的现实对照时，给我们的失望或惊异打上烙印的，正是这个，似乎对现实进行修改，提醒我们记忆不准确的，正是这个。反过来，上一次所忽略的面庞特点，正因为如此，这一次成了最能抓住人，最真实，最有纠正意味的特点，又将成为思考和回忆的材料。我们希望再度见到的，又是无精打采、圆乎乎的身影，和气而又若有所思的表情了。可是，到了下一次，有洞察力的眼睛、尖尖的鼻子、紧闭的嘴唇所包含的意志方面的内涵又要重新来纠正我们的愿望及其认为与之相符合的对象之间的差距了。当然，此种对初次印象的忠实，而且纯粹是外表方面的印象，每次在我的女友们身边都重新得到修正的这些印象，并不仅仅与她们面部五官有关系，诸位读者已经看到，我对她们的嗓音也同样敏感。说不定她们的嗓音更叫人心慌意乱（因为嗓音不仅仅提供了与面庞同样的特殊而又官能性的表面，它还是不可企及的深渊的组成部份，使人产生无望的亲吻那种头晕目眩）。她们的嗓音犹如一件小小乐器的单音，每种声音都全力以赴，却又只属于它自己。哪个嗓音，我已将它遗忘，当哪一种抑扬顿挫又将它勾画出来，我又辨认出这嗓音时，它的某一深曲线又叫我惊异。就这样，每次相见，我不得不进行校正以便回到完全准确上去，就和调音师、音乐教师或制图员进行的校正一样。

这些少女在我心中传播开各不相同的情感波。每种波都对其它波的扩散进行抵制，各种不同的波便相互抵消，已有一些时候。这种和谐的粘合，一天下午我们玩环坐猜物集体游戏时，终于打破，而倾向到阿尔贝蒂娜一边。那是在悬崖顶上一片小树林中。那天我们大概人数很多，那小帮子又带去一些圈外的人。我的位置在不属于这小帮子的两个少女中间，我满怀艳羡地望着阿尔贝蒂娜旁边的一个小伙子。心想：如果我在他那个位置上，在那可能永不会再来的意料不到的几分钟里，就可以触到我女友的手了。想到只要接触到阿尔贝蒂娜的手，甚至没有想这样必然会导致什么后果，我已经觉得甘美无比。这并不是因为我从未见过比她的手更好看的手。甚至就在她的女友这一小组里，安德烈的手，修长而又细腻得多，似乎过着特殊、乖乖服从那姑娘指挥而又独立的生活。那手常常在她面前伸得长长的，好似高贵的猎兔狗，懒洋洋地，又好似漫长的梦。突然拉拉某一节指骨，都会使那手变得更长，因此埃尔斯蒂尔还为这手画过好几张习作。从一张习作上，可以看到安德烈正在火前烤手。在灯光下，她的双手如同两片秋叶，为半透明的金色。阿尔贝蒂娜的手更肥胖一些，与她握手时，在你的手紧握下，她的手先松弛一下，然后便抵住那握力，给人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感觉。阿尔贝蒂娜的手着力时，具有性感的柔和，似乎与她的皮肤那粉红之中稍带紫色调的色泽形成浑然一体。这样的着力似乎使你进入少女体内，进入她的感官深处，如同她那响亮的笑声与鸽子叫或某些叫喊相似一般，不大得体。某些女子，与她们握手是那样令人快乐，人们真要感谢社会文明将shakehand1变成了初次接触的青年男女之间可以允许的行为。阿尔贝蒂娜就在这样的女子之列。如果有什么不近人情的施礼习惯以另一种动作代替了握手，我大概就只能每天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望着她那不可触知的手兴叹了。这种迫不及待要接触她的手的心情，与迫不及待要知道她的面颊是什么味道的心情同样强烈。如果作环坐猜物游戏时我坐在她旁边，我期望的将她的手长时间握在我的手里的那种快乐，并不在这快乐本身：那样，直到如今因腼腆而憋在心中的那么多爱情倾诉和表白，就能通过手的某些着力动作传递出去。她那方面，用不同的着力来回答，可以多么轻而易举地向我表示她接受这种感情！多么好的串通，多么美的感官享乐开端！在这样在她身旁度过的几分钟之内，我的恋爱会比自我与她相识以来有更大的进展！我感到这样的时刻不会长久，很快就要结束，因为肯定不会长时间玩这个小小的游戏。游戏一结束，那就为时太晚了！我简直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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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文：握手。

我故意叫人把戒指抢走。一到了圈子中间，那戒指往下传时，我佯装没有发觉，却用目光瞟着它，等待着它传到阿尔贝蒂娜身边那个男孩子手里的时刻到来。阿尔贝蒂娜放声大笑，游戏很热闹，也很快活，她满脸粉红。

“我们正巧是在树林里，”安德烈指着我们四周的树木对我说，眼中含笑。那笑是只为我一个人的，似乎超越了作游戏的人，好象只有我们两个人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能够相互窥视内心并对游戏作出具有诗意的评论。她甚至心细到象去特里亚侬1便不能不在那里举行路易十六式的庆祝活动的人，或者觉得在为之写了曲子的环境里叫人唱那个曲子才有滋味的人一样，虽然并不特别有情绪，还是唱了起来：

女士们，白鼬从这里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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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里亚侬为凡尔赛宫殿的一部份，分大、小特里亚侬。大特里亚侬建于1670年，后来1687年芒萨尔建“大理石特里亚侬”，代替了原来的大特里亚侬。关于小特里亚侬，见第260页注。

美林白鼬从这里过去了。

如果我有闲功夫想到这个，肯定要为从这个艺术处理中找不到优美之处而难过。可那时我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个上。参加游戏的男男女女，开始对我那么愚蠢、抓不住戒指而感到奇怪了。我望着阿尔贝蒂娜，她那么漂亮，那么毫不在乎，那么快活。她怎么也料想不到，待我终于从别人手里截住戒指时，她就要在我旁边了。必须借助于她丝毫不会起疑的一计，不然她会恼火的。在玩得热火朝天之时，阿尔贝蒂娜的长发已经散开，成了一绺一绺的卷发，散落在她的双颊上。那头发干干爽爽，金色，更加突出了她那粉红的肤色。

“你有与劳拉·迪安娜1、埃莱奥诺·德·居荣2以及她那位受到夏多布里昂如此钟爱的后代一样的发辫，”为了接近她，我常常附在她耳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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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劳拉·迪安娜（1476—1534）为阿尔封索一世的宠姬。有人认为提香的肖像画《正在梳妆的少妇》（陈列于卢浮宫中）画的就是她。但证据并不确凿。此处普氏想的正是这幅画：一位美丽的少妇对镜自赏，手中握着半编成发辫的一部份长发。

2（前）埃莱奥诺·德·居荣（1122—1204）也以秀发而出名。但是“受到夏多布里昂如此钟爱”的那位女子与她没有任何亲戚关系。此人为德·居斯蒂娜侯爵夫人，她是玛格丽特·德·普罗旺斯的后代。但是埃莱奥诺·德·居荣的孙子娶了玛格丽特·德·普罗旺斯的妹妹，而且她的妹妹名字也叫埃莱奥诺。这可能是普氏搞混的原因。

忽然，戒指传到了阿尔贝蒂娜身边那个男孩的手里。我立刻扑上去，粗暴地掰开他的手，抓住戒指。他只好到圈子中央我原来的位置上去了，而我则取代了他的位置，坐在阿尔贝蒂娜旁边。几分钟以前，我看见这个小伙子的手滑到小绳上，随时都碰到阿尔贝蒂娜的手，我非常羡慕这个小伙子。现在轮到我了。可是我太羞涩，不敢去寻求这样的接触；太激动，体验不到这样接触的滋味。我感觉到的，只有我的心在剧烈而痛苦地跳动。

有一阵，阿尔贝蒂娜会意地将她那丰满而又粉红的面庞朝我凑过来，佯装手中握有戒指的样子，以欺骗白鼬，防止他往戒指正在传递的方向看。我立刻明白了，阿尔贝蒂娜目光中那暗示是指的这个把戏。当我看见纯粹为了游戏的需要而佯作有一桩秘密、有一种默契的目光在她眼中闪烁时，我真是心慌意乱。这秘密，这默契，在她与我之间并不存在。但是从此时起，我觉得这似乎是可能的，而且觉得天堂一般甜美。这个念头激动着我，就在这时，我感到阿尔贝蒂娜的手轻轻压在我的手上，她那抚慰人的手指滑到了我的手指下面。我看到她同时向我眨眨眼睛，极力叫别人觉察不到。顿时，直到此刻我自己尚看不清楚的一系列希望形成了：

“她这是利用游戏叫我感觉到她很喜欢我，”我高兴得上了天，想道。就在这时，我听到阿尔贝蒂娜恼火地对我说：

“快拿住啊，我递给你递了一个钟头啦！”

我的情绪立刻跌了下来。

我难过得痴痴呆呆，松开了小绳。白鼬瞥见了戒指，朝她扑过来。我不得不再次到圈子中央去，心灰意懒，望着那发疯的圆圈继续在我四周打转。所有的姑娘都与我开玩笑，诘问我。为了应答，我只好笑，可我一点也不想笑。

阿尔贝蒂娜却不停地说：

“不想聚精会神就别玩！成心叫别人输，就别玩！安德烈，以后咱们作游戏的日子再不请他了，不然我就不来了。”

安德烈超然游戏之上，仍在唱着那首《美林》。罗斯蒙德见样学样，也并无坚定信念地接着唱起来。安德烈想转移一下阿尔贝蒂娜的责备，对我说：

“你那么想看的克勒尼埃景色，就离这儿几步远。来，我领你从一条美丽的小路一直走过去，让她们这些疯子去装八岁小孩吧！”

安德烈对我极好，于是路上我对她谈到似乎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特有的、足以叫她爱上我的一切。安德烈回答我说，她也很喜欢阿尔贝蒂娜，觉得她非常动人。不过，似乎我对她女友的恭维并不令她开心。

忽然，在低洼的小路上，我停下了脚步，童年时代温馨的回忆打动了我的心：从那经过修剪、闪闪发光、探到路边的树叶上，我认出了一簇山楂树，可叹自暮春便落了花。我的四周，荡漾着从前玛丽亚月1、星期日下午、已忘却的信仰和失误的气息。我真想抓住这气息。我停下脚步一秒钟，安德烈怀着动人的预见，让我与树叶交谈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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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玛丽亚月即三月。

我向树叶询问开花的情况，这些山楂树的花与天性活泼、冒失、爱俏而又虔诚的少女颇为相似。

“这些小姐早已经走了，”树叶对我说。

说不定树叶心里在想，我自称是这些花朵的挚友，可是看上去我对花儿的生活习惯并不怎么了解。是一位挚友，但是已经这么多年没有与她们重逢了，虽然曾经许下了诺言。然而，正象希尔贝特是我与少女的初恋一样，这些花朵也是我与花朵的初恋。

“对，我知道，她们六月中旬前后走，”我回答道，“但是见见她们在这里住过的地方，我也很高兴。她们曾经到贡布雷我的卧房里来看我，是我生病的时候我母亲带她们来的。我们总是在玛丽亚月的星期六晚上重逢。她们也能到这里来吗？

“噢，当然啦！再说，人们对于在荒漠圣德尼教堂里见到这些小姐看得很重呢！荒漠圣德尼教堂就是离这儿最近的教区。”

“那么，现在要看她们呢？”

“噢，明年五月以前是不行了。”

“可以肯定她们明年一定会在这里吗？”

“每年都准时在这。”

“只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找得到这个地方。”

“会的！这些小姐性情那么快活，只有唱赞美诗的时候，才中断笑声。你从小径的尽头就能分辨出她们的香味，绝不会错！”

我追上安德烈，重又在她面前赞扬起阿尔贝蒂娜。我那么反复强调，我似乎觉得她不会不在阿尔贝蒂娜面前学舌。可是我后来从来没听阿尔贝蒂娜说她知道这些事。安德烈对别人心事的理解和待人之周到，要胜过阿尔贝蒂娜十分。找到恰如其分的眼神、字句、动作、极为巧妙地叫人开心；一个感想，可能叫人难受，便吞进腹中；牺牲一小时的游戏，甚至一个上午，一次游园聚会（又显出这不是一种牺牲的样子）以留在心情悲伤的男友或女友身边，向他（或她）表示她宁愿陪他（或她）一个人而不喜欢那些轻浮的快乐，这都是她习惯成自然的高尚情怀。当人们进一步了解她时，简直可以说，她的情形犹如那些本来很胆小但是不愿意显出恐惧的小英雄，她们的勇武尤其值得赞扬。简直可以说，这种善良丝毫不存在她的天性之中，她随时随地表现出来，乃出于精神高尚，感觉敏锐，要表现出是别人的忠诚朋友的良好意愿。

关于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的缘份，听着她对我说的动人言辞，似乎她会全力以赴以成全我们。然而，可能出于偶然，可以安排的、能够将我和阿尔贝蒂娜结合在一起的事情，她从来没有干过一桩。我不敢发誓说，为了让阿尔贝蒂娜爱上我，我下的那些功夫在她朋友的心中即使没有引起搞些什么秘密勾当以从中作梗的话，至少在她心中引起了某种愤怒。当然这种愤怒掩饰得很好，而且出于高尚的情操，说不定她自己也在与之作斗争。安德烈的种种善意周到，阿尔贝蒂娜是做不到的。然而安德烈内心深处是否善良，我无法肯定，正如那以后我对阿尔贝蒂娜是否善良也不能肯定一样。

安德烈对阿尔贝蒂娜感情奔放而流于轻浮，总是表现出慈爱的宽容，对她说话，微笑，全是一个女友的话语和微笑。更有甚之，她总是以朋友的身份行事。为了叫这个贫困的朋友享受她自己的奢华，为了使这个穷朋友幸福，我日复一日地看见她比打算得到君主垂青的弄臣还要卖力，而个人从中没有任何好处可捞。别人在她面前怜悯阿尔贝蒂娜的贫困时，她是那样温和，话语忧伤而感人肺腑，真是令人动容。较之对待一个富有的朋友，她更是操上一千倍的心。如果有人提出，阿尔贝蒂娜说不定并不象人们说的那么贫穷，安德烈的眉宇间就会罩上一层难以察觉的乌云。她似乎怏怏不乐。如果别人还要进一步说，归根结底，阿尔贝蒂娜也许并不会象人们想象的那么难找婆家，她就要极力与您说相反的话，几乎恼火地反复说：“可惜，她一定嫁不出去！这我知道，而且这叫我心里够难受的了！”

甚至对我而言，在这帮少女中，她也是唯一在我面前从未传过别人对我说的不好听的话的人。更有甚者，假如是我自己唠叨这些话，她还佯装不相信或者作出解释，使那些话变得不伤人了。这一系列的长处，就叫机灵。有的人，如果我们要去跟谁决斗，他们首先要向我们祝贺，并且补充一句，说没有理由要这样干，这是为了在我们眼中更抬高我们表现出的勇气，我们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机灵就是这些人的特性。有人与这种人正相反，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们说：“你肯定很讨厌与人去决斗，可是另一方面你又咽不下这口气，不这么干不行。”1在任何事情上总有说好与说坏的。如果我们的朋友在我们面前复述别人说我们的伤人的话，而且为这样做而感到高兴，或至少感到无所谓，便证明他们对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怎么能设身处地，并不怎么爱我们，还要往我们身上针刺、刀割，就象往动物肠膜上针刺、刀割一样。而另外一种朋友，也就是满脑子机灵的朋友，他们听到别人对我们的行动之所言，或者我们的行为使他们产生什么看法，会使我们不快，他们总是对我们加以隐瞒，这种艺术可以证明他们具有高超的遮掩本事。如果他们确实不往坏处想，而且人家说的话叫他们不好受，正象这些话也会叫我们难过的话，这种遮掩是并无不妥之处的。我想，安德烈就属于这种情况，当然我这样说并无绝对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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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氏本人1897年2月6日即在默东森林与让·洛兰决斗过。

我们早已走出小树林，沿着人迹罕到的崎岖小路前进。安德烈倒一点不转向。

“看，”她忽然对我说，“这就是你那了不起的克勒尼埃。你还挺有运气，这正好是埃尔斯蒂尔画的那种天气，那种光线。”

顿时，在我脚下，我辨别出了埃尔斯蒂尔所窥视和撞见的海上仙女，她们躲藏在山岩之间，避过炎热。在可与达·芬奇的一幅画相媲美的暗色透明涂料下，这些美丽动人的影子，在树荫遮掩下，转瞬即逝，灵活敏捷，默默无语，随时准备在阳光一抖动之时便溜到石头下面去，躲藏在石缝间。阳光的威胁一过去，这些影子又飞快回到山岩或海带旁。在悬崖和颜色消褪的大洋那碎成斑斑点点的阳光下，这些影子似乎又在看守着山岩或海带小憩，是一动不动而又轻浮的看门女人，紧贴着水面露出她们那凝脂般的身体和暗色眼珠那专注的目光。可惜我还在为环坐猜物游戏时从希望的顶巅跌落下来而痛苦悲伤，所以我并没有体会到不是这种情绪时我会体会到的那种快乐。

我们又和其他少女会齐，踏上归途。现在我知道我爱的是阿尔贝蒂娜了。可惜，我倒不为让她知道此事而操心。自从在香榭丽舍大街游戏以来，虽然我的爱情相继眷恋的人几乎都一样，我的爱情观却已发生变化。一方面，向我心爱的人倾诉，表白自己的柔情，我似乎觉得这不再是谈恋爱最重要、最必要的一幕了；爱情本身，我似乎也觉得不是外在的现实，而只是主观的快乐了。这种快乐，我感到，唯其阿尔贝蒂娜不知道我会感受到，她才会更加高高兴兴地去作一切必须做的事来维系它。

整个归途中，从别的几位少女身上放射出的光焰吞没了阿尔贝蒂娜的形象，她的形象对我来说并不是唯一的存在。但是，正如白昼时月亮只是形状更具特点、更固定的一小片白云，阳光一旦消失，月亮就显示出其全部巨大威力一样，待我回到旅馆以后，从我心中升起并开始光芒四射的，便只有阿尔贝蒂娜的形象了。我似乎骤然间觉得我的房间变了样。当然，这房间早已不是第一天初来乍到的那个晚上那充满敌意的房间了。我们不断地改变着我们四周的住处，随着司空见惯免去了我们的感受，便将体现我们不自在感觉的那些有害的颜色、空间和气味各种因素都取消了。这个房间虽然对我的情感还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显然已不再使我痛苦，而是给我以快乐了。它成了美好时日的酿造池，好象一个游泳池，美好的时日使浸着阳光的一片蔚蓝在泳池半人高的地方如明镜般闪烁，阳光象热量散射一样看不见摸不着而又雪白一片，一度覆盖了水中映出的、飞驶的一艘帆船。这房间也不再是欣赏绘画的傍晚那纯粹具有审美意义的房间。这是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以致我已经视而不见了的房间。现在，我又开始对它睁大了眼睛，但是这一次，是从恋爱这个自私自利的角度出发了。我想，这倾斜的漂亮大镜子，镶着玻璃的华丽书柜，如果阿尔贝蒂娜来看我，会使她对我看法不错。我的房间作为我逃往海滩或里夫贝尔之前在这里过上一刻的过渡地点，对我又变成实实在在、十分宝贵、焕然一新了，因为我是以阿尔贝蒂娜的眼睛来观看和欣赏室中的每件家具的。

做环坐猜物游戏以后过了几天，我们外出散步。信步走去，走得太远了，最后在梅恩维尔找到了两辆有两个座位的小“酒桶”车1。坐上这两辆车能叫我们吃饭时回到家，大家真是高兴极了。我对阿尔贝蒂娜已经爱得很强烈，其效果是，我先后向罗斯蒙德和安德烈提议与我同乘一辆马车，而没有一次提出让阿尔贝蒂娜与我同坐一辆车。后来，我一面优先邀请安德烈或罗斯蒙德，一面用时间、路线、大衣这些次要问题的考虑，让大家做出决定——似乎违背我的心愿——最实在的办法还是我与阿尔贝蒂娜同坐一辆车。对于她来陪我，我装作勉强接受的样子。可惜爱情总是倾向于要把一个人完全吸收进去，只不过通过谈话方式，任何人均无法食用。归途中，阿尔贝蒂娜极尽热情之能事。但是这毫无用处。待我将她送到家，留下我一个人，我感到非常幸福，却比动身时对她更加渴望。我只把刚才一起度过的时光看成是一个序曲，与此后一起度过的时光相比，其本身并无多大重要性。然而它具有初次的魅力，一去不复返。我对阿尔贝蒂娜尚未提出任何要求。她可能已在想象我会要求什么，但她并没有什么把握，可能设想我只倾向于并无明确目的的男女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的女友大概会找到甜蜜的、富有期待的意外的浪花，这就是浪慢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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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轻型马车，车棚低矮。要从后面钻进车内，因而称为“酒桶”车。

此后的一个星期中，我并不千方百计要见阿尔贝蒂娜。我佯装作更喜欢安德烈。恋爱开始，人们希望在自己心爱的女子面前，仍保留着她会爱的陌生人形象。但是人们又需要她，又需要更多地接触到她的关注，她的心，更甚于接触她的肉体。在一封信中，人们无意地写上一句恶言恶语，这将迫使那个无动于衷的女人向你要求一份热情。爱情，按照一种必然有效的技艺，对我们来说，就是用双向运动来拧紧齿轮系统，我们在这齿轮咬合之中，再也不能不爱，也再也不能被爱。

别人去参加什么白天的聚会，我把这个时间给了安德烈，我知道她因为高兴，会为我牺牲这次聚会，她甚至会很烦闷地出于高尚情操而为我牺牲这几个小时，为的是不让别人和她自己产生什么想法，认为她将相对说来属社交性质的快活看得太重。于是我安排每天晚上单独和她在一起，倒不是为了叫阿尔贝蒂娜妒意大发，而是为了在她眼中提高我自己的威望，或者至少在告诉阿尔贝蒂娜我爱的是她，而不是安德烈时，不会降低自己的威信。这样的话，我也不对安德烈说，担心她会在阿尔贝蒂娜面前学舌。我与安德烈谈起阿尔贝蒂娜时，故作冷漠。我上了她表面轻信的当，她对我的故作冷漠恐怕不会上当。她佯装相信我对阿尔贝蒂娜无动于衷，佯装希望阿尔贝蒂娜与我完美结合。实际上很可能正相反，她既不相信我对阿尔贝蒂娜无动于衷，也不希望我与阿尔贝蒂娜完美结合。在我对她说我并不将她的女友放在心上时，我的心里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极力与邦当太太搭上关系。邦当太太在巴尔贝克附近小住几天，阿尔贝蒂娜大概很快要去她家过上三天。当然，我不叫安德烈看出这个欲望，我与她谈起阿尔贝蒂娜的家庭时，是毫不在意的神情。安德烈那些明确的回答，倒显不出她对我的诚恳有所怀疑。可是有一天，她对我冒出一句：“我正好看见了阿尔贝蒂娜的姨母。”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她并没有对我说：“你那些似乎偶然说出的话，我理出个头绪来了，我知道你一心想与阿尔贝蒂娜的姨母拉上关系。”但在安德烈的头脑中，显然有这个想法，她认为向我隐瞒这个想法更好一些，而“正好”这个词似乎就是与这个想法相联系的。有些眼神，有些动作，虽然没有逻辑的、理性的形式，没有直接为听话人的智力而规划的形式，但是这些眼神和动作会叫他理会到其真正的含义，正象人的语言在电话中先转变为电，然后又转化为语言为人所听见一样。这个“正好”就属于这一家族。为了从安德烈的头脑中抹去我对邦当太太感兴趣的想法，我再谈到这位太太时，不仅心不在焉，而且还带有恶意。我说从前曾经见过这类疯女人，但愿以后不再遇到这种事。实际上正好相反，我千方百计要与她见面。

我极力要埃尔斯蒂尔同意在邦当太太面前谈起我，并且要我与她见一次面。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我求埃尔斯蒂尔办这件事。埃尔斯蒂尔答应让我与她相识，但对我希望做这件事大惑不解，他认为这位太太是一个可鄙的、专门搞鬼的、既没有趣味又贪图钱财的女人。我想到，如果我见邦当太太，安德烈早晚要知道，所以我想最好还是提醒她一下。

“什么事，你越想躲，越躲不开，”我对她说，“世界上再没有比与邦当太太见面更叫我腻味的事了。可是，我逃不过这一关。埃尔斯蒂尔大概要跟她一块请我。”

“对这事我一刻也未怀疑过，”安德烈大叫起来，语气酸楚，因不满而张大的失神的眼睛，直勾勾望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安德烈的这些话还构不成对一个念头的条理清楚的表述，这个念头可以概括如下：“我清清楚楚知道你爱阿尔贝蒂娜，你千方百计要接近她的家庭。”而她的话是这个念头不成型的、可以重新拼凑起来的碎屑。我触动了这个想法，让它暴露出来了，安德烈并非有意如此。就象我们刚才说的“正好”一样，这些话只在第二层才有含义。有些话（而不是直接的肯定）使我们对某个人产生敬重或戒心，使我们与这个人格格不入。安德烈的话即属于这一类。

我对安德烈说，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家庭无所谓，安德烈没有相信我的话，这是因为她以为我爱阿尔贝蒂娜。很可能她为此感到不快。

一般来说我与她的女友约会时，她总是以第三者身份在场。然而也有的日子我得见阿尔贝蒂娜一个人。我在狂热中等待着这样的日子。这些时间渐渐过去，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决定性的东西，也没有成为我立即将其作用委托给第二天的那种重大的日子，第二天也不比前一天更起什么作用。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好似后浪推前浪的海浪。

从我们玩环坐猜物游戏那天算起，大约过了一个月，有人对我说，阿尔贝蒂娜第二天早晨要动身到邦当太太家去度过四十八小时。她不得不坐早车走，所以头天晚上要住在大旅社，这样，第二天早晨她可以从旅馆坐公共马车去赶头班火车，不致打扰她寄居的人家的朋友。我与安德烈谈起这件事。

“我一点也不相信，”安德烈回答我说，满脸的不高兴，“再说，这也不会使你有什么进展。我可以肯定，如果阿尔贝蒂娜一个人到旅馆来，她根本就不想见你。这不合乎礼节，”她又加上一句，使用了最近她非常喜欢的一个名词，那意思是“这种事情是做不得的”，“我对你这么说，因为我了解阿尔贝蒂娜的想法。至于我个人，你见她与否，关我什么事？这跟我毫无关系。”

这时奥克塔夫遇上了我们。他毫不困难地告诉安德烈，他前一天在高尔夫球场上打了多少分，阿尔贝蒂娜打了多少分。阿尔贝蒂娜一面散步，一面象修女摆弄自己的念珠一样摆弄着她的球拍。幸亏有这种游戏，她可以独自一人呆上几小时而不会厌烦。她一来和我们聚在一起，那调皮的鼻子尖就出现在我面前，这几天我想到她时，倒把她这调皮的小鼻子尖忘却了。她那深色头发下，前额笔直，与我保留的不准确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这已不是第一次了。眉宇间白皙的皮肤，又紧紧吸引住我的目光。阿尔贝蒂娜从回忆的灰尘中走了出来，在我面前重现。

玩高尔夫球使人习惯于独处的乐趣。球拍带来的乐趣肯定也是如此。阿尔贝蒂娜遇上我们以后，一面与我们聊天，一面继续玩球，就象一位妇女，她的女友来看望她，她并不因此就停下手中钩的活计一样。

“据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太太向你父亲提出了抗议，”她对奥克塔夫说（我从“据说”二字听到了阿尔贝蒂娜特有的一个音符。每次我发现自己已将这些音符遗忘时，同时便想起在这些音符后面，曾依稀见过阿尔贝蒂娜那决断而又法西兰式的面部表情。即使我是盲人，也能从这些音符里和她的鼻子尖上认出她的某些机灵而又有外省味道的特点来。音符和鼻子尖都很有价值，说不定能够相辅相成，而她的嗓音又象未来的电视电话所能显示的那样：在声音里清楚地显现出视觉形象来），“她不只是给你的父亲写了信，同时还给巴尔贝克市长写了信，叫人在海堤上再不要玩马球，因为一个马球落到了她脸上。”

“对，我听人说到这个抗议。这很可笑。这里已经没有多少消遣。”

安德烈没有插言，她不认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其实阿尔贝蒂娜和奥克塔夫也不认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

“不知道这位太太为何要如此小题大作，”安德烈还是开了口，“德·康布尔梅老太太脸上也挨了一球，她并没有提出抗议嘛！”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二者的差别，”奥克塔夫表情严肃地一面搓着一根火柴棍一面答道，“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德·康布尔梅太太是一个交际花，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则是一个暴发户。你们今天下午去不去打高尔夫球？”说着他便离开了我们。安德烈也走了。

我单独与阿尔贝蒂娜留下来。

“你瞧，”她对我说，“现在我照你喜欢的样子弄我的头发了，看看我这绺头发！没有人不嘲笑这个，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这是为了谁。我的姨母肯定也要嘲笑我的。当然我也不会告诉她这是什么原因。”

我从侧面望着阿尔贝蒂娜的双颊。她的双颊常常显得苍白，但是，这样，便得到浅色血液的浇灌，那血液照亮了双颊，使它闪闪发光。某些冬日的清晨也这样闪闪发光，局部被阳光照耀的石头仿佛粉红色的大理石，放射出快乐的光芒。此刻，看到阿尔贝蒂娜的双颊也给予我极大的快乐。不过这快乐导向另一种欲望，不是想去散步，而是想亲吻。

我问她，人家说的那些计划是否属实。

“对，”她对我说，“今晚我在你那个旅馆过夜。我有点感冒，甚至晚饭前我就要上床。你可以到我床边来看我吃晚饭，然后咱们玩一会。你想玩什么，咱们就玩什么。如果你明天早晨到车站来，我会非常高兴。不过我怕这会显得莫名其妙，我说的不是安德烈，她很聪明；我说的是别的去车站的人。有人告诉我姨母，又会成为闲话。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度过今天晚上。这个，我姨母一点也不会知道。我去向安德烈告别。好，一会儿见。早点来，咱们时间好多一点。”她又微微一笑补充一句。

听到这些话语，我又回到爱希尔贝特以前的时代，回到我觉得爱情似乎不仅是一个外在的整体，而且可以实现的那个时代。我在香榭丽舍大街看到的希尔贝特，与我独自一人时在我心中重现的希尔贝特完全不同。骤然间，想象的阿尔贝蒂娜，当我还不认识她的时候，我自认为在海堤上偷偷望着我的阿尔贝蒂娜，见我远去现出不心甘情愿回家神情的阿尔贝蒂娜，化成了真正的阿尔贝蒂娜，我每天见到的阿尔贝蒂娜。我原来还以为她充满资产阶级偏见，对她的姨母特别直截了当呢！

我去与外祖母一起用晚餐，感到自己心中有一桩她不了解的秘密。同样，对阿尔贝蒂娜来说，明天她的女友们与她在一起，也不知道在我们之间刚刚发生的事。当邦当太太吻她甥女的额角时，她根本不会知道在她们两人之间还有一个我，甥女头发梳成那个式样，是为了讨我喜欢，而这个目的对所有的人都是秘而不宣的。直到那时为止，我是那样羡慕邦当太太，因为她的亲戚也是她甥女的亲戚；她为什么人戴孝，她甥女也为什么人戴孝；她到什么亲戚家走动，她甥女也要到什么亲戚家走动。碰巧对阿尔贝蒂娜而言，我胜过她姨母本人。在她姨母身边时，她思念的会是我。过一会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大清楚。总而言之，这大旅社，这夜晚，在我看来已不再空荡荡，它们蕴含着我的幸福。

我打铃叫来开电梯的人，以便上楼到阿尔贝蒂娜开的房间去。房间是在山谷一侧。任何细小的动作，例如坐在电梯里的长凳上之类，我都觉得那么甘甜，都与我的心息息相通。电梯借以上升的缆绳，走出电梯后还要迈上的几级台阶，在我眼中，只是我的欢乐物化成了齿轮和阶梯。在这条走廊里，我再走上两、三步，就到了那个房间，那玫瑰色的身体宝贵的精华就藏在那房间之中。那个房间，即使会有甜美的事情在其中发生，过后仍会保持常态，对于不晓得内情的过客，这房间仍与其它所有的房间无异。所有这些房间都将其中的物件变成了死不开口的见证，谨慎小心的心腹，神圣不可侵犯的快乐保管员。从楼梯口到阿尔贝蒂娜房间的这几步，任何人再也无法阻止的这几步，我满怀快乐、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仿佛投身于一个崭新的环境中，似乎我每前进一步，都在缓缓地移动着幸福，同时又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强大无比的感觉，感到自己终于进入了本来一直就应该属于我的遗产之中。

然后，我忽然想到，我不该有什么怀疑，她要我待她上床之后前来的。这再明白不过了，我高兴得直跺脚。路上碰见弗朗索瓦丝，差点把她撞倒。我双眸发亮向女友的房间跑去。

我见阿尔贝蒂娜躺在床上。白衬衣展露出她的脖颈，改变了她面庞的比例。也许是床，也许是感冒，也许是晚餐使她的面孔更加充血，更加显得艳如桃李。我想到几小时之前在海堤上我见到的面色，现在终于就要知晓这秀色是什么味道了。她那两条乌黑、卷曲的长辫，为讨我喜欢，已经完全解开，其中一条从上到下穿过面颊。她微笑着望着我。她身旁，窗户里，皎洁的月光照亮了山谷。见到阿尔贝蒂娜裸露的脖颈和那胜过玫瑰的面颊，叫我那样如醉如痴（也就是说，对我而言，现实世界再不是在大自然之中，而是投入了感觉的激流中，我几乎控制不住），这一见便完全打破了在我体内运行的那个偌大、坚不可摧的生命与相比之下那样弱不禁风的宇宙生命之间的平衡。从窗户上，我依稀望见山谷旁边的大海，梅恩维尔最高几处悬崖那隆起的乳房，月亮尚未升到中天的夜空。比起我双眸四周的绒毛来，我似乎觉得这一切扛起来都更轻一些。我感到上下眼皮之间的绒毛已经膨胀起来，坚固结实，准备在其柔嫩的表面上举起许多其它重物，全世界的高山峻岭。地平线这半球本身再也不足以填满这绒毛天体了。与胀满我胸膛的这深深吸上的一口气相比，造物主所能给我带来的全部生命，在我看来已非常微弱，大海的呼吸在我看来已显得那样短促。我向阿尔贝蒂娜俯下身去，想拥抱她。此刻，就是死亡向我袭来，我也会毫不在乎。更确切地说，我觉得那不可能，因为生命不在我身外，而在我身内。此时如果有一位哲学家，阐述他的思想，说有一天，哪怕是遥远的一天，我也要死去；大自然永恒的力量则仍会存活下去，在这大自然力量神圣的脚下，我只不过是一粒尘埃；我死后，这些圆形的、隆起的悬崖，这大海，这月光，这天空还会在，我对他一定发出怜悯的一笑！这怎么可能呢？世界怎么能比我存在得更久，既然我并没有迷失在世界之中，而是世界锁在我心中，世界远远不能充满我的心房，我感到自己心中还有位置，可以容得下许许多多别的珍宝，我会充满蔑视地将天空、大海和悬崖扔在一个角落里。

“快收场，不然我可打铃了！”阿尔贝蒂娜见我向她扑去要亲吻她，大叫起来。

但是我心里，一个少女叫一个小伙子偷偷前来，安排得叫她的姨妈不知不晓，肯定不是为了什么事都不干；善于抓住时机的人，只要有胆量，就能成功。我当时处于那么激动的状态之中，阿尔贝蒂娜那圆圆的面庞，为内心的火焰所照亮，仿佛被通宵点燃的小灯所照亮，对我来说，是那样有立体感，以致在我看来它在模仿地球仪的转动而转动，如同米开朗琪罗的群像为静止不动而又令人头晕目眩的旋风所卷走一般1。这个从未品尝过的粉红色果子，闻起来是什么味，吃起来是什么味，我马上就会知晓！就在这时，我听到急促、延续而又刺耳的声响。阿尔贝蒂娜已经使足全身力气拉了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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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系指西斯廷教堂穹顶上米开朗琪罗所绘制之《创世纪》组画。

从前我一直认为，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并不建筑在对肉体占有的希冀上。但是，那天晚上的尝试所得到的结果，便是在我看来这种占有已不可能。第一天在海堤上见到她，我就曾怀疑她是放荡的女子，后来又经过中间的各种假设，我似乎已最终确认她是绝对洁白如玉的。一星期以后，她从自己姨母家回来之后，冷冷地对我说：“我原谅你了，甚至为叫你难过而感到后悔。可是，永远不要再做那种事了！”这倒与布洛克对我说的可以把任何女人搞到手完全相反。似乎我见到的不是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少女，而是一个蜡制玩具娃娃。

此后，我那种要进入她的生活之中，要跟随她到她度过童年的国度去，要由她启蒙开始生活的欲望便渐渐与她疏远了。思想上极力想知道她对某件事有何想法的那种迫切心情，也没有比相信我能够亲吻她这种信念活得更长久。对占有的希冀一旦停止向我的幻梦提供食粮，我的幻梦就放弃了她。而我从前一直认为这幻梦是独立于对占有的希冀之外的。从此，这些幻梦又恢复了自由，转移到阿尔贝蒂娜的这位或那位女友身上去，首先是安德烈身上——视某一日我在哪一位女友身上寻到的魅力，尤其是我依稀望见的为她所垂青的可能性与机遇如何而定。不过，即使没有和阿尔贝蒂娜这一段瓜葛，此后的日子里，对于安德烈对我表现出的热心，我大概也不会越来越高兴。我在阿尔贝蒂娜那里碰上的钉子，她没对任何人讲过。有些俏丽女郎，一进入豆蔻年华，总是能比姿色与富有程度超过她们的女子更招人喜爱——在家中，在朋友中，在交际场中都是如此。这当然是由于她们姿色动人，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她们拥有相当神秘地令人快乐、令人着迷的魅力——其源泉可能在于她们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没有受到造物主如此垂青的人则到她们这里来解除干渴。阿尔贝蒂娜便属于这种人。有些少女，尚未到恋爱年龄——到了恋爱年龄就更甚之——人家就向她们索取比她们自己的要求多得多的东西，甚至是她们无法给予的东西。她也属于这种人。阿尔贝蒂娜从童年时代起，面前就有四、五个小伙伴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中就有安德烈，而安德烈比她出类拔萃得多，安德烈自己也清楚知道这一点（说不定正是阿尔贝蒂娜这种完全无意间对人产生的吸引力帮了她的忙，成为构成这一小帮子人的根由）。

这种吸引力甚至作用到相当远的地方，一直达到相对而言更引人注目的一些阶层：如果要跳孔雀舞1，他们宁愿请阿尔贝蒂娜去，而不是请一位出身高贵的少女。结果是，虽然她毫无分文作嫁妆，依靠邦当先生过活，日子过得很清苦，人都说这位邦当先生心术不正，又一心想甩掉她，但是不仅有人邀请她进晚餐，而且有人邀她住在自己家里，这些邀请阿尔贝蒂娜的人在圣卢眼中，大概是没有一丝光彩的，但在罗丝蒙德或安德烈的母亲看来——他们也是很有钱的妇女，但是她们不认识这些人——这些人已经代表着很了不得的势力了。就这样，阿尔贝蒂娜每年都在法兰西银行一位总裁、一个大铁路公司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家中度过几个星期。金融巨头的妻子接待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却从来未告诉过安德烈的母亲哪一天是她的“接待日”。安德烈的母亲觉得这个女人甚是无礼，但是对她家发生的一切事情仍然怀着极大的兴趣。她每年都鼓动安德烈把阿尔贝蒂娜请到他们的别墅中来，因为据她说，向一个自己无钱旅行、自己的姨母又对她不加照管的姑娘提供在海滨小住的机会，这是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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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六世纪时在法国和西班牙很盛行的一种舞蹈。

安德烈的母亲很可能并非出于这样的动机：希望银行总裁及其妻子得悉她和女儿对阿尔贝蒂娜爱如掌上明珠，因此会对她们母女产生好感。她也更不会指望那么善良而又正直的阿尔贝蒂娜会叫人邀请她，或者至少邀请安德烈去出席金融家的花园晚会。每天晚上进餐时，她一面作出轻蔑和毫不在意的模样，一面津津有味地听着阿尔贝蒂娜向她叙述自己在金融家的城堡中生活时那里发生的事，那里接待的人等等。这些人，她几乎全都目睹或耳闻过。甚至想到阿尔贝蒂娜只是以这种方式认识那些人，也就是说，并不了解这些人（她把这叫做认识“各朝各代”的人），也使安德烈的母亲感到一丝忧伤，她露出高傲和心不在焉的神情，轻蔑地就这些人向阿尔贝蒂娜提出一些问题。若不是她对家中总管说：“请你对厨子说，这豌豆没烧烂。”这句话，从而肯定了自己的地位，而且重新置身于“现实生活之中”的话，阿尔贝蒂娜对这位夫人自己的重要地位可能要把握不住并且焦虑不安了。

说了这句话以后，这位太太又恢复了平静。她早下定决心非叫安德烈嫁个人不可。这个人自然要出身高贵，同时又要相当富有，以使安德烈也能拥有一个厨子和两名车夫。有地位，其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这个。但阿尔贝蒂娜在银行总裁的城堡中与某某太太共进晚餐，这位太太甚至邀请她去过下一个冬季，在安德烈母亲眼中，这都不能不叫人对这个少女肃然起敬。这种肃然起敬与她身遭厄运而引起的怜悯之情甚至蔑视，正好交织在一起。由于邦当先生背叛自己原来的旗帜投向内阁一边——据隐隐约约的传闻他是巴拿马分子——这种蔑视就更加变本加厉。但是，这也挡不住安德烈母亲出于热爱真相，对那些似乎认为阿尔贝蒂娜出身下贱的人不屑一顾。

“怎么？人家出身再好不过了，人家姓西莫内，只有一个‘n’！”

自然，这一切事情发生在金钱起着那么重要作用的阶层。在这个阶层中，风姿绰约可以叫人对你发出邀请，却不能叫人娶你为妻。阿尔贝蒂娜虽然受到如此特殊的厚爱，这厚爱并不足以补偿她的贫寒。这种厚爱的有益后果，对阿尔贝蒂娜说来，似乎绝不会是一桩“过得去的”婚事。这样的“出风头”，即使不能带来成就婚烟的希望，也已激起某些心怀恶意的母亲的妒羡。她们见银行总裁的妻子，甚至安德烈的母亲，将阿尔贝蒂娜当作“自家孩子”来接待，而她们自己几乎不认识这两位太太，一个个气得要死。于是，她们向她们自己共同的朋友以及这两位太太共同的朋友说，这两位太太如果得知事情真相，一定会怒火满腔。那真相便是阿尔贝蒂娜在这家（“反过来亦然”）讲了在那家的一切发现，人们不慎十分亲密地接待她，便使她有了这些发现。这千百种小小的秘密，当事者见到被揭露出来，是很不舒服的。这些嫉妒心重的妇人道出这些话语，目的便是希望有人去传话，好叫阿尔贝蒂娜与她的保护人之间产生不和。但是象常常发生的那样，托人办这种事，一点也没办成。主使他们干这些事的恶意动机，人们感觉太明显了，结果只会使人更加蔑视打这种主意的女人。安德烈的母亲对阿尔贝蒂娜看法早已固定，不会改变。她把阿尔贝蒂娜视为一个“可怜的孩子”，天性善良，只会想出各种名堂来叫人喜欢。

阿尔贝蒂娜这样风靡一时，看上去并不包含任何实实在在的结果，倒使安德烈的这个女友形成了某些人的那种特性。这些人一向成为别人追求的目标，从来不需要自己主动送上门（由于相同的原因，这种性格在社会的另一极端，即某些风姿绰约的女性身上，也可以见到），但她们从不把别人对她们的追求拿来夸耀，更确切地说，她们总是把这些隐瞒起来。谈到某某时，她从来不说：“他很想见我。”谈到任何人，都怀着极大的善意，似乎追求别人的是她。一个小伙子几分钟之前与她面对面谈话，因她拒绝与他约会而对她大肆谴责。谈起这个小伙子的时候，她不但不以此当众吹嘘或责怪他，反而称赞他说：“这个小伙子真热情！”她甚至为自己如此讨人喜欢而感到烦恼，因为这样她势必要惹人难过，她的天性却是喜欢叫人高兴。

她喜欢叫人高兴，甚至达到使用某些只求实利的人和某些爬上高位的人所特有的那些谎言的地步。这种不诚恳，其实在很多人身上都以雏形状态存在着，其内容便是不善于以办一件事只叫一个人高兴为满足。例如，如果阿尔贝蒂娜的姨妈希望她的甥女陪她去出席一次并不好玩的白日聚会，阿尔贝蒂娜去了，她本应该以得到叫自己的姨母高兴这种精神收获而感到满足的。但是，当她受到聚会的主人热情接待时，她更喜欢对他们说，她早就想与他们见面，因此选定这个机会并征得姨母同意而前来。这还不够：这次聚会上，有阿尔贝蒂娜的一个女友，正好刚刚失恋。阿尔贝蒂娜还要对她说：“我不愿意让你一个人孤单单的，我想到我在你身边，可能你会好过些。如果你希望咱们离开这聚会，到别处去，你说怎样，我就怎样，最重要的，是我希望看到你情绪好一些。”

（再说，这也是真话。）

有时，假目的毁了真目的。阿尔贝蒂娜为她的一个女友要去求别人办件事，为此前去看望某夫人，情形就是如此。一到这位善良而又热情的太太家里，这位姑娘不知不觉地遵循自己“一事多用”的原则，觉得如果作出纯粹是因为自己感到见到这位太太会多么高兴才前来的样子，就更热乎一些。这位太太见阿尔贝蒂娜纯粹出于友谊这样长途跋涉而来，真是无比感动。阿尔贝蒂娜见这位太太几乎被感动了，便更加喜欢她。可是问题出在这里：她谎称自己纯粹出于友情动身前来，她那样强烈地感受到友情的快乐，如果她为自己的朋友请求这位太太帮忙，反倒担心会叫这位太太怀疑她的感情了。事实上，她是真心实意的。那位太太会以为，阿尔贝蒂娜是为这件事来的，这倒是实情；但她会得出结论说，阿尔贝蒂娜见了她高兴，并非没有利害得失考虑。这倒不确切。结果是阿尔贝蒂娜没有提出要求帮忙便走了。这与那些对一个女人极其殷勤周到，指望得到她的青睐，但是为了使这种热情保持高尚的性质，便不向女人表白自己的爱情的男人情形相似。

在其它情形中，倒也不能说，她总是为了次要的、事后想出的目的而牺牲真正的目的。但是真正的目的与次要的目标针锋相对，如果阿尔贝蒂娜向那个人道明了一个目的，使之大受感动，而当她也得知另一个目的时，她的快乐立刻会变成最深沉的痛苦。下面的故事讲下去，会叫人更加明白这类矛盾之所在。

我们借一个与此完全不属于同类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在生活所呈现的五花八门的情形中，这类矛盾比比皆是。一个丈夫将情妇安顿在自己驻防的城市里。他的妻子留在巴黎，对事情真相有所耳闻，很难过，给丈夫写了几封充满妒意的信。正好情妇不得不到巴黎来一天。情妇求他陪同前往，这位丈夫抵挡不住，于是请准了二十四小时的假。可是，他心眼很好，因自己使妻子难过而感到愧疚，到巴黎以后便去妻子那里，流着真诚的眼泪对她说，读了她的信自己真是心乱如麻，设法逃出一天以便前来安慰她、拥抱她。这样，他就想到了办法，用一次旅行同时向情妇和向妻子证明了爱情。但是，如果他的妻子得知他来巴黎的真正原因，她的快乐肯定会变成痛苦，除非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不管怎么说，使她感到的幸福胜于用谎言给她带来的痛苦。

依我看，一贯使用这种“目的多用”体系的人，应首推德·诺布瓦先生。有时他接受在两个发生龃龉的朋友之间进行调停的任务，以获得“最热心的人”这个美名。在前来请他帮忙的人面前。他作出热心相助的姿态还谦不够，在另一方面前，他还要将自己进行斡旋说成并非因前者的请求而干，而是出于对后者的利害考虑。这样他便轻而易举地说服了对方，事先向对方作出了暗示，说明站在他面前的，是“最肯帮忙的人”。这样，他两面讨好，干着用行话称之为“里外光”的事，他的声望不会冒任何风险。实际上他所帮的忙，并不构成什么割让，相反，却构成他的一部分威望结出的硕果。另一方面，他帮的每一个忙，似乎都对双方有益，这就使他“肯帮忙的友人”的名声更增加一分。而且是极有成效的“肯帮忙的友人”，并不是抽刀断水，而是每一次斡旋都有成效。这表明双方当事人对他都感激不尽。这种热心相助中的口是心非，再加上任何人身上都有的种种矛盾，是德·诺布瓦先生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内阁中，他常常一面利用我父亲，一面还叫我父亲相信他是为我父亲效力。我父亲相当幼稚，也就轻易信以为真。

阿尔贝蒂娜比她自己希望的更讨人喜欢，她不需要对自己的情场得意大吹大擂。对于在她床边发生的、我与她之间的那一幕，她始终守口如瓶。如果是一个丑八怪，恐怕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她在这一幕中的态度，我始终不得其解。对于她绝对贞洁这种假设（阿尔贝蒂娜那么粗暴地拒绝让我亲吻，拒绝让我得到她的肉体，我首先归结为这样的假设。但就我对自己女友的善良、基本正直的观念而言，这种绝对贞洁绝非必不可少），我不得不反复揣测多次。这种假设，与我第一天见到阿尔贝蒂娜时作出的假设，是那样截然相反！其次，为了逃脱我，她拉了铃。这个粗暴的动作四周，又环绕着那么多与此截然不同的行动，对我均为热情倍加的行动（抚慰性的，有时是焦虑不安的，警觉性的，嫉妒我偏爱安德烈等等）。为什么她要我前去，在她床边度过晚上的时光？为什么她一直使用柔情的语言？想见一个男友，担心他喜欢你的女友胜过喜欢你，设法讨他欢喜，浪漫地对他说别人不会知道他在你身边度过晚上的时光，可是你又拒绝给他这么简单的快乐。如果对你来说，这不是一种快乐，那么，这种种欲望又以何为依托？无论如何，我不会相信阿尔贝蒂娜的女性贞洁竟会达到这种地步。所以我又自忖，是否她的粗暴之中，有些搔首弄姿的缘由，例如，可能她觉得自己身上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怕我不喜欢；或者是胆怯，例如，她对情爱的真实情形完全无知，以为我的神经衰弱症状也会通过亲吻而得以传染呢？

她肯定因未能叫我快活而悔恨，便送我一支烫金铅笔。有的人为你的热情所感动，但是不同意将你的热情所索取的东西给予你，却同意为你办其它的事，例如批评家的文章抬举了小说家，邀请小说家在广场上用晚餐；公爵夫人则并不亲自把绔绔子弟带到剧院去，而是哪天晚上自己不占那个包厢时才叫他去！做得越少，且可以什么都不干的人，谨慎小心却推着他们去干出什么事情！阿尔贝蒂娜送我一支烫金铅笔就是这种美德心理的反常行为！我对她说，她送我这支铅笔，叫我很高兴。但是与她来旅馆过夜那天晚上，如果她允许我亲吻她，我会得到的快乐相比，这种高兴便大大逊色了。

“那该叫我多么快活！对你又有什么坏处呢？你拒绝了我，我真是奇怪。”“使我奇怪的，”她回答我道，“是你竟觉得这事令人奇怪。真不知道你过去都见识过什么样的姑娘，以致我的行为才会使你感到奇怪。”

“叫你不快，我深感歉疚。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能对你说，我认为自己错了。我的看法是这些事无关紧要，我不明白，一个能够轻而易举使人快乐的姑娘，竟拒绝这样做。咱们说好了，”我又加上一句，为的是叫她那些道德观念得到一半满足，同时也回忆起她和她的女友们是怎样鞭挞女演员莱亚的女友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少女可以什么事都干，没有任何不道德的事。你听着，有一天你对我谈到住在巴尔贝克的一个小女孩，谈到她与一个女演员之间的那种关系。我认为这种关系太丢人了，太丢人了，以至于我认为是少女的敌手编造出来的，并非真有此事。我认为那不大可能，不可能。但是任凭一位男友拥抱，甚至更有甚之，既然你说我是你的朋友……”

“你是我的朋友，但是在你之前，我也有过别的朋友。我见识过一些小伙子，我向你保证，他们对我有着同样的友情。可是，没有一个人敢这么干。他们知道，如果这么干，头上会挨上两巴掌。再说，可能他们连想也没这么想，大家就是很直截了当地，很友好地，作为好伙伴，握握手。从来没有人说过拥抱的事，可是并没有因此降低友情。好啦，你看重我的友情的话，你就会满意，我肯定相当喜欢你才会饶恕你。不过我可以肯定，你不会把我放在心上。请你承认，讨你喜欢的是安德烈。归根结底，你说得对，她比我热情得多，她又那么叫人心醉神迷！啊，男人们！”

我最近虽然非常失望，阿尔贝蒂娜如此坦率的一番话，倒叫我对她敬重万分，给我留下十分良好的印象。说不定这种印象此后对我产生了巨大而不良的后果，因为从这个印象开始，形成了那种几乎亲切的情感、那种道德的内核，在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中，这种情感和内核一直持续存在。这种情感可以成为最大痛苦的根源。因为要真正为一个女人而忍受痛苦的折磨，必须首先对她完全信任不可。目前，这个道德、敬重、友情的雏型，在我的心中仍象一块石头一般留在那里。如果它就这样停留下去，不再增长，像第二年，甚至象我初次在巴尔贝克小住的最后几个星期那样保持着其毫无生气的状态，只这一个因素，对我的幸福是丝毫不会起到破坏作用的。有些客人，无论如何，较为谨慎的办法还是将他们赶走，但是人们让他们留在原地，不去招惹他们，他们的弱点，是在一个陌生的心灵中感到孤独，这已经使他们暂时不会伤害人了。上述这种情感在我心中，就好像这样的一位客人。

现在，我的幻梦重又可以自由自在地落在阿尔贝蒂娜的这个或那个女友身上，首先是安德烈身上了。安德烈对我的热情是否会被阿尔贝蒂娜得知，如果我对这一点没有把握，她的热情可能就不会那么叫我感动了。当然，长期以来我佯装偏爱安德烈，交谈习惯，表白柔情的习惯，为我对她现成的爱情提供了材料。迄今为止，只缺一样，那就是加上点诚挚的情感。现在我的心又自由了，可以提供这种诚挚的情感。可是，安德烈聪明过份，神经过份过敏，过份病态，与我过于相像，我不会爱她。如果说我现在感到阿尔贝蒂娜似乎过于空虚，安德烈则充满了某种我过份熟悉的东西。第一天，在海堤上，我本来以为见到的是自行车运动员的情妇，沉醉于对体育运动的爱好之中。可是安德烈对我说，她之所以从事运动，乃遵从医嘱，为的是治疗她的神经衰弱和营养紊乱，而她最美好的时光是翻译乔治·艾略特的一本小说。对于安德烈是什么样的人，我从开始就大错特错了。结果是我很失望，事实上，这种失望对我无关紧要。这个错误属于这样的类型：虽然这样的错误仍可以允许爱情产生，但是，只有在爱情再也无法改变时，这样的错误才会为人所承认，因而也就成为痛苦的根源之一。这种错误——可以与我在安德烈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很不相同，甚至相反——尤其是就安德烈而言，常常是由于相当看重外表，希望如此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举止，以致第一次接触便产生了幻想。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除了他们的外表，装腔作势，模仿他人，希望为人欣赏以外，还要加上言谈、举止的假象。有些厚颜无耻的人，残忍的人，也不比某些善良的人，讲义气的人更能经受得住这种考验。同样，人们常常会发现一个以慈善闻名的人原来是一个虚荣的吝啬鬼，他大放厥词，会叫我们把一个老老实实、充满先入为主观念的女孩想象成是梅萨琳娜1式的人物。我本来以为安德烈是健康而单纯的姑娘，实际上她只不过是一个寻求健康的人。安德烈认为许多人是健康的，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个肥胖粗大、面孔通红、身穿白色法兰绒上衣的关节病患者并不一定就是大力士一样。因为某人显示出来的健康而爱上了他，而他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病人。这种病人只从别人身上得到健康，就象某些星球借其它发光星体的光以及某些物体只容电流通过一样。有些情况下，这种情形对幸福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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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梅萨琳娜为古罗马皇帝克罗德的第五个妻子，以荒淫、残暴、奢侈而著名。

这些都无关紧要。象罗斯蒙德和希塞尔一样，安德烈毕竟是阿尔贝蒂娜的女友，甚至胜过罗斯蒙德和希塞尔，她与阿尔贝蒂娜共享生活，效仿她的举止，以至第一天刚开始时，我分辨不出她们这个与那个来。这些少女是一枝枝玫瑰，其主要魅力是散布在海上，她们之间仍然保持着我与她们尚未相识时那种不可分离性。那时，她们之中不论哪一位出现，都会叫我那样激动，向我宣告那一小群已经不远。现在依然如此，看见其中一个人，便使我感到快乐。这快乐中含有见到其他人随她出现或过一会来与她会齐的快乐的成份。即使其他人这一天不来，还有谈论她们的快乐，知道别人会告诉她们说我在海堤上的快乐。至于这成份究竟占多大比例，我就说不上来了。

这已经不再单纯是初来时期的那种吸引力，而是真正在爱情上的三心二意，在她们每个人之间犹豫不决，显然她们每个人都可以代替另一个人。我最大的悲哀，并不是这些少女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抛弃了我，而是我无法做到立刻喜欢上哪一个。如果能做到，我倒可以将不清不楚地在所有人身上飘荡的全部忧伤和幻想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即会抛弃我的那个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在她的所有其他女友眼中，我会立刻威信扫地，是不是我会不知不觉地留恋她的所有其他女友，因为在那之前我对她们怀着一种集体性的爱呢？政治家或演员对公众也怀着这种集体性的爱，他们得到公众的厚爱之后，如果被丢在一边，是无法自慰的。我未能得到阿尔贝蒂娜的青睐，现在，哪一个少女晚上离开我时，对我说上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向我飞过一个意义不明的眼神，我便骤然希望从这个少女那里得到这青睐。借助于这么一句话，这么一个眼神，我的冲动会一整天围着她打转。

在她们那机灵活泼的面庞上，线条刚刚开始相对固定，足以叫人辨认出可塑的、飘忽不定的人像来，哪怕此后还要变。正因为如此，这种冲动就更加带着肉欲成份在她们之间游荡。这些少女的面庞虽然彼此那样不同，倒说不定能够——重叠起来，她们的面庞长、宽方面的差异、远远比不上五官之间的差异。但我们对面庞的认识是非数学性的。首先，这种认识并非从衡量每一部分开始，而是以某一表情，一个总体印象为出发点。以安德烈为例，温和的双眼，细腻的线条好像与细小的鼻子连接在一起，鼻子窄而细，有如画出来的一条简单的曲线，为的是叫分在双眸中的微笑那高尚的意念能在一条线上得以继续。她的秀发中也画出一条同样的细线，轻盈而幽深，有如风儿在沙上犁过而画出的线条。这一点上，她大概受遗传影响，因为安德烈母亲那满头银丝也完全是如此造型，这里形成一块凸起，那里形成一块凹陷，如同随着地形起伏隆起或下陷的白雪。

自然，与安德烈鼻子那秀气的线条相比，罗斯蒙德的鼻子似乎提供了宽大的平面，有如一座高塔耸立在宽大的底座上。一条无比细小的线条能构成极大的差异，面部表情便足以使人相信这差异是多么大——一条无比细小的线条本身就能构成一个绝然特殊的表情，一个人的个性——使这些面庞显得彼此不会雷同的，还不仅仅是无比细小的线条和表情的特点。在我这些女友的面庞之间，面色构成更深刻的区别，那原因倒也不在面色为面庞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美。罗斯蒙德沉浸在撒了琉粉的玫瑰色中，双眼那发绿的光芒又作用于这玫瑰色。安德烈雪白的双颊从她乌黑的秀发中得到那么多庄重高贵之气。她们的肤色是那样不同，以致我站在罗斯蒙德面前与站在安德烈面前，领略到的，是先后凝望生长在阳光普照之海滨的一株绣球与夜色朦胧中的一株茶花时所得到的同样的快乐。肤色构成更深刻的区别，更主要地是因为通过颜色这个新因素，线条之间无比细小的差别，无比扩大，平面的比例完全改变了。这个新的因素与配色器一样，是一个大发生器，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一个比例改变器。结果是，可能构造差异不大的面庞，视其为火红的头发、粉红的肤色之火或为不反光的苍白光线所照耀而会变长或变宽，成了另外的面庞，如同俄国芭蕾1的道具，如果白天观看，有时就是简单的一张圆纸片。而巴克斯特2这样的天才，视其将布景笼罩在肉红色或月光的光线之下，便可在一座宫殿的正面镶上绿松石，或者使一座花园中孟加拉玫瑰柔和地盛开。我们认识面孔也是这样，我们是以画家身份仔细衡量面孔，而不是以土地测量员身份去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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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芭蕾于1909年首次赴巴黎演出，普鲁斯特非常欣赏。

2莱昂·巴克斯特（1866—1924），俄国画家，为《火鸟》（1910），《达夫尼斯和克洛埃》（1912）等设计过布景。普氏与他见过面，对他的才华及和蔼可亲有深刻印象。

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们，情形均如此。某些日子，她身材纤弱，面色发灰，神态抑郁，紫色的半透明的光线下她的双眸深处，如同大海有时呈现的颜色，她似乎忍受着放逐者之悲哀。另外的时日，她的面孔更加光滑，放着釉彩的表面粘附着欲望，又防止那欲望走得更远。除非我突然从侧面看她，因为她那无光泽的双颊，就象一支白蜡烛，表面上由于半透明而呈现玫瑰色，真叫人想去亲亲那双颊，去触触这为他人所看不见的不同的肤色。还有的时候，幸福使她的双颊沐浴在那样颤动的明亮之中，以致皮肤变成了流体，变得模糊不清，似乎有日光偷偷地闪过，使皮肤呈现出与双眸不同的另一种颜色，而不是另一种质地。有时，完全出你意料，望着她那撒播着棕色小斑点，又只有两处更显蓝色的痕迹飘浮的面孔，似乎为金翅鸟的卵做成。又常常像是用只在两处加工并磨光的乳白色的玛瑙做成。在棕色宝石中，她的双眸闪闪发光，如同一只天蓝色蝴蝶那透明的双翅。肌肉成了明镜，使我们产生比起身体的其它各部分来，更让我们心灵接近的幻想。更常见的情形，是她面色更鲜艳，于是也更生机勃勃。有时在她白皙的脸上，只有鼻子尖是粉红的。她的鼻子很纤巧，好似一头狡猾的小猫的鼻子，你真想跟那小猫玩耍片刻。有时她的双颊是那样光滑，以致目光在那玫瑰色的珐琅质上滑下去，就象在一个小巧玲珑的艺术品小壶那玫瑰色的珐琅上流淌下去一样。她乌黑的秀发构成半开而又多重的壶盖，使这玫瑰色的珐琅显得更加优雅、内在。有时她的双颊达到仙客来花朵那种粉红带紫的程度。有时她充血或发烧，更使人想到她是病态体质，这使我的欲火下降，成为某种更性感的东西，也使她的目光表现出更邪恶、更不健康的东西。这时她的面色呈现某些红得几乎发黑的玫瑰的那种深紫色。

这样的一个个阿尔贝蒂娜，各不相同，就象一个女舞蹈演员，随着舞台灯光的千变万化，她的色彩、身影和性格不断变化，每次出场都各不相同一样。说不定正因为那个时期我在她身上欣赏到的人物是那样变化多端，后来我也养成了习惯，根据我想到的是哪一个阿尔贝蒂娜，我自己也化成另一个人物：或妒火中烧，或毫不在乎，或追求肉欲，或郁郁寡欢，或怒气发作，不仅仅随着复苏的记忆偶然而至，而且根据我理解同一回忆的不同方式所施加的信念强度去重新创造这些人物。应该反复地谈这个问题，谈这些信念。大部分时候，这些信念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填满了我们的心灵，对我们的幸福来说，它比我们看到的某个人本身更为重要，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些信念来看他的，是这种信念尔贝蒂娜的每一个我起一个不同的名字，更应该给在我面前出现的每一个阿尔贝蒂娜起一个不同的名字。在我眼前出现的阿尔贝蒂娜，从来不是一个模样，正像接踵而至的各不相同的各种大海——为了更方便起见，我简单地叫它大海——，阿尔贝蒂娜是另一个海中仙女，她在大海中轮廓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更有甚者——以同样方式，而且据说更为有益，在一处叙事中，提到那一天天气如何——我应该一直将天气这名称交给信念，哪一天我看见阿尔贝蒂娜，哪一种信念笼罩着我的心灵，构成这一天的气氛。人的外表，就象各种各样的大海的外表一样，这些都取决于那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云团。这些云团以其集中的情形，流动的情形，撒播的情形，逃遁的情形，改变着每样事物的色彩——正像有一天晚上，埃尔斯蒂尔停下脚步与那些少女谈话，而没有将我介绍给她们，他撕破了一片云，这些少女远去的时候，她们的形象在我眼中骤然显得更加美好一般——过了几天，我与她们相识了，那云团又形成了，遮住了她们的光彩，经常横亘在她们与我的双眼之间，这云团是不透明的、温和的，好似维吉尔笔下的琉科忒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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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琉科忒亚是底比斯王卡德库斯的女儿，为航海神，在《奥德赛》中，她救奥德修斯一命，免得他淹死。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提到她，说她专门拯救海上遇难的人。

自从这些少女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向我指出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观看她们的面部表情以后，对我来说，无疑她们每个人面孔的意义都改变了很多。我用提问题的方式，按照我的意愿挑起她们的话语，使话语千变万化，就象一个作实验的人通过反证来证明他的假设一样。对这些话语我就可以赋予更高的价值。将从远处看显得优美而神秘的人与事移到近处，便足以使我们意识到这些人与事既无神秘也无优美之处。总的说来，这是解决人生问题的一种方式。在许多种方式中，这也是可以选择的一种有益于健康的方法。这种方法可能不值得特别推荐，但是这会使我们得到某种平静用以度日，用以忍受死亡——这种方法会使我们毫不留恋，使我们确信我们已经接触到最杰出的人与事，而这最杰出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原来以为，在这些少女的头脑深处，是蔑视贞洁，并且靠对贞洁的蔑视，回忆日常那些短暂的男女私情过活。现在，我认为在她们头脑深处是正直的原则在起作用了。这些原则可能还会动摇，但是迄今为止防止了那些从他们的布尔乔亚阶层中接受这些原则的女孩走上任何歧路。一个人一开始就误入歧途时，甚至在小事上也是如此。假设错误或记忆错误使你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寻找某一流言蜚语的制造者或丢失物品的地方时，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发现了谬误，但是并没有用真理去代替，而是用另一谬误去代替。我与她们亲切交谈时，从她们脸上确实见到清白无邪这个字，就这些少女的生活方式和与她们相处的行为而言，我确实体验到这个字眼的全部效果。不过，说不定我观察得丢三拉四，解字过于匆促有误，在她们脸上并没有写着这个字，正象我第一次看贝玛的日场演出，朱尔·费里1的名字并没有写在那次的节目单上，而这并没有妨碍我对德·诺布瓦先生说，朱尔·费里很可能为那次演出写了开场小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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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尔·费里（1832—1893）1879年任公共教育部部长，从未写过开场小戏。

既然在我们有关一个人的回忆中，凡是对我们每日发生的关系没有立竿见影的用处的事，头脑一律将其排除（甚至而且特别是如果这些关系还染上一点爱情的话，这爱情从未得到满足，在最近的将来还活着），对于这一小群少女中我的任何一个女友来说，我所见到的最后一张面孔，怎么能不是我回忆的唯一面庞呢？头脑任凭往日的链条飞逝，只死死留住这链条的最后一截。制成这一截的金属常常与消逝在黑夜中和我们人生旅途中的各个链条完全不同。我们的头脑只把我们现在所在的国度当作真实的国度。我最初的印象已经那样遥远，在我的记忆中无法找到什么凭证防止其每天变形。在我与这位少女一起聊天，吃茶点，一起游玩所度过的漫长时光里，我竟然不记得，她们与我从前如同在壁画上见过一般、在大海前列队走过的无情而又肉感的处女是同一批人。

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会把我们带到卡利普索岛1去，会挖掘出米诺斯的宫殿2。只是卡利普索不过是一个女子，米诺斯不过是一个毫无神祗气息的国王。甚至历史告诉我们的作为这些极为真实的人的特性的长处和短处，也常常与我们赋予那些叫同样姓名的想象中的人物的长处和短处很不相同。我初来乍到那几天创造的优美的大海神话，就这样消失了。但是，至少我们在曾认为不可企及而热烈向往的不拘礼节气氛中度过了一些时光，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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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利普索岛为仙女卡利普索所居住之岛，她在这里接待了奥德修斯并挽留他十年。

2普氏此处可能指克诺索斯宫殿。据荷马史诗，这克诺索斯宫殿是米诺斯王国的大城市，伟大的宙斯每隔九年前来，对米诺斯讲述心腹之言。1900年。考古学家阿尔图尔·伊文斯（1851—1941）挖掘出了这座宫殿，神话遂让位于现实。

那些我们开始时觉得别扭的人，在与他们相处中，即使最后在他们身边终于会体验到不自然的、做作的快乐，这快乐之中也始终滞留着他们掩盖住了的缺点的那种掺假的味道。在我与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这样的关系之中，构成其根源的真正的快乐，则留下一股馨香。这股馨香，任何人工的办法都无法将它赋予强摘下来的水果，或赋予未曾在阳光下成熟的葡萄。在一段时间内，对我来说，她们是仙女。甚至在我不知不觉中，她们在我与她们之间最普普通通的关系之中，加进了某些奇妙的成份，或者说，她们防止这些关系中有任何平庸的成份。我的欲望那样贪婪地寻找双眸的含义，如今这双眸了解了我并对我微笑，但是第一天，这双眸与我的目光相交时，犹如另一宇宙的光芒。我的欲望那样广袤地、细致周到地将色彩与芳香撒播在这些少女那有血有肉的表面上，她们卧在悬崖上，纯朴地向我递过三明治或者玩猜谜游戏，以致常常一个下午，我躺在那里——就象那些画家，他们要在现代生活中寻找古代的雄伟，赋予正在剪脚指甲的一个女人以《拔刺的人》1那样的高尚，或者象鲁本斯一样，将自己认识的一些女人画成女神2以构成古代神话场面——这些类型很不相同的长着棕发和金发的美丽身躯，在草地上散布在我的周围。我望着这些美丽的身躯，说不定它们并没有去除全部平庸的内涵，日常的体验使她们充满了平庸的内涵，然而（我并没有回忆起她们那天仙般的出身）我却象赫拉克勒斯或忒勒玛科斯一样，似乎正在仙女之中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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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拔刺的人》是古希腊时代的铜塑，表现一个小伙子正从脚跟上往外拔刺，为罗马博物馆最美的藏品之一。普鲁斯特肯定在卢浮宫见过其复制品。

2普氏这里可能指表现玛丽·德·美第奇生活的系列画，因为朱诺、密涅瓦和美惠三女神均簇拥着这位王后。也可能是指一些神话人物画，如《向维纳斯献祭》，画上就有画家自己的妻子出现。

此后，音乐会结束，坏天气来临，我的女友们离开了巴尔贝克，不是所有的人都象燕子那样一起走，却都在一周之内。阿尔贝蒂娜第一个走了，突然走了，她的哪一个女友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都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她忽然回巴黎去了，既没有功课，也没有什么消遣呼唤她到巴黎去。

“她一声不吭就走了”，弗朗索瓦丝嘟嘟哝哝地说。其实，说不定她巴不得我们这样。她觉得我们在旅社的雇员面前和经理面前太不谨慎。雇员数目已大大减少，但仍有极少数顾客留在这里，依然留下一些雇员。经理则“侵吞钱款”。

确实，旅馆很快就要关门，几乎所有的人都走光了。可是旅馆从未这样舒适。当然经理并不这样认为。客厅里，人们冻得发抖，客厅门口再没有一个侍者照应。经理沿着各个大厅，在过道上踱着方步。他身穿崭新的礼服，头发理得那么讲究，那枯燥乏味的脸似乎构成了一个混合体，一份肉大概就有三份化妆品。他不断更换领带（这样摆阔要比保证取暖和保留工作人员少花钱，这就象一个人再也无法为一件善举送上一千法郎，但是还能毫无困难地摆出大方的样子，给前来送电报的电报员一百个苏小费）。他那样子象在视察虚无，似乎要借助于个人的良好衣着，赋予这凄凉景象一种临时性质。在这个时令已经不佳的旅馆里，人们对这凄凉景象感受良深。经理宛若君主再现的幽灵，出没于自己昔日宫殿的废墟之中。这条地方性铁路见旅客不足，已停止运行，直到明年春季才会恢复。经理对此特别不满。

“这里缺的就是交通手段，”他经常这么说。

虽然出现了赤字，他仍为今后几年进行宏伟的规划。不论如何，当一些漂亮字眼施用于旅馆业，而且又能使这一行业显得宏伟壮丽时，他还能准确地记住一些。

“尽管在餐厅里我有一个优秀班子，我的帮手仍然不够，”他常常说，“穿制服的仆役仍有待改善。明年我会聚集什么样的优秀部队，你们会看到的！”巴尔贝克邮政总局服务中止，使他不得不派人去取信，有时用蹩脚马车去送旅客。我经常要求上车，坐在车夫旁边，这样，不论什么天气，我都可以出去走走，就象在贡布雷度过的那个冬天一样。

有时暴雨如注，游艺场早已关闭，外祖母和我只好留在空荡荡的一些房间里，就象狂风呼啸时，待在船舱尽头一样。与远渡重洋一样，每天在这船舱里，我们在他们身边度过了三个月而并不了解的人当中，会有一个朝我们走来。雷恩的首席审判官呀，冈城的首席律师呀，一位美国太太及其女儿呀，与我们搭搭话，想出点什么花样，让时间不要显得那么漫长，或露出点什么本事，教我们一种玩牌的办法呀，请我们喝茶呀，或请我们弹奏些乐曲呀，请我们某个时刻聚一聚呀，一起设法消遣呀，等等。这些消遣的真正奥秘就是自寻快乐，不要声称烦闷得很，只是互相帮助度过这烦闷的时光。这些人终于在我们小住的末尾与我们结成了友谊。第二天，他们相继离去，又使这友情中断了。

我甚至认识了一个有钱的小伙子，他的两个贵族朋友当中的一个，以及又来住几天的女演员。这个小圈子已经只有三个成员，另一个朋友已经返回巴黎。他们要我和他们一起到他们常去的那家饭馆去用晚餐。我没有接受，我想他们相当高兴。不过他们发出邀请时，是极尽和蔼可亲之能事的。虽然实际上这邀请只来自有钱的小伙子，其他几个人只不过是他的客人罢了。由于陪同他的朋友莫理斯·德·福代蒙侯爵出身于名门望族，那个女演员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时，为了抬举我，她本能地说道：“这会叫莫理斯喜出望外。”

待我在大厅中碰到他们三个人的时候，那个有钱的年轻人退后一步，倒是德·福代蒙先生对我说：“您不赏光来和我们一起进晚餐吗？”

总而言之，我没有充分利用巴尔贝克，这倒叫我更想再次前来。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待的时间太少。可是我的朋友不这样看，他们给我写信，问我是不是打算永远在巴尔贝克生活下去，是不是他们以后将不得不在信封上写上巴尔贝克这个地名。我的窗子不朝着田野，也不朝着一条街，而是朝着大海这边，每天夜里我听到大海的呼啸。入睡之前，我象一只小船一样，将自己的睡梦托付给大海。我有一种幻觉，便是这与波涛一起构成的喧嚣，大概在我不知不觉中就象睡梦中教的功课一般，具体地向我头脑中灌输了其魅力的概念。

旅馆经理主动提出明年给我更好的房间。我现在对自己的房间已经十分眷恋，走进房间里再也闻不到印须芒草的味道。从前在这个房间里，我的思路是那样难以展开，现在，这思路终于那样准确地占据了整个空间，以致当我应该在巴黎我从前那个天花板很低的房间里过夜时，不得不对自己的思路进行反方向的处理。

确实应该离开巴尔贝克了。在这个没有壁炉和取暖器的旅馆里，寒冷和潮湿已经这样沁人骨髓，不能再待下去了。最后的几周，我几乎立即就忘记了。每当我想到巴尔贝克，几乎不加变化地重现在我眼前的，便是每天早晨的时刻。天气晴朗的季节，因为我下午要同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外出，外祖母遵照医嘱，强迫我每天早晨在暗中躺在床上。经理发出命令，不许在我这一层弄出声响，并且亲自照看，要人们服从命令。光线很强，我尽量长时间地让那大紫窗帘拉着。我刚来的第一天晚上，这窗帘曾对我表现出那样大的敌意。为了不让光线透进来，每天晚上，弗朗索瓦丝都把毯子，桌子上的红印花布，从这里那里弄来的料子接到窗帘上去，用别针别住。也只有她能把这窗帘解下来。她无法把各处都拼接得恰到好处，于是这黑暗并不完全彻底，窗帘还是让有如秋牡丹鲜红的叶子一样的东西撒播在地毯上。我忍不住要上去赤脚踏住那些“秋牡丹”。

对着窗户的那面墙，已被局部照亮。墙上，没有任何支撑的一个金色圆柱体垂直地立在那里，象在荒漠中作为希伯莱人前导的光柱一样缓缓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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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我再次躺下，静静地只通过想象去品味游戏、洗海水浴、步行的快乐，而且同时品味所有这一切快乐，上午很适宜做这些事。快乐使我的心怦怦跳动，好似一台充分开动的机器。但这台机器不能移动，只能自我转动，将其速度就地传递出去。

我知道那些女友们此刻正在海堤上，但我看不见她们，她们正从大海那高高低低的支脉前经过。有时短暂放晴，在大海尽头可以望见里夫贝尔小城。阳光将这座小城精心地分成一个个小块。它犹如一座意大利小镇，栖息在大海蓝莹莹的峰巅上。我看不见女友们（而报贩——弗朗索瓦丝管他们叫“报人”1——的叫卖声，洗海水浴的人和孩子们玩耍发出的呼喊，如海鸟的鸣叫一般为轻轻撞碎的海浪敲击着节拍。这些声音都传到我这高台上来），我推测得到她们的存在，柔和的涛声一直传进我的耳鼓，我听见她们卷进波涛中发出如同涅瑞伊得斯2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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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词法文中也为“记者”之意。

2涅瑞伊得斯是涅柔斯和多里斯的女儿，为海中仙女。她们一共有姐妹五十人，但名字却有七十七个，其中著名的有安菲特里特、忒提斯、该拉忒亚等。

“我们看了半天，”阿尔贝蒂娜当天晚上对我说，“想看看你是不是会下来。可是你的窗板一直关着，甚至到了音乐会的时间还关着。”

确实，十点钟时，音乐会在我的窗下轰响起来。如果海水涨潮，在乐器间歇之中，一个浪头打来，似乎能将小提琴的节拍卷进自己那水晶涡状物之中，泡沫溅到海底音乐那断断续续的回声上，然后那形成浪花的海水重又流淌下去，流水倾注，水不间断。

还不把我的衣物送来，让我可以穿衣起床。我着起急来，时钟敲响正午十二点，弗朗索瓦丝终于来到。连续几个月，在这个我将之想象为只受暴风雨袭击并笼罩在烟雾之中因而那样向往的巴尔贝克，晴朗的天空是那样明亮，那样宁静，弗朗索瓦丝前来将窗户打开时，我总能毫无谬误地推想，我会找到折到外墙角上的那一方阳光。其颜色永恒不变，作为夏天的标志，则不如毫无生气的假珐琅那样抑郁而动人。弗朗索瓦丝将窗帘上的别针一一取下，拿掉布料，拉开窗帘时，她展露出来的夏日似乎与一具华丽的千年木乃伊一般死气沉沉，他是那样亘古有之。我家这位老女仆只是小心翼翼地为这具木乃伊除去原来身上的衣物，叫它身着金袍、散发着香气出现在人们眼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