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将罗马的那场灾祸删改一番后告诉了尼科尔——他说他出于好意救了一个醉酒的朋友。他相信巴比-沃伦会管住她的舌头，因为他曾对事实真相会给尼科尔产生怎样的灾难性后果做过一番描绘，但比起罗马事件所给予他的持久的影响来说，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些小小的障碍而已。
作为一种反应，他全力以赴地埋头工作，这样，即使弗朗茨试图同他分手，也找不到引发一场争吵的借口。没有某种皮肉被撕裂的惨痛，真正的友谊是不会毁于一旦的——因而弗朗茨越来越相信迪克在智力和情感上横冲直撞，以致伤害了他。而在过去，差异的存在恰恰被认为是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美德。这就如同为了以次充好，用陈年的皮革来制鞋一样。
然而到五月，弗朗茨终于找到机会打人了第一块楔子。一天中午，迪克脸色苍白，一身疲惫地走进他的办公室，一屁股坐下来，说：
“哎，她走了。”
“她死了？”
“心脏不跳了。”
迪克歪倒在靠门口的一把椅子上。接连三个晚上，他守候在那个无名艺术家身边。表面上他在那里是为了给她按时注射肾上腺素，但实际上是想尽可能在她即将沉入的黑暗中多投射些微弱的光线。
弗朗茨能体察到他此时的心情，便很快提出他自己的看法，
“这是神经性梅毒。所有做过的瓦色尔曼1试验都证明这一诊断。而脊髓——”——
1瓦色尔曼（1866-1925），德国医生，成功地完成了梅毒血清试验。
“别操心了，”迪克说，“哦，天哪！别操心了！如果她处心积虑要带着她的隐秘离开人世，那就如她所愿吧。”
“你最好休息一天。”
“别担心，我会的。”
弗朗茨有了个主意，他从正起草的给那个女病人的兄弟的电文上抬起头来问道，“或者你想去做一次短途旅行？”
“现在不想。”
“我不是指休假。洛桑有个病人，今天一上午我都在跟一个智利人打电话——”
“她真够坚强的，”迪克说，“拖了那么长时间。”弗朗茨同情地摇了摇头，迪克回过神来。“很抱歉我打断了你的话。”
“这正是一种变化——我要说的是一对父子的事——那父亲不想把他儿子送到这儿来，他要医生去他们那儿。”
“什么病？酒精中毒？还是同性恋？你是说在洛桑——”
“都有一点儿。”
“我可以去。有酬金吗？”
“相当丰厚，我想。估计要在那儿呆上两到三天。如果需要观察的话，就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总之，别太匆忙，悠着点，注意劳逸结合。”
在火车上昏睡了两个小时，迪克的感觉好多了。他期待着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同帕尔多一库伊达特-雷亚尔先生会见。
这一类会见大同小异。家庭代表的那种十足的歇斯底里，常常同病人的状况一样是一种有趣的心理现象。这次也不例外。帕尔多一库伊达特-雷亚尔先生是一位仪表不凡，有着铁灰色头发的西班牙人。他举止高贵，穿着打扮充分显示出他的富有和权势。他对他下榻的”三界旅馆”的住宿条件满腹牢骚。他像一个放纵的醉醺醺的老婆子一样唠叨着他儿子的事。
“我是无法可想了，我的儿子堕落了。他在哈罗公学1时就不学好，在剑桥上皇家学院时更不像话。他是彻底堕落了。现在他又酗酒过度，堕落得越来越明显了，而且还闹出丑闻来。我想方设法——我跟我的一个做医生的朋友订了一个计划，让他们一起去西班牙旅行。每天晚上，弗朗西斯科都打一针斑蝥，随后两个人一起去光顾有名的妓院——过了一个星期似乎有些效果，但其实是白费劲。最后，也就是上个星期，就是这个房间，确切地说在那间浴室——”他用手指了指，“——我让弗朗西斯科脱了上衣，用鞭子抽了他——”——
1英国哈罗城的一所著名的男生寄宿学校，创立于1571年。
他说累了就一屁股坐下，这时迪克开了口。
“这么做很蠢——去西班牙旅行不会起作用——”他强忍着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一个有名望的医学专家竟要参与这一类外行的实验！“——先生，我必须告诉你，遇到这些事，我们也没有什么高招。说到酗酒，我们常常能取得某种效果——当然要有积极的配合。关键是要让孩子增强自信心，从而去发现他对此事有什么认识。”——
这孩子，就坐在阳台上，约莫二十岁，相貌英俊，透着机灵。
“我想知道你的看法，”迪克问道，“你觉得这状况是不是更糟了呢？你愿意做点什么吗？”
“我想我愿意，”弗朗西斯科说，“我过得很不快活。”
“你想到这是因为酗酒或其他不正常行为造成的吗？”
“我想酗酒是另有原因的。”他严肃了那么一刻——突然他脸上露出难以抑制的滑稽表情，还大笑着说，“这没用。在皇家学院，人们都称我‘智利女王’，到西班牙的旅行——全部效果是我一见到女人就恶心。”
迪克严厉地看着他。
“要是你对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津津乐道，那我帮不了忙，我是在浪费时间。”
“不，让我们接着谈——我也讨厌许多这样的人。”这个孩子相当坦率，不过眼下已变态为对他父亲的一种有意的反抗，然而他眼睛里流露出同性恋者在谈论此类话题时常有的那种典型的嘲弄的神色。
“怎么说这也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事，”迪克告诫他，“你会耗费你的生命，而且后患无穷。你将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任何体面的社会活动。要是你想面对这个世界，你就必须从克制情欲人手——而且，最重要的，刺激情欲的酗酒——”
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而十分钟前他还想弃之不顾。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们愉快地谈论着这个孩子在智利的家，以及他的志向。以前迪克大概还没有在心理学角度之外了解这样一种性格——他推断，正是性格中的某种力量可能使弗朗西斯科做了一些不法行为。在迪克看来，性格力量总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不论表现为今天上午在诊所死去的那位不幸女子的疯狂的勇气，还是这个迷失的年轻人给单调的旧故事带来的无畏的情趣。迪克力图将性格力量分割成足够细小的部分以便贮存起来——他意识到，就生活的特性而言，整体是不同于部分的。同样，四十到五十岁之间的生活，看来只能按阶段地进行考察。他对尼科尔和萝丝玛丽的爱恋，他在战争行将结束的这个破碎的世界上同艾贝-诺思、汤米-巴尔邦的友谊——在这样的关系中，各种个性似乎紧紧地向他挤压过来，以致他自身成了个性的集大成者——似乎有了某种必然性，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拒绝。似乎在他有生之年，他注定要沾染上某些人的个性，那些他早年相识、早先爱过的人，而且还得像这些个性自身是完整的一样，他的个性也应该是完整的。这之中还涉及某种独特的因素——被爱多么容易，而爱又多么艰难。
当他和年轻的弗朗西斯科坐在阳台上，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飘然进入他的视野。这是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只见他姿势古怪，晃晃悠悠地从灌木丛中出来，犹豫不决地朝迪克和弗朗西斯科身边凑过来，一时成了生动的景物的一个引以为憾的部分，迪克几乎认不出他来——这时，迪克站了起来，无意识地摆了摆手。心里相着“天哪，我捅了马蜂窝了！”他极力想回忆起这个人的姓名。
“是戴弗医生，是吗？”
“嗯，嗯——邓弗莱先生，没错吧？”
“劳埃-邓弗莱。我曾有幸在府上可爱的花园里与您共进午餐。”
“不错。”迪克很想给邓弗莱先生的热情泼点冷水，他便用一种干巴巴的就事论事的口吻说，“这是在一九二四——或二五年——”
他仍然站着，劳埃-邓弗莱起初还有些别扭，但他毕竟不是挑三拣四、生性矜持的人，他很快就随随便便亲亲热热地同弗朗西斯科拉呱起来；而后者，感到有些羞怯，也想和迪克一起尽量用冷淡的态度把他打发走。
“戴弗医生——你离开之前，我有件事情要说一下，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贵府花园里的那个夜晚——您和您的太太待人多么热情。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我始终认为，这是我们参加过的品位很高的聚会之一。”
迪克继续蟹行般地朝旅馆的最靠近的一扇门退去。
“我很高兴你愉快地记住这事，不过，我现在要去见——”
“我知道，”劳埃-邓弗莱好心地抢着说，“我听说他要死了。”
“谁要死了？”
“也许我不该说——但我们请的是同一个医生。”
迪克收住脚步，惊讶地看着他。“你说的是谁呀？”
“怎么，你的岳父呀——也许我——”
“我的什么？”
“我想——你的意思是我是第一个——”
“你是说，我的岳父在这儿，在洛桑？”
“怎么，我以为你知道——我以为，你就是为此来这儿的。”
“哪位医生在照料他？”
迪克在记事本上草草写下了医生的名字，说了声“抱歉”，就匆匆地朝电话亭走去。
丹格医生乐于在自己家里马上与戴弗医生见面。
丹格医生是个年轻的日内瓦人，他起初有些担心会失去一个富有的病人，但是迪克让他放了心。他证实，沃伦先生的确快要死了。
“他才五十岁，但他的肝脏已经坏死，病情恶化的原因是酒精中毒。”
“还能治吗？”
“除了流质，他已不能进食——我想他能活三天，至多一个星期。”
“他的长女，沃伦小姐知道他的病况吗？”
“根据他自己的意愿，除了他的男仆，没人知道。只是今天上午，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他——他听了显然很激动，尽管从这次发病开始，他就抱有一种宗教般的顺其自然的态度。”
迪克考虑着，“嗯——’”他慢慢地做出了决定，“不管怎样，我来通知他的亲属。不过，我想，他们会要求给病人来次会诊。”
“悉听尊便。”
“我知道我这么说是代表病人的亲属，请你从日内瓦请一个湖滨地区——赫伯鲁格最著名的内科医生来。”
“我也在考虑此事。”
“我在这儿至少还要呆一天，我会跟你保持联系的。”
那天晚上，迪克去找帕尔多一库伊达特-雷亚尔先生，他们又做了一番交谈。
“我们在智利有大宗产业——”这位老人说，“我儿子可以去那儿管理这些产业。或者我可以安排他到巴黎的某处企业，这样的企业，我们在巴黎有十多个——”他摇了摇头，在窗户旁踱来踱去。春雨欢快地打在窗户上，天鹅仍在雨中嬉戏。“他可是我唯一的儿子！你不能带他一起走吗？”
这个西班牙人突然跪倒在迪克的脚下。
“难道你不能治好我儿子的病吗？我相信你——你可以带他一起走，治好他的病。”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即使我可以带他走，我也不能这么做。”
西班牙人站了起来。
“我真是急死了——我简直走投无路——”
迪克要下楼到门厅去，在电梯间碰上了丹格医生。
“我正要去你的房间，”后者说，“我们能否到外面的阳台上谈一谈呢？”
“沃伦先生死了吗？”迪克问道。
“他还是那样——会诊安排在明天上午。另外，他要见他的女儿——也就是你的妻子——心情很迫切。看起来他们之间有过争吵——”
“情况我知道。”
两位医生彼此看了看，各有心事。
“你做决定之前为什么不跟他谈一谈呢？”丹格医生建议他，“他会体面地死去——那只是由于一种不断的衰竭而陷入的弥留状态。”
迪克勉强地同意了。
“好吧。”
德弗罗-沃伦正在体面地衰竭。他弥留的房间，同帕尔多一库伊达特-雷亚尔先生所住的房间一样大小——在这家旅馆里，还住着不少破落户、流亡者，以及声称是某个已丧失独立地位的小公国王室的人。他们整日与鸦片烟或镇静剂为伍，没完没了地听着同一家电台的广播，听那些粗俗下流的歌曲。倒不是说欧洲的这个角落有意招徕他们，却也轻易收容了这些人。这儿道路纵横——你能见到前往疗养院或山里的结核病疗养地的人，也能见到那些被法国和意大利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房间里光线暗淡。一个面貌和善的修女在照料病人，他的瘦削的手指拨弄着白色床单上的一串念珠。他气色尚好，丹格离开他们后，他便同迪克交谈起来，说话时还带着那种粗粗的喉音。
“人快要死的时候，才明白了许多道理。也只有现在，戴弗医生，我才对事情有了真正的认识。”
迪克等他说下去。
“我一直是个罪人。你肯定认为我没有必要再见到尼科尔，然而，在你我之上的一位大人物说，要宽恕，要怜悯。”那串念珠从他无力的手中脱落下来，再从光滑的盖被上滑到地板上。迪克帮他把念珠捡起来。“要是我能见上尼科尔十分钟，我就会快快活活地离开人世。”
“这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迪克说，“尼科尔很虚弱。”他已做了决定，但装作犹豫不决。“我可以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合伙人。”
迪克很快站起来。
“我让丹格医生把结果告诉您。”
回到自己的房间他给楚格湖的诊所挂了电话。过了很久，克特在她自己的家里给他回话。
“我有事要跟弗朗茨商量。”
“弗朗茨上山了。我自己也要去——有什么事需要我转告他吗，迪克？”
“是关于尼科尔的——她父亲在洛桑快要死了。把这个情况告诉他，跟他说这可是件大事，请他在那儿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
“告诉他，三点到五点，还有七点到八点，我都在旅馆自己的房间里。其余时间，请打到餐厅来找我。”
在做这些安排时，他忘了叫他们别让尼科尔知道，当他想起来打电话过去时，那边没有人接了。当然，克特应该是明白的。
……克特坐车上山时没有想到要告诉尼科尔有关电话的事情。空寂的山坡上开着野花，风儿送来奇妙的气息。诊所的病人冬天被带到这儿滑雪，春天则让他们爬山。她下缆车时看见了尼科尔，她正领着孩子们嘻戏欢闹。克特走上去，伸出手臂温柔地搂着尼科尔的肩膀，说，“你带孩子真有办法——夏天你要多教教他们游泳。”
在游戏中，他们已经玩热了。尼科尔情不自禁地一缩身体，近乎粗鲁地摆脱了克特的手臂，克特的手尴尬地垂了下来。这时，她也做出了反应，言词十分激烈。
“你以为我要拥抱你吗？”她尖刻地问道，“这只是因为迪克，我跟他通过电话，我感到难过——”
“迪克出什么事了吗？”
克特猛然意识到她的过失，但她已无法掩饰只能回答尼科尔反复的追问“那你为什么要感到难过呢？”
“跟迪克无关。我跟弗朗茨讲。”
“肯定与迪克有关。”
她一脸惊恐，也吓得她身边的孩子们变了脸色。克特顿时泄了气。
“你的父亲在洛桑病了——迪克要跟弗朗茨谈这件事。”
“他病得重吗？”尼科尔问，这时恰好弗朗茨走了过来，他一副十足的医生派头。克特庆幸这下可以把余下的事交给他了——但祸已阁下了。
“我要去洛桑。”尼科尔宣布。
“等一下，”弗朗茨说，“我认为这不太合适。我要先和迪克通个电话。”
“那我会错过下山的缆车的，”尼科尔不同意，“而且我还会错过三点的从苏黎世开出的火车！如果我的父亲病危，我一定——”她不说了，生怕把话说完。“我一定得去。我必须坐这趟缆车。”她话还未说完，就朝那一排缆车车厢跑去，缆车正喷着气，鸣叫着停在光秃秃的山顶。她回过头来喊道：“要是你打电话给迪克，告诉他我就去，弗朗茨！”
……迪克坐在旅馆他的房间里读《纽约先驱报》，这时，那位犹如燕子般轻盈的修女闯了进来——此刻，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他死了吗？”迪克问修女，他心里还抱着希望。
“先生，他不见了——他走掉了。”
“你说什么？”
“他不见了——连人带行李都不见了。”
真难以置信，一个快要咽气的人竟然爬起来走掉了！
迪克接到弗朗茨打来的电话。“你不应该告诉尼科尔。”他抱怨说。
“克特告诉她的，很不明智。”
“我想这是我的过错。事情未定，千万别说给女人听。不过，我去接尼科尔。哎，弗朗茨，最怪诞的事情刚刚在这儿发生——那老人从床上挺起来，走了……”
“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他走了。老沃伦——他走了！”
“不过，干吗不走呢？”
“医生认为他很快就会衰竭而死——他竟起床，走掉了。回芝加哥去，我猜……我不知道，护士现在在我这儿……我不知道，弗朗茨——我还刚听说——稍后给我打电话。”
他花了足足两个小时打听沃伦的去向。病人趁白班和夜班护士换班的机会，去酒吧一气喝了四杯威士忌，用一张一千美元的钞票支付旅馆的费用，并要服务员别忘了把零钱送还给他，随后便离开了旅馆，据说是去美国。等到迪克和丹格急急地赶到车站想截住他，但结果倒害得迪克连尼科尔也没接上，等他们在旅馆的门厅相见时，她看起来几乎精疲力竭了。看到她撅起的嘴唇，迪克心中好生不安。
“爸爸怎么样了？”她问。
“他好多了。他看来有很强的生命力。”他犹豫了片刻，最后将实情告诉了她，“其实，他从床上爬起来，走掉了。”
迪克忙得顾不上吃饭，此刻有些日渴，便领着恍恍惚惚的尼科尔去了一家小餐馆。他们在两张皮中安乐椅上坐下来，要了一杯高杯饮料和一杯啤酒。迪克继续讲那件事：“给他看病的医生可能诊断有误——别忙，这件事我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想一想。”
“他走了？”
“他坐上了去巴黎的夜车。”
他们默默地坐着。尼科尔的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悲哀。
“这是本能，”迪克最后说，“他确信不久于人世了，但他试图回到生活的老路——病危者离开病榻，他并不是第一个——就像一只钟——你知道，你摇它，不知怎么的，它照旧又走了。现在，你的父亲——”
“哦，别说了。”她说。
“他——主要是感到恐惧，”他接着说，“他害怕了，因而他走了。他也许能活到九十岁——”’
“请别说下去了，”她恳求道，“请别——我再也受不了了。”
“好吧。我来这儿诊治的那个小坏蛋看来不可救药。我们明天就可以回去。”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什么事你非得搀和呢？”她发起火来。
“哦，你不明白吗？有时我也不明白。”
她抓住了他的手。
“哦，我真不该这么说，迪克。”
有人带着唱机来到酒吧，他们就坐在那儿听“傻大姐的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