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和沃洛佳乘着驿车下乡了。一路上，我重温着有关莫斯科的种种回忆。我回想起索涅奇卡·瓦拉希娜，但这是当我们已经走了五站，在黄昏时分才想起来的。“真怪，”我想，“我堕入情网，但是竟然完全忘了这件事；我应该想到她呀。”于是我开始想她，就像在旅途中那样想法，虽然不连贯，但是逼真。我想念她想到这种地步，以致到了乡下那两天，不知为什么，我认为在全家面前，特别是在卡坚卡面前，必须显得忧郁和若有所思；我认为卡坚卡在这种事上非常在行，于是我向她暗示了一下我的心境。但是，尽管我拼命自欺欺人，尽管我有意仿效我在情人们身上看到的一切特征，我却只有两天，而且不是经常的，主要是在傍晚想到我是在恋爱。最后，我一进入乡居生活和事物的新轨道，就完全忘记自己爱索涅奇卡了。
我们夜里到达彼得罗夫斯科耶，我睡得那么香甜，竟没有看到房子，没有看到白桦林阴路，也没有看见家里一个人，他们都散了，早就睡觉了。驼背的老福卡赤着脚，肩上披着他老婆的棉袄，拿着一支蜡烛，前来给我们开门。一看见我们，他欢喜得直颤抖，连连吻我们的肩头，连忙收拾起他的毯子，开始穿衣服。我穿过门廊，走上楼梯，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但是在前厅里，门锁，门闩，一块翘起的地板，箱子，滴满烛油的旧烛台，刚刚点上的弯弯的、冷的牛油蜡烛芯的影子，还有那永远布满灰尘的、没有拆下来的双层窗户（我记得，窗外长着一棵山楂树）——这一切是那么熟悉，充满那么多的回忆，彼此那么和谐，仿佛被一种思想联结在一起似的，使我突然感到这幢可爱的老房子在爱抚我。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我和这幢房子，怎么能分离这么久呢？——于是我连忙跑去，看看其他的房间是否依然如故。一切照旧，只是全都变小了、矮了，而我似乎变得又高、又粗、又笨重了；但是，虽然我变得这样，房子却依旧欢喜地把我拥入它的怀抱，每块地板、每扇窗户、每级楼梯、每个声音，都在我的心头唤起无穷的形象，唤起千思万绪，唤起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的往事。我们到了我们儿时的卧室，童年的一切恐怖又潜伏在角落和门口的黑暗里；我们走进客厅，静穆、温存的母爱仿佛仍然散布在房间里的一切物件上；我们穿过大厅，喧哗的、无忧无虑的儿童的欢笑好像还萦绕在这个房间里，只等待人们使它复活。福卡把我们领到起居室，给我们铺好床，这个房间里的一切——穿衣镜、屏风、古香古色的木刻神像、糊着白纸的墙壁上的每个坑洼，都仿佛提示着痛苦、死亡和再也不会存在的东西。
我们躺下，福卡说了声晚安，就走开了。
“maman不是在这个房间里死去的吗？”沃洛佳说。
我没有回答他，假装睡着了，如果我一说话，一定会哭起来。第二天清早我醒来的时候，爸爸穿着睡衣和软靴，嘴里叼着雪茄烟，坐在沃洛佳的床上，同他又说又笑。他愉快地耸耸肩，从沃洛佳的床上跳起来，走到我跟前，用他的大手拍拍我的脊背，把脸颊凑过来，贴到我的嘴唇上。
“哦，好极了，谢谢你，外交家！”他用他那特殊的、开玩笑的爱抚声调说，明亮的小眼睛凝视着我，“沃洛佳说你考得很好；好样的，好极了。只要你决心不淘气，你也是我的好孩子。谢谢你，我的宝贝！现在我们可以在这儿过过舒服日子，冬天我们也许搬到彼得堡去。只可惜打猎的季节过去了，不然我可以让你们开开心。你会用枪打猎吗，弗拉基米尔？野味多极了，哪天我亲自陪你们去。到了冬天，上帝保佑，我们搬到彼得堡去，你们要见见世面，结识些人。你们现在是我的大孩子了，我刚刚还对弗拉基米尔说，你们现在走上人生大道，我的任务已经完了，你们可以自己开步走了，不过，如果你们有事愿意和我商量，那就同我商量吧。我现在不是你们的监护人，而是一个朋友；至少我愿意做你们的朋友和伴侣，可能的话，做个顾问，再没有别的了。这合乎你的哲学吗，考考？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嗯？”
我当然说好极了，而且我真觉得那样。爸爸那天的表情似乎特别动人、快乐而幸福。他对待我像对待一个平辈、一个同伴一样，这种新的关系使我比以前更爱他了。
“喂，讲给我听听，你拜访过我们所有的亲戚了吗？到伊温家去过吗？见过那个老头儿吗？他对你说什么来着？”他继续盘问我，“你拜望过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吗？”
我们没有穿好衣服，就这样谈了好久，阳光已经开始从起居室的窗口移开，雅科夫（他还像从前那样老态龙钟，手指还是在背后乱动，还带着仍然这个口头禅）走进我们的房间，禀报爸爸说小马车已经套好了。
“你到哪儿去？”我问爸爸。
“啊呀，我倒忘记了，”爸爸说着，烦恼地耸了耸肩，轻轻咳嗽了一声，“我答应今天到叶皮凡诺夫家去。你们记得叶皮凡诺娃，la belle flamande吗？她过去常来探望你们的maman。他们这家人好极了。”于是爸爸耸耸肩膀（我觉得他好像害羞了），走出屋去。
我们聊天的时候，柳博奇卡已经几次走到门口，不断地问：“可不可以进来？”但是每次爸爸都隔着门对她喊道：“绝对不行，因为我们没有穿好衣服。”
“那有什么了不起！难道我没有看见过你穿睡衣！”
“你不能看见你的兄弟们不穿裤子啊。”他对她喊叫，“他们俩都会去看你的。行吗？你去敲门吧！他们穿着这种便衣，连同你讲话都不成体统啊。”
“噢，你们真讨厌！那么，至少要快点到客厅来吧，米米急着要见你们。”柳博奇卡在门外大声说。
爸爸一走，我就连忙穿上大学生制服，到客厅里去；沃洛佳恰好相反，他不慌不忙地在楼上逗留了好久，和雅科夫谈什么地方有山鹬和水鹬。我已经讲过，他曾经说，他在世界上最怕的就是同弟弟、父亲或者姊妹表示温存，他避免流露出一点感情，而趋于另一个极端——冷漠无情，常常伤害了那些不晓得其中原因的人们。在前厅里，我碰见爸爸迈着快速的碎步，正要上车。他穿上了他那套崭新的、时髦的莫斯科礼服，身上散发出香水味。看见我，他快活地点了点头，好像说：“你看，好极了吧？”我早晨就觉察出的他的眼睛里那种幸福的神情又使我惊异起来。
客厅还是那间明亮、高大的房间，摆着黄色的英国大钢琴，敞着大窗户，从窗口可以很愉快地看到花园里黄红色的小径。和米米、柳博奇卡亲吻过以后，我走到卡坚卡跟前，我猛然想起，同她接吻已经不合礼法了，于是红着脸，默默地缩住脚步。卡坚卡毫不羞怯，伸出她的白皙的小手，祝贺我进了大学。沃洛佳走进客厅，遇到卡坚卡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我们一块儿长大，那时候天天见面，而现在，在初次离别之后，真难决定见面时该怎样才好。卡坚卡的脸比我们俩还要红。沃洛佳一点也不窘，对她微微点点头，就走到柳博奇卡身边，同她也谈了几句，而且并不严肃，就独自出去散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