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滩头

漫把鸿沟画界深，路环雉堞太相侵。

郓权归我知何日？一寸江滩一寸金。

渠渠夏屋位番酋，关税纷纷纳海陬，

烙漆钤书最机密，都从“加比纳”中投

——沈慧孙《海市杂诗》

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循环日报》创办人王韬随父初到上海，他所见的上海黄浦滩，我们看来，恍如梦境。他写道：

上海与泰西通商，气象顿异。余入黄歇浦，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之神仙，可望而不可即也……泰西亦设官以理商事，办事处亦有公署。北门外虽有洋行，然殊荒寂，野田 荒地之余，垒垒者皆冢墓也。其间亦有三五人家零星杂居，类皆结茅作屋，种槿为离，多村落风景，殊羡其幽。

这是百二十多年前上海英租界的风景。接近北门这一带，还是荒寂旷地，只有黄浦滩，已经有了洋楼，我们从图片中看去，所谓渠渠夏屋，所谓飞甍画栋，大致都是二三层楼，外白渡桥南边，那座洋楼，便是当日的英国领事馆。其他则有怡和洋行、哈德洋行、东方银行，还有美商的罗赛尔洋行，散散落落，并未连成一片的。怡和洋行南边有一条横街，叫“派克弄”，便是后来最热闹的商业中心南京路了。

王韬到上海，他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家机器印书馆，叫“墨海书馆”。“以活字版机器印书，竟谓创见。余特往访之，竹篱花絮，颇有野外风趣。入其室中，缥缃插架，满目琳琅，西士麦都思主持。麦君有二女，长曰玛利，幼曰亚兰，皆出相见。坐甫定，即以晶杯注葡萄酒殷勤相劝，味甘色红，不啻公瑾醇醪也，又为鼓琴一曲，抗坠抑扬，咸中音节，虽曰异方之乐，殊令人之意也消。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

秀水（嘉兴）孙次公《洋泾浜杂诗》云：

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

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

海盐黄韵瑞《海上蜃楼词》云：

榜题墨海起高楼，供奉神仙李邺侯。

多恐秘书人未见，文章光焰借牵牛。

对于当时的士大夫，西法印书，自是最感兴趣的新事之一。王韬的接近西方文化以及新闻事业，也就是从这一瞬开头的。

黄浦滩头的铜像

馆崇翚鸟傍金台，铁券重颁口禁开。

迢递仙津探又熟，飞轮时向日边来。

——沈慧孙《海市杂诗》

黄浦滩头，英国总领事馆南边，南京路口，从前人们可以看到一个面西背东站立的铜人（那一码头，就叫铜人码头），这铜人便是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4月8日所建立的。巴夏礼，他最初在北京英国公使馆做参赞，1862年（清同治元年）初到上海来。那时太平军进攻上海，江苏巡抚薛焕商借洋兵抵挡，就是他代表英国接洽的。到了1864年（清同治三年），他做了上海领事，后来所推行的租界会审制度，也是他所经手订立的。1865年，他调到日本去做公使，一做十八年。到了1883年（清光绪九年）才回到北京来做驻中国公使。可是他只做了两年，到了1885年3月22日，就在北京病逝 了。那时他五十七岁，洋人怀念他，立了这么一个铜人像在黄浦滩边。

从巴夏礼铜像抬头一看，便可看见江海关的大自鸣钟。钟前站着一个铜像，低着头，背着手，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可是我们不要忽视他，这是总握我国海关行政权四十八年之久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铜像。（先前沪西也有纪念他的赫德路。）像基上有一方铜碑，刻着如次的话：

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鹭宾，生于道光乙未，卒于宣统辛亥，享遐龄者七十七年，综关榷者四十八载，创办全国邮政，建设海灯楼，资矜式子邦人，备咨询于政府，诚恳谦忍，智果明通，立中华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爰铸铜像，以志不忘。

他这份中西合璧的头衔是真的，他也爱穿中国的朝衣朝服。他精通中国语言文字，人极精明干练。他爱好东方文化，还请了翰林公替他儿子教八股，希望他的儿子入北闱取得中国的功名呢！他1835年2月20日生于爱尔兰亚尔马郡波达当，十八岁毕业于王后高等学校。1854年派到中国充领事馆翻译学生，最初在宁波副领事署，以后调到广东，在海关做总巡。1859年（清咸丰九年），粤海关改组，他就做税务司。1861年，总税务司李国泰（h. n. lay）请假回国，由他代总税务司。又过二年，他正式升了总税务司。英政府很信任他，1885年特任他为驻华公使，他辞了不做。不过英政府训令历任驻华公使，重大事件都得向他请教。1908年，他已经七十四岁。年老多病，请假回国。到了1911年9月21日，在伦敦逝世了。

工部局

19世纪中叶，上海的社会经济中心在租界。那时，有一最高的行政机构，叫作“工部局”。（今日上海市政府，就在先前的工部局的房子。） [1] 照这一名称表面看，仿佛是一个建筑委员会，实际上有点像租界里的国会，也有点像今日的联合国。在当日，也可说是国中之国。

当年的公共租界，由外人纳税会产生了董事会，董事会再组织各项事业的委员会，如“警备委员会”“工务”“财政税务及上诉”“卫生”“铨叙”“公用”“交通”“学务”“音乐”“图书馆”“房租估价”“电影检查”等委员会。董事会以下，设有“总裁”，主持总办间，与外间办理各种事情。工部局的最高权力是董事会，董事会主席最有权，除了他，就是总办间总裁最有权。总办间所属事务，有“商团”“警务处”“火政处”“卫生处”“工务处”“学务 处”“财务处”“图书馆”“音乐队”“情报处”“华文处”，这些机构，以“商团”“警务处”“火政处”为最有权力，每年所收税捐，三分之一都用在“警务处”。（警务处的警察叫巡捕，乃是沿用清政府的官署所用原名，其实清政府衙门，不仅有武巡捕，也有文巡捕，由于上海租界用了巡捕之名，一般人就以为巡捕就是警察。）

洋人在上海，组有外人纳税会，其会员是要凭他们的地产与纳捐多寡而定资格的。假定那洋人每年缴入“巡捕捐”或地税达十两银子（执照不在其内），本人所有地产估价在五百两之数，就有资格做会员了，否则便不行。要做董事会的董事，也要每年纳税达五十两银子才行，没有地产的话，每年房租付到一千二百两之数也行。董事会设董事十四人，其中华董五人，英董五人，美董二人，日董二人，由这十四人选出一位董事长，做会中主席。华人纳税会，直到1920年才成立，不过华人要做会员或董事，必须居住上海满了五年才行，不满五年就不行。

董事会每年4月间开大会一次，讨论预算、决算以及征收捐钱等。看起来，工部局等于一个市政府了。不过，在治外法权的特殊情形下，工部局乃是中国的“化外”。他们根据领事裁判权，就有他们的领事法庭。到了1882年，根据1869年土地章程，成立了领事公堂，其关于华人的诉讼，则有会审公堂。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收回了一部分司法权，成立了临时法院，后来又收回了一部分司法权，改为特区法院，直到租界收回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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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原上海市政府，地址在江西路汉口路口。——编者注

『领事裁判权』

前几天，《新晚报》（香港）刊载了一段叙记《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译者包玉珂的文字。这部有名的讽刺文学，其中写“上海，特权者的都会”，刻画“领事裁判权”旗帜下的鬼魅活动，真是使人拍案叫绝。不过，这位讽刺作家，只是叙写了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如包先生所说的，还缺少一些分析。另外有一位安徽人王揖唐，他是北洋政府的代表，南来住在哈同花园，和南方代表磋商和议，结果没有下梢，他却写了一本似笔记非笔记的上海租界问题。他所写随笔，除了爱俪园那一篇以外，实在不很高明。但他研究了“领事裁判权”“租界”“会审公堂”。这一串问题，倒可作研究“租界”问题的参考。

“领事裁判权”这名词，我们不必太学究式地去讨论，即是说洋人犯法，洋人自理，洋人审判，依的是洋人法律。弄到后来，华人在租界犯法，在公堂审判，英国领事也来会审。过去一百年间，你可以拿一张纸一支笔去遍记十九个外国驻华按察署的审 讯过程。那些形形色色的案子，虽然不一定够你编成一部万宝全书，可是至少可以写成一部洋洋大观的众生变相。

我们这位王代表举了几件有趣的例子：太平军战事初定，有某华商负欠某洋商丝款若干万。洋商控于上海道衙门。（在上海，和洋人的总领事或领事处于对等地位的是上海兵备道。）上海道派委员提讯，那被告华商哀诉因战乱受损失，一时实无力偿还，供毕，大哭不止。那委员把讯供情形转陈沪道，沪道立提该华商到案，谕之云：“你的负欠，既因战乱损失，你能对外国领事去大声痛哭吗？如能，本道将送你到某国领事处一审，此案便可了结了。”那华商一一遵谕而退。沪道果然把全案人卷移送领事署，某领事果将前欠勾销，还悯怜该商穷无所归，送了一点旅费，让他可以回乡，此事见某外使笔记。王氏乃谓当年的治外法权，就是这么由清廷官吏送给外人的。

此外，还说了一件讽刺清廷官吏颟顸失常的事。清光绪初年，某英人漫游上海，看见英国领事干预华人诉讼，及其他侵权举动，乃以六事上书英政府。其三，即谓租界商人不归中国地方官管理，而由英领事自理，袒护不公，洋洋数千言。一面上书英政府，一面把副稿送给中国驻英公使馆；中国驻英某公使，反以婉言却之。伦敦新闻界，刊此消息，著论讥评，传为笑谈。

总之，一百年前的洋人，由“洋鬼子”变成了“洋大人”，清廷官吏，不识大体，治外法权被人侵夺而不自知。“领事裁判权”闹大笑话，其懦弱无能如此。

会审公堂 [1]

过去一个半世纪，许多法律名家，用很多篇幅来讨论租界问题。当代政治家只用一句话就说明了这件事：“我们是房东，住户是房客，主权是我们的。”“租界”，并不是只在中国有过，在日本也有过，在暹罗也有过。在日本的叫作居留地。而且，我们在日本也有过领事裁判权，到了《马关条约》以后，才收回的。

租界的主权，既属于我国，租界中又住有大量华人，那就发生租界地区的司法审判权问题，乃有清同治七年订立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这一章程，原是英国领事巴夏礼所建议商订的。当时所谓会审，由中国一员同知，会同外国副领事一员在英国领事馆内问案而已。有时就在英国领事馆草地上设一公案，治事规模，十分简略。后来，才在大马路小菜场上设立公廨，这是初期的会审。到了清光绪二年，《烟台条约》中有“所派委员，往往 未能认真审追”之语，该约又云：“中国各口审断交涉案件，两国法律，既有不同，只能视被告者为何国之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原告为何国之人，其本国官员，只可赴承审官员处观审。倘观审之员以为办理未妥，可以逐细辩论。”说起来，这一制度发端于清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详记于同治七年的会审章程，到了光绪二年《烟台条约》又重新申明一笔的。

会审公堂的职务，可分为三：（1）为审理巡捕房所解讯之华事案，（2）为审理洋人控告华人之民事案，（3）为华人控告华人之民事案。前二者须由副领事会审，亦称会审案。而后者则由华官单独审理，向称为晚堂案，亦称华案。至刑事之被告为洋人，而华人为被害者，及民事之原告为华人，而洋人为被告者，照约虽由领事审理，但华官也当会审，可是实际上华官多不问事。至于职权上未分明的，如一华案之控诉及审理，与上海县的职权相混，章程中虽说徒刑以上交上海县审判，但轻罪的审判，上海县亦未尝无权。因此，有时原告已向公廨控诉，而被告却向上海县起诉。又公廨审理之华案，上海县亦可移提。至华人的刑事案，除由捕房解讯外，被害人或告发于巡捕房，或告发于公廨，亦不一律。又传提被告之权，照章除洋人所雇用之华人，须将案情移知领事，由领事交案外，其余概由廨选差办理，因此县差廨差，都得在租界内自由传提被告。其后廨差提人，往往以提票知照巡捕房派捕协提。再后则此提票内，又须经领袖领事签字，再后则非经领袖领事签字，不能协捕，非协捕不能提人，而华官遂无提被告之权了。这本来是会审章程所无，到了光绪二十年以后，又成为惯例了。至判决执行之权，原本属于华官，后来关于会审案之判决关押，也由捕房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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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又称会审公廨。

黎黄氏案

——大闹会审公堂

上海会审公堂（可看吴友如的画本）六十年变迁史是一部大书，到1926年8月31日，订立了收回会审公廨，成立了“上海临时法院”。到了1932年，法租界公廨一并收回，成立了上海第二特区法院。租界中的司法权，总算先后收回了。

我们说闲话的，回溯往事，1905年12月间，由黎黄氏案所引起的大闹会审公堂案，倒是一段掌故。那时有一位四川官眷广东妇人黎黄氏，携带女孩十五名，行李百余件，乘长江班鄱阳轮到上海。捕房方面据镇江来电，说是拐匪，便将氏等拘捕，向会审公堂控告，承审委员关炯之 [1] 、金绍成会同英副领事德为门审讯。审讯完毕，捕头起称，黎黄氏系拐犯，须带回捕房。关氏以串拐证据不足，拟判押公廨女所候讯。德为门却说此案固应查问，但必须由捕房带回。关氏不得已，再行声称：“女犯押于西 牢，洋泾浜设官章程无此条例，且又未奉道谕，不能应允。”德为门却说：“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领事的命令。”领捕房带回人犯。关氏处此局势下，也愤然道：“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领事。”即饬廨役将黎黄氏等带下，押交官媒。接上来便是捕役与廨役的争夺，德为门和金委员争吵，廨役锁大门，巡捕挟人役不得出，向关氏索锁匙，关氏怒道：“毁门可，毁公堂可，即杀官亦无不可！”巡捕终于把一应人犯押往西牢。这便是上海租界史上最有名的大闹会审公堂案。

此案既发生，广肇公所即召开同乡大会，上海县绅商也赴商务公所集议，群情大愤，向上海道陈情据理抗争。这件事，不仅闹到南京，由两江总督周馥出面交涉，并已成为国际大事件，由北京外务部向上海领事团提出抗议。捕房方面，依奉领事团命令，于15日下午3时将在押西牢的黎黄氏等及曾送济良所女孩十五名，用皮篷马车送至广肇公所释放完案。接着又引起了18日上午群众游行罢市，巡捕开枪冲突的大风波。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不过这位有胆识的会审委员关炯之，一直任职到1928年，时人有关老爷之称。那位英国副领事德为门，第二年春天，调职到镇江去了。

黎黄氏案系华人案，与外人毫不相干，沪地系租界，主权仍在中国。英按察司苏马利便说：“旅沪西人，皆为华人之客。”既谓之客，何有地主之权而干预其司法之事乎？上海领事团自知理屈，所以黎黄氏案的结局，只是放人了事。其后乃有最激荡人心的“五卅惨案”，那就迫近租界史的尾声，连着领事裁判权都送入博物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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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本书《人物》篇。

巡捕

——红头阿三

我们乡下人到上海，第一个印象便是“面黑如漆、头缠红巾”的红头阿三，后来知道这叫作“巡捕”，现在的警察。有人以为巡捕是洋名，非也，乃是道地的国货。

它的来源倒很早，元代上海初立县时，设置县尉和巡检司。这两种官员的职掌，史书上明白写着，前者系“巡捕”，后者系“巡捕盗贼奸宄”。到了明清两代，除巡检司外，设县丞和主簿，史书上也说系“分掌粮马巡捕等事宜”。然而，这还不过是说明职掌罢了，并非“职官”或“衙门”的称谓。到了19世纪，租界当局雇用“巡捕”，洋人当然只知道是“policeman”，“巡捕”还是中国人译出来的。为什么译作“巡捕”呢？当时，北京设有巡捕营，掌理“诘禁奸宄、平易道路、肃清辇毂”等事项，长官是“提督九门巡捕五营步军统领”，那么，所谓“巡捕”原是现在所谓“警察”，在“警察”这一日本名词没搬过来以前，译作“巡捕”，原本不错的。（上海俗语：“到行里去”，“行”便是巡捕房。）

租界设立之初，仅雇用华人数名为更夫，以鸣警报更，属于领事管辖。到了1854年太平军兴，小刀会占了上海县城，租界方面，由英、法、美三国共同组织了工部局，统一管理三国租界事务。那年7月间，租地会通过工部局组织巡捕事件，接着，就决定聘请香港巡捕房职员克列夫登到上海，担任总巡之职，并罗致一批巡捕同来，这是上海租界设巡捕之始。当时，巡捕职务性质范围颇为纷杂，而且和领事官的职权有所冲突。到了1855年2月间，小刀会退出县城，这才由三国领事会议决定设立巡捕房为常备机构，这才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制的正式开始（巡捕房属于工部局管辖）。法租界另组公董局，董事由法领事委任，巡捕房属于公董局。

1886年，工部局又于四马路胡家宅松岚阁茶馆南面，添设一处巡捕房，专居从印度招来的新捕，面黑如漆，头缠红巾，即华人呼为“红头苍蝇”是也。初到上海的印捕只有四人，1886年所招的印捕，共有六十五人。（那时，西巡三十三人，华巡一百八十二人。）印捕的命运，几乎和租界相终始的。

1900年，法捕房雇用安南巡捕，第一批二十九名。到1916年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明建议日本巡捕队的特别组织由日本东京聘来警官三人，巡捕二十七人。上海的巡捕，就有这么几种：西巡、华巡、印巡、越巡、日巡。

天主堂旧话

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到了18世纪，受了一段时期的挫折，耶稣会也遭一度解散，不久又复活了。中国的天主教，要求教皇再派耶稣会修士来华传教。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派了法国巴黎耶稣会会士南格禄、艾方济、李秀芳三人先来，1842年7月12日，才到上海。南格禄神父那时受任上海耶稣会会长，原选定佘山，设修士疗养院，以路远而罢。（今佘山有天主堂。）1846年，梅德尔修士及主教罗伯济选定董家渡做主教驻节大堂。

董家渡天主堂的地基，那是我国政府让给天主教会的。1842年，五口通商之约既订。1844年，法派赖格纳来华，订立黄浦条约，乃有准许人民自由学习天主教道理的上谕。其明年，赖格纳到上海，向沪道进行收还雍正年间所没收的教产。（1731年，敬一堂被没收，改建为关帝庙，庙西于1748年设置申江书院，天文台始废。）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上谕：“……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 原有房屋尚存者，如勘明属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他们当时所要收回的，是指明代郭居静神父时代的上海城内老天主堂和公所，以及大南门外的圣慕堂。那时老堂已改为关帝庙，公所已改为学宫，所余者，只有一处圣慕堂可还了。1845年，西人索回潘国光所建天主堂产业，沪道宫慕久因其已改为关帝庙，许以董家渡一处地基相偿。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天主教西人以中法互订之追加条约为援，又索回已改为关帝庙之天主堂，并及申江书院（那时已改名为敬业书院了）。1862年（清同治元年），关帝庙与书院迁让，天主教会乃重行建造天主堂，俗称老天主堂，简称老堂，老堂所在之街称天主堂街，即梧桐街是也。

1847年11月21日，董家渡天主堂奠基，由罗伯济主教主持，他那天晚上，便回罗马去了。1853年3月20日，建筑完成，举行开幕礼，由法国兵船贾西义号派武装小艇直驶董家渡。天主堂仪仗，一直排到黄浦滩，观礼者万余人！这一天主堂，定名为圣沙勿略天主堂，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天主堂。

至于来到上海的耶稣会修士，却要另觅董家渡以外的地方做住所。在距上海城外八公里处，有个徐光启 [1] 墓，便是徐氏生前的别庄所在地，墓旁还有徐氏的后裔住着。南格禄会长于是决定在徐家汇建立耶稣会会士院。梅德尔神父奉命筹建，并在院屋旁边修建徐家汇大教堂。于是上海的西南角上，有了另一所巍峨的天主教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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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本书《人物》篇。

洋场花絮

——黄协埙《淞南梦影录》

丛树阴森外国坟，旅居应自怆离群。

东来竟不归西土，梦断乡关万里云。

此无名诗人咏外国坟山诗也。外国坟山在三马路 [1] 望平街口，我们登《申报》崇楼，俯视历历在目。黄协埙《淞南梦影录》说：“绿树荫浓，不见天日，虽曰义冢，亦一清净世界也。西例，饰终之礼，俱从简略，棺制甚小，亦有以铅为者，既葬，即平其土，不封不树，唯立一小石碣，书其生平事迹而已。”后来，租界范围扩大，又有静安寺路上之外国坟山 [2] 面积也大得多。到后来，大西路 [3] 的万国公墓开辟，那规模就更大了。

黄氏最赞许车利尼的马戏团。光绪年间，曾在外虹口广场 上演出。他说：“戏台之式，与中国迥异。客座环四面，中留一圆池，铺以砂土，其平如砥。先是二西人立骑马背，驶行池中，忽耸身一跃，则马已互换焉。继而一人跃登骑马者之顶，叠登六人，高与屋齐，而马不停蹄，人不颠蹶。又二人拉一白布横亘台上，马由布下驰过，人则跃从布上，连跳数次，累忝不差。又数十人各执擎竹圈一，如栲栳大，人马俱从圈中钻过，如织锦之梭，轻灵无匹。时众人方齐声喝彩，忽一女子怒马突出，口衔三十余磅之铜炮，攀机一发，石破天惊，而炮仍不堕，其齿力真不可以数计矣。又一人以帕埋土中，牵一马至。附耳与语，马即以前足掘土衔帕而出。又二人引二马于池中，其马善解人意，命之坐则坐，命之立则立，命之鸣则鸣。末后，四人拉一大铁笼出，笼畜二虎，一黄一黑，黑者尤猛，大声怒吼，声震林木。有豢虎名手长生者，能入笼中，使演诸剧，虎皆帖耳垂头，略不奋怒。待演毕，已以夜半三更，游人渐散了。这一马戏班，共演月余，每夜观者二三千人。”这种镜头，我们近年在影片中还可看到的。

《梦影录》中，黄氏还写了一段杂技镜头。说：“过了白渡桥半里许，遥望有高台座，上支布篷，若雨伞，大可蔽十余亩，那便是洋人演杂技之处。”洋人演杂技，也时常到上海，他认为瓦纳的技巧最高明：“只见台上障软墨帘，西乐呜呜，动人倾听。少焉乐止，戏士登场，手持火枪一支，长二尺许，管粗若酒杯，借看客所佩时表，捣之成粉碎，纳枪管中，攀机一发，响若大炮，忽见所碎手表却正挂在屏风上，丝毫无损，既而又将所戴之帽取下，帽中取出风炉一个，小铜锅一只，放在地上。忽空中飞下麻雀六七头，捉而杀之，捋其毛，破其腹，放锅中煮了好久，香气蒸腾，使人馋涎欲滴，等到开锅来看，那几只麻雀，一一飞去，无一存者。既又取红白绸帕二方，缕缕剪碎，一抖擞间，忽五花八门，红白相 间，恰无补缀疤，遍示座客，略一披拂，又恢复本形，若无缝天衣。最后则是少女入箱，头断脚碎，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放入箱中，一刹那又亭亭玉立而出，向观众微笑了。”

这些海“内”奇谈，当年士大夫也都是土老儿呢！

黄氏对于西人的保险事业，也引为异闻，他说：“西人于沪上设保险行数家，凡轮船、房屋及动用什物、衣服、首饰之类，俱可托保。岁取保费约百中之一，设遇不测，无不照值赔偿。闻西人之出外经商者，亦可托医生保险，或十年或二十年。倘在保限内病故，则医必视保价之大小偿银，唯偶有疾病，不能延他医诊治耳。”今之常事，在当时正是异闻。

《梦影录》中还有一段如次文字：

择巨室设长木台长丈许，阔半之，覆以哆呢，而高其边。碾象牙为圆子，如鸭卵大者四枚。拨以木棒，两相撞击，以角输赢，谓之打弹子。初唯寓沪西人借以消遣，犹中国之围棋、马吊也。自一品香设弹子房，继之者有洪园华众会、阆苑第一楼诸家。好事之徒无不邯郸学步。青楼妙伎，亦间一至焉。又有大弹子者，铺长木为槽，纵约六七丈。槽尽处，立小桩十枚。一人遥立，以弹投之，能尽将木桩击倒，即可夺彩。斯真游冶之外篇，消闲之别调矣。

西风东渐，声色犬马，最易流传；不过，黄氏把木球和弹子房并称，上海人一定不会同意的。

黄氏也说到西人的总会：“沪上法总会在法大马路，英则在四马路东首。每值安息之期，怒马高车，如云而至。簪裾冠盖，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或弹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别 寻酒国之春；或几倚青妃，共索花间之句。以至围棋蹴踘，跳跃高歌，任意嬉娱，毫不拘检。唯华人之寓沪上者，虽意兴飞扬，终不能问津而至。”所说大体是对的。

黄氏初到上海，才吃到荔枝。他写道：“向尝读杜樊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之句，以为岭南十八娘，定当别有风味。惜措大穷酸，不能与杨太真分琼浆一滴耳。自海禁开后，轮船往来，几于飞行绝迹。荔枝之来自天南者，玉润珠圆，尚觉鲜红可爱，霞膏乍咽，沁入心脾。南村诸杨北村卢，果是压倒一切。彼沪之水蜜桃，洞庭之卢橘、杨梅，乌是专美于前哉！”这种尝新的快感，我也有同感。黄协埙是位识多见广的人，也说了像我们一样有趣的话呢！

* * *

[1] 今汉口路。——编者注

[2] 今静安公园。——编者注

[3] 今延安西路。——编者注

洋场感事诗

——袁翔甫

黄协埙《淞南梦影录》，推许钱塘袁翔甫《洋场感事诗》，文言通俗，纤悉无遗。诗云：

云髫新编脑后拖，时新衣服剪纱罗。

倾瓶香水浑身洒，风送芳香扑鼻过。

刺花短袜窄鞋帮，裤脚重重黑缎镶。

装束双趺娇俏甚，行来绝似女儿妆。

钻石深嵌约指空，黑油牙柄扇摇风。

个人赠物分明在，排 鲛绡出袖中。

一段洋烟插口斜，黑晶银镜避尘沙。

同游欲博如花笑，亲手拉缰坐马车。

京都式样学遍难，学到天津意亦安。

大袖宽袍摇复摆，旁人不赞自家看。

今朝难得摆双台，请客尤难个个来。

月满花芳春不贱，便倾家产也心开。

迷香终日醉昏昏，团得新衣尽绉痕。

犹自津津向人说，昨宵光景最销魂。

诸逋呼逐集门前，一避居然计万全。

任尔满阶搜索遍，已如黄鹤渺云烟。

百年前，洋场仕女风情大抵如此。袁氏又曾写《望江南》词三十首，黄氏谓“采风问俗，固不第作海天之闲话，甄香国之新闻也”。词云：

申江好，万国竞同口。海舶几多浑莫辨，地球何处不相通。人巧夺天工。

申江好，胜境说吴淞。晓日暮霞光灿灿，朝潮夕汐势汹汹。过客愿留踪。

申江好，小县作名邦。买卖生涯推第一，风流泽薮叹无双。豪杰望风降。

申江好，铁厂最清奇。自古公输无此巧，其中灵妙有谁 知。从此废工师。

申江好，行乐易忘归。处处珠围兼翠绕，家家燕瘦又环肥。金尽手犹挥。

申江好，莫叹食无鱼。赭尾银鳞终岁足，雕蚶镂蛤及时储。鲜美有谁知。

申江好，戏馆列通衢。集秀昆腔来茂苑，名优丹桂属京都。昼夜供欢娱。

申江好，妓室等琼闺。旧好新知分冷热，长三幺二判高低。身价也难齐。

申江好，最异是新街。夜火寒丁门户密，春风容易凤鸾谐。大半产秦淮。

申江好，高驾马车来。浪子闲游朝几度，人家遣兴日多回。迅疾似奔雷。

申江好，爱富不爱贫。库积雄财惊顿失，街栖乞丐忽更新。同是一般人。

申江好，妓女着红裙。邑庙烧香拖幅幅，新年出局看纷纷。贵贱不能分。

申江好，最好庙花园。堂列点春兼萃秀，人来蚁聚更蜂屯。茶话玉泉轩。

申江好，风雪不知寒。煤火通红烧屋角，烟囱高耸出檐端。坐卧十分安。

申江好，南北两雄关。百货金钱征似海，万邦税饷积如山。财赋重区寰。

申江好，巧绝火轮船。转磨制同灯走马，登程疾似箭离弦。万里往来便。

申江好，书馆姓名标。屏却须眉重巾帼，只谈弦索不笙箫。暮暮又朝朝。

申江好，酒肆满佳肴。昔日膏粱矜饮啖，而今市井解烹炮。是处有良庖。

申江好，水蜜有名桃。黄歇浦西生最好，黄泥墙畔品尤高。红晕认鹅毛。

申江好，沧海不扬波。局启招商其利溥，船兼转漕未嫌多。齐唱太平歌。

申江好，贸易重丝茶。湖客章身争炫耀，徽商侈口逞豪华。强半自矜夸。

申江好，马路说洋场。万户千门皆孔道，四通八达尽康庄。示我咏周行。

申江好，电线疾雷霆。万里语言同面晤，重洋信息霎时听。机括竟无形。

申江好，最乐是游僧。酒肉场中全不讳，烟花队里各争能。入定问所曾？

申江好，高爽指洋楼。耸出重霄云欲接，洞开八面景全收。四顾豁双眸。

申江好，男女不防嫌。榻上横陈同椅枕，车中共载弗垂帘。一任众观瞻。

袁翔甫《望江南》词的最后一首是：

申江好，市侩肆贪馋。布地金银供计较，熏天酒肉别酸咸。风雅一齐芟。

这可以说是上海洋场的总序。

沪上缤纷录

有关上海的掌故书，缤纷繁多。这里还是先介绍黄协埙的话。他说：“稗官野史，专记沪上风俗者，不下数家，而要以王紫诠（韬）之《海陬冶游录》为最。咏既去之芳情，摹已陈之艳迹。鸳鸯袖底，韵事争传，翡翠屏前，小名并录。其于红巾之扰乱，番舶之纵横，往往低回三致意，固不仅记花月之新闻，补水天之闲话也。近日潇湘馆侍者所编《春江小志》，差足媲美。他若袁翔甫大令之《海上吟》，则专采韵语。朱子美茂才之《词媛姓氏录》，则第叙青楼，梨枣未谋，难传久远。至《沪上艳谱》《沪上评花录》《冶游必览》《广沪上竹枝词》等书，皆系书贾借以牟利，凌躐蹈驳，颇不足观，置之勿论可也。”这是他对于当时记叙沪上风月的诗文的评介。

上海通志馆，也曾搜集上海掌故丛书，提及褚华的《沪城备考》（褚华字秋萼，清乾隆、嘉庆初时上海人），黄楙材《沪游脞记》（黄楙材字豪伯，江西上高人），俞世才《汇考录》（俞世才字 树岩，浙江上虞人）。此外上海掌故丛书，收录元明清三朝有关上海文献十四种，上海通社辑刊，中有元陈椿《熬波图》一卷，明张鼎《吴淞甲乙倭变志》二卷。清叶梦珠《阅世编》，清褚华《木棉谱》一卷，《水蜜桃谱》一卷，清光辅《淞南乐府》一卷，清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一卷，清曹晟《夷患备尝记》《红乱记事草》《觉梦录》，清黄本铨《枭林小史》，清王萃元《星周记事》二卷，清曹骧《上海曹氏书存》。

他有葛元煦的《沪游杂记》，王韬的《海陬冶游录》《谈艳》《歇浦芳丛志》，箐江词客的《红豆蔻轩薄幸诗》，花下解人的《百艳图》（有邹韬序文），詹子渠的《柔乡韵史》，邹韬的《游沪笔记》，指迷生的《海上冶游备览》，吴友如绘的《申江胜景图》，徐润的《上海夷场景致》和《上海杂记》，余姚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汪了翁《上海六十年花界史》，张春帆的《海上青楼沿革记》，王定九的《上海门径》。有的是随笔，有的是游览指南，在我们眼底，都可作史料看的。

在这一类掌故书中，黄协埙的《淞南梦影录》，可说是第一流的随笔，取材、识力、文笔，可与王紫铨相伯仲的。文士风流，那是那一代的风尚，诗酒往还，他们的生活正是如此。

金融世界

上海的华尔街

纽约有华尔街，那是美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也有“华尔街”，也是金融集中的地区，有成林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交易所；也有矗立云霄的大厦，凸肚子的银行老板，发光的金条，成捆的钞票，在我们乡下人眼中，这是“高山仰止”的天堂。有一天，招商局总经理和我说到招商局的故事，他说：“你看见汇丰银行门口的大狮子吗？狮子大开口，它就把招商局整个吞下去了！”过去一百年间，招商局方面总是把道契一箱一箱扛到汇丰去抵押的，利上滚利，永远翻不过来。直到抗战胜利，招商局在上海复员，徐氏趁机把那些抵押在汇丰的道契赎了回来。汇丰总经理要招商局方面依官价结算。徐氏笑道：“可以，不过，要写在记录上！”汇丰老板就让步，那十多箱道契便依市价赎回了。汇丰方面，何以突然让步呢？因为汇丰方面所吸收的华人存款实在太多了，不仅上海的汇丰完全是华人的钱，那时的军阀，如江苏督军李纯，他临死时，只在手心上写了一个“伍”字便断气了，他存 在汇丰银行的当然不是五万元，至少是五百万元。这笔钱，就此烂在汇丰银行，没人去提了。其他财阀、大地主、大商人，存在汇丰的钱，也不知有多少呢！你看，这两只狮子的口多大！

黄浦滩头，都是大银行，当年，除了中央、中国、交通、通商四家本国银行以外，其余都是洋人的银行。英商的除了狮子大开口的汇丰以外，有麦加利、有利、大英三家；法商的有东方汇理、中法、工商，日商的有正金、台湾两家；美、比、荷商的有友邦、华比、荷兰各家；比法合办的有义品一家。从九江路折入，有金业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本国银行有华侨和聚兴诚两家；外国的有美国的花旗、大通、运通，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朝鲜，荷兰的安达，德国的德华等九家。银号有中源、仁德、顺兴、双盛等四家。

其他在北京路上，本国银行有浙江兴业、盐业、上海煤业、中国实业、中国农业、中华商业储备、明华商业储备、嘉华商业等八家，信托公司有中央和通易两家。此外有银号三家，钱庄一家。到了宁波路上，那是上海钱庄的大本营，大小钱庄二十余家，银号十余家，信托公司一家。至于直贯的河南路上，本国银行有中国、农工等六家，钱庄十一家，银号一家。以上六条路，金融机构大小一百八十余家，占全市的十分之六，可以算得上海的“华尔街”。

洋钱（银圆）

这几年，香港流行了一大批镍制的一元辅币，仿佛我们幼年时所通用的“洋钱”（银圆）。这种镍辅币初流行时，大家爱用得很，抢着放起来；到了后来，大家就十分冷淡，觉得沉甸甸的，放在袋里，非常讨厌。我们且回想幼年时用洋钱，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且说，用洋钱时期，一楼一底的三层洋楼，月租不过二三十元，而今在香港，总得七八百元。带三五十现洋在身上，还不算什么，多至七八百元，那就一大包，非用一只袋来装不可了。先前十一二元的鱼翅席，现在要二百元上下，也是一个比例。所以七钱二分一块的银洋，在我们也通用了三四百年，那时也叫作“番饼”，相当以前我们惯用的“元宝”。

最初用到中国来的是西班牙银圆，又称“本洋”，亦称“双柱番饼”，西班牙查理一世占领美洲中西部时所铸，重402.5厘，直径1.56英寸，形式一面是国王肖像，一面是两根柱子，当中夹着冕和王室徽章，所以叫作“双柱番饼”。到了查理王子 菲律王二世，他占了菲律宾以后，就与我国往来贸易；1575年（明万历三年），西班牙人来中国，西班牙银圆就流入我国。上海市面用这种银圆，当在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左右。到了1860年，太平军战争时，西班牙银圆市价大涨，高于本值十之七八，成为市场上的标准通货，银行汇率，以此为准。可是1876年（清光绪二年）以后，上海本洋已绝无仅有，只是钱庄挂着本洋行情，成为他们的盘剥工具了。

到了我们祖父那一代，墨西哥银圆（鹰洋）流入我国了，我在幼年间，乡间契书所载田地价，有时值鹰洋若干字样，商店账本也是这么写的。鹰洋重416厘，背面镌一自由帽，帽的四缘，有日光三十二线，下面刻币值、造币厂标记及发行年份；正面刻一只飞鹰，嘴里衔着蛇，作倒视状，这是墨西哥国徽，所以叫作“鹰洋”。1856年（清咸丰六年）流入上海，代替本洋的通货地位，成为其后五十年间的市面货币本位。到了1919年以后，我国自铸银圆，所谓“袁大头”“孙大头”，和鹰洋等价使用，鹰洋才慢慢少下去，一部分也改铸为“袁大头”“孙大头”了（因为鹰洋的含银成色较高）。

此外，还有美国、日本、英国的银圆流行到上海来。美国的有两种，一种是1792年所铸的，和西班牙银圆一同流入。一种是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所铸的，重420厘，成色九成。到了1878年，美政府停止铸造，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美政府大量收回，上海市场上便绝迹了。日本银洋称龙洋，铸于1870年，刻有蟠龙花纹，重416厘，成色九成，和美银圆一同流行，我幼年还看见过。英国银圆共有印度币（西藏行用）、香港币和贸易银圆；香港币亦称“鬼头币”，或称“人洋”，我们也曾用过。说起来，鹰洋的印象最深。

一块银洋值多少钱？

我说了当年上海用银洋钱的事，有人问我：一块银洋值多少钱？这也是早晚时价不同，时有起落的。目前 [1] 在香港一块银洋，大约可换港币五元上下。但在抗战前，黄金三十换，即一两黄金换银洋三十元，如今黄金每两港币二百八十元上下，照说，每块银洋要换港币九元上下，时价仅值一半，可见银洋时价，一直早晚不同的。

“钱”是我国货币的通称，外圆内方。我们小孩时，还是用钱时期，后来换用铜圆（当十或当二十都有），已经是民国初年了。在中国钱币史上，“铜”钱、“铁”钱，都有；再古一点，“布”“刀”“贝”都是“钱”，所以货字从贝，财字也从贝。宋元各代，也用过钞贯，即是纸币。银本位的时期很长，也有用黄金的，却非金本位。“银”本位时期，大元宝五十两一锭，小元宝一两一锭，也有五 两十两的，也可以打碎后，称了散用的。晴雯生病，宝玉私自请了医生，找出一包碎银，他们都不识秤，胡乱找了一块大的，总有三五两，那是用碎银的情况。用了银洋，才定在“七钱二分”上下，却也不是纯银，九成银，其他是铜。当年广东福建地区用银洋，每经一人的手，便打上一个硬印，硬印打多了，便成了一块烂板，甚至碎成数片，除了这两省，别处就不通用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一位外江佬到香港，把一块光板银圆去买东西，那店伙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掼了又掼，十分不放心似的。原来外江佬不知道在烂板圈子中，光板是要升水的，外江佬不要店家升水，店伙就不放心了。

上海的洋价，在一百三十年前，每圆换不到一千文，后来换到一千三百文，到了1850年9月13日（清道光三十年八月八日），每圆换一千五百三十文（时有上下），到了1855年（清咸丰五年）已兑到一千八百至一千九百文。到了民国初年，已经换到三千元上下了，可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铜钱，铜质好，钱身大，比之道光以后，咸、同、光年间的铜钱，每一千文重一倍上下，铜质也差远了。后来，改制铜圆，表面上是一当十，实际上，一块银洋，可换双毫银洋（或一毫银洋）十多枚，大约七八折样儿，即是说一块银洋，可值百四五十枚铜圆。至于各地的劣质铜圆，那又相差很多的。

到了抗战时期，铜的本身涨价了；这一来，不仅和纸币脱离了联系，和银圆也分手了。于是货币标准，又回到物物交换路上去，“米”和“布”成为一切货币的比例尺了，而今的币制，其变化和社会制度有关，我们已经说明白“信用本位”的主要意义了。

* * *

[1] 指1960年代初。——编者注

汇丰银行

上海的外国银行，哪一家最早呢？徐愚斋《上海杂记》说：“上海首创银行为‘丽如银行’，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开始交易。”而《银行周报》五二五期，说到可注意之英国在华银行势力，说上海最早的外国银行乃是东方银行。而若干银行史，又说上海最早的外国银行，乃是麦加利（1853年）。后来经过考证，原来，丽如银行便是东方银行。不过东方银行何以称为“丽如银行”，正如香港上海银行何以称为“汇丰银行”，那就不可得而知了。

至于上海的外国银行，最大的是汇丰银行，那几乎人人知道的了。这一银行，应该译为香港上海银行是无疑的，总行设于香港，1864年（清同治三年）设立，系英国的怡和仁记，美国的旗昌洋行，德国波斯等商人所共同发起的。开设之初，也有华商的股份，可以说是国际合作。后来华商股份陆续出让，美德商人也因利害冲突，分道扬镳，所有股份，依次归于英商，大权乃为英人所 独占。

1865年，汇丰设立上海分行。最初行址在南京路汇中饭店旧址。十年以后，才搬到外滩去。该行资本总额，原定为港洋五百万元，分四万股，每股一百二十五元；以后屡次增加，资本总额为五千万元，分四十万股，后来实收资本二千万港洋。其经营目的，在于振兴英国的东方贸易，以汇兑及存放款项为主要业务。后来和中国政府发生关系，如赔款金的输送、铁路借款的收付，以及关税盐税的存放，都由该行特许经营，这就把这只狮子养得很肥很大了。

汇丰银行，1874年在外滩建造新宇，那是三层楼的砖屋。那时人记载道：“……计高三层，每层俱高大之至，其内房屋，亦皆高敞广阔，迥异寻常。房外砖柱凉台，皆雕饰壮丽，陆离满目，此诚为黄浦滩上所创见也。”把我们乡下佬的眼看花了。（那时地皮花了六万两，建筑费七万两。）到了1921年，他们又花了一千万元建造了新的希腊式大楼，1923年6月23日落成。由英国马克来举行落成典礼，该行总董蓝恩起立致辞，说：“……本行所以不惜巨资造此华厦者，实因深信中国将来甚有希望，其商务必发达至无可限量。今日中国政治及社会情形，虽多可悲，致受外人之干涉……倘至必需之时，则外国虽以武力为后盾，亦无不可。盖非此不足以恢复中国安全之秩序。且此乃大多数受害之中国人所欢迎……”

这一番话，今日读了，我们又将作何感想呢？

上海中国银行

香港德辅道中、大道中交叉口上，有一所巍巍矗立的大厦，那是中国银行；在上海外滩，也有这么一所巍巍矗立的大厦，傍汇丰银行而立着的，这是中国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它的前身便是大清银行。

1904年，清廷准备改革币制，设立国家银行来统制全国各地的钱庄银号，乃由户部筹集资金，设立国家银行以为货币流通总汇之所，额定资本四百万两，分四万股，由官民两方募集；当时，商民观望，应募甚少，乃由户部缴纳官资四分之一，即五十万两，以张允言为总办，瑞丰为副总办，在北京设立总行，1905年9月（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成立。那年10月，上海分行成立，这是我国设立国家银行之始（实在是中央银行）。1908年，度支部订立银行则例，谓国家银行，由国家授予特权，凡通用国币、发行纸币、管理官款出入、担负紧要公债，皆由该银行负责。因此增加资本为一千万两，所增加六百万两，分六万股，每股一百两。银 行名称，即为大清银行。

辛亥革命后，改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就上海中国银行加以整理（其他各地大清银行，多已受了战祸兵灾，名存实亡），2月5日，草创成立，以吴达铨、薛仙舟为正副监督。到了1913年4月15日，财政部才公布中国银行则例三十条，熊内阁时期，由汤明水任总裁，大清银行原有各分行，次第举办，这才有了基础。到了1917年，梁启超任财政总长，王克敏任中行总裁，张嘉璈任副总裁，呈请财政部修正则例，缩小股额，确定股本，总裁一职，由董事中选举，政府任命，不得任意更换，这才和动荡的政局减少牵连，中国银行的基础大定。到了1927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来上海，由财政部改订条例，规定资本总额二千五百万元，内官股五百万元。一变其原有的性质，成为国际汇兑银行，经政府特许，有下列四项特权：（1）代理政府发行海外公债及还本付息事宜。（2）经理政府在国外之各项公款之收付。（3）发展及扶助海外贸易事项。（4）代理一部分国库及发行兑换券。到了1935年3月，财政部增加该行官股二千五百万元，合以前资本为五千万元，宋汉章任总经理，宋子文任董事长。于是成为国家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之一了。

而今上海、北京等地，仍有中国银行，其业务仍是国际汇兑事宜。

中国通商银行

说起上海的中国人办的银行，（国民政府设在南京，而中国的国家银行设在上海，也可见当年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上海，国家社会经济，非仰洋人的鼻息不可的。）下意识地会说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来。其实，农民银行的历史很浅，中央银行也早不了多少年，历史悠久一点的，还是中国和交通二家。可是最早的中国人办的银行，却是中国通商银行，创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

中国通商银行，开设在外滩路广东路朝北那一角上，在当年是一件大事。那时，政府陆续向洋人借了一些外债，数字累积得越来越大，国人感到洋人的经济压力已经受不了了，说是“非振兴实业不足以图存”。究竟该如何振兴实业呢？有一位太常盛宣怀，他向清廷建议，谓：“要振兴实业，非把那些资本小、范围狭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银号改革一下不可。”他拟定章程向朝廷请示，要仿外国银行办法，设立银行以挽回利权。光绪二十二 年十月八日，上谕下来了，说是允许了他的请求。接着就在上海设立筹备处，由杨文骏、叶成忠、刘学训等十人，指定为总董。到了二十三年正月，公议了二十二条章程，大体上都是仿着汇丰成例，并请了美得伦为洋大班，陈笙郊为华买办，完全和外国银行相同。当时清廷，特别优待，给予三种特权：（1）存官款，由户部拨存官款一百万两，周息五厘，前五年只还利息，第六年起，每年拨还二十万两，五年还清。（2）发行纸币，铸造银洋。（3）经理国家证券，所以名义上是商办的私立银行，它的权力，就等于国家银行。廷谕一下，接着就催促成立；因此，那年四月二十六日，黄道吉日，隆重开张了。

那时洋商银行资本雄厚，通商也得和他们看齐，资本额定五百万两，分作五万股，每股一百两。先收一半，当时由盛宣怀认捐一百万两，杨文骏等各总董认捐一百万两，其余五十万两，由各地商民投资。创办后，曾在天津、汉口设两分行，天津分行毁于庚子，汉口分行毁于辛亥。因此，这家银行也只限于上海一地。到了民国十年以后，才先后在南京、宁波、汉口成立三分行，定海倒有一家办事处。民初，这家银行的董事长是傅筱庵，常务董事是徐圣禅、孙衡甫、谢光甫和朱子奎，事务局理事厉树雄，业务理事俞佐庭，这就成为宁波人的天下了。

本来这家银行英译，上有“imperial”字样，显然是官办的，民国元年三月，才议决改为“commercial”，算是“商办”。

标金买卖

——金业交易所

说到上海金业买卖的历史，由来久矣。清光绪初年，已经有了金业，当时的金号，有大丰永、同丰永、天昌祥、恒孚、大丰恒等数家；到了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始有金业公所的组织；后来又在所中设立金业商会，专做金货买卖。其后由公所而公会而交易所，便是上海的金市场了。

最初，上海的金业交易，并无一定，到了1902年，才赁屋于仁记路，这是最早的固定地点。到了1905年，金业组织了公所，会员有三十余家，所址设于山西路北无锡路铸范里，金货市价，乃由公所议订。1907年，印度发生罢工风潮，银价暴落，上海金号因做定期买卖（空盘交易），受影响而倒闭者很多。当时沪道瑞澂（他就是辛亥革命在武昌做将军的人）因为空盘买卖，影响市面，呈陈明令禁止，于商会总汇处，勒碑永禁。其照会云：

照得上海金业，常有买空卖空情事，其买进者，名 曰“多头”，其卖出者，名曰“抛盘”。至期非真实买卖，并不各交现金现银，但以金价高低，核其输赢之数，互相找给。前数年此风虽有，尚未大长。上年逐渐放大，即有金店倒闭，伙伴逃亡，并闻有因此自尽者。本年愈做愈大，近日金价陡涨，闻一人有输赢至数十万金者，核计通市输赢，不下数百万两，非仅关一人一家之身家性命，实于上海市面大有掣动。查买空卖空，大干例禁，本道访查得实，亟应严行禁止，以维市面而保身家。为此饬谕，自本年十一月一日起，一律永远禁绝。

我们看了这照会，就可以明白标金买卖是怎么一回事，由于炒金倾家荡产的，五六十年前的上海人，已经吃到苦头了。（十多年前，所谓“上海人”在香港，又发生了炒金的悲剧，有一家舞厅的大班，他的全盛时期，还是几家金号的经理呢！）

金业商会会址，最初设于麦加利银行，以后又迁入道胜银行，其后在九江路自赁会所，关于买卖手续，也已有详细规定了。1917年，农商颁布工商同业公会，乃改为金业商会，入会金号共三十八家。1920年，金业公会改组为金业交易所。交易所大风潮后，上海交易所仅存“金业”及“证券物品”二家。到了1929年，交易所法公布，到了1934年，上海金市场就集中在金业交易所这一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