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文集，是我的老师，新中国成立以前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沈祖荣先生所著，并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在国内公开发表过的文章。

我怎么搜集到这些文章的呢？早在一九八四年秋，看了教育部办公厅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颁布的（84）教编厅字009号关于编写校史的通知后，我就希望图书馆界有一部系统反映文华图专的校史问世，以供国内图书馆界同仁研究参考。无如等了四年，还没有看见。文华图专是一九五三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合并于武汉大学，成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继续办下去的。近年，经过武大领导和各级负责同志的努力，已发展为武汉大学的图书情报学院。一九八八年六月，我带上机关介绍信访问了武汉大学档案室。发现一九四七年春，由我和宋泽同志经手从重庆搬回武昌的原文华图专的档案，在“文革”中损失了十分之九（宋泽同志当时是图专有文化的木匠师傅，他于一九四八年冬，参加了新四军，目前是一位县级机关的老干部）。同时，沈祖荣先生的个人档案也没有了。剩下还不到十分之一的档案，据说还是“文革”后武大领导指示档案室同志抢救整理出来的。至此，我才理解，等了四年还不见文华图专校史问世的原因。

从一九八八年七月起，我开始搜集文化图专校史资料和沈祖荣先生传记资料。先从湖北省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提供的资料中，发现了我以前没有读到过的一些沈祖荣先生的文章。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次读到了钱亚新老同学赠我的《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初集）。与此同时，我又把《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中的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十四篇文章重读了一遍。我察觉到，沈祖荣先生文章的内容与杜、刘两先生同时期的文章相比，有其相同之处，也有其不同之处。相同的原因，在于事业相同，在于为民族素质提高，为国家富强的奋斗目标相同；不同的原因，在于各自的工作岗位有异，接触图书馆学的时间早晚有异，对社会的接触面广狭有异。从而使我联想到，作为沈、杜、刘三位先生的晚辈的我们这一代，如果想把近百年前期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图书馆教育思想史、图书馆学教育史、档案管理学教育史弄清楚，就很有必要把沈祖荣先生的文章更多地搜集起来，加以编注重新发表。于是我又向北京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和几个老校友继续搜集，结果，共得三十一篇。从发表的时间看，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六年，是国内军阀混战时期；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四年，是抗日战争时期。先是社会动荡不安，继而是半壁河山破碎。敌占区，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解放区和大后方，均过着不同程度的非常艰苦的生活。当此之时，四万万炎黄后代中，无论军政、经济、文教各条战线，均有一部分人为了民族的生存，祖国的复兴，不惜牺牲地坚守各自的岗位，苦撑大局。推算到文教战线的图书馆学，很可以作为代表的，当数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三人。三人中，最早投身于图书馆事业的，乃是沈祖荣先生。最早培育图书馆管理人才，继而创始性的兼顾培育档案管理人才，领导文华图专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仍是沈祖荣先生。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三位先生相处的关系，也是值得后辈效法的，他们始终坚持团结，坚持互相尊重。我的一部杜著《校雠新义》，是听了沈祖荣先生推荐后才去买来的。我的一本刘著《图书馆学要旨》，也是听了沈祖荣先生高度评价，才全部手抄下来的。刘国钧先生主编《图书馆学季刊》时，多次向沈祖荣先生索稿。杜定友先生在《我与图书馆学教育》一文中写道：“一九二一年，我毕业回国后，全国图书馆专家，只有沈祖荣、胡庆生二人在武昌主办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其后，胡氏改业银行。始终其事的，惟沈氏一人而已。”这些表现，可以作为他们之间相互尊重的明证。

近十年来，我所接触的原文华图专的老师和老同学们，也一致希望有一部系统记叙文华图专的校史和一部沈祖荣先生的传记问世。经过初步交流想法，决定先由我来搜集资料，然后以适当的方式，或“先取众谋而后独断”，或由几个人合作，编写出《文华图专校史》、《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传略》各一本，编注《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一本，交出版社出版，广为宣传。宣传的目的，主要是使它有利于继承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促使中国图书馆教育事业日趋繁荣。

目前，先出版的这本文集，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四个年代国内图书馆的发展概况；反映了国内图书馆教育工作的思想概况；反映了图书馆学教育和档案管理学教育的开创与推进的史实；也介绍了一些欧美和日本图书馆的概况，是一本珍贵的图书馆教育历史文献。读者只要浏览一下，就会感觉到的。

为了便于阅读，编者对于原来没有标点的文章，补加了标点；对文中少数典故和历史情节，作了必要的注释。誊写时，对繁体字均换成了简体。对于个别明显的错别字，作了改正。读者发现错误时，希予指正！

丁道凡

一九九〇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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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序言为丁道凡先生为自己搜集编注的《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所写的序言。——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