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2］。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3］，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年。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生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4］、孙膑［5］、吴起［6］、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7］。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8］。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总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注释】

［1］《战国策》：成书于战国末年，后来经过刘向整理成为三十三篇。主要记载战国时期各国的游说之士的策谋、言论和活动。

［2］阙：通“缺”，缺少。

［3］明：表明。修：整治。法度：制度，规矩。

［4］商鞅：鞅卫的庶孙，喜欢刑名之学，入秦见孝公，劝说富强的方法。

［5］孙膑：战国齐人，师从鬼谷子。

［6］吴起：魏国人，在他逃到楚国之后，做了楚国的相。

［7］寤：通“悟”，醒悟。

［8］放：放弃。绝：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