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打算讨论中国艺术的理想，重点有三：无言之美、美的本质、中国艺术的特色。

一

宇宙，从中国哲学看来，乃是一种价值的境界，其中包藏了无限的善性和美景，中国民族生在这完善和纯美的宇宙中，处处要启发道德人格，努力追求止于至善，同时，也要涵养艺术才能，借以实现完美的理想，中国哲学家富于道德精神，自是无可否认的事，但是如果说他们也有深邃的艺术才能，是否言过其实呢？假使他们对宇宙人生之美有特殊才华，为什么他们不将其艺术思想有系统的公之于世呢？

不错，中国哲学家对于美的问题，很少有直接的阐述，或明显的分析；但是，能够因此就说他们缺少艺术思想吗？当然不能！庄子讲得很中肯：“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1)

换句话说，自然与艺术之美真是太微妙了，岂是言语文字所能表达清楚的？假使我们在灵魂深处没有艺术修养，纵然有人天天耳提面命，告诉我们这个很美那个很美，我们能够真正了解吗？反过来说，假使我们深具天赋的艺术才能，时常和大自然的灵秀之气或伟大的艺术作品接触，那即使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美，难道我们就不能欣赏吗？

试以贝多芬为例，当他完成第九交响曲后，有人问他其中的含义，他沉默以对，所能做的就是再弹一遍，当问的人还要追问美在哪里时，贝多芬只有落泪以对了。最近有位研究贝多芬的作家说得很好：“音乐中最有价值的境界或情操，就在能够激发心中最丰富、最深邃的生命精神。”“音乐的作用……就在沟通精神情操的高尚境界、艺术家的深邃天性，以及高贵的生命气质”，“任何人想创造或欣赏璨溢之美，就必须能直透心灵深处，否则将永难达此境界”(2)。培根就曾说过“美的最好部分，是笔墨无法形容的”。我们可以说，宇宙间真正美的东西，往往不能以言语形容。假使有一位绝代佳人美如西施，亭亭玉立地站在你面前，你的感觉可能正如但丁一样：“我对佳人之爱在心中倾诉翻腾，常常令我心神荡漾，剪不断，理还乱。……实在说来，只要我一念及佳人，心中爱意便促我放下一切常理，也放下一切想不通的事情，因为一切深情欲说已忘言，千言万语说不尽，所以，如果我对佳人的赞叹还有缺憾，那就归咎于我们有限的知性与言辞吧，因为真正的浓情蜜意是无法用言辞表达的。”(3)

中国的诗人最了解这一点，所以说“无言相对最魂销”，此时无声胜有声，中国哲学家之所以不常谈美，正是因为他们对美的这种性质了解最为透彻，所以反而默然不说，像孔子赞美宇宙创造不已的生命，便说：“唯天之命，于穆不已。”“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更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关于这一层，我们还可以引用老子的说法和庄子的寓言作为例证。有一位“知”先生在游山玩水的时候，刚好遇到“无为”先生，于是问了他一连串问题：“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连续三问，“无为”却只一言不发。“知”先生在失望之余，又遇到一位“狂屈”先生，他又问了同样的问题，狂屈说：“我知道，让我告诉你。”但是当他正要说时，却又已忘言，“知”先生一头雾水之余，最后遇到了黄帝，黄帝才回答他：“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

“知”先生登时大悟，于是告诉黄帝：“现在我和你都知道了，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到底谁是对的？”黄帝回答，“那‘无为’才是真正对的，‘狂屈’近似于对，你我都差多了！”这正是老子所说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圣人行“不言之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4)

后来“狂屈”听到黄帝的话，也不禁赞佩黄帝确是智者！

关于庄子这段寓言，庄子还有一段话，极能看出其中精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5)上述这些，正是我所说的“无言之美”。

现在，诸位可以看出此中深意，为什么中国哲学家对“美”常常欲辩已忘言，就如“狂屈”一样；试想，“狂屈”真是一个狂者吗？或者竟是一位罕见的天才，沉潜深思，不愿人云亦云而已？我们可以说，很多中国哲学家都是伟大的天才，他们直透宇宙人生之美，要想说，却说不尽，要想不说，却又太重要了，不能不说，所以才用玄妙的寓言，对宇宙人生之美委婉曲折的巧为譬喻，其用意正在考验我们对美的了解程度。

当然，我们的哲学家常常谈道德，因为道德在生活中的每一时刻都不能离开，正如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道德无假期”，但是对艺术而言，我们则可以暂且不谈，但是这个不谈，绝不是轻视的意思，而是深知真正艺术之美，必须以伟大的天才花费极大的苦功才能完成，不能轻易去谈，也就是说，美的创造是极其神圣的，必须神思勃发，才情丰富，始能直透宇宙人生的伟大价值。

二

我们上面已经引述庄子的一段话，说明天地有大美，而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那么，天地的大美到底是什么？如果要归根究底来探索，那又应该如何深入，才能体会他的内在本质？关于这一层，我们可以扼要来说，天地之大美即在普遍生命之流行变化，创造不息。我们若要原天地之美，则直透之道，也就在协和宇宙，参赞化育，深体天人合一之道，相与浃而俱化，以显露同样的创造，宣泄同样的生香活意，换句话说，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在于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

这正是中国所有艺术形式的基本原理，以后我会再进一步说明其意义，此处乃在先揭示其哲学基础。

在中国哲学主要的三家中，艺术倾向最少的是墨家，因为他们受了宗教性的功利主义所影响，美感因而大为冲淡。功利价值从政治经济的效用来看，可能是一个正确的衡量标准，所以在伦理学也常被一些急功近利的人士所强调；但在艺术上，过分强调功利的结果将会伤害高雅的鉴赏，所以在谈到艺术理想时，我对墨家将略而不提。

相反地，道家和儒家的艺术思想，却是非常值得探讨，因为，它们已深入中国艺术的每一部门，其精神已是无所不在；换句话说，如果从艺术史来看，则整个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创造精神，正是这两家在哲学上所表现的思想。

像老子就是典型的例子，将哲学理性与艺术创意浃而俱化，所以，他把生畜、长育、亭毒与养覆，当做“妙道”与“玄德”的表现(6)。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生命的本性就是要不断地创造奔进，直指完美。所以说，妙道之行，周遍天地，而玄德之门，通达众妙，在天地之间，“道”与“德”更是“虚而不屈”（屈或作竭），动而愈出，不断地表现其创造性。此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7)。这正是老子所揭示的生生不息之理。

现在让我们来看，老子如何将这种哲理运用到宇宙生命，我们曾经引述他自己的话：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

神得一以灵，

谷得一以盈，

万物得一以生，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其致之一也，

是之谓道。”

（《老子·第三十九章》，编者加）

此地所谓的“一”就是“道”，也就是生长一切万有、孕育养覆的“德”，合而言之，就是一切生命的根源，所以他接着说：

“天无以清将恐裂，

地无以宁将恐发，

神无以灵将恐歇，

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侯王无以贞而贵高将恐蹶。”

（《老子·第三十九章》，编者加）

由此可见，宇宙假使没有丰富的生命充塞其间，则宇宙将断灭，哪里还有美之可言，而生命，假使没有玄德，敝则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则生命本身即将“裂、歇、竭、蹶”，哪里更还有美可见？

正因为老子对这创造性的生命充分了解，所以他曾欣赏赞叹：“天地相合，以降其露！”

从道家看来，生命在宇宙间流行贯注着，是一切创造之原，而大道弥漫其中，其意味是甜甜蜜蜜的，令人对之兴奋陶醉，如饮甘露，因此能在饱满的价值理想中奋然兴起，在璨溢的精神境界中毅然上进，除非我们先能了解道家这种深微奥妙的哲理，否则对很多中国艺术，像诗词、绘画等，将根本无从领略其中机趣。

至于孔子，在赞易之中，对于宇宙生命的伟大奥秘，更是研几究深，洞悉无遗，在孔子看来，宇宙之所以伟大，即在大化流衍，生生不息，天是大生之德，所谓“万物资始乃统天”，天德施生，首出庶物，好比“云行雨施”一般滋润万物，促使一切万有各得其养而蓬勃茂育，而地是广生之德，所谓“万物资生而顺承天”，地德承化，含弘光大，好比慈母一般呵护照顾子女，其性也温柔敦厚，其果也沉毅不屈，犹如牝马之驰骤，任重而道远，坚忍而不拔，一切万有遍受其厚载以攸行尽性。

所以合而言之，天为原创力，天之行时，刚健而文明；地为化育力，地之顺动，柔谦而成化。天地之心，盈虚消息，交泰和会，协然互荡，盎然并进，即能蔚成创进不息的精神（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当其贯注万物，周流六虚，正如海水之波澜无定，浩浩长流，一脉相承，前者未尝终，而后者已资始，后先相续，生化无已，故能表现无比生动之气韵。这种绵延雄奇的生命之流，曲成万物而不著迹象（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正似水波之影，载阳之春，可以充分表现无比焕发之新机，故其创造活力气脉幽深，当其含弘光大，钩深致远，即能气概飞扬，深具雄健之美；其德日新，万物成材，即可以贞吉通其志；人类合德，光辉笃实，即可以中正同真情。

最重要的是，这种雄奇的宇宙生命一旦弥漫宣畅，就能浃化一切自然，促使万物含生，刚劲充周，足以驰骤扬厉，横空拓展，而人类受此感召，更能奋能有兴，振作生命劲气，激发生命狂澜，一旦化为外在形式，即成艺术珍品。对于这种积健为雄的艺术精神，孔子及儒家在《易经》中表现得极为透彻：

“君子黄中之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8)

换句话说，孔子与儒家视宇宙人生为充满纯美的太和境界，所以对艺术价值特别注重，在《论语》中，孔子便曾告诉门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9)

要之，只要游于艺而领悟其美妙的人，才能体悟道，修养道，成为完人。

另外，在《论语》中还有两段记载孔子的艺术理想，极为美妙：“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10)“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1)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12)

诗与乐乃是中和的纪纲，所以孔子对诗学极为欣赏赞叹，孔子自己未说明为什么他特别酷爱诗与乐，然而，在下述儒家的文句中，我们或可看出端倪，荀子《乐论篇》说：

“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不免也。”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磐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13)

在《礼记》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一部《乐记》，很可能是倾向荀子的儒家所记，这可说是一篇有关音乐文学的精彩记载，它对音乐的本性、成分、心理动机、道德功能、社会效用与哲学理由都说明得头头是道，精辟入微。

在下面，我们愿就其哲学部分阐述：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

“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是故大人举礼乐，别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逼萌达；羽翼奋，角觡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14)

要之，音乐之为美及其影响，真是广大悉备，猗欤盛哉！至于诗，《诗纬·含神雾》中说得好：“诗者天地之心。”王夫之在《诗广传》中，对诗的博大精义更是阐发无遗：“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鸟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

我们若仔细思索上述内容，便能知道为什么孔子和儒家对音乐和诗如此爱好。因为其审美的主要意向都是要直透宇宙中创进的生命，而与之合流同化，据以饮其太和，寄其同情。再如庄子，可说是融贯老孔的哲学家，所以也很能深悟其中玄旨大义，把中国的艺术理想从广大和谐处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他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天地生生之大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综合上述所言，可见中国人对美的看法，尽可在道家与儒家的伟大系统中得到印证，简单地说，不论在创造活动或欣赏活动，若是要直透美的艺术精神，都必须先与生命的普遍流行浩然同流，据以展露相同的创造机趣，凡是中国的艺术作品，不论他们是任何形式，都是充分的表现这种盎然生意（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我认为这是所有中国艺术的基本原则，甚至在中国佛教的雕塑、壁画与绘画，也不例外。

三

如上所说，中国艺术的通性，乃在表现盎然的生意，如果更进一步说明，则可以看到更多的特性：第一，它是玄学性重于科学性，科学在其实际历程中，是把握分析的原则，来勾划各种自然现象的细密结构，据以导出最后综合的可能性；但是，玄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广大和谐的原则来玄览一致性，中国哲学家特别是如此，中国的艺术家尤擅于驰骋玄思，在创作中宣畅气韵生动的宇宙机趣，所以他们透过艺术品所要阐述的，正是对宇宙之美的感受，在大化流衍之中，要将一切都点化成活泼神妙的生香活意。

再说，真正的中国艺术家与“匠”不同，他不能只在技巧下工夫，不能只透过科学某些一隅之见来看生命与世界，或只是以一些雕虫小技来处理作品。它应该是一个整合的心灵与创造的精神，其中包含了哲人的玄妙神思、诗人的抒情心灵、画家的透视慧眼、雕刻家的熟练驾驭，以及作曲家的创造能力。合而言之，乃是能够直透灵魂深处，把上述的所有慧心都融会贯通，据以展现全体宇宙的真相及其普遍生命之美，这种神妙奇异的艺术创作，真如巧夺天工一般，直把宇宙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无遗蕴！

难怪，不论是哪一种中国艺术，总有一般盎然活力跳跃其中，蔚成酣畅饱满的自由精神，足以劲气充周，而运转无穷！所有这些都代表了一种欣赏赞叹，在颂扬宇宙永恒而神奇的生命精神，就是这种宇宙生意，促使一切万物含生，百化兴焉。中国艺术家正因能参赞化育，与此宇宙生命浑然同体，浩然同流，所以能昂然不巧于美的乐园之中。综观中国艺术，即使在技术“语言”的系统中，不论色彩、线条、轮廓、音质、距离与气韵，也都在尽情地表达这种宇宙观念，“它是对其整体性的一种观点，也是对人类私欲偏见的一种超脱，对精神怡然自得的一种提升”(15)。这是所有中国艺术的通性，不限于绘画，也不限于某一时期、某一学派。除非人们能够把握这种玄妙精神；否则，对中国艺术的任何讨论与欣赏都将只是外行话，完全不得要领。

第二，从意味来讲，中国艺术是象征性的，很难传述。所谓象征性，一方面不同于描绘性，另一方面接近于理想性。这可以拿一例子来说明，当艺术家们走过一处艺术场所时，极可能赏心悦目而怡然忘我，但其表达方式却永远是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以别的方式来表达，在中国艺术的意境中，正如其他所有的理想艺术，一方面有哲学性的惊奇，另一方面也有诗一般的灵感。

要说明艺术的描绘性，最好的比喻，就是以自然为“美”的创作对象。好比在镜中一览无遗，从某方面来说，希腊雕刻即是描绘性的，而哥特式建筑与中国绘画却不然，为了简要起见，我愿引述roge fry的话：“希腊人观察事物与自然特具一种敏感力，这种敏感力，集中表现在雕刻艺术（或许也包括绘画）的人体造型上，特别是在表现人体裸露之美，雕刻家把人体的每一部分都细腻的描绘出来，而且用心揣摩其间每一部位的相互关系，据以生动表现多种姿势。”(16)然而像哥特式的教堂，其尖峰直指苍天，却在充分表现无穷的超升，其象征意义早已家喻户晓，本不用赘述，只因谈到中国艺术的象征特色，所以需要再加一些说明。

要之，中国艺术所关切的，主要是生命之美，以及气韵生动的充沛活力。它所注重的，并不像希腊的静态雕刻一样，只是孤立的个人生命，而是注重全体生命之流所弥漫的灿然仁心与畅然生机，相形之下，其他只重描绘技巧的艺术，哪能如此充满陶然诗意与盎然机趣？

arnold mathew曾经推崇歌德，说他“能够以稳妥的眼光贞观生命，视其全貌”。歌德之所以能够如此，乃因他能将浮士德的本能化为希腊式的才情，所以能透过沉静的裸体雕像，而以恒态看生命，视现在如永恒：“精神的表现，既不在前，也不在后，而存于现在。”(17)

由此可见，希腊艺术的特色在沉静笃实，而对气韵生动之美缺乏体会，但歌德却不然，他因深深了解浮士德的精神，所以在落入希腊年代时，魔鬼（mephistopheles）便曾如此描写他：

他在遥远的地方，纵横驰骋，

他多半也自知愚蠢，

虽然想追求天上的星辰，

但是人间种种欲念，

不论远近，

都不能满足其内心的妄动。(18)

因此他才深感与幽灵极为投机，下面请听幽灵所唱的心声：

在生命的潮流中，在行动的风暴上，

狂浪升降，

曲折奔放！

生死循环，

仿佛一片无尽的海岸，

又像一串连续的波浪，

生命在其中发亮，

因而在时间之机旁，

我忙于替神明作生命之裳！(19)

如果歌德的精神能够飞翔到中国的诗艺幻境，他对arnold的讲法或会局促不安，因为根据中国的看法，大化流衍乃是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所以艺术的工作并不在于把生命化成单板的死物，只以稳妥的眼光来看生命，或只以恒态来视其全貌，这并不是一个艺术家所关切的重点，否则宇宙人生的雄健优美，以及艺术作品的绮丽瑰伟，原来本应表现一切万有的生香活意，此时都会被僵化殆尽了。

针对这危机，中国艺术最能济润焦枯。首先，它与中国哲学精神融会贯通，所以孔子说过：“天地之大也，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中庸》）

因为，艺术和宇宙生命一样，都是要在生生不息之中展现创造机趣，不论一首诗词、一幅绘画、一座雕刻或任何艺术品，它所表露的酣然生意与陶然趣机，乃是对大化流行劲气充周的一种描绘，所以才能够超脱沾滞而驰骋无碍。然而这种宇宙的生命劲气，不论如何灿然展现，也都需要艺术心灵来勾深致远，充分发挥，其生命气象始能穆穆雍雍宣畅无遗！

再说，诗词的语句，犹如大鹏展翼，扶摇直上而驰情入幻，遨游太虚，而臻于完美。中国的绘画在精神上就犹如“太空人”，能够提神太虚，俯视万物，即是具体例证，试看画中的花儿含苞待放，婀娜生姿，面对旭日而吮吸神光，此时花光披离，娉婷植立，仿佛在流灵巧慧，耀露神采，处处沁人心脾；一旦和风徐吹，满园春花更是恣意摇情，妙香披拂，其花团锦簇恰似神思醉陀的女神，在展现一幅生动的生命酣醉图，透过青春、美丽、人性与自然，而尽情宣泄欢欣鼓舞之情，真是淋漓尽致，猗欤盛哉！

要之，深远敦厚的仁心昭昭朗朗，弥纶天地，其中生生不息的自由精神更是驰骤奔放，芳菲蓊勃，蔚成诗艺般的化境，举凡理智之饱满清新、思想之空灵活泼、幻想之绮丽多采、情韵之雄奇多姿，莫不都在此中充分表露，了无遗蕴，所以才能美感丰赡，机趣璨溢，包天含地，浩荡充周，这些深微奥妙之处书不尽言，只能透过艺术而曲为表达，絜情入幻，这就是中国艺术的根本特性。

至于说，这些璨溢美感如何表现在中国历来的各种艺术品中，如何透过布局、设计、笔触与结构而显露，对于这类问题，西方已有很多学者阐释，如j．g．anderson、b．kenlgren、h．rydh、o．siren、o．fisher、l．binyon等人都是专家，此处不打算详述。

然而，本文愿举出一些具体例证，帮助各位运用想象，来了解上面所说的精义(20)。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即对生命有特别的尊重：像仰韶文化中，白陶上的血红线条，夹于两行线中，即所以象征生命的畅然流行与盎然创意。又如殷墟安阳出土的骨器玉器，其上线条美也在表现同气化运、频率相等、周始无穷的生命流行。从殷商周代以降到汉代，举凡青铜、陶器、雕刻、翠玉等雕纹，在在都可看出相同意义，如常见的云雷纹中，常夹杂龙凤蚕蛹蝉等物，英哲施寇克（silcock）即谓此代表宇宙的繁殖力；先就龙说，唐宋以后画龙乃是独角及四足，但在上古时，龙系由其云雷纹变化出来，因为云雷之作常当春夏之交，为农事最活跃的时期，所以拿此来象征自然界丰富的繁殖力。龙最初是鱼形，后渐变为回纹，飞动矫健，充分表现生命的韵律与旋律，也就是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的道理；而玉器上所绣的凤纹，则与龙纹所表现的生命脉络意义相同，后在铜器上将云雷纹或龙纹凤纹，一变而为饕餮，乃因一方面其脉络如龙纹，另一方面其形如虎，都是象征雄伟无尽的生命威力，所以饕餮之形也在表现生命的活动力与繁殖力。

另如商周的钟鼎上，常雕有象、蛹、蝉等物，盖取其象鼻如龙，身体雄伟，生命力丰富；蛹则绵延不绝，象征永生；蝉则取其蜕化，象征再生之意。到周代的铜器，更加上独角兽及龟灵等长寿之物及蛹图等，像战国与汉代铜镜的背面，都镌龙形，其足爪富于生命活力，其体态尤为矫健活跃，都在表现循环往复，运转无穷的雄姿（在南阳的汉画上，常为龙丛之玩耍，二龙一团，更表现极伟大的生命精神）。再如汉代的浮雕、北魏的壁画，以及唐代的佛像雕刻与菩萨石像，在在都是如此，不论动物的形状、人类的姿势以及神像的风貌，处处都在表达极乐的涅槃世界，此时一即一切，乃能与宇宙生命浩然同流（另就大同石像、龙门石刻而言，不论装饰的花纹，衣冠的皱褶，都是回纹状，而两手的上下，两足的位置，也都是回纹交往的姿式，一如《易经》之爻，象征阴阳和合之理；而整个身体，又为影线条纹所组成，处处也都在表现生命循环的脉络）。

再自中国的音乐而言，有宫、商、角、徵、羽五音（希腊音乐则为do re me fa si五音），其用乐器，虽皆为无生物，却极能表现丰富的生命情调（《汉书·律志》云：“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唱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凡此种种，都在表现生命的雄姿）。由此五音，显出节奏，而成六律六吕。所谓六律，是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所谓六吕，则是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仲吕。律以配阴，吕以配阳，阴阳隔八相生，亦在表现生命之旋律，旋相为宫，永无止境。

由此可见，中国的艺术精神贵在勾深致远，气韵生动，尤贵透过神奇创意，而表现出一个光辉灿烂的雄伟新世界，这个世界绝不是一个干枯的世界，而是一个万物含生，浩荡不竭，全体神光焕发，耀露不已，形成交光相纲，流衍互润的一个“大生机”世界，所以尽可以洗涤一切污浊，提升一切低谷，促使一切整体生命深契大化生命而浩然同流，共体致美，这实为人类哲学与诗境中最高的上胜义。著名的文评家钟嵘在《诗品》中曾经说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另在钟嵘评阮籍诗中又说：“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要之，在中国艺术品所表现的理想美，其内在深意，均在尽情宣畅生命劲气，不但真力贯注，而且弥漫天地。

第三，中国的艺术方法是真正的表现。这话表面上看来平常，但若仔细分析，便知寓意极深。首先，中国艺术家贵在表现事物的生香活态。如下述艺术家的真实故事便可作为证明：宋代一位名画家叫米芾，曾在安徽无为州见到一个巨石，形状看来奇丑，他却反而大喜，具衣冠而拜之，并称之为兄。正因他有此罕见的天赋，所以作画多能气韵生动，将无生命的事物点化得机趣盎然；另外有一位诗人画家苏东坡，善画墨竹，而且往往从地一笔到顶，米芾曾问他：“何不逐节分？”他答道：“生竹时何尝逐节生？”此外，元朝的倪林也曾说明他自己的画：“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再者，六世纪前，有位著名的画马专家韩干，他在天宝年间初入宫，明皇令他师奉陈闳画马，干不奉诏，说道：“臣自有师，今阶囚下厩马，皆臣师也。”他所指的，正是师法活跃的生命，作为绘画对象。

要之，中国艺术家徜徉于自然之间，最能参悟大化生机而浑然合一。所以对事物的表象并不看重，在艺术品中，真正重要的乃是由事物表象所激发的神思，比如诗词中余蕴无穷，即是以美妙的技术来表现生命的动力，此所以《毛诗·大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所以，在诗的领域中，一如其他各种艺术，总有一般神妙的机趣贯注其中，点化万物，激励人心，促使大家高尚其志，在嗟叹、歌咏、舞之蹈之中充分表露对生命的喜悦之情；这就是一种诗艺化境。另外，艺术性的直观也是美的本质，其要义乃在驰情入幻，透过创意，而将雄奇的理想融入作品，具体表现出生动活跃的气象。

方才我提到，中国艺术家擅长于以精神染色相，浃化生命才情，而将万物点化成盎然大生机。但我所说的浃化宇宙生意，并不是指将主观的感受投射于外，如德国美学家有关“移情作用”的心理论便是如此，那只能称为主观主义，反会产生心理与物理的二元论，在身与心之间恒有鸿沟存在，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也会有隔阂，另如科学家唯物论的讲法也是如此，因为它只注重外在的客体。但中国思想却没有这种郁结，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我们乃是生在一个广大和谐的宇宙中，与宇宙大生机浑然同体，浩然同流，而毫无间隔。

这种活跃创造的生命精神，若以艺术表现来驰骤宣畅，便是雪莱（shelley）所说的“超乎自身之外，而与至美合一”，这一方面属于自身本性，另一方面则于身外的大化浩然同流。若借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近亲特有的脉动”，透过大自然的力量，我们在其中发现了“很像人的东西，在我心深处得其人性”。我即称此参赞化育，协和宇宙，足以陶铸众美，超拔俗流，进而振奋雄奇才情，高标美妙价值，据以放旷慧眼，摒除偏执，创造浩荡诗境，迈往真、善、美、纯与不朽的远景。在此精神意境之中，中国艺术家最能饱餐生命甘饴，而表现浓情似蜜的酣态，女词人管仲姬便是典型的例子，她曾以诗心点化世界之美，进而指出：你所有的善良本性，深契我心，我所有的芳洁本性，亦入你心。

所以，“表现”乃是活泼泼的勾画出一切美感对象，它把握了生命的黄金时刻，最善于捕捉自然天真的态度与浑然天成的机趣。以下例证当可说明：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云：“吴大帝孙权尝使曹不兴绘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另外，唐代张南本善画人物，尤工画火，曾住成都金华寺，画八明火，时游僧升殿，见火势逼人，竟惊胆几仆！

上述这些故事，不是在讲中国艺术家专重写实，而是强调中国艺术注重跃然生意，因为中国的艺术家，尤其是画家，最注重勾深致远，直透内在的生命精神，发为外在的生命气象。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乃因为他们能透过慧心，而将自己生命悠然契合大化生命，所以才能深悟大化生命的雄奇，经过内心深处的孕育与构思，而终能浩荡宣畅，了无遗蕴。所以王维提到，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因其肇自然之性，而达造化之功。在董源看来，艺术的表现必须上比天工，以宣泄神力，并且下触心灵，以激发趣机，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到李白更说“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都可说是明显例证。

另外，这些看法还牵涉中国艺术的另一问题，那就是“传神”的问题。关于这点，几乎难以言传。若是勉强从反面来讲，就是要化除滞碍，不以描绘精确为能事，换句话说，也就是对物质性的超升否定。宋朝著名的评论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若从正面来讲，则是以直觉来捕捉美的本质，透过神思创意而毫不做作。明代的屠隆以及清代的黄崇惺均曾强调这种必需自然、天趣自成，而毫无凿痕（屠隆《画笺》云：“画品全法气韵生动，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黄崇惺在《草心楼读画集》更说：“吾作山水树石，不知所谓阴阳向背也，得物之天也。”若是回溯到宋朝，则可看到邓椿在《画继学津讨原本》中也提到：“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能，而其所以曲尽其能者，止一法耳，一法何也？曰传神而已矣。”

上面所说的或许听来深奥，那我愿另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当顾恺之每画人成，常常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他即回答：“四体妍媸，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正在阿堵中。”

现在，再让我们将上述语句化为西方人易懂的话，当但丁遇到一位佳丽时，世人都叫她beatrice，但在他眼中却是仙女下凡，所以他是以朝圣一般的心境，面对这位圣洁的少女而充满仰慕渴望之情。当两人的视线相会时，有如电石交光，充满了柔情蜜意，是那样的令人震颤，那样的令人心神荡漾，此时仿佛一切欲念都静止了，一切的希望、喜悦与相思，都融成一盏烛光，是那样的肃穆，那样的纯净，足以洗尽俗尘而永葆青春。此时心心相印，深情款款，有如迈入至善至美的极乐世界。若有艺术家适时把把这一刹那，透过慧心的灵光一闪，而化成神妙的微笑，那此情此景，霎那即永恒，不论是透过诗篇或绘画，就极接近我所说的中国艺术精神。

第四，中国艺术妙契人文主义的精神。我所说的人文主义，不是像希腊protagoras所说的“人是衡量一切的依据”，因为这将陷入主观主义与感性的怀疑主义中，一如柏拉图在theaetetus语录所指出的。另外，我所说的人文主义也不是像希腊艺术所谓的“以人体来设想所有性质”，或“以人形来表现众神”(21)。因为，前者将使艺术只陷入主观的感性快乐中，而忽略了客观的精神指望；后者则不论其表现如何完美，皆将使艺术只沦为描绘性。中国的艺术家并不只以人体来表现美，他们永远是以人类精神的活跃创造为特色，所以他们能将有限的体质点化成无穷的势用，透过空灵的神思而令人顿感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充满了生香活意。

要之，中国人是有史以来所有民族中，最能生活在盎然趣机之中的，所以最能放旷慧眼，流眄万物，而与大化流衍融熔合一。又因我们深悟广大和谐之道，所以绝不以恶性二分法来看自然；我们与自然一向是水乳交融，毫无仇隙的，所以精神才能自由饱满，既无沾滞，更无牵拘，如此以盎然生机点化一切，自感内心充实欢畅无比，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自然冥同万物，以爱悦之情玄览一切。

对于自然，中国的艺术家将会告诉w．h．hudson：“一切的蓝天、棕土、草原、树木、野兽、风雨、星辰，在我都永远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我生在其中，属于其中，与其同在；我的骨肉与土地合一，心血与阳光合一，热情也与风雨合一。”(22)当hudson发现了他失落的rima时，在《绿色大厦》一书不禁叹道：“天呀天！难怪我常会恼怒与疑惑——因为你是你，我是我——这到底为什么？唯有当我们的灵魂彼此相近时，才有此问题，就好比两滴雨水，逐渐接近，更接近，直到它们接触了，才不再是两个，而是不可分别的一个了，这时，时间再也不能隔离它们，死亡再也不能破灭它们，连一切冶金术都分割不了它们。”(23)

所谓rima——可爱的、柔情的、灵敏的精神，弥漫整个自然，若用中国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气韵生动，浩荡充周，既圣洁又灵活。在john galsworth说来，“它象征了人类灵魂的渴望，企盼在生命中达到完满的爱与美”，所以它足以化为陶然天趣，永恒的流注于一切万有之中。

总之，人与自然在精神上是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两者同享生命无穷的喜悦与美妙。自然是人类不朽的经典，人类则是自然壮美的文字。两者的关系既浓郁又亲切，所以自然为人类展示其神奇奥妙，以生生不息的大化元气贯注人间，而人类则渐渍感应，继承不绝，报以绵绵不尽的生命劲气，据以开创雄浑瑰伟的气象。因此，在中国艺术中，人文主义的精神，乃是真力弥漫的自然主义结合神采飞扬的理想主义，继而宣畅雄奇的创造生机，关于这一点，我愿再引述一些中国艺术家与艺评家的原典作为说明。

石涛在《画语录》中说：“古人寄兴与笔墨……因有蒙养之功，生活之操……以墨运观之，则受蒙养之任，以笔操观之，则受生活之任……然则此任者，诚蒙养生活之理。”

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中说：

“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拍，笔下幻出奇诡。”

明朝唐志契《绘事微言》引古人云：

“画人物是传神，画花鸟是写生，画山水是留影。”

“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系得山环抱起伏之势，如跳如坐，如俯如仰，如挂脚，自然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而落笔不生软矣。亦便得水淘浪溁回之势，如绮如鳞，如云如怒，如鬼面，自然水情即我情，水性即我性，而笔不板滞矣。”

清王原祁《麓台原稿》云：

“笔墨一道，同乎性情，非高旷中有真挚，则性情终不出也。”

清王昱《东庄论画》云：

“学画所以养性情……昔人谓山水家多寿，盖烟云供养，眼前无非生机。”

有关中国艺术的人文主义精神，诚如leonardo da vinci与rubens所说，人，作为创造主体，既是“生命创造的中心，足以臻入壮美意境”，也能绵延奔进，“直指天地之心”(24)。所以从个体来看，艺术家一直在追求壮美，从宇宙来看，则其内心深感与宇宙生命脉动相连，所以合而言之，他才能酣然饱餐生命的喜乐，怡然体悟万物与我合一，盎然与自然生机同流，进而奋然振作人心，迈向壮美，凡此种种，正是中国艺术绵延不尽之大用！

（选自《中国人生哲学》，原题为《艺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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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庄子》卷九，第二十七章，第9页。

(2) j．w．n．sullivan．beethovon：his spiritual development，pp．34-35．

(3) dante，canzeniere，iii（l），tr．phillip h．wicksteed．

(4) 《道德经》，第四十八章。

(5) 《庄子》卷七，第二十二章，第31-32页。

(6) 《庄子》卷七，第二十二章，第159-161页。

(7) 《道德经》第四十五章。

(8) 《易经·坤卦文言》。

(9) 《论语·述而》。

(10) 《论语·八佾》。

(11) 《论语·八佾》。

(12) 《论语·阳货》。

(13) 《荀子·乐论》。

(14) 《礼记·乐记》。

(15) laurence binyon．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chinese art，p．25．

(16) roge feg．the arts of painting and schlpture in an outline of modern knowledge，pp．927-928，cf．also walter pater．greek studies，pp．33-35；o．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i，pp．174-178．

(17) goethe．faust，zweiter．teil，dritter akt，pp．9381-9383．

(18) goethe．faust，i，pp．302-307．

(19) goethe．faust，i，pp．501-509．

(20) 译注：本段原文论述较简，故特参考方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弟子王宗石君所记笔记，以资补充说明，若系新段，原文所无而王先生曾载于笔记者，则以括弧出之。

(21) cf．percy gardner．the lamps of greek art in the legacy of greece，pp．357．

(22) hudson．hampshire days．

(23) hudson．the green mansions，modern library edn，pp．231-232．

(24) cf．germain razin，rubens，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