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然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权衡独运，衮钺斯昭。睿鉴高深，迥非诸臣管蠡之所及；随时训示，旷若发蒙。八载以来，不能一一殚记，谨录历次恭奉圣谕为一卷，载诸简端，俾共知我皇上稽古右文，功媲删述，悬诸日月，昭示方来，与历代官修之本，泛称御定者，迥不相同。

一、是书以经、史、子、集，提纲列目。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或流别繁碎者，又分析子目，使条理分明。所录诸书，各以时代为次。其历代帝王著作，从《隋书·经籍志》例，冠各代之首。至于列朝圣制、皇上御撰，揆以古例，当弁冕全书；而我皇上，道秉大公，义求至当，以四库所录，包括古今，义在衡鉴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特命各从门目，弁于国朝著述之前。此尤圣裁独断，义惬理精，非馆臣所能仰赞一词者矣。

一、前代藏书，率无简择，萧兰并撷，珉玉杂陈，殊未协别裁之义。今诏求古籍，特创新规，一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究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等差有辨，旌别兼施，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

一、自《隋志》以下，门目大同小异，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今择善而从。如诏令、奏、议，《文献通考》入集部，今以其事关国政，诏令从《唐志》例入史部，奏议从《汉志》例亦入史部；《东都事略》之属，不可入正史，而亦不可入杂史者，从《宋史》例，立别史一门；香谱、 谱之属，旧志无所附丽，强入农家，今从尤袤《遂初堂书目》例，立“谱录”一门；名家、墨家、纵横家，历代著录，各不过一二种，难以成帙，今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例，并入杂家为一门；又别集之有诗无文者，《文献通考》别立“诗集”一门，然则有文无诗者，何不别立“文集”一门，多事区分，徒滋繁碎，今仍从诸史之例，并为“别集”一门；又兼诂群经者，《唐志》题曰“经解”，则不见其为群经，朱彝尊《经义考》题曰“群经”，又不见其为经解，徐乾学通志堂所刻改名曰“总经解”，何焯又讥其杜撰，今取《隋志》之文名之曰“五经总义”。凡斯之类，皆务求典据，非事更张。

一、焦竑《国史经籍志》，多分子目，颇以饾饤为嫌。今酌乎其中，惟经部之小学类，史部之地理、传记、政书三类，子部之术数、艺术、谱录、杂家四类，集部之词曲类，流派至为繁夥，端绪易至茫如，谨约分小学为三子目，地理为九子目，传记为五子目，政书为六子目，术数为七子目，艺术、谱录各为四子目，杂家为五子目，词曲为四子目，使条理秩然。又经部之礼类，史部之诏令奏议类、目录类，子部之天文算法类、小说家类，亦各约分子目，以便检寻。其余琐节，概为删并。

一、古来诸家著录，往往循名失实，配隶乖宜；不但《崇文总目》以《树萱录》入之种植，为郑樵所讥。今并考校原书，详为厘定。如《笔阵图》之属，旧入小学类，今惟以论六书者入小学，其论八法者，不过笔札之工，则改隶艺术；《羯鼓录》之属，旧入乐类，今惟以论律吕者入乐，其论管弦工尺者，不过世俗之音，亦改隶艺术；《左传》类对赋之属，旧入春秋类，今以其但取俪辞，无关经义，改隶类书；《孝经集灵》旧入孝经类，《穆天子传》旧入起居注类，《山海经》《十洲记》旧入地理类，《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旧入传记类，今以其或涉荒诞，或涉鄙猥，均改隶小说；他如扬雄《太玄经》旧入儒家类，今改隶术数，俞琰《易外别传》旧入易类，今改隶道家；又如《倪石陵书》名似子书，而实文集；陈埴《木钟集》名似文集，而实语录。凡斯之流，不可殚述，并一一考核，务使不失其真。

一、诸书刊写之本不一，谨择其善本录之。增删之本亦不一，谨择其足本录之。每书名之下，钦遵谕旨，各注某家藏本，以不没所自。按，《四库总目》每书名之下注明某家藏本，《简明目录》已略去 。其坊刻之书，不可专题一家者，则注曰“通行本”。至其编次先后，《汉书·艺文志》以高帝、文帝所撰杂置诸臣之中，殊为非体；《隋书·经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于义为允，今从其例。其余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或据所往来倡和之人为次。无可考者，则附本代之末。释道闺阁，亦各从时代，不复区分。宦寺之作，虽不宜厕士大夫间，然《汉志》“小学家”，尝收赵高之《爰历》、史游之《急就》，今从其例，亦间存一二。外国之作，前史罕载，然既归王化，即属外臣，不必分疆绝界，故木增、郑麟趾、徐敬德之属，亦随时代编入焉。

一、诸书次序，虽从其时代，至于笺释旧文，则仍从所注之书，而不论作注之人。如儒家类明曹端《太极图述解》，以注周子之书，则列于《张子全书》前；国朝李光地注解《正蒙》，以注张子之书，则列于《二程遗书》前是也。他如《史记疑问》，附《史记》后，《班马异同》，附《汉书》后之类，亦同此例，以便参考。至于汪晫所辑之《曾子》《子思子》，则仍列于宋；吕柟所辑之《周子抄释》诸书，则仍列于明；盖虽裒辑旧文，而实自为著述，与因原书而考辨者，事理固不同也。

一、刘向校理秘文，每书具奏；曾巩刊定官本，亦各制序文。然巩好借题抒议，往往冗长，而本书之始末源流，转从疏略；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稍具崖略，亦未详明；马端临《经籍考》，荟萃群言，较为赅博，而兼收并列，未能贯串折中。今于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其体例悉承圣断，亦古来之所未有也。

一、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

一、历代敕撰官书，如《周易正义》之类，承诏纂修，不出一手，一一详其爵里，则末大于本，转病繁冗，故今但记其成书年月，任事姓名，而不缕陈其爵里。又如汉之贾、董，唐之李、杜、韩、柳，宋之欧、苏、曾、王，以及韩、范、司马诸名臣，周、程、张、朱诸道学，其书并家弦户诵，虽村塾童竖，皆能知其为人，其爵里亦不复赘。至一人而著数书，分见于各部中者，其爵里惟见于第一部，后但云某人有某书已著录，以省重复。如二书在一卷之中，或数页之内，易于省记者，则第二部但著其名。如：明戴原礼，已见所校补朱震亨《金匮钩玄条下，其《推求师意》二卷，仅隔五条之类 。

一、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如成风为鲁僖公之母，明载《左传》，而赵鹏飞《春秋经筌》，谓不知为庄公之妾、为僖公之妾，是不知其人之名分，可定其礼之得失乎？刘子翼入唐为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明载《唐书》刘祎之传，而朱子《通鉴纲目》，书贞观元年，征隋秘书刘子翼不至，尹起莘发明称“特书隋官以美之”，与陶潜称晋一例，是未知其人之始终，可定其品之贤否乎？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论辨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

一、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斯协于“全书”之名。故释道外教、词曲末技，咸登简牍，不废搜罗。然二氏之书，必择其可资考证者，其经忏章咒，并凛遵谕旨，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青词，亦概从删削。其倚声填调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遗音》、张可久之《小山小令》，臣等初以相传旧本，姑为录存，并蒙皇上指示，命从屏斥。仰见大圣人敦崇风教，厘正典籍之至意。是以编辑虽富，而谨持绳墨，去取不敢不严。

一、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至于论九河，则欲修禹迹；考六典，则欲复周官；封建、井田，动称三代，而不揆时势之不可行；至黄谏之流，欲使天下笔札，皆改篆体，顾炎武之流，欲使天下言语，皆作古音；迂谬抑更甚焉。又如明之曲士人喜言兵，《二麓正议》，欲掘坑藏锥以刺敌；《武备新书》，欲雕木为虎以临阵；陈禹谟至欲使九边将士，人人皆读《左传》。凡斯之类并辟其异说，黜彼空言，庶读者知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

一、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朋党一分，千秋吴越。渐流渐远，并其本师之宗旨，亦失其传，而仇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实则争胜负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伏读御题朱弁《曲洧旧闻》，致遗憾于洛党；又御题顾宪成《泾皋藏稿》，示炯戒于东林，诚洞鉴情伪之至论也。我国家文教昌明，崇真黜伪，翔阳赫耀，阴翳潜消，已尽涤前朝之敝俗。然防微杜渐，不能不虑远思深，故甄别遗编，皆一准至公，铲除畛域，以预消芽蘖之萌。至诗社之标榜声名，地志之矜夸人物，浮辞涂饰，不尽可凭，亦并详为考订，务核其真，庶几公道大彰，俾尚论者，知所劝戒。

一、文章德行，自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今所录者，如龚诩、杨继盛之文集，周宗建、黄道周之经解，则论人而不论其书；耿南仲之说易、吴 之评诗，则论书而不论其人。凡兹之类，略示变通。一则表章之公，一则节取之义也。至于姚广孝之《逃虚子集》、严嵩之《钤山堂诗》，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而广孝则助逆兴兵，嵩则怙权蠹国，绳以名义，非止微瑕。凡兹之流，并著其见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见圣朝彰善瘅恶，悉准千秋之公论焉。

一、儒者著书，往往各明一义，或相反而适相成，或相攻而实相救，所谓言岂一端，各有当也。考古者无所别裁，则多岐而太杂；有所专主，又胶执而过偏。左右佩剑，均未协中。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至于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骘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庶不乖于全书之目。

一、《七略》所著古书，即多依托，班固《汉书·艺文志》注可覆按也。迁流洎于明季，讹妄弥增，鱼目混珠，猝难究诘。今一一详核，并斥而存目，兼辨证其非。其有本属伪书，流传已久，或掇拾残剩，真赝相参，历代词人，已引为故实，未可概为捐弃，则姑录存而辨别之。大抵灼为原帙者，则题曰“某代某人撰”；灼为赝造者，则题曰“旧本题某代某人撰”，其踵误传讹如吕本中《春秋传》，旧本称吕祖谦之类，其例亦同。至于其书虽历代著录，而实一无可取，如《燕丹子》、陶潜《圣贤群辅录》之类，经圣鉴洞烛其妄者，则亦斥而存目，不使滥登。

一、九流自《七略》以来，即已著录。然方技家递相增益，篇帙日繁，往往伪妄荒唐，不可究诘，抑或卑琐微末，不足编摩。今但就四库所储，择其稍古而近理者，各存数种，以见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备，不复搜求。盖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

一、是书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然大抵于众说互殊者，权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至于马、班之史，李、杜之诗，韩、柳、欧、苏之文章，濂、洛、关、闽之道学，定论久孚，无庸更赘一语者，则但论其刊刻传写之异同，编次增删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而已。盖不可不辨者，不敢因袭旧文；无可复议者，亦不敢横生别解。凡以求归至当，以昭去取之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