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心的这本集子，在去年秋天曾经由废名兄带到上海来，要我们给它找一个出版家，而且“派定”我作一篇序文。但结果到今年春问这原稿还是寄回北平去了，而我的序文也就始终没有写，曾日月之几何，如今只落得个物在人亡了。他的死实不仅是在友谊上一个可悲的损失而已。

回忆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虽则是同级，同系，又同宿舍，可是除了熟悉彼此的面孔和知道彼此的姓名外，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来往。有时在外面碰着，不知怎的彼此都仿佛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望一望就过去，很少点头招呼过，更不用说谈过什么话了。那时他所给与我的印象只是一个年少翩翩颇有富贵气象的公子哥儿罢了。到了毕业的那一年，因为借书的关系我才开始和他发生交涉。记得我第一次招呼他和他攀话时他的脸上简直有点赧红哩。后来渐渐地熟了，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最爽快最热忱不过的人，厥后来沪，他在真茹（那时有人嘲笑地称他为“口含烟斗的白面教授”，其实他只是一个助教而已）而我则住在租界的中心，他乡遇故知，自然格外觉得亲热。虽则相距颇远，我们每星期总是要来往一次的。

他是一个健谈的人，每次见面真是如他自己所谈的“口谈手谈”。有时读了什么得意的文章，或写了什么得意的文章，总是很高兴地翻出来给我看，桌子上大抵堆满了他所翻开的书本，而我当时却几乎是“束书不观”的。他于书可以说是无所不读，而且他的理解和心得是很足以使姝姝自悦的我自愧弗如了。往往在对谈之际，自己自一个思想在脑子里模糊得不能明白地表达因而口头上吞吞吐吐觉得很窘的时候，他大抵能够猜出我的意思而给我点破一下或竟直截地代我说了出来。那一年余的友谊生活在我实在是平生快事。但不久他便北平去了。他之往北平，据他自己说，主要地是因为在暨南“无事干，白拿钱，自己深觉无味”，可是到了那儿事情可又太烦了；除了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作事外他还要教课，而教课却是他深以为苦的。那时他的一封来信中便有一段说到这个：

昔cowper因友人荐彼为议院中书记，但要试验一下，彼一面怕考试，一面又觉友人盛意难却，想到没有法子，顿萌短见，拿根绳子上吊去了，后来被女房东救活。弟现常有cowper同类之心情。做教员是现在中国智识阶级惟一路子，弟又这样畏讲台如猛虎，这个事实的悲哀，既无poetical halo围在四旁，象精神的悲哀那样，还可以慰情，只是死板板地压在心上，真是无话可说。

以后频频的来信往往总不免诉说牢愁——也许可以说是“寻愁觅恨”罢。然而以他的气质和学养，他却始终保持着他的潇洒的情趣，这也是可以从他所有的来信中看得出来的。去秋废名兄自北平来，告诉我说他年来样子上虽则老了一点，却还是生气勃勃的。这不能不叫眼前所摆的只是些铁板的事实而始终苦于不能超脱的我感着惭愧，羡慕和佩服。不过我读到他后来在《骆驼草》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虽则在文字上是比以前精炼的多而且在思想上也更为邃密些，然而却似乎开始染上了一种阴沉的情调，很少以前那样发扬的爽朗的青春气象了。尤其是最近在《新月》上看到他的一篇遗稿《又是一年春草绿》，我真叹息那不应该是象他那样一个青年人写的，为什么这样凄凉呢！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篇文章拿来和《春醪集》中的《“春朝”一刻值千金》或《谈“流浪汉”》对读，恐怕这三年的间隔应当抵上三十年罢。难道他的灵魂已经预感到死的阴影了？如今这个集子终于快要出版了。在所谓学问文章上，自知不足以论秋心，只好把数月前在某杂志上发表过我所作以纪念他的一篇小文略为删改附在这里，聊以表示“挂剑”之意而已。

石民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