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年十岁,诵古文。”周以前书皆是也。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2],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3],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4]。我国家稽古典礼[5],建首善自京师始[6],博选八旗子弟秀异者[7],并入于成均[8]。圣上爱育人才,辟学舍,给资粮,俾得专力致勤于所学;而余以非材,实承宠命以监临而教督焉。窃惟承学之士[9],必治古文,而近世坊刻,绝无善本,圣祖仁皇帝所定《渊鉴》古文[10],闳博深远,非始学者所能遍观而切究也,乃约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为群士楷。
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11]。其次《公羊》、《穀梁传》、《国语》、《国策》[12]。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13]。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故于韩取者十二[14],于欧十一,余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两汉书疏,则百之二三耳。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15],绰有余裕矣。虽然,此其末也。先儒谓韩子因文以见道[16],而其自称则曰:“学古道,故欲兼通其辞[17]。”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是则余为是编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和硕果亲王序[18]。
一、三传、《国语》、《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体,学者必熟复全书,而后能辩其门径,入其窔穾[19]。故是编所录,惟汉人散文及唐宋八家专集,俾承学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20],然后可溯流穷源,尽谙家之精蕴耳。
一、周末诸子,精深闳博,汉、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书主于指事类情[21],汪洋自恣,不可绳以篇法[23]。其篇法完具者间亦有之,而体制亦别,故概弗采录,览者当自得之。
一、在昔议论者,皆谓古文之衰自东汉始。非也。西汉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气奋动,倜傥徘宕[24],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25]。昭、宣以后[26],则惭觉繁重滞涩,惟刘子政杰出不群[27],然亦绳趋尺步,盛汉之风,邈无存矣。是编自武帝以后至蜀汉,所录仅三之一,然尚有以事宜讲问,过而存之者。
一、韩退之云:“汉朝人无不能为文。”[28]今观其书疏吏牍[29],类皆雅饬可诵[30]。兹所录仅五十余篇,盖以辨古文气体,必至严乃不杂也[31]。既得门径,必纵横百家而后能成一家之言。迟之自言“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是也[32]。
一、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为明七子之伪体[33],故于《客难》、《解嘲》、《答宾戏》、《典引》之类皆不录[34]。虽相如《封禅书》[35],亦姑置焉,盖相如天骨超俊,不从人间来,恐学者无从窥寻而妄摹其字句,则徒敝精神于蹇法耳[36]。
一、子长“世表”“年表”“月表”序[37],义法精深变化,退之、子厚读经、子[38],永叔史志论[39],其源并出于此。孟坚《艺文志》“七略序”[40],淳实渊懿,子固序群书目录[41],介甫序《诗》、《书》、《周礼》义[42],其源并出于此。概弗编辑,以《史记》、《汉书》治古文者必观其全也。独录《史记•自序》,以其文虽载家传后[43],而别为一篇,非《史记》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但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学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蕴,则于三家志铭,无事规模而自与之并矣[44]。故于退之诸志,奇崛高古清深者皆不录,录马少监、柳柳州二志[45],皆变调,颇肤近。盖志铭宜实征事迹,或事迹无可征,乃叙述久故交亲,而出之以感慨,马志是也,或别生议论,可兴可观[46],柳志是也。于永叔独录其叙述亲故者,于介甫独录其别生议论者,各三数篇,其体制皆师退之,俾学者知所从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学,在“辨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47],盖黑之不分,则所见为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笔古隽[48],而义法多疵,欧、苏、曾、王亦间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为掩耳[49]。
一、《易》、《诗》、《书》、《春秋》及“四书”[50],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薙者甚少[51]。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钩划于旁,俾观者别择焉。
注释:
[1]《古文约选》:清代为八旗子弟编的一本古文读本,名义上是和硕果亲王所选,实出于方苞之手。[2]韩氏起八代之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苏轼意为古文自西汉以后,经过了八代的衰微,到唐才由韩愈重新振兴。[3]盛汉:指西汉。[4]肄:树木砍而复生的枝条。余肄,意即为支条。[5]稽:考查。[6]建首善自京师始:《汉书儒林传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意为京师应为教化最好的地方,应为全国的楷摸。[7]八旗子弟:八旗制度为清代满族及早期降附的蒙、汉人的社会组织,包括满八旗、蒙古八旗及汉八旗。八旗成员统称为“旗人”’“八旗子弟”即旗人子弟。[8]成均:周代的大学,后亦称国子监为“成均”。这里指八旗官学。八旗官学隶用于国子监,选派八旗子弟入学,学习满书、骑射,也学汉书。[9]承学之土,入学学习的人。承:接受。[10]《渊鉴》:即《渊鉴类函》,康熙命张英等辑,共四百五十卷,供当时作文选取词藻典故之用。[11]剟(duo多):割取。[12]《公羊》:即《春秋公羊传》,作者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穀梁》即《春秋穀梁传》,作者旧题为战国时鲁人穀梁赤。《公羊》、《穀梁》、《左传》均为解释阐发《春秋》的著作,合称为“春秋三传”,简称“三传”。[13]尤:突出优异者。[14]十二;十分之二。[15]论策:论文和策问,为科举考试内容之一。[16]先儒:这里指北宋程颢。据《近思录》:“明道曰,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学倒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张伯行集解:“退之学文而后见道,是由末及本,却倒学了。”[17]“学古道”二句:语出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18]和硕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康熙第十七子。《古文约选》以他的名义选编,此序也是以他的名义写的。[19]窔穾(yào yào要要):深奥。[20]津梁:桥梁,亦泛指起桥梁作用的事物.[21]类情:类推以阐发事物的情理。[22]汪洋自恣:纵情抒写,气势开阔。[23]绳:约束,限制。[24]排宕(dàng荡):放纵自由。[25]方物:“仿佛”的声转,意为想象、指状。“不可方物”这里意为不能具体指出其篇章结构、行文脉络。[26]昭、宣:西汉昭帝(前86年一前74年在位)、宣帝(前73年一前49年在位)。[27]刘子政:刘向字子政,西汉后期学者、文学家。今存著作有《新序》《说苑》、《列女传》等。[28]“汉朝人”句:韩愈《答刘正夫书》:“汉朝人奠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29]吏牍:公文。[30]类:大抵,差不多。[31]气体:风格,这里主要是指语言风格。[32]“贪多务得”二句:币出韩愈《进学解》,指博览群书。[33]明七子:明弘治、正德时期文学家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并称为前七子;明嘉靖、隆庆时期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并称后七子。前后七子于文学创作都主张拟古,形成摹拟风气,对当时及清代都产生过不良影响。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创作上也有一定成就。伪体:作文—味拟古,不是正路,故称“伪体”。[34]《客难》:即《答客难》,东方朔作。《解嘲》:扬雄作。《答宾戏》、《典引》:班固作。[35]相如《封禅书》:指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封禅书》乃《史记》篇名,非司马相如所作。[36]蹇浅:生涩浮浅。[37]“子长”句,司马迁《史记》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各表俱有序。[38]退之、子厚读经、子:指韩愈、柳宗元读经书、诸子书后写的文章,如韩愈的《读荀子》、《读仪礼》,柳宗元的《论语辩》、《辩列子》等。[39]永叔史志论:指欧阳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序》等文。[40]“七略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序》。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的图书分类法分类,把当时所有书籍分为七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而实际上《艺文志》著录图书,并无“辑略”一类。[41]“子固”句:指曾巩《战国策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文。[42]“介甫”句,指王安石《诗义序》、《书义序》、《周礼义序》等文。[43]家传:《史记》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为《太史公自序》,此文先叙作者从祖先到自己的自家的历史,然后叙说《史记》一书,故方苞说《史记自序》载家传后。[44]无事规模:无需效法。规模:效法。[45]马少监、柳柳州二志:指韩愈写的《殿中少监马君墓志》、《柳子厚墓志铭》。[46]可兴可观:《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久感发情志。观:认识社会。[47]“辨古书”二句:韩愈《答李翊书》:“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48]古隽:高古秀美。“隽”通“俊”,秀美。[49]掩:掩盖。[50]四书:自宋代起,《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四书”。[51]薙芟(ti shān,剃山):删削。
《古文约选》是方苞以“义法”为标准编成的书,故于古文“义法”有示范作用。此文通过谈选文的取舍原则,阐述了有关“义法”的一些问题。首先,作者赞扬先秦及汉武帝以前文“指事类情,不可绳以篇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所以,他认为上乘之法,还是活法。但他又说明《古文约选》于“不可绳以篇法”者不录,可见他要用以示人的“法”,又主要是限于语言、剪裁、结构等比较表面的东西。其次,强调“雅饬”,“雅”指文体的典雅和语言的简洁,“饬”指取材的精当和行文的严整清通。第三,强调“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认为作品只要澄清无滓,自然光彩焕发。寓瑰丽浓郁于精练之中,这是散文艺术的一个极境,方苞自己的创作实践,也没能达到这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