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饭店长长宽宽的走廊里，冯亦代先生和我匆匆地找寻着傅聪的房号——我们相约，在他养病期间作一次长谈。门开处，傅敏迎了出来，床上坐着微笑着的傅聪。这是一次尽情的畅谈。对祖国深深的爱、淡淡的愁，对人生的思考与探索，对艺术的挚爱与追求，对父母的思恋和怀念……。沉静的傅聪竟是那样容易激动；以音乐为生命的他，却具有一副哲学家的头脑。记得一篇文章的开头两句话：“傅雷是傅聪的爸爸，傅聪是傅雷的儿子”。是的，同是那样的一颗赤子之心。
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
晓：《傅雷家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您有些什么想法，愿意向读者讲些什么吗？
聪：父亲一故世，欧洲就有好几个杂志的负责人问我这批书信，因为在国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那时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个出版社多次问我，愿出高价，我都拒绝了。原因是我觉得爸爸的这份家书是有永恒性价值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我不愿让它成为任何一种好意或恶意的政治势力的工具。现在由三联书店来出版它，我高兴，但有时也有些doubt。
冯：疑虑？
聪：这词不好翻，不是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疑虑，而是自己思想上的东西。格不同，难翻。我爸爸是个赤裸裸的人，不仅对我，对朋友也这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他的内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出来了。但这些信都是他五、六十年代写的，都带着当时的时代气氛和他的心境、情绪。虽然他一直是坐在书斋里的人，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血肉相连的。不过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还 活着的话，可能会很不同了。
晓：那是反映了当时条件下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聪：这些信的价值正在于此。我刚才说我还 有些doubt，就是说他在某个时期对自己作了相当多的解剖，自我批评，现在看，有一些可能还 要回到原来的认识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到社会上去，看到了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到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补了课，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可是我觉得他原来的这个见解却是对的。经过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不行的，不择手段本身就把目的否定了。也许我有点杞人忧天的doubt。因爸爸在国内文艺界有一定声望，大家尊敬他，这些家书出版后，会不会对有些内容不能真正从本质上去了解，而只从表面上去看？
晓：人们会理解的。在当时，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那种虔诚，那种热爱。他急于要跟上新的时代，急于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时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改造自己、否定自己，是那样一种真挚的感情。
聪：也许我在西方耽久了。我认为一切信仰没有经常在怀疑中锤炼是靠不住的，是迷信。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对造成现代迷信也有责任，知识分子应该象鸟，风雨欲来，鸟第一个感受到，知识分子是最敏锐的，应该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可是我们也参与了现代迷信，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责任。爸爸说过：“主观地热爱一切，客观地了解一切。”我觉得这还 不够。中国为什么走这么大的弯路？正因为中国人太主观地热爱一切，而不客观地多作怀疑，多怀疑就不会盲目闯祸了。爸爸基本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说的“了解一切”，就包括怀疑。了解包括分析，分析就先要怀疑，先要提出问号。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执着真理，却又死死抱怀疑态度。”死抱住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会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多的更进步的真理。我想我们的社会的确不应该死抱住教条不放，而应该不断地探求新的真理。
赤子之心晓：您认为这些家书中反映的最本质的思想是什么？
聪：赤子之心。爸爸的信从头到尾贯穿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个。看这些信，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这个人：他一生没有一分钟度过的是行尸走肉的时光，他的脑永远在思想，他的心永远在感受。他是一个在中国最优秀的传统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识分子（我说的是最优秀的传统，从屈原一直到现在的传统），同时又是“五四”的觉醒的一代。他接受西洋的东西决不是表面的、生活习惯上的小节的东西。你现在在国外可以碰到很多生活非常洋化，西装革履，家里连中文也不说了的人，可是这些人对西方文化根本没有一点点真正的了解。而爸爸为什么对西方文化能有真正深刻的掌握和了解，就是因为他在中国文化中的根子扎得很深！我爸爸责己责人都非常严，是个非常严谨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有着东方文化的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从西方文化中来的，他的那种科学态度，很强的逻辑性，讲原则，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优点，他是接受了这些优点的。他在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时说过，他受这本书影响很大。罗曼·罗兰作为一个欧洲人，有这么个理想，他希望能够把德国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两个民族的文化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灿烂的文化。我爸爸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希望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间取长补短，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更灿烂的全人类的文化。刚才说的赤子之心，还 要讲回来。我爸爸这个人也有很多缺点，因为他是个非常活生生的、丰富的人，他的缺点优点都不是一般的，都是比较大的。如他脾气的暴躁，一时冲动不能控制，可以使人目瞪口呆。
敏：可是他同时又可以是绝对冷静，很理智，很严谨。
聪：那绝对如此，一切强烈，幅度很大。最主要的一点，是我爸爸这个人完全是真的。这跟知识高低，品质好坏没有关系。
冯：我第一次见你爸爸是在郑振铎先生那里，那时郑先生就说他一辈子要为“赤子之心”受累。
聪：他之所以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典型，说到最后，他还 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的特殊之点是感性第一，这感性第一说到底就是赤子之心。所以他虽然一方面那么严谨，同时他又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他的同情心非常博大，处处为人家着想，小处为儿子，稍大点为朋友，再大点为国家为政府着想，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很多这样的态度。抱了这样一种态度，再加上科学分析能力，这样的人就是优秀的人。社会上都是这样的人，那这个社会就是理想世界了。可是我们中国人大都感性的部分太多，缺少理性的东西；盲目的信仰太多，滥好人太多，怀疑、思考太少，信仰没有在怀疑中铸炼。我每次回国来，常常一点点小事就马上使我心里暖起来，马上就乐观起来，因为我还 是一颗中国人的心，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我觉得如果东方人能保持这种赤子之心，而又尽量学习西方人的理智、科学精神、逻辑性，这就是我爸爸一直孜孜追求着的世界文化的理想。
最强调的是做人晓：请谈谈傅雷先生对您最大最可贵的影响和帮助是什么？
聪：他最强调的是做人。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艺术，谈不上音乐，一切部谈不上。我觉得整个国家也一样，国家要好的话，第一人的素质要好，人的素质用简单化的方法来说明是很危险的，象小孩子看戏那样，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其实好人坏人的区别并没有那么简单。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一定会有矛盾，人也有智力的、品格的种种矛盾。后天能给人的素质以影响的除了感性上的东西，如新中国刚创立时全中国有那样一种气氛，我想那时候全中国的人都好象忽然变得好了很多，那是感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占了很大部分。但单纯靠这感性的东西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理性的东西。我爸爸一辈子所追求的就是要把感性的东西融合到理性里去，就是我刚才讲的信仰和怀疑的问题。你问我爸爸对我影响最主要的是什么？可以用一句话说：独立思考。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独立思考，一切都不人云亦云，决不盲从。盲目的信仰已经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还 要骗自己。我认为我爸爸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欧洲的近代文明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经过了四个多世纪的沉睡，除了从经济基础分析，经济结构，整个制度从封建走向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外，还 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人的觉醒。那时欧洲资本主义还 是非常弱的，但人已开始不安于人云亦云，他们不光是追求对宇宙提出问题，也开始考虑人活着为了什么。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个，爸爸的信从头至尾讲的也就是这些。有了这个基础以后，一切从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进步才可能巩固，才是真正的进步。我刚才讲过，国外很多生活完全洋化的人，他们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很多封建的东西。生活上的很多东西好象都现代化了，都有了洋房汽车，这个社会并不见得就是理想的社会，本质的真正改变才是主要的东西。我看中国现在最需要补课的是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物质不现代化没什么坏处，可能还 有好处。
晓：我想这两者并没有矛盾。科学的发展，增长的不应该光是物质财富。
聪：对我来讲还 是纯精神的东西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当然，一定要到一定的水平，可是再多出来就是人给人造出来的多余的奢侈品了。
晓：精神上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过去只强调精神作用，不管生产发展，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两个文明，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聪：问题在于那时强调的精神不是真正的精神理性，而是迷信、盲从，不经过独立思考，口号叫得响的就是好人。这是从表面来区别一个人的好坏。中国人往往做名词的奴隶，几千年讲正名，这很可怕，名正言顺，什么歪理都可以。
中国人灵魂里本来就是莫扎特聪：我在外头常常跟人家争论，欧洲的基督教精神常常有信仰和智慧的争论。我有时跑到信仰这边，有时又跑到智慧这边，争来争去，不可开交，其实两者是不可分的。中国人是个具有最高智慧的民族，到现在为止，也很少有欧洲基督教精神那种信仰。中国人其实是有很高度的怀疑精神的民族，只是不科学，是一种直觉的怀疑精神，凭一股灵性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智慧和知识是两回事，有时一个最大的学究什么智慧也没有，一个普通的农民什么书都没念过却有很高的智慧。我说要看中国文化就看中国的文字，从中国的文字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智慧。中国的文字完全是莫扎特式的，如“明”吧，一个太陽一个月亮，三岁孩子就知道，看来很天真很稚气，可也是最高的诗意，最富象征性的东西。我所以称它为莫扎特式的，就是最朴素、最天真、最富有想象力、最有诗意的，不过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老早就达到了这种境界，而欧洲艺术史上只有几个高峰才达到，就象莫扎特。
冯：傅雷先生讲莫扎特的那篇文章是写得很精彩的。
聪：那篇文章里有两句话我觉得非常精辟。“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末莫扎特给我们是无限的信心”。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一段可以单独拿出来大书特书：“在这样悲惨的生活中，莫扎特还 是终生不断地创作。贫穷、疾病、妒忌、倾轧，日常生活中一切琐琐碎碎的困扰都不能使他消沉；乐天的心情一丝一毫都没受到损害。所以他的作品从来不透露他痛苦的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最后这句我不完全同意，他有的地方还 是有这种气息的，但他总是竭力保持平衡，他那大慈大悲的心理，即使反抗，也永远带着那种irony，这词很难翻，就是哭里带笑，笑里带哭的状态。“他的心灵多么明智，多么高贵，多么纯洁。音乐史家说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他自己得不到抚慰，却永远在抚慰别人，但最可欣慰的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幸福，他能在精神上创造出来，甚至可以说他先天就获得了这幸福，所以他反复不已地传达给我们。精神的健康，理智与感情的平衡，不是幸福的先决条件吗？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渴望的吗？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苦难，以永远乐观的心情应付残酷的现实，不就是以光明消灭黑暗的具体实践吗？”这太精彩了！“有了视患难如无物，超临于一切考验之上的积极的人生观，就有希望把艺术中美好的天地变为美好的现实。”然后就是上面那两句话：“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末莫扎特给我们是无限的信心”。我觉得中国人传统文化最多的就是这个，不过我们也需要贝多芬。但中国人在灵魂里头本来就是莫扎特。我为什么这样爱莫扎特，我之所以回来遇到每一件小事都会使我马上乐观起来，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这样，我的心也是这样。所以我总是要强调精神作用，对物质现代化不感兴趣，因为我住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实在感到很多现代化的东西很有问题。欧洲社会有很多精神苦闷，所以有许多嬉皮士运动啊，天体运动啊，就是对于这种物质上现代化的一种反抗。
晓：作为一个人来讲，单有物质上的东西，没有精神上的支柱是不行的。
聪：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还 没有真正解决。假如我们能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使每一个人都变成自觉的，能独立思考的，不断进取的，有很坚定的正确认识的人，这样一个文明的人类社会，再不忘老子的智慧，那么我相信，我们就能不断地前进。
出发点对的话，音乐就会容易些晓：傅聪先生，我们还 想请您谈谈音乐教育的问题。读傅雷先生的信，他是把艺术、教育、道德和人生哲学全都融合在一起的。
聪：这都是一整个有机体，它们绝对不能分开。我觉得音乐教育的最基本问题是要弄清为什么要学音乐。他有再大的才能，再高的天分，再好的先生和再优越不过的条件，假如出发点没有弄清楚，那一切都是白费的。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成为音乐家、钢琴家。我小时开始学钢琴最主要的原因是感到在这方面还 可能有一定的园地，我小时候的音乐感受力特别强，爸爸觉得可能有点东西在那里，也许在这方面有所发展，所以让我学了两三年。后来生活上有些变动，少年时代又有相当一段浪子生涯，在昆明老有给学校开除、逃学等等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以后我决定回上海，重新专心学音乐。我真的从来没想到过将来做个国际上的钢琴家，我主要的出发点，主要的原因是我爱音乐。我觉得没有音乐的话，我的生命就缺少意义。这并不是理论上的东西，完全是感情上的。常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写东西？我不写，因为我觉得必须心里头有东西，一定想写才能写，而不能因为我是搞音乐的，一定要写点什么。我自己觉得我不是这块料子。我感受能力相当强，我的才能是在再创作方面，我需要去理解别人，有时也可以发挥，发挥出更多的东西来。主要就是说出发点是我在内心有股力量，使我走上了这条道路。国内音乐界现在有一股风，不少人都在拉协奏曲，弹协奏曲，不少是炫耀技巧的、唬人的东西。室内音乐不搞，奏鸣曲也很少搞。这反映了一种功利主义倾向，一些人主要是想成名，成明星，他们不是为音乐服务，而是音乐为他们服务，音乐为成名服务。因为假如是献身音乐的话，就不能不搞室内音乐，室内音乐是音乐里最美丽、最丰富的音乐。也不能不搞奏鸣曲，我是说提琴和钢琴的奏鸣曲。我假如开音乐会，不开独奏会，而开两个人的奏鸣曲的音乐会，我是最高兴的，我觉得这里有无穷的乐趣。就是弹伴奏吧，这里也有无穷的乐趣，舒伯特的乐曲，伴奏也是最美的音乐。这里就是有个出发点的问题。
晓：你认为音乐界的状况如何？
聪：我还 看得不够多，有些看法我已在音乐学院学报中说了。这里的先生教学生是世界上态度最好的，可是他们自己也是十几年与外界隔绝，比较闭塞；另外教育上也有个东西不太好，似乎学生好功劳是先生的，学生不好也是先生的责任，功利主义厉害了一点。
敏：应该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聪：对了，先生要尽一切力教学生，但以后成绩怎样，就得靠学生的努力。不要没有成绩觉得脸上无光，也不要有了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加上搞比赛，拿名次，拿了奖就不得了，老师可以评上教授，学生马上成了“家”了。这是笑话，得了奖就成“家”了？国外很无情，就是得了奖，还 要在舞台上考验，能够站得住的很不容易，没有铁饭碗。但这里有的人几十年就弹一个曲子，这怎么办？不要说音乐为他服务，是一个协奏曲为他服务。
晓：现在音乐学院的学生修养是否全面？
聪：不，拉提琴的就管拉提琴，弹钢琴的就管弹钢琴。这次我跟他们合奏，从教课中我发现距离是相当远的，就有点担心。那些小孩却说你别担心，这太容易、太容易。什么，太容易，试试看。第一次练习，三个钟头练下来，一个乐章都过不去。完了后，那些学生说，唉呀，太费劲，没想到这么费劲。他们简直不知道这音乐里有多少学问，他们就知道表面的东西。可是我很高兴的是，第二次第三次练下来，这些孩子进步很快，他们的进步不完全是靠努力而来，而是发现了个新天地。第三次练习时他们简直手舞足蹈，说唉呀这音乐怎么这么美啊！每个人都陶醉在里面了。对他们来说，似乎从来不知道音乐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出发点就对了。这种欢乐就是创作的欢乐。这不是暴君式的输入，而是一种感染，他们高兴、开心。音乐这东西又难又容易，出发点对的话，音乐就会容易些，容易很多。真有才能有音乐感的人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让你的赤子之心，纯粹的敏感，同音乐里头内在的东西自然而然的接触，反应就会很快。外国有句话叫“让音乐自己说出来”。每个搞音乐的人都要知道，我们都应该做音乐的通音管子，让音乐从这里流出来，它原来是怎么样，就自然而然地流出来。当然这里有主观的成分，没有人的成分就没有任何艺术，但宾主地位要放对。说来说去还 是个出发点问题。
晓：这些年音乐学院学生的素质还 是不错的，文革后涌现了相当多的音乐人才。
聪：是是是，有有！技术水平、音乐天赋都有。中国人的音乐感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强。有音乐感只不过是初步的感性，真要做学问的话，必须要提高到理性上来，然后再回到感性，又再回到理性，不知道经过多少回复、复归，才有一天可能成为音乐家。中国人搞音乐到做学问的水平还 没有，其实音乐是一门最玄妙的学问。
编钟提出的大问号晓：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您有什么看法？
聪：我觉得那些基本问题解决了，音乐就会发展。中国最弱的是创作，即使不是人为的外界的清规戒律，几十年下来自己心里头习惯的框框也很多。我们一方面有闭关自守，同时另方面又相当虚无主义。我上次回来在汽车里听到司机听的地方戏，非常欣赏。中国的地方戏太丰富了，可是有些同行却很看不起地方戏，这不对。我觉得中国的音乐创作要发展，一方面要谦虚地，不带一点成见地学习西方所有的各种音乐派别；另方面还 必须非常深地去挖掘中国自己的遗产，千万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企求马上见效。在欧洲，象匈牙利，过去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直受德国统治，可是匈牙利民族的根是蒙古族，跟其他民族的不同。一直到近代，巴托克、柯达伊这两个大师做了很多很多工作，才真正创造了他们匈牙利的民族音乐。可是，在巴托克、柯达伊以前他们早就有很悠久的历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酝酿才出现巴托克、柯达伊。当然巴托克、柯达伊是很大的天才，但天才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总得有个底子，有很长的一个酝酿阶段。中国音乐的发展我想也不会有任何其他途径的。
晓：您认为中国音乐的基础怎么样？
聪：很弱。但中国音乐的雏型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从发现编钟以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中国音乐以前到底是怎样的？我觉得中国音乐那时候假如有这么宏大的完整的乐器，它包括七音，可以转调，还 有和声，并且有工具，这一定是为什么音乐服务的，一定有音乐语言。这个音乐语言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整个是个空白的大问号。所以你说中国音乐的发展，我觉得可能性是最大，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最少，要做的工作是最多，态度应该最谦虚。千万不要用批，更不要判，先弄之清楚，对自己的东西如此，对外国的东西也如此。所以姚文元那篇批判文章是狗屁。我是说就是要怀疑，只有弄懂了才能怀疑，他根本不懂音乐，没资格！学问就是学问，你要先弄懂了，把整体的具体的都真正的了解，才能开始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