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在中国知识界之所以大名鼎鼎和广泛流传，在于其字里行间既体现了作为父亲的傅雷(1908～1966年)对于孩子的亲切关怀与严谨教导，也展示了傅雷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而这种“人间情怀”我们在傅译的法文名著中也不难体会。

除了家书之外，傅雷就是以法国文学翻译大家而名世。其实，家书纯属“妙手偶得”，翻译才是傅氏的“出色当行”，他后来选择“闭门译书”为业，以“稿费”谋生计，未取国家一分之俸禄，既可见他一生事业重心之所在，也可见其“译术”之高超。而要谈论傅雷一生事业之渊源，则不可不从其留学法国说起。

傅雷幼年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成人，1924年他考入上海大同附中读高中，由于他颇为激进，参与反帝反封建活动，并带头掀起反对学阀的斗争，颇遭学校当局的嫉恨。母亲为了他的安全，把他拉回乡下。正是在这种求学不得、歧路彷徨的情况下，1927年，傅雷经过反复思考，向母亲提出去法国留学的请求。傅雷是幸运的，母亲是开通的，她变卖田产、筹集资金，极力促成了儿子的万里留学之行。1927年底，傅雷乘坐法国邮轮昂达雷·力蓬号，离开上海，前往巴黎，时年不满20岁。来到异国，人生地不熟，颇不容易，好在严济慈先生给他介绍了正在巴黎留学的郑振铎，傅雷从马赛转乘火车到巴黎后，就通过郑振铎住在了伏尔泰旅馆。

第一要克服的就是语言关，傅雷在国内时并未学过法语，只想着法国是艺术之都，为了从法国文学中汲取养分，便毅然选择了法国。想着朋友“要好好学习francais啊”的叮嘱，傅雷赶往法国西部的贝底埃去补习法语。贝底埃是法国13世纪修建的古城，很有古典文化遗韵。傅雷在此膳宿在一位法国老太太家里，老人出身于上流社会，受过良好教育，她既是房东，也充当了傅雷的法语教师，她教学的方法很是轻松，没有正式的上课，只是在日常谈话中随时讲解、纠正，傅雷的法语发音和会话就是这样学出来的。另外一位教师则专教课本和文法。总之，傅雷本就天资聪颖，再加刻苦好学，他的法语进步很快。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半年之后，傅雷即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

巴黎大学位于拉丁区，分为文学、理学、法学、医学四个学院，大学离卢佛尔美术馆、卢森堡公园、先贤祠(名人墓)不远。傅雷入校后，即住在法国青年宿舍，他一边去大学听主修课的文艺理论，一边去卢佛尔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听课。上课之外，他更主动接受欧洲良好的文化艺术环境之熏陶，一方面经常去巴黎和南欧众多的艺术馆、博物馆参观美术大师的传世佳作；一方面实地去考察许多艺术圣地；至于接触文化艺术界人士，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世纪20年代的欧洲大陆会集了不少中国游子，他们胸怀大志，游学西方，是为了求取真知，振兴国家。巴黎作为欧洲的文化之都自然是这些学子首选之地，傅雷在这里结交了不少朋友，如刘海粟、刘抗、朱光潜、梁宗岱、汪亚尘、王济远、张弦、张荔英、陈人浩等。谁曾料到，这批今日的游子，来年竟是国家的栋梁。傅雷与他们时相过往，切磋学理，颇有所得，“有时在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归根到底仍回到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来。”

此时的傅雷还 只是一个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交游读书、求取新知固然是域外求学之主流，但爱情的问题却也难回避，异域情缘竟真地就接踵而至了。虽然傅雷离家之前，就已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定婚，但来法一年后，却与浪漫多情的法国女郎玛德琳好上了。不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傅雷与风流浪漫的法国女郎固然能相互吸引一时，又如何能琴瑟和谐、白头偕老？这种感情热烈过一段之后，自然以破裂而告终。对傅雷来说，这段感情历险对他教训甚深，以后与朱梅馥之相伴到老，恐怕从此中不无所得。

傅雷留学法国固然有行万里路、破万卷书之收获，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法国文学翻译家的初步奠基与定型。傅雷为了提高自己的法语水平，尝试翻译一些法国文学名著，这其实是一个提高外语水平的捷径。到巴黎一年后，他就译出了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嘉尔曼》。他还 颇注意将“游”与“学”相结合，1929年6月，他游览了法瑞交界处的避暑胜地莱芒湖，便几乎同时译完了与此胜地相关的作品《圣扬乔尔夫的传说》，而一回到巴黎，他则立刻投入早已动笔的泰纳(今译丹纳)的《艺术哲学》之试译工作。一代大气磅礴法国文学翻译家构基于此，我们现在读傅译文字，似乎是构造了一个傅氏法国文学世界，那里的巴尔扎克、伏尔泰，那里的罗曼·罗兰、梅里美，似乎都是属于傅雷的，所谓“似乎都用了同一种神韵的傅雷体华文语言”，从翻译学角度如何彰丕，且不置词，但至少可以说明的是，“优秀翻译家的华语作品，同样是华文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创造和丰富华文文学的历史上，其贡献与创作相同。”(陈思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