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医院里人人都忙得团团转。几年以前医院也乱过一阵，那次举行街头募捐，有人趁乱把市长老派克尔拐走，带到威维尔河边上，威胁他说，如果不付赎金就把他扔进河里。自从那次恶作剧以后，这是几年来医院经历的最热闹的一天。一切都是由老费尔格逊、老布迪组织安排的。院子里停着三辆救护车，一辆车插着一面骷髅旗，是专门运送“死人”的。有人尖声喊，麦克正在用洗鼻器吸出汽油，于是大伙儿用面粉和煤灰把麦克涂了个满身。他们准备了好几桶面粉和煤灰，除了插骷髅旗的汽车运送的“死人”外，所有救护车载来的伤号都要涂上白面和煤灰。这并不是官方的规定，而是医学院学生出的主意。他们还准备把“死人”放在地窖里，地窖里有冷冻设备，可以使尸体不腐烂，留备日后解剖用。
一个高级外科医生神情紧张、匆匆忙忙地从院子的一个角落走来。他正要去给一名孕妇行剖腹手术，他非常担心医学院学生要拿他寻开心，给他涂上白粉，或者拿煤灰撒他。五年以前，一个女病人正好死在医学院学生外出募捐、闹了不少恶作剧的一天，结果弄得满城风雨。照看那个病人的医生被学生拐跑，装扮成盖伊·福克斯的样子，让学生拉着在城里各处转了半天。幸而死的女人不是个自费病人，虽然她丈夫在审讯这个案子时大吵大闹，但验尸的法医却替学生说了不少好话。法医也是学生出身，他记得很清楚，当年他们自己也把大学副校长涂了一身煤灰。
和副校长开玩笑的那一天，这个高级外科医生也在场。在他安全地走进玻璃走廊之后，他的紧张劲儿过去了，想起那次的恶作剧，不由得笑了起来。副校长很不得人心，他是个老古板，不适宜在外地大学当校长。他曾用自己创造的非常复杂的格律把罗马诗人鲁肯[17]的《法尔撒里亚》译成英文，外科医生模模糊糊地还记得这位副校长创造的格律。在那次恶作剧中，他的夹鼻眼镜被摔碎了，一张吓坏了的、枯瘦的小脸强作笑容，怕学生讥笑他不风趣。但谁都知道，他是一点儿也不风趣的。正是因为这个，他们才拼命用碎煤扔他。
外科医生站在安全的玻璃走廊里，笑嘻嘻地看着院子里一群瞎胡闹的学生，不无某种怀旧之情。这些人的白袍子都已经被煤灰染黑。一个人抢到了一个洗胃器到处喷射煤灰。再过一会儿他们就要到街上去闹事，到商业街的商店去抢东西，把一只已经被虫子蛀了的老虎标本抢来，当作自己的福神。他想：欢乐的青春时光啊！他看到会计员柯尔逊被追得抱头鼠窜，吓得要命，不禁又低声笑起来。也许他们会逮住他的。啊，不，他们已经把他放走了。“像飞腾到云雾中”“像跳水运动员在高空中翻筋斗”，真是开心啊！
布迪这时正忙得不可开交。谁都跑过来请示他该做什么事。他是这群人的首领。该把什么人扔在面粉桶里，该向什么人投碎煤块，都由他决定。他感到自己很有威风，大大挽回了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受外科医生讥嘲而丢失的面子。只要他下命令，就连平时指导学生实习的医生也有挨煤块的危险。面粉和煤灰正是布迪出的主意，如果不是他把这次防空演习变成一场开玩笑的好机会，那就纯粹是一次官方组织的、枯燥乏味的例行公事了。恶作剧这个词本身就给了你无限权力，叫你不再听人辖制，为所欲为。演习之前他召集了几个会动脑筋的学生开了一个会。他在会上对他们解释说：“要是看见有谁在街上不戴防毒面具，这个人就是内奸。有人想破坏这次演习。所以咱们把他弄到医院以后，得叫他吃点儿苦头。”
学生把布迪围在中间，吵吵嚷嚷。“咱们的老布迪，真是好样的！”“小心有人在向你喷煤灰呢。”“哪个浑蛋把我的听诊器偷走了？”“咱们怎么对付小老虎蒂姆？”他们把布迪·费尔格逊簇拥起来，等着他发号施令。布迪·费尔格逊髙高站在救护车踏板上，白大褂敞着襟，两手插在双排扣的背心口袋里，骄傲得不可一世，又短又粗的身子整个鼓胀起来。他手下的喽啰们正齐声喊叫：“小老虎蒂姆！小老虎蒂姆！小老虎蒂姆！”
“朋友们、罗马的公民们、亲爱的同胞！”布迪一张口，大家就笑不可抑。老布迪真有两下子，在什么场合下他知道该讲什么话。有他在场，就玩得有意思了。他的话一句比一句俏皮。“请你们洗耳恭听，洗一洗耳朵……”下面笑得尖声呼哨起来。老布迪太有意思了。了不起的老布迪。
布迪·费尔格逊是很注意自己的身体的，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大动物，应该吃肉却总是被喂草料，需要好好运动一下。他摸了摸胳膊上的肱二头肌，他的肌肉已经绷起来，就等着行动了。整天考试，整天听课，布迪·费尔格逊需要的是活动活动身体。当他被一群同学簇拥着的时候，他幻想自己是一名领袖。战争爆发以后，他不会去做红十字会的工作：连长布迪·费尔格逊，战斗英雄费尔格逊！他在过去通过的考试中得到的唯一一个优秀成绩就是在军官训练学校里拿到的甲级证明书。
“咱们有几个朋友好像没有来，”布迪·费尔格逊说，“西蒙斯、艾特金、马洛韦斯、瓦特。这些人都是可恶的奸细，他们都是。咱们正在这里为国效劳，这些浑蛋却在家里啃解剖学。咱们得把他们揪出来。我命令机动队到他们住的地方去进行搜查。”
“要是女的怎么办，布迪？”一个人尖声喊道。所有的人都大声笑起来，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掌，乱成一团。因为布迪同女人厮混是很有点儿名声的。他曾经同他的朋友吹牛，他和大都会旅馆最漂亮的女招待都很有交情。他管她叫多汁的朱丽叶，暗示他同她在自己的寓所里不只是喝茶，还有过无法想象的浪漫行为。
布迪·费尔格逊跨在救护车的脚踏板上，喊道：“把她们都给我弄来。战争期间我们需要更多的母亲。”他觉得自己强壮、粗野、生气勃勃，简直是头公牛，几乎忘记了自己还从来没有同女人发生过关系，只有一回想和一个诺维治市的老妓女搞出点儿什么名堂，却没有成功。但是布迪的名气却很不小，同学们在床上谈情说爱时脑子里常常想到布迪的神奇传说。布迪懂得女人。布迪是个实干家。
“对她们不要客气。”他们尖声向他喊道。布迪神气活现地回答：“那还用说。”他这时尽量不想自己的前途：在外地小镇里开业行医，肮脏的小诊疗室里坐满了靠健康保险金看病的病人，一大堆检查身体的孕妇，薪资低微，工作辛劳，一辈子厮守着一个呆板乏味的老婆。“防毒面具都准备好了吗？”他向周围的一群人吆喝了一声，俨然是一名群众爱戴的领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子。如果当上一群人的头子，考试好不好又有什么关系？他看到几个女护士正从玻璃窗后面瞟着自己，其中也有那个浅黑皮肤的小护士米丽。星期六她要来找他吃茶。他觉得自己的肌肉都因为骄傲而变得紧绷绷的。他心里想：这回一定要痛痛快快地狂欢一场，叫自己的名气更大一些。他已经忘了那闷在自己心里，只有每次来找他的女孩子才明白的事实。每次都是一样：吃松饼时找不到话说、结结巴巴地说些足球赛的新闻、在门口分别时因为不敢接吻而自怨自艾……
胶水厂的报警器长鸣起来，声音越来越尖，活像一只惊慌嚎叫的叭儿狗。所有的人都静立了一会儿，模糊想起了停战日默哀的情景，然后乱哄哄地分成三个组，争先恐后地爬到救护车顶上，戴上面具，开到诺维治寒冷、空旷的街头上。每过一个街角，救护车就甩下一群人。一个个小组沿着街头走下去，因为抓不到猎物而有些失望。街头上几乎空无一人。只有几个送信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跑，戴着面具，活像马戏团里表演单车的小狗熊。因为不知道在面具里说话声音能不能清晰地传出来，巡查小组的人说话时总是尖声喊叫，仿佛每个人都关在一间隔音的电话间里似的。他们的眼睛在云母镜片里滴溜溜乱转，盯着每一家商店的大门，一心想捉到个牺牲品。几个人围住了布迪·费尔格逊，建议抓一个警察，因为警察值勤是不能戴面具的。这意见被布迪否决了，他解释说，今天不是个寻常开玩笑的日子。他们搜寻的是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连防毒面具也不屑于戴的人。“有的人连划船练习都逃避。”他说，“有一次在地中海，我们狠狠地惩治了一个不参加划船练习的人。”
布迪的话使他们想起了所有那些不积极参加演习的人，这些家伙利用别人这样忙碌的时候关在书房里读解剖学。“瓦特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近，”布迪·费尔格逊说，“让咱们到他家里去把他的裤子扒掉。”他像喝了几品脱苦啤酒似的，精力顿时充沛起来。“到制革街去，”布迪喊道，“先向左拐。再向右拐。再进左边第二条街。12号，二楼。”他说这条路他非常熟悉，因为入学后第一个学期，在他知道瓦特是怎样一个浑蛋以前，他到瓦特家喝了好几次茶。认识到自己错误以后，他总想给瓦特一点儿肉体惩罚，为了表示同他彻底决裂，只说几句冷嘲热讽的话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沿着空荡荡的制革街走下去，六七个戴着面具，白衣服上沾满煤灰的怪物，个个一般装束，无法分辨你我。从中部钢铁公司的大玻璃门外，他们看到三个人正站在电梯旁边同守门人谈话。公司附近布了不少穿着制服的警察岗。又走了几步，他们在广场上看到另一组巡查队比他们运气好，正往救护车上拖一个小个子（这人又跳又叫，拼命挣扎）。警察笑着在旁边看热闹。一队飞机隆隆地从头顶上飞过，在市中心俯冲下去，使这次演习增加了真实的气氛。先向左拐，再向右拐。在没到这地方来过的人眼里，诺维治市中心的建筑好像是个大杂烩。只有在市区北部的边缘上，过了一个公园，才能看到一条又一条的整齐街道，两边都是富裕的中产阶级的住宅。在市中心大市场上，转过几座大玻璃钢窗的近代化办公大楼，就是一排湫隘的小肉店，刚把豪华的大都会饭店抛去脑后，扑鼻就闻到一股寒酸的煮青菜味。只要在诺维治市内转一圈，世界上一半的人是没有道理不了解另外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
左边第二条街。路一边只建了一半楼房，再往下走就是光秃秃的岩石。街道陡然倾斜下去，岩石上过去伫立着一座碉堡。但现在，这座碉堡已经改建成一幢黄砖砌就的市博物馆，博物馆里面陈列着石器箭头和棕色陶片，动物馆里有几个虫蛀的鹿头和一八四三年诺维治伯爵从埃及带来的一具木乃伊。只有这个木乃伊幸免虫蛀之灾，但博物馆的管理人说老鼠已经在里面做了窝。麦克胸袋里装着一个洗鼻器，想爬到岩石上面去。他大声对布迪·费尔格逊说，管理员没戴面具，正站在博物馆外面给敌机发信号。但是布迪和另外几个人却没有理会他，径直向下面12号门牌跑去。
女房东给他们开了门。她讨好地对他们笑了笑，告诉他们瓦特没有出去，大概正在看书。她揪住布迪·费尔格逊的衣服对他说，他们应该把瓦特先生带出去活动半小时，整天看书对他身体太不好了。布迪回答说：“我们就是来带他走的。”
“哎呀，这不是费尔格逊先生吗？”女房东说，“您的声音我一听就知道，但要是您不跟我说话我还真认不出来了，戴着这种大罩子。我刚才正要上街，多亏瓦特先生提醒我，正在举行这种毒气演习。”
“啊，他还没忘，是不是？”布迪说。因为房东太太认出他来，布迪的脸在防毒面具后面涨得通红。这就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摆一摆威风了。
“瓦特先生说，我会被人送进医院去的。”
“来吧，孩子们。”布迪一边说一边把大家领上楼。但是因为人数多了一点儿，这件任务就不知道该怎样执行了。不能所有的人一拥而入，一下子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他们只能跟在布迪后边，一个一个地走进去，一言不发地围在瓦特的桌子四周，而且有点儿不好意思。如果是个精明人，这群人是不难对付的，但瓦特却不是这样的人，他知道他同这些人早就结了怨，不想对他们卑躬屈膝、丢失脸面。他学习勤奋是因为他喜欢学习。他并不能以谋求出路作为勤学的借口，因为他家境非常富裕。他不参加体育活动是因为他不喜欢活动，也无法以健康不佳作为借口。他那股精神上的傲气是他事业前途必然获得成功的保证。如果说他现在发愤学习、招同学忌恨，这却是为他的前途所必须付的代价：取得爵士封号，在哈利街[18]开一所高级诊所，为名流贵人行医看病。像瓦特这种人是用不着怜悯的，值得可怜的倒是他的那些敌人，五年大学生活庸庸碌碌地度过，毕业后一辈子埋在外省一个小医院里，终生没有出头之日。
瓦特说：“请关上门。你们不觉得穿堂风太冷了吗？”他这句有些害怕又充满讥嘲的话给了来的人一个机会，他们对他的忌恨猛地涌了上来。
布迪说：“我们来问问，你早上为什么不去医院？”
“这位是费尔格逊，是不是？”瓦特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了解我的行动。”
“你是个奸细，是不是？”
“你用的这个词儿可老掉牙了，”瓦特说，“你说错了。我不是奸细。我只不过在翻看几本老医学书。我料想你们对这些书并不感兴趣，所以我请你们到别的地方转转去。”
“你还在用功？你们这些人就是靠这个往上爬的，别人都在干正经事，你们却躲在家里用功。”
“这只不过是每人的趣味不同，”瓦特说，“我的乐趣是翻这些旧书堆，你们的乐趣是穿戴着这种怪玩意儿在街上大喊大叫。”
这句话把来的人惹恼了，就像他对皇家制服说了什么大不敬的话一样。“我们要扒下你的裤子来。”布迪说。
“请便。我看还是我自己脱吧，”瓦特说，“为了节省时间。”他一边说一边果真自己把裤子脱下来。他说：“你们要干的这桩事具有心理学意义，研究一下倒蛮有意思。这同阉割有相像之处。我的理论是，在内心深处这都是对别人性机能嫉妒的一种表现形式。”
“你这个狗杂种。”布迪说，说着他拿起一个墨水瓶，把墨水往墙上一洒。他不喜欢“性”这个字。他一方面对酒吧女招待、对女护士、对浪荡的女人抱有很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又相信爱情，那仿佛同温暖的乳房、同母爱有一定的关系。“性”这个词却把这两类事物混同起来了，这令他不由得火冒三丈。“捣毁他这间狗窝！”他大喊一声。听到这一声号令，他手下的一帮喽罗马上兴致勃勃地大干起来，简直像一头头的小公牛。但正因为大家兴致高了，倒也没有认真破坏什么。他们只不过把书从书架上拉出来，抛了一地，打碎一个玻璃镜框，因为镜框里面镶的是一幅裸体画的复制品，激起了他们清教徒的义愤。瓦特冷冷地看着他们。他心里有些害怕，但越是害怕，他也就越尖刻。他只穿着一条内裤站在那里，布迪突然看清他了：他看到他生来就比自己优越，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他对这个人恨之入骨。他感到自己虚弱无力，他没有瓦特那样“高贵”，他脑子不聪明，再过几年，瓦特就要扶摇直上，成为哈利街一位名医，专给名媛贵妇治病，荣获爵士封号，他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也再不能影响瓦特的财产和幸福了。侈谈自由意志有什么用？只有战争和死亡可以挽救自己，不致潦倒终生：外地小医院，永远伴着一个枯燥乏味的老婆，无聊时打打桥牌……他觉得如果自己有勇气干出一件什么事，叫瓦特永远忘不了自己，心情就会好一些。他拿起墨水瓶来，倒在摊开在书桌上的一本古老的手抄本的扉页上。
“走吧，孩子们，”他说，“这屋子臭味太大了。”他领着手下的人走出屋子，下了楼梯。他觉得自己情绪很高，好像证明了自己还是个名副其实的男子汉似的。
刚一出门，他们就抓到了一个老太婆。这个老太婆一点儿也不知道这群人要干什么，还以为他们要向她募捐，掏出一便士铜币来要他们收下。这些人告诉老太婆得把她送到医院去。他们对她非常客气，一个小伙子还主动替她拿着买东西的筐子。刚刚演完了一出武戏，这群人一下子变得非常温文尔雅起来。老太婆还是什么都不懂，笑着对他们说：“哎，我可不去，你们这些小伙子真会出主意！”一个人搀着她，扶着她往前走。她又说：“你们这里面谁是圣诞老人？”布迪不太高兴：老太婆这么糊涂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突然，他心里涌现出一片高贵的感情：“首先要拯救妇女和儿童。”“尽管炸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来，他还是帮助一个老太太平安脱险了……”他没有再往前走，看着别人把这个老太婆送上救护车。老太婆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咯咯地笑个不停，一边还不断用手指头捅别人的肋骨。在寒冷清澈的空气里，她的笑声传得很远。她一直叫他们“脱下那些玩意儿，别再拿老人家寻开心”，就在这些人转过街角的时候，她还叫他们摩门教徒[19]。也许她要说的是穆斯林，因为她的印象中穆斯林都戴着面纱，而且都有好几个老婆。一架飞机隆隆地从头上飞过去，街头上除了炸死炸伤的人以外，只剩下布迪一个。就在这时候，麦克跑了过来，说他有一个好主意。为什么不从博物馆把木乃伊偷出来，送到医院去？木乃伊没戴防毒面具。挂着骷髅旗的救护车已经把小老虎蒂姆捉到，现在正在街上穿梭，准备抓市长老派克尔。
“不，”布迪说，“今天不是普通开玩笑的日子。演习是件正经事。”突然间，他发现一个小路口有个没戴面具的人，这人一看见他便扭头往回跑。“快，把那个人抓住。”布迪喊叫起来，“抓住他！”话没说完，布迪和麦克就追了过去。麦克跑得快，布迪身体已经开始发胖，没有多久，麦克已经领先了十码左右。那人比他们起步快，这时已经钻进另一条街，看不见了。“你先跑，”布迪对麦克喊道，“抓住他，等我赶上来。”转眼间麦克也跑得不见影子了。在布迪经过一幢楼房的时候，门道里一个声音说：“咳，说你呢。忙的是什么？”
布迪一下子站住了。说话的人背靠门站在门道里，麦克经过的时候没有发现他。从这人的行径上看，他有意埋伏在这里，肯定安着什么坏心，绝不是想开个玩笑。这条伫立着一座座哥特式小洋房的街道上一个行人也没有。
“你们在找我，是不是？”那个人说。
布迪厉声喝问道：“你怎么不戴面具？”
“你们在做游戏吗？”那人气冲冲地问。
“怎么会是做游戏，”布迪说，“不戴面具，你就是伤号了。你得跟我到医院去。”
“我得到医院去，真新鲜。”说着，那人的身体反而更向后缩了缩。他生得又瘦又小，衣服的两个胳膊肘都已磨破了。
“你还是走一趟吧。”布迪说。他深吸了一口气，胳膊上的腱子肉绷了起来。纪律，他想，太缺乏纪律了。这个小浑蛋看见了长官居然还这么蛮横无理。他知道自己力气比这个小个子大得多，暗自扬扬得意。他要是不老老实实跟着走，我就一拳把他的鼻子打扁。
“好吧，”那人说，“我跟你走。”他从黑暗的过道里走出来，狠毒的丑脸、兔唇、粗俗的格子呢衣服，尽管没有反抗，他还是带着一脸杀气，神色狰狞。“不是往那边，”布迪说，“往左。”
“你跟我走。”小个子用口袋里的枪抵住布迪的腰，下命令说。“我是伤号，太可笑了。”他皮笑肉不笑地说，“进那个大门，不然的话你可就成了伤号了……”他俩对面是一间小汽车库，车库里没有车，车主一定开着车上班去了。这间空房子没有关门，伫立在只有几英尺长的一条车道的尽头。
布迪强作镇静地骂了一句：“他妈的。”但是他立刻就认出了本地两份报纸都描写过的这个长相，再说，这家伙那种声色不动的劲儿恰好说明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这是布迪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时刻，那些对他的行为并未提出指责的朋友也决不叫他把这件事忘记。在他的一生中，这个故事不断在他最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不论是严肃的历史书还是记叙罪案的材料汇编。一句话，此后布迪平凡、庸碌地在各处辗转行医，这个故事一直跟随着他。没有人认为他这时的行径关系如何重大，也没有人对他的表现提出任何怀疑：他乖乖地走进汽车房，服从莱文的命令，锁上了房门。但是他的朋友们却不了解这件事对他是一个如何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都没有冒着冰雹似的炸弹在街上守卫，没有抱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期待着战争，他们都不是布迪，只当了一分钟的战斗英雄就卷入了真正的战争，被一个瘦骨嶙峋的亡命徒手中的自动手枪打破了幻梦。
“脱下来！”莱文说，布迪乖乖地摘掉面具。他不仅被逼着摘下面具，而且也剥掉了白大褂和绿呢子衣服。当全身被剥光以后，他的希望也完全破灭了——想在战争中当群众领袖的希望成为泡影。他只不过是个又羞惭又害怕、一身胖肉的年轻人，穿着内裤，站在汽车房里瑟瑟发抖。他内裤的屁股上还破了一个洞，腿上的汗毛刮得干干净净，两个膝盖泛着红色。他的身体还算是强健，但从他肚子的曲线和脖子上的肥肉判断，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他像是一条大狗，需要远比这种城市生活能够提供的更多的运动。虽然他也坚持长跑，一星期总要跑好几次。不管天气多么冷，他都穿着短裤和背心在公园里慢吞吞地跑圈，带着孩子出来散步的保姆看着他窃笑，儿童车里的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小孩对他指指点点，尖声尖气地发表评论。布迪虽然脸有些发红，但从不气馁。他锻炼得不错，但是锻炼了这么久却只落得这么一个下场——穿着带破洞的内裤站在那里发抖，大气也不敢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瘦胳膊瘦腿——那胳膊他一把就能扭断——的小流氓穿上自己的衣服，戴上自己的面具，扬长而去。实在太叫人下不来台了！
“转过去。”莱文说，布迪又老老实实地转过身去。他现在已经成了个可怜虫，既害怕又可怜，即使莱文给他一个机会，他也不知道怎么利用。他从来没有什么幻想，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风险，这次在汽车房的电灯泡底下，面对着一只转瞬就会发射出痛苦和死亡的、狰狞可怖的金属长铳，他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把手背过去。”莱文用布迪的领带把他的两只火腿般又红又粗的手腕捆住，那是一所不出名的公学毕业校友会的棕黄两色领带。“躺下。”布迪·费尔格逊服帖地倒在地上，听凭莱文用一条手帕捆住他的脚，又用另一条把他的嘴堵住。莱文捆得不太结实，但也只能这样了，他必须动作敏捷。他走出汽车房，把门轻轻关上。他希望自己能抢在警察前面几小时，但是无法指望警察一定能够给他多少分钟。
莱文在顶上伫立着博物馆的山岩下面小心翼翼地走着，随时注意前面有没有巡逻的学生。但这时医学院学生组织的巡逻队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在车站外面组织了纠察队，拦阻乘火车来的旅客走出车站，有的到北郊煤矿区去巡查。现在主要的危险是随时可能响起警报解除的笛声。街头上站着很多警察：莱文知道为什么，但他从警察前面坦然走过去，直奔制革街。他只计划到中部钢铁公司的大玻璃门，下一步怎样做，他自己也心中无数。他盲目地相信命运会安排好一切，相信恶有恶报，他必定能够复仇。只要进了那座大厦，他就会找到那个卑鄙地陷害他的人。他平安地走到了制革街，走到窄小的单行道马路另一边，直奔前面那座用钢框和玻璃建成的办公大楼。他带着某种喜悦的、必获成功的感觉摸着后胯上的枪。杀人和复仇使他心里轻飘飘的，这是他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向压在他心头的那种恼恨、痛苦好像一下子都不见了。他似乎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另外一个什么人在执行复仇的计划。
一个人从中部钢铁公司的大门里探头出来看了看停在外面的汽车和空空荡荡的大街。这人的衣着像个办事员。莱文从人行道上走过去，从面具后面盯了一眼门后的这个人。他踌躇了一下：这人的面孔他似乎在他居住的苏豪咖啡馆外边看过一眼。他突然转过身去，急匆匆地从来路返回，心里有些害怕。警察已经在那里埋伏下了。
等到他走到商业街时，又安慰自己说，这没有什么关系。商业街非常寂静，除了邮局前面一个递送电报的报童正跨上脚踏车，他没有看见别的人。钢铁公司布下的警岗只不过意味着他们也发觉维多利亚街的窃案同中部钢铁公司有一定关系，绝不等于那个女孩子又是一个出卖他的娘儿们。他的老毛病，猜忌、孤独又在暗暗地啮咬他的心灵了。她是正直的，莱文几乎坚信不疑地赌咒说，她不会出卖我，这是我们两人一起干的事。他又想起她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是朋友。”但他对自己是否安全终究有些怀疑。
二
舞台监督决定这一天清早就进行排练。他可不想再给演员买一批防毒面具，平白无故又增加一笔开支。防空演习开始的时候排演就应该已经开始，演习未结束前，排练一直进行。戴维斯先生说他想看看新排练的这个节目，所以舞台监督也给他送去了一张通知。戴维斯先生把通知书插在镜子下边，紧挨着一张名片。名片上记的是他的一些姑娘的电话号码。
在这套单身汉的现代化公寓里，暧气冷得出奇。同过去一样，柴油机又出了毛病，本来是二十四小时都有的热水也只是刚有一点儿温意。刮胡子的时候，戴维斯先生三番五次割破了皮，下巴上粘着好几个小棉花球。戴维斯先生的眼睛瞟到两个号码：梅费尔区632，博物馆路798。这是寇拉尔和露茜两人的住址。寇拉尔和露茜两个一个皮肤黑黑的，一个白白的；一个刚到结婚年龄，一个小巧瘦弱。这是他的白天使和黑天使。窗玻璃上还挂着黄色的晨雾，一辆汽车发出一阵逆火声，又使他想起莱文：莱文正被一队武装警察包围在一个铁路车场里，绝对不会漏网。他知道马尔库斯爵士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他很想知道如果一个人早晨醒来，知道自己活不过今天，该是什么滋味。“说不定哪个时辰就大限临头。”戴维斯先生心里乐滋滋地想，一边涂抹他的止血笔，把棉花团贴在较大的伤口上。但是如果一个人像莱文那样知道自己的末日已到，是不是还会因为暖气不够热或者刮脸刀太钝而发脾气呢？戴维斯先生的脑子里充满了伟大的哲学道理，他觉得一个注定走上死路的人计较脸上刮破了几个小口，实在是件荒谬绝伦的事。但是，当然了，莱文在那个小木板房里是不会刮脸的。
戴维斯先生匆匆吃了一顿早餐——两片吐司、两杯咖啡，从食堂里用升降梯送上来的四个腰子和一大片火腿，外加一碟银丝牌果酱。他想到莱文绝不会吃上这样丰盛的早餐，不禁得意非常。被判死刑的犯人在监狱里或许能吃到一顿丰盛早餐，可是莱文绝办不到！戴维斯先生最反对浪费东西。这顿早饭他花了钱，所以在吃第二片面包的时候他把剩下的黄油和果酱全都抹上了。一小滴果酱掉在他的领带上。
除了惹得马尔库斯爵士不愉快外，只有一件事叫戴维斯先生有些放心不下：那个女孩子。他怪自己太头脑发热了：开始想杀死她，后来又不想杀死她。这都要怪马尔库斯爵士。马尔库斯爵士要是知道了这个女孩子的存在，指不定要怎么惩治他呢，他当时简直吓得晕头转向了。但是现在这件事已经没有关系了。大家都知道女孩子是莱文的共犯，法庭不会相信罪犯对马尔库斯爵士的控告的。戴维斯先生在想这些事的时候，把防毒演习的事完全忘记了。他只想到如今万事大吉，他该到剧场去散散心了。在去剧场的路上，他在一台自动售货机上投进两枚六便士硬币，买了一包太妃糖。
他发现考里尔先生非常苦恼。新节目已经排练了一次，穿着皮外衣坐在前排座位上的梅迪欧小姐看过后评论说，这个节目太庸俗。梅迪欧小姐说她不反对戏里有点儿黄色的东西，但是这里表现得太低级。这是音乐喜剧，不是滑稽剧。梅迪欧小姐怎么想，考里尔先生倒不在乎，但是梅迪欧小姐可能代表着寇恩先生……考里尔先生说：“如果您能说说哪一点庸俗……我简直看不出来……”
戴维斯先生说：“再演一遍。要是有庸俗的地方，我告诉你。”他在梅迪欧小姐后边的位子里舒舒服服地往后一靠，嘬着奶油糖。梅迪欧小姐大衣的温暖的皮毛味和身上高贵的香水味一阵阵飘进他的鼻子来。他觉得这是生活中最大的享受，整个剧团都属于他一个人所有，至少百分之四十属他所有。当舞台上上来一群女孩子，个个穿着蓝色短裤、红色条纹衫，系着乳罩，戴着邮递员的帽子，手里拿着象征丰饶的羊角，戴维斯先生开始挑选起自己的“百分之四十”来：右边那个生着吊眼眉的黑皮肤姑娘，那个腿比较胖的大嘴姑娘（女孩子嘴大是个好门面）。女演员扭着屁股在两个邮筒中间跳着，戴维斯先生津津有味地嘬着太妃糖。
“这个舞剧叫《两个人的圣诞节》。”考里尔先生说。
“为什么？”
“你看，那些羊角是圣诞节礼物，古典式的礼物。‘两个人’使人想到一点儿两性关系。凡是标着‘两个人’的节目总有点儿那个意思。”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两个人的房间》了，”梅迪欧小姐说，“还有一个什么《两个人才能做一场梦》。”
“‘两个人’是不嫌多的。”考里尔先生说。他又可怜巴巴地央求说：“你能不能给我说说，到底什么地方庸俗？”
“比如说，那些羊角。”
“羊角是古典的，”考里尔先生说，“来源于希腊。”
“再比如，那些邮筒。”
“邮筒？”考里尔先生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喊起来，“邮筒有什么不好？”
“亲爱的，”梅迪欧小姐说，“如果你不知道邮筒为什么不好，我可不告诉你。如果你找些太太来，成立一个委员会，我倒不妨同她们讲讲。如果你坚持要邮筒，你得把它们染成蓝色，变成航空信件邮筒。”
考里尔先生说：“这是在做游戏吗？”他又气冲冲地问，“这是什么时候，你还要写信？”在考里尔先生转过身来的时候，演员们随着钢琴的叮咚声继续以极大的耐心跳着。她们把羊角献出来，又对着台下举起羊角，裤子上镶着的玻璃扣子在屁股上闪闪发光。考里尔转过身对台上生气地大喊道：“别跳了好不好？让我好好想一想。”
戴维斯先生说：“不错嘛，就这么演吧。”他觉得能驳斥梅迪欧小姐一下心里非常舒服。梅迪欧小姐身上的香水味弄得他心旌摇曳，既然他打败不了她，又不能同她睡觉，让她小小地下不来台也多少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征服一个出身高贵的妇女的欲望。他从青年时期起就一直做这种梦，那时他在英国中部一所纪律森严的寄宿学校里，他在课桌和位子上都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您真的认为这样演挺好吗，戴维南特先生？”
“我姓戴维斯。”
“对不起，戴维斯先生。”这一下可铸成了大错，考里尔先生想，他把这位新的赞助人得罪了。
“我可觉得太低级了。”梅迪欧小姐说。戴维斯先生又往嘴里放了一块太妃糖。“往下演吧，朋友，”他说，“只管演下去。”戏又接着演下去，轻歌曼舞叫戴维斯先生神驰心荡，那歌声有时充满渴望，有时又甜美又哀愁，有时又勾得人心里发痒。戴维斯先生最喜欢那种甜美的曲调。当台上唱起“你有点儿像我妈妈”时，戴维斯先生真的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真是个最理想的观众。一个人从舞台侧翼走出来，对考里尔先生喊了一句什么。考里尔先生尖声大叫：“你说什么？”一个身穿浅蓝色短上衣的演员机械地继续唱着：
你美丽的照片
只是那最甜蜜的一半……
“你是说圣诞树？”考里尔先生喊道。
在你的十二月里
我将永远记忆……
考里尔先生尖声喊：“把它拿走。”歌声唱到“另一个妈妈”时突然中断了，年轻人说：“你弹得太快了。”他同伴奏的人争论起来。
“我不能拿走，”站在舞台侧面的人说，“是订购的。”说话的这个人穿着一条围裙，戴着一顶布帽。他说：“是用一辆两匹马的马车拉来的。你最好来看一看。”考里尔出去了一会儿马上又走回来。“我的天！”他说，“那棵树足有十五英尺高。是谁开的玩笑？”戴维斯先生正在一个幸福的梦境里：一间豪华的大厅，熊熊的炉火，他的拖鞋烤得暖烘烘的，空中飘着一股好像梅迪欧小姐身上的高贵的香水味，他正要同一个非常可人、但出身高贵的女孩子上床睡觉。他们是这天早上在主教主持下正式结婚的。这个女孩子使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你的十二月里……”
他突然听见考里尔先生说：“还有一木箱玻璃球和蜡烛。”
“什么？”戴维斯说，“是我的小礼物来了吗？”
“您的——小——？”
“我想你们要在舞台上举行圣诞节晚会，”戴维斯先生说，“我想和你们全体艺术家认识一下，共度圣诞佳节。跳一会儿舞，唱一两支歌。”看来对方显然并不热情，“多开几瓶香槟酒。”考里尔先生的脸上浮现出苍白的笑容。“啊，”他说，“您太客气了，戴维斯先生。我们非常感谢。”
“我送的圣诞树好不好？”
“很好，戴维——戴维斯先生，太了不起了。”穿浅蓝色运动服的年轻人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考里尔先生使劲瞪了他一眼。“我们都很感谢您，戴维斯先生。姑娘们，我们都很感谢，是不是？”全体人好像经过排练似的，温文尔雅地说了句：“可不是吗，考里尔先生。”只有两个人例外：梅迪欧小姐闷声不响，那个皮肤黝黑、眼睛乱转的女孩子过了两秒钟才说：“那还用说。”
这个女孩子引起了戴维斯先生的注意。与众不同，他带着赞赏的心情想，不随大流。他说：“我要到后边去看看那棵圣诞树。别让我影响你们排戏，朋友。你们接着排吧。”戴维斯先生走进舞台侧翼，圣诞树摆在化妆室前面，挡住了他的去路。一个电工正在往树上安一些小玩意儿，在电灯泡照耀下的一堆乱糟糟的道具中间，这株圣诞树给人以森冷、威严的感觉。戴维斯先生搓了搓手，心头涌起一股久已埋藏掉的童年的喜悦。他不由得赞叹了一句：“太好看了。”他充满了节日恬静、安详的心情，偶尔闪过的、关于莱文的念头只不过像飘在熠熠生辉的马槽上的几朵乌云而已。
“这棵树是不错。”一个声音说。这是那个皮肤黝黑的女孩子。她跟他走进后台来，下一个排演节目里没有她的角色。她生得比较矮，胖胖的，并不太漂亮，坐在一只箱子上望着戴维斯先生，带着一副既阴沉又友好的神情。
“增加了节日气氛。”戴维斯先生说。
“一瓶香槟酒也会的。”女孩子说。
“你叫什么名字？”
“鲁比。”
“排练完了以后跟我去吃点儿东西怎么样？”
“看来你的女朋友都不见了，是不是？”鲁比说，“我对吃一份洋葱牛排不反感，但是我可不愿意你跟我变魔术。我的男朋友不是侦缉人员。”
“你说什么？”戴维斯先生大声问道。
“你那个姑娘的男朋友是伦敦警察局的人。他昨天到剧团找她来了。”
“没什么。”戴维斯先生不太髙兴地说。他在考虑这件事的后果。“你跟我出去是很安全的。”他又说。
“你知道，我这人干什么也不走运。”
尽管戴维斯先生又听见了一桩不愉快的事，兴致还是很高。他可不是莱文，连小命都快保不住了。他的呼吸还带着刚才吃过的腰子和火腿味。他的耳边仍然回响着那句歌词：“你美丽的照片只是那最甜蜜的一半……”他舔了舔粘在臼齿上的一点儿糖渣说：“你现在走运了。你遇见我算是找到福神了。”
“我看你这人还可以。”女孩子说，出于习惯，阴沉沉地瞪了他一眼。
“大都会饭店，中午一点整，怎么样？”
“我会去的，除非我叫汽车撞了。我就是那么不走运，好容易有人请吃一顿饭，就会叫汽车撞上。”
“那倒也怪好玩儿的。”
“看你管什么叫好玩儿了。”女孩子说，身体在箱子上挪了挪，给戴维斯先生让了个地方。他们俩并排坐下，看着圣诞树。“在你的十二月里，我将永远记忆。”戴维斯先生把一只手放在她赤裸的膝盖上。这支曲子以及圣诞节气氛使他心情比较严肃。他的手虔诚地平放在那女孩子的膝上，就像主教用手抚摸一个唱诗班孩子的脑袋似的。
“辛巴德[20]。”女孩子说。
“辛巴德？”
“我的意思是说蓝胡子。这些童话剧把我脑子都搞糊涂了。”
“你不怕我吧？”戴维斯先生一边安抚女孩子，一边把头靠在她戴的邮递员帽子上。
“如果再有女孩子失踪，肯定该是我了。”
“她不该离开我的，”戴维斯先生柔声细气地说，“刚吃过饭就跑掉了。让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回家去。要是同我在一起，她就不会遇到危险了。”他试探着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腰，捏了她一把。正好这时一个电工走过来，他又连忙把手松开。“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戴维斯先生说，“你在戏里应该演主角。我敢说你的嗓子一定很好。”
“我的嗓子好？我的嗓子简直跟雌孔雀的一样。”
“让我吻一下成吗？”
“吻吧。”他俩接了个吻。“我怎么叫你？”鲁比问，“管一个请我吃饭的人叫先生，我觉得有点儿可笑。”
戴维斯先生说：“你可以叫我——威利。”
“好吧，”鲁比说，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希望你准时去，威利。大都会饭店。一点。我一定到。我只希望你别爽约，不然我的洋葱牛排就告吹了。”说完，她又回到舞台去，到她出场了。阿拉丁说什么……她对旁边一个女孩子说：“这人真容易上钩。”当他来到北京？“问题是，”鲁比说，“这些人我总是拴不住。都是同你鬼混一阵就跑掉了。但是不管怎么说，看样子我今天中午可以大吃一顿了。”她又说，“我又犯老毛病了，忘了把手指别起来[21]了。”
戴维斯先生已经看够了排练，他到剧场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要做的只是对剧团的电工和别的一些人说几句客气话就成了。他穿过化妆室从容地往外走，逢人便寒暄几句，掏出金制烟盒敬人一支香烟。谁知道将来会不会用得上他们？他对后台的情况不太熟悉，以为在服装员中间或许也能发现——怎么说呢，年轻的、有才华的姑娘，值得约到大都会饭店去吃一顿饭，鼓励一番。但他马上就看清了：所有的服装员都是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搞不清他为什么要溜到后台来，有一个老婆子居然还到处盯着他，生怕他藏在哪个姑娘的更衣室里。戴维斯先生觉得大失脸面，但他还是始终客客气气的。他从剧场后面走到寒冷的街头，对剧场挥了挥手。该去中部钢铁公司转一转，见见马尔库斯爵士了。
商业街空荡荡的，几乎没有行人，只是警察比往日多了许多，叫他感到有些奇怪。他把防空演习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谁也没有出面阻拦他，虽然没有人说得清戴维斯先生究竟是做什么的，所有的警察却都认识他。人们说这个头发稀疏、大肚皮、两臂浑圆、满是皱褶的人是马尔库斯爵士的一个年轻助手。他们这样说倒也没有什么讥笑的意思。既然马尔库斯爵士已经老得不能再老，相形之下，戴维斯先生自然称得起年轻了。戴维斯先生向马路对面的一个警官快活地挥了挥手，又往口里放了一块太妃糖。把伤员送到医院不是警察的事，因此没有人拦着他不叫他走路。看得出来，他那一团和气的胖脸很容易就会翻脸不认人，对你大发雷霆。警察看着他向制革街走去，脸上虽然没有表情，心里却盼望着他会闹出点儿什么笑话来。他们好像看着一个极有身份的人正走向一道结了冰的滑坡。
从制革街对面走过来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医学院学生。戴维斯先生并没有马上就看到对面走来的这个人，在他发现后，他似乎被那防毒面具吓了一大跳。他想：这些和平主义者做得也未免太过分了，哗众取宠，无聊至极。医学院学生拦住了戴维斯先生，对他说了一句什么，因为声音被面具遮住，戴维斯先生并没有听清。他把胸脯一挺，盛气凌人地说：“你胡说什么？我们早有准备了。”突然间，他想起来了：这是防空演习。他马上变得和气起来。这是爱国主义，不是反战分子的挑衅。“哎呀，哎呀，”他改口说，“我忘了。当然了，是演习。”防毒面具的厚镜片后面，一双眼睛正在盯住他，被面具笼罩住的话语模糊不清，戴维斯先生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他用开玩笑的语气说：“你不会把我送到医院去吧？我的事挺多。”医学院学生一只手揪住戴维斯先生的胳膊，好像在沉思什么。戴维斯先生看到街对面走过一个警察，脸上带着笑容，不由一阵气血上涌。空中的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尽，一队飞机从雾气里穿过去，向南郊飞机场飞去，街头回荡起一阵低沉的隆隆声。“你看，”戴维斯先生努力不使自己的脾气发作，“演习基本已经结束了。马上解除警报的汽笛就要响了。让我在医院里浪费掉大好时光太没有意义了。你是认识我的。我叫戴维斯。诺维治的人谁都认识我。不信你问问对面的警察。谁也不能说我不爱国。”
“你认为演习快过去了？”那人问。
“我很高兴，你们年轻学生都这么热心。”戴维斯先生说，“我希望不久我会在医院看到你。医院每次有什么重要活动我都去。只要我听过你的声音我就决不会忘记你。可不是吗，”戴维斯先生说，“上次医院增设新手术室，我就是捐得最多的那个。”戴维斯先生很想继续赶路，可是那个戴面具的人却始终拦着他。如果绕到马路上走过去，叫人看着未免有失身份。也许那个人会认为他想逃跑，说不定还会扭打起来，白叫警察在街角上当笑话看。他突然对那个警察恨得要命，就像乌贼放了一股墨汁似的，戴维斯先生的心里也泛出一股毒液，把他的思想都染黑了。那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大猴子……居然敢笑话我……我要叫警察局把他撤职……我要同卡尔金谈谈这件事。他继续和颜悦色地同面前戴面具的人理论，一个瘦削的小个子，比孩子大不了多少，白袍子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的。“你们年轻人，”他说，“在干一件出色的事。我太佩服了。一旦战争爆发——”
“你是说你叫戴维斯吗？”那闷声闷气的声音说。
戴维斯先生突然冒火了：“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我有要紧事。我当然是戴维斯。”他又努力压下自己的怒火说，“你看，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我可以给你们医院捐一点儿钱，只要你说个数目。捐给你们十镑，就算赎金吧。”
“好，”那人说，“钱在哪里？”
“你可以相信我不会骗你的，”戴维斯先生说，“我身上从来不带那么多钱。”他有点儿吃惊，对方好像笑了一下，这人太无礼了。“好吧，”他说，“你跟我到我办公室去一趟吧，我把钱给你。但是我得要你们会计给我一张正式收据。”
“会给你收据的。”那人用平板的语调说，往旁边一站，给戴维斯先生让出路来。戴维斯先生的好性子又完全恢复了，他唠叨地说下去：“你戴着那玩意儿，大概吃不了太妃糖。”一个递信的小孩从他身边经过，防毒面具上面歪戴着帽子，他嘲笑地对着戴维斯先生吹了一声口哨。戴维斯先生的脸一阵发红，手指痒起来，很想去扯那孩子头发，揪他耳朵，拧他手腕。“小孩儿这回可有得好玩的了。”他说。他想同这位医学院学生谈谈自己的私事。同医生在一起他总有一种安全感，而且奇怪地感到自己是个要人。他可以把有关自己消化系统的一些最荒唐的事告诉医生，他认为医生会认为这些事极为重要，正像写幽默文章的作家乐于听别人讲滑稽故事似的。他说：“我最近老爱打嗝。每次吃饭以后都打嗝。我吃东西并不快……但是，当然了，你现在还在读书期间。但这方面的事你知道得一定比我多。另外我眼睛还老冒金星。也许我该少吃一点儿。可是这一点都不容易做到。因为像我这种地位的人每天都得应酬。比如说……”他攥住对方的胳膊，意在不言中地捏了一下，但是那个医学院学生毫无反应。“如果我答应你今天不吃午饭，那是白说。你们医学生通达世故人情，我告诉你也没关系。我跟一个姑娘有约会。在大都会饭店，中午一点。”由于某种联想，他摸了一下口袋，看看太妃糖是否还在那里。
他们又遇见一个警察，戴维斯先生向他招了招手。同戴维斯先生一起走的人始终一声不响。戴维斯先生想：这个年轻人非常腼腆，不习惯同我这样的大人物一起走路。这个想法使他原谅了年轻人的粗鲁无礼，甚至他对自己的不信任（戴维斯先生对这点本来就非常气愤）多半也出于年轻无知。因为早餐的腰子和火腿烧得都非常好，因为他给了贵族出身的梅迪欧小姐一点儿颜色看，因为他同一个有才华的姑娘定了约会，也因为这时莱文的尸体一定躺在停尸房的冰冷的石板上。因为所有这些事，戴维斯先生情绪非常高，对人也就特别和气。他拼命找一些话和这个年轻人闲扯，想打消他的局促不安。他说：“新手术室开幕的那天你们演出的那个节目很精彩。”他看了看那人细瘦的手腕，“你会不会就是那个装扮女孩子的学生，还唱了一支胡闹的歌？”在转进制革街的时候，戴维斯先生想起了那首歌词，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无论是在喝葡萄酒的时候，在俱乐部里，或是同熟人在一起，戴维斯先生只要一想起那些只能跟男性讲的粗俗的笑话，就要大笑一通，连他自己也数不清笑过多少回了。“简直要把我乐死了。”他把一只手搭在同伴的胳膊上，走进钢铁公司的玻璃门。
一个陌生人从墙角后边走出来，问讯处柜台后面一个办事员提高嗓子对他说：“没事儿。这是戴维斯先生。”
“怎么回事？”戴维斯先生一本正经地厉声问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营地，马上就端起架子来了。
便衣侦探说：“我们的眼睛得睁着点儿。”
“莱文？”戴维斯先生尖声问道。那人点了点头。戴维斯先生说：“你们把他放跑了？真是一群饭桶……”
侦探说：“您用不着害怕。只要他一露面，我们马上就把他抓起来。这回他绝对逃不掉了。”
“但是你干吗要到这儿来？”戴维斯先生说，“你在这儿等着……”
“这是命令。”那人说。
“你告诉马尔库斯爵士了吗？”
“他知道了。”
戴维斯先生一下子感觉自己非常疲倦，好像顿时变得老态龙钟了。他厉声对自己的同伴说：“跟我来，我把钱给你。我没有时间跟你浪费。”他拖着两只脚，有气无力地穿过一条用发亮的黑色合成材料铺面的过道，走向玻璃电梯间。戴着防毒面具的人也跟在他后面，穿过过道，走进电梯。电梯平稳地缓缓上升，这两人关在里面，就像鸟笼里两只亲密相依的小鸟。大厦一层又一层地被甩在下面，一个穿黑衣服的办事员正在办一桩神秘的差事，东奔西走，需要不少主办人签名；一个女职员捧着一叠卷宗，站在一间门还没有打开的办公室外边，嘴里念念叨叨，正在准备如何回答上司；一个送信的小孩脑袋上顶着一捆新铅笔，一边走一边玩儿。最后，电梯在一层空无一人的楼道上停住。
戴维斯先生有一件心事，他走得很慢，轻轻地扭动自己办公室的门把手，倒仿佛害怕屋子里有人等着他似的。但是他的办公室里并没有人。通向套间的门开了，一个有着蓬松的金黄头发、戴着角质镜框眼镜的年轻女人招呼了一声“威利”，但是在看到还有一个生人在场时，她马上又改口说：“戴维斯先生，马尔库斯爵士在找你。”
“知道了，康奈特小姐，”戴维斯先生说，“你可以给我找一份火车时刻表来吗？”
“你要走——马上就走？”
戴维斯先生犹豫了一会儿。“查一查到伦敦的车次——下午的。”
“好的，戴维斯先生。”康奈特小姐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屋子里又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戴维斯先生打了个寒战，他把电灯打开。戴着防毒面具的人问了一句话，他那闷声闷气的声音似乎叫戴维斯先生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你是不是害怕什么？”那人问道。
“城里有一个疯子。”戴维斯先生说。他的神经非常紧张，倾听着走廊上任何响动：脚步声、电话铃响……刚才他实在是鼓足了勇气才说出“下午”两个字的。按照他的本意，他真希望立刻就离开诺维治市，而且走得越远越好。墙壁后边，一台倒垃圾用的小升降梯咯吱地响了一下，吓得他打了个哆嗦。他走过去把倒垃圾的小门上了锁。只有把每一扇门都锁上，严严实实地关在这间熟悉的办公室里，他才感到安全。这间屋子里的东西是他每日看惯的：写字台、转椅、摆着两只酒杯和一瓶葡萄酒的玻璃柜、书架、书架上放着的几本有关钢铁的科技书、一本《维台克年鉴》、一本《当代名人传》和一本《东方宠姬》。看着这些东西比去想楼下的侦探叫他心情舒服多了。他仔细打量着身边的这些杂物，倒好像第一次才发现它们似的，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这间小屋子能够给他这么多平静和舒适。墙后的小升降台绞绳又咯咯吱吱地响了一下，戴维斯先生第二次打了个哆嗦。他把双层玻璃窗关好，气呼呼地叨咕了一句：“叫马尔库斯爵士等会儿吧。”
“谁是马尔库斯爵士？”
“我的老板。”通向他的女秘书的一扇门还开着，戴维斯先生有些不安，会不会有人从那边进来。现在一点儿也不忙了，他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办，需要有个人陪着他。他说：“你没有事吧？把那玩意儿摘掉，戴着它多闷啊。来，咱们喝杯葡萄酒。”在走向玻璃柜的时候，他顺手把女秘书的门关上，上好锁。他长吁了口气，从玻璃柜里取出酒瓶和酒杯。“现在真的没有别人了，我想跟你说说我这打嗝的毛病。”他满满地斟了两杯酒，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手却不住地颤抖，葡萄酒洒了一桌子。他说：“每次都是吃过饭以后……”
那闷声闷气的声音说：“钱……”
“真的，”戴维斯先生说，“你这人太没礼貌了。你怎么能不相信我？我是戴维斯。”他走到写字台前边，打开一只抽屉，拿出两张五镑的钞票递过去。“记着，”他说，“我可要你们的会计开一张正式收据来。”
那人把钱装在口袋里。他的手放在口袋里没有拿出来。他说：“这不会也是偷来的吧？”戴维斯先生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一幅图景：里昂街的角屋冷饮店、阿尔卑斯雪糕、一个杀人犯坐在桌子对面给你讲他如何杀死一个老妇人的事。戴维斯尖叫了一声，没能说出什么话来，只是一声哀求饶命的呼喊，像一个上了麻药的人在手术刀划破肉皮时发出的一声毫无意义的叫声。他惊慌失措地向屋子的另一头跑去，一把攥住套间的门把手，使劲扭动。他像是一个身体被阵地前沿铁丝网钩住的士兵，左冲右突，却怎么也挣扎不出来。
“过来吧，”莱文说，“那扇门你已经锁上了。”
戴维斯先生回到自己的写字台前边。他的两腿一软，扑通一声坐在纸篓旁。“我生病了，”他说，“你不会杀死一个病人的。”这个主意好像给了他一线希望。他使劲打着嗝，叫对方知道自己确实病得厉害。
“我先不杀你。”莱文说，“也许我会饶了你的命，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按照我的话做。这个马尔库斯爵士，他是你的老板？”
“他年纪很老了。”戴维斯先生辩解说。他坐在纸篓旁边哀声痛哭起来。
“他有事找你，”莱文说，“咱们一起去吧。”接着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呢。把你们两个一起找到。真是太巧了，我简直都不敢相信了。起来，起来！”他气冲冲地命令瘫软在地板上的这一团肥肉。
戴维斯先生在前面带路。康奈特小姐从过道另一端迎面走来，拿着一个纸片。“我查好车次了，戴维斯先生，”她说，“最合适的一趟是三点零五分的。两点零七分的太慢了，比三点零五分的早到不了十分钟。还有一趟是五点十分的，剩下的就都是夜间开的了。”
“放在我桌子上吧。”戴维斯先生说。他站在豪华的近代化的楼道上磨磨蹭蹭，不肯离开康奈特小姐，好像要和一千种东西告别：他的财富、他的权势、他舒适优裕的生活，只要给他机会的话，他都要和它们告别，甚至对那些“姑娘们”他也想说几句温存话，这还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呢。“好，你把它放在我桌子上吧。”他拖延着不肯迈腿。莱文一声不吭地站在他后边，手插在衣袋里。康奈特小姐发现他的脸色很不好，问道：“您不舒服吗，戴维斯先生？”
“我挺好。”戴维斯先生说。他像是一个深入蛮荒之地的探险家，在离开文明境界之前，觉得有必要留下一个标记。万一以后有人寻找他，那标记就会说：“向北”或“向西”可以找到我。戴维斯先生说：“我们到马尔库斯爵士那里去，梅。”
“他急着要找你呢。”康奈特小姐说。这时屋子里的电话铃响起来。“说不定又是他打来的。”她的高跟鞋一阵噔噔响，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戴维斯先生感到那只无情的手推了一下自己的胳膊肘，叫他继续往前走，上电梯。他们又升上一层楼，当戴维斯先生打开电梯门的时候，又是一阵恶心。他很想干脆倒在地上，让枪弹从脊背后射进自己身体里。通向马尔库斯爵士房间的那段亮闪闪的楼道对戴维斯先生来说不啻摆在一个气喘吁吁的运动员面前的一英里长的跑道。
马尔库斯爵士正坐在他的轮椅上，膝头上摆着一张类似在床上用餐的餐桌。他的贴身男仆正同他在一起。马尔库斯爵士的脸背着房门，但是他的仆人却一眼就看到戴维斯先生面无人色地走进来，身边还有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医学院学生。仆人感到非常吃惊。“是戴维斯吗？”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说。他掰了一块饼干，喝了一小口牛奶。马尔库斯爵士正在吃早餐，准备蓄积精力应付一天的事务。
“是的，爵士。”男仆说。他惊诧莫名地看着戴维斯先生病恹恹地从一尘不染的橡胶地板上走过来，他看起来需要有人搀扶，随时可能跌倒在地上。
“你出去吧。”马尔库斯爵士小声命令他的仆人说。
“是的，爵士。”但这时那个戴面具的人已经把门锁上了。男仆的脸上露出一丝又惊又喜的神色，一种又渴望又不敢相信的表情。是不是终于要发生点儿什么事了？终于要发生一件有异于推着轮椅在橡胶地板上走来走去，有异于给这个老而不死的人穿衣、脱衣（老人虚弱得连洗澡都不成，身上总带着一股臭味），有异于给他端热水、热牛奶和饼干的事了？
“你不出去还等什么？”马尔库斯爵士又低声说。
“靠墙站着。”莱文突然对仆人吆喝了一声。
戴维斯先生气急败坏地喊：“他拿着枪呢。快点儿听他的。”其实他用不着说这话。莱文的枪这时已经亮了出来，把三个人都罩在枪口下：男仆靠着墙，戴维斯先生哆嗦着站在屋子中间，马尔库斯爵士把轮椅转过来看着莱文。
“你要干吗？”马尔库斯爵士说。
“你是老板吗？”
马尔库斯爵士说：“警察就在楼底下。你逃不走的，除非我——”电话铃响起来，响了好大一阵才停住。
莱文说：“你胡子底下有个疤痕，对不对？我不希望把事情搞错。他有你的照片。你们俩在一个少年管教所待过。”他怀着一肚子怒气环顾了一下这间豪华、宽敞的大办公室，脑子里又出现了喑哑的铃声、石头台阶、木椅和那间狭小的公寓，电炉上正在煮鸡蛋。这个人显然比那个老部长爬得高多了。
“你发疯了。”马尔库斯爵士仍然珍惜着自己的力气，声音低低地说。他年纪太老了，已经不会被什么意外的事吓住了。一支手枪对他说来并不比坐椅子的时候迈错一步、进浴盆的时候滑一跤危险性更大。他似乎只是感到有些气恼，因为早餐被打断而心里不痛快。他把头俯到餐桌上，大声咂了一口热牛奶。
男仆靠着墙突然开口说：“他有一块疤。”但是马尔库斯爵士根本不理会这些人，只顾喝自己的牛奶，牛奶滴落在他稀疏的胡须上。
莱文的枪口对着戴维斯先生转动了一下。“是他吧？”他说，“要是你不想叫你肚子上吃枪子，你就老实告诉我，是这个人吧？”
“是他，是他。”戴维斯先生满脸恐惧、低声下气地说，“他想出了个主意。是他出的主意。公司那时候已经周转不灵了。我们得想办法赚钱。这件事叫他一下子赚了五十多万镑。”
“五十万镑！”莱文说，“可他只给我二百镑，而且还不能用。”
“我跟他说过，应该大方一点儿，可是他叫我闭嘴。”
“要是我当时知道那个老人是那样一个人，”莱文说，“我就不干了。我为你们把一个人的脑袋打碎了。还打死了个老妇人，一颗子弹从两只眼睛中间射进去。”他对马尔库斯爵士大声喊道：“这都是你干的好事。你觉得干得挺漂亮，是不是？”但是马尔库斯爵士坐在那里一点儿表情也没有，他老得连想象力也丧失了。他亲手制造的死亡同他在报纸上读到的凶杀案没有什么两样。他有的只是一小点儿馋嘴（贪喝一杯牛奶），一小点儿不道德行为（偶尔把他的老爪子放到女孩子衬衫上面摸到一点儿生命的热气），一小点儿贪心和计算（一条命换来五十万英镑），外加一小点儿固执的、几乎可以说是习惯性的自卫本能。这就是马尔库斯爵士的全部感情了。正是由于求生的本能，他才不叫对方发觉，一点点儿把轮椅向桌边的电铃移过去。他柔声细气地说：“我否认这些。你发疯了。”
莱文说：“我现在已经找到你们了，而且这个地方也再合适没有了。即使警察把我打死，”他拍了拍手中的枪，“这也是个见证。这就是我那次使用的枪。根据这支枪，他们会知道那次是谁作的案。你们叫我把枪丢下，我没听你们的话。即使我不打死你们，那件事也够关你们几年监牢的。”
马尔库斯爵士一面偷偷地转动轮椅，一面继续柔声细气地说：“一支七号柯尔特。这个牌子的枪，兵工厂制造了成千上万支。”
莱文生气地说：“现在警察局对枪支有很深的研究，没有他们调查不出来的。他们有专家——”他想在打死马尔库斯爵士以前先好好地吓唬吓唬他。叫马尔库斯爵士比被他打死的那个老妇人少受罪，似乎太不公平了。他说：“你要不要祈祷？你是犹太人，是不是？比你好的人也相信上帝的。”他说这话时，心里想的是那个叫安的女孩子，他想到她在那间黑暗的小木板房里祈祷的事。马尔库斯爵士的轮椅碰到了写字台，启动了电铃，一阵铃声从电梯井下面隐隐传上来。铃声很久也没有停息，但是莱文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直到那个男仆压制不住多年的积恨，警告说：“这个老浑蛋，他在按警铃了。”莱文还没有想到该怎么办，已经有人来到门外，晃动起门把手来。
莱文对马尔库斯爵士说：“叫他们别碰这扇门，不然我就开枪了。”
“你这傻瓜，”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说，“他们抓住你，只不过拿你当小偷办。要是你杀死人，就要处绞刑了。”但是戴维斯先生却不这样，只要能够保住性命，连一根稻草他也抓住不放。他尖声对门外喊：“离门远一些。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靠近房门。”
马尔库斯爵士咬牙切齿地说：“你是个傻瓜，戴维斯。他要是想打死咱们，反正——”在莱文拿着枪比着他们的时候，这两人狗咬狗地争吵起来。“他没有理由要打死我，”戴维斯先生尖声喊道，“这件事是你闹出来的。我只不过是代表你。”
仆人哈哈笑起来。“二对一，好滑稽。”他说。
“闭嘴。”马尔库斯爵士恶狠狠地对戴维斯先生说，“我可以随时把你弄走。”
“你试试看。”戴维斯先生像只公孔雀似的嘎嘎叫着。
门外传来用身体撞门的声音。
“西兰德金矿我已经备了案。”马尔库斯爵士说，“东非石油公司我也备了案。”
莱文一阵气往上蹿。在叫马尔库斯爵士祈祷的时候，他本来有一种即将获得安详宁静的感觉，但这两人却搅得他心烦意乱起来。他举起枪来，对着马尔库斯的胸口开了火。这是唯一使他闭嘴的方法。马尔库斯爵士一下子趴在餐桌上，牛奶杯打翻了，写字台上的文件被打湿了一片。他口中吐出鲜血。
戴维斯先生不停嘴地为自己申辩。“都是他，这个老魔鬼，”他说，“你听见刚才他说的话了。我有什么办法？我被他握在掌心里。你不应该跟我过不去。”他对门外尖声叫道：“离开门。你们要是不走开，他就要打死我了。”牛奶一滴滴地落在写字台上，戴维斯先生向门外喊过话后，马上又对莱文说起来：“要是没有他，我是不会做什么的。你知道他想怎么惩治你？他到警察局长那里去，让局长给警察下命令，一发现你就开枪。”戴维斯先生的眼睛躲着对着他胸口的手枪。仆人靠着墙，面色苍白，一言不发，好奇地望着马尔库斯爵士往外淌血，气息越来越弱，似乎被这个景象迷住了。事情原来这么简单啊，他好像正在想，如果我也有勇气……这么多年来……随便哪个时候……
门外一个声音喊道：“你还是马上开门吧，不然我们就用枪把门锁打穿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戴维斯先生气急败坏地尖叫着，“你们别管我了。他会打死我的。”防毒面具后面的一对眼睛心满意足地紧紧盯着他。“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他哀求道。他从莱文的头上面看到墙上的挂钟：从吃过早餐到现在还不到三个小时，他的嘴里还挂着腰子和火腿味儿，他不能相信这就是他生命的尽头了，一点钟他跟一个女孩子还有个约会，哪有赴约之前被人打死的道理？“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他嘟囔说，“真的没做过。”
莱文说：“是你，想杀死……”
“谁也没有，我没想杀过谁。”戴维斯先生呜咽着说。
莱文踌躇了一会儿，他还不习惯说这个字。“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往后站，”莱文对门外喊道，“你们要是开枪我就打死他。”他又转过来对戴维斯先生说，“那个女孩子。”
戴维斯先生抖成一团，好像害了圣维特斯舞蹈症。他说：“她不是你的朋友。她要是不说，这些警察怎么会到这儿来……除了她谁还知道……”
莱文说：“我就为了那件事要把你打死，不为别的。她是正直的。”
“别，”戴维斯先生尖声喊，“她是一个警察的女朋友。他是伦敦警察局警察的女朋友。她是麦瑟尔的女友。”
莱文的枪响了。出于绝望，他有意打碎了自己最后一个逃生的机会。本来一枪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却打了两枪，好像他打的不是这个号叫着淌着血的胖子戴维斯先生，而是整个世界。他开枪射击的确实是这个世界。因为一个人的世界就是他的生命，而莱文开枪打碎的就是他一生的生活：他母亲的自寻短见、少儿管教所里的长年幽禁、赛马场的流氓集团、凯特之死、老部长和老妇之死……他没有别的任何出路。他试图向一个人忏悔，但结果仍然像过去一样碰了壁。除了你自己脑子里想象的人以外，谁也无法信任：没有一个医生、一个牧师或一个女人可以信任。城市上空响起了汽笛的长鸣声：防空演习结束了。教堂马上敲起了庆祝圣诞的钟声。狐狸还有自己的洞窟，可是人之子却……一颗子弹把门锁射穿了。莱文齐腰举着枪，对门外喊：“你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叫麦瑟尔的狗崽子？要是有，最好叫他靠后一点儿。”
在他等着房门最后被打开的短短一刹，许许多多的事一下子都涌到他的脑子里来。他记不清细节，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迷雾，在他等着最后一场复仇的机会到来时，他的心就被这团雾气笼罩着。在落着雪子的一条黑暗的街道上，飘着一个人的歌声：“他们说有这是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雪莲……”一个老年人用平板、文雅的语调在读着《莫徳》：“啊，我多么希望，经过长久的哀思……”他站在汽车库里，感到自己心头上的冰块正在融化，有一种奇异的痛苦。他好像正在穿过一个陌生国土的关卡，过去从来没有到这里来过，今后也决不会再离开这个地方。咖啡馆里的驼背女孩子说：“他又丑又坏……”石膏做的圣婴躺在母亲怀抱里，等着背叛的十字架、鞭打和长钉。她对他说：“我是你的朋友。你可以相信我。”又一颗枪弹从门锁打进来。
靠墙站着的那个仆人脸色苍白，对莱文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别打了。他们总会逮住你的。他说的是实话。是那个女孩子。我听他们打电话说了。”
我的动作要快，莱文想，门一打开，我必须先开枪。但是他的脑子里千头万绪乱成一团。他嫌面具遮住眼睛看不真切，便用一只手笨拙地把它摘掉，扔在地上。
仆人看到了莱文脸上红肿的嘴唇，一对漆黑、愁惨的眼睛。他说：“从窗户出去。爬到楼顶上去。”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思想已经麻木了，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做最后一番挣扎。他迟缓地把头转过去，窗外一台油漆工人使用的吊台正晃晃悠悠地贴近大玻璃，第一个看见的还是马尔库斯爵士的仆人。站在油漆工吊台上的是麦瑟尔，他这次干的是一件拿生命当儿戏的事。吊台晃来晃去，麦瑟尔一手拉着一根绳子，一手在够窗户，在莱文转过身来的时候。他悬在窗户外面，身下六层楼底下才是狭窄的制革街，完全没有办法掏出自己的手枪。对莱文来说，他是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活靶子。
莱文呆呆地看着他，慢慢开始瞄准。打中这个人并不是难事，但是他好像已经失去杀人的兴趣了。他现在感觉到的只是痛苦和绝望，是一种对一切事都已厌倦的心情，就连这次又被人出卖也引不起他的愤怒和仇恨了。冷雨飘摇下漆黑的威维尔河已经把他和一切敌人分隔开了。啊，基督！我多么希望……但是他自从诞生以后便注定要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被一个又一个人出卖，直到通向生活的每一条道路都被堵住，被他死在地下室的母亲出卖，被管教所里的牧师、被夏洛特街上那个鬼鬼祟祟的医生出卖，没有一个人同他站在一边。他又怎能逃脱得了世界上最最常见的一种出卖——女人的善变呢？就连凯特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女人，他一定没丧命呢。不论是彭利滋还是卡特尔，不论是姚西还是巴拉尔德，不论是巴克尔还是“大丹狗”，或迟或早都坏在女人手里。莱文一边想，一边心不在焉地慢慢瞄准，他有一种奇怪的屈辱感，但在孤独凄凉中却感到自己并不孤单。他又想到了“伞兵”和梅休，这两人都曾经认为他们的女朋友和别人的不同，他们的爱情是崇高的。一个人出生以后唯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比降临人世更干净、更利落地离开人世。莱文第一次对他母亲的自杀不再气恨了。正当他犹豫不决地瞄准窗外时，背后的门被撞开了，桑德斯的子弹从背后打进他的身体。死亡带着无法忍受的痛苦降临在他身上。他必须像女人分娩婴儿一样分娩自己的痛苦。剧烈的阵痛使他呜咽着、呻吟着，最后从他体内出来了，莱文随着自己的独子走进广阔无垠的寂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