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驱车沿着铁丝网篱笆开了十几公里，这才找到了一扇大门。费尔南德斯先生在圣多明各帮我以折扣价买下了一辆小跑车，对于我要办的差事而言，这辆车或许显得太浮夸了一点。另外，我手上还有史密斯先生的私人介绍信。我离开圣多明各时还是下午，这会儿却已经是黄昏了。那段日子里，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没有架设任何路障，到处是一片和平的景象——当时没有军人独裁政府——美国海军陆战队也还没有在此登陆。31旅途中我有一半路程走的都是宽敞的高速公路，有些车辆竟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从我身边超过。海地的暴力局势似乎离这里不止几百公里远，经历了那一切之后，眼下的这份安宁让人感觉十分真实。没有人拦下我检查证件。

我来到安在篱笆里的一扇大门前，大门上了锁。一个头戴钢盔、身穿蓝色粗布工作服的黑人从铁丝网对面问我有何贵干。我告诉他，我是来见斯凯勒·威尔逊先生的。

“让我看看你的通行证。”他命令道，我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我来的地方。

“他在等着见我。”

那个黑人走进一间小屋，我看见他在打电话（我几乎已经忘记这里的电话能打通了）。接着，他打开大门，递给我一枚证章，说只要在矿场的地界上，我就得戴着它。我可以一直开到下一个关卡。我又沿着平坦蔚蓝的加勒比海开了好几公里，路上经过了一座小飞机场，里面立着一条风向袋，被风吹往海地的方向，然后是一座空荡荡的港口，里面一条船也没有。红色的铝矾土粉尘飘得到处都是。我开到了公路尽头的另一处关卡前，碰上了又一个戴钢盔的黑人。他检查了我的证章，再次询问了我的名字和来访事由，然后打了电话。随后他让我等在原地，有人会过来接我。我等了十分钟。

“这里是五角大楼吗？”我问他，“还是中央情报局的总部？”他不肯跟我讲话。也许他有令在身，不能随便开口。我很高兴他没有带枪。接着，有个头戴钢盔的白人骑着摩托车到了这里。事实上他不会说英语，而我也不懂西班牙语；他打了个手势，让我跟在他的摩托后面。我们沿着蔚蓝的大海在红土地上又开了好几公里，这才来到第一批办公大楼前，它们都是用水泥和玻璃打造的长方形建筑，远远望去，里面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有一片豪华的房车停车场，在那里，一群身穿儿童航天服、手持太空玩具枪的孩子正在嬉戏。女人们越过厨房的炉灶朝窗外张望，空气中飘着一股烧饭做菜的香味。终于，在一座庞大的玻璃建筑面前，我们停了下来。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阶梯，宽敞得足以容下整座国会的成员，另外还有一个摆着许多长沙发椅的露天阳台。一个身材肥胖，长着一张大众脸，面庞刮得像大理石一样光滑的大个子男人站在阶梯顶部。俨然一派等待授予我自由特权的市长架势。

“布朗先生？”

“斯凯勒·威尔逊先生？”

他摆出一副傲慢粗暴的姿态看着我。也许是因为我把他名字的发音念错了。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欢我的跑车。他不情不愿地说：“喝杯可乐吧。”然后伸手指向一张沙发椅。

“请问能否来杯威士忌？”

他毫无热情地说：“我去看看有没有。”说完便走进那座巨大的玻璃建筑，把我独自落在后面。我感觉我已经给他留下了一个坏印象。也许只有来访的公司董事或是政客要人才能喝威士忌。我只是一个潜在的餐饮部经理，正在寻找一份工作。然而，他真的带来了威士忌，另一只手上还拿着可乐，仿佛是在责备我。

“史密斯先生已经给您写信介绍过我了。”我说。我差点儿就把他说成了总统候选人。

“对。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

“他在太子港住过我的酒店。”

“没错。”他好像是在复核情况，看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说谎，“你不是素食主义者吧。”

“不是。”

“因为这里的小子们喜欢牛排和炸薯条。”我喝了一口威士忌，发觉酒里掺了苏打水。斯凯勒·威尔逊先生紧紧地盯着我，就好像我喝的每一滴酒他都舍不得。我越来越觉得这份工作可能不会顺利到手了。

“你在餐饮行业有什么经验？”

“嗯，我在海地拥有一家酒店，直到上个月为止。我也在伦敦的特罗卡德罗餐厅工作过——”然后我加上了那个年代久远的谎言，“还有巴黎的富凯饭店。”

“有推荐信吗？”

“我总不能自己给自己写一份，对吧？我自己当老板已经有好些年了。”

“你那位史密斯先生有点儿古怪，是不是？”

“我喜欢他。”

“他的太太有没有告诉过你，以前他曾竞选过美国总统？从素食主义者身上拉选票。”斯凯勒·威尔逊先生大笑起来。他的笑声中暗含愤怒，丝毫没有被逗乐的意味，就像是一只暗处的野兽发出的恐吓声。

“我想那只是一种宣传。”

“我不喜欢宣传。我们这里有好多宣传单都从铁丝网底下被塞进来，企图收买我们的人。但我们付给他们很高的薪水，我们给他们提供很好的伙食，他们没那么容易离开的。你为什么要离开海地？”

“跟政府当局有麻烦。我帮助一名英国人从太子港逃跑。通顿·马库特在追捕他。”

“通顿·马库特是什么？”

我们离太子港不到三百公里，他居然能问我这种问题，这让我感觉很奇怪。但我又想，也许他读的报纸里面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关于海地的故事了。

“就是秘密警察。”我说。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他的朋友帮助我越过了边境。”这份简短的声明足以囊括为期两周的辛苦奔波和劳顿挫折。

“他的朋友——你指的是谁？”

“起义的叛军。”

“你是说共产党？”他这样盘问我，就好像我申请的职位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而不是采矿公司的餐饮部经理。我有点耐不住脾气了。我说：“起义的叛军并不总是共产党，直到你们把他们逼成共产党以后才是。”

我发的脾气倒把斯凯勒·威尔逊先生给逗乐了。他头一次露出了微笑——这是一种很自满的笑容，就好像他已经用高超的审讯手法套出了我本想隐藏的秘密。

“你倒是个很不错的行家嘛。”他说。

“行家？”

“我的意思是你有自己的酒店，在巴黎你提到的那个地方工作。我猜你在这里干活不会很开心的。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美国式餐饮就可以了。”他站起身，向我表示面谈已经结束。我喝干手里的威士忌，他则不耐烦地看着我，然后说：“很高兴认识你。”他没有跟我握手，“在第二扇大门那里把证章还掉。”

我驱车驶过了那座私人飞机场和那个私家港口。我交还了证章：它让我想起了离开艾德怀尔德机场32时要递交的的入境许可证。

二

我驱车来到了史密斯先生下榻的“大使”酒店。这里位于圣多明各市郊，环境很不适合他，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看到那个驼背的身影，还有那副温和谦逊的表情和那头杂乱的白发，出现在贫困潦倒的环境下。在这座宽敞华丽的酒店大厅里，男人们散坐着，腰带上别着钱包而不是左轮手枪的皮套，而他们戴墨镜也只是为了不让眼睛被强光刺伤。从“独臂强盗”33那边传来持续不断的叮当声，你还可以听见赌台管理员在赌场中吆喝。这里每个人都很有钱，就连史密斯先生也是。贫穷无迹可寻，它远在城中。一个身穿比基尼泳装的姑娘披着鲜艳的浴袍从游泳池边走来。她问前台，有没有一位小霍克施特鲁德尔先生来过这里。“我是说威尔伯·k.霍克施特鲁德尔先生。”接待员说，“还没有，但霍克施特鲁德尔先生稍后会到。”

我找人带话给史密斯先生，说我已在楼下，然后便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旁边的桌子上，人们正在喝朗姆潘趣酒，我不由想起了约瑟夫。他调的酒比这里的要好，我很想念他。

我在菲利波身边只待了二十四个小时。他对我态度还算客气，只是有点拘谨，但他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菲利波了。以前听他朗诵自己那些波德莱尔式的诗句时，我曾经是个很好的听众，但要说到打仗，我就太老迈无用了。他现在需要的是琼斯，他想拉琼斯入伙。有九名同志和他一起藏在山里，但听他对琼斯说话的口气，你会以为他指挥着至少一个营的兵力。琼斯很明智地选择以听为主，自己讲的不多，但在我陪他们度过的那个晚上，我曾醒过来一次，听见琼斯在说：“你们必须站稳脚跟壮大自己。要到离边境够近的地方去，好让新闻记者接触你们。然后你们就可以要求得到外界认可。”身在这样一个乱石堆中的小山洞里（而且我还得知，他们每天都会换地方），难道他们真的已经在考虑组建临时政府的事了？他们手里有三挺老式的汤普森冲锋枪，从警察局抢来的——这些冲锋枪很可能从阿尔·卡彭的时代就开始使用了34——另外还有两杆一战时期的旧式步枪、一把猎枪和两支左轮手枪，而最后剩下的那个人手里则只有一柄大砍刀了。琼斯像个老手似的补充道：“这种战争就有点像是一场骗局。以前我们曾用一招骗过了日本鬼子……”他没有找到自己的那块高尔夫球场，但我真的相信他当时很快乐。游击队员们紧紧地围在一起，虽然他们听不懂他说的每一个字，可是那副情景就好像一位领袖来到了营地中间。

第二天，他们派约瑟夫当我的向导，试图带我越过多米尼加的边境。到这时，我的汽车和那两具尸体早已被人发现，在海地没有任何地方对我是安全的。由于约瑟夫的臀部受过伤，他们很容易就敲定了让他带我上路，而且他还可以同时去执行另一个任务。菲利波打算让我悄悄穿过国际公路，它位于巴尼卡35北部，绵延近五十公里，将两个共和国分隔开来。没错，在这条公路的两侧，每隔几公里就有海地和多米尼加的边防哨所，但据说海地这边的哨所到了晚上就会撤空，因为驻防哨兵害怕游击队会在夜里袭击他们，而菲利波很想弄清楚这是不是真的。边境附近所有的农民都已经被赶走了，但据说那里还有一支三十人左右的游击队在山区里活动，菲利波也想和他们取得联络。如果约瑟夫能活着回来，他带回的情报就会很有价值，即使他没能回来，他们的损失也比派其他人去要小。另外，我猜测，他们觉得约瑟夫走路不快，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能跟得上他。琼斯私下里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是：“我会好好干下去的，老兄。”

“那高尔夫俱乐部呢？”

“高尔夫俱乐部留到老了再说吧。等我们占领太子港以后。”

那段旅途走得很缓慢，既艰苦又累人，我们花了十一天才走完。在前面的九天里，我们东躲西藏，从一个地点突然冲向另一个地点，在羊肠小道上加紧赶路，而在最后两天，我们因为饥饿而变得鲁莽起来，不顾危险地抓紧冲刺。日暮时分，当我们站在脚下那座风雨侵蚀、寸草不生的灰色山冈上，远远望见多米尼加境内的茂密森林时，疲惫不堪的我依然感到欢欣鼓舞。我们这边到处是光秃秃的岩石，和他们那边密布的植被形成了鲜明对比，借此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条曲折的边界线。同在一座山脊上，那些树木却从未跨过边界，进入海地贫瘠干燥的土地中。半山腰上有一处海地哨所——不过是几间破败的小茅屋——而隔着那条小路，在哨所对面一百码远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城堡般的要塞，仿佛来自西属撒哈拉36。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望见海地哨兵纷纷跑出茅屋，没有一个人留下来站岗。我们看着他们离开，去了只有上帝才晓得的藏身地点（这里没有任何公路或村庄，他们没法从这片无情的岩地中逃走），然后我便和约瑟夫道了别，开了几句有关朗姆潘趣酒的愚蠢玩笑，继而爬下山坡，顺着一条涓涓细流走向国际公路——它的名头很响，实际上却只是一条小马路，比海地境内那条通往沃凯市的大南方公路好不了多少。第二天早上，多米尼加人让我搭上了一辆每天给城堡运送补给的军用卡车，一路来到了圣多明各，在那里我下了车，衣着褴褛，风尘仆仆，兜里揣着一百块无法兑换的海地古德和一张五十元的美钞，之前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它缝进了裤子的衬里。我拿这张钞票在酒店订了一个房间，洗了个澡，把自己收拾干净，然后结结实实地睡了十二个小时，这才前往英国领事馆，打算请求领事提供经济援助并安排移居海外——要去哪里好呢？

是史密斯先生将我从那份屈辱中解救了出来。他正好坐着费尔南德斯先生的汽车从附近经过，看见我站在大街上，试图从一个只会说西班牙语的黑人嘴里问出去领事馆的路。我让史密斯先生把我放在领事馆门口，但他执意不肯。所有的事情，他说，都可以等到吃完午饭以后再说。而等我们吃完午饭，他又告诉我，想从一个冷漠无情的领事手里借钱是不可能的，而他，史密斯先生，就在这里，身上带着很多美国运通公司的美金。“想想我欠你的。”他说，但我想不出他欠过我什么。他付清了“特里亚农”酒店的账单。他甚至还自己准备了益舒多。他不顾我的反对，请费尔南德斯先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而费尔南德斯先生开口说：“是。”史密斯太太也生气地说，如果我以为他丈夫是那种会让朋友失望的人，那么我可真该和他们一起度过在纳什维尔的那一天……现在我在酒店里等着他，不禁心想，他和斯凯勒·威尔逊先生之间真的是有天壤之别。

史密斯先生独自一人来到“大使”酒店的休息室和我见面。他为史密斯太太缺席一事向我道歉，说她正在跟费尔南德斯先生学习西班牙语第三课。“他们俩在一起能说个没完没了，你真该去听听，”他说，“史密斯太太学起语言来可是很有天分的。”

我把斯凯勒·威尔逊先生接待我的经过告诉了他。“他以为我是共产主义者。”我说。

“为什么？”

“因为通顿·马库特在追捕我。你还记得吧，‘爸爸医生’是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而叛军么，当然了，是一个肮脏的字眼。我在想，约翰逊总统现在会怎么去处理类似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武装。我的母亲就是一名反叛分子——幸好我没告诉斯凯勒·威尔逊先生这个。”

“我不明白，让共产主义者当餐饮部经理又能有什么坏处。”史密斯先生看着我，脸上露出悲哀的神情。他说：“为同胞感到羞耻可实在叫人不好受。”

“你当年在纳什维尔肯定已经受得够多了。”

“那不一样。在那里，它是一种病，一种热病。我可以为他们感到难过。在我们州里还保留着殷勤好客的传统。当有人敲门求助时，我们不会问他关于个人政见的问题。”

“我本来希望能还清你的借款。”

“我不是穷人，布朗先生。在我领钱的地方还有更多资金。我建议你现在再拿一千元走。”

“那怎么行？我没有任何抵押可以给你。”

“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那我们可以起草一份文件——我接受用你的酒店作抵押，这样总是相当公平合理的吧。毕竟那是一块不错的产业。”

“现在它连一块铜板都不值了，史密斯先生。政府很可能已经接管了它。”

“总有一天情况会改变的。”

“我听说在北边有另外一份工作。靠近蒙特克里斯蒂。在一家水果公司做餐厅经理。”

“你不必沦落到做那么差的工作呀，布朗先生。”

“我以前也曾经沦落过，做的事情比这个更差，更不受人待见。希望你不介意让我再次搬出你的名字……这也是一家美国公司。”

“费尔南德斯先生告诉我，他需要一位会说英语的合伙人。他在这里有一份小生意，做得还挺不错。”

“我可从没想过干殡仪员这一行。”

“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社会服务，布朗先生。而且也很有保障。不愁生意不景气。”

“我先去试试餐厅经理的职位吧。对这一行我的经验更丰富。如果不成功的话，谁知道呢……？”

“你知不知道皮内达夫人正在城里？”

“皮内达夫人？”

“就是到你酒店里去过的那位迷人女士。你肯定还记得她吧？”

一时间我还真没想明白他指的是谁。“她在圣多明各做什么？”

“她丈夫被调到利马工作了。她带着她的小男孩要在这里的大使馆住上几天。我忘记那孩子的名字了。”

“安杰尔。”

“没错。是个好孩子。我和史密斯太太都非常喜欢孩子。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小孩的缘故吧。听说你安全逃出了海地，皮内达夫人很高兴，但她也自然很担心琼斯的安危。我想明晚我们也许可以聚一聚，一起吃顿晚饭，你也好把事情的经过说给她听。”

“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去北方。”我说，“工作不等人。我在这里闲逛得已经够久了。请你转告她，我会给她写信过去，把我知道的有关琼斯的事情全部告诉她。”

三

这一回，在费尔南德斯先生的安排下，我又以折扣价购买了一辆吉普车，用来对付糟糕的路况。然而，无论如何，我还是没能抵达蒙特克里斯蒂和那座香蕉种植园，我也永远不会知道以我的才干能否胜任餐厅经理一职。我清晨六点出发，在早餐时间之前赶到了圣胡安37。一直到埃利亚斯皮尼亚38为止，公路的状况都还不错，但随后沿着边境行驶时，也许是因为这里每天只有一趟公交车和几辆军用卡车通行的缘故吧，那条国际公路的路况就差得更适合骡子和奶牛行走了。开到佩德罗·桑塔纳39的军事哨所时，我被人拦了下来——我不明白是为什么。我认出了自己在一个月前穿越边境时见到的那名中尉，他正忙着和一个城里人打扮的肥胖男子说话。那个人向他展示了许多闪闪发光的假珠宝、项链、手镯、手表、戒指——边境是走私者的乐园。钞票易手后，中尉来到了我的吉普车前。

“出什么事了？”我问。

“出事？什么事也没出啊。”他的法语说得和我一样好。

“你的人不让我过去。”

“那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在国际公路的另一边有很多枪声。疯狂交火。我以前见过你，是不是？”

“我一个月前从路对面过来的。”

“是的。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敢说很快我们就会见到更多像你这样的人。”

“你们这里经常接收难民吗？”

“就在你过来以后不久，我们接收了大约二十名海地游击队员。他们目前待在圣多明各的一座营地里。我还以为对面已经没有游击队剩下了呢。”

他指的一定是菲利波从前想要接触的那帮人。我想起了那天夜里，琼斯和菲利波在畅谈他们宏伟的计划，而其他人则专心地听着：要控制一处稳固的据点，要成立临时政府，要去拜访新闻记者。

“我想在天黑前到达蒙特克里斯蒂。”

“你还是回埃利亚斯皮尼亚比较好。”

“不了，我就在这里等着，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欢迎。”

我的车里有一瓶威士忌，我便把它拿出来分享，让自己变得更受人欢迎。那个卖珠宝的男人想勾起我的兴趣，诱使我买下几只据说镶着蓝宝石和钻石的耳环。过了一会儿，他开车驶向了埃利亚斯皮尼亚。刚才他卖给了中尉一块手表，向中士卖出了两条项链。

“送给同一个女人？”我问中士。

“给我妻子的。”他一边说一边朝我眨眼示意。

时间已到正午。我坐在守卫室台阶上的阴凉处，心里思索着，要是那家水果公司拒绝我的话，接下来我该怎么办。至少我手里总还有费尔南德斯先生的那份工作：我心想，不知道我是不是一定得穿上黑色西服。

也许出生在像蒙特卡洛那样的城市里，生活无根无依，也是有好处的，这样你就更容易随遇而安。和其他人一样，无根之人也会受到诱惑，意图分享那份由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安全感，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拒绝了这种诱惑。我们是缺乏信仰之人；我们钦佩像马吉欧医生和史密斯先生那样为信仰献身的人，钦佩他们的勇敢与正直，钦佩他们对事业的忠贞不渝，而我们自己却胆小怯弱，或是对事业缺乏足够的热情，但到头来，从这些特质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才是世上仅有的真正愿意献身的人——献身于这个邪恶与良善并存的完整世界，献身于智慧之人与愚昧之人，献身于冷漠之人与被误解的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苟活于世，“天天和岩石、树木一起，随地球旋转运行”。

这番思辨令我颇觉有趣。我敢说，它给我那颗从未平静过的良心带来了安宁，遥想当年，在我年幼无知的时候，往见学校的神父们未经我同意便把它灌输进了我的体内。接着，阳光渐渐转移过来，照在了台阶上，将我赶进了守卫室，只见里面的床铺好似担架，墙壁上钉着几张美女照片，还有许多残留的家什物件，凝滞憋闷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味。那名中尉走进来，在屋里找到了我。他说：“你很快就能继续赶路了。他们正在过来。”

几个多米尼加士兵正沿着公路缓慢地走向哨所，他们排成单列纵队走着，以便继续待在树荫下面，步枪挂在肩头，手里拿着从海地游击队员身上收缴的武器。那些游击队员刚刚从海地的群山之间钻出来，这会儿跟在士兵身后几码远的地方，因疲惫而步履蹒跚，脸上带着窘迫的表情，就像小孩打碎了某件贵重的物品时那样。那些黑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但在这一小股纵队靠近结尾的地方，我看见了菲利波。他用衬衫将自己的右臂绑在体侧，从腰部以上都赤裸着。看见我时，他不服气地说：“我们已经没子弹了。”但我觉得他当时并没有认出我——他只看到了一张白人的面孔，好像在责备他。在小股纵队的最尾端，有两个人抬着一副担架。约瑟夫躺在上面。他睁着眼睛，但他已经看不见他们带他走进的这片异乡的土地了。

其中一个抬担架的人问我：“你认识他？”

“认识，”我说，“他以前会做很好喝的朗姆潘趣酒。”

那两个人不满地看着我，我这才意识到，对逝者是不该说出这种话的。费尔南德斯先生肯定会做得更好。我默默地跟在担架后面，就像一个送葬的人。

在守卫室里，有人给了菲利波一把椅子坐，还给他点了一支烟。那名中尉在向他解释，汽车要到明天才能过来，而哨所里现在也没有医生。

“只不过断了条胳膊，”菲利波说，“下峡谷时我摔了一跤。没什么要紧的。我可以等。”

中尉友好地说：“我们在圣多明各附近为你们准备了一块舒适的营地。以前那里是一家疯人院……”

菲利波开始狂笑：“疯人院！你说得没错。”然后他哭了起来。他抬起手捂住眼睛，藏起自己的泪水。

我说：“我有辆车在这里。如果中尉同意的话，你就不用等了。”

“埃米尔的脚也受了伤。”

“我们可以把他一起带上。”

“我现在不想和他们分开。你是谁？哦，当然，我认识你。我的脑子都糊涂了。”

“你们俩需要去看医生。在这里干坐到明天毫无意义。你是在等其他人从那边过来吗？”我想到了琼斯。

“不是的，已经没有别人了。”

我试图回想起刚才有多少人从公路上过来。“其他人全死了？”我问。

“全死了。”

我把他们俩尽可能舒服地安置在吉普车上，逃亡者们则手握面包站在远处观望。总共有六个活人，还有死去的约瑟夫躺在树荫下的担架上。他们全都一脸茫然，就像从森林大火中侥幸脱险的人一样。我们开车走了，有两个人朝我们挥手告别，其他人继续啃着面包。

我对菲利波说：“那琼斯呢——他死了吗？”

“现在应该是死了。”

“他受伤了？”

“没有，但他的脚走不动了。”

我必须从他嘴里把情报掏出来。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想忘掉这段经历，但实际上他只是脑子里装满了事情分不开神。我问：“他和你们希望的一样吗？”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跟他在一起，我们开始学习作战，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教我们。弟兄们都爱戴他。他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

“但他不会说克里奥尔语啊。”

“他不需要会说。那家疯人院里有多少人？”

“大概二十个。你以前想找的那些游击队都在那儿。”

“等我们重新武装起来，我们还会打回去的。”

我安慰他说：“那是当然。”

“我想找到他的尸体。我想让他有一座像样的坟墓。我要在我们越过边境的地方为他立一座石碑，等有一天‘爸爸医生’死掉以后，我们还要在他牺牲的地方再立一座相似的石碑。那里会成为人们朝圣的地点。我还要请来英国大使，也许再邀请一位王室成员……”

“但愿‘爸爸医生’不会比我们活得久。”我们驶出埃利亚斯皮尼亚，转弯开上了通往圣胡安的好路段。我说：“如此说来，他毕竟还是证明了自己可以做到。”

“做到什么？”

“指挥一支突击队。”

“他以前打日本人的时候就证明过了。”

“对哦。我给忘了。”

“他是个聪明人。你知道他是怎么欺骗‘爸爸医生’的吗？”

“知道。”

“你知道他从很远以外就能闻到水吗？”

“他真的可以？”

“当然了，可事实上，我们那里从来就不缺水。”

“他的枪法好吗？”

“我们的武器太老旧，太过时了。我得教他怎么用。他的枪法不好，他告诉我，当年他是拄着一根拐棍走遍缅甸的，但他知道如何带兵打仗。”

“靠他的扁平足走路。事情最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转移到边境地带，想找到其他人会合，然后我们就中了埋伏。那不是他的错。有两个弟兄被打死了。约瑟夫受了重伤。除了逃跑，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有约瑟夫，我们没法走快。在下最后一道峡谷的时候，他死了。”

“那琼斯呢？”

“他因为自己的脚几乎动也动不了。他找了一个他所谓的好地方。他说他会抵挡一阵子追兵，好让我们有时间逃到公路上——那些士兵没有一个敢冒险追太近的。他说他会再慢慢跟上来，但我清楚，他再也不会来了。”

“为什么？”

“有一次他曾经告诉过我，出了海地就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

“我不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他的心留在海地。”

我想起了“美狄亚”号船长从费城办公室收到的电报，还有英国代办收到的那条信息。可以肯定，他做过的事情绝对不止是从阿斯普雷公司盗走一套调酒器那么简单。

菲利波说：“我越来越敬爱他。我想写信给英国女王，向她陈述琼斯的故事……”

四

他们为约瑟夫和另外两名死者举办了一场弥撒（三个黑人全是天主教徒），虽然琼斯的信仰无人知晓，但出于礼貌起见，他们还是把他也算了进去。我和史密斯夫妇来到了坐落在一条小路上的方济各会小教堂里。参加弥撒的人不多。这让人觉得海地之外的世界冷漠无情，我们身处其中无法自拔。菲利波从疯人院带来了他那一小队人马，而在最后一刻，玛莎走了进来，安杰尔陪在她身边。一位流亡到此的海地神父主持了弥撒，费尔南德斯先生当然也在——他显出很专业的样子，对这种场合他早就习以为常了。

安杰尔表现得很听话，而且他看起来比我印象中的要瘦了一圈。我心想，为什么我以前会觉得他那么讨厌，而眼看着站在我面前两步远的玛莎，我又心里奇怪，我们那段若即若离的爱情生活为何曾经那么重要。现在看来，它似乎全然独属于太子港，属于宵禁期间的恐怖与黑暗，属于无法拨通的电话，属于戴墨镜的通顿·马库特，属于暴力、不义与折磨。就像某些葡萄酒一样，我们的爱情既无法酝酿成熟，也经不起长途运输。

主持弥撒的神父是个年轻人，和菲利波年纪相近，身上带着混血儿特有的浅色皮肤。他借用使徒圣多马40的话作了一番十分简短的布道。“我们也去耶路撒冷和他同死吧。”41他讲道，“教会处在俗世中，它是俗世中诸多苦难的一部分，尽管基督责备他的门徒不该削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42但对所有那些不忍见到他人受苦而使用暴力的人，我们心里仍会感到同情。教会谴责暴力，但它谴责起冷漠来更加严厉。暴力可以是爱的表达，冷漠却绝对不是。前者是不完美的慈悲，后者是完美的利己主义。在充满恐惧、怀疑与混乱的时代里，一个门徒的单纯和忠心之举促成了从政治上解决的办法。虽然他错了，但我宁可跟圣多马一样有错，也不愿和冷漠懦弱之人同站在正确一边。让我们也去耶路撒冷和他同死吧。”

史密斯先生悲哀地摇着头，这段布道实在不合他的口味。里面有太多酸性，太多人类的激情了。

我看着菲利波走到祭坛围栏前去领取圣餐，他那一小队人马也大部分跟在后面。我心想，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向神父告解，忏悔自己使用暴力的罪行；不知道他是否向他们提出要求，让他们抱着坚定的决心赎罪悔过。弥撒结束后，我发现自己站在玛莎和孩子的身边。我注意到安杰尔刚才一直在哭。“他爱琼斯。”玛莎说。她牵起我的手，带我走进教堂里的一间侧室：我们单独相处，身边只有一座面目可憎的圣克莱尔43的塑像。她说：“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

“我已经知道了。路易被调去了利马。”

“这难道真算得上是坏消息？我们的感情已经走到头了，不是吗，你和我？”

“是吗？琼斯已经死了。”

“和我比起来，安格尔才更在乎他。最后那天晚上你把我气坏了。就算你不担心琼斯，你也会去担心其他人。你是在找借口好跟我分手。我从没和琼斯睡过。你必须相信我的话。我爱过他——方式却和爱你很不一样。”

“是啊。现在我可以相信你了。”

“但你当时却不肯相信我。”

说到底，她竟然一直对我忠贞不渝，这个事实真是讽刺，然而现在，它似乎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我几乎希望琼斯曾享受过他的“乐子”。“你的坏消息是什么？”

“马吉欧医生死了。”

我向来不知道父亲的忌日，如果他已经去世的话，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和我能信赖的最后一人突然分别的感受。“他是怎么死的？”

“官方的说法是他因顽抗拘捕而死。他们指控他是卡斯特罗的间谍，是个共产主义者。”

“他的确是共产主义者，但我非常确定，他没给任何人当过间谍。”

“事情的真相是，他们派了一个农民到他家门口，请他出门救治一个生病的孩子。他刚走到屋外的小路上，通顿·马库特就从车上开枪打死了他。现场有目击证人。他们还打死了那个农民，但很可能不是故意的。”

“这种事必然会发生。‘爸爸医生’可是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

“你现在住在哪儿？”

我把城里那家小旅店的名字告诉了她。“要我来看你吗？”她问，“今天下午我能过去。安格尔有朋友陪。”

“如果你真的想来。”

“我明天就要去利马了。”

“如果我是你，”我告诉她，“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的。”

“你会写信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吗？”

“当然。”

我在旅店里枯坐了一整个下午，怕万一她会过来，但我很高兴她没有出现。我想起从前我们有两次做爱都被死人搅黄了——首先是马塞尔，其次是前部长。现在是马吉欧医生，他已经加入了那些尊贵高尚、克制守纪的人物的行列；他们都在谴责我们的轻浮举动。

到了傍晚，我和史密斯夫妇以及费尔南德斯先生一起共进晚餐——史密斯太太做我的翻译，她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西班牙语，可以胜任这个角色，而费尔南德斯先生也能说上几句英语。我们达成了协议，我会在费尔南德斯先生的公司做一名小股东。我要处理那些去世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业务，而史密斯先生也承诺，等他的素食中心建成以后，他会分给我们一些股份。史密斯先生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公平，因为他的素食主义一旦推行成功，我们的生意可能就会受到不利影响。要不是因为暴力在几个月后也来到了圣多明各，那座素食中心也许真的已经建成了——暴力让费尔南德斯先生和我自己的生意很是红火了一阵。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死者的业务主要都归费尔南德斯先生那边所有。和英国人比起来，黑人更容易遭到杀害。

那天夜里，我回旅店房间以后，在枕头上发现了一封信——一封来自死者的信。我永远无法得知是谁把它送来的。前台接待员什么也告诉不了我。信上没有署名，但字迹毫无疑问是出自马吉欧医生之手。

“亲爱的朋友，”我读道，“我写这封信给你是因为我曾经爱过你的母亲，而在这最后的几个小时里，我想和她的儿子说几句话。我的时间很有限：敲门声随时都会响起。他们不太可能会按门铃，因为就像往常一样，这里的供电被切断了。美国大使即将重返海地，星期六男爵肯定会献上一份小小的贡品作为回馈的赠礼。像这样的事情在全球各地都会发生。他们总能找出几名共产主义者当牺牲品，这就像当年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一样。你记得吧，那个败守台湾的蒋介石，也曾下令把共产党员投进火车锅炉里残忍杀害。天知道‘爸爸医生’会觉得我在哪一项医学研究中能派上用场。我只请求你记住这个大个子黑人44。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史密斯太太指控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指控’这个字眼用得太重了。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痛恨世间的不公正。但我已经开始讨厌‘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了。它经常只是被用来描述一种特定的经济计划。我当然信奉那种经济计划——在某些情况下，在某些时段里，在海地这儿，在古巴，在越南，在印度。可是共产主义，我的朋友，比马克思主义范围更广，就像天主教——别忘了我生来也是一名天主教徒——并不仅仅是罗马教廷一样。除了政治以外，还有奥秘存在。我们是人道主义者，你和我都是。也许你不肯承认这一点，但你是你母亲的儿子，你也曾经走过那段危险的旅途，而我们所有人在临死之前都必须要走那条路。我宁可让双手沾满鲜血，也不愿像彼拉多那样用清水洗手。45我了解你，也很爱你，我相当用心地在写这封信，因为这很可能是我与你交谈的最后一次机会。这封信也许永远也到不了你的手中，但我还是要委托一个我信得过的人传送过去——虽然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我不是指我那贫穷渺小、无足轻重的祖国海地），无人能够确保它一定可以送到。我恳求你——只要响起一下敲门声，我可能就无法写完这个句子，因此请你把它看作是一个临终之人死前最后的恳求——即使你曾抛弃过一份信仰，你也不要去抛弃所有的信仰。这个世上总会有其他东西可以取代我们失去的信仰。或者那其实就是同一份信仰，只不过掩盖在另一副伪装下面？”

我想起玛莎对我说过：“你是一个未能如愿的神父。”一个人在别人的眼中肯定不晓得有多古怪。我可以肯定，我早就把世间牵挂抛在身后，留在那座耶稣会圣母往见学校里了：我扔下了它，一如当年在奉献仪式上扔下那枚轮盘赌筹码。我早就觉得自己不只是缺乏爱的能力——许多人都缺乏这种能力，可我甚至连感觉内疚都做不到。在我的世界里既无高岗也无深渊——我看见自己身处一片广袤的平原中，在无边无际的平地上持续不停地行走着。曾几何时，我或许还有可能走出不同的人生方向，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在我年幼的时候，往见学校的神父们告诉过我，有一种考验信仰的方法是这样的：一个人要随时准备好为信仰而死。如此说来，马吉欧医生也是这么想的，但琼斯又是为了哪一种信仰而甘心赴死的呢？

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梦见琼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那片平原之上，他躺在我身旁一堆干燥的石头中间，对我说：“别再叫我去找水了。我做不到。我累了，布朗，累了。演了七百场演出，我有时候都会忘记自己的台词了——而我其实只有两句话要讲。”

我对他说：“你为什么要死啊，琼斯？”

“那是因为我的角色需要，老兄，我的角色需要啊。不过我有这么一句很滑稽的台词——等我说出口的时候，你会听见整座剧场里的人哄堂大笑。特别是女士们。”

“是哪一句台词？”

“问题就在这儿啊。我把它给忘了。”

“琼斯，你必须想起来。”

“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必须说——你要看着这些该死的石头——‘这是一个好地方’，然后所有人都哈哈大笑，直到眼中涌出了热泪。然后你要说：‘让私生子睡觉的好地方？’然后我回答：‘我不是这意思。’”

电话铃声惊醒了我——刚才我睡过头了。我迷迷糊糊地听出，是费尔南德斯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在传唤我去处理我的第一笔业务。

注释

1　前句中的“重要人物”原文为“v.i.p.s”，即“very important persons”的首字母缩写，而琼斯在回答中将其戏谑为“very important pooves”，首字母缩写亦为“v.i.p.s”，其中“pooves”为英国俚语，原意指“女人气的男子”或“男同性恋者”，带贬义。

2　绝好妙招（grand coup）：一译“华丽妙招”，是桥牌中残局打法的一种，为了能在残局中形成对对方的将牌进行飞张的形势，庄家有意地将吃明手的赢张以缩短自己将牌的打法。

3　即英国经典情歌《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a nightingale sang in berkeley square），创作于1939年。

4　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1903—1989）：比利时著名侦探小说家，代表作有“梅格雷探案”系列。

5　大法官法院（chancery）：指英国自15世纪开始建立的隶属于大法官的衡平法法院，用以向当事人提供某些不能从普通法法院获得的法律救济。现在它已成为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庭。

6　原文为德语“hausfrau”。

7　福伦丹（volendam）：位于荷兰西北部北荷兰省的一座小镇，主要行业为捕鱼和旅游业。

8　博阿迪西娅（boadicea，？—公元60或61年）：拉丁语名，英文名为boudica或boudicca，通译“布狄卡”，是古罗马帝国时期不列颠的古凯尔特人部族爱西尼人（iceni）的女王，领导了不列颠诸部落反抗古罗马帝国占领军统治的起义。

9　原文为法语“prêtre manqué”。

10　约瑟夫·明曾蒂（józsef mindszenty，1892—1975）：匈牙利枢机主教，是匈牙利反法西斯、反极权主义政府的代表人物。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后，他前往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至1971年才离开。

11　迪马瑟·埃斯蒂梅（dumarsais estimé，1900—1953）：海地黑人政治家，1946年出任总统，曾推动举办1949年海地世博会，1950年因军事政变被迫下台并流亡海外，最终客死巴黎。

12　屠杀河（the massacre river）：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西北部达哈朋省境内的一条河流，因1728年西班牙定居者在此屠杀三十名法国海盗而得名。1937年12月，时任多米尼加总统的特鲁希略下令军队屠杀在境内居住的海地民众，约两万人遇害，史称“荷兰芹大屠杀”（parsley massacre）。

13　朱丽叶·格雷科（juliette gréco，1927—）：法国著名香颂女歌手、演员。

14　弗朗索瓦丝·阿迪（françoise hardy，1944—）：法国著名女歌手、演员、时尚名人。

15　约翰尼·阿利迪（johnny hallyday，1943—）：法国著名摇滚男歌星、演员，被誉为“法语歌坛的猫王”。

16　这句俗语源自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第四幕第一景中的台词，和莎翁原本有异。

17　阿坎市（aquin）：位于海地共和国南部省的一座滨海市镇，距首都太子港市约150公里。

18　原文为拉丁语“dona nobis pacem”，出自天主教弥撒中的祈祷文《羔羊颂》（agnus dei）。

19　《葡萄牙十四行诗集》（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由19世纪英国著名女诗人伊丽莎白·布朗宁（elizabeth browning，1806—1861）创作的爱情诗集，于1850年出版，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珍品。

20　库拉索酒（curaçao）：一种带有橙皮味的利口甜酒，产于加勒比海中的荷属库拉索群岛，味微苦却十分爽适，比较适合用作餐后酒或配制鸡尾酒。

21　法国廊酒（benedictine）：一译“本尼迪克特甜酒”，历史悠久，酒中含香草，是上佳的利口酒和养生保健酒。目前是世界最大酒商百加得公司（bacardi）经营的品牌之一。

22　小戈阿沃（petit goave）：海地西部的滨海市镇，位于首都太子港市西南68公里处。

23　图厅贝克（tooting bec）：位于英国伦敦市南郊旺兹沃思区（wandsworth）内的一处地点。

24　基甸版《圣经》（gideon bible）：由国际基甸会（the gideons international）免费分发在酒店房间、医院病房和其他公共场所的《圣经》。

25　此处指古罗马共和国。布鲁图斯和加图均为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著名政治家。

26　出自《圣经旧约·诗篇》（psalms）中的赞美诗第121首第1节。此处原文与圣经原诗略有差异。

27　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著名剧作家、演员和作曲家，以精练的社会风俗喜剧闻名，曾因影片《与祖国同在》（in which we serve）获得1943年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二战爆发后，科沃德曾秘密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力，并在战争期间多次前往作战前线参加劳军慰问演出。

28　西隆（shillong）：印度东北部山地城市，1972年前曾是阿萨姆邦首府，现为梅加拉亚邦首府。

29　全国劳军演出协会（entertainments national service association，缩写e.n.s.a.）：英国劳军组织，成立于1939年，旨在为军人提供慰问演出和娱乐服务，曾作为英国陆海空军协会的分支机构运作。二战结束后，被联合服务娱乐公司取代。现为英国注册慈善机构“声音与影像服务公司”的下属机构。

30　海陆空三军合作社（navy, army and air force institutes，缩写n.a.a.f.i.）：由英国政府于1921年建立，负责运营英军的康乐设施及供官兵、军眷消费的各种商店、营站，办事员虽然身穿军队制服，但身份上仍属于民间雇员。

31　多米尼加独裁总统特鲁希略于1961年5月遭暗杀身亡后，多米尼加经历了一段相对和平的过渡时期。1963年2月，多米尼加左派政治人物胡安·博什（juan bosch，1909—2001）当选总统，同年9月却被反动军人推翻政权，其后的一年零七个月，多米尼加由亲美的军人独裁政府实行恐怖统治。1965年4月，该亲美独裁政权被拥护博什的爱国民众推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为防止多米尼加成为“第二个古巴”，下令派遣四万余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进驻多米尼加维持稳定，直到1966年受美国扶植的华金·巴拉格尔（joaquín balaguer，1906—2002）当选总统后才最终撤离。

32　艾德怀尔德机场（idlewild airport）：即1948年开放的纽约国际机场，1963年更名为肯尼迪国际机场。

33　“独臂强盗”（one-armed bandit）：一种吃角子老虎机，机身上有一根臂状拉杆，可操纵钱币落入槽口。

34　阿尔·卡彭（al capone，1899—1947），绰号“疤面”，在1925至1931年间曾是芝加哥犯罪集团的首领。1931年因逃税案被捕入狱。在20世纪20—30年代，汤普森冲锋枪曾被美国黑帮分子大量使用。

35　巴尼卡（banica）：位于海地与多米尼加交界处的一座山村，始建于1504年，现为旅游景点。

36　西属撒哈拉（spanish sahara）：即今天的西撒哈拉（western sahara），位于非洲西北部撒哈拉沙漠西部，滨临大西洋，与摩洛哥、毛利塔尼亚、阿尔及利亚相邻，至今仍是一块有争议的地区。1884—1975年间曾为西班牙殖民地，建有多处贸易据点和军事要塞。

37　圣胡安（san juan）：全名为圣胡安—德拉马瓜纳（san juan de la maguana），多米尼加共和国西部圣胡安省的首府城市，位于蒙特克里斯蒂以南约110公里处。

38　埃利亚斯皮尼亚（elías piña）：多米尼加共和国西部埃利亚斯皮尼亚省的首府城市，在当地的官方名称为科门达多（comendador），与海地相邻。

39　佩德罗·桑塔纳（pedro santana）：埃利亚斯皮尼亚省西部边陲小城，位于多米尼加与海地交界处。

40　圣多马（st thomas the apostle）：一译“圣多默”，天主教圣人，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

41　出自《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1章第16节。此处采用和合本译文，原文与《圣经》原句略有区别。

42　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第51节。

43　圣克莱尔（saint clare of assisi，1194—1253）：一译“圣嘉勒”，天主教圣女，是圣方济各（saint frawcis of assisi，1182—1226）的早期追随者之一，也是贫穷修女会（order of poor ladies）的创始人。

44　原文为法语“ce si gros neg”。

45　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7章第24节。彼拉多（pilate，？—41）是古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在仇视耶稣的犹太宗教领袖的压力下，判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并用清水洗手以表示自己对处死耶稣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