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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教堂的钟塔上望去，这场战争只不过是画中风景，就像一本旧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一幅波尔战争的全景图一样固定不动。一架飞机正向石灰岩山中的孤立哨岗空投物资，长年的风雨侵蚀使得安南省边界的山脉看上去就像一堆堆浮石。由于飞机每次回到相同的地点滑翔，所以看起来就像从来没有移动过一般，降落伞也总悬在同一地点——离地的半空中。平原上的迫击炮不断开火，轰炸出来的烟雾如同石头一样牢固不散，集市上的火焰被阳光映成一片苍白色。跳下来的伞兵们身材矮小，排成一列沿着运河移动着，但从这个高度望过去，他们仿佛是静止不动的。就连坐在钟塔角落里诵读祈祷书的那名天主教神父，也是静止的。从这么远看过去，这场战争干净整洁，颇有条理。

黎明前，我就搭乘一艘登陆艇从南定到了这里。我们没法儿在海军站登陆，因为敌人已经将整个城市包围，六百码之外便是敌军，他们已经切断海军站，所以我们的登陆艇沿着烈焰冲天的市集驶进城。映着火焰的光芒，我们成了活靶子，但不知为何，竟然没人朝我们开火。一切都寂静无声，除了燃烧的店铺噼里啪啦声和倒塌声。连河边一个塞内加尔哨兵移动的声音，我都能听得见。

在这次进攻之前，我对发艳很熟悉——一条狭长的街道，两边都是木制店铺，每隔一百码就有一条运河、一座教堂和一座大桥。在夜里，只能点蜡烛或小油灯（发艳没有电厂，只在法国军官营房才有电力供应），无论白天还是夜里，街道上都挤满了吵闹的人群。依照古怪的中世纪方式，在枢机主教的庇护之下，这里一向是全国最有生气的城市，然而这次，当我上岸走向军官营房时，却发现这里是死寂一片。断壁残垣、碎玻璃，以及烧焦的油漆和石灰的味道，长长的街道一眼望去，空空如也，这使我想起清晨空袭警报解除后的伦敦大道：随处可以见到警告标示，上面写着“未爆炸弹”。

军官营房门前的围墙已被炸毁，街对面那些房屋也沦为废墟。我从南定乘着登陆艇沿河而下时，听佩劳德中尉说起事情的经过。他是个严肃的年轻人，共济会成员，于他而言，这次事件就像是对他会友们迷信的一次审判。发艳主教曾去过一次欧洲，并且学会了崇拜圣母法蒂玛——罗马天主教徒都相信，她曾在一群葡萄牙孩子面前显灵。他回来后，便在大教堂内修建一座神龛，以供奉圣母，每年都列队游行，庆祝圣母节。自从当局解散了主教的私人军队后，主教与那位管辖法越两军的上校之间的关系，便十分紧张。今年，上校——他对主教产生几分同情，因为他们俩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天主教更重要——摆出一个友好的姿态，跟他的高级军官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聚集在发艳纪念圣母法蒂玛。甚至许多佛教徒——他们占据半数人口，也不甘心错过这场趣事，那些既不信佛也不信上帝的人也认为所有这些经幡、香炉和金光四溢的圣体匣将会保佑他们全家人远离战争困扰。主教的军队如今只剩下军乐队了，这次就是他们带领着游行队伍；法国军官们奉上校指令，他们像唱诗班的男孩儿，随着队伍进入大教堂区域，经过教堂门前的小水池，池中央的小岛上立着一座白色的圣心雕像，然后从两边有东方式长廊的钟塔下面穿过，走进木雕的大教堂，大堂里有许多整根的原木柱子，深红色的漆制神坛，看起来更像是佛教寺庙，而非天主教堂。人们从各地涌来，从那些运河之间的村落里，从那些具有低地国家[21]风光的水乡里赶过来。水乡里的嫩绿秧苗和金色作物取代了郁金香和带风车的教堂。

没人注意到越盟特工也加入了这次游行，那天晚上共军的主力部队冲过石灰岩山上的通道，进入东京平原。法军在山上的哨兵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同时，潜伏在发艳的特工也开始行动，里应外合。

四天以后，在伞兵的帮助之下，敌军才被迫退到离城半英里之外的区域。这是一场大败仗：新闻记者不许进入，电报也不许发出去，因为报纸只能刊载胜利消息。如果当局知道我是来采访的，那么早在河内就会将我拦下，然而你离司令部越远，对你的限制就越松，当你到了敌军的火力范围内，你就成了一位很受欢迎的客人——河内的参谋部认为这是一大威胁，南定的上校认为值得担忧，外界或许很感兴趣，而在前线的中尉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一场消遣，因此有几个这样的幸福时刻，他大可以表演一番，甚至可以借着虚妄的英雄光辉来对待部下的受伤或死亡。

神父合上他的祈祷书并说道：“好，结束了。”他是欧洲人，但可不是法国人，因为主教不会容忍他的教区出现一位法国神父。他怀着歉意说：“我来到这里，你明白的，不过是想清静一点儿，避开那些可怜的人。”迫击炮的声音似乎在逼近，也许敌军终于开始还击了。寻找这些敌人异常困难：这里有十多条狭窄的战线，在纵横交错的运河间、在农家房屋与稻田之间，他们有无数可以伏击的好机会。

在我们这座钟塔下面，发艳的全部人口都在这里，或站或坐，或躺着。天主教徒，佛教徒，以及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带着他们最值钱的东西——烧饭的炉子、一盏灯、一面镜子、一个衣柜、几床垫子、一幅天主圣像——来到了大教堂区域。这里是北方，夜晚到来时，气温骤降，大教堂里已经水泄不通：早已没有可栖身之地。甚至通向钟塔的每一级楼梯上都被占据，不时还有更多的人挤进大门来，带着他们的孩子和家庭用品。他们相信，不管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在这里总是安全的。我们在这儿看着时，一个身穿越南军装、拿着步枪的年轻人也挤进来，一个牧师将他拦住，并夺下他手里的步枪。我身边的这位神父解释说：“我们在这里是中立的。这是天主的领地。”我心里想：“这真是天国里一些奇怪可怜的居民，惊慌，寒冷，饥饿”——“我真不知道拿什么去养活这些人。”神父对我说——“你会认为一个伟大的国王会做得比这更好。”不过接着我又想到，“无论哪里都是一样——并不是最有能力的统治者就一定拥有最幸福的人民。”

下面已经架起来一些货摊。我说：“很像一个大集市，不是吗，但看不见一张笑脸。”

神父说：“昨晚他们很冷。我们不得不关上修道院的大门，不然他们会涌进来挤死我们。”

“你们在里面暖和吗？”我问。

“并不暖和。即使他们进去十分之一，我们那边也容不下。”他继续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必须要保持健康。发艳只有我们一家医院，我们的这些修女承担护士工作。”

“外科医生呢？”

“我只能尽力而为。”这时我才看见他的法衣上面沾了不少血迹。

他说：“你上来是找我吗？”

“不。我是想辨认一下我所处的位置。”

“我这样问你，是因为昨天晚上也有人上到这里来。他想作忏悔。你看，他对于在运河那边看见的死人感到有些害怕。这也难怪。”

“运河那边的情况很糟糕吗？”

“他们被伞兵两面夹击。可怜的人哪。我想也许你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不是罗马天主教徒。我想你甚至不能认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恐惧会使一个人吓成那副样子，真奇怪。”

“它才吓不倒我呢。就算我信仰上帝，我还是讨厌忏悔。跪在你们的一个小房间里。将自己的一切暴露给另一个人。请原谅我，神父，但对我而言，这种做法是病态的——甚至是懦夫的行为。”

“噢，”他小声地说，“我想你是一个好人，大概没多少事需要忏悔。”

我沿着教堂的房子望去，两边都是运河，向着远处的大海延伸。有火光闪过第二座钟塔。我说：“你们的教堂里并不是完全保持中立的。”

“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他说，“法国人只同意不干涉教堂区域，我们无法再要求更多了。你刚才看见冒出火光的，是一个外籍军团的哨岗。”

“我要下去了。再见，神父。”

“再见，祝你好运。小心那些狙击手。”

我不得不在人群中挤过去，经过小水池和那座伸出两只像白糖做的胳膊的白色圣心雕像，一直走到那条长街上。我朝左右两边望去，都能看见大概四分之三英里远，两边的长街上，除我之外，只有两个活物——两个戴着伪装头盔的士兵，沿着街道边缘慢慢移动，手里端着司登冲锋枪。我说活物，是因为有一家门口还躺着一具尸体，脑袋伸到路面上。没有别的声音，只能听见苍蝇飞舞的嗡嗡声，以及越来越弱的士兵皮靴嘎吱嘎吱的声响。我迅速走过那具尸体，将头转向另一边。几分钟后，我回头一看，只剩下我和我自己的影子，四处无声无息，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我觉得自己像是射击场上的一个标靶。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在这条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可能要在几个小时之后，才会被发现：而在那几个小时里，苍蝇早就爬满了我的全身。

走过两道运河，我转了个弯，走向一座教堂。那里有十几个人坐在地上，都是带着伪装的伞兵，两个军官正在查看一张地图。当我走过去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其中一个背着长天线对讲机的人说：“我们现在可以前进了。”于是每个人都站起来。

我用糟糕的法语问他们，是否能跟他们一起走。这场战争有一个优点，一张欧洲人的脸在战场上便是通行证：一个欧洲人不会被怀疑是敌方的间谍。“你是谁？”那个中尉问道。

“我在写这场战争。”我说道。

“美国人？”

“不，英国人。”

他说：“这是一次很小的行动，但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的话……”他开始动手摘下他的头盔。“不，不用，”我说，“那是给战斗者戴的。”

“随你的意思。”

我们在教堂后面排成一列纵队出发，由中尉带领，走到一道运河岸边，我们停了一会儿，让那个背着对讲机的士兵跟两侧的巡逻部队取得联络。迫击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并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炸开了。我们在另一座教堂后面与一些人会合，现在我们大约有三十人了。中尉的手指敲在地图上，低声对我解释说：“报告说有三百人在这个村落里。也许是为了今晚的行动在这里集合。但我们还不清楚，目前还没人发现他们。”

“离这里有多远？”

“三百码。”

无线电又传来指令，我们无声无息地继续前进，右侧是一道笔直的运河，左侧则是低矮的灌木丛和庄稼，再过去又是灌木丛。“警报解除。”中尉低声说道，并挥手示意我们继续前进。四十码外，又是一道运河，河上是一座残破的桥，只剩下一块木板，没有栏杆，横跨在我们面前。中尉对我们打手势进行部署，我们蹲了下来，面对着离我们三十英尺、桥那边情况不明的未知地带。士兵们望向河水，然后仿佛得到命令似的，又都同时把视线移开。那一刻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但当我看到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堤岸的乡村酒家、那些男扮女装的演员和吹着口哨的年轻军人，还想起派尔说的那句话：“这一点儿也不合适。”

运河里遍布着尸体，这使我想起了肉放得太多的爱尔兰炖肉。尸体重叠堆放：一个人头，暗灰色，像是被剃了光头的无名囚犯，冒出水面，如同浮标。这里没有血，我想血早已流走了。我不知道河里究竟有多少具尸体，他们一定是陷入了交叉火力，又试着逃回来，我想这时在岸边的每个人都在想：“这样的局面两个人就可以做到。”我也将视线移开。我们都不想再被提醒自己的生命是多么不值钱，而死亡来得又是多么迅速，多么简单，多么悄无声息。尽管我始终秉承向死而生的理念，但实际上，我还是像个处女一般害怕它的到来。即便是死亡，我也希望有个事先的警告，让我自己好有所准备。准备什么呢？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准备，除了向着这个我要离开的地方多看上几眼。

中尉坐在背着对讲机的那个士兵身旁，低头盯着两脚之间的土地。对讲机里噼噼啪啪地传出一些指示，于是他叹了口气，就像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那样，又站起身来。这些军人的所有动作里，透露出一种古怪的友情，好像他们对各自的任务已经一起执行过许多次。没有人等待分配任务。两名士兵向木板走去，试着通过，但由于身上的武器太重，使他们失去了平衡，导致二人不得不骑在木板上，每次只能向前移动几英寸。另一名士兵在运河下游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艘平底船，他设法将它划至中尉所站的岸边。我们六个人上了船，他就开始向对岸划去，但是碰上一大堆尸体，船走不动了。他用竹竿向外撑，竹竿陷入那一大堆人肉烂泥里，然后一具尸体浮上水面，直挺挺地靠在船边，像一位躺着晒太阳的游泳者。然后，我们的船从中挣扎出来，一到达对岸，我们便赶紧爬了出来，没有勇气再回头看。没有人向我们开火：我们仍活着；死神已经撤离了，也许撤至下一条运河去了。我听见有人在我背后十分严肃地说道：“感谢上帝。[22]”除了中尉之外，这支队伍里大多数都是德国人。

远处坐落着数间农家房屋；中尉贴着墙先走了进去，我们列纵队跟进，每个人之间相隔六英尺。然后，这些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便在农场里分散开来。这地方没有一丝生气——连一只母鸡也没有留下，虽然在那个曾经是起居室的房间里的墙壁上，还挂着两幅丑陋的油画式石版画，一幅是《圣心》，另一幅是《圣母与圣婴》，这两幅画给摇摇欲坠的房屋带来了一些欧洲气息。即使你不赞同他们的信仰，至少也知道他们在相信着什么：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灰色的干尸。

战场上的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等着别人的行动。你的生命还剩下多久，谁也说不准，所以也没有什么胡思乱想的必要。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哨兵们走了出去。这时，前方要是出现任何动静，那势必就是敌人无疑了。中尉在他的地图上做好标记，并通过无线电报告了我们的位置。午夜的寂静降临：迫击炮不再开火，天上也没有飞机了。一个士兵用树枝在院落的尘土上心不在焉地乱写乱画。过了一会儿，我们好像被战争遗忘了。我希望凤已经把我的西服送到洗衣店里去了。一阵冷风吹乱了院子里的稻草，一个士兵谨慎地走到谷仓后面撒尿。我竭力回忆，在河内时英国领事让我拿走的那瓶威士忌，我有没有付过钱。

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人开了两枪，然后我想：“就是它了。现在它来了。”这是我想要的预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那件永恒的事情。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一次地，我为“那件事情准备得过了头”。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之后，一个哨兵才回来，向中尉汇报了一些情况。我只听见了这句：“两个平民。”

中尉对我说“我们看看去”，于是我们跟在这个哨兵后面，沿着两片田地之间泥泞、杂草丛生的小路走过去。在农家房屋二十码外，一条狭窄的水沟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寻找的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儿。他们显然已经死去：女人的前额上有一块匀整的、已经凝结起来的血痂，孩子就像睡着了似的。他大概六岁的样子，躺在那里，精瘦的小膝盖弯曲着，如同子宫里的胚胎一般。“倒霉，打错了。”中尉说。他弯下身来，将孩子翻过去。男孩儿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圣牌，我对自己说：“护身符也不管用。”在他的身体下面，还有一块被咬过的面包。我想着：“我憎恨战争。”

中尉说：“你看够没有？”语气很凶，好像这两个人的死亡责任主要在我似的。也许对军人来说，是平民出钱雇他们杀人的；平民将谋杀这项罪名放在工资袋里，从而逃避掉责任。我们走回农场，静静地坐在稻草上，风吹过来，它像一个动物那样，似乎知道黑夜即将来临。那个用树枝乱写乱画的士兵正在撒尿，而刚才撒尿的那个此时正在乱写乱画。我想，在哨兵埋伏好之后的那段寂静时间里，那对母子一定认为从沟渠里走出来是绝对安全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沟渠里待了很长时间——面包已经干了。这个农场可能是他们的家。

无线电又响了起来。中尉不耐烦地说：“他们要轰炸村庄。巡逻队今晚都要撤回去。”我们站起身来，准备返程，划船绕过那一大堆尸体过河，列队经过那座教堂。我们并没有走多远，但感觉却是一次相当漫长的旅程，而这次巡逻的结果就是：杀死了那对无辜的母子。飞机已经逐一起飞，轰炸在我们身后拉开了帷幕。

待我抵达军官的营房时，天已经黑了，我要在营房里过夜。气温只有一摄氏度，唯一暖和的地方是那片燃烧的集市。营房里有一面墙早被火箭炮轰塌了，几道门扭曲变形，帆布帘子也挡不住那一阵阵寒风。发电机没开，我们只好用盒子和书作为遮挡物，保证蜡烛能继续燃烧。我跟索雷尔上尉玩起了“四二一”，赌共产党发行的货币：我没办法赌喝酒，因为我是吃他们伙食的客人。我的运气时好时坏，令人厌倦。我打开我的那瓶威士忌，想让我们暖和一些，其余的人都聚集在我周围。上校说：“这是从我离开巴黎以来，喝到的第一杯威士忌。”

一名中尉查哨回来，“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他说。

“在四点钟之前，他们是不会进攻的。”上校说。“你有枪吗？”他问我。

“没有。”

“我会给你找一把。最好把它放在枕头边上。”他客气地补充道，“我怕你会觉得你的被褥太硬。到三点半时，迫击炮就要开火了。我们想轰散敌军聚集的兵力。”

“你觉得这场战斗会持续多久？”

“谁知道呢？我们无法再从南定调来更多的部队。这只是牵制攻击。两天前，我们得到了一些支援，若是能以现在这种情况支撑过去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赢了。”

大风又吹起来，直往屋子里灌。帆布帘子被吹了起来（这使我想起了波尔纽斯[23]在帷幕后被杀死那件事），烛光摇曳，暗影乱舞，我们像是一个巡回演出的剧团。

“你们的哨岗都没问题吧？”

“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他十分疲惫地说道，“暂时没问题，你知道，跟一百公里外和平府的战事比起来，这里的情况不值一提，那边才是硬仗。”

“再来一杯吧，上校？”

“谢谢你，不用了。味道不赖，你们英国的威士忌，不过最好留一些，夜里有需要时可以喝。我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去睡一会儿了。迫击炮开始轰炸后，谁也睡不成了。索雷尔上尉，给福勒先生准备好他需要的东西——蜡烛、火柴、左轮手枪。”说完，他便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就寝的信号。他们在一间小贮藏室的地板上给我放上一床褥垫，我被木箱四面包围着。没多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地板虽然很硬，却很适合休息。凤是否在家里呢，我这样想着，奇怪的是毫无嫉妒之意。在今天晚上，占有一个肉体似乎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也许因为这一天我看过的肉体太多了，那些肉体不属于任何人，甚至也不属于他们自己。我们都会像这样消耗殆尽的。当我睡着后，我梦见了派尔。他独自在舞台上跳着舞，动作僵硬，双臂伸向一个并不存在的舞伴，我坐在一把像是弹钢琴用的椅子上看着他，手里握着一支枪，以防有人干扰他跳舞。舞台旁边贴着一张节目单，就像在英国音乐厅里贴的那种，上面写着：“爱之舞，一级。”有人在剧院后面走动，我把枪握得更紧。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我的手放在他们借给我的枪上，一个人拿着蜡烛站在门口。他戴着一顶钢盔，在他的眼睛投上一道阴影，直到他开口说话时，我才知道他是派尔。他不好意思地说：“很抱歉把你吵醒。他们告诉我，今晚我可以睡在这里。”

我还是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你从哪儿弄到的头盔？”我问。

“噢，别人借给我的。”他含糊地说道。他拖着身后的军用背包，从包里面拽出来一个羊毛内衬的睡袋。

“你的装备很齐全嘛。”我一边说着，一边竭力回忆为什么我和他竟然都跑到这里来了。

“这是标准的旅行包，”他说，“是我们医疗援助队的。他们在河内借给我一个。”他拿出一个热水瓶、一个小酒精炉、一把梳子、一套剃须工具和一罐口粮。我看了看我的手表。差不多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2

派尔继续翻弄他的行李。他将几个箱子摞成一个长台，并在上面放下他的剃须镜和其他用具。我说：“我怀疑你在这里弄不到水。”

“噢，”他说，“保温瓶里的水就够我早上用的了。”他坐在睡袋上，开始动手脱靴子。

“你到底怎么到这儿来的？”我问。

“他们让我一直跑到南定，去看看我们的沙眼治疗团队，然后我租了一条船。”

“一条船？”

“噢，是那种平底船——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事实上，我是把它买了下来，倒没花多少钱。”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沿着河划过来的？”

“也不是什么难事，你知道的。我是顺流而下。”

“真是疯了。”

“噢，没什么。真正需要担心的危险，只是怕船搁浅而已。”

“或者挨了海军巡逻队的枪子，被法国飞机的扫射击中，还可能被越盟的人抹了脖子。”

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不管怎样，我现在到这里了。”他说。

“为什么非要来这里？”

“噢，有两个理由。不过我可不想打扰你的睡眠。”

“我不困。枪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介意我挪挪蜡烛吗？这里有点儿太亮了。”他看起来十分紧张。

“第一个理由是……？”

“嗯，前几天你的话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趣。你记得我们跟格兰杰……还有凤在一起的那天吗？”

“记得，然后呢？”

“然后我想，我似乎应该亲自来看看。老实说，那天格兰杰的表现让我觉得很惭愧。”

“我明白了。就这么简单吗？”

“是，这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难事，不是吗？”他开始摆弄他的鞋带，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不太诚实。”他终于开口说道。

“不诚实？”

“我其实是来看你的。”

“你来这里，是为了看我？”

“是的。”

“为什么？”

他不再摆弄鞋带，陷入尴尬与痛苦之中。“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爱上凤了。”

我听后大笑起来。完全控制不住。他的话实在出人意料之外，但说的时候却又是一脸严肃。我说：“你不能等我回去再说吗？我下周就回西贡了。”

“你也许会被杀掉，”他说，“那样就显得我不够磊落了。而且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不去接近她，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控制得住。”

“你的意思是，你还没接近过她？”

“当然。你认为我会先告诉她——而不让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我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她的？”

“我想是乡村酒家的那个晚上吧，在跟她跳舞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你们并不亲近。”

他不解地看着我。如果他的行为对我来说有一点儿疯狂的话，那么我的反应对他来说，显然更加莫名其妙。他说：“你知道，我想是因为我瞧见了妓院里的那些女孩儿。她们全都那么漂亮。唉，想到她也是其中一个，我就想去保护她。”

“我不觉得她需要你的保护。徐小姐约你出去过吗？”

“约过，但我没有去。我一直躲着她们。”他沮丧地说，“这很不好。我觉得那样做很糟糕，但是请你相信我，可以吗，如果你们已经结婚——那我绝不会闯进去做第三者的。”

“你似乎很确定你能闯得进来。”我说。头一次，他的这番话让我很生气。

“福勒，”他说，“我不知道你的教名……”

“托马斯。怎么了？”

“我能叫你汤姆吗？我觉得冥冥之中，它拉近了我们的关系。我是说，爱上同一个女人这件事。”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他背靠着包装箱，满腔热情地坐了起来。“现在你知道了，那么一切似乎不同了，”他说，“我想求她嫁给我，汤姆。”

“你还是叫我托马斯吧。”

“她只需要在我们两人中作出选择，托马斯。这很公平。”但这公平吗？想到日后的孤独与落寞，我第一次不寒而栗。这一切不过是异想天开，但……他也许是个可怜的情人，我却要更差劲。他比我要体面得多。

他开始脱衣服。我想：“他还拥有青春。”我忽然发现我很嫉妒派尔，这件事实在令人悲伤。

我说：“我不能娶她。我在家里还有个妻子。她永远不会跟我离婚的。她信奉高教会派——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吧。”

“很抱歉，托马斯。对了，我的名字叫奥尔登，如果你愿意……”

“我还是管你叫派尔吧，”我说，“我脑子里想到你时，就会出现派尔这个名字。”

他钻进睡袋，伸手去拿蜡烛。“嘘，”他说，“很高兴这件事过去了，托马斯。这几天来，我一直因为这件事而难受。”很明显，他现在是不会难受了。

蜡烛熄灭后，我只能看见他的平头在外面火光映衬下的轮廓。“晚安，托马斯。好好睡一觉。”这些话像一场低劣喜剧的提示语那样，刚一说完，迫击炮便开始轰炸了，炮弹飞行的声音、尖啸声、爆炸声一并传来。

“上帝啊，”派尔说，“是一次进攻吗？”

“他们正试图阻止一次进攻。”

“好吧，我想，我们是睡不成了吧？”

“睡不成了。”

“托马斯，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你处理这一切的看法——我觉得你非常出色，极其出色，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

“谢谢。”

“你见过的世面比我多。你知道，从某种角度来说，波士顿未免有些——狭隘。即使你不是洛厄尔或卡伯特家族[24]的一员。我也希望你能给我建议，托马斯。”

“哪方面的建议？”

“关于凤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相信我的建议。我是有私心的。我想把她留在我身边。”

“噢，但我知道你为人直率，非常直率，我们俩对她都是真心的，都很在乎她的利益。”

忽然间，我再也受不了他的孩子气。我说道：“我不在乎她的利益。你可以在乎。我只想要她的身体。我要她跟我上床。比起照顾她的什么狗屁利益，我还……还不如去糟蹋她，跟她一起睡觉。”

在黑暗里，他说了一声“噢”，声音虚弱。

我继续说：“如果你只关心她的利益，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放过她吧。跟其他女人一样，她也想要个好的……”迫击炮的爆炸声使那双波士顿耳朵没能听见盎格鲁-撒克逊的粗话。

但是在派尔身上，有一种难以说服的固执。他认为我的表现良好，那我就不得不表现良好。他说：“我知道你的痛苦，托马斯。”

“我不痛苦。”

“噢，当然，你很痛苦。我知道，如果我不得不放弃凤的话，也是一样。”

“但我并没有放弃她。”

“我也很重视肉体，托马斯，但是如果凤能快乐的话，我愿意放弃一切。”

“她现在就很快乐。”

“不可能的——以她现在的处境来说。她想要孩子。”

“她姐姐那些胡说八道的话，难道你还真信……”

“当姐姐的有时会更了解妹妹……”

“她只是想把那些想法灌输给你，派尔，因为她觉得你比较有钱。而且，我的上帝，你居然会相信。”

“可我只是赚工资的。”

“嗯，不管怎么说，你们货币的汇率相当不赖。”

“别那么刻薄，托马斯。这样的事情很多。我真希望它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你。那是我们的迫击炮吗？”

“是的，是‘我们的’迫击炮。你说得就好像她要离开我了似的，派尔。”

“当然，”他的语气倒没什么信心，“她也可能会选择跟你在一起。”

“那到时你要怎么办呢？”

“我会申请调离。”

“你怎么不现在就走呢，派尔？别留在这儿惹麻烦。”

“那对她是不公平的，托马斯。”他十分严肃地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对自己造成的所有麻烦有比他更善意的动机。他补充道：“我不认为你很了解凤。”

几个月后的一个早上，我醒来时，凤就在我身边，我想：“你了解她吗？你能预料到这种情况吗？凤心满意足地睡在我身边，而你却先走一步？”时间自会报复，而报复总是如此凄苦。我们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会完全了解另一个人，妻子无法完全了解丈夫，情夫无法完全了解情妇，父母也无法完全了解孩子。也许这就是人们发明上帝的缘由——它能了解一切。如果我希望被人了解或者了解他人时，也许我也会哄骗自己相信上帝，但我只是个记者而已。上帝是为新闻主笔而存在的。

“你确定有许多事情需要去了解吗？”我问派尔，“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咱们还是来一杯威士忌吧。争来争去，吵死人了。”

“现在喝酒有点儿早。”派尔说。

“是他妈的晚了。”

我倒了两杯酒，派尔举起他的那杯，眼睛透过威士忌，睁大眼睛望向烛光。每当有炮弹爆炸时，他的手便会发出一阵颤抖，他如此害怕，却还是从南定跑过来，作这次毫无意义的旅行。

派尔说：“这事很奇怪，我们都不能跟对方说‘祝你好运’。”于是，我们什么都没说，把酒喝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