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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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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尔不请自来,说是要来喝杯酒,但我知道,他其实是不喝酒的。几周过去之后,回想起发艳那次荒唐的见面,简直难以置信:甚至连谈话的细节也不大清楚了。那次的细节就像是罗马古墓里的残缺文字,而我就像一个考古学家,依据我的学术偏见去填补上那些空白。我甚至觉得他是在愚弄我,那番谈话是一场计划周密、幽默的伪装,为的是掩盖他的真实目的,因为在西贡已有传言,说他是从事秘密活动的,“秘密”这个词其实并不恰当。也许他正将美国军火供应给第三势力——发艳主教的军乐队,那些吓坏了的、没有薪水的年轻士兵,这是他余下的全部兵力了。河内的那封调职电报,我一直留在口袋里。这件事即便告诉给凤,也没什么意义,那只会让我们剩下的几个月变得极其糟糕,充斥着泪水与争吵。甚至不到最后一刻,我都不会去申请办理出境证,万一移民局里有她的熟人,那就难办了。

我告诉她:“派尔会在六点过来。”

“我要去找我姐姐。”她说。

“我想他主要是想见你。”

“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的家人。你走之后,姐姐邀请过他几次,他从没赴约过。姐姐很伤心。”

“你不必出去。”

“如果他想见我,可以邀请我们去美琪大饭店。他只是想跟你谈些私事——关于生意之类。”

“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大家说他进口很多很多东西。”

“具体是什么东西呢?”

“药剂、药片……”

“那都是供应给在北部的沙眼治疗队的。”

“也许吧。海关没资格检查那些东西,全都是外交包裹。但有一次不小心弄错了——结果那人立马就被开除了,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还威胁说要停止一切进口。”

“里面是什么东西?”

“塑料。”

“你说的不是炸弹吧?”

“不是,只是塑料。”

凤走之后,我写信回英国。路透社有个人几天后要从这里去香港,他可以从那里将我的信寄出去。我知道我的呼吁不会有什么希望,不过这样做的话,我日后就不会责备自己没有采取任何可行的措施。我写信给报社总编,说现在不是更换记者的好时机。巴黎的德·拉特尔将军生命垂危,法军就要从和平府全部撤退,越南北部正处于巨大的危机之中。我告诉他说,我不适合担任国际新闻编辑——我是个记者,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真正的观点。在最后一页,我甚至以私人理由向他申请,虽然任何人的同情心都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抵挡不住那一排灯管下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的人,也抵挡不住那些千篇一律的废话——“报纸的利益”“情势所迫”之类……

我写道:“出于某些私人原因,我不太愿意离开越南。我认为我在英国很难好好去工作,不仅有经济上的压力,家庭方面也有许多问题。老实说,如果我有能力负担的话,那么我宁可辞职,也不愿意回到英国去。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表现我的反对意愿是多么强烈。我认为您觉得我还不算一个很糟糕的记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您提出申请。”然后,我又读了一遍我写的发艳战争的文章,准备也托人带过去,作为一篇发自香港的通讯。法国人现在不会过于反对我这样写了——包围已经解除:败仗也宣传为一场胜利了。接着,我又把我给总编的信的最后一页撕碎了。那样做根本没用——那些“私人原因”只会沦为他们私下里的笑柄。大家都觉得,每一个海外记者在当地都有女人。总编会把它当成笑话告诉给夜班编辑,夜班编辑嫉妒之余,回到他在斯特里特姆的双拼别墅里,带着幻想爬上床,身边躺着多年前从格拉斯哥带过来的忠实妻子。我太清楚那种房子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了——门廊里摆着一辆坏掉的三轮脚踏车,一个不知是谁弄断的他最喜欢的烟斗,客厅里有一件孩子的衬衣在等着缝上一颗纽扣。“私人原因”:在伦敦记者俱乐部喝酒时,我可不愿意因他们的笑话而使我想起凤。

有人敲了一下房门。我给派尔打开门,他的黑狗抢在他前面进来了。派尔从我的肩膀上望过去,发现房间里没有别人。“就我自己,”我说,“凤去找她姐姐了。”他的脸红了。我注意到他穿着一件夏威夷衬衫,不过在色彩和设计上都相当克制。我很惊讶:难道他已经被人指控从事非美活动了吗?他说道:“希望我没有打扰到你……”

“当然没有。喝杯酒吗?”

“谢谢。是啤酒吗?”

“抱歉。我们没有冰箱——冰块要让人送。来杯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

“一小杯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太喜欢烈酒。”

“加冰块吗?”

“多加些苏打水——如果你有的话。”

我说:“发艳之后,我就没见过你。”

“你收到我的信了吧,托马斯?”

他喊我的教名时,仿佛是在宣示他没有在开玩笑,派尔并没有掩饰什么,他来这里就是为了凤。我注意他的平头最近刚修剪过,甚至穿上这件夏威夷衬衫也是为了彰显男性之美吧?

“信我收到了,”我说,“我想我应该一拳把你打倒在地。”

“当然,”他说,“你有这样的权利,托马斯。但我在大学时练过拳击——而且我还比你年轻。”

“嗯,那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是吗?”

“你知道,托马斯(我相信你也有同感),我不喜欢背着凤去谈论她。我本以为她会在这儿的。”

“好吧,那我们要谈点儿什么呢——塑料?”我说这话并没有吓唬他的意思。

他说:“你也知道那件事了?”

“凤告诉我了。”

“她怎么能……?”

“你该知道这个事情已经传遍了。这又有什么呢?你准备去做玩具生意吗?”

“我们不想让援助的细节都披露出去。你知道我们国会的情形——而且参议员们经常来访。仅仅是因为我们沙眼治疗队使用某种药而没用另一种,就惹出过许多麻烦。”

“我还是不明白塑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的黑狗坐在地板上,占去许多空间,不停地喘着气;它的舌头看起来像一块烧得过了火的煎饼。派尔含糊其词地说道:“噢,你知道,我们想扶植一些本地的工业,不得不对法国人加以防备。他们希望所有东西都从法国进口。”

“不怪他们。战争需要钱。”

“你喜欢狗吗?”

“并不。”

“我以为英国人都很喜欢狗。”

“我还以为美国人都喜欢美元呢,不过肯定也有例外。”

“没有‘公爵’的话,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了。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孤独……”

“在你的那个部门里,应该有不少同伴吧。”

“我养过的第一只狗名字叫‘王子’,取自‘黑王子[28]’这个意思。你知道,那个家伙……”

“他在利摩日[29]屠杀了所有妇女和孩子。”

“这我可记不得了。”

“历史书上将这部分掩盖过去了。”

当现实与派尔内心里所珍视的浪漫念头不相符合,或是某个他所敬爱或者仰慕的人没达到他那荒唐的标准时,痛苦与失望的情绪便会在他的眼睛里和嘴角上蔓延。有一次,我记得,我指出约克·哈丁犯过一个事实性的错误,然后我安慰他说:“不管是谁,都会犯错误的。”他紧张地笑起来,说道:“你一定认为我是个傻瓜,但是,我几乎以为他是不会出错的。”他继续说,“我父亲只跟他见过一次面,就非常喜欢他,而我父亲本身是很难讨好的那种人。”

那只名为“公爵”的大黑狗,喘匀气后,也逐渐适应了房间内的空气,便开始在屋子里东闻西嗅。“能让你的狗老实点儿吗?”我说。

“噢,我很抱歉。公爵,公爵。坐下,公爵。”公爵坐了下来,又开始大声地舔着自己的si处。我将两个杯子倒满酒,并特意从它身边经过,以暂时打断它的清洁工作。但它只安静了片刻,之后又给自己抓起痒来。

“公爵非常聪明。”派尔说。

“王子后来怎么样了?”

“我把它带去康涅狄格的农场里,它被车撞死了。”

“你难过吗?”

“噢,非常难过。它对我来说极为可贵,不过一个人总是要有点儿理智。又没有什么办法能使它复活。”

“那么如果你失去了凤,你还会有理智吗?”

“噢,当然,我希望是那样,你呢?”

“说不准。我可能会走火入魔。你想到过这一点吗,派尔?”

“我希望你可以叫我奥尔登,托马斯。”

“我不想那么叫。派尔这个名字——会引发不少联想。你到底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呢?”

“我当然没想过。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最直率的。我还记得当时你的表现是多么有修养,当我闯进……”

“我记得,那次在睡着之前,我想,如果现在来一次袭击,然后你被打死,那么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光荣牺牲。为了民主。”

“别笑话我了,托马斯。”他不安地晃动着他的长手长腿,“在你看来,我一定是有些愚蠢,但我清楚,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不是。”

“我知道,如果认真说起来,你一定希望她能有最好的归宿。”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凤的脚步声。我原本寄希望于等到派尔离开之后凤再回来。派尔也听见了脚步声,并意识到凤回来了。他说:“是她吧。”尽管只相处过一个晚上,但他却能分辨出她的脚步声了。为了凉快一些,我将房门打开,狗也起身站在门边,看起来它好像已经把凤当成派尔的家人来接待。我反而成为不速之客了。

凤说:“我姐姐没在家。”然后谨慎地望着派尔。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实话,还是她姐姐叫她快点儿赶回来的。

“还记得派尔先生吗?”我说。

“很高兴见到您。”她优雅地回应道。

“我也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说完,他的脸又红了。

“什么?”

“她的英语不是很好。”我说。

“恐怕我的法语更糟。虽然我正在学习。我也许可以听得懂——如果凤说得慢些的话。”

“我来当翻译吧,”我说,“本地口音的法语要听习惯了才行。现在你想说什么?坐下来吧,凤。派尔先生是特地来看你的。说真的,”我转而问派尔说,“需不需要我离开一下,让你们两人单独谈谈?”

“我希望你听到我要说的这些话,否则就不公平了。”

“好吧,那就开始吧。”

他的语气严肃,好像这番话他已在心里演练过无数次,说他对凤怀着极大的爱与敬意。自从那天晚上与凤共舞开始,他就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听见这些话,我想起一个老管家正带着一批游客参观一座“深宅大院”。这座“深宅大院”就是他的心,对于这个家庭里的许多私人房间,我们只能匆匆一瞥。我很仔细地为他翻译——这样听起来更糟,凤安静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仿佛是在聆听电影里的对白一般。

“她听懂了吗?”派尔问。

“在我看来是听懂了。你不需要我帮你加些话进去,是吧?”

“不需要,”他说,“翻译就行。我不希望在感情上动摇她。”

“明白了。”

“告诉她,我想娶她。”

我告诉了凤。

“她说什么?”

“她问我你是不是认真的。我告诉她,你是个认真的人。”

“我想这种状况真是有点儿怪,”他说,“请你替我翻译。”

“相当怪。”

“然而这似乎也挺自然。毕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多谢厚爱。”

“我遇见麻烦之后,总是第一个想到你。”他说。

“那么我想,爱上我的女人也是一种麻烦吧?”

“当然。我真希望我的对手不是你,托马斯。”

“好了,我接下来要对她说什么。没有她你活不成了?”

“不,那种话太感情用事了。而且也不够真实。得不到她的话,我只好离开这里,任何事情都会过去的。”

“当你酝酿接下来该说些什么的时候,不介意我先跟凤说一句话吧?”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这才公平,托马斯。”

“好吧,凤,”我说,“你要离开我去跟他在一起吗?他会娶你。我做不到。你知道原因的。”

“你要走了吗?”她这么一问,我想起了口袋里报社总编寄过来的那封信。

“不走。”

“永远不走?”

“那怎么能保证呢?他也不能保证。婚姻也会破裂,而且结了婚的人往往比我们这样的分开得更快。”

“我不想离开你。”她说。但这句话并不能使人放心,它后面跟着一个没说出口的“但是”。

派尔说:“我想我应该把所有的牌都摆在明面上。我不富有。但将来我父亲去世时,我会得到五万美元的遗产。我的健康状况不错——两个月前刚拿到一份健康证明,我还可以让她知道我的血型。”

“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说这些干吗?”

“嗯,为了确定我们在一起可以生孩子。”

“在美国,你们做爱之前,都必须弄清楚——收入和血型?”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要是在美国的话,也许我的母亲会跟她的母亲谈谈。”

“谈你的血型?”

“别嘲笑我,托马斯。我想我的做法是有些老派。你知道,碰上这种情况,我有点儿不知道怎么才好。”

“我也是。我看要么别谈了,我们干脆扔骰子来决定她属于谁吧?”

“你这是假装无所谓,托马斯。我知道你像我一样爱她。”

“好吧,继续吧,派尔。”

“告诉她,我并不指望她立即就会爱上我。但那一天会到来的,不过请告诉她,我为她提供的是保障和尊重。这听起来也许并不动人,但它比激情更为长久。”

“她随时都能得到激情,”我说,“当你去办公室时,还有你的司机呢。”

派尔脸红了。他尴尬地站起身来,说道:“这个笑话很无耻。我不会让她受到侮辱。你没有权利……”

“她还不是你的妻子。”

“你又能给她什么?”他气势汹汹地问道,“当你回英国的时候,给她留下几百美元,或许你还要把她和家具一并转让出去吧?”

“家具本来也不是我的。”

“她也不是。凤,你愿意嫁给我吗?”

“血型的事情怎么办呢?”我说,“还有健康证明。你也应该问她要一份,不是吗?也许还应该向我要一份。还有她的天宫图——噢,不用了,那是印第安人的习俗。”

“你愿意嫁给我吗?”

“用法语说,”我说,“要是再帮你翻译,我他妈的就真应该去死了。”

我站起身来,那只狗忽然叫起来,这让我大为光火。“告诉你那该死的‘公爵’,让它安静点儿。这是我的家,不是它的。”

“你愿意嫁给我吗?”他又重复一遍。我朝凤身边挪了一步,那只狗又叫了起来。

我对凤说:“让他滚出去,狗也带走。”

“现在就跟我走吧,”派尔说,“跟我一起生活。”

“不,”凤说,“不要。”忽然间,我们两人之间的怒气全部消散了。这个问题简单极了,只需要一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单词[30]就能解决。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安慰。派尔站在那里,嘴巴微张,满脸困惑,他说:“她说不。”

“这点儿英文她还是会说的。”我现在就想大笑——我们两个把彼此愚弄得成了什么样子。我说:“坐下来,再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派尔。”

“我想我该走了。”

“再喝一杯。”

“别把你的威士忌都喝光了。”他喃喃地说。

“喝光了我可以再向公使馆买。”我走到桌边,狗对我龇着牙齿。

派尔气愤地说:“坐下,公爵。老实点儿。”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如果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很抱歉,托马斯,我不知道刚才我是怎么一回事。”他举着杯子,想了想又说道,“最好的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请你千万别离开她,托马斯。”

“我当然不会离开她。”我说。

凤对我说:“他想抽一袋烟吗?”

“你想抽一袋烟吗?”

“不了,谢谢。我不沾鸦片,我们服务队里有严格的规定。喝完这杯我就离开。至于公爵今天的表现,也很抱歉,它平时一直都很安静的。”

“留下来吃晚饭吧。”

“我想,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他露出一个迟疑的笑容,“我想人们会说我们两个人的行为都很怪异。我希望你能娶她,托马斯。”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真的。自从我看见那个地方——你知道,就是乡村酒家附近的妓院——我一直就很害怕。”

他迅速喝完了那杯他不习惯的威士忌,不朝凤看一眼,告别的时候也没有去握她的手,只是尴尬地微微点头。我注意到她的目光跟着他走出房门,经过镜子时,我打量一下自己:裤子最上面那颗纽扣没系上,这是身材走样的开始。到了门外,他说:“向你保证,我不会再见她,托马斯。这件事不会让我们之间产生隔膜吧?等这次的任务完成,我就申请调离。”

“那需要多久?”

“大概两年。”

我回到房间里,心里想:“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还不如告诉他们我就要走了。”那样他只需要捧着流血的心,将其作为装饰,几个星期后……我的谎言甚至会使他的良心得以安慰。

“要我给你烧袋烟吗?”凤问道。

“好,稍等一下。我要先写封信。”

这是我今天写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我倒是一点儿也没撕掉,尽管我对于后续的回应也同样不抱希望。我写道:“亲爱的海伦,我将在四月份回到英国,担任国际新闻编辑。你能想象,对此我并不情愿。英国是我的伤心之地,在这里没有一件事能够顺利完成。我本来期望我们的婚姻能长久下去,正如我也遵奉你的那些基督教信仰那样。直至今天,我都不清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知道你和我都尽力挽回过),我想大概是我的脾气不好。我知道自己发起脾气来,是多么无情,多么糟糕。现在我认为稍微好了一些——这是在东方生活的好处——虽然没有变得温和,但更安静一些。也许这不过是因为我的年龄又长了五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五年占的比重很大。你对我一向大度,自从我们分居以来,从来没有指责过我。你现在愿意更大度一些吗?我知道,在我们结婚之前,你警告过我说绝不会离婚。我也接受了,所以不能抱怨。但现在,我还是想请你同意离婚。”

凤在床上呼唤我,她已经把托盘摆好了。

“再等一下。”我说道。

“我可以把这件事掩饰过去,”我继续写道,“说得既体面又漂亮,或者假装是为了另一个人的缘故。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向来坦诚相见。那是为了我,而且只是为了我。我很爱一个人,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两年多了,她一直对我很忠诚,但我知道,我对她而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离开她,她会有点儿难过,我认为,但绝不会酿成什么悲剧。她会嫁给别人,生儿育女。我告诉你这些,显得我很蠢,相当于让你有了指责我的把柄。但是,因为我一直是在说真话,要是我说失去了她对于我来说,就是死亡的开端,也许你会相信的。我不是要你‘讲道理’(道理都在你那边),也不是要你发慈悲。慈悲这个词太严重了,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再说,我也不值得你发什么慈悲。我想,我现在想要你做的是,在忽然之间,不讲道理,违反常理。我希望你(我在这个词上犹豫了一下,写下来还是不太准确)动感情,在你还来不及深思熟虑之前就采取行动。我知道,比隔着八千多英里写信,这样的事情通个电话会更容易办到。但愿你能给我回一封电报,上面只要有‘我同意’就行了!”

写完信后,我仿佛刚刚跑完一段长路,筋疲力尽。我躺在床上,凤在为我烧着烟,我说:“他很年轻。”

“谁?“

“派尔。”

“那不重要。”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娶你,凤。”

“我相信你,但我姐姐不信。”

“刚刚的信是写给我的妻子的,我求她跟我离婚。以前我从未试过跟她这么说,总归是有希望的。”

“希望大吗?”

“不大,但还是有的。”

“别担心了。抽烟吧。”

我抽完了一袋,她开始给我烧第二袋烟。我又问她:“你姐姐真的不在家吗,凤?”

“我告诉过你——她出门了。”让她承受这种追究真相的激情,西方式的激情,就像对酒精的激情那样,那简直太荒谬了。因为我刚跟派尔一起喝了威士忌,鸦片的效果减轻了不少。我说:“我刚才对你撒谎了,凤。我要被调回去了。”

她放下烟枪。“但你不会真走吧?”

“如果不回去的话,我们靠什么生活呢?”

“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去。我很想看看伦敦。”

“你会非常不适应的,如果我们没有结婚的话。”

“但也许你的妻子会和你离婚。”

“也许吧。”

“不管怎样,我都要跟你一起回去。”她说道。她说得很认真,但我从她的眼神里读出来,在她再次举起烟枪,准备烧烟泡时,内心已经泛起一连串的思绪。她说:“伦敦有摩天楼吗?”我就爱她提出的这些天真的问题。出于礼貌,出于恐惧,甚至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她有时可能会撒个谎,但她绝对没有把谎言说得无懈可击的本领。

“没有,”我说,“看摩天楼得去美国。”

她的眼神从烟针上移开,飞快地看我一眼,承认了自己说得不对。然后,她一边揉着烟泡,一边又闲谈起来,说她到了伦敦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说我们应该住在什么样的地方,还说到她在一本小说里读到的地铁和双层公交车:我们是坐飞机去,还是坐船去呢?“还有自由女神像……”她说。

“不,凤,那也是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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