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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亨利一起度过了那个夜晚。那是我第一次在亨利家里睡觉。他们只有一间给客人住的屋子，萨拉在里面（她是一周前搬到里面去的，为的是咳嗽时不吵着亨利），所以我就睡在客厅里我们曾在上面做过爱的那张沙发上。我并不想在那儿过夜，但是亨利请求我这样做。

我们两人一定已经喝下了一瓶半威士忌。我记得亨利说：“真奇怪，本德里克斯，为什么人们不会为了死去的人而嫉妒？她才去世几个小时，我就想要你同我待在一起了。”

“你没有什么好嫉妒的，事情很早前就结束了。”

“我现在并不需要这种安慰，本德里克斯。对于你俩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事情都从来没有结束过。我算是幸运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拥有她。你恨我吗？”

“我不知道，亨利。我曾以为自己恨你，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没开灯。煤气取暖炉的火头很小，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孔，所以我只能从亨利说话的声调中听出他在哭泣。昏暗中，那座《掷铁饼者》雕像上的铁饼运动员正在把铁饼掷向我们。“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亨利。”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公共草坪上碰到你的事吗？那是三个星期或者四个星期以前，对吧？那天晚上她得了重感冒。她一点也不想治。感冒已经波及她的肺部，而我都不知道。这种事她对谁都不说。”——连日记上都不记，我想。日记上没有一个字提到过病，她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

“最后她病倒了，”亨利说，“但是没人能让她好好躺在床上。她不愿意找医生来——她从来就不相信他们。一星期以前，她起床出去了，天知道她上哪儿了，又都是干吗去了。她说她需要锻炼。我先到家，发现她出去了。到了九点她才回来，身上被雨淋透了，比第一次淋得还要厉害。她一定是在雨里走了好几个小时。她发了一晚上的烧，在同谁说话，我不知道是谁——不是你，也不是我，本德里克斯。过后我让她看了医生。医生说：要是早一个星期打青霉素的话，他就能救活她了。”

除了倒出更多的威士忌来往肚里灌以外，我们两人谁都无事可做。我想起了自己出钱让帕基斯去追踪的那个陌生人。有一点显然没搞错，那就是：最后还是那个陌生人赢了。不，我想，我并不恨亨利，我恨的是你，如果你存在的话。我想起了她对理查德·斯迈思说过的话，说是我教会她信天主的。到底怎么会这样的，我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但是一想到自己丢掉的东西，我也恨自己，亨利说：“她是今天凌晨四点钟死的，我不在她身边。护士没有及时叫我。”

“护士现在在哪儿？”

“她很利索地做完了自己分内的事情。因为还有一个急诊，她午饭前就走了。”

“我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你坐在这儿就是帮我。今天真是糟糕透了，本德里克斯。你知道，我从没同死亡打过交道。我一直以为自己会先死——萨拉会知道该怎么办的，如果她能同我一起待到那么久的话。说起来，这是女人的事——就像生孩子一样。”

“我想医生帮过忙吧。”

“今年冬天他特别忙。他给一家殡仪馆打了电话，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去找谁。我们从来就没有电话号码簿。可是医生没法告诉我该怎么处理她的衣服——衣柜里面都装满了。带小镜子的粉盒、香水——这些东西没法就这么扔掉……她要是有个姐妹就好了……”说到这儿他忽然停了下来，因为前门开了一下又关上，就像他说“是保姆”，而我说“是萨拉”的那个晚上一样。我们两人听着保姆上楼的脚步声。房子里只有三个人时那种空荡荡的感觉十分特别。我们喝干了杯里的威士忌，我又倒了两杯。“家里有很多东西，”亨利说，“萨拉找到了一个新渠道……”说到这儿他又打住了。每条路的尽头都站着萨拉，要躲开她，哪怕只是一小会儿，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想，你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呢？她要不是信你的话，现在还会活着，我们还会是情人。想起当初自己还不知足，我感到既伤心又奇怪。换了现在，我会高高兴兴地同亨利一起拥有她的。

我问：“葬礼怎么办？”

“本德里克斯，我不知道都该做些什么。发生过一件让人十分不解的事情。她神志不清、说胡话的时候（当然这不能怪她），护士告诉我说，她不停地要求把神父找来。至少她在不停地说‘父啊，父啊’，而这不可能是指她自己的父亲，因为她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当然啦，护士知道我们不是天主教徒。她很懂事，好言好语地把萨拉哄得平静下来。不过我还是很担忧，本德里克斯。”

我气狠狠地想：你其实可以饶了可怜的亨利。这么多年来没有你我们过得好好的，你干吗要像个没见过面的亲戚似的，忽然从地球的另一端跑来，硬是什么事情都要插上一杠子呢？

亨利说：“住在伦敦，再容易不过的就是火化，这是护士告诉我的。在这之前，我一直打算在戈尔德斯绿地【59】办这件事。殡仪馆给火葬场打了电话，他们可以把萨拉排在后天。”

“她当时神志不清，”我说，“你不必把她的话当真。”

“我在想，是不是该找个神父问问这件事情。有这么多的事她都不说，说不定她已经成了天主教徒我也不知道。近来她的行为十分反常。”

“噢，不，亨利，她同你我一样，什么也不信。”我想让她火化掉，我想能对天主说这句话：你要是有本事，就让这具躯体复活吧。我的嫉妒同亨利的嫉妒一样，并没有随着萨拉的死而告终。我觉得她好像还活着，正由一个比我更讨她喜欢的情人陪伴着。我多么希望能派帕基斯去追上她，斩断他们之间永恒的恋情。

“你很肯定吗？”

“很肯定，亨利。”我想自己得小心一点。我绝不能像理查德·斯迈思那样，我绝不能恨，因为我如果真的恨的话，就得要信，而一旦我信了，你同她岂不就大获成功了？说到复仇和妒嫉，它们就像是演戏：只不过是一些用来填满我大脑空间的东西，它们让我忘记她已经死了这个绝对不容置疑的事实。一周前，我只要对她说一句：“你还记得我们头一回在一起那次，我身上找不出一先令的硬币来往电表里投的事情吗？”我们两人的脑海里便都会浮现出那一幕场景。而现在那幕场景却只会在我自己的脑中出现了。她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有关我们两人的所有记忆，而且她似乎还通过死亡偷走了我自己的一部分。我正在失去自我。记忆就像生了坏疽的肢体一样在脱落，这是我自己的死亡开始的第一个阶段。

“我讨厌祷告和掘墓人之类的忙乱，不过如果萨拉想要这样的话，我会试着安排的。”

“婚礼她是选择在户籍登记处【60】举行的，”我说，“葬礼她该不会希望在教堂里举行。”

“是啊，我想是这样吧？”

“婚姻登记和火化，”我说，“应该保持一致。”昏暗中，亨利抬起头来，瞪大眼睛使劲往我这边瞧，似乎不相信我话里的讥讽之意。

“这些都交给我来办吧。”我提议道，就像当初在这同一间屋子里，在同一个煤气取暖炉边，我曾经提议替他去见萨维奇先生一样。

“太谢谢你了，本德里克斯。”他边说边十分小心地把最后一点威士忌均匀地倒进了我俩的酒杯。

“已经半夜了，”我说，“如果能睡的话，你得睡一会儿。”

“医生给我留了些安眠药。”他话是这么说，但还是不想马上就自己一个人待着。我完全理解他的感觉，因为我在同萨拉一起度过一天之后，也会竭力把面对自己那间孤零零的屋子的时间往后拖的。

“我老是忘记她已经死了。”亨利说。在那糟糕的一九四五年的整整一年里，我也有过同样的体验。一觉醒来时，我会忘记我们的恋情已经完结；电话上可能传来任何人的声音，但就是不会有她的声音。那时候她就像现在一样，已经死了。今年有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个鬼魂一直在用希望来使我痛苦，但是现在鬼魂已被驱走，痛苦很快就会结束。我会每天一点点地死去，但我是多么渴望能够留住痛苦。人只要在受苦，就还在活着。

“去睡觉，亨利。”

“我怕做梦梦见她。”

“你吃下医生留的药就不会的。”

“你想来一片吗，本德里克斯？”

“不想。”

“你不会通宵不睡吧？外面的天气可是很糟糕。”

“我不在乎天气。”

“你如果不出去的话，我会感激不尽的。”

“我当然会待在屋子里。”

“我上楼去拿些褥子和毯子来。”

“别费心了，亨利。”我说，但他已经去了。我凝视着镶木地板的地面，回忆起她发出的叫喊声的准确音色。写字台上她写信的地方散乱地放着一些什物，这些什物当中的每一件我都能像翻译密码似的说出其意味。我暗想：她连那块卵石都没扔掉——我们曾经觉得它的形状很可笑。它还待在那儿，样子像一方镇纸。亨利会怎么处置它？又会怎么处置我们两人都不喜欢的那只小酒瓶、那块被海水磨光的玻璃，以及我在诺丁汉找到的那只木制小兔？我是否应该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不然的话，等亨利腾出空来清理房间的时候，它们都会被扔进废纸篓。可是真要同它们作伴我又受得了吗？

我正打量这些东西时，亨利抱着一大堆毯子进来了。“我忘记说了，本德里克斯，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想拿走的话……我想她没有留下遗嘱。”

“谢谢你的好意。”

“我现在对爱过她的任何一个人都抱着感激之情。”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拿上这块石头。”

“她存了些最古怪的东西。我给你拿了套睡衣，本德里克斯。”

亨利忘了拿枕头。我把头枕在一个垫子上，想象着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道。我想要一些我再也不会有的东西——没有替代品的东西。我无法入睡。我像她曾经做过的那样，用指甲掐自己的掌心，好让疼痛来阻止自己大脑的活动。我欲望的钟摆疲惫地来回摆动，那是一种想忘却又想记住、想死去又想再苟延残喘片刻的欲望。最后我睡着了。我梦见自己正沿着牛津街往前走。我忧心忡忡，因为我得去买一件礼物。所有的店铺里都摆满了在隐蔽照明灯光照射下闪闪发亮的廉价首饰。我不时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件美丽的首饰，便朝着橱窗走去，可是就近一瞧，就会发现它同所有别的首饰一样，也是人造材料做成的——也许是只奇丑无比的翠鸟，上面有两只试图仿冒红宝石效果的绯红色眼珠。时间很紧，我匆匆忙忙地从一家铺子走到另一家铺子。后来萨拉从一家店铺里走了出来，我知道她会帮助我。“你买东西了吗，萨拉？”“没在这儿买，”她说，“不过前面的店里有一些可爱的小瓶子。”

“我没时间了，”我央求她，“帮帮我，我得找到点什么，因为明天是生日。”

“别担心，”她说，“总会碰到点什么的，别担心。”于是我一下子就不担心了。牛津街的尽头伸向一大片雾霭茫茫的灰色田野。我赤着双脚，一个人在露水里走。我在一道浅浅的车辙上绊了一下，惊醒过来，醒来时耳畔还响着那句话——“别担心。”它就像是埋进我耳朵里的一句低语，一个属于童年时代里夏日的声音。

到了吃早餐的时候，亨利还在睡着。帕基斯收买的那个保姆用托盘给我端来了咖啡和烤面包。她把窗帘拉开，外面的雨夹雪已经变成了茫茫大雪。我依然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地沉浸在睡梦所带来的满足感中。看到保姆的两眼因为先前流过泪而发红，我颇感意外。“出什么事了吗，莫德？”我问道。保姆放下托盘，气呼呼地走了出去，这时我才醒过来，面对着空荡荡的房屋和空荡荡的世界。我爬上楼，往亨利的房间里看了看。他吃了安眠药，此刻还在熟睡着，脸上像只狗似的挂着微笑，让我看了羡慕不已。随后我独自下了楼，试着去吃自己那份烤面包片。

门铃响了，我听见保姆引着什么人上了楼——我想是殡仪馆的人，因为能听到客房的门被推开的声音。这会儿来人该会看到她已经死了。我还没去看过她，也不想去看，就像我不会想去看她依偎在别的男人怀抱里一样。有些男人也许觉得看死人很刺激，我可不会。谁也别想让我去替死神拉皮条。我打起精神来，心想：既然一切都真的完结了，我就得重新开始。我坠入过一次情网，还可以重新再坠。不过想归想，我心里却不太自信：我觉得在性方面，自己已把所有的都给了莎拉。

门铃又响了。亨利睡觉时，家里的事儿可真不少啊。这回莫德来找我了。她说：“楼下有位先生要见迈尔斯先生，但我不想叫醒他。”

“是什么人？”

“是迈尔斯太太的那位朋友。”她说。这是她唯一一次承认在我们那次不光彩的合作中，她也有份。

“你最好带他上来。”我说。此刻的我自觉地位要比斯迈思高出许多，因为我人坐在萨拉的客厅里，身上穿着亨利的睡衣，还知道他斯迈思这么多事情，而他对我却一无所知。他困惑地打量着我，身上的雪水直往镶木地板上滴。我说：“我们见过一次面。我是迈尔斯太太的朋友。”

“你带着个小男孩。”

“没错。”

“我来找迈尔斯先生。”他说。

“你听到消息了吧？”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他在睡觉。医生给他服了安眠药。这事对我们大家都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乱冒傻气地多嘴道。他四下里张望着屋子。我想：在雪松路，萨拉是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像个梦，是平面的，而这间屋子给了她立体感：因为这间屋子本身也是萨拉。外面的雪好似用铲子堆出来的一样，在窗台上慢慢积成一个小丘。整座房屋像萨拉一样，正在被埋起来。

他说了声“我过会儿再来”，便神情忧郁地转过身去，这一来他那侧有毛病的脸颊便转向了我。我想：这就是她嘴唇贴到的地方。她总是会掉进怜悯心的陷阱。

他呆头呆脑地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我来找迈尔斯先生，向他表示吊……”

“在这样的场合，人们通常是写信。”

“我想或许自己可以帮上点忙。”他有气无力地说。

“你不必去改变迈尔斯先生的信仰。”

“改变信仰？”他疑惑不解，挺不自在地问道。

“他相信萨拉人已经完全没有了，相信这就是大限，相信她的灵魂和肉体已经同时报销了。”

他突然发起火来：“我只不过是想来看看她，仅此而已。”

“迈尔斯先生连有你这么个人都不知道。斯迈思，你跑到这儿来可是有欠考虑。”

“葬礼什么时候举行？”

“明天在戈尔德斯绿地。”

“她不会想要这样入葬的。”他的话让我颇感意外。

“她什么也不信，就像你说自己什么也不信一样。”

他说：“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她在皈依天主教。”

“胡扯。”

“她给我写过信。她已经下了决心，我说什么都不会有用。她已经开始——接受宗教教育，他们用的是这个词吧？”我暗想：这就是说她还有秘密。她从没把这件事记在日记里，就像她从没把自己的病记在日记里一样。还有多少东西有待于发现呢？想到这一点真让人感到沮丧。

“这对你来说是个打击，是吧？”我想转移自己的痛苦，所以便开始嘲弄起他来。

“噢，我当然很生气。不过我们大家也不能都信一样的东西。”

“过去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看看我，仿佛对我的敌意感到不解。他说：“你的名字或许是叫莫里斯吧？”

“是的。”

“她对我说起过你。”

“我也从她写的东西上读到过你。她把咱们两人都给耍了。”

“我不太理智，”他说，“不过你觉得我可以看看她吗？”我听到殡仪馆的人穿着沉重的靴子走下楼来，还听到那级楼梯发出的“嘎吱”响声。

“她躺在楼上，左边第一个门。”

“要是迈尔斯先生……”

“你不会惊醒他的。”

他从楼上下来时，我已穿好衣服。他说：“谢谢你。”

“别谢我，我拥有她并不比你拥有她的更多。”

“我没有权利提要求，”他说，“不过我希望你——你爱她，我知道。”他像是咽下一剂苦药似的加了一句，“她爱你。”

“你想要说什么？”

“我希望你能为她做件事。”

“为她？”

“让她以天主教徒的方式入葬，她会喜欢这样的。”

“这到底有什么两样？”

“对她来说我想没什么两样，不过我们慷慨大方一点总会有好报的。”

“我与这事有什么关系？”

“她总是说，她的丈夫很尊敬你。”

他荒唐得过了头。我想放声大笑，用笑声来冲破这座被掩埋起来的屋子里的一团死气。我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笑得浑身发颤。我想到萨拉死了躺在楼上，亨利脸上挂着傻呵呵的笑容在睡觉，而脸上有黑斑的情人正在同雇帕基斯往他门铃按钮上抹白粉的情人讨论葬礼的问题。我笑得脸上眼泪直流。在纳粹德国发动的闪击战期间，我曾经有一次看到过一个男人在自家被炸毁的房屋外面放声大笑，他的妻子和孩子都被埋在了屋子下面。

“我不明白。”斯迈思说。他紧紧握着右拳，仿佛在准备保卫自己。我们两人谁也搞不明白的东西太多了。痛苦就像莫名其妙发生的爆炸一样把我们两人抛到了一块。“我走了。”他说着便把左手伸向了门把手。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因为我没有理由相信他是左撇子。

“你得原谅我，”我说，“我心里不好受。”我向他伸出手去：他迟疑了一下，用左手碰了碰我的手。“斯迈思，”我说，“你那儿藏的是什么？你从她房间里拿了什么东西吗？”他摊开了手心，手心里是一小绺头发。“就这个。”他说。

“你没任何权利这样做。”

“噢，她现在不属于任何人了。”他说。于是我陡然间看到了她现在真正的样子——一块正等着被清出去的垃圾：你需要她的一点头发可以拔，你觉得她的指甲有价值可以剪。只要有谁需要，她的骨骼就可以像某位圣徒的骨骼一样给分解开来。她很快就会被烧掉，所以为何不该先让每个人各得其所求呢？这三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曾以什么方式拥有过她，这可真是愚蠢到家了。我们不被任何人所拥有，就连我们自己也不能拥有自己。

“对不起。”我说。

“你知道她写信给我时是怎么说的吗？”斯迈思问道，“这不过是四天前的事。”我伤心地想：她有时间给他写信，却没时间给我打电话。“她在信上说——为我祈祷吧。要我为她祈祷，这听起来不是很奇怪吗？”

“你怎么做的？”

“哦，”他说，“我听到她死去的消息时，就为她做了祈祷。”

“你会什么祷词吗？”

“不会。”

“向你自己不信的天主祈祷似乎不太合适。”

我跟在他身后出了门——在亨利睡醒以前继续待在屋里没有什么意义。同我一样，他迟早得靠自己。我看着斯迈思在我前面一颠一颠地穿过公共草坪，心想：这真是个歇斯底里型性格的人。怀疑同信仰一样，都可以是歇斯底里的产物。雪地上许多人走过的地方雪已融化，雪水浸透了我的鞋底，让我想起自己做的那个梦里的露水。但是在试图回忆她说“不要担心”这句话时的声音时，我却发现自己想不起来她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我无法模仿她的声音，就连滑稽式的模仿也做不到，因为只要我一尝试回忆，她的声音就失去了特征，变得同任何一个女人的声音一样。遗忘她的过程已经开始。我们应该像保存照片一样，保存灌着声音的唱片才对。

我走上破损的台阶，进了自己住屋的门厅。门厅里除了彩色玻璃外，没有什么东西同一九四四年的那个夜晚一样。一件事情的开始谁也不会知道。萨拉曾经真的相信结局是在她看到我躺在门下面的躯体时开始的。她绝不会承认其实在那之前很久结局便已经开始了：因为这种或者那种并不充分的理由，我们彼此之间电话打得越来越少；由于意识到爱情行将结束的危险，我开始与她争吵。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爱情以后的东西，但是只有我意识到我们是如何被逼到这一步的。如果那颗炸弹是早一年前落下的话，她是不会发那句誓言的。她会磨破指甲也要把我救出来。我们在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便会像美食家吃东西时要求有更复杂的调味汁一样，哄骗自己相信天主。我望着这间墙上刷着丑陋不堪的绿色油漆、像牢房一样空荡荡的门厅，心里想：她想要我有再活一次的机会，机会果然来了——它便是这个没有气味、一尘不染、囚徒般的空虚人生。我谴责她，就好像这种变化果真是她的祈祷所招致的一样：我到底惹你什么了，让你非判我活着不可？踩着楼梯上楼时，楼梯和扶手因为刚修好的缘故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她再也没有爬过这段新修好的楼梯。就连这座房屋的修理工作也成了遗忘过程的一部分。既然一切都在变化，那么人要记住什么就需要一位身处时间之外的天主。我究竟是仍在爱着呢，还是只在痛惜失去的爱情？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写字台上放着萨拉写来一封的信。

她离世已有二十四个小时，昏迷的时间就更长，信穿过一片公共草坪怎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再一看，原来她把我的门牌号码写错了。旧时的怨恨重又一点点冒了出来。放在两年前的话，她是不会忘记我的门牌号码的。

一想到要看她写的东西，我就感到万分痛苦，以至于差点就要把信塞到煤气取暖炉里去，不过好奇心还是要比痛苦更强烈一些。信是用铅笔写的，我想这是因为她在床上写信的缘故。

“最亲爱的莫里斯，”她写道，“那天晚上你走后我就想给你写信，可是回到家后我觉得很不舒服，亨利又过于为我操心。我现在不打电话，而是给你写信。在电话上告诉你我不能同你一块儿出走，然后听到你的声音变得不对头，这会让我受不了的。我这么说是因为莫里斯，最亲爱的莫里斯，我将不和你一块儿出走。我爱你，但是我不能够再见你了。我不知道自己带着这样的痛苦和渴望到底怎么活下去。我一直在向天主祈祷，请他不要难为我，请他不要让我活着。亲爱的莫里斯，我同每个人一样，鱼和熊掌都想要。在你打来电话的两天前，我去找过一位神父，告诉他我想成为一个天主教徒。我对他说了自己发过的誓言，也说到了你。我说：其实我同亨利已经不再是夫妻了。我们不在一起睡觉——从和你在一块儿的头一年起就不再这样了。而且我们两人的关系其实也不能算是婚姻，我说，你不能把户籍登记处那里办的手续称作婚姻。我问他，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同你结婚？我知道，你对参加一场礼拜仪式是不会介意的。每次向他提问时，我都抱着如此大的希望，就像打开一座新房子的百叶窗，去寻找外面的风景一样，可是每扇窗户外面对着的都只是一堵空墙。不，不，不，他说，我无法让你们结婚。他说，如果我想成为天主教徒的话，就不能再同你见面。我想，让他们都见鬼去吧，就走出了他的屋子。我砰的一声带上门，让他明白我对神父们的看法。我想，他们横在我们和天主之间，天主比他们还多一点仁慈。随后我便往教堂外面走，看到了他们放在那里的上面有殉难耶稣像的苦像十字架。我想，当然，他是有仁慈的，只是他的仁慈表现得十分古怪，有时候看起来倒像是在让人家吃苦头。莫里斯，我最亲爱的，我头痛得厉害，觉得像是快要死了。我希望自己的身体不要太结实。我不想活着而没有你，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在公共草坪上碰到你，那时候我才不会在乎亨利、天主或者任何别的东西。但这有什么用呢，莫里斯？我相信有一位天主，我相信那一整套的花招，我没有什么不信的东西。如果他们把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给分成十二份的话，我也会相信的。如果他们找出材料来证明，说基督是彼拉多【61】为了帮助自己往上爬而杜撰出来的人物，我也一样会相信的。我染上了信仰，就像染上了病一样。过去我从未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人，过去我也从未像现在一样地信仰过什么东西。我确信这一点。过去我从未确信过什么东西。当你满脸血迹地从门口进来时，我变得确信了，爽快并彻底地确信了，尽管当时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我同信仰作斗争的时间比同爱情作斗争的时间要长，但现在我身上再也没有什么斗志了。

“莫里斯，亲爱的，别生气。为我感到遗憾吧，但是不要生气。我是个冒牌货、骗子，但我现在说的话并不是假装和欺骗。我曾经以为自己对自己很有把握，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很有把握，但你教会了我不要这么有把握。你剥走了我所有的谎言和自我欺骗，就像他们为一个即将到临的要人清除掉马路上的瓦砾一样。现在这个人已经来了，只不过动手清扫路面的是你本人而已。你写信时力求准确，你教我追求真实的东西，我不说实话的时候你会告诉我。你会说：你是真的这么认为，还是只是觉得自己这么认为？所以你看，莫里斯，这都是你不好。现在我祈求天主，请他不要让我这么活着。”

信在此处结束，下面再没有了。她似乎有不等自己的祈祷说出口便让它得到回应的高招，因为那天晚上，她顶着大雨回来，看到我和亨利在一起时，她不就已经开始死了吗？我要写小说的话，会在此处结尾。我曾以为小说必得在什么地方结尾才成，但现在我开始相信，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写实主义一直有毛病，因为生活中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会结束。化学家们告诉你说，物质从来不会完全消灭；数学家们告诉你说，如果你把穿过房间时走的每一步都分成两半，你会永远也走不到对面那堵墙面前。所以我要是以为故事会在此处结束，那就未免有点太乐观了。只是我像萨拉一样，也祈求自己的身体不要太结实了。

2

葬礼我迟到了。我到市中心去见一个叫沃特伯里的人，他要在一家小杂志上为我的作品写篇文章。我用扔钱币的办法来决定是否去见他。他文章里的浮夸辞藻，他会在我作品中找到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隐含意义以及我不耐烦去面对的缺点——这些我都太熟悉了。到临了，他会带着屈尊俯就的态度把我放在或许比毛姆稍高一点的位置上，因为毛姆很走红，而我还没有犯这样的罪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不过尽管我保留着一点不成功的人会有的孤傲，那些小杂志还是会像精明的侦探一样闻到味道，寻踪而来。

我干吗要费事去扔钱币呢？我并不想见沃特伯里，当然我也不想让人写我，因为现在我对工作的兴趣已经到了尽头：谁也不可能通过赞扬来让我感到多高兴，也不可能通过指责来挫伤我的自尊心。开始写那部关于公务员的小说时，我对工作尚有兴趣。但当萨拉离开我时，我便看清了自己工作的真正面目——它是一帖无关紧要的麻醉剂，就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帮人消磨时间的香烟一样。如果死亡将使我们灵肉俱灭（我仍然在试图相信这一点），那么身后留下一些书籍同留下一些瓶子、衣服或者廉价首饰一样，又有多大必要呢？如果萨拉是对的话，那么艺术的所有重要性其实是多么的不重要啊！我想自己之所以扔钱币，实在是因为孤独的缘故。葬礼之前我无事可做，我想喝上一两口给自己打打气（我们会不再在乎自己的工作，但绝不会停止在乎社会习俗，人可不能在众人面前坍台）。

沃特伯里在托特纳姆宫路拐角上一家卖雪利酒的酒吧里等我。他穿了条黑色灯芯绒裤子，抽着廉价烟卷，身边有个姑娘。姑娘个子比他高许多，相貌也好看得多。她也穿着同样的裤子，抽同样的烟卷。她很年轻，名叫西尔维娅，看得出来她正学着一门很长的课程，刚刚从沃特伯里开始——她正处于模仿自己老师的阶段。我心里想：她容貌姣好，两眼机灵而和善，头发金灿灿的，她最后的归宿会是哪里呢？十年以后，她还会不会记得沃特伯里，以及托特纳姆宫路拐角上的这家酒吧？我为沃特伯里感到遗憾。此刻他是如此的自负，对我们两人一副屈尊俯就的态度，但他是处在看来要输的那一边。他正在就意识流这个话题发表一番特别愚蠢昏庸的见解，我则边喝酒边吸引着姑娘的目光，心想：瞧！即便是现在，我也能把她从他身边夺走。他写的文章是纸面装帧的，而我写的书籍是布面装帧的。姑娘知道，从我这里她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可是，在她偶尔说出一句不带知识分子味儿的、平常人的朴素话语时，这个可怜虫竟然敢严厉地训斥她。我想告诫他未来之空虚，但结果并没这么做，而只是又喝下一杯酒，然后说：“我不能久待，我得去戈尔德斯绿地参加一个葬礼。”

“戈尔德斯绿地的葬礼，”沃特伯里惊叹道，“这多么像是你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哇，而且还非得是戈尔德斯绿地不可吧？”

“地方不是我选的。”

“生活模仿艺术吗。”

“是个朋友吗？”西尔维娅同情地问道。沃特伯里觉得她乱打岔，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是的。”

我看得出姑娘心里正在揣度——那朋友是男的呢，还是女的？是什么样的朋友？看到她这样我很高兴，因为我对她来说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人：一个朋友死了而去参加葬礼的人；一个能感觉到快乐和痛苦，或许甚至需要安慰的人；而不是一个熟练的匠人，其作品引起的反响也许比毛姆先生的作品要大，不过当然啰，我们对其评价不能高到……

“你觉得福斯特【62】怎么样？”沃特伯里问。

“福斯特？呃，对不起，我正在想赶到戈尔德斯绿地得花多少时间呢。”

“得留四十分钟，”西尔维娅说，“你必须等埃奇韦尔线的地铁。”

“福斯特。”沃特伯里恼火地重复了一遍。

“从地铁站再坐汽车。”西尔维娅说。

“说实话，西尔维娅，本德里克斯上这儿来并不是为了讨论去戈尔德斯绿地该怎么走的。”

“对不起，彼得，我只是想……”

“数六下再想，西尔维娅，”沃特伯里说，“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e.m.福斯特了吧？”

“有这个必要吗？”我问道。

“这会很有意思，因为你所属的流派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福斯特属于哪个流派吗？我甚至连自己属于哪个流派都不知道。你是在写教科书吗？”

西尔维娅笑了起来，沃特伯里看到了她笑。我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会把他干自己那个行当使用的武器磨得快快的，不过我不在乎。漠不关心和傲慢自大看上去颇为相像，他或许会觉得我是傲慢自大。我说：“我真的该走了。”

“可你才刚到五分钟啊，把这篇文章弄对真的很重要。”

“我看不出怎么个重要法。”

西尔维娅说：“我自己要一直坐到汉普斯特德。我来给你带路。”

“这你从来没对我说过嘛。”沃特伯里怀疑地说。

“你知道的，我星期三总要去看母亲。”

“今天是星期二。”

“那我明天就不用去了。”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我很喜欢有你陪我一起走。”

“你在自己的一本书里采用过意识流手法，”沃特伯里气急败坏、着急忙慌地说，“你为何要放弃这种手法呢？”

“哦，我不知道。人们为何要换房子呢？”

“你觉得那本书是个失败吗？”

“我对自己所有书的感觉都是如此。好了，再见，沃特伯里。”

“我会把文章寄一份给你。”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在表示威胁。

“谢谢。”

“别太晚了，西尔维娅。bbc三台六点三十分有巴托克【63】的节目。”

我们一起走到堆着瓦砾堆的托特纳姆宫路上。我说：“谢谢你把我们分开了。”

“噢，我知道你想脱身走了。”她说。

“你姓什么？”

“布莱克。”

“西尔维娅·布莱克，”我说，“这两个名字配得好，几乎是太好了。”

“那是一个好朋友吗？”

“是的。”

“是女的？”

“是的。”

“对不起。”她说，我感觉到她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在书本、音乐、穿着和谈吐方面，她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但她绝不需要学习什么是人道。她同我一块儿下了台阶，走进拥挤的地铁车厢。我们手拉吊环，并肩站着。我感觉到她靠着我，心里记起了什么是欲望。这样的情况现在免不了会出现吗？其实呢，那并不是欲望，而只不过是让人想到欲望的东西而已。在古吉街站，她侧过身子为一个新上车的人让道，我意识到她的大腿靠在我的腿上，就像我们意识到很久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事情一样。

“这是我去参加的第一个葬礼。”我跟她聊了起来。

“那么你父母亲都还健在？”

“父亲还在。母亲在我外出上学的时候死了。我以为自己可以放几天假，但父亲觉得那样会把我的生活搞乱，所以我除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晚上不用去上预备学校外，什么好处也没得到。”

“我死后不想火葬。”她说。

“那你情愿让蛆虫咬你了？”

“对，我情愿那样。”

我们两人的脑袋靠得很近，说话时都不用提高声音，但是由于乘客推挤，我们没法看到对方。我说：“我觉得土葬火葬都无所谓。”但一说完马上就想：自己干吗要费事去撒谎呢，这事已经有所谓了，它一定会有所谓，因为最终是我说服亨利不用土葬的。

3

前一天下午，亨利迟迟疑疑地难作决定。他打电话叫我过去。萨拉走后，我们两人的关系反倒亲近起来，这可真是奇怪。他现在依赖我，就像从前依赖萨拉一样——因为我是个熟悉他们家情况的人。我甚至于敢作这样的妄测：葬礼一旦结束，他是不是就会请我过去同他合住这栋房子？届时我又该怎样答复他？从设法忘却萨拉的角度来说，这两栋房子之间并无什么可选的余地，因为她曾经同时属于两者。

我过去时，他因服安眠药的关系，还处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中。幸好如此，要不然的话我同他可能还要更扯不清呢。一个神父身子直挺挺地坐在书房的单人沙发上。此人面色阴沉憔悴，很可能是赎世主会【64】的人。每个星期天，他都会在我最后一次见到萨拉的那座昏暗教堂里端出地狱故事这道菜肴来让大家享用。显然，他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亨利的反感，这点帮了我的忙。

“这位是本德里克斯先生，作家。”亨利介绍道，“这位是克朗普顿神父。本德里克斯先生是我太太的好朋友。”我的印象是：克朗普顿神父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他的鼻子像一垛扶壁似的悬在脸上，我想，对萨拉砰然关上希望之门的或许就是此人。

“下午好。”克朗普顿神父打招呼时如此恶声恶气，我顿觉自己被逐出教门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所有这些事情的安排上，本德里克斯先生帮了我很大忙。”亨利解释道。

“如果早一点知道这些事情的话，我会很乐意把它们从你手上接过去的。”

有一段时间里，我恨过亨利。现在看来，我的恨真是小心眼儿。亨利同我一样，都是倒霉鬼，得胜的是面前这个戴真丝假领、面容狰狞的家伙。我说：“这个你肯定不太做得到，你们是不赞成火化的。”

“我可以安排一个天主教式的土葬。”

“她并不是天主教徒。”

“她表示过要成为天主教徒的意向。”

“这点就足以让她成为天主教徒了吗？”

克朗普顿神父拿出一张信仰告白书，像放钞票似的把它放在桌上。“我们承认愿洗【65】。”告白书放在我和亨利两人之间，等着被人拾起来，但我们两人谁也没动弹。克朗普顿神父说：“还有时间取消你们的安排。”他又重复了一句，“我会从你们手里把一切都接管过来。”他采用了一种规劝的口吻，好像是在对麦克白夫人【66】说话，在许诺给她一种比阿拉伯香水更好的方法，以便帮她除去手上的血腥味。

亨利忽然开口说道：“这样做真的会有很大不同吗？当然喽，神父，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我看不出……”

“这样她会更高兴一些……”

“为什么？”

“迈尔斯先生，教会除了给人提供要负的责任以外，还给人提供特别的待遇。我们为死者举行专门的弥撒仪式，定期做祷告。我们会记住我们的亡人。”他补充道。我气愤地想：你们怎么记住他们？你们的理论说起来头头是道。你们鼓吹个人的重要性。你们说：我们身上长多少根毛发都是有数的，不过我可以用手背感觉到她的毛发；我能记得她脸朝下趴在我床上时，她脊椎骨底下那团纤细的毛发。我们也会记住我们的亡人的，我们会以自己的方式记住他们。

看到亨利软弱下来，我以坚定的态度说起了谎话：“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她会变成天主教徒。”

亨利开始说话了：“当然啦，护士确实是说过……”但我打断了他：“她临终时神志不清。”

克朗普顿神父说：“迈尔斯先生，没有重要的原因，我是不会来打扰你的。”

“我有迈尔斯太太去世前一周写的一封信，”我告诉他说，“你是多久前见到她的？”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五六天前。”

“我觉得奇怪，此事她在信中可是连提都没提过。”

“也许……本德里克斯先生，你没得到她的信任。”

“也许，神父，你的结论下得过于草率。人们可能对你的信仰感兴趣，问一些有关的问题，但未必就会想要成为天主教徒。”接着我又赶快对亨利说，“现在再去改变一切会很荒唐。事情该怎么做都已交代出去，朋友们已经收到了请柬。萨拉从来就不是一个狂热的人，她绝不会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给别人带来任何的不方便。说到底，”我两眼盯着亨利，紧逼不放地说，“那个仪式将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基督教仪式，而萨拉连基督徒都不是，反正我们没有看到她是基督徒的任何迹象。不过你出点钱给克朗普顿神父，让他为萨拉做个弥撒总是可以的。”

“那倒不必，今早我刚做完一个弥撒。”神父用放在腿上的手做了个动作，第一次打破了自己直挺挺的坐姿。这情形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看到炸弹落下后，一堵结实的墙壁移动，往一边歪倒下来一般。“我每天主持弥撒时都会提到她的。”他说。

亨利如释重负、仿佛事情就此了结了似的说：“你真是慈悲为怀，神父。”说着他用手挪了一下烟盒。

“对你这样说似乎有点奇怪和冒失，迈尔斯先生，不过我想你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妻子是个多么好的女人。”

“她是我的一切。”亨利说。

“很多人都爱她。”我说。

克朗普顿神父把目光转向我，样子活像是一位小学校长听到了教室后排一个拖鼻涕的小家伙的插话。

“也许爱得不够。”他说。

“好吧，”我说，“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能再变了，神父。那样做的话会引起很多议论的。你不想让人议论吧，亨利？”

“不想，哦，不想。”

“《泰晤士报》上有插登的广告。我们将不得不登一则更正启事。人们会注意到这类东西。它会引起议论。你毕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亨利。然后还得发电报，很多人会已经把花圈送到了火葬场。你明白我的意思，神父。”

“我不敢说自己明白。”

“你要求的事情是不合理的。”

“你似乎有一套很奇怪的价值观念，本德里克斯先生。”

“不过想必你并不相信火化会影响遗体的复活吧，神父？”

“当然不相信。我已经把我的道理讲给你们听了。如果迈尔斯先生觉得这些道理不够充分，那就再没什么可说的了。”说完，他便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他的模样可真是丑啊。他身子长两腿短，坐着时至少看上去还有点威严，而一旦站起来，个头便显得出人意料的矮，仿佛身子猛然间被人去掉了一大截似的。

亨利说：“你要是稍早来一点就好了，神父。请不要认为……”

“我并不认为你有什么错，迈尔斯先生。”

“也许你是认为我有错吧，神父？”我故意无礼地问道。

“噢，别担心，本德里克斯先生，你现在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对她有影响了。”我想是神父听取忏悔的告解室教会了一个人仇恨。他向亨利伸出了手，但背转过身去没理我。我想对他说：你把我想错了。我恨的并不是萨拉。你把亨利也想错了。让萨拉堕落的人是他而不是我。我想为自己辩解说“我爱她”，因为在告解室里他们肯定会学会如何辨别这种情感。

4

“下一站是汉普斯特德。”西尔维娅说。

“你要下车去看你妈妈了？”

“我可以坐到戈尔德斯绿地站下，给你指指路。我一般今天不去看她。”

“这可算是做好事了。”我说。

“我想如果你要准时赶到的话，得打辆车才行。”

“我看错过葬礼的开场白不会有多大关系。”

她把我送到车站广场上，然后便打算回去。她这么不怕麻烦，让我觉得很奇怪。以往我从未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讨女人喜欢的品性，现在就更不用提了。悲痛和沮丧同愤恨一样：它们使男人因为自哀自怜和心怀怒气而显得丑陋不堪，而且它们还使我们变得何等的自私自利。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西尔维娅——我绝不会成为她诸多老师当中的一个。然而，由于害怕即将到来的半个小时，害怕那些会窥视我的孤独的人的面孔（这些人会试图从我的一举一动中窥测我同萨拉的关系——是谁先离开谁的之类的事情），我需要她的美来支持自己。

“不过我穿着这套衣服不行。”我请她陪我去时，她表示异议道。我看得出来，她对于我要她同我待在一块儿这点有多高兴。我知道，此时此地，我就可以把她从沃特伯里身边夺过来。沃特伯里拥有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今晚就只能一个人听巴托克了。

“我们站在后面，”我说，“你可以只当一个在周围闲逛的陌生人。”

“至少这个是黑颜色的。”她指的是自己的裤子。

在出租汽车里，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腿上。这样做仿佛是一个承诺，但其实我并不打算信守自己的承诺。火葬场焚化炉的烟囱正在冒烟，石子路上的一个个水洼半结着冰。许多不认识的人打我们身边走过——我想他们是来参加上一场葬礼的：他们就像那些离开了一场乏味的聚会，现在又可以“继续往前走”的人们一样，身上透着活泼愉快的神气。

“从这边走。”西尔维娅说。

“你很熟悉这个地方。”

“我爸爸两年前就是在这里火化的。”

我们走到小礼拜堂门前时，人人都在往外走。沃特伯里关于意识流的问题耽搁我太长的时间。我感到一阵习惯性的悲痛，因为毕竟我没赶上见萨拉最后一面。我没精打采地想：这么说来，刚才在那些市郊花园上空飘荡着的就是她的烟。亨利一个人神情恍惚地从小礼拜堂里走出来——他在哭泣，没有看见我。来宾中除了威廉·马洛克爵士外，我一个也不认识。马洛克爵士头戴大礼帽，以非难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便匆匆忙忙地走了过去。参加葬礼的人中有六个看上去像是公务员的人。邓斯坦在不在他们当中？这一点并不重要。有些人的太太也陪着来了，至少她们对葬礼是满意的——你几乎能从她们头戴的帽子上看出这一点。萨拉的消亡使得每一位太太都变得安全了一点。

“对不起。”西尔维娅说。

“这不怪你。”

我想，如果我们能对萨拉进行防腐处理的话，她们就不会再觉得安全了，因为就连她的遗体也会为评判她们提供某种标准的。

斯迈思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快速走着，溅起地上的积水，在一个个水洼之间走远了，没同任何人说话。我听见一个女人说：“十日是周末，卡特一家请我们去。”

“你想要我离开吗？”西尔维娅问道。

“不，不，”我说，“我想要有你在身边。”

我走到小礼拜堂门口，向里面望去。通往焚化炉的滑道这会儿是空的，但是用过的花圈正在被人抬出去，而新花圈正在往里搬。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跪在里面祈祷。这幕场景颇为不谐和，有点像是另外一场戏里的某个演员因为戏幕意外升起而突然被观众看见了一样。这时我身后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先生，在过去的事物总会过去的地方见到您，真是让人又高兴，又伤心。”

“你也来了，帕基斯。”我惊呼道。

“我看到了《泰晤士报》上登的启事，先生，所以就向萨维奇先生请了半天假。”

“你跟踪你的目标总会跟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吗？”

“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夫人，先生。”他语带责备意味地说，“有一回，她在街上向我问过路，当然啦，她并不知道我在附近的原因。后来在鸡尾酒会上，她还给我端了杯雪利酒。”

“是南非雪利酒吗？”我心里酸溜溜地问道。

“我说不清，先生，不过她这种做事的作风——哦，不是很多人都像她的。我儿子也……老是提起她。”

“你儿子好吗，帕基斯？”

“不好，先生，一点也不好。他肚子痛得很厉害。”

“你找过医生吗？”

“还没有，先生。我相信听天由命，在某种程度上。”

我环顾四周那一群群陌生的人，他们全都认识萨拉。我说：“这些人都是谁，帕基斯？”

“那位年轻的女士我不认识，先生。”

“她同我一起来的。”

“对不起。那个走到了地平线上的人是威廉·马洛克爵士，先生。”

“他我认识。”

“那个刚刚绕过一个水洼的人，先生，是迈尔斯先生部里的头头。”

“邓斯坦吗？”

“是叫这个名字，先生。”

“你知道的可真多，帕基斯。”我原以为自己心里的妒意已经死去：我以为只要她能够再活着，自己会心甘情愿地同许许多多男人一起拥有她。可是看到邓斯坦以后，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心里的旧恨重又死灰复燃起来。“西尔维娅，”我喊道，就仿佛萨拉能听到我的话一样，“你今晚要上哪儿吃饭吗？”

“我答应了彼得……”

“彼得？”

“就是沃特伯里。”

“忘了他吧。”

你在那儿吗？我对萨拉说。你在看着我吗？瞧吧，没有你我怎么也能过得下去。这并不太难，我对她说。我的恨令我相信她还活着：只有我的爱知道她已经不在了，就像一只死去的鸟儿已经不再存在一样。

参加下一场葬礼的人们正在聚集。那个跪在围栏边上的女人看到不认识的人陆陆续续走进来，慌忙站起了身。她差点要被卷到另外一场葬礼里去了。

“我想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恨像无聊一样压在即将到来的夜晚头上。我已经做出了表示：既然没有爱，我就只能走爱的形式了。我正在犯把天真无邪的人拖进我所设下的迷魂阵的罪恶，而在犯下这一罪恶之前，我便已经感到了罪过。性行为也许什么也算不上，但是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知道，任何时候事实都可能证明：它就是一切。我自己是安全的，但是谁知道我会利用这个孩子心里对什么东西抱有的恐惧感呢？夜里，我会笨手笨脚地做爱。我的笨拙，甚至我的不能人道（如果事实证明我的确不能人道的话），都可以帮助我达到目的。再不然的话，我以熟练老到的方式做爱也行，我的经验或许也会撩起她的热情。我乞求萨拉：为了她，而非为了我，让我从中摆脱吧，让我从中摆脱吧。

西尔维娅说：“我可以说我妈妈病了。”她已经准备撒谎了：沃特伯里的末日到了。可怜的沃特伯里。此谎一撒下，我们就成了同谋。她穿着那条黑裤子，站在结冰的水洼中间。我想：此处就是一整个长远的未来可以开始的地方。我乞求萨拉：让我从中摆脱吧。我不想一切从头再来一遍，把她给害了。我已经没有爱的能力了，除了对你，除了对你。这时候，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脚下踩着噼啪作响的薄冰，掉转方向朝我走了过来。“你是本德里克斯先生吗？”她问道。

“是的。”

“萨拉告诉过我。”她开始说起话来。在她迟疑的间隙，我脑子里闪过一个荒诞的希望：她有讯息要带给我，死者是能够说话的。

“你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经常这样告诉我。”

“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是她母亲。”我都记不得她母亲还活着了——那些年里，我俩之间总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以至于两人的生活都像一张早年的地图一样，上面有着整块整块的空白区域，要待日后才能补上。

她说：“你不认识我，对吗？”

“实际上……”

“亨利不喜欢我，弄得很尴尬，所以我就躲开了。”她心平气和、通情达理地说。但说话时，她的泪水似乎在不由自主地往外流。参加萨拉葬礼的男人和他们的妻子已经都走了。不认识的人们正小心翼翼地从我们三人之间穿过，往小礼拜堂里走。流连未走的只有帕基斯一个人。我想他是觉得自己可能还会对我有用，可以给我提供进一步的情况。不过他就像他会说的那样，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同我保持着一段距离。

“我得请你帮个大忙。”萨拉的母亲说。我试图回忆她的名字——卡梅伦，还是钱德勒？起头的一个字母是c。“今天我从大米森登赶来，一路上太匆忙了……”她一边说，一边就像是用洗脸毛巾擦脸一样无动于衷地擦去眼里流出的泪水。伯特伦，我想起来了，她是叫这个名字，伯特伦。

“你说吧，伯特伦太太。”我答道。

“我忘了把钱换装到我的黑提包里了。”

“只要是能做到的，我都愿意效劳。”

“要是你能借我一镑钱的话，本德里克斯先生。你瞧，我回去前得在城里吃点饭，大米森登那边店铺关门都早。”她边说边又擦了一下眼泪。她身上有点什么东西让我想起萨拉，那就是她悲痛之中透着的一份淡然，或者兴许是一种暧昧。不知道她是不是向亨利多“借”了几回。我说：“同我一块儿赶早吃顿晚饭吧。”

“可不敢麻烦你。”

“我爱萨拉。”我说。

“我也是。”

我走回西尔维娅身边，向她解释道：“那是她母亲，我得请她吃晚饭。很抱歉，我可以打电话同你另约一个时间吗？”

“当然可以。”

“电话号码簿里能查到你的号码吗？”

“沃特伯里的电话能查到。”她口气沮丧地说。

“下周吧。”

“很乐意，”她伸出手来说，“再见。”我敢说，她知道是事情没赶上趟。感谢天主，这没什么关系——她在赶到地铁站前会稍稍有点懊悔，会就巴托克的曲子同沃特伯里吵上几句。我回到伯特伦太太身边，发现自己又在对萨拉说话了：你瞧，我爱你。只是爱不像恨那样敢肯定自己会被对方听到。

走到火葬场大门口时，我注意到帕基斯已经悄悄离开了。我没看到他走。他一定意识到我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伯特伦太太和我在“伊索拉·贝拉”餐馆吃了晚饭。我不想去自己同萨拉一块儿去过的任何地方。自然，我马上就开始拿这家餐馆和我们一起去过的所有餐馆作起了比较。我们喝着意大利基安蒂红葡萄酒，喝它的行为本身就让我想起萨拉和我自己是从不喝这种酒的。我还不如喝我俩最爱喝的波尔多干红葡萄酒呢。不过即便是喝那种酒，我也不会就因此想她想得更多一些，因为现在就连空无一物的所在也仿佛充满了她的身影。

“我不喜欢这个葬礼。”伯特伦太太说。

“我很抱歉。”

“它太不近人情，活像一条传送带。”

“似乎还算合适，毕竟还有祷告。”

“那个牧师——他是牧师吧？”

“我没看见。”

“他说到什么大宇宙。我好一会儿都听不明白，还以为他在说大海雀【67】呢。”说话间她嘴里的汤又开始往她的汤碗里滴了。她说：“我差不多要笑出声音来了，亨利看到了我。我看得出，为这事他又给我记了一笔日后要算的账。”

“你们两人合不来？”

“他是个非常小气的男人。”她边说边用餐巾拭了拭眼睛，接着又哗啦哗啦地用汤匙使劲搅汤，把里面的面条全给搅了起来。“我有一次不得不向他借十镑钱，因为我到伦敦来小住，但忘了带提包。这事谁都会碰到的。”

“那是当然。”

“我始终为自己感到自豪的一点就是：天底下谁的债我都不欠。”

她的话就像地铁系统一样，一圈又一圈、一环又一环地来回转。从喝咖啡时起，我就开始注意一路上循环出现的车站：亨利的小气、她自己在金钱问题上的清白、她对萨拉的爱、她对葬礼的不满意、大宇宙——说到此之后，某些地铁列车就又开到亨利那里去了。

“这很滑稽，”她说，“我并不想笑。没人比我更爱萨拉了。”我们大家都是如此爱作这样的声明，以至于听到别人的舌头上也挂着同样的话时，便不免感到恼火。“不过亨利不会理解这一点的，他是个冷漠的人。”

我竭力想转换话题。“我想象不出我们还能举行什么别的类型的葬礼。”

“萨拉是个天主教徒。”她一边说，一边端起自己那杯红葡萄酒，一口气灌下去半杯。

“无稽之谈。”我说。

“哦，”伯特伦太太说，“这个她自己并不知道。”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间感到害怕起来，感觉就像一个用几近天衣无缝的方式作了案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骗人的墙上出现了第一条意外的裂缝一样。裂缝会有多深？能够及时补上吗？

“你说的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萨拉从没告诉过你我是天主教徒吗？”

“没有。”

“我这个天主教徒不怎么地道。你瞧，我丈夫痛恨那整个一套把戏。我是他的第三任太太。婚后第一年和他闹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俩没照规矩完婚。他是个小气的男人。”她不假思索地添补了一句。

“你是天主教徒并不等于萨拉也就成了天主教徒。”

她又呷了一口红葡萄酒，说：“我从没告诉过别人。我想我有点醉了。你觉得我醉了吗，本德里克斯先生？”

“当然没有。再来一杯红葡萄酒。”

在等服务员端酒来的当儿，她试图转移话题，但我毫不留情地把她又拖了回来。“你说什么——萨拉是天主教徒？”

“答应我你不会告诉亨利。”

“我答应。”

“有一次我们出国到诺曼底【68】去，当时萨拉只有两岁多。那段时间里我丈夫老是去多维尔。他说是去多维尔，不过我知道他是去见他的第一任太太。我气坏了。萨拉和我沿着沙滩散步。萨拉老想坐下来，但我会让她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往前走一段。我说：‘告诉你一个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秘密，萨拉。’就是那个时候，她也很会保守秘密——如果她想保守的话。这件事我竟然会告诉你，想想真害怕，不过这是个很好的报复，对吧？”

“报复？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伯特伦太太。”

“当然是报复我丈夫。这倒并不是为了他第一任太太的事儿。我告诉过你吧？他不让我当天主教徒。我要是想去做弥撒的话，嗬！那可就要闹翻天了。所以我想，萨拉要成为天主教徒，但不能让他知道。除非我真的火了，不然我不会把这事告诉他。”

“你没告诉他吗？”

“一年以后他就走了，离开了我。”

“这样一来，你又可以重新当天主教徒了？”

“噢，这个，你瞧，我信的东西不太多。后来我嫁给了一个犹太人，他也不怎么省事。人家告诉你说：犹太人大方得不得了。别信这个，噢，他是个小气鬼。”

“不过在海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然啦，事情并不是在海滩上发生的。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在海滩上往前走。我把萨拉留在门口，自己进去找神父。为了解释情况，我不得不对他撒了几句谎——当然只是些小谎。当然了，我可以把事情都怪到丈夫头上。我说结婚前他答应过，可后来又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我不太会说法语，这倒帮了大忙。你要是不知道确切的词儿该怎么说，别人听你的话便会觉得你老实得不得了。不管怎么说吧，他当场就给萨拉做了，然后我们就赶公共汽车回去吃饭。”

“做什么了？”

“做洗礼，让她成了天主教徒。”

“事情前前后后就是这样吗？”我心里松了一口气，问道。

“唔，这是件圣事【69】——或者说他们是这么叫的吧。”

“开始我还以为你在说萨拉真的是个天主教徒呢。”

“这个吗，你瞧，她是的，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要是亨利按规矩给她土葬就好了。”伯特伦太太一边说，一边又开始古怪地滴眼泪了。

“如果就连萨拉本人都不知道此事的话，你是不能够怪他的。”

“我老是希望这事会‘发出来’，就像种牛痘一样。”

“在你自己身上它好像并没怎么太‘发出来’。”我忍不住地说道，不过她听后并没生气。“噢，”她说，“我的生活里有过许多诱惑，我指望事情最后会变好。萨拉对我很耐心，她是个好姑娘。没人会有我那么喜欢她。”她又喝了点红葡萄酒，“你要是能好好了解她就好了。不是吗？要是她能正常地被抚养长大，要是我没嫁给这些小气的男人，她会成为一个天使的，这个我深信不疑。”

“可这事就是没能发出来。”我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便叫服务员来结账。我依稀觉得一队灰雁正从我们来日墓冢的上空飞过，灰雁扇起的寒风顺着我的脊梁骨往下灌；要不然的话，就是刚才我站在结冰的地面上时着了寒气。要是这股寒气同让萨拉送命的那股寒气一样就好了。

这事没发出来。送伯特伦太太在马里尔博恩站下车后自己乘地铁回家的一路上，我一直在对自己重复着这句话。我又借了三镑钱给伯特伦太太，因为她说：“明天是星期三，我得待在屋里。”可怜的萨拉，真正“发出来”的是那一长串的丈夫和继父。她的母亲成功地教会了她：一辈子只有一个男人是不够的。不过她自己早已看透了母亲婚姻的虚伪。正如我绝望地获知的那样，她嫁给亨利是要嫁给他一辈子的。

但是这份明见同海滩附近那个诡谲的仪式毫无关系。“发出来”的并不是你，我告诉自己不相信的那个天主，那个萨拉认为救了我的命（出于何种可信的目的呢？）的想象中的天主，他自己子虚乌有，却有本领毁掉了我所有过的唯一的深深的幸福：噢，不，发出来的并不是你，因为要是那样的话这些就是魔法了，而比起不相信你来，我更不相信魔法：你的十字架、你的肉体的复活、你那神圣的天主教会、你的圣徒相通【70】——这些都是魔法。

我躺在那儿，看着公共草坪上的树影在屋子的天花板上晃动。我想：那只是一个巧合，一个差点把她最后带到你身边的可怕巧合。你不可能有本事用一点水和一声祷告就给一个两岁的孩子打上终身的烙印。我要是信了这个，也就会信圣餐仪式上的面包是基督肉身、葡萄酒是基督鲜血之类的东西了。那些年里，你可并没有拥有她，拥有她的是我。最后是你赢了，这点用不着你来提醒我。但她背下垫着这个枕头，和我一块儿躺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可并没有用你来欺骗我。她睡觉的时候，是我同她待在一起，而不是你。进入她身体的是我，不是你。

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床铺上方一片黑暗。我梦见自己人在市场上，手里拿着一支枪。我在向一些似乎是玻璃做的瓶子射击，可是子弹老是从瓶子上弹回来，就好像瓶子外面套着钢套似的。我打了一枪又一枪，却一个瓶子也打不破。凌晨五点时分，我醒了过来，脑子里想的仍旧是完全一样的东西：那些年里，你是我的，不是他的。

5

我曾想亨利兴许会提出来要我搬过去同他合住，这自然是个拿死亡寻开心的想法，我并没当真指望他会这么做。所以当他提出此事时，我反倒吃了一惊。就连葬礼结束一周后他登门造访这件事情都让我感到意外，因为以前他从没来过我住的这栋房子。我甚至怀疑他在公共草坪上是否走到过比那个雨夜里我遇到他时更靠近南面的地方。我听到门铃响，便朝窗外张望了一下，因为我不想见客人——我想他们可能是沃特伯里和西尔维娅。人行道上悬铃木旁边的路灯光让人辨认出亨利头上戴的那顶黑帽子。我下楼去开了门。“我正好路过这里。”亨利撒谎道。

“进来。”

我从食橱里拿喝的东西时，他尴尬地愣在那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说：“你好像对戈登将军感兴趣。”

“他们要我写本传记。”

“你准备写吗？”

“我想是吧。这几天里我不太想干活。”

“我也是。”亨利说。

“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还在开会吗？”

“还在开。”

“这可以给你点事儿想想。”

“是吗？没错，我想是这样，在我们停下来吃午饭以前。”

“不管怎么说，这工作还是很重要。这是你的雪利酒。”

“这工作有没有，对谁都无所谓。”

《闲话报》上登的那张亨利洋洋自得的照片曾经把我气得要死。自那以来，他的长进可不小哇！在我书桌上，面朝下放着一张萨拉的照片，那是从快照翻拍而来的。亨利把它翻了过来。“我记得这张照片是我给她拍的。”他说。萨拉曾告诉我说：照片是一个女友给她拍的。我想她之所以说假话，是为了照顾我的感情。照片上的她显得比较年轻，也比较快乐，不过并不比我认识她的那几年里的样子更可爱。我要是能让她看上去是这个样子就好了，可是情人们命中注定要看到不快乐像浇铸模型时倒出来的铁水一样，裹在自己恋人的身上冷却变硬。亨利说：“我当时正在出洋相，逗她发笑。戈登将军是个有趣人物吗？”

“有些地方是。”

亨利说：“这几天家里给人的感觉怪怪的。我尽量待在外面不回去。我猜想你没空去俱乐部吃晚饭了吧？”

“我有许多活儿得做完。”

他环顾了一下我的屋子，说：“你这儿放书的地方可不多。”

“是不多，有的书我得放在床下面。”

他捡起一本杂志，那是沃特伯里在采访前寄给我的，为的是让我看看他大作的样本。他说：“我的房子里有地方，你实际上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套房。”我听后大感惊讶，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一边继续很快地往下讲，一边一页页地翻着杂志，就好像他对自己的建议其实并不感兴趣似的。“考虑一下吧，千万别现在就作决定。”

“你太客气了，亨利。”

“你会是在帮我的忙，本德里克斯。”

我思忖着：干吗不呢？大家都觉得作家们是些不落俗套的人，难道我比一个资深公务员还要落俗套吗？

“昨天晚上我做梦，”亨利说，“梦到了我们大家。”

“是吗？”

“我记得不太多了。只记得我们在一块儿喝酒，大家都很开心。醒来后我想她并没有死。”

“我现在不再梦见她了。”

“我想我们要是让神父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就好了。”

“那会很荒唐，亨利。萨拉并不比你和我更信仰天主教。”

“你相信人死后还会存在吗，本德里克斯？”

“如果你指的是个人死后的存在，那么我不相信。”

“我们没法证明人死后就不存在，本德里克斯。”

“要证明什么东西不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写一个故事，你怎么能证明故事里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里面的人物不是真的呢？你听着啊！今天我在公共草坪上碰到了一个三条腿的人。”

“太可怕了，”亨利当了真，“是个畸形儿？”

“腿上还长满了鱼鳞。”

“你在开玩笑啊。”

“可是你来证明一下我在开玩笑看看，亨利。你没法证明我故事里说的事情不存在，就好比我没法证明天主不存在一样。但我就是知道他是个谎言，就像你知道我的故事是个谎言一样。”

“天主的存在当然是有根据的。”

“噢，我敢说我能给自己的故事杜撰出一个哲学上的根据来，而且还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基础的。”

亨利把话题突然又转了回去。“你过来和我一块儿住还能省点。萨拉老说你的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成功。”

“哦，成功的影子正在落到它们身上。”我想到了沃特伯里的文章，便说，“你会听到那些人气评论家们摇动笔杆儿，鼓动读者大众为你的下一本书拍手喝彩——即使它还没写好——这样的时候会到来的，只是时间问题。”我夸夸其谈地说着，因为我还没拿定主意。

亨利说：“你心里不再生什么气了吧，本德里克斯？我在你加入的那家俱乐部里对你发过火——是为那个人发火。不过现在这事还有什么关系呢？”

“是我错了。他只不过是个慷慨激昂、用自己的理论引起了萨拉兴趣的唯理派狂人。忘了这事吧，亨利。”

“萨拉很好。本德里克斯，人家说她长道她短，但是她很好。这个，我不能好好地爱她，这不是她的错。你知道，我太谨小慎微了，不是那种能做情人的人。她想要的是你这样子的人。”

“她离开了我，又继续往前走了，亨利。”

“你知道，我读过你的一本书——是萨拉让我读的。你在书里写到了一座房屋，房屋里的女人死去了。”

“《野心勃勃的主人》。”

“是叫这个书名。当时看来，书很不错，我想它写得合情合理。但其实你完全弄错了，本德里克斯。你描写了那个丈夫如何觉得房子里空荡荡的，很可怕；他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把椅子拉来拉去，想弄出点动静来，制造出一种房屋里还有另外一个人的效果。有时候，他还会用两只酒杯来为自己倒酒。”

“我忘了，这听上去有点文学味儿。”

“你没写对，本德里克斯。问题在于，房子里看上去并不是空荡荡的。你瞧，过去经常是这样：我下班回到家，她出去了——也许同你在一块儿。我喊她，但是没有应声。那会儿，房子里是空荡荡的，我差不多在等着看到家具哪天会不翼而飞。你知道，我确实是在用我自己的方式爱着她，本德里克斯。最后那几个月里，每次回到家发现她不在的时候，我都害怕会有一封信在等着我。‘亲爱的亨利’……你知道他们在小说里写到的那种事情吧？”

“知道。”

“可是现在呢，房子似乎从来也不像那样空荡荡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因为她总是不在家，所以她也就永远不会不在家了。你瞧，她再也不会上别处去了。她不会在同谁一块儿吃午饭，她不会在同你一块儿看电影。除了家里以外，她不会待在别的地方了。”

“但哪儿是她的家呢？”我说。

“哦，我得请你原谅我，本德里克斯。我精神紧张，很疲倦——我睡不好觉。你知道，除了同她谈话以外，最好的事情就是谈论她了，而我只有同你才能谈谈她。”

“她有许多朋友。威廉·马洛克爵士、邓斯坦……”

“我没法同他们一块儿谈论她，就像我没法同那个帕基斯一块儿谈论她一样。”

“帕基斯！”我惊呼道。难道他已经猫在我们的生活里，永远也不走了？

“他告诉我说，他曾经参加过我们举行的一个鸡尾酒会。萨拉会挑选一些奇怪的客人。他说你也认识他。”

“他到底想从你这儿弄到些什么？”

“他说萨拉对他的小男孩很好——天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当时那孩子病了。他好像想要一点萨拉的什么东西做个纪念。我给了他一两本萨拉过去看过的儿童读物。这样的书她的房间里有好多本，上面全用铅笔涂过画过。这是处理这些书的好办法。我总不能把它们送到福伊尔书店【71】去吧？我觉得这样做并没什不好，你说呢？”

“是没什么不好。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安排去跟踪萨拉的侦探，是萨维奇侦探社的。”

“天哪，我要是当时知道的话……不过他好像真的对萨拉有好感。”

“帕基斯很通人情，”我说，“他爱动感情。”我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屋子——亨利来的那个地方萨拉的痕迹不会更多，也许还更少，因为她在那里会被冲淡的。

“我会来同你一起住，亨利，不过你得让我付点房租。”

“我很高兴，本德里克斯。不过房子是我自己的，你可以付你那份地产税。”

“你如果重新结婚的话，要提前三个月通知我，好让我再找地方住。”

他对我的话很当真：“结婚我是再也不想了，我不是那种适合结婚的人。我同萨拉结婚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伤害，这点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6

这样一来，我就搬到了公共草坪的北边。我浪费了一周的房租，因为亨利要我马上就过来。我花五镑钱叫了辆运货汽车，把书和衣服运过去。我住进了客房，亨利把一间堆放废旧杂物的屋子收拾成了书房，楼上有一个卫生间。亨利搬进了同他们卧室相连的更衣室，他同萨拉一起住过的那间有一对单人床的卧室留给从未来过的客人住。几天以后，我开始明白亨利说的那句房子从来也不是空荡荡的话的意思了。我每天在大英博物馆里工作到关门，然后便回去等亨利。通常我们一块儿出去，在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小酌几杯。有一次，亨利到伯恩茅斯去开会，几天不在家。我找了个姑娘，带她回来，但是没用。我马上就知道了：自己不能人道。为了不伤她的感情，我告诉她说：我答应过一个自己所爱的女人，绝不同别人做这件事情。她很温柔，对此表示谅解——妓女们十分尊重感情。这回我心里一直没有出现过报复的念头，而只是为不得不永远放弃自己曾如此享受其乐趣的某件事情而感到哀伤。过后我做梦梦见了萨拉。在南边我原来住的那间屋子里，我们又成了情人，但最后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是这一回，梦见她这件事并未让我感到伤心。我们两人很快乐，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地方。

几天后，我拉开卧室里一个柜子的门，发现了一堆旧时的儿童读物。亨利一定已为帕基斯的儿子洗劫过这个柜子。里面有几本安德鲁·朗格【72】写的包着彩色封皮的童话书，有许多贝娅特丽克丝·波特【73】的书——《新森林的孩子们》《北极的黑脸娃娃》等等，还有一两本比较老的书，有斯科特船长【74】的《最后的远征》和托马斯·胡德【75】的诗集，后者套着学校里用的那种皮书套，上面贴了张标签，标签上写着：此书奖给萨拉·伯特伦，以表彰她优异的代数成绩。代数！人的变化是多么大啊！

那晚我无法工作。我抱着那些书躺在地板上，试图在萨拉生活中的那些空白处至少追踪到几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有时候一个情人会很想兼做父亲和兄弟：他会对自己没能分享的那些岁月感到嫉妒。《北极的黑脸娃娃》很可能是萨拉藏书中最早的一本，因为书上左一道右一道地布满了用彩色粉笔作的毫无目的的、破坏性的涂鸦。在贝娅特丽克丝·波特斯的一本书里，萨拉用铅笔拼写出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其中的一个大写字母写错了，结果sarah（萨拉）看上去成了sarah。在《新森林的孩子们》一书里，她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萨拉·伯特伦她的书。不经允许，不能借出。偷窃此书，后果严重。”这些印记是每一个孩子都会留下的，它们就像冬日里人们看到的鸟儿留下的爪痕一样缺少个性特征。我把书合上时，它们就像流水般逝去的时间一样，立刻失去了踪迹。

我怀疑胡德的诗她到底有没有读过，因为书页就像女校长或者哪位尊贵的访客把书交给她时一样洁净。就在我要把书放回柜子里的时候，一张印刷品掉到了地上——很可能是哪个颁奖仪式的节目单，上面用我能认出来的书体（就连我们的书体都是早早成了形的，这张纸上的字带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陈腐的涡卷形状）写着一句话：“真是废话。”我可以想象到女校长在家长们恭敬的掌声中走回自己的座位时，萨拉写下了这句话，并且亮给自己的邻座看。不知为什么，看到这句含着不耐烦、不理解以及过分的自信的女学童的话时，我脑子里浮现出了另外一句话：“我是个冒牌货、骗子。”此处，在我的手掌下面，洋溢着一派天真。然而，在经历了二十年的生活之后，她对自己所抱的却是这样一种感觉，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冒牌货、骗子——这是不是我发怒时用来形容她的词呢？她总是把我的批评记在心上，而唯有我的赞扬会像雪花一样从她那里滑落。

我把纸片翻转过来，读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一天的节目安排：王家音乐学院邓肯小姐演奏韩德尔的《水上音乐》；比阿特丽斯·柯林斯朗诵华兹华斯的诗《我像云儿一样独自飘荡》；学校合唱团演唱《图德·艾尔》；玛丽·皮皮特小提琴独奏肖邦的《降a大调圆舞曲》。二十年前那个悠长的夏日午后将它的影子向我伸展过来，我痛恨那改变我们，把我们弄糟的生活。我想：那年夏天，我刚刚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我坐下来工作时，是那样的激动，雄心勃勃，充满了希望。我的心里没有怨恨，有的只是快乐。我把纸片放回那本没有读过的书里，把书塞到柜子最里面，放在《北极的黑脸娃娃》和贝娅特丽克丝·波特斯的书下面。那时候，我们两人都很快乐，我们之间只隔着十岁的年龄和几个郡的距离。后来我们将会相遇，而这种相遇除了给彼此带来那么多的痛苦以外，并无什么清晰明了的目的。我又捡起斯科特的那本《最后的远征》。

此书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书籍之一。现在看来，书中描写的那种仅有冰雪作敌手的英雄行为、那种只把死亡留给自己的自我牺牲精神古怪得有点过时。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横亘着两次世界大战。我注视着书上的照片：大胡子、风镜、用来作路标的圆锥形雪堆、米字旗【76】、带条纹的岩石间的矮种马。那些马的鬃毛长长的，像是留着不再时兴的发型。就连死亡都带着“时代的烙印”，那个在书页上画线、加感叹号的小女孩也带着时代的烙印。她在斯科特最后一封家信的边上用整齐的笔迹写道：“下面是什么？是天主吗？罗伯特·勃朗宁【77】。”我想，早在那个时候，天主便已进入了她的心灵。他被理解为一个利用我们一时的心境钻空子的情人，他很像一个用自己的超凡事迹和传奇之举来引诱我们上钩的偶像人物。我把最后一本书放回去，锁上了柜子。

7

“你上哪儿去啦，亨利？”我问。他通常都是第一个吃早餐的。有时我还没下楼他就已经离开了家，可是今早他一直没碰过餐盘。我听到前门轻轻地关上，随后他进来了。

“哦，沿路走了走，”他含糊其词地说。

“走了一晚上？”我问。

“那当然不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对我说了实话，“克朗普顿神父今天给萨拉做了弥撒。”

“他还在做这事？”

“一个月一次。我觉得去看看比较礼貌。”

“我想他不会知道你在那儿。”

“仪式结束后，我去找了他，向他表示感谢。事实上，我还请了他过来吃饭。”

“那么我就出去。”

“我希望你别走，本德里克斯。毕竟，他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做过萨拉的朋友。”

“你该不会是也在变成信徒吧，亨利？”

“当然不是，不过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权利持有自己的看法。”

于是他便过来吃饭了。使萨拉同我分开的，就是这个丑陋、粗笨、长着一只托克马达【78】式的难看鼻子的人。支持萨拉信守那则本来一周内就该忘掉的荒唐誓言的人就是他。萨拉走进去躲雨，结果得了“要命的重感冒”的那座教堂就是他的教堂。想到这些，我连保持最起码的礼貌都很难做到，招待客人的担子全都落到了亨利一个人身上。克朗普顿神父不习惯于在外面吃饭，他给我的印象是：外出吃饭是一项他觉得自己难以专心致志去履行的职责。他的寒暄话说得极少，他的应答就像大树倒在路上时发出的声音那样短促。

“我想你管的这片地方穷人不少吧？”亨利很受累地边吃奶酪边问道。他已经尝试过很多话题——书籍对人的影响、电影、法国之游、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等等。

“问题不是这个。”克朗普顿神父答道。

亨利卖力地使谈话进行下去。“那么是伤风败俗的事情？”他用我们说这个词时无法避免的那种略带虚伪的腔调问道。

“这从来都不是个问题。”克朗普顿神父答道。

“我想或许——公共草坪上——晚上会看到……”

“这样的事情任何一个空旷的地方都会发生，好歹现在是冬天。”此话题便就此打住了。

“再来点奶酪吧，神父？”

“不了，谢谢。”

“我想，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募捐的工作很费事吧？——我是指为慈善事业。”

“人们捐献他们能捐的东西。”

“给你的咖啡里加点白兰地？”

“不了，谢谢。”

“你不介意我们……”

“当然不。我喝了睡不着觉，不为别的原因。我早上六点钟就得起床。”

“那到底是为什么？”

“祷告，习惯了。”

亨利说：“我恐怕没能做过多少祷告，从小时候起就没有。我曾经为自己能进入校橄榄球队的第二预备队祷告过。”

“你进了吗？”

“我进了第三预备队。我那样的祷告恐怕不太顶事吧，神父？”

“无论怎样的祷告都比完全没有要好。不管怎么说，它是对天主权威的一种承认，我想它是一种崇拜。”从开始吃饭到现在，我还没听他讲过这么多话。

“我会觉得，”我说，“这更像是用手碰木头【79】，或者走路时避免碰到人行道的边沿。不管怎么说，人在那个年龄是这样的。”

“哦，这个吗，”他说，“来点迷信我并不反对，它让人想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切。”他双眉紧蹙，目光顺着鼻梁向下盯着我说，“这可以是智慧的开始。”

“你的教会肯定是喜欢大搞迷信的——圣亚努阿里乌斯【80】、流血的雕像、圣母幽灵等等。”

“我们努力整理这些东西。相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不是更合情合理一点吗？比起……”

门铃响了起来。亨利说：“我让保姆睡觉去了。对不起，神父，失陪一下。”

“我去吧。”我说。能躲开神父在场造成的那种压抑气氛我感到很高兴。他早已把应对问题的答案背得滚瓜烂熟，不是专干他这行的人别指望能抓到他的把柄。他就像个变戏法的，因为技术过于纯熟，结果反而弄得大家觉得厌倦。我打开前门，看到门口站着一个肥胖的女人，她身穿黑色衣服，手里拿着一只包裹。刚开始我以为她是我们的清洁工，直到她问我“您是本德里克斯先生吗？”的时候，我才知道她不是。

“我是。”

“我得把这个交给您。”她边说边把包裹快速塞到我手里，就好像里面有什么爆炸物似的。

“是谁送的？”

“帕基斯先生。”我把包裹翻过来，困惑地打量着它。我甚至想到：帕基斯可能把某件证据材料忘在什么地方了，现在太晚了才把它交给我。我想忘掉帕基斯先生。

“您能给我打张收条吗，先生？他要我把包裹亲自送到您手上。”

“我没铅笔——也没纸。我不想费这个事。”

“帕基斯先生对于档案记录的态度您是知道的，先生。我包里有铅笔。”

我在一个旧信封的反面给她写了收条。她把收条仔细收好后，便急匆匆地向大门口走去，一副想尽快走得越远越好的样子。我站在门厅里，手里掂量着送来的那件东西。亨利从餐室里喊道：“什么事，本德里克斯？”

“帕基斯送来一包裹东西。”我的话听起来像是绕口令。

“我想他是还书来了。”

“这个时辰来还书？再说上面写的收件人是我。”

“嗯，那么是什么？”我不想打开包裹。亨利和我两人不是都正经历着一个痛苦的忘却过程吗？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为登门去找萨维奇先生的侦探事务所的事儿遭够了报应。我听到克朗普顿神父的声音说：“我该走了，迈尔斯先生。”

“时间还早。”

我想待在房间外面不进去，这样就可以让亨利一个人向神父表示礼貌，而不用再去加上我的那一份了，神父也就可以走得快一点。于是我便打开了包裹。

亨利说得不错。包里面是安德鲁·朗格写的一本童话，但是书页里夹着一张折叠起来的便条纸，上面是帕基斯的信。

“亲爱的本德里克斯先生。”我读道。因为以为这只是一封表示谢意的便笺，我便不耐烦地把目光移到了最后几句话上。“所以在此情况下，我宁愿不把该书存放于家中，敬希您能向迈尔斯先生作一解释，说明本人并无不知恩图报之意。阿尔弗雷德·帕基斯谨上。”

我在门厅里坐下，听到亨利在说：“不要认为我的思想很封闭，克朗普顿神父……”我开始从头读帕基斯的信：

“亲爱的本德里克斯先生，我写信给您，而不是迈尔斯先生，是由于我们之间有过的密切的、尽管是哀伤的交往，以及由于您是一个习惯于陌生事件的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先生，我确信可以得到您的同情。您知道我的孩子近来肚子一直痛得厉害，因为不是冰激凌的缘故，我一直担心是阑尾炎。医生说动手术。动手术不会有何不好，可我非常害怕给孩子动刀，因为我确信，他母亲就是因为手术疏忽而死在刀下的，如果我又这样失去了这孩子那可如何是好？我会十分孤独的。原谅我说这些细节，本德里克斯先生。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我们所受到的训练就是把事情按先后顺序理好，先发生的事情先说，这样法官就不会抱怨我们没把事情讲清楚了。所以星期一的时候，我就对医生说：让我们等到病情十分肯定的时候再说吧。不过有时候我想：孩子肚子痛是因为他在迈尔斯太太家外面等我，替我盯梢时受寒引起的。如果我说她是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太太，不应该去打扰她的话，您该会原谅我的。干我这一行你没法挑挑拣拣。可是自从第一天在仕女巷里发生那件事情后，我就一直希望被自己盯梢的是别的随便哪位太太。不管怎么说，我孩子听到这位可怜的太太如何死去的消息后十分难过。她只对他说过一次话，但我觉得他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竟然觉得他妈就是她这个样子的。虽说就她本人而言，她妈也算得上是个心地笃实的好女人，我每天都想念她，但她并不像这位太太。后来，他的体温升到了103度【81】，这对于他这样一个孩子来说是够高的了。这时候，他就开始像先前在街上那样对迈尔斯太太说起话来了，就好像她在身边似的，不过即使是在这个年龄，他也有职业自豪感，所以告诉她说自己正在盯她的梢——这事他是不会做的。后来她要走了，他就开始哭起来。后来他就睡着了。可是醒过来的时候，他的体温还是102度。他跟人要梦里面她答应给他的礼物，这就是我打扰迈尔斯先生，骗他将此书给我的原因。为此我感到羞愧，因为这里没有工作上的理由，只是为了我那可怜的孩子。

“我把书弄来给孩子以后，他变得平静了一点。但我心里很担忧，因为医生说他不能再冒险了，星期三得让孩子去住院。所以您瞧，我因为自己那可怜的妻子、可怜的孩子，以及害怕动刀而担心得没法睡觉。不怕您见笑，本德里克斯先生，我使劲地祷告。我向天主祷告，然后又向我妻子祷告，请她做做她能做的事情，因为如果说现在有谁在天堂的话，那就是她了。我也请求迈尔斯太太，如果她人在天堂的话，也做做她能做的事情。既然一个成年人都会这样，本德里克斯先生，您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那可怜的孩子会胡思乱想了。今天早上我醒来后，他的体温是99度，身上一点也不痛了。等到医生过来的时候，他已经一点不舒服也没有了。于是他说我们可以等一等，结果他一天都很好。只是他告诉医生说：是迈尔斯太太来把疼痛带走的，她摸了摸——如果您能原谅我的不雅的话——他右边的肚子，还在书里为他写了东西。可是医生说，他得绝对保持安静才行，而书会让他兴奋。在此情况下，我宁愿不把该书存放于家中……”

我把信掉过来，看到反面有一则附言：“书页上写了些东西，但是谁都能看出那是多年前迈尔斯太太还是个小女孩时留下的，只是我担心自己那可怜的孩子肚子再疼起来，所以不能解释给他听。阿·帕敬上。”我翻到书的扉页，上面是用笔迹难以擦掉的铅笔和尚未成形的字体乱涂乱画的东西，同我先前看到的那些上面有孩提时代的萨拉·伯特伦题词的书籍上的涂鸦没有什么两样：

我生病时妈妈送我这本朗格写的书。

若是没病的人偷了这本书，头上就会撞个大窟窿。

不过你要是生病躺在床上

你就可以把它拿去看。

我把书拿回了餐室。“是什么东西？”亨利问。

“是那本书，”我说，“你把它送给帕基斯前，看过萨拉在上面写的东西没有？”

“没有。怎么啦？”

“是个巧合，没什么。不过看来要想迷信的话，你不一定非要信克朗普顿神父的教不可。”我把信交给亨利，他看完后便把它递给了克朗普顿神父。

“我不喜欢这样，”亨利说，“萨拉已经死了。我讨厌看到人家对她议论来议论去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有同感。”

“这就像是听到她被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谈论一样。”

“他们并没有说她哪里不好。”克朗普顿神父道。他放下信来说：“现在我得走了。”但人却没有动弹。他眼睛看着茶几上的信，问道：“她写在书上的东西呢？”

我把书从桌上推过去给他。“噢，这是好多年前写的了。她同所有孩子一样，在自己的很多书里都写下了类似的文字。”

“时间真是个怪东西。”克朗普顿神父说。

“那孩子当然不会明白书上的这些话都是过去写下来的。”

“圣奥古斯丁【82】曾经问过时间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时间是从尚不存在的未来来到短暂的现在，然后再进入已经停止存在的过去的。在理解时间方面，我并不觉得我们有任何比儿童高明的地方。”

“我并不是说……”

“噢，好了，”神父说着站起身来，“你可不要介意这件事，迈尔斯先生。它只说明你太太是个多么好的女人。”

“说这个帮不了我多大忙，对吧？她现在是已经停止存在的过去的一部分了。”

“写这封信的人很有见识。向死者祷告和为他们祷告一样没有什么害处，”说完他又重复了一遍自己刚才说过的话，“她是个好女人。”

听到这里我突然发起火来。我相信自己之所以恼火，主要是因为他的自鸣得意。因为他那副从来不会被心智方面的事情难住的神气，以及他那种自以为十分了解一个我们已经认识多年，而他只是认识了几小时或者几天的人的自负。我说：“她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本德里克斯。”亨利厉声喝道。

“她会给任何一个人戴上马眼罩，让他什么也看不见，”我说，“就连神父也不例外。她不过是把你给骗了，神父，就像她骗了她丈夫和我一样。她是个撒谎高手。”

“她从来也不会装腔作势。”

“她的情人并不止我一个——”

“住口，”亨利说，“你没权利……”

“别拦他，”克朗普顿神父说，“让这个可怜的人发泄吧。”

“别把你的职业怜悯用在我身上，神父，你还是留着它们给那些来找你忏悔的人用吧。”

“我该怜悯谁不能听你指挥，本德里克斯先生。”

“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占有她。”我很想相信自己说的话，因为那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需要想念或者追悔的东西了，我就不会再被拴在她到过的任何地方，我就自由了。

“在忏悔之事上你也不能给我任何训诫，本德里克斯先生。我给人做告解已有二十五年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当中没有哪件是我们之前的某些圣徒所没有做过的。”

“除了平生不得志以外，我没有什么好忏悔的。神父，你还是回到你的人那儿去吧，去守着你那该死的小亭子和你的念珠吧。”

“你什么时候想找我，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我。”

“我想找你，神父？神父，我不想无礼，不过我可不是萨拉。不是萨拉。”

亨利尴尬地说：“我很抱歉，神父。”

“你不必抱歉。我知道人痛苦时是什么样子。”

我无法刺穿他那张自鸣得意的厚皮。我推开椅子，说：“你搞错了，神父。这不是什么像痛苦那样捉摸不定的东西。我不是痛苦，而是仇恨。我恨萨拉，因为她是个小娼妇；我恨亨利，因为萨拉死心塌地地跟着他；我恨你和你那臆想中的天主，因为你们从我们大家身边夺走了萨拉。”

“你是个很会恨的人。”克朗普顿神父说。

我两眼呛着泪水，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他们两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难过。“你们这帮家伙都给我见鬼去吧。”我说。

我砰的一声带上身后的房门，把他们两人一起关在屋里。让他把他那套圣洁的智慧都倾倒给亨利吧，我想。我是孤身一人，我想孤身一人。如果我不能拥有你，我就永远孤身一人。哦，其实我像任何一个人一样有信的能力。我只要让自己心灵的眼睛闭上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就会相信你夜里到过帕基斯儿子的身边，用你的抚摸给他带来了安宁。上月在火葬场时，我请求你从我身边救下那个姑娘，你便把自己的母亲推到了我和那姑娘中间——或者人家会这么说吧。不过如果我开始相信这个的话，我就得相信你的天主了。我得爱你的天主才行。与其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去爱那些跟你睡过觉的男人呢。

上楼梯时我告诫自己说：得理智一点。萨拉现在已经去世很久了——对于死去的人，我们不会老是这样强烈地爱下去，唯有对活着的人我们才会如此，而她已经不再活着了，她也不可能再活了。我可不能相信她还活着。我躺到床上，闭上眼睛，试图理智一点。既然有时我这么恨她，那么我怎么还能爱她呢？是我们真的能既恨又爱呢，还是我真正恨的只是我自己？我恨自己那些用无关紧要的琐屑技巧写成的书籍；我恨自己身上那副匠人的头脑，它如此地贪求可供照葫芦画瓢的对象，以至于不惜让我为弄到写作素材而去引诱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我恨自己的身体，它消受了如许之多，却没有足够的本事来表达内心的感受；我恨自己多疑的脾性，它让帕基斯出发去盯梢，在门铃上抹粉，去字纸篓里东翻西找，偷窃你的秘密。

我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她的日记，随手将它打开。在去年一月份的一个日期下面我读到了这么一句：“天主啊，如果我真的能恨你的话，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恨萨拉只不过是因为爱萨拉，恨自己只不过是因为爱自己。我不值得恨——莫里斯·本德里克斯，《野心勃勃的主人》《带花冠的偶像》《滨水墓地》等书的作者，蹩脚文人本德里克斯。如果你，也只有你存在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去恨——就连萨拉也不值得。我想：有时候我恨莫里斯，可是如果我也不爱他的话，我还会恨他吗？天主啊，如果我真的能恨你的话……

我想起了往日萨拉曾怎样向她所不信的那个天主祷告，于是此刻我便对自己所不信的萨拉说起话来。我说：为了让我能够活过来，你曾把我们两人都供奉给了天主，可是这种没有你的生活算是什么生活呢？你爱天主当然没什么不好，你已经死了，你有天主在身边。而我还活着，活到要生病，健康到要腐烂。如果我要开始爱天主的话，可不能就这么死掉算数。我得为此做点什么才行。我得用手触摸你，我得用舌头品尝你：我们不可能有爱却什么也不做。你叫我不要担心（就像有一次你在我睡梦里所做的那样），那是没用的。我要是那样去爱的话，那一切就都完了。爱你的话，我会茶饭无心，对任何别的女人都提不起欲望。而爱他的话，只要他不在，我便会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乐趣。我甚至会弄丢自己的工作，我会不复为本德里克斯。萨拉，我很害怕。

那天夜里凌晨两点时分，我完全醒了。我走到食橱面前，找了点饼干和水。我为自己在亨利面前那样说萨拉感到后悔。神父说：我们能做的事情，没有哪桩不是某个圣徒曾经做过的。像凶杀和通奸这样轰动的罪孽可能确乎如此，可是圣徒是不是会犯嫉妒和小气的罪过呢？我的恨同我的爱一样卑鄙。我轻轻打开房门，看了看睡在里间的亨利。他用一只手臂挡住眼睛，开着灯在睡觉。因为看不见他的眼睛，他的整个身体显得无名无姓，没有什么个人的特征。他只不过是一个人——是我们众人当中的一个。他像是我们在战场上碰到的第一个敌军士兵；这个敌军士兵已经死去，与别的阵亡士兵无法区别；他既不是白军，也不是红军，而只是一个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我在他床边放了两块饼干，以备万一他醒来关灯时饿了想吃。

8

我的书进展不顺利（写作这件事看起来真是浪费时间，可是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好打发时间？），于是我漫步穿过公共草坪，去听听那些演讲人的演讲。我记得在战前的日子里，曾经有一个演讲人让我觉得很逗趣。现在看到他安然无恙地重又回到了自己的演讲位置上，我感到很高兴。他同以政治和宗教为主题的演讲者们不同，并无什么讯息要传递。他从前是个演员，眼下便光是讲故事，背诵诗歌的片断。他要求听众随便挑出哪首诗来让他背，看他会不会背不出来。“《古舟子咏》【83】。”有人叫道。他便马上一字一顿地给大家背诵出其中的一节。有个凑热闹的人说：“背莎士比亚的第三十二首十四行诗。”他随便背了四行。那个凑热闹的人说不对，他便说：“你的版本搞错了。”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同我一起在听演讲的人，发现斯迈思也在场。或许他已经先看到了我，因为他用萨拉没有吻过的那侧漂亮脸颊对着我。不过即便这样，他也还是竭力回避着我的目光。

我怎么就老是想同萨拉认识的人说话呢？我从人群中挤过去，走到他身边招呼道：“你好，斯迈思。”他用手帕捂住自己那侧不好看的脸颊，把身体转向我。“噢，是本德里克斯先生。”他回应道。

“葬礼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你。”

“我去外地了。”

“你还在这里演讲吗？”

“不了。”他踌躇了一下，然后又勉强补充了一句，“我已经不做演讲了。”

“不过你还在搞家庭教学吧？”我逗弄他道。

“不，那个我也不做了。”

“我希望你没改变自己的观点吧？”

他没精打采地说：“我不知道该信什么。”

“什么也不该信，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是这么回事。”他开始往人群的外面挪动一些位置，我发觉自己站到了他有毛病的脸颊那侧。我按捺不住地想再多逗逗他。“你是不是牙痛？”我问他。

“不是，怎么了？”

“有那条手帕，看上去有点像。”

他没搭腔，只是把手帕拿开了。手帕底下没有什么难看的东西需要掩藏。除了一个不显眼的斑点之外，他的皮肤非常红润和年轻。

他说：“碰到熟人老要向他们解释，我都给弄烦了。”

“你找到了灵丹妙药？”

“是的，我刚才告诉过你我去外地了。”

“去的是私人疗养院？”

“对。”

“动手术？”

“那倒不是，”他不太情愿地补充了一句，“用的是触摸的办法。”

“信仰疗法？”

“我没信仰，绝不会去找江湖医生。”

“是什么毛病，风疹块吗？”

为了打住话题，他含糊其词地说：“用现代方法，电疗。”

我回到家里，重新试着定下心来写书。每次开始写书的时候，我总是发现书里的一个人物很顽固，怎么写也不肯活起来。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个人物并无什么不真实的地方，但他就是钉在那里不动，需要有人来推动他，需要有人来给他找到话讲。我得把自己在奋斗年代里学会的一应技巧全部用上，才能使他在读者的心目中活起来。有时候，当某位评论家称赞说，他是整个故事里刻画得最好的人物时，我会有一种乖张的满足感，觉得他即便算不上是刻画出来，也肯定算是给硬扯出来了。每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他都会像吃进肚子里但没好好消化的肉食一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在有他出场的每一幕场景里，我创作的快乐都会被夺走。他从来不做出人意料的事情，他从来不会让我感到吃惊，他从来不对什么负责任。书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会帮忙，而他却只会碍事。

可是没他又不行。我能想象到一位天主，他对我们当中某些人的感觉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推测，从某种意义上说，圣徒们是自己创造了自己。他们会活起来，他们能做让人吃惊的事情，说让人吃惊的话。他们置身于情节之外，不为情节所左右。而我们则需要有人来推着走。我们患有自身并非真实存在物这一顽症，我们无法逃脱地受到情节的束缚。天主按照自己的意图，腻烦地驱策着我们，一会儿上这儿，一会儿上那儿。我们是一些没有诗意、没有自由意志的人物。我们唯一重要的价值就是有时候可以帮帮忙，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提供活动和发言的场景，或许也为圣徒们提供实现他们自由意志的机会。

听到楼门关上，门厅里传来亨利的脚步声时，我感到很高兴，这使我有了停下笔来的借口。那个人物现在可以待在那儿不动，一直待到明天早上——去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的时刻总算来了。我等着亨利从楼下叫我（在一个月的光景里，我们两人的作息习惯已变得像两个在一起生活多年的单身汉一样固定），可他并没叫。我听见他走进了自己的书房。稍顷，我也跟在他身后进了书房——我惦记着自己的那杯酒呢。

我想起了那次同他一起回到家里的情景。当时他情绪低落、心事重重地坐在这座绿色的《掷铁饼者》雕像旁。不过此刻看着他时，我心里却既没有妒嫉，也没有快乐。

“去喝一杯，亨利？”

“对，对，当然。我只是要换换鞋。”他有在城里穿的鞋和在乡下穿的鞋，公共草坪在他眼里是乡下。他弓着身子正在系鞋带，鞋带上有个结解不开——他的手指总是不大听使唤。他解得不耐烦了，便把鞋子从脚上拧了下来。我拾起鞋，替他解开了鞋带。

“谢谢你，本德里克斯。”或许就连这么小小的一个伙伴情谊之举也给了他信心。“办公室里今天出了件很不愉快的事儿。”他说。

“给我说说。”

“伯特伦太太打电话来。我想你不认识伯特伦太太吧？”

“噢，认识的，那天我见到过她。”那天——这真是个奇怪的字眼，听上去就好像除了那天以外，所有的日子都一模一样似的。

“我们两人始终不大合得来。”

“她告诉过我。”

“在这件事情上，萨拉一直处理得很好，她让她母亲走开。”

“她是来借钱的？”

“是的。她想借上十镑——原因还是那老一套：今天上城里来，买东西，钱用完了，银行又关门……本德里克斯，我并不是小气鬼，可是我对她这种没完没了的样子很恼火。她自己每年有二千镑的收入，同我挣的差不多一样多。”

“你给她了吗？”

“噢，是啊，我们总是会给的。问题在于我克制不住，还是说了她一顿，结果就把她给惹火了。我问她已经借过多少次了，又有多少次是还的——这么一说，还钱的事倒是破天荒第一回变得容易了。她掏出支票本来说：她马上就写一张支票给我，把所有的欠账都还清。她的火气这么大，我以为她要说话算数了，可是实际上她忘了自己已经把最后一张支票都用掉了。她本来是想让我难堪的，结果却弄得自己很难堪。可怜的女人。当然啰，这样一来事情也就更糟了。”

“她做什么了？”

“她指责我没给萨拉安排合适的葬礼。她给我讲了个奇怪的故事……”

“我知道，她在几杯红葡萄酒下肚后曾经给我讲过这个故事。”

“你觉得她在说假话吗？”

“不。”

“这是一个奇特的巧合，对吧？两岁大时受洗，然后开始回忆，回忆到你连记都不记得的时候……就像是得了传染病，一个传给另外一个。”

“就像你说的，是个奇怪的巧合。”以前我给亨利打过气，现在可不能让他动摇。“我还知道更奇怪的巧合，”我接着往下说，“去年，亨利，我百无聊赖，竟然收集起车牌号来。这事真能教会你什么是巧合。有一万个可能的号码，而且天知道会有多少种组合，可塞车时我偏偏就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两辆号码数字一样的汽车挨在一块。”

“是啊，我想是会这样。”

“我绝不会相信没有巧合，亨利。”

楼上的电话铃隐隐约约在响，我们直到这会儿才听见，因为书房里电话铃的开关被关上了。

“噢，天哪，天哪，”亨利道，“如果又是这个女人打来的电话，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

“让她打好了。”我说话时电话铃声就断了。

“我倒不是小气，”亨利说，“我想她十年里借的钱加起来也不超过一百镑。”

“出去喝一杯。”

“当然。噢，我还没穿鞋。”说着他便弯下腰去穿鞋。我能望见他头上那块谢了顶的地方：看上去就仿佛是烦恼磨穿他的头皮，钻出来了一样——我自己也曾经是他的烦恼之一。他说：“要是没有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本德里克斯。”我从他肩上掸掉几片头屑。“噢，这个，亨利……”随后，还没等我们动身，电话铃又响了。

“别管它。”我说。

“我最好还是接一下，你不知道……”他鞋带还没系好，便站起身来，走到书桌旁。“喂，”他应答道，“我是迈尔斯。”随后他把听筒递给我，松了口气似的说：“是你的。”

“是我，”我说，“我是本德里克斯。”

“本德里克斯先生，”听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觉得该给你打个电话。今天下午我没对你说实话。”

“你是谁？”

“斯迈思。”那人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告诉你说我去疗养了，其实我根本没去。”

“说真的，这事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他的声音像手一样沿着电话线伸向我：“这事当然很重要。你没在听我说。并没有什么人给我治过脸，我的脸是一夜之间突然变好的。”

“怎么会的？我还是不……”

他用一种同你结伙密谋什么似的讨厌口气说：“怎么会的，这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这事回避不了，我瞒着不说是不对的。这是一起……”但是，没等他说出那个报纸上用来代指“巧合”的愚蠢字眼，我就把电话挂上了。我想起了他那只攥紧的右手，想起了看到他们把死者捆扎起来，像分割自己衣服似的分割她时我所感到的愤怒。我想：他这个人十分自负，一定要说自己得到了某种启示。用不了一两个周，他就会在公共草坪上宣讲这件事情，并且把自己治好的面孔亮给大家看。事件还会上报：“唯理派演讲人因灵丹妙药而改变信仰。”我竭力收起自己对巧合的所有信心，但是我脑子里所能想到的一切（想时带着嫉妒，因为我身边可没圣徒遗物护佑），就是夜里他那侧被毁了的脸颊贴在萨拉头发上的情景。

“谁来的电话？”亨利问道。我迟疑了一下，不知是不是该告诉他，但随后又想：不，我不能相信他，他会同克朗普顿神父搅在一起的。

“斯迈思。”

“斯迈思？”

“就是萨拉曾经造访的那个家伙。”

“他有什么事？”

“他的脸治好了，没别的。我要他告诉我那位大夫的名字。我有个朋友……”

“用的是电疗吗？”

“不太清楚。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风疹块的病因是歇斯底里，治疗方法是精神疗法和放射疗法双管齐下。”这么说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或许事情确实如此也说不定。又是一桩巧合，两辆车牌数字一样的小汽车。我不无腻烦地思忖道：到底会有多少个巧合呢？葬礼上她母亲的出现、那孩子做的梦，这样的事会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吗？我感觉到自己就像一个体力耗尽，终于明白了潮水之力大过自己力量的游泳者。可是即使自己要遭灭顶之灾，我也要托起亨利，直到最后一刻。说到底，这不就是做朋友的本分吗？因为假如这事没被证明是子虚乌有，假如它上了报，那么恐怕谁也没法预料它会怎样收场。我想起了曼彻斯特的玫瑰事件——那场骗局过了好久才被人们识破。眼下这个世道里，大家都是如此歇斯底里。到时候就会有人来搜寻圣徒遗物，会有祈祷仪式和列队游行。亨利是有头有脸的人，因此流言蜚语将会大行其道。所有的记者都会跑来，对他和萨拉的生活刨根问底，竭力打探出关于在多维耶附近举行的那场洗礼的奇异故事。假仁假义的报界庸俗不堪，我能想象到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新闻标题，而这些标题又会引发出更多的“奇迹”。咱们得把这事的苗头消灭在摇篮里。

我想起了自己放在楼上房间抽屉里的那本日记。我想：那个也得处理掉，因为它可以被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加以解释。事情看来似乎是这样：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保住她；而为了保住她，我们却不得不把她的特征一一毁掉。就连她儿时的读物也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危险。还有相片——亨利给她拍的相片。这些绝对不能让报界弄到手。莫德可以信任吗？我同亨利两人一起努力，凑合着建起了一个家，可就是这个家现在也正在被人家分化瓦解。

“我们去喝一杯吗？”亨利问道。

“我马上就来。”

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取出萨拉的日记，把封面和封底扯掉。它们很结实：布做的背衬像植物的根须一样裸露出来；扯掉它们就像是扯掉鸟儿的双脚和双翅。日记趴在床上，受了伤，没了翅膀，成了一叠纸张。它的最后一页显露在最上面，我又读到了这段话：“你在那儿，教导我们大肆挥霍，就像你教导富人们所做的那样，以便有朝一日，我们会除了对你的这份爱之外别无所有。但是你对我太好了。我向你要求痛苦时，你却给了我安宁。也给他这个吧，把我的安宁给他——他更需要。”

我想：这个你可没能成功，萨拉。你的祷告至少有一条没能应验。我并没能得到安宁；除了对你，对你的爱以外，我也没有任何别的爱。我是一个仇恨之人，不过我已不再感受到太多恨了。我说别人歇斯底里，可我自己说过的话也太过火了。我能察觉到自己的话不真诚。我主要的感觉与其说是仇恨，还不如说是恐惧。因为我想，假如天主存在，假如就连像你这样欲火旺盛、会偷情、会说你曾经说过的那些懦弱的谎言的人都能这样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只要像你这样两眼一闭，一劳永逸地跳上一跳，就都会成为圣徒的。假如你是圣徒的话，那么当圣徒就不是什么难事，而只不过是他可以要求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件事就是：跳。但是我不跳。我坐在床上，对天主说：你夺走了她，但你还没得到我。我知道你的狡猾。是你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说是要把整个宇宙都给我们。天主啊，你是一个魔鬼，在引诱着我们往下跳。可我并不想要你的安宁，不想要你的爱。我想要的只是一种十分简单、十分容易的东西：我想要同萨拉终生相守，但你却把她带走了。你用你那恢宏的计划毁掉了我们的幸福，就像收割者毁掉一个鼠穴一样：我恨你，天主，我恨你，就好像你真的存在一样。

我看着那一沓纸。同一绺头发相比，它们不太带有个人的味道：头发你是可以用嘴唇和手指去触碰的。我对心灵已经厌倦透顶。以往我一直是为了她的肉体而活着，此刻我想要她的肉体，可是我拥有的一切却只是这本日记。于是我把日记锁进了橱柜，因为如果毁掉它，让自己更彻底地没有了萨拉，不就等于让他又得胜了一回吗？我对萨拉说：好吧，你就一意孤行好了。我相信你还活着，他也存在。可是要把对他的这种恨转变成爱，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你的祷告。他抢了我的东西，我要像你写的那个国王一样，抢走我身上他所想要的东西。恨在我的脑袋里，而不在我的肚子里或者皮肤里。你不能像去除疹子或者粉刺那样去除它。我不是像爱你一样地恨你吗？我不是也恨自己吗？

我从楼上招呼亨利道：“我好了。”于是我们便肩并肩地穿过公共草坪，朝庞蒂弗拉克特徽章酒馆走去。街灯还没点亮，恋人们在十字路口约会。草坪那头就是那座台阶被毁的房屋，他就是在那儿把残缺不全的绝望生活重又还给了我。

“我老是期盼着我们黄昏时分的散步。”亨利说。

“是啊。”

我思忖着：明早要给医生打个电话，问问他信仰疗法【84】是否可能，但转而一想，又觉得还是不打为好。只要不知道实情，我们就可以想象无数种疗法……我用手扶住亨利的胳膊。为了我们两人，我现在得坚强起来，他还没到真正担心的时候呢。

“我现在唯一真正期待的事情就是它了。”亨利说。

在本书的开头，我曾写道：此书所记述的是恨。此刻，在同亨利并肩前去喝一杯晚间啤酒的路上，我找到了一句同冬日里的情调似乎很相称的祷告词：噢，天主啊，你做的够了，你从我这里抢走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我太疲倦，也太衰老，已经学不会爱了。永远地放了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