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年来，在公共事务的舞台上，人民连片刻也未曾出现，因而人们根本不再相信人民还会走上舞台；看到人民麻木不仁，人们便认为他们是聋子；以至当人们开始关心人民的命运时，就当着他们的面大谈特谈，仿佛他们不在场。人们似乎是专讲给高踞人民头上的那些人听的，他们担心的唯一危险是怕那些人不能完全听懂。
那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机构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用动听的辞令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他们怒气冲天。我说的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官员，是特权者本身。
大革命前13年，国王试图废除劳役制，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说道：“除少数几个省（三级会议省）外，几乎所有王国的道路都是由我们臣民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无偿修建的。一切负担便全都落在那些除了双手一无所有并且与道路只有极其次要利害关系的人们头上；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是所有者，差不多全部是特权者，他们的财富由于修路而增长。人们强迫穷人单独维修道路，迫使他们无偿提供时间和劳动，这样一来便剥夺了他们抵御贫苦饥饿的唯一手段，让他们为有钱人的利益劳动。”
与此同时，人们着手消除工业行会制度加给工人的种种痛苦，以国王名义宣布：“劳动权是一切财产中最神圣的财产；一切有损劳动权的法律均违背自然权利，均当被视为无效的法律；现存社会是古怪暴虐的制度，是利己、贪婪、强暴的产物。”类似的言论很危险。更危险的是这些话等于白说。几个月以后，行会和劳役制重新恢复。
据说使国王说出这种话的是蒂尔戈。蒂尔戈的继任者也大都照此办理。1780年，国王向臣民宣布今后增派军役税必须公开登记，他在旁注中还特地说道：“纳军役税者已为征收军役税的烦恼所折磨，他们至今仍承受那些意外的增派，以至我们臣民中最穷苦的这部分人的税额增长比例远远高于所有其他臣民。”国王还不敢使捐税负担一律平等，不过他至少着手确立征税平等，在已确定共同负担的捐税中推行。他说道：“朕希望有钱人不会觉得受损害，他们如今被纳入共同水准，他们要完纳的捐税只不过是长期以来他们本当更加平等地承担的那份。”
尤其在饥荒年月，人们似乎是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位总督为激发有钱人发善心，谈到“这些所有者极不公正、为富不仁，他们所占有的一切应归功于穷人的劳动，但是他们却在穷人为开发他们的财产而筋疲力竭之际，任其饿死。”国王在类似情况下也说过：“朕欲保卫人民免遭无衣无食之苦，有钱人强迫他们劳动，高兴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朕不能容忍一部分人听任另一部分贪婪的人摆布。”
直至君主制末期，不同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的斗争引起形形色色的类似现象：争论双方一心把人民的苦难推诿给对方。
1772年在粮食流通问题上，图卢兹高等法院与国王之间引起的那场争论尤其清楚地表明了这点。“由于其错误措施，政府可能使穷人饿死，”图卢兹高等法院说。——“高等法院的野心和有钱人的贪婪造成了公众的穷困，”国王反驳道。双方就这样向人民头脑中灌输这样的思想：他们的痛苦永远只应责怪上面。
这些事情在秘密函件中找不到，在公开文件中却提到，政府和高等法院特意将这些文件大量印刷，四处张贴。这样做的时候，国王便向他的先辈和他自己道出了非常严峻的事态真相。一天他说道：“国库已因历代挥霍而负担过重。我们的许多不得转让的领地已经以廉价转让了。”另一次据说国王出于理性而不是出于谨慎说道：“工业行会尤其是列王的国库贪财的产物。”国王在下面补充说：“假如形势常常造成无用的开支，军役税过分增长，其原因便在于财政管理部门认为增加军役税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是最简易的对策，尽管还有许多其他对我们的人民负担较轻的办法。”
所有这些都是对国民中有教养的那一部分人讲的，为的是使他们相信某些遭到个别利益集团指责的措施反倒是有用的。至于人民呢，当然他们即使听见了也不懂得。
必须承认，甚至在这种善心里也含有对人们真心想拯救出苦海的那些受苦人的极端蔑视，这不禁使人想起夏特莱夫人的看法；伏尔泰的秘书告诉我们，夏特莱夫人毫不在乎地当着仆从的面更衣，因为她并不确信仆人也是人。
不要以为刚才我转述的危险性语言仅仅出自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之口；那些即将成为人民众矢之的的特权者在人民面前讲话时也是如此。应当承认，在法国，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感到畏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这一点在1789年以前十年当中尤为明显：那时人们经常同情农民，不断谈论农民，研究用什么方法能救济农民，揭露使农民受苦的主要流弊，谴责特别危害农民的财政法规；但是在这种新的同情表示中，人们照旧缺乏远见，和过去长期麻木无远见一样。
1779年在法国部分地区，后来又在整个王国，召集了省议会，请读一读这些会议纪录；研究一下会议留给我们的其他公开文件，你定会为文件的善良情意所感动，对文件中格外不慎重的语言感到惊讶。
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说道：“人们经常看到，国王用于修路的钱被用在富人身上，而对人民毫无用处。人们常常花费金钱使通向城堡的道路更舒适，却不用来使市镇或村庄的入口更方便。”在这同一会议上，贵族等级和教士等级描述了劳役的罪恶后，自发地同意捐赠5里佛改善乡间道路，说这样一来，本省道路即可畅通，却不须耗费人民一文钱。对这些特权者来说，用普遍捐税代替劳役制并缴付应纳捐税，也许更少费钱些；但是，在自愿出让捐税不平等的利润时，他们却还想保留其外表。在抛弃他们权利的有益部分的同时，他们细心保留着令人憎恨的部分。
另一些省的议会完全由免纳军役税的地产主组成，他们一心打算继续免纳人头税，但却同样用最暗淡的色彩描绘这种军役税使人民蒙受的苦难。他们将军役税的一切流弊编织成一幅可怕的图画，还特意大量印制。但是很奇特的是，就在他们关心人民的明显表示中，他们却不时加进公开蔑视人民的话语。人民已经唤起他们同情，但仍旧是他们轻视的对象。
上基耶内省议会热烈地为农民的事业申辩，但称这些农民为无知粗野的人，好闹事、性格粗鲁、不顺从的家伙。蒂尔戈曾为人民做了不少事，但他讲起话来也是如此。
这类恶言冷语在那些准备公布于众让农民亲自阅读的法令上可以见到。仿佛人们生活在欧洲那些像加里西亚的地方，在那儿，上层阶级讲一套与下层阶级不同的语言，下层阶级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18世纪封建法学家对于交纳年贡者和其他封建税的债务人，常常表现出温和、节制、公正这种不大为前人所知的精神，但在某些地方，他们仍旧说卑贱的农民。看来这类骂人话正如那些公证人所说，是自古已然。
随着1789年的临近，这种对人民贫苦的同情变得更强烈、更轻率。我手中有一些1788年初许多省议会致不同教区居民的通告，为的是要从他们那里详细了解他们可能提出的一切申诉。
这些通告中有一份是由一位神甫、一位大领主、三个贵族和一位资产者签署的，他们都是议会成员，以议会名义行事。该委员会命令各教区的行会理事召集全体农民，向他们征询对所纳不同捐税的制订和征收方式的意见。通告称：“我们大致知道，大部分捐税，特别是盐税和军役税，对种田人来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我们还要具体了解每一种流弊。”省议会的好奇心不止于此；它要知道教区内享有某种特权的人——贵族、教士或俗人的人数，要确切知道这些特权是什么；免税人的财产价值多少；他们是否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是否有很多教会财产——或像当时所说，永久管业基金——不参与商业，它们价值多少。所有这一切尚不能使议会满意；还要告诉它，假使存在捐税平等，特权者应承担的那部分捐税，军役税、附加税、人口税、劳役，估计数额是多少。
这等于是通过叙述各人所受的苦难使他们激愤起来，向他们指出罪魁祸首，点明他们为数很小，不足为惧，从而在他们内心深处燃起贪欲、嫉妒和仇恨。人们似乎完全忘掉了扎克雷起义、铅锤党人和十六人委员会，似乎不懂得这些法国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静时，他们是世界上最温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迸发出猛烈激情，就会变成最野蛮的民族。
可惜我未能获得农民答复这些致命问题的所有报告；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些，足以了解支配这些报告的一般精神。
在这些报告中，每一个特权者的名字，贵族也好，资产者也好，都一一指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有时也被描述一番，而且总是加以批判。人们仔细地研究他的财产的价值；而且还涉及这些特权的数量和性质，尤其是特权给村里所有其他居民造成的损害。人们列举必须作为租金交纳的小麦斗数；羡慕地估算特权者的收入，据说这笔收入谁也不能分享。本堂神甫的额外收入——人们已经称之为他的薪水——过多；人们辛酸地注意到，教堂里所有的事都得付钱，穷人连安葬也得交钱。捐税全都制订得很糟糕，而且欺压人；没有一项捐税不受到抨击，他们谈论一切人，语言暴躁，怒不可遏。
他们说道：“间接税可恨，没有哪一家，包税员没有来搜查过；没有任何东西在他的手下和眼中是不可侵犯的。注册税繁重，军役税收税员是个暴君，他贪婪，欺压穷人，无所不用其极。执达员也不比他强；没有一个老实的庄稼人能躲过他们的暴行。征税员为使自己免遭这些恶霸的吞噬，不得不伤害其邻人。”
在这次调查中大革命不仅宣告了它的临近，而且它就在这里，它已经在使用它的语言，展现出它的整个面目。
16世纪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所有差别之中，有一种差别令人瞩目：在16世纪，大部分显要人物投身于宗教变革都出于野心或贪婪；相反，人民却出于信仰，并不指望得到什么好处。在18世纪，情况就不同了；正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