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维·彼·沃尔金著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

德萨米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属于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唯物主义派。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间，他参加过一些秘密的革命团体，其中之一就是在1839年5月组织过起义的“四季社”。1840年，他创办了《平均》杂志，这个刊物看来是与“平均主义工人社”有联系的；他无疑地与《公有杂志》编辑部关系密切，并曾在伯尔维利的第一次共产主义聚餐会上讲过话。德萨米在四十年代所出版的许多评论中，严厉地批判了卡贝的和平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德萨米曾一度为卡贝所办的《民众报》撰稿）和拉梅耐的“基督教社会主义”1。1842—1843年，德萨米出版了他的最有名的著作——《公有法典》。他积极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并曾加入布朗基领导的“中央共和社”，还出版了革命刊物《人权杂志》。德萨米学说的基本原则，在他的《公有法典》一书中阐述得最为完备。

1一种社会思想派别，它的代表者企图使基督教教义带上社会主义色彩，并且把基督教描绘成劳动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和使劳动人民摆脱一切社会灾难的唯一工具。——译注

一

德萨米认为，“公有”思想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他提到的他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有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斯多葛学派，享乐主义哲学家，戒行派，耶稣，辛尼加。在近代的思想家中，德萨米常以各种思想倾向极不相同的人作为他的导师。我们在他的书中可以看到拉伯雷、蒙台涅、康帕内拉、马基雅弗利、费尼隆、卢梭、巴贝夫、邦纳罗蒂，甚至西哀士的名字。当然，上述这些思想家，都可能对德萨米的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发展起过某种推动作用，德萨米可能从他们那里吸取了某个论点。但是德萨米的真正的最亲密的导师毫无疑问应当说是摩莱里和爱尔维修。德萨米的社会哲学，就其根本论点来看，显然是非常接近摩莱里的社会哲学的。有时德萨米几乎是只字不易地重复摩莱里的论点。德萨米不仅常常引用爱尔维修的话，而且在他看来，爱尔维修就是哲学界的最高权威。德萨米称他为“不朽的爱尔维修”。1对德萨米的学说有直接影响的是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和空想共产主义的传统。在近代作家中，对德萨米最有影响的显然是邦纳罗蒂和傅立叶。德萨米对圣西门主义者抱否定的态度，唯独对其中的勒鲁显然表示同情，他把圣西门主义者和圣西门对立起来，认为圣西门的弟子们背叛了圣西门。2

1德萨米：《公有法典》中译本，1958年三联书店版，第94页。

2同上书，第20页。

德萨米说，存在以统一的本原为基础，它同时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包括肉体与精神两方面。物质本身就具有运动原则、理性原则、引力、改进的能力3。自然是一统一的无限的整体，服从于普遍的和永恒的联系，永远在形成与瓦解的过程中循环不已1。由于承认了宇宙各部分的相互联系，使德萨米得出结论说，他所宣布的“公有法”正是自然本身体现出来的。世界的成分就是原子及其所固有的运动。世界自行存在。世界不可能用任何东西创造出来。普遍生活的基本规律就是引力。引力是一切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起因。任何物体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构成的。人，是动物，是有机分子的统一体，是器官的协调的总合。思想、情感、观念之所在，就是大脑。

3同上书，第222页。

1在《公有杂志》里，我们可以看到略有不同的另一公式：“宇宙是第一性的；它是无穷的。个别现象是宇宙的存在方式。决不能把理性妄加于宇宙。”

德萨米关于人的学说几乎与爱尔维修的学说一字不差。他说，人的组织在外界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而人的活动又反过来影响外在世界。人，不仅是其组织的产物，而且是其周围的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的产物。人的出现于世，既没有随身带来恶习，也没有带来美德，他带来的只是能力和需要。需要驱使人去进行活动，与外界发生相互关系。人由于自己的感觉能力而产生欲望，欲望又成为人积极活动的动机。“欲望”一词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引起行为的能力。没有必要将人的某种欲望从人的内心中驱除出去。自爱，是人的行为的基本动力，是“欲望之树”的枝干。欲望是好是坏，要看它的趋向，而欲望的趋向则完全决定于社会条件。最高的道德品质以人的机体的生理规律为基础。道德与自爱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一个人如果有理性，有教养，那么他从个人利益也会得出这样的观念，即社会品格能保证最高的享受。德萨米承袭了十八世纪人道主义者和启蒙运动者的观点，认为人的一切自然需要都是正当的，并鼓吹发展人的一切能力。2社会应当组织得能使欲望的总和符合于社会的利益，而那时所有的人就都会就范了。1

2《公有法典》，第162页。

1同上书，第226页。

德萨米承认理性是认识真理的唯一工具。真理是客观的。有些真理即使还没有为人们所认识，但毕竟是存在的。理性发现真理，提倡真理，并证明真理之存在。要相信真理，必须有两个条件：感性的证实和理性的检验。理性应有无限的自由。科学把一切对超自然的信仰，把迷信来生来世看作是阻碍进步的极有害的错误。世界上没有非物质的东西：除存在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自然神论——这是人的虚构。”2

2《公有》杂志，法文版，未注明出版日期。

人们应当完全接受已为理性所判定的真理。为了寻求真理，在任何事物面前都不应退缩。哲学和科学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走向幸福。3但是，真理只有当它已具有完备形式的时候才能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才能印入人们的心灵深处。渐进地（部分地）传播真理是危险的。肤浅地掌握科学会使人变成利己主义者。渊博的学识会产生平等博爱的感情。科学反对私利之争。德萨米坚决反对卡贝。因为卡贝认为哲学问题是次要的，并鼓吹“荒谬的”思想，认为某些哲学问题只有学者才能理解，工人是不懂的。复杂难懂的不是哲学，而是哲学的用语，是诡辩家和政界人士用来顶替哲学的无稽之谈。真正的哲学乃是关于自然界中存在的物质的科学。这门知识是人们为了获得幸福而必须掌握的。如果人们忽视哲学在人们群众中的普及，哲学就会变成灾难。4

3《公有法典》，第97页。

4同上书，第95—97页。

德萨米的哲学观点，象我们看到和已经谈到过的，直接受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影响。他和他们一样承认世界上存在统一的本原——物质；他和他们一样激烈反对宗教迷信和宗教偏见；他也和他们一样没有能再提高一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的发展。德萨米的“社会哲学”就其根本原则和方法来看，极似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的“社会哲学”。德萨米确信存在着社会生活的永恒的、确定不移的规律。这种规律是自然所赋予的，而且是符合人的自然特性的。1立法者只是发现这个规律并把它公布出来。“关于人的科学”是专门研究人的能力、人的需要和欲望，并揭示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的规律的，这门科学提供了判断社会组织的标准。应当认为正是这种从人的本性得出的规律才是社会的基本规律。政治制度是常要发生变革的，而基本规律是不变的。

1《公有法典》，第9—10页。

德萨米认为合乎本性的社会生活原则是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统一和共有。

幸福是最合乎我们本性的状况。幸福就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一切生理需要、智力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充分满足。2

21840年，在《平均》杂志里，德萨米也谈到人的能力的充分而协调的发展。

自由是一切社会力量的最强大的动力。自由是实现人的一切自然愿望（德萨米附带说明，这决不是无理要求）的可能。人愈自由，国家也就愈繁荣。最无限制的自由，会带来最完善的秩序。在组织健全的社会里，自由既为个人造福，也为全共和国造福。知识和理性是使自由不致蜕变为利己主义的保证。知识和理性教人要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只有在共同的幸福中才能找到个人的幸福，只有为别人造福才能保证自己幸福。

平等是和谐与均衡的必要条件。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社会秩序，社会里就会充满纠纷。1

1在我们上面引用过的《平均》杂志的同一篇文章里（1840年），德萨米说：“一旦平等消失，整个社会大厦就会瓦解。没有实际的平等，就没有任何稳固的东西”。

博爱是一种把一切个人愿望和能力结合于一致利益之中的感情。博爱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成长，同时又是自由和平等的最可靠的保证。

统一表现为一切利害和一切愿望的密切联系与同一性，表现为一切祸福的共同性。

公有是协作制的最简单而又最完善的形式，是克服在揭示社会原则和实现统一与博爱道路上的障碍的正确方法。它能满足一切需要，使一切欲望合理发展。共有合乎人的本性的要求，合乎理性与科学的要求2。

2《公有法典》，第5—8页。

这个社会生活原则的体系前后贯串的人文主义性质是无庸争辩的。在这个体系中，贯串着幸福是人的社会生活目的的思想，一切都是从这个思想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使人的个性能自由的和全面的发展，为了造成真正合乎人情的社会秩序。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的人文主义传统不仅为德萨米所全部继承下来，而且在他的关于社会原则的学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

虽然，“永恒的和确定不移的”规律也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然而，照德萨米看来，这些规律已被人们“遗忘了”，未被应用于实际存在的社会组织中。社会所以拒绝社会生活的自然规律，究其基本原因，还在于人们的愚昧无知和错误推断。有理性思维的人决不会危害共同利益，就象人体的一个器官决不会故意危害别的器官一样。德萨米认为，我们的祖先违反了自然，由于自己头脑胡涂或由于自己愚昧无知，确立了私有制，从而使土地上布满了壁障。“私有制”一词包含有滥用、分割、垄断、特殊化的意思。私有制使人的欲望畸形地发展，产生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斗争、统治。1健全的道德是与私有制不相容的。德萨米说，个人所有制（显然是指大私有制）实质上就是没收大量零落的地产。德萨米在他的“卡贝先生的污蔑和政客手腕”的评论中把私有制叫做潘多拉的祸害盒子。2由于拉梅耐从宗教观点出发，把现存的社会混乱现象说成是合法的和永世长存的，德萨米尖锐地批判了他，并痛骂他“把私有制奉为神明”3。

1同上书，第244页。

2潘多拉——希腊神话中的美女，她由于好奇，打开了装着各种各样祸害的盒子并把祸害散布出来。“潘多拉的盒子”喻为一切灾祸的源泉。——译者

3《自己驳倒自己的拉梅耐》，1841年巴黎版，第5—6页。

德萨米认为，他那个时代的主要缺点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极其严重的无政府状态，阶级对抗，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惨无人道的压迫。现代工业就是血腥的搏斗场。劳动不能保证不受贫困，工人总感到朝不保夕。现代伦理学家和哲学家的学术工作都不着实际。社会总走不出不平等和垄断、投机和破产、奴役和暴政的圈子。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听任机会摆布。这个社会的特点是社会成员之间彼此隔阂，没有同情，一切活动领域中都是一片混乱。

德萨米说，在现存社会里，社会产品的分配是根据私有制的原则。这种分配制度必然引起极度的不平等。在消费品十分丰富、而且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却因饥饿而死，而另一部分人则挥霍无度。少数人把自己的工作推到别人身上，自己却悠闲自在；其他的人则从事繁重的劳动。一些人无所事事，而另一些人则厌恶自己的无味的、冗长的、累人的工作。同时，从事社会所最必需的工作的人——农夫和手工业者——肩负着超过自然界限的重荷。他们的劳动真正是苦役。这种在不平等和竞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同情心的社会制度，是不道德的。违反共同利益的、不合理的个人利益的发展，是这种令人生厌的社会组织的后果，是社会病态的征兆。个人利益突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脱节，就使人们处处都只为自己着想。这样，人就变成了利己主义欲望的奴隶。追求私利的人们的结合决不是本来意义的社会。财产的不平等是社会万恶之源。然而只有少数勇敢的革新者才敢于抨击万恶之源——不平等。德萨米认为摩莱里和爱尔维修首先就是这种勇敢的革新者。

德萨米指出现存制度的缺点时，往往也企图揭示这个制度的发展动态。他屡次提到城市发展和城市贫民增加、农民逃离农村等引起的恶果问题。但是他不能理解这个过程的历史规律性，因此，他对这个问题的论断带有简单的说教性质。他说城市的发展会使懒汉增多，从而会使“风气败坏”。社会上建立的是金钱的势力。一切人都追逐财富。拥有财富的人，以及想从财富的所有者那里夺取财富的人，都被奢侈腐蚀了他们的灵魂。贪财是一切罪行的起因。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之间的没有同情心的接连不断的竞争，使他们互相残杀，而使垄断组织得以实行残暴的统治。剥削者和淫乱之徒，钱多得不知往哪里放，偏要虚情假意地制订节制和道德的法律；劳动者却只能挣得一口被汗水和眼泪滴湿了的黑面包。高利贷者、骗子、赌棍逍遥享受；创造生活的农民、工人、演员、学者却生活困苦。德萨米引用雷诺的话说：“千百万受压迫的人陆续地经过这个世界，却不认识世界；他们一个人跟着一个人的脚步走，既不交谈，也没有什么乐趣，他们和自己的苦难的弟兄们只是习惯地走同一条道路，吸入同样的脏空气。”1这种生活引起反抗情绪，引起人们咒骂现代文明制度，是很自然的。德萨米有意无意地重复十八世纪法国政论家兰盖1的话道，现代的奴隶制比以往的奴隶制更加残酷；无产者比奴隶更没有生活保障，因此也比奴隶更加关心明天。

1《公有法典》第49页。

1兰盖——《民事法律理论》一书的作者，书中极尖锐地评述了雇佣工人的状况。

德萨米显然受到傅立叶的影响，因此和他一样，激烈地反对商业。德萨米认为商业是私有制的孪生兄弟。在商业工作中才干和诚实不顶用，只有欺诈和舞弊才吃得开。商业所引起的投机倒把，是国家内的第二种势力；它将政府也置于其影响之下。商业是既破坏工业，又破坏农业的寄生体。商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他们的投机倒把造成经济混乱。商业中的垄断和对抗，同样是对社会生活有害的。在殖民地剥削中表现得十分触目的重商主义精神极端卑劣，违反了博爱原则，这是不道德的，是自私自利的。这种精神是已发展到最高点的现存制度的最有害的毒痈2。

2《公有法典》，第72、77—79页。

迄今为止，社会已残酷地浪费了多少人的劳动。象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建筑，都是浪费人类劳动的鲜明例证。德萨米说，现在，由于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做好事的掮客和寄生虫，人的劳动还在无谓地被浪费着。德萨米认为官僚、包买商和许多经商的人如店员、经纪人、跑街等等都属于寄生虫之列。这班寄生虫阻碍并打乱了社会机器的运转，使公平分配成为不可能的事。他们的主要工具就是钱。在德萨米看来，钱的发明乃是人类的一个极其可怕的灾祸。由于这个发明而需要设置许多不必要的职务——警卫，宪兵，狱吏和刽子手。

为了说明当代社会中工人的困苦状况，德萨米举出当时英国矿井的劳动条件作为鲜明的例子，那里广泛地采用女工和童工，但却不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资产阶级的自私、贪婪和残忍，使这种措施根本行不通。德萨米说，资产者象炼丹术士一样，能利用任何东西变出钱来，他们利用饥渴、寒暖、眼泪、忧急、儿童的痴呆、垂死的挣扎以及无产者的尸体，都能变出钱来。工人住在不见阳光和空气污浊的破烂的小茅屋里。在当时腐败的城市和贫困的乡村中到处存在不平等、涣散和赤贫的情况下，工人生活的卫生条件不可能得到保证。1

1同上书，第146—148页。

德萨米进一步研究当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时，坚决反对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抱有幻想。他说（当然是就寡头统治的七月王朝的条件来说），议会斗争对于人民的事业只会有害，会使人民脱离实际的革命斗争。2最坏的一种暴政就是以人民政权伪装的暴政。说到人民的政治权利，如果这种“权利”与奴隶式的社会地位结合起来，如果拒绝给人民以面包和教育，那就是骗人的话。德萨米认为，在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条件下，选举权愈广（也就是说剥削者的活动范围愈广），被剥削者身上的锁链只会愈沉重。普遍的选举权也不是铲除社会祸害的灵丹妙药。当所有者不得不同意实行普选权时，他还会用买选票的办法左右选举的结果，就象英国所做的那样。在英国，选民分成两个阵营——买选票的和卖选票的。德萨米说，选举权往往是一种卑劣的欺骗，因为到处都有用金钱来衡量本国自由的富人，到处都有会与他们达成可耻交易的穷人。3我们可以看出，德萨米显然是低估了政治权利对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事业的意义。在他看来，在现存社会制度下的政治改革一般都是徒劳无益的，这种改革只有在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才会有良好的结果。德萨米就根据这种论点在1848年革命时在《人权杂志》上提出了实行普遍的、直接的、无记名的投票，以及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

2《平均》杂志，1840年法文版第1期。

3《自己驳倒自己的拉梅耐》，见加罗迪《科学社会主义在法国的起源》，1948年巴黎版，第210页。

贫困和愚昧是束缚人民的锁链。贫民本身往往会成为他们的压迫者——野心家与暴君的支柱。德萨米引述爱尔维修的话说，必须取消那种使一些人能将沉重的负担加在别人身上而自己却享清福的特权。这种特权就是当时仅为少数人所享受的教育。一切人都有受教育权，但只有有钱人才真正享受到这种权利。

当代社会的缺点也在科学和艺术的状况中反映出来。大多数公民由于贫困和愚昧，不能享有科学和艺术珍宝。资产阶级喜爱艺术珍宝是假的，他们竟眼看艺术珍宝备受现存制度的糟蹋而不加干涉。科学和艺术人才都向财富折腰，为奢华享受和专制政治服务。卢梭所以痛恨科学和艺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也是不公平的：卢梭把灾难带来的结果看成了造成灾难的原因。决不应当由于科学艺术被垄断它们的贵族用来对付人民，给人民套上枷锁，就认为人民不应当利用这种工具。相反地，必须赶快设法把这个工具赋予人民，要知道一切有权势的人都不会肯放弃这个工具的。1科学和艺术能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和偏见，正是科学和艺术在为未来准备条件。

1《公有法典》，第183—186，217页。

德萨米之所以抨击卢梭，不仅是因为卢梭不正确地表述了科学和艺术的社会意义；他尤其坚决抨击卢梭，还因为卢梭支持人们的宗教幻想。德萨米说，不要给人空泛的安慰，不要把人的精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仪式上。自然神论永远只能使人民更加迷惘，只会使人愚钝。人的幸福就在这里，就在人世间，在可以达到的范围之内。仅仅对某种模糊的、遥远的东西寄予幻想，或者对之感到畏惧，是驱除不了邪念的。升人天堂的幻想并不能使人成为慈善家。人们必须不是迷信教育而是懂得必须受教育。宗教及其关于天堂的传教，应当改为宣传在人间创建天堂，1在中世纪时，人们认为人间是暂时的住所，故土则在天上。德萨米说，我们既已丢开信仰，我们就相信，人间是我们唯一的故乡，我们的宗教完全是人世间的宗教。这就是蒙受诗的魔力的道德2。有人认为，人间是座泪池。德萨米问道，何以证明呢？人间是这样的繁荣，土地是这样的肥沃，为什么它不能成为幸福之地呢？一切幸福的因素都在我们的手边：自然的美妙，友谊，爱情，尊敬，社会生活，艺术和科学的乐趣。难道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使人们的心里充满兴奋的幸福感么？

1同上书，第196—197页。

2《卡贝先生的污蔑和政客手腕》，1842年巴黎版。

三

德萨米关于未来社会的学说，就其某些论点来看，俨然是与十八世纪空想主义者的体系一致的，虽然他的学说中无疑地也受到稍后的社会思想家们的影响。德萨米反对现存的充满缺陷并违反人的本性的制度——以违背人的感情和理智的偏见为基础的制度，并与此相反地提出了自然的、从人的本性出发的、以我们已知的社会生活自然原则为基础的制度，这个制度的基本规律是永恒不变的规律。德萨米说，这种新制度的确立将会创造出一个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人既不会变坏，也不会变恶。为了创立这个原则，照德萨米的话说，他曾长时间地思考和分析现存的社会关系。德萨米对他的体系与现存社会关系的这种联系，显然是十分重视的。他在《公有文集》中说，他所提出的体系并不是脱离现存社会的各种因素而创造出来的理论。3

3《公有文集》，1843年巴黎版，第10页。

世界，——德萨米重复摩莱里的话说——这是一张为一切人摆下的饭桌。根据自然的命令，它的产品应当用来满足人的需要。但是，生产产品需要劳动；因此一切享有产品的人都应当参加劳动。社会是团结一致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里，人们不断地相互服务，一切社会成员的愿望与利益，天才与努力都结合起来，这就象是一种共同预防一切偶然事故的组织。这个联合体的基本原则要求土地及其产品构成共同的社会财产。1摩莱里记述的密西西比河两岸完全按自然本能生活着的野蛮人的公社，就是这种联合的典型。在这种公社里就象蜂房里一样，一切都是共同的，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尽自己的能力劳动，大家都按照需要享有劳动产品。社会应当恢复自然和理性的永恒规律，恢复社会地位平等和绝对共有。在将来的社会里，私有制将消灭，除了当时人们所使用的什物而外，任何东西都将不再为某一个人所有。2构成共同财产的全社会的贵重物品将永远由大家来支配。

德萨米承认各人的能力生来是不平等的，但却认为这种不平等不等于应享有某种特权；社会的任务就在于防止因天生的不平等而产生不良的后果。德萨米坚决反对圣西门主义的“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则，而同情勒鲁的意见，认为这个原则是主张新的不平等，是要保留新的“才能贵族”3。能者多劳，但并不应当有任何额外的权利。

1同上书，第10—11页。

2《公有法典》，第229页。

3同上书，第20—21页。

只有公有制才能充分保证人的最神圣的权利——生存权利。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习惯、教育、法律都将促使人们之间的友情增长，促进互助，有时也会激发英雄主义。公有制决不可以建立在自我牺牲的基础上的。自我牺牲不是我们的本性；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是剥削的产儿和盲目信仰的生身之父。如果说这是美德，那也只是奴隶的美德。自我牺牲可以成为暴政的护身符。在这上面建立社会，就等于从顶端开始建造金字塔。1

1在1840年的《平均》杂志中德萨米对自我牺牲的意义的看法有所不同，认为必须以自我牺牲作为社会大厦的基础。大概在这个问题上，他最初受到某些站在卢梭主义立场的空想主义者的影响，后来才转而采取另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更符合于他对人类本性的唯物主义的观点。

我们从德萨米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中，可以找到不少线索证明他很熟悉十九世纪初期各种空想主义者的体系，特别是傅立叶的体系。在十八世纪的共产主义者——如摩莱里、巴贝夫主义者——的笔下，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统一的、集中的经济整体。较小的经济单位，他们是不大注意的。在德萨米的体系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公社”——的阐述则占着主要地位，而且十分明显，在他的著作里，傅立叶关于法郎吉的描写对他很有启发。公社联合为省，省又联合为共和国，共和国再联合为全人类的大同社会。不论在省里，或在共和国里都不应有城市中心。公社每年一次向上级联合的中央管理机关报告本单位的状况。上级联合的中央管理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将一个公社的财富重新分配给另一公社，注意保证各公社都同样有必要的丰富产品。2各公社彼此和睦无间，在劳动中互相帮助，在节日时共同庆祝。

2《公有法典》，第229页。

在建立公有制时，城乡之间的对立就会消灭，公社将集中城市和农村的一切优点。一个公社平均约有一万人。德萨米没有提出建成公社的划一的计划：他认为公社如何建立将视居民人数、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等来决定。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说出了他的一些想法。例如，他认为住宅最好是设在全区的中央，而耕地、葡萄园、牧场则设在外围，住宅的周围则辟作花园、果园和菜园。公社既从事农业劳动，也从事工业劳动；为了进行工业生产，公社将设置公共的作坊。在土壤不适于经营农业的地方，则应把重点放在手工业上。和傅立叶一样，德萨米在描写公社的生活条件时，赞美公社大厦、公社的公共厨房、公共食堂（餐厅）。也象在傅立叶的法郎吉中一样，每个公民都有舒适的个人宿舍（三间房子，并有浴室和厕所）。

德萨米确信，在公社里，社会力量将不断增大，社会生活将不断繁荣。公社居民将得到一切必需的、有用的、甚至是称心的东西，而且供应都极丰富；他们不论对自己的劳动，对娱乐，对自己的一切生活条件（称心的、各种花色、各种式样的衣服，公共食堂中富有营养的食品，舒适的宿舍）都感到愉快而有益。在公社中，一切消费品不能赶时髦和迎合轻率要求，而要合乎卫生和有益于人的健康发展。公社决不从日常生活中取消珠宝、花朵、香水等用品。

我们已经知道，德萨米反对圣西门主义的“才能等级制”，认为这是一种新式的贵族制。但是他同样坚决反对粗鄙的平均主义，反对数学式的平等。在他研究的四种分配与消费方式中——私有制，圣西门主义，绝对的平等和按比例的平等，——他认为只有最后一种可以接受。每个公民都应当按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能力参加共同劳动。每个人都有权按自己的需要取得共同劳动的产品和共享欢乐。

在劳动组织和分配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德萨米既然不肯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当然不会同意傅立叶的看法。但是在具体说明公社的劳动过程时，德萨米仍然重复了傅立叶讲法郎吉的劳动组织时所谈到的许多东西。公社中的劳动是一种引人入胜的劳动。人就其本性来说是有能动性的。公社的劳动是按公社社员的天然爱好分配给他们的，因此必定会使他们感到满意。人们对劳动既然有天然的爱好，所以联合起来进行的工作更具有吸引人的力量，而个体经营则令人生厌。人对多样化的天然喜好也能得到满足，因为劳动过程可以细分并可以常常更换：每个劳动者一天之内可以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单调的、持续过久的劳动终究会使人变得愚钝、细分后的劳动不需要多久的学习时间，可以保证生产过程更有秩序，速度更快，可以锻炼人的各种才能，加强人们友好的感情，打破行会的局限性。1

1《公有法典》，第55—58页。

德萨米的公社中的劳动条件与他当时所处社会的劳动条件截然不同。劳动是在清洁舒适的厂房中进行，劳动原料已准备好，机器操作使劳动过程十分简便，由于采用机器而使自然力更加服从于人的意志，劳动时间缩短到每天五至六小时。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德萨米特别重视公有条件下新机器的发明和迅速推广。劳动条件的所有这些改变不能不使劳动更具有吸引人的力量。除了劳动条件的改变以外，教育和舆论也有所影响：人们从吃奶的时候起就承受了劳动的习惯，懒惰会遭到大家的责备，出色的劳动会受到大家的尊敬。最后，在公有制条件下，对平等，对和睦的热爱使人的内心产生一种高贵的热情，这也使人要求劳动。

德萨米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许多不必要的职业都将消失，另外有许多职业的工人人数将大大缩减。他列出的这些职业的范围很值得研究。在这里面，除列有牧师、警察、税务员、法学家、公证人、律师、监狱看守和密探以外，我们还看到有酒馆和咖啡店的工作人员，除了军队和兵工厂工人以外，还列有史学家。德萨米特别憎恶法院工作人员，说这是些“到处散布仇恨和纠纷的害虫”。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把军人也列在里面（我们看到，德萨米认为即使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战争也是可能发生的）。尤其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一切科学部门中独独排挤历史学。

由于有了合理的劳动组织，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寄生现象的消灭，社会的支出将缩减十分之九，而社会的产品将至少增加五倍。虽然劳动时间更短，而每个人所得的产品却将更多，而且质量也更好。因此，比较轻便的劳动将能保证公民们过美满的生活，再没有现在这些折磨我们的苦恼。德萨米又从节约的角度将公有制与个人主义的所有制加以比较，以说明公有制的优越性，他举出的例子和傅立叶的说法相似：整个公社只要有一个通风设备良好的、干燥的大谷仓，就能代替两千个小谷仓；一个酒窖，一个厨房就代替两千个酒窖和厨房，诸如此类等等。

德萨米预料到批评公有制的人一般都会这样反驳：任何人都不会愿意去做肮脏麻烦的工作。大家知道，傅立叶是把这种工作交给儿童去做的，用他的话说，儿童最爱弄脏东西。莫尔预料将来会出现某种自愿献身为社会服务的禁欲主义派来承担最麻烦的社会职务。德萨米反对这样来解决问题。他认为，麻烦的工作也是全体公民的义务，可以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给他们，而且还将采取某些方法来给予补偿（例如缩短工作时间等）。最后，由于在机械学和化学方面取得成就，人们可以逐渐不再做这些麻烦的工作。德萨米为了想尽可能生动地说明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是吸引人的，是愉快的，竟发表了极其荒谬的说法，把公社中的劳动看作是游戏，是娱乐。1

1《公有法典》，第69—70页。

德萨米认为，象无政府主义者所宣传的那种社会将突然放弃一切强制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他认为强制的思想是违反自然的。在公有制条件下，在和谐的社会中，社会义务将不是强迫的。公民自己将自由地选择职业，根据自己的兴趣、需要和个人才能承担起社会任务，以自己的活动和知识来改进社会。德萨米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这种对职业的自由选择决不会成为纠纷的原因。一切社会职务同样都是光荣的。各种职业同样有价值，同样吸引人，公民之间互相友爱，这些都将比个人的妄想更有力量。德萨米用蜜蜂、妈蚁、海狸等的生活来作为可能实现这种自由秩序的例证。

在公有制时，没有完全不劳动的公民。全体公民成长到根据人的本性和人的发育而科学地规定的年龄，就得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根据科学的理由，有的公民将免除体力劳动。对于儿童、病人、体弱者，并不强迫他们劳动，因为劳动可能会使他们过于疲劳。劳动纪律都是自愿遵守，而不是靠什么命令来维持。德萨米说，这对现在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决不可以用现在的观点来判断将来的人们。现在的人的恶劣品质是与人的本性没有关系的。在公有制建立以后，在私有制消灭以后，人们的心中自然而然会失去因私有制而产生的有害的欲念。1公有制将会使公民们的感情和谐起来：在共产主义制度的各种条件的影响下，自私自利的念头将消失干净，而大公无私的精神将发扬起来。

公有制的一切优越性将在农业组织中明显地体现出来。公社在使用本区的各个地段时，都将考虑到土壤的特性，使每个地段都种上适应该种土壤的作物。公社将努力改良和美化自己的土地。象现存制度下伐光南部树林（当然是指法国南部）的那种只顾个人暂时利益的做法，到公社时是会绝迹的。农业劳动也和其他各种劳动一样，将是自由的，不是强迫进行的，而是根据领导者的一般号召进行的。牲畜和机器的广泛采用，将减轻农业劳动，而使这种劳动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农业中将广泛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劳动，预防恶劣的气候条件：如设置篷车，保暖而又通风的防雨帐篷等等。2

未来社会中生活条件的改变必将影响到人的机体的变化。公有制——德萨米称之为“神圣的公有制”影响人的本性，使之更趋完善。人的体力倍增，人的寿命延长，人的智力也愈益发达。3

1《公有法典》，第53—55页。

2同上书，第63—67页。

3同上书，第88页。

我们已经说过，人的道德品质也将发生变化。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行善是当然的事，作恶则是丧失理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热爱生活和履行人的义务之间将不再发生矛盾，因为社会组织将会完善得全然符合人的机体的特性。只有奠定了平等，真正的、和谐的社会才可能存在。因为随着平等的奠定，所有的人就会懂得，只有为共同的幸福而劳动才会得到个人的幸福。

公有制将使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科学和艺术的成果。求知的欲望，对艺术作品的兴趣乃是一切人所固有的，就象科学和艺术才能为一切人所固有一样。共产主义制度将结束独享科学艺术成果的局面，并将促进科学艺术的发展。德萨米又说，公有制并不反对能提高我们的精神力量的、被正确理解的豪华。豪华，如果它无理地进行攫取的话，是件坏事；豪华是垄断和私有制把它变成坏事的。当科学和艺术的成就变成一切人的财产的时候，知识就不能成为私有制所固有的特权的渊源。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当然也将器重天才，但是，在没有愚昧可资剥削的地方，学者就不能构成一个等级。科学人才和艺术人才也将从事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工业或农业劳动。他们都要参加首要的工作，特别是当公社为公共利益而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这样一来，在公有制条件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将密切结合起来。社会鼓励人发展多方面的才能，而不怕自然需要的增长。任何人都不会去压抑科学和艺术的天才。科学和艺术也不会再是不公和邪恶的帮凶，它们将成为达到真正幸福，达到真正文明的手段。他们将完成自己原来的使命——成为社会积极性的动力。在未来的社会里，已不需要采取措施来防止各种谬论的有害影响：科学将是抵制各种谬论的盾牌。1

1《公有法典》，第175—183页。

公社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统一体——它在目的上是统一的，在管理上也是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组织的唯一任务就是促进生产、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在人人平等的国家机关中，充满了和谐与理性：当利害共同时，这里就不可能产生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这种和谐将是社会集体力量的基础，是社会的共同一致的理性的基础。人人平等，有如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因为那时社会关系已是自然规律的真实的反映。那里已不需要“司法的力量”。调节经济生活的法律将只具有组织和指导的性质。德萨米的这个启示还带有相当温和的性质，颇似圣西门所说的，在未来社会中（未来社会的目的是使大多数人幸福），对人的管理制度、统治制度将由对物的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来代替。1但是，德萨米并没有受这个提法的约束。在《公有杂志》中我们发现有这样的说法，在将来的社会里，法律、规章都再不是必要的了，它们将完全为习惯和原则所代替。在《公有法典》中德萨米宣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在生活和活动的一切基本问题上，命令将让位于聘请。所有的人都将乐于遵循领导人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符合每个人的天生爱好和每个人的意志。

1《圣西门选集》，1859年巴黎版，第3卷，第277—296页。

因此在组织正常的社会里，镇压式的制裁，照德萨米看来，将会不再需要了。自由将成为个人利益以及社会利益的最高保证。

如我们所看到的，虽然德萨米否定法律的强制力量，但他仍然承认指导性的、建议性的社会组织的必要性。不过这种社会组织的性质将使社会上不可能出现独裁与专横。执行政治职能的期限会是很短的，而且这种职能也被认为是次要的。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受双重的约束：即服从根本大法和服从有教养的人民的社会理性。德萨米承认，政治制度可以影响社会制度趋于完善。虽然有时他也流露出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即使在严格遵守社会的根本法——平等法和公有法的条件下，也可能有各种管理形式，1然而他认为最好的形式是民主制，这一点显然是无可争辩的。将来的民主制是以共同劳动和共同富裕为基础，以知识普及和社会教育为基础，德萨米认为，这决不会象古代的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下根本不会有不安分的少数人压迫或奴役任何人的问题。在建立起公有制的条件下，在充分和谐的条件下，照德萨米看来，也不可能有专政，如果不谈自然、理性和科学的专政的话。德萨米说，反对公有制的人责备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和暴政。对于一个以引导人们无限自由地走向幸福为自己唯一目的的制度提出这样的指责，是荒谬的。2

1《公有法典》，第205页。

2同上书，第214—215页。

德萨米认为人民自主的原则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除自然规律以外不可能再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但是在公有制条件下，每个人的智慧、情感和利益，乃至于共同的意志必然都将归之于自然，因此也就成为绝对的东西。在公有制确立以后，由于进步规律起作用，统一的社会组织很快就会完善起来，到那时，在现存制度下不可能实现的“纯粹民主制”自然就会确立起来。在德萨米看来，从科学上证明一条法律符合共同的利益，要比多数人对法律表示赞同更有意义。人民的决定和共同的意志不是一回事，这一点，德萨米表示同意卢梭的意见。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议会”中将有各门科学、各种艺术和一切工业部门的代表。妇女与男子平等，在议会中也有代表。“议会”将同时执行政治机构的职能以及研究院和学校的职能。“议会”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将以表扬和发表对社会有意义的一切成就与发明作为自己的任务。社会管理机关（它与“议会”的关系，德萨米谈得不十分明确）一方面在所有的人之间分配社会产品，另一方面，则号召所有的好心人参加这种或别种工作。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政治会议，会议的使命是指导公社的活动。每个国家都有负责指导本国活动的会议——国民代表大会。最后，还将召开伟大的全人类代表大会，指导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行动。代表大会不是代议机关，它不是由各公社选派代表。代表大会的职能由若干公社来执行。执行代表大会职能的公社每年由上年执行此种职能的各公社推定。德萨米提出这种独特的论点，其出发点是认为在理想的社会里每个公社的公民都能做出共同的决定，都能制定为一切公社共同遵守的“法律”。凡是一致同意的建议就被认作是法律。政治机器宛如在自行运转着；由于教育的普及，政治真理都将是非分明而无可争辩，也许只有在疯人院里才会找到反对它的人。

应当指出，关于公有制条件下的政治结构，在《法典》中是阐述得不很清楚的。1

德萨米确信，公有制的确立将引起家庭关系方面的巨大变化。他严厉地批评卡贝在“伊加利亚”中把宗法家庭及其所持有的家长制、父权、妇女的从属地位等加以美化。德萨米说，卡贝在伊加利亚里还保留着“小经济的烂摊子”，大手大脚地不仅让各家有个人的饭厅和客厅，而且还让各家有个人的谷仓和作坊。2德萨米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多余的，有害的，因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家庭不应当有任何经济职能。另一方面，德萨米也反对自柏拉图那里传下来的那种为了有益于社会和人类而限定两性关系的传统。他说，这种做法会破坏“甜蜜的爱情”的危险。在这些问题上，在德萨米看来，重要的不是立法，而是教育、知识和榜样。德萨米认为“公妻”的说法是不能容忍的。“公有”一词，只能用之于物，决不能用之于人。德萨米虽然十分敬仰傅立叶，但显然认为傅立叶所说的那种婚姻形式没有多大价值。

11843年《公有文集》，第37—46页中刊载的纳维尔所写《法典》摘要一文中，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制度写得比德萨米本人还要清楚一些。

2《公有法典》，第167—168页。

德萨米的理想是，男女自由结合，两性完全平等，离婚自由。他引证莱喀古士、莫尔、康帕内拉、摩莱里、卢梭、爱尔维修等权威的话，强调离婚自由的必要。1在现代社会中使爱情变得丑恶不堪的原因，是私有制和强制。在这方面，财产公有和自由正是对症下药。所有的人都愿意成为幸福的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利害共同时，谁还愿意去违背符合于人的需要和欲望的公共道德呢？谁还愿意干扰别人的欢乐呢？如果一旦有违反常规的现象发生，文化和劳动会帮助社会来与这种现象作斗争。但是，对家庭观念的主要打击还是“统一的社会生活单位”。在现存制度下，家庭这个生活单位作为友谊和爱情的唯一中心还有着一定的作用。但只有很少的家庭合乎这个宗旨。在公有制条件下，随着细小的家庭单位的消失，与此相联系的稳固的一夫一妻制也必将消失。2

家长制的家庭单位不能保证儿童受到全面教育。要知道，教育乃是整个社会大厦的一块基石。我们在《公有杂志》中读到，教育应当以社会科学原理为基础，教育应当是和社会科学一样包罗万象的，应把人的一切都包括无遗。德萨米重复爱尔维修的话说，善行，信仰，风俗，习惯，一切都来自教育。良好的教育是与私有制不相容的：社会制度会在教育方面留下它的烙印。一切杰出的思想家都主张实行社会的、平等的免费教育。在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内就应当实行这种教育，而且它将是巩固共和国的可靠的手段。德萨米着重指出，巴贝夫主义者对教育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德萨米说，巴贝夫主义者认为祖国应当从每一个人一出生就开始教化他，而且一直到他死都不抛弃他。3

1《公有法典》，第113—115页。

2同上书，第120—121页。

3同上书，第125—129页。

在公有制条件下的教育组织，所述大都与傅立叶的教育学说相同。社会教育是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劳动的和综合技术的教育。在公社中没有学者等级，理论家同时也是某个体力劳动部门的实际工作者。相应地，社会在施教期间，不仅要注意未来公民的智力发展，也将注意其职业教育。设有重点不同但都与某种职业相联系的各种学校。因为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中，每个公民都应当掌握几种专业，所以在学习期间，学生都要学完一个专业再学另一个专业。教育系统没有强制性。从一个教育阶段升入另一个较高的教育阶段，是由学生的能力和才智来决定的。教育是直观的；这种教育大部分在作坊、果园、厨房、马厩等处进行。教育已组织得能使儿童逐步地愈来愈热爱严肃的工农业劳动。教育是男女分开的，而且姑娘们都参加较轻的劳动。教育也是“互相的”：在公有制的学校里，大家都是先生，大家都是学生。公社中这种普遍的、平等的、渊博的、生产的教育，其目的是发展体力、智力和心力，巩固友谊的结合，激发对公有制的热爱，使所有的心灵和所有的智慧都在互相友爱的感情中结合在一起，以驱除内心的统治欲和特权欲。1教育将发现每个人的天才和爱好，并且为了社会的利益使其得到充分的发展。教育的平等将保证公社中力量的均衡，保证对真理有一致的、明确的认识。2

1《公有法典》，第131—137页；第232页。

2同上书，第221页。

四

德萨米参加过七月王朝最后十年间的一些秘密社团，并在1848年参加布朗基的俱乐部，毫无疑问，他属于当时空想共产主义的革命派。他所参加的几个秘密社团都完全肯定“社会革命”的必要。他本人也自认为是巴贝夫与邦纳罗蒂事业的继承者。3我们已经知道，在社会改革事业中，他十分重视“公有”这一科学理论的作用和这个理论在群众中的传播。他在《公有法典》一书中正是想提出这样的理论。但是制定社会革命的科学理论的任务，这个在若干年后由马克思天才地解决了的任务，是德萨米所不能胜任的。德萨米对社会改革道路的看法自相矛盾，而且失去了真正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基础。

3参阅《平均》杂志，1840年法文版，第1期。

德萨米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观点，也与他的师辈——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一样，是以对社会关系作唯理论的理解为基础的。我们已经知道，按照他的学说，现存的邪恶制度是错误观点、迷信、宗教偏见的产物。他确信，这座偏见的大厦已经腐朽了。为了彻底摧垮它，为了引导人们走向博爱，照德萨米看来，就需要用教育来反对宗教和愚昧，就需要把知识武器交给人民。1

1《公有法典》，第185页。

但是，德萨米不仅是唯物理论者的忠实学生，同时还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思想敏锐的观察家。他认识到社会已被划分为阶级。他毫无保留地引用《新百科全书》中雷诺的文章中的话：“我认为，人民是由两个生活条件和利益各不相同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的”。2德萨米看到对不平等现象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他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感到有必要及早解决社会改造的问题。他也不可能不了解到，对现存不平等现象的不满正在引起的，并不是在当权者之中，而是在人民群众中的“精神的沸腾”，3平等的真正朋友是穷人，是无产者。4因此，他谈到广泛宣传真理的必要性时，号召人们正应当向无产者宣传真理。5他首先是把自己对未来的希望与无产阶级结合起来。但是德萨米既没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不可能坚持这种阶级立场，有时竟离开了这种立场而堕入纯粹唯心主义的立场。例如，他宣称，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有一切“好心人”的赞助；于是，他号召人们向富人和穷人宣传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1可见，他似乎认为有必要让资产阶级也参加实现公有原则的事业。他显然是针对七月王朝“发财吧！”的口号而提出说，不是人民应当成为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应当成为人民。

2《公有文集》，1843年法文版，第69页。

3《公有法典》，第3页。

4同上书，第209—210页。

5同上书，第92页。“要畅谈真理，要把真理灌输到无产者头脑里去”。

1同上书，第1—4页。

德萨米也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空想主义者（如布朗基）一样，他所用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和“人民”、“穷人”等概念十分相近。他引用雷诺的话说：“我称之为无产者的，是这样的人，他们生产全国的一切财富，而所有的只是自己劳动所得的日薪，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只能得到很小的份额，而且这部分还由于竞争而不断减少……我称之为无产者的，是耕种我们的田地，培植我们的葡萄园，而不能享有其收获物的无数农村居民。”

我们看到，德萨米在给无产阶级一词下定义时没有能够提高一步指出基本的、生产的标准。一般说来，他对社会的阶级划分的认识，不是从这个或那个阶级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着眼，而是从他们的收入着眼的。他说：“1．我们所说的无产者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公民，或是其收入甚至不足保证得到必需品的公民。2．我们所说的小私有者是其收入可以保证得到必需品的公民。3．我们所说的大私有者，资本家、富人、资产者，乃是其收入超过合理需要的公民。”2德萨米又说，无产者占一国的绝大多数。这是两千二百万无文化的、孤苦伶仃的、每天只有六个苏来维持生活的不幸的人。3德萨米说，这些为贫困和绝望所激怒的不幸的人们暴怒地挥起自己身上沉重的锁链并高呼“或工作而生，或战斗而死”，这是毫不足怪的。

2《公有文集》，1843年法文版，第79页。

3同上书，第69—71页。值得注意的是，德萨米在这里加了一个注，除上述的无产阶级的两个组成部分外，又加了第三个部分——收入极为菲薄（17—18法郎）的小私有者。

德萨米说，现在掌握着权力和财富的人，只有在“人民的社会组织”的压力下才会把权力和财富让出来。1显然，德萨米所说的“人民的社会组织”是指“无产阶级”的组织。他说，必须要有一个能使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共同纲领，必须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统一，以便使它能在适当的时机作为一支力量而突起。德萨米大声疾呼道，无产者！各国人民为了自身的解放有时会碰到一个百年难遇的时机。当这个时机到来时，切切注意不要因自相争吵而错过了它。2我们已经知道，德萨米极其重视哲学的社会意义，并认为最重要的是哲学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在他看来，哲学原理的统一是“无产阶级”组织统一的必要条件。因此他认为任何违背原理统一的行为都是对人民事业有害的。

这样，德萨米就使他的读者想到（虽然他表达得不十分明显）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如果无产者只是参加某一个现存的政治“核心组织”，即使这个组织是激进的，也只能证明无产者还很不了解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德萨米称这种应将无产者联合在自己周围的党为“人民党”。用这种名称来代表的，看来不是某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三十至四十年代间此伏彼起的许多政治社团。德萨米说，人民党本来是动摇不定，人数极少，备受迫害，零落涣散，并被认为已被消灭了，现在，这个人民党已奋发起来，已是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的了。它只要一接触到真正平等的土地，就能恢复自己的力量，它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它掌握着未来的命运，因为它能真正消除人类的苦难。3

1《公有法典》，第217页。

2同上书，第219页。

3同上书，第109—110页。

德萨米说，为了根除现存社会关系中的罪恶，为了“使压迫者变得博爱”，必须用顽强的反抗来对付不公平；要使人民前进，就必须冲破现存特权制度。1这样一些说法恐怕不能把它理解为和平改造的思想。《公有法典》一书也和德萨米的其他著作一样，其基本精神是革命的。德萨米避免（需要从应付检查制度考虑）直接和详细地谈到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有时他甚至好象还指出一些防止这种“危险”的措施。他说，我们的呼声警告那些在悬崖边缘上睡着了的人。2他主张宣传富人和穷人利益一致，认为这是“保全世界，避免流血革命”的最好的方法。3他建议官人们作一些让步，在生活的宴席上给穷人一席之地，以封住革命的深渊。他声称，实现他的体系不需要“流血牺牲”4。但是，所有这一切警告显然都只具有纯粹修辞的性质。革命是社会改革的必经之路的思想，在德萨米的体系中有着巩固的地位。他把公有原则叫做是革命的箴言；那些往往成为革命策源地的大城市中有时发生的革命发动，照德萨米看来，可为自由事业加以利用，如果这种运动能为有理智的人们（大概就是前面所谈到的那个“人民党”）所掌握的话。他谈到向新秩序过渡的时期时，就象谈到革命时期一样，在这期间，青年将习惯于军营中的生活。十分明显，这里指的也就是青年参加国内战争。5象这样的论点，在德萨米的《公有法典》和其他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我们看到，德萨米一般都以人民作为搞革命的力量；但是，也常常给这种力量以更明确的名称：无产阶级进行革命。6然而，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个别的词句，而是革命在德萨米所描写的改造事业的前景中所占的地位：没有革命，则他所拟就的改革计划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1《公有法典》，第196—197、217页。

2同上书，第204页。

3同上书，第12页。

4《公有文集》，法文版，第7页。

5《公有法典》，第7、29、143—144页。

6同上书，第217页。

德萨米十分敬仰1793年的活动家。他们造成了全国的政治统一。但是他们没有解决未来的基本问题——未能保证社会的统一。为此需要公开地高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但是，这些革命家竟然没有明确地了解公有制作为对敌斗争的可靠工具的意义。因此他们没有能挖去封建制度和垄断制这支大树的最危险的毒根，没有能依靠真正的民主。在1793年的宪法中，平等的信条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结果，无产阶级和国民公会中一部分“规规矩矩”的人麻痹地停止了一切努力。革命就被“热月政变的利斧”结果了。如果当时的革命家按照公有制的精神采取了应有的措施（人民已本能地这样做了），则革命当会有另外一种结局1。

如果人民现在因被奴役而沉睡不醒，那也不应绝望：人民是沉睡中的狮子。他一朝醒来，就会威风凛凛，凶猛异常，谁想拦阻它，谁就会倒霉。2德萨米毫不怀疑，起义人民必将获得胜利。在德萨米看来，人民群众的自发运动是新生力量成长的证明，新生力量要想和法律效力相抗衡，法律无论如何是对付不了它的。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实际解放就要来到了。3值得注意的是，德萨米在对社会革命准备过程的描述中，几乎丝毫没有谈到秘密社团的作用和通过密谋实现变革的可能性。大概是1839年起义4的经验使他对密谋家的斗争方法抱有怀疑的态度。

1《公有法典》，第187、202页。

2同上书，第186—187页。

3《平均》杂志，1840年法文版第1期。

41839年5月12日布朗基在巴黎组织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是一次密谋性质的起义，第二天就被镇压下去。——译者

德萨米清楚地看到革命后人民将要遇到的危险。革命家在为实现平等博爱原则的斗争中，既要行动迅速，勇往直前，又要小心谨慎。他们的口号应当是：机会难得，当机立断。我们看到，虽然德萨米认为在公有制彻底胜利以后根本无所谓专政，但对于过渡时期来说，他却赞成雅各宾党人的精神和同意巴贝夫主义者的观点，承认革命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1。但是我们要强调指出，德萨米完全没有阶级专政的思想。

1《平均》杂志，1840年法文版；参阅作者所著《法国秘密社团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一文，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49年第3期。

德萨米反对卡贝在《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中提出的不彻底的办法：在五十年内保留私有者的财产权，放弃义务劳动等等。特权的最后余迹一天不消灭，人民就一天要担心它会复辟，而要想改革成功，必须人民有信心。另一方面，贵族必然是心怀不满的，而行动迟缓只会使他们继续保持对新制度的仇恨。让他们保留私有财产，必然会放纵他们使尽各种阴谋诡计和投机取巧的手法利用财产来反对人民。恐怖方法这种反对革命敌人的手段，照德萨米看来，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这种方法只会造成更多的敌人，何况还让他们保留着最危险的武器——财产和金钱。

必须同时剥夺财产和金钱——这是暴政的神经。如果人民胜利了，已使绝望的敌人缴了械，却马上又把凶恶的武器还给敌人，这不能称之为人道主义和宽大。这不是人道主义，而是愚蠢。决不能说剥夺就是暴力和压迫。我们决不应容许枷锁再落到人民身上。一旦公有制最后建成，它就会比任何别的制度都更宽宏大量。共产主义社会将没有任何的暴力。但是人民也不会让任何人保留有害的财产垄断权。2

2《公有法典》，第255—256页。

在社会革命的“次日”，临时革命政府应当颁布一系列的过渡性措施，这些措施应能直接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这样的措施包括：将一切财富集中于公共商店，平等博爱地分配产品，利用家具和衣着的储备（德萨米确信这种储备够用十年），重新分配住宅。德萨米大声疾呼道，不幸的无产者，高兴吧，丢掉你们的茅棚小屋吧！就要有十分清洁而舒适的住宅了，问题仅在于正确地加以利用。1

1同上书，第247—248页。

在德萨米看来，这些措施能使一切小土地所有者，一切小私有者一心归向革命政府。对公有制事业的热情将会鼓舞不幸的人们，而这些人占全体居民的十分之九。他们宁死也不愿放弃这个事业。在公有制建立后培育起来的下一代，也将完全忠于这个事业。甚至被剥夺了财产的人也将放弃其自绝于人民的情绪，以求在“博爱的宴会”上占有一席。

德萨米说，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不分肤色、种族和国别，都将象兄弟一样地生活”。2各族人民的友好不应有界限；共产主义是把各国人民联合起来的最好的手段，是克服狭隘民族主义的最好的手段。3德萨米认为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共产主义在世界一切国家的胜利。他幻想那时各国之间的一切屏障都将拆除，各民族将会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他设想，这个统一的民族将有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基础将是拉丁语。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里的胜利，这只是开端。德萨米相信，有了这个最初的胜利以后，在若干年内各民族就会全部解放。

2同上书，第229页。

3同上书，第250—252页。

德萨米认为，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丝毫不必害怕专制君主们结成“神圣同盟”来反对它。在它有了巨大资源的时候，它不难击破这个反动的同盟。德萨米认为，在这个可能要与专制国家进行斗争的时期，革命的国家保留武装力量是必要的。他和邦纳罗蒂一样，认为这支军队对公有制的彻底胜利可能起很大的作用。他说，在万不得已时，共产主义国家将派遣三十万至四十万战士到国外去，要不了十年功夫的战争，这支军队就会取得各族人民的共同解放。1

1《公有法典》，第257页。

随着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将出现许多大规模的共同的经济工作，这些工作将由劳动军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不仅会导致科学的发展和艺术的繁荣，而且将使气候大为改善。社会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不影响到人，也不可能不影响到外部世界。毫无疑义，德萨米的这个改变气候的思想，以及劳动军的思想，都是从傅立叶那里承袭来的。

公有制最终确立以后，照德萨米看来，“生产大军”就要完全代替破坏大军。德萨米认为劳动军是实现公有制的一个极好产物。劳动军将使自己的活动遍布于全世界，耕地，肥田，美化大地，象变戏法一样地进行一些现在连想也想不到的巨大工程。他们将排干沼地，灌溉荒地，开凿水渠，改造河流。

组织劳动军，在德萨米的想象中；不仅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其活动的精神效果也同样重要。德萨米说，青年总是想做一番大事。在十八世纪时，新大陆使青年心向往之；现在新大陆已失去了其诱惑力。在公有制条件下，青年的这种愿望部分地可以通过旅行来满足，旅行起着很大的文化作用，就象是能使公有制大厦巩固起来的水泥。旅行将促进各国人们的交往，消除一国与他国隔绝的屏障，促使公有原则遍及全世界。但是，在这个联合的过程中，各国派代表参加由劳动军进行的许多共同的大工程，无疑地也有着无比重大的意义。2劳动军中的工作将比公社中的一般工作更能够吸引青年。在那里，劳动将同庆祝会、戏剧表演交替进行。使青年向往的是由一国往另一国的旅行，与一个个新地区的居民联欢，为文明而不断开发我们这个行星上的各洲。劳动军的活动和科学与艺术随之在各处的普及，将在短期内引导六亿野蛮人走向文明，从而将完成全人类在平等博爱原则上的大联合。

2同上书，第142—143页。

《共产党宣言》在谈到十九世纪的伟大空想主义者时指出，他们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在这个时期“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互相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因此，空想体系的创立者看到了阶级矛盾，却“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1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第32、54页。

德萨米的革命活动和写作活动却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不仅使无产者人数增多，而且也使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在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法国，这个过程进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这一过程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引起了一切思想敏锐的人的注意。

到1830年革命时，资本主义工业在法国已占领了许多主要阵地。作为工业的天生伴侣的罢工运动还带有分散的性质：在各个企业中此伏彼起的罢工，其目的是要求在某一企业内或为某种工人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但是在这个罢工斗争中养成了组织纪律性，提高了工人阶级对阶级利益一致的认识。法国的无产阶级日益坚定地走上了阶级斗争的道路。

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教训，正与空想主义者的学说相反，必然推动无产阶级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利用政治手段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工人在七月王朝的最初几年还不能提高到具有成立阶级政党的思想。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积极起来，他们就参加了共和派社团的队伍，这些社团就其社会意识来看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当然，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工人参加三十年代的共和派社团也不能不对这些社团的纲领有所影响。我们在共和派社团的一些纲领中常常发现有平均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反应。

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加深（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后果）不能不影响到共和派社团的命运。三十年代的革命尝试表明，革命运动只是在有广大无产者群众积极参加的地方才能蓬勃开展。革命尝试还表明，无产阶级正在成长为一支威胁着资产阶级秩序的强大力量。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共和派工人分道扬镳了。资产阶级共和派日益脱离革命运动。工人阶级则已深深地认识到它有自己的政治任务，它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组织。一些秘密社团就其成分来说是工人愈来愈多，就其纲领来看是愈来愈有革命性了。

七月王朝最后八年的特点是共产主义宣传的大大开展。当时工人阶级显然已倾向于共产主义。原始的平均主义的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工人阶级中失去了影响。伟大空想主义者的信徒们在这个时期都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冷眼旁观。恩格斯写道：“在1847年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的运动。”1德萨米的学说就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是想给这个运动以理论上的论证。

1《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卷，第6页。

德萨米的体系始终没有能广为普及；1848年以后，他的体系长期被人完全遗忘。然而德萨米的著作，特别是《公有法典》一书，虽然有许多显然是文字上的缺点，但却有极其丰富的独特的见解，这是他的同时代人和对头——卡贝所万万不能企及的。德萨米无疑地应被认作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空想共产主义的一位极伟大的代表人物。

德萨米不同于当时大多数空想主义者，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他一贯捍卫对世界和对人的本性的唯物主义观点。这就使某些社会主义史学家有理由称他为“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1但是，德萨米据以作为其理论的根据的唯物主义，是十八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对社会发展的看法上，他没有能够超出唯心主义。我们看到，在《法典》中朴素的唯理论的道理虽很多，但德萨米却远未能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社会万恶”的起源以及将来按公有原则进行的社会改革。

1马朗：《社会主义史》，1882—1884年巴黎版，第2卷，第153页；加罗迪：《科学社会主义在法国的起源》，1948年巴黎版，第190页。

曾亲身参加革命运动的德萨米，他的理论无疑也是有革命立场的，虽然他的某些说法是不恰当的（对理解他的真实思想来说）。他等待人民起义来“医治”社会。他认为强有力的革命政权是确立新制度所必需的，革命政权应当采取坚决的革命措施：剥夺富人并镇压他们的反抗。但是德萨米全然忽略了使社会革命可能发生和必然发生的物质条件，而仅限于从纯粹唯理论的观点指出革命的思想前提——指出公有思想在舆论方面的胜利。

德萨米既是无产阶级阶级觉悟提高过程的目击者和观察家，他把无产阶级看作是未来的革命的主要力量，有时甚至把这种革命叫做“无产阶级革命”，那是很自然的。他并不是看不到城市工人在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但是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德萨米的理论也不很明确。他没有唯物辩证法这个工具，因而既不能说明无产阶级产生的原因，也不能说明无产阶级社会作用加强的原因，从而也不能说明无产阶级将来胜利的必然性。何况，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德萨米说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还不很明确，这反映了工人阶级在那个发展阶段上还远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区别于城乡贫民的界限。

四十年代秘密社团的共产主义，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一种“尚少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1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有新的革命理论。德萨米认识到，为使革命运动成功，就需要“体系”，需要“原则”。但是要想从十八世纪的唯理论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出发，创立一种能够科学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德萨米的体系，也和他那个时期的其他空想主义者的体系一样，同样是空想的，同样无法解决历史向工人运动提出的任务。

1《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卷，第6页。

我们认为德萨米的学说无疑地具有空想的性质，但也不应当就此抹煞他的功绩。在十九世纪的空想主义者中，在德萨米以前没有一个人曾这样明确地提出社会革命问题（虽然他也没有能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德萨米以前的空想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能象他这样地看到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对社会改革事业的意义（虽然他也没能充分估计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德萨米把共产主义与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的尝试也是值得重视的，虽然由于以显然不合乎这个目的的十八世纪唯物主义为基础，这个尝试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最后，在德萨米的著作中将革命的巴贝夫主义的传统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相互结合起来，这对社会主义史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思十分熟悉德萨米的著作。马克思收藏有德萨米的几本著作，上面有马克思所做的许多标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德萨米作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写道：德萨米“……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2马克思把德萨米的学说与其他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学说相比较，认为德萨米是属于当时“比较有科学根据的”共产主义者之列。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67—168页。

（译自德萨米《公有法典》，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俄文版，第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