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大多数人，甚至可以说芸芸众生，都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虽然有些人愤然抱怨自己怀才不遇，认为只要换个环境，他们就会大有作为，不过绝大多数人面对时运变迁即便不能安之若素，也会甘心认命。他们就像有轨电车一样永远运行在一条轨道上，来来回回，周而复始，一成不变，直到跑不动了就被当作废铁卖掉。勇于将一生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终究凤毛麟角，倘若你有幸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那这个人就值得刮目相看了。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很有兴趣结识托马斯·威尔逊。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勇气可嘉。当然，事情尚无结局，在实验结束之前，不能说是否成功。不过从我听说的那些事来看，此人应该是不同于常人的，所以我想要认识他。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性格矜持内敛的人，但我认为，只要有耐心，并且方法得当，我就可以让他对我推心置腹。我是要听他本人亲口说说他的那些事。别人讲的难免会有夸张，或许会故意把事情说得富有浪漫色彩。对此我有心理准备，觉得很可能到头来我会发现他的故事一点儿也不像我听说的那样离奇。

后来我终于认识了他，果然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那是八月，当时我在卡普里岛露天市场附近的一个朋友的别墅里消暑。时近黄昏，当地的居民，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都聚在一起乘凉聊天。那儿有一个俯瞰那不勒斯海湾的大露台，缓缓西沉的太阳照耀在大海上，映衬出伊斯基亚岛金光闪闪的侧影。这是世上最壮观的美景。我正同我的朋友——也就是别墅的主人——一起站在露台上观赏这幅美景，只听他突然说：

“瞧，威尔逊在那儿！”

“哪儿？”

“坐在矮墙上的那个，背对着我们，穿蓝衬衫的。”

我只看见一个毫不起眼的背影和一个小脑袋，头发花白，短而稀疏。

“他转过身来就好了。”我说。

“马上会的。”

“请他到摩尔加诺去跟我们喝一杯。”

“好的。”

摄人心魄的美景很快消逝，夕阳渐渐沉入海面，远远望去就像一只橙子漂浮在红酒里。我们转过身，倚靠在矮墙上，望着在露台上来回闲逛的人。他们都在滔滔不绝地聊天，一片欢声笑语，好不热闹。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声音低沉，但是悠扬动听。钟楼耸立在卡普里岛的露天市场，那里有石阶步道，从港湾的码头拾级而上就到了教堂。要是在这里上演多尼采蒂的歌剧，那真是再理想不过了。你甚至会感觉，这些谈笑风生的路人随时可能放声献上一曲雄浑的大合唱。此情此景，既令人陶醉，又感觉有些虚幻。

我完全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没有留意到威尔逊已经从矮墙上下来，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他经过我们身边时，我的朋友叫住了他。

“嘿，威尔逊，好几天没见你来游泳了。”

“我换了地方，去另外一边游了。”

朋友介绍我们认识。威尔逊礼貌地同我握手，但他的态度还是有些冷淡。到卡普里岛来观光度假的外来游客太多了，有的逗留几天，有的住上几周。毫无疑问，他随时会遇见各种来来去去的过路客。这时，我的朋友邀请他同我们去喝一杯。

“我正要回去吃晚饭。”

“不能晚一会儿吃吗？”我问。

“我想可以吧。”他微笑道。

虽然他的牙齿长得不整齐，但他的笑容还是挺迷人的，显得温和友善。他身穿一件蓝色棉布衬衫，一条薄薄的灰色帆布长裤，裤子皱巴巴的，一点儿也不干净。脚上穿一双很旧的平底凉鞋。这身打扮倒是有些特色，也非常适合这个地方和这样的天气，只是同他的脸一点儿都不搭。他的脸很长，满是皱纹，皮肤晒得黝黑，嘴唇很薄，一对灰色的小眼睛挨得很近，轮廓分明的五官显得格外紧凑。花白的头发精心梳过。这可不是一张其貌不扬的脸，说真的，威尔逊年轻时兴许还挺帅气的，只是有些古板。他的蓝衬衫敞开着衣领，那条灰色的帆布裤子看上去不像是他的，倒像是他遭遇了一次沉船事故，好心的陌生人见他身上只穿着睡衣，临时施舍给了他一套七拼八凑的衣裤。他虽然穿着随意，但看上去还是很像一家保险公司的分部经理，更合适的该是这样一身穿着：黑色外套和黑白条纹裤子，硬高领的白衬衫，配上一条素净些的领带。我不由自主地想象自己好像是他的一个客户，因为丢失了一块手表而跑去找他办理保险理赔。我回答着他的一个又一个问题，被他问得心慌意乱，因为他虽然态度显得颇有礼貌，但是他的神情分明在告诉我，只要是去办这种保险理赔的人，不是笨蛋就是浑蛋。

我们信步穿过露天市场，沿着街道走到了摩尔加诺酒馆。我们在酒馆外的花园里坐下。四周的客人在聊天，有说俄语、德语、意大利语的，也有说英语的。我们点了酒。酒馆老板娘露西亚太太一摇一摆地走过来，用她甜美的嗓音轻声同我们寒暄。她已人过中年，身体发胖了，但是依稀还能看出她在三十年前的风韵。当年有不少画家争相给她画过很多幅肖像，只是画得实在拙劣。她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简直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天后赫拉，她的笑容妩媚优雅。我们三个人闲扯了一会儿，反正卡普里岛上总有说不完的丑闻八卦，随便哪个都可以拿来当作谈资。不过我们没有聊出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没过一会儿，威尔逊便起身告辞了。我们也很快就溜达着走回朋友的别墅去用晚餐了。在路上，朋友问我觉得威尔逊怎么样。

“没什么感觉，”我说，“我根本不相信你讲的事是真的。”

“为什么？”

“他不是会做那种事的人。”

“谁说得准一个人能做什么？”

“我觉得他不过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罢了，靠政府债券赚了不少钱，可以安享退休生活了。我觉得你讲的不过是卡普里岛上的闲话罢了。”

“随你怎么想吧。”我的朋友说。

我们经常去一个被称作“提比略大浴场”的海滩游泳，已成习惯。我们会先坐马车沿公路走上一段，到某一个地点下车，在落日余晖中步行穿过柠檬树林和葡萄园，耳边传来阵阵聒噪的蝉鸣声，一直走到山崖顶上，再顺着一条陡峭的小道走到海边。过了一两天后，我们刚要走下山崖时，我的朋友说：

“瞧，威尔逊又来了。”

我们啪嗒啪嗒地踏着脚下的砾石走在海滩上——这个浴场的唯一缺陷就是满地都是砾石而不是沙子。我们走近时，威尔逊看见了我们，朝我们挥挥手。他站在那里，嘴里叼着烟斗，只穿了一条泳裤。他的身体又黑又瘦，但是并不干枯，要是不看他那满是皱纹的脸和花白头发的话，这副身板看着还算年轻。我们一路走得浑身燥热，赶忙脱掉衣服，扑通跳进了海水里。离开海边才六英尺，海水已有三十英尺深了，但是清澈见底。海水虽然热乎乎的，我们还是感觉浑身舒畅。

我游了一圈回到海滩上时，看见威尔逊趴在浴巾上看书。我点上一支香烟，走过去坐在他身旁。

“游得痛快吧？”他问。

他把烟斗当作书签夹在书里，合上书放在身旁的碎石上。看得出来他很愿意说说话。

“真不错，”我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浴场。”

“当然啦，人们都认为这里就是‘提比略大浴场’，”他挥手指了指那一大片半淹在水里半露出在水面的残垣断壁，“不过那都是胡扯。知道吗，这里只是他当年的一个行宫罢了。”

这我早就知道。不过别人愿意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去吧。有人想要一吐为快，你不妨听着，这样可以博得人家对你的好感。威尔逊扑哧笑了一声。

“提比略那老家伙挺好玩的。可惜现在大家都说，有关他的传说没有一个字是真的。”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提比略大帝。我好歹也读过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帝国时期历史学家，最重要的现存作品是从凯撒到图密善的十二位皇帝的传记，即《罗马十二帝王传》。]的著作，多少也了解一些罗马帝国早期的历史，所以他说的东西我并不感到新奇。不过我倒因此发现他读过不少书。我对此表示了赞赏。

“哦，这个嘛，我在这里安顿下来后，自然对这些事产生了兴趣，而且我有的是时间看书。生活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有历史渊源的地方，好像历史都变得真实了。有时简直会觉得自己就生活在古代。”

此处我该交代一下，当时是1913年，整个世界舒适安宁，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会发生什么灾难突然搅乱了和平宁静的岁月。

“你来这里多久了？”我问。

“十五年了。”他朝蔚蓝平静的海面扫了一眼，薄薄的嘴唇上有些怪异地浮现出一丝温和的微笑，“这地方让我一见钟情。我想你一定听说过那个传奇的德国人吧，他坐船从那不勒斯来到这里，本来只是要来吃顿午饭，结果看到了蓝洞[卡普里岛海边的海洞，被誉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据传可能是古罗马帝国皇帝的个人泳池和浴场。]，就留下不走了，一住四十年。我不能说自己也做了同样的事，但结果是一样的。只是我待不了四十年了。二十五年吧。不管怎么说，这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吧。”

我等他继续说下去，因为他说的这几句话似乎终于和我听说过的那个奇特故事有点儿相关了。可就在这时，我的朋友浑身滴着水上岸来了，颇为自豪地告诉我们，他游了一英里，于是我们的交谈就扯到别的话题上去了。

此后，我又遇到过威尔逊几次，不是在露天市场就是在海滩上。他态度随和，彬彬有礼，总是乐于聊聊天。我发现他不仅对这个海岛了如指掌，也很熟悉毗邻的大陆。他读书很多，涉猎五花八门的题材，但专长罗马史，在这个领域算得上知识渊博了。他好像缺乏想象力，智力也很平常。他经常哈哈大笑，但又有所克制，一个简单的笑话就会让他觉得特别幽默。他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我还记得我同他第一次单独闲聊了一小会儿时他说过的一句奇怪的话，只是后来他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个话题。那天，我和朋友从海滩回来，我们坐出租马车到露天市场下车时，吩咐车夫五点钟来接我们去阿纳卡普里。我们打算登上索拉罗峰，去我们很喜欢的一家餐馆吃晚饭，然后在月光下走下山，因为那是个月圆之夜，景色美不胜收。我们在吩咐车夫的时候，威尔逊就站在旁边，那天我们乘车时捎上了他，免得他顶着烈日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走。我仅仅只是出于客套问他愿不愿意同我们一起去。

“我请客。”我说。

“我乐于奉陪。”他答道。

谁知临到出发的时间，我的朋友突然觉得身体不太舒服，他说是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晚上又要走那么长的路，怕太累走不动。我就独自和威尔逊结伴去了。我们登上山，眺望四周壮美的景色，赞叹不已。等到暮色降临时我们去了那家小餐馆，感到又热又饿又渴。晚餐是事先订好的，菜肴很可口，店主安东尼奥厨艺出色。酒是他自己家葡萄园里酿的，这酒清淡极了，感觉就像喝清水一样，所以还没吃完通心粉，我们已经喝完了一瓶。喝完第二瓶后，我们已醺醺然感到人生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们坐在小花园里，头顶是果实累累的葡萄藤。空气沁人心脾，我们两人坐在静谧的夜色下，身边没有别的人。侍女给我们端上奶酪和一盘无花果。我点了咖啡和意大利特产的斯特雷加餐后甜酒。我给威尔逊递雪茄，可他不要，拿了他的烟斗。

“我们有的是时间，不必急着下山，”他说，“月亮要一小时后才会爬上山。”

“管它有没有月亮，”我轻快地说，“我们反正有的是时间。在卡普里就有这个妙处，永远不必匆匆忙忙。”

“悠闲，”他说，“可惜大家并不懂啊！这是人生在世最宝贵的东西。看看世上有那么多傻子，甚至不知道人活着是要去追求悠闲的。工作？他们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也不动动脑子去想明白一个道理：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悠闲。”

有的人喝了酒后往往喜欢高谈阔论。他这番话算是酒后吐真言，但是没有人可以断定这是什么独创的见解。我一言不发，默默地划着火柴点上了雪茄。

“我第一次来卡普里时正好也是月圆之夜，”他若有所思地说，“也许就是今晚的同一个月亮。”

“就是同一个啊，这你知道的。”我微笑着说。

他咧嘴笑了。花园里唯一的亮光来自悬挂在我们头顶的一盏油灯。进餐时这点光亮显得不足，但这会儿两人说说知心话，倒正合适。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一切都恍如昨日。我来这里十五年了，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才过了一个月。在那之前，我从未来过意大利。我是来度夏的。我从马赛坐船到了那不勒斯，接着又四处游览了几个地方，你也知道的，就是庞贝啦，帕埃斯图姆啦，还有一两处这样的旅游胜地，然后来到这个岛上准备逗留一星期。我看了一眼就喜欢上这个地方了——我是说从海面上看到的。我在轮船上看着这个岛越来越近，最后从轮船上放下来一艘小艇，把我们送到码头上岸。码头上挤满了嚷嚷着要帮你拿行李的脚夫，还有旅馆拉客的。我们拾级而上，经过一些破败的房子，走进了旅馆，旅馆里可以在露台上用餐——啊呀，我马上就被迷住了。千真万确！我都不知道那会儿我是不是脑子还清醒。在那之前我从未喝过卡普里的葡萄酒，只是听说过。那会儿我准是有点儿喝多了。别人都去睡觉了，就我还坐在那个露台上，望着月亮从海面慢慢升起，远处维苏威火山喷吐出大团的火红浓烟。当然啦，现在我知道我那时喝的酒太厉害了，卡普里酒让我醉眼蒙眬，可那时我觉得没事儿。不过，让我醉的真不是酒，而是这个岛别致的美景、岛上吵吵嚷嚷的人群，还有那月亮、大海和旅馆花园里的夹竹桃。我之前从未见过夹竹桃。”

他侃侃而谈，说得口干舌燥了，便端起酒杯，可是杯中已经空了。我问他要不要再来一杯甜酒。

“那东西不好喝。我们还是要瓶葡萄酒吧。那才好喝，简直就是纯葡萄汁，喝不坏的。”

我又点了葡萄酒，酒端上来后我把我俩的杯子斟满。他饮了一大口，愉悦地舒了口气，继续说了下去。

“第二天我就去了我们现在常去的这个浴场。在那里洗澡真不错，我当时就这样想。洗了澡后，我在岛上随便逛了逛。说来也是运气好，我正好赶上了廷本利奥海岬在举办节日庆典。我看到了圣母像和不少教士，还有一些举着香炉的辅祭。四周聚集了一大群人，个个兴高采烈，一片欢声笑语，很多人身着盛装。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英国人，便问他这些人在做什么。‘哦，是在庆祝圣母升天节，’他告诉我，‘至少这是天主教徒的说法。其实只是他们自己在故弄玄虚罢了。就是维纳斯节。他们不是基督教徒，你知道的。什么阿弗洛狄忒女神在海浪中诞生啦，诸如此类。’听他这么说，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特别怪异的感觉，好像一瞬间回到了久远的过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后来的一天夜里，我在月光下到海边观赏了法拉廖尼礁群。如果命运之神想要我继续当银行经理，那就不应该让我在那个月夜去海边散步。”

“你原来是个银行经理，对吗？”我问。

此前我说他像是保险公司的经理，是我看错了，但错得还不算离谱。

“对的，我以前是约克城市银行克劳福街支行的经理。上班很方便，因为那时我住在亨顿，从家到银行只需要三十七分钟。”

他呼哧呼哧抽了几口烟斗，烟斗已经灭了，他再次点着。

“那是我在卡普里岛度假的最后一夜。星期一早上我就得回银行去上班。我望着月光下凸出海面的那两座巨礁，看到了捕捞墨鱼的渔船上亮着星星点点的渔火，一切都是那么宁静，那么美丽！我不由得在心里对自己说：啊，说到底，我为什么非要回去呢？没有人需要依靠我生活。我妻子四年前患了支气管炎去世了，女儿跟她外婆去生活了。我那岳母是个老糊涂，她没有照顾好孩子。我女儿患上了败血症，截去了一条腿也没把她救过来。她也死了，可怜的孩子！”

“太可怕了。”我说。

“是的，当时我痛不欲生，当然啦，她要是同我一起生活下去会让我更难受的——我倒觉得这也算是老天仁慈！缺了一条腿的女孩可怎么活啊？我妻子的死也让我很难过。我们感情很好的，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一直和睦下去。她是那种老在关注别人会怎么想的女人。她不爱旅行。她能想到的度假地就是伊斯特本。知道吗，在她去世前，我都从没到过英吉利海峡的对岸。”

“可你总还有别的亲人吧？”

“一个都没有。我没有兄弟姐妹。我父亲有个兄弟，但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了澳大利亚。我觉得这世上很难找到比我更孤单的人了。为什么我不能过我想要过的日子呢？我找不出任何理由。那年我三十四岁。”

他告诉过我，他到这个岛上已经十五年了，也就是说，现在他应该是四十九岁，同我估计的差不多。

“我十七岁就开始工作，我能指望的所谓前途就是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事情，直到退休领取养老金。我问自己：这值得吗？抛掉一切，在这里度过余生，有什么不可以的吗？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地方。可是我接受过商业训练，天性又谨小慎微。‘不行，’我对自己说，‘我绝不可以这样冲昏头脑。我还是得按计划明天就回去上班，再从长计议。也许回到伦敦，我的想法就全变了。’该死的笨蛋，不是吗？就这样，我浪费了一年时间。”

“这么说，你没有改变主意？”

“你说呢？当然没有。我在上班的时候，时时刻刻会想起在这儿的海水里游泳，这儿的葡萄园，上山的路，月亮和大海，还有黄昏的露天市场，大家忙完一天的工作，聚到这里来走一走，聊聊天。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顾虑，那就是别人都在工作，我有什么理由可以游手好闲呢？后来我读到了一本历史书，是马里恩·克劳福德写的，书中写了锡巴里斯和克罗托那两座古城的故事。锡巴里斯的居民享受生活，快乐度日，而克罗托那的居民吃苦耐劳，辛勤工作。有一天，克罗托那人跑来把锡巴里斯灭了，过了一段时间，从别处来的大批人马又把克罗托那灭了。锡巴里斯没有留下一块石头，克罗托那只留下了一根石柱。读了这个故事，我就不再犹豫不决了。”

“哦？”

“到头来结果都一样，是不是？现在回过去看看，到底谁更有价值呢？”

我没有作答，他继续说了下去。

“钱是个问题。在银行工作不足三十年是不能享受养老金的，如果提前退休，就只能领到一笔离职金。靠这笔钱，加上我卖掉房子的所得和平时辛苦攒下的一点儿积蓄，还不够买一份能保障终身的年金保险。为了过上快活的日子而牺牲掉一切，结果又没有足够的收入让日子过得快活，那未免太傻了。我总得有一所小房子住，总要有个仆人照顾我的生活，还需要有钱买烟丝，吃得体面些，时不时买几本书，还得留些钱用于应急。我很清楚自己需要多少钱。我算了一下，我的全部资产只够买一份保障二十五年的年金保险。”

“那年你三十五岁？”

“是的。这份年金可以保障到我六十岁。说到底，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活过六十岁。很多人五十几岁就死了。再说，人活到了六十岁，能享受的也都该享受过了吧。”

“可是倒过来说，谁也说不准六十岁一定会死啊。”我说。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人各有命，对不对？”

“换了我，一定会留在银行工作到可以领取养老金时再退休。”

“那样我就得干到四十七岁了。倒也不至于老得不能到这儿来享受生活了，你看看我现在已经过了四十七岁，不是一样享受得好好的吗？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就不容易享受到年轻人特有的乐趣了。你也知道，虽然五十岁的人照样可以像三十岁的人一样过得快乐，但那是不一样的快乐啦。我要趁自己还有精力尽情享受生活的时候，过上完美无憾的生活。二十五年对我来说似乎太长了，为了二十五年的幸福付出较大的代价，好像是值得的。我决定再等上一年。又干了一年后，我就辞了职，领到了离职金，然后马上买了年金保险，就跑到这里来了。”

“二十五年的年金？”

“对的。”

“你后悔过吗？”

“从来没有。到了今天，我花的钱已经值了，还可以享受十年呢。过了二十五年逍遥自在的快乐日子，你不觉得这也算死而无憾了吗？”

“也许吧。”

他没有说他以后打算做什么，但是他的意图已经非常清楚。这差不多就是我的朋友给我讲的故事，但是从他本人嘴里说出来别有一番意味。我偷偷看了他一眼，实在看不出这个人身上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看着这张略显古板的俊朗的脸，没有人会想到他能做出什么有违常理的事情。我不想指责他。不管他以怎样奇特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那都是他自己的事，而且我也看不出他怎么就不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禁感到后背一阵发凉。

“有点儿冷了？”他微笑着问，“我们要不现在下山吧。月亮马上要升起来了。”

我们道别时，威尔逊问我想不想哪天去他家坐坐。两三天后，我弄清楚了他住在哪里，就溜达过去看他了。他住的是一所海边农舍，在一个葡萄园里，离城里很远。门边种着一棵很大的夹竹桃树，花儿开得正茂盛。房子里只有两个小房间，一个特别小的厨房，还有一间堆柴火的棚子。卧室布置得像修道士的僧房，不过客厅却相当舒适，散发着好闻的烟草味儿，摆着两把他从英国带来的宽大扶手椅、一张卷盖式大书桌、一台竖式小钢琴，还有几个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架。墙上的镜框里挂着乔治·瓦茨[乔治·弗雷德里克·瓦茨（1817—1904），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画家和雕塑家，对象征主义运动影响巨大。]和雷顿爵士[雷顿爵士（1830—1896），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学院派画家和雕塑家。他在去世前一天获得男爵封号，成为英国历史上最短命的贵族。]的版画。威尔逊告诉我，这所农舍是葡萄园主的房产，葡萄园主一家住在山上的另一栋农舍里，他的妻子每天会过来打扫房间、做饭。威尔逊第一次来卡普里度假时就看上了这所农舍，后来到岛上定居时就租了下来，从此一直住在这里。我看见了那台钢琴和琴盖上翻开的乐谱，便问他是否可以弹上一曲。

“我弹得不好，可你知道吗，我一直喜欢音乐，随便弹弹也特别开心。”

他在钢琴前坐下，弹了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他弹得的确不算很好。我看了看他的乐谱，里面有舒曼和舒伯特，还有贝多芬、巴赫和肖邦的曲子。在他的餐桌上放着一副油腻腻的扑克牌。我问他是不是经常玩接龙。

“经常玩。”

据我那时的亲眼所见，加上从别人嘴里听说的，我已大致可以想象他过去十五年过的是怎样的生活，相信我心里出现的画面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他肯定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他常去海边游泳，四处散步，对卡普里岛了如指掌，却仍能时刻感受到它的美。他弹钢琴，玩接龙，看书。只要有人邀请他参加聚会，他总会去，虽然是个多少有点儿无趣的人，但他待人还是挺随和的，哪怕被人冷落，他也不会见怪。他喜欢同别人交往，却又总是保持着一定的孤傲，不与任何人过于亲近。他生活节俭，但日子过得并不清苦。他从不欠人一分钱。我想他也不会为男欢女爱的事大为苦恼。或许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他会时不时地同某位来岛上游览、被周围的美景冲昏了头脑的女子发生一段短暂的艳遇，我敢肯定，即便他动了真情，他也始终能很好地克制自己的情感。想必他决心已定：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他追求精神独立。他只热爱大自然的美，他从生活赋予每一个人的简单而自然的事物中寻求幸福。你们尽可以说这样的生活态度是极端自私的。的确如此。他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但是换个角度说，他对任何人也毫无害处。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自得其乐，现在看来他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世上很少有人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幸福，找到幸福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了。他到底是个蠢人还是智者，我不得而知。但他无疑是个深知自己内心的人。我觉得他的特别之处就是他实在太普通了。但我知道十年后的某一天，除非突发疾病提前夺走他的生命，不然他必定会自行了断，告别这个他深爱着的人世。倘若不是这样，那我可能再也不会去想他的事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因为他的心中始终萦绕着这个念头，所以他才每时每刻都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享受着生命。

我必须在此多说一句，否则就会对威尔逊有失公允了：他其实根本不习惯谈论自己的事。我想我的那位朋友是他唯一愿意说知心话的人。我还相信，他之所以给我讲了他自己的往事，是因为他猜想我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再说，在他讲给我听的那天晚上，他喝多了。

我的假期即将结束，我离开了卡普里岛。第二年，战争爆发。此后我遭遇了不少事情，我的生活道路发生了巨变。过了十三年后，我才再次造访卡普里岛。我的那位朋友已经回到岛上有一阵子了，但那时他的家境不再像过去那么优裕，他们从别墅搬进了小房子，没有可以供我住的房间了，所以我只好住旅馆。朋友到码头来接我，同我一起用晚餐。在晚餐桌上我问起他的新居在哪个地方。

“你知道的，”他回答说，“就是威尔逊以前住的那所小房子。我加建了一个房间，住着还算不错。”

由于杂事缠身，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想起过威尔逊了，但是这会儿我颇为震惊地想起了他。我认识他时他的年金保险还剩下十年，现在十年早已过去了。

“他说过要自杀，难道他真的自杀了？”

“这事说来太惨了。”

威尔逊的计划很周全，只是百密一疏，而这个疏漏我想他不可能预见得到。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远离一切世事纷扰，在这个幽静的海岛上逍遥生活了二十五年后，自己的性格会渐渐失去力量。一个人需要经历坎坷才能锤炼自己的意志力，如果日子过得一帆风顺，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触手可及的事情上，不必费力就可以轻易实现愿望，那么他的意志力就会日渐衰弱。好比一个人总在平地上走，就不会有力气攀登山峰。这些道理虽是老生常谈，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当威尔逊的年金保险到期后，他已不再有决心去承担他曾经为了追求这么多年的幸福安宁而同意付出的代价。根据我的这位朋友告诉我的，以及后来又听别人说的一些事情，我大致可以断定他并不是缺少勇气。他只是下不了决心，所以他就一天天地拖延。

他在岛上住了这么多年，总能按时付清一切账目，所以他很容易借到钱。过去他从没借过钱，现在却要开口借钱了，由于数额不大，不少人都愿意借给他。这些年来，他从不拖欠房租，房东太太阿孙塔还在继续帮他打扫房间和做饭，房东也同意让他拖欠几个月房租。他对每个人都说有个亲戚过世了，由于法律手续烦琐，死者留给他的钱一时还拿不到，所以他才手头拮据，大家都相信他说的。他用这个说法东挪西借撑了一年多。后来，当地的商家不肯再给他赊账，也没有人再借钱给他了。房东下了逐客令，要求他在规定日期内付清拖欠的房租，否则就不能再住下去。

在限定日期的前一天，他走进了自己的小卧室，关上门窗，拉上窗帘，烧了一盆炭火。第二天早晨，阿孙塔来给他做早餐时，发现他已昏迷，但还未断气。房间漏风，虽然他想了不少办法来堵住屋外的空气进来，但还是没有完全堵住。这似乎也说明，尽管他已走投无路，但是在最后一刻想要彻底了断时他仍有所动摇。威尔逊被送到了医院，有一阵，情况相当严重，但他最后还是保住了性命。只是因一氧化碳中毒，或者是因为长时间休克，他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精神状态了。他没有疯癫，至少还没有到要送进精神病院的地步，但是他的脑子显然出了问题，不像正常人了。

“我去看过他，”我的朋友说，“我设法同他说说话，可是他一直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我了。他就那样躺在床上，一星期没有刮脸，满面花白胡须，那模样很难看。不过除了那怪异的眼神，其他似乎都还算正常。”

“什么样的怪异眼神？”

“我也说不清楚。一片迷惘吧。我打个可能有些荒谬的比方吧，就好像有人往空中抛了一块石头，可那石头没有落下来，就那样停在半空中了……”

“这可真是太玄乎了。”我微笑着说。

“是啊，他的眼神就是这样的。”

大家都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他没有钱，也没有挣钱的能力。他的家当都卖掉了，但远不够偿还他欠下的债。他是英国人，所以意大利当局不愿负责处理他的事。

英国驻那不勒斯的领事馆没有经费处理此案。当然，可以把他遣送回英国去，可是谁也不知道把他送回英国后怎么办。这时，帮他打扫房间和做饭的房东太太阿孙塔说他人不错，也是个好房客，只要有钱总是按时付账的，她同意让威尔逊住在她家的木棚里，还可以同他们夫妇搭伙吃饭。医护人员同他说了这个意思，也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当阿孙塔来医院领他回家时，他一声不吭就跟着走了。他似乎再也没有自主意识了。房东太太收留了他两年。

“你知道，舒适是谈不上的，”我的朋友说，“他们只是给他草草搭了个床铺，给了他两条毛毯。那个棚子没有窗户，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得像火炉。吃的也是粗茶淡饭。你也知道这些农夫平时都吃什么，星期天才吃顿通心面，更难得能吃上肉。”

“那他平时都做些什么呢？”

“他在山里到处游荡。有两三次我想见见他，可是没用。他一见到有人来，立刻像野兔似的撒腿就跑。阿孙塔有时会下山来同我聊聊天，我时不时地会给她一点儿钱，让她替威尔逊买些烟丝，可是天晓得到底有没有给他买。”

“他们待他还好吗？”我问。

“我相信阿孙塔对他挺好的，把他当小孩一样对待。恐怕她丈夫对他就没有这么好了，他总是抱怨收留这个人花销太大。我觉得倒也不至于狠心虐待他，只是对他有些苛刻，要他提水，打扫牛棚，干些杂活什么的。”

“我觉得这太过分了。”我说。

“也是他自找的吧。不管怎么说，他是自食其果。”

“我认为总的说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自食其果，”我说，“但是话说回来，这样的结局还是太惨了。”

两三天后，我和朋友出去散步，悠闲地走在一片橄榄树丛中的小径上。

“威尔逊在那边，”我的朋友突然说，“别看他，会吓着他的。接着往前走。”

我低头往前走，可我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了一个人藏在一棵橄榄树后。我们走近时，他还是一动不动，但我感觉到他在盯着我们。我们刚走过那棵树旁，我就听见了一阵匆匆逃走的脚步声。威尔逊就像一只被猎人追逐的动物，慌忙逃到安全的地方去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去年他去世了。他忍受了六年那样的生活。一天早上，有人在山坡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他安详地躺在那里，好像是在睡眠中平静死去的。从他躺着的位置可以望见耸立在海面的法拉廖尼巨礁。那是个月圆之夜。他一定是去那里观赏月光下的礁群了。或许他是沉醉在那迷人的月色美景中再也没有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