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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烈士纪念会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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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

题解

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一百二十余名敢死队员在广州发动了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共有七十二具烈士遗骸葬于广州东郊黄花岗,是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起义尽管失败了,但它震动了全国,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不到半年,就爆发了武昌起义。陈布雷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曾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八十多年过去了,文章对青年诸君提出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还有着积极的意义。

诸君!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黄花岗烈士死义纪念,我知诸君心中必定觉得很沉痛;因为那一次死难的,差不多全是和诸君同样年龄的青年。兄弟自身的感觉,更和诸君不同;因为辛亥广州起事,距今已经有十八年,在诸君看来,是一种悲壮的史迹,在兄弟则是一种差不多目击而且是并世发生的事实。兄弟回想到那时节,正是和诸君同样的在求学时代。我们那时候的青年界,革命的心焰,也和现代青年同样的热烈。可是所感到的痛苦,恐怕十倍于诸君。就因为那时候大多数的同学,受了清廷“奖励出身”的笼络政策的麻醉,科举的余毒还没有扫净,上焉者埋头不问世事,下一等的便只想毕业以后去作官,对于昌言革命的人,差不多非笑嘲谑,无所不至。所以我们当时所感到的痛苦,并不是学校当局的压迫,乃是四周死气沉沉的冷空气。

突然间霹雳一声,有百数青年不自量力的去进攻总督署,这是何等惊人的新闻!而且这许多实行革命的青年,都是从外国大学或专门学校得了高深的知识回来,有学政治、法律的,有学科学或医学的。他们竟肯抛弃了他们功名利禄的“前程”去做这样悲壮的牺牲,这在当时的学生界是何等深刻的反省材料。

那时候宣传这件悲剧最热心的,要算上海的《神州日报》。这个报纸是和张静江、于右任、杨笃生诸先生都有关系的,他们就乘这机会来鼓吹革命,他们很详尽的载登了举事和死难的经过,很精细的描写死难烈士的家庭情形和传记,很艺术的介绍死难烈士的遗容和遗墨。这一来,真使得“天下震动”,向来寂寞寡情的青年觉悟了,向来怀疑革命的老前辈因怜才观念而流泪了,向来轻视革命势力的清廷官僚,震惧得不可名状了,甚而至于满洲宗室,也不敢再坚持高压政策,而有一部分人主张速行立宪了。因此而所谓清廷内阁的意见愈加分裂,昏庸的亲贵为之心惊胆落,各处的义士愈加慷慨奋发,结果遂有辛亥八月的武昌起义,以开中华民国的初基。

所以黄花岗烈士的死难,在事实上没有寸土尺地的成功,而精神上实在是推翻清廷的主力。我们景仰先烈,应该认识他们这一种慷慨轻生的精神,和转移风气的力量。这一役最使得我们注意的便是:

(一)他们的壮烈。他们那时候出发攻打督署的,只有一百三十人,而死难的有七十二人。其间有不少福建的青年学生,本是预备回福建去革命的,经过香港,知道广州大举,便踊跃的加入。这样的服从干部和只求革命成功的纯洁精神,是值得我们追念的。

(二)是他们的牺牲精神。死难烈士中有两位姓罗的和姓李的,他们本来是受命率领死士去占领军械局和电报局的,可是在起事前两天,已经由干部变更计划,命他们中止了,但他们仍旧只身加入,力战而死。

(三)是他们的勇敢。那时候大多数都是文弱的书生,像朱执信先生,便是一个著名极文弱的少年,但他也加入了战线。

(四)他们情感的真挚。我们从方声洞、冯超骧、林觉民诸位烈士的诀别老父、爱妻的遗书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的公而忘私。但也不是完全否认了家人之间的情感,他们在死生呼吸中,诀别家人,或者勉励妻子善视老亲,或者劝慰父母为大义节哀,都是缠绵悱恻可以令人下泪。近代青年中有的只知道谈恋爱,图享乐,有的以为革命和情感根本不相容,非斩绝一切的情感,便不能革命。看了黄花岗烈士的榜样,似乎可以找出一条路径了。

我上面讲的话,是要供青年诸君深思刻省的资料,并不是说要求诸君个个人像烈士般去牺牲生命。生命的牺牲,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现在的革命环境已入一个新时期,青年诸君肩头要担负的责任,有比牺牲生命繁重十倍,艰难十倍的。从前革命的对象是反动的威权,只要不怕死,就有成功之希望;现在革命的对象更复杂,军阀、帝国主义以外,还有潜伏各处的种种的反动势力,不觉悟的社会,不健全的政治,急切不能整理好的国家,都要靠我们拿出精进的力量来奋斗的。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多方面的,不怕死以外,还要不怕难,不惮烦。我们要学从前理学家的一句格言,叫做“存心时时可死,行事步步求生”。不存决死之心,决不能负求生之任;不为求生而决死,即便是无目的地导引民族入于毁灭之途了。

兄弟如今有一个比喻,黄花岗死难烈士,好比我们的长兄,为了保家复仇,慷慨的决斗而死了,剩下来未报的仇,未铲除的敌人,未完成的事业,未振起的家庭,未长成的遗孤,都要我们来负责的。所以我们的责任,十倍的重大,我们的前途,格外的困难。诸君当中没有接受三民主义的,兄弟要求诸君认清我们的民族、国家、社会的地位,和国际情势的迫切,一致集中在三民主义下来奋斗。已经入党的同志,兄弟要求诸君不可以不满意党务政治一时的现象而灰心丧气,去从享乐主义找出路,也不可以为愤激而丢了三民主义而别寻路径。须知道我们取得党籍,正和我们有中华民国的国籍一样有郑重的意义,我们难道为了国家一时没有清明的希望,而去加入别国的籍么!我们要想到黄花岗烈士死难的时代,革命成功的希望是很少的,然而他们还是不顾一切的去干。现在国民革命已经发展到这样地位,我们可以因小小的挫顿或失望,而丢却我们的责任么!

青年诸君!请追念烈士的遗型,我们要效法他们的不怕死。死且不怕,而岂怕难!同时我们得以忍痛负重的精神,不断的向各方面努力,时代所需要于我们的,确不仅是“不怕死”。我们的责任,确是比先烈十倍的繁难。但这是我们的注定的命运,我们只有积极的接受,加倍的努力。先烈的好榜样,便是我们的指路碑。

阅读延伸

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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