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佩弦先生

吴组缃

近年来心情常在焦躁沉郁之中，做人也不知不觉得格外简淡起来。因为无善可陈，话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许多的师和友，久已音书断绝。虽然心里总是怀念着他们。

还是抗战胜利的那年夏天，和朱先生在成都匆匆见了一面，这以后信也没写过一封。恐怕我现在在哪里他都未必知道。八月十二日报载朱先生胃病又发，正在医院里行手术。我就觉得不很好。因为我知道他“拖”着十二指肠溃疡的病在身已经多年了，若不是到了严重地步，是不会进医院去开刀的。果然，第二天报上就传来他的死讯了，说行过手术之后转成肾脏炎，因为体力太弱，终于不救。

朱先生的死，细想起来真是所谓“势所必至”：以他那样认真不苟的人，处在这样的时世和境况，拖上了这样的病，不能休息，不能医治，只是听天由命地拖着，那结果早就可以预料的。看到报上所传的噩耗，当时只悲慨地说：“唉，他才只五十一岁啊！”但心里实在没有感到多大的震惊。

叫我大大震惊了的，倒是在成都的那次会面。那时朱太太带着小孩住在成都，朱先生趁着暑假从昆明回来。我路过成都，从叶圣陶先生那里打听到他们的住处，特意去看他们。那地方可不容易找，是在望江楼附近名叫报恩寺的一座小尼庵的院落里。他们住着几间没有地板的小瓦屋，简陋，但很整洁。我先看见一位小弟弟，紧凑的个儿，清秀的苹果脸，穿着黑洋布褂裤，在小巷寮檐下阴处一张小竹凳上坐着，聚精会神地看书。看这小弟弟的形貌神态，简直是个具体而微的当年的朱先生。我走了许多冤枉路，找得满身汗，这一下知道找对了。但等到朱先生从屋里走了出来，霎时间我可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等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了瘦削劳倦之态。十一年没见面；又逢着这艰苦的抗战时期，变，是谁也要变的，但朱先生怎样变成这样了啊！我没有料到；骤然吃了一惊，心下不禁重甸甸的。

朱先生一手拿着书，一手握着笔，穿得衣履整饬，想必正在房里用功；看见我，很高兴，慌乱的拖着椅子，让我到房里坐。一会儿工夫，又来了六七位男男女女的客人，他们都喊他“朱大哥”，坐满了屋子，大声地说笑着。朱先生各方面应酬着，作古正经，一点不肯懈怠。我在那些客人前面，是个生人，于是他还不时“张罗”我参加谈话，像他做文章，不肯疏忽了一笔。但我看到他多么疲乏，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球凸露了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客人散了之后，朱先生和朱太太留我吃午饭。朱先生吃得很少，说吃多了就发胃病；而且只能吃面食。

我知道他患了胃病，是余冠英兄的信上告诉的。我也患过严重的胃痉挛病，属于神经性的，痛起来面无人色，话也说不出，满床乱滚。但一不痛，就食欲亢进；吃了东西，又是痛。后来承阳翰笙先生介绍，服了一瓶鹿茸精，掉了两颗大牙，病却从此没发了。当时我曾主观地设想朱先生的胃病和我的相同，把病状和治法写信告诉了他。他回信说：“我也要试试看。”又一次的信说：“我的胃病时好时坏，难在有恒的小心。但以后得努力，不然日子久了，拖坏了身体，到了不大能工作的地步，那就糟了。”但以后的信上就没再提过胃病。我还当他慢慢好了。这次见面，才知道他患的是十二指肠溃疡，不但没有好；而且已经把人拖成了这样。

吃过饭，他废了午睡，同我谈到两三点钟，叫我多多“囤积”生活经验，将来写些出来；又谈他自己研究和写作的计划。而后一路出街，同去看了几个人，参加几处聚会。吃完晚饭散席不久；就大雨滂沱，我料他那天老远的赶回家一定淋得浑身透湿。

“这个病，目前我没办法，只好不要去管它。”这是当时他轻描淡写地说的一句话，到现在还清清楚楚留在我耳里。他好像对他的病满不在乎。但显然的，他原先信上说的“有恒的小心”和“以后得努力”的话，这次不再提起，而且根本抛开不顾了。我明白他那句轻松的话里的沉重意味，当时什么话也没说。

还在小学时，我就在新杂志上读过朱先生的诗文。俞平伯、朱自清，那是当时齐名的两位新诗人。民国十八年我进清华，知道朱先生任此间中国文学系主任。当时我们青年学生持一种奇怪的信条，以为求学当拿一科作为太太，另外一科作为爱人。我是把文学当作爱人的，因为我从小喜欢它；进的却是经济系。入校后最初半年，虽同在一个园子里，我没有和朱先生识过面，也没有想到去拜访他。这年冬季，一天刚忙完大考，和同学到大礼堂门前晒太阳，

慢慢的台阶上一层层挤了近百的人。有些喜欢胡闹的，每见面前路上有人走来，大家就齐生对他喊“一二一，左右左”，此时那人的脚步即无法抵御，不自禁合上节拍，走成练兵操的步伐，对着这人多势众，惟有窘得狼狈而逃。正在这样笑闹着，大路上来了一位矮矮的个儿，脸色丰腴红润，挟了大叠书在手，踅着短而快的步子，头也不抬的匆匆走了近来。同学们照例向他喊起“一二一”。最初他还不在意，仍是一本正经的走着。但随即他就理会到了，一时急得不知所措，慌张的摘一摘呢帽子向台阶上连连点着头，满面通红的逃开了。这人很年青，看去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我还当他是高班的同学。但是他走过之后，有些同学耸耸肩头，顽皮的伸舌头了。其中一位告诉我，这就是朱自清先生。

到第二年，我受了余冠英同学的怂恿，决定和“爱人”结婚，正式转入中国文学系。我到图书馆下面系办公室去找朱先生办手续。他仔仔细细看我的成绩单，看了很久，说：“可以，我准许你。”于是拿起钢笔签了字。他座位的前后左右书架上都是一叠叠横摆着的书，多半是新书，很少线装的。他的案头也摊着好几本。面前有篇正写着的稿子，娟秀的小字，涂改得乱七八糟。他的矮小的个儿埋在座位里，精神很饱满，态度极庄严，但面孔发红，透着点忙乱神气，一点不老成。我想，大约这就是他的友人们所说的“永远的旅人的颜色”罢。

直到我离开学校，我记得一共选了朱先生三门课。一门是“诗选”，用《古诗源》作教本：实在没有什么可讲解的，但很花我们时间。我们得一首首背诵，上了班不时要默写。此外还得拟作，“拟曹子建名都篇”，“拟西洲曲”，还和同班合作“拟柏梁体”。朱先生改得可仔细，一字未惬，他也不肯放过。有一句好的，他也要打双圈。常常使我们拿到本子，觉得对他不起，因为我们老是不免有点鬼混。另外两门，一是“歌谣”，一是“新文学研究”。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新文学研究”。发的讲义有大纲，有参考书目，厚厚的一大叠。我们每星期得交一次读书报告。这种报告上若有什么可取的意见，发还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你这段话，我摘抄了下来，请你允许我。”他讲课也真卖劲。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的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惟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有一天同学发现他的讲演里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质问。他就面红耳赤，非常慌张而且不好意思。半晌，他才镇静了自己，说：“这恐怕很不重要，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到，而且也很难讲。”有些同学不肯罢休，坚要他讲一讲。他看让不掉，就想了想，端庄严肃地说：“写的都是些个人的情绪，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无愁之愁；没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罢。”就是这几句，我所录的大致没错。

他所讲的，若发现有错误，下次上班必严重的提出更正，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请你们翻出笔记本改一改。”但往往他所要更正的，我们并未记下来。因为在我们看来，那实在不关重要；举个例说罢，他所讲的作家，照例要介绍几句籍贯和生平。一回，讲到刚出的小说作家张天翼，他介绍说：“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听说是浙江人，住在杭州……”第二次他更正道：“请原谅我，我上次说张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错了。有人说他是江苏人。还弄不清楚，你们暂时空着罢。”后来我到了南京，恰好认识了天翼，知道，他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苏，他自己两省都长住过，还能说一口地道的湘乡话。我赶快写信告诉了朱先生，朱先生回信谢谢我。

在校数年，我很少单独去访朱先生。他总是那么庄敬不苟，又爱脸红，对我们学生也过于客气。比如说，他称呼我，总是“吴先生”，总是“您”，听着实在有点使人发窘和不安。（直到成都那次会画，他才叫我“组缃”）是后来余冠英兄接了家眷来，住在北院朱先生寓处隔壁的房子里，我常常到冠英兄家去谈天打桥牌，有时顶头碰着朱先生；我到他房里坐过几次。那时朱先生新结婚。朱先生对太太说话，也是非常客气，满口“请您”“请您”的，真所谓“相敬如宾”。那所房子我们取名“四个斋”，因为朱太太名竹隐，余太太名竹因，二竹已是四个“个”字，而朱余两夫妇又是四个人，他们合住着那所房子。在这“四个斋”里和朱先生的谈话，我现在记得几则。

一次是谈茅盾先生的《子夜》。那时《子夜》刚出版，朱先生推崇备至，说取材，思想，和气魄，都是中国新文学划时代的巨制。这才是站在时代最尖端的作品，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跟它走。“写小说，真不容易。我一辈子都写不成小说，不知道从那里下笔。也铺展不开，也组织不起来。不只长篇，连短篇也是。”这样的话，我不止听他说过一次。有人提到他的《笑的历史》和《别》。他似乎很生气地说：“那是什么！”随即就脸红起来。另一次谈及刚出版的郭沫若先生的《创造十年》；朱先生笑着说：“他说我这里有块疤。”用手摸摸他右鬓上面那块没长头发的大疤。但觉得这说得不好，于是脸又红了。还有一次是鲁迅先生到了北平，朱先生特意进城去请他到清华来讲演。他拿着清华中国文学会的请函去的，但结果碰了钉子回来。朱先生满头汗，不住用手帕抹着，说：“他不肯来。大约他对清华印象不好，也许是抽不出时间。他在城里有好几处讲演，北大和师大。”停停又说：“只好这样罢，你们进城去听他讲罢。反正一样的。”

朱先生工作的地处就是系办公室。除了吃饭、上课和休息，他总在那围着满架图书的座位里“埋”着。我到这里找他，多是为选课的事；他劝我多选外文系的课；劝我读第二年英文；我读了两年法文也是他鼓励的。但对别的同学，我知道他并不向此方面指引。想是因材施教的意思，他是决不牵着同学的鼻子向一方面走的。

有一天他坐在座位上非常生气。是有一位同学打电话到他家里，说有几本要看的书找不着，叫他立刻到图书馆书库帮他找一找。此意固然冒昧，大概说的话更不客气。“这是妄人，不理他！”他很厌恶狂妄不近情理的人。

后来为编年刊，向他索稿。到约定的时间去取，他还没有写完。于是叫我坐下等一等。我看见他埋头写着，很是着急；稿纸上涂了许多黑团团。终于脱稿了；把稿子交给我，指着说：“你看看这几句。”我记得那几句大意是：“诸位若因毕了业，就自以为了不得，那可不成。”等等。

我毕业那年，家境坏了；本想找个饭碗。照规例，要就业的到系里登记，外间来信要人，即为斟酌介绍。我登记之后，朱先生替我接洽好了两三次事，但到时心里又不甘愿，回说还是不想就业。那时我可以免考入研究院，就在学校里再赖了一年。可是拖着太太和女儿，靠研究院数十元津贴和一点不可指望的稿金，实在不易维持。于是朱先生又替我接洽职业。那是在寒假中；说河南有个大学要教员，后来打听，又说不是。记得一天早晨奇冷无比，我遇见朱先生冒着吹得倒人的大风到邮局里打电报通知那学校说我不去了。

朱先生主持的清华中国文学系，定立的方针是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创造新时代文学。但这也不能立刻就做得合乎理想的。朱先生最感苦痛的是多年为系务缠住，自己没法用功。听说他年年打恭作揖，要求准许他放掉系主任之职。他说：“你看我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也拿不出来，我实在非用用功不可了。”但我知道，除了休假，他一直到死都没有摆脱系务。

抗战期间，他从昆明写给我的一封信上说：

我这些年担任系务，越来越腻味。去年因胃病摆脱了联大一部分系务；但还有清华的缠着；行政不论范围大小，都有些烦麻琐碎，耽误自己的工作很大。我又是个不愿马虎的人，因此就更苦了自己。况且清华国文系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只剩了一个学生。虽不一定是我的责任，但我总觉得乏味。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一半为的补读基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有细心读过；我是四十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

下面说到他的工作计划：

我的兴趣本在诗，现在是偏向宋诗；我是个散文的人，所以也偏爱散文化的诗。另一方面，我的兴趣又在散文的发展。今年预定的工作，便是散文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从金甲文到群经诸子。这个范围也够大的，但我只想作两个题目。我还有一方面的倾向，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问题的研究，还有语文意见的研究。这些其实都是关联着的。

写作方面，我想写一部关于语文意义的书，已定下名字，叫“语文影”。已经发表过一些。第一篇得罪了人，挨了许多骂。但我用阿q的方法对付他们，一概来个不理，事情也就过去了。还想写一部，想叫做“世情书”。但担心自己经验太狭，还不敢下手。有人说中国现代，散文里缺少所谓formalessay；这部书就想试试这一种体裁。但还得多读书，广经验，才敢起手尝试。

这信正是他带着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的病，在我所传闻的，为了避空袭，背着仅有的一卷被子；进城去上课，住了几夜；又背着被子回乡下寓处那样的生活中写给我的。长有二千字；在此不必全部抄引了。

我不舍作评论，关于朱先生在文艺学术方面的成就，这里也不能道及。以上我只拉杂琐屑的把我所见的他“这个人”细略叙述了出来。我要指明的是，他不是那等大才磅礴的人，他也不像那等人们心目中的所谓大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见《背影序》）是的，他的为人，他的作品，在默示我们，他毫无什么了不得之处。你甚至会觉得他渺小，世俗。但是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他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断地前进，不肯懈怠了一点。也许做错了，他会改正的；也许力量小了，他会努力的。说他“老好”也罢，“随和”也罢，他可一直忠于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一直忠于社会与时代。他把牢了大处——

知识阶级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的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或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的终于无形的参加了政治社会的改革的。那时他们就确实站在平民的立场，做这个时代的人了。

（见《标准与尺度》）

下面我再摘抄民国二十三年他二十六岁时所作的长诗《毁灭》中的末段：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虽然这些印迹是极微细的，

且必将磨灭的；

虽然这迟迟的行步！

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

但现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早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

便有十分的欣悦——

那些远远远远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会的了。

别耽搁罢，

走！走！走！

（原载1948年9月《文讯》第9卷第3期）

【点评】

吴组缃（1908—1994），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人。1929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1935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1938年发起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协会理事。抗战时期创作长篇小说《鸭咀涝》。1946年至1947年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任《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敬悼佩弦先生》：时间为纬，事件为经，朱自清先生的去世打开了作者记忆的闸门。在昆明，作者见到了面容憔悴却依然充满热情、诲人不倦的的朱先生；在清华大学作者见到的是一位可爱的却有些“迂”的朱先生，一位勤勉认真却又谦虚谨慎的朱先生。朱先生是一个忠于自己的思想理念和感情的人，他生活中这些平凡的小事却在时代的背景中投射出他人格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