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政治上向有“巴立门的母亲”（“mother of parliament”）的尊称。现在这位“母亲”倘若不是“风烛残年”，她老人家的光辉却已大不如前了。
所谓“巴立门”，我们都知道就是英国的国会，包括上议院和下议院。记者到英国后，也去夹在新闻记者席上旁听过，听听这班代议制度里的议员老爷们的长篇累赘的滔滔辩论。在下议院里，政府党坐在一边，和反对党的一堆座位对面，中间隔一长桌。政府党座位的前排便是首相和其他阁员的座位，各党听到自己方面演说或辩论的脚色讲到他们认为可以特别注意或特别有精彩的语句，便大呼其“听啊！听啊！”（hear!
hear!）遇着可笑的话语，便哄堂大笑，有的时候，竟好像彼此在“寻开心”！有的时候，反对党的议员立起来对首相或某阁员当面作一番很长的斥责，那个阁员也只得静默地坐着倾听，这种当阁员的大概也听得惯了，我看他还是很泰然的样子，大有我国所谓“笑骂由他笑骂”的态度。像已投降资产阶级的现首相麦克唐纳，便常在这个时候，被工党议员用社会主义的口头禅，当面对他讥嘲揶揄。我替他觉得怪难受，他却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其实这不过当面笑骂一场，笑骂完了，便算完结！议员领着他的年俸，首相或阁员则“好官我自为之”。这便是他们所自豪的所谓“绅士式的战争”（“gentlemenly
battle”）。
这种“绅士式的战争”制度，在大战以前，也就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都是靠两大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运用，即所谓“两党制度”（“two－party
system”）。在当时的众议院里诚然已有了四党的名称，除保守和自由两党外，工党已萌芽，爱尔兰国家主义派也另成一系，但都幼稚，大权仍在两大政党之手。一个在朝便成了政府，一个在野便成了反对党（“opposition”）；这样一升一降，循环干着。这两党制度所以能顺利进行着，有个很大的前提，那便是彼此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质，有大量共同的立场。有了这样的共同的立场，甲政党接替乙政党组织政府，或改选一个新的国会，所移动的才不过比较属于枝节的政策，才不致大大地把前任所通过或所执行的法令根本推翻，否则这甲乙两党便无法循环上下着轮流执政。
再说得具体些，英国的保守和自由两党循环上下闹了许多年的把戏，他们虽似乎处于敌对的地位，但根本上都是拥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关于这一点，便是他们的大量共同的立场。这两大队“绅士们”，无论他们在会场上的“绅士式的战争”干得怎样有声有色，要想他们能从这“战争”中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弄出什么根本的改革来，那是绝对无望的。其实这所谓“代议制度的民主政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所以能运用灵活法，根本大前提便是：在这制度里有左右政局势力的最大多数人，对于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的根本组织，须有实际的同意。
这样的研究，我们感到特殊兴趣的，是英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能否凭藉“巴立门”制度达到，很可以由此引申出相当的结论来。这一个答复，很可以从英国工党参加“绅士式的战争”的成绩（？）里面得到。
在大战后，以全国的工会组织为后盾，以社会主义的建设为号召的英国工党，曾经组阁过两次。英国工人运动差不多经过百年来的辛勤奋斗，工会组织的力量日渐强大，大战后英国资本家因利润率减退，尽力减低英国工人的生活标准，更引起工人的反响，工党势力的膨胀遂有一日千里之势。但是工党人物登上政治舞台之后，欲求实行自由党所行的改良政策，如社会保险，养老金，住宅津贴等等，还不可得，至于什么实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当然更属梦想。因为英国的资本主义虽还在利用“剩余力量”（“remaining
strength”）挣扎生存的时代，但是日渐衰退的趋向是已无可挽回的了。
所以在自由党执政时代还可拿出点敷衍工人的改良政策的费用来，到了资本主义日陷末路的时候，首相或阁员要增加这类的经费吗？他们的由文官考试制度出身的永久的专家官吏便要把事实告诉他们，说已无费可加了，如再加上去，税率加重，“企业家”不愿办“企业”，工人的失业更要多起来了。这的确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的趋势。结果如何？是落得个笑话！工党的领袖们不但不能实行他们在选举前口口声声答应工人群众的许多甜蜜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工人谋利益等等的大话，他们上台之后，反而要设法减少自由党所曾经给与工人的改良政策的经费，以维持日趋没落的现制度！有人说工党两度执政，在国会里都占少数，事事须仰自由党的鼻息，受其牵掣，所以无法发展。其实这还是表面的说法。在根本制度未改革前，工党在国会即得多数，他们有点石成金之术，以救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吗？
要改革根本制度吗？是否像现在组织形式的国会所通得过？这只要回想上面对“代议制度的民主政治”的分析研究，便可得到相当的回答。即获得个意外的特殊的众议院，贵族院如何？英皇又如何？问题多着哩。
时代一天一天地前进着。“巴立门的母亲”往何处去呢？
廿三，一，廿三，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