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上的生活，还有两个会可以谈谈：一个是讨论会，一个是同乐会。

自从七月十六日起，每日下午茶点后，有两小时的讨论会。第一日先由旅伴塞尔逊博士（dr. howard

selsam）演讲“法西斯”的内容，继由大家参加讨论。塞尔逊是在纽约附近的卜鲁克林大学（brooklyn）任讲师，年才三十几岁。他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学识湛深，慨爽坦白。他是我这次在船上最相得的朋友之一，我们一谈往往就两三小时，不觉得时间过得那样快。他第一天在这讨论会里根据社会主义者的眼光，对资本帝国主义用作最后挣扎的工具的“法西斯”，作客观的分析研究。第二天下午继续讨论，并由旅伴中熟悉各国“法西斯”真相者，作相当的报告。我也被主席再三约请讲些关于中国的情形。法西斯既是资本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工具，中国显然地因受各帝国主义的重重束缚，民族资本主义无从抬头，有的只是各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吮血敲髓的帝国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究竟要藉这“工具”来“挣扎”些什么？究竟为谁“挣扎”？稍稍思考，未有不哑然失笑的。我在这讨论会里，特提出法西斯所需要的几个基本条件，对中国是否具备有这些条件，作客观的分析研究。

我此次演讲，在“一群孩子们”里面获得更多的好友，但同时却“出乎意表之外”的引起一个小小的波折。原来在头等舱搭客里面有一个是英国的移民局官吏（immigration

officer），在例假期中也往苏联去看热闹的，但同时却仍不忘却他的“爪牙”的重要任务。像我这样来自受尽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蹂躏的民族的一分子，对于这个制度当然没有好话，不料在演讲时，这个“爪牙”也夹在听众中旁听，认为中国人而敢反对资本帝国主义，这是无疑地一个“危险分子”，乘我不备，把他随带的照相机替我拍了进去。我当时对此事一点都不知道，直到晚饭后，塞尔逊和美国全国学生同盟的领袖戈登特来找我，邀我到一个没有别人在内的房间里谈话，他们那样慎重的态度和严肃的面孔，最初倒使我摸不着头脑。后来经他们说明之后，才恍然。

他们并说为着此事，曾邀集几个负责的人和船长共同开会商量，因为他们恐怕经这“爪牙”对英国警署报告之后，我也许不能再回英国；他们决定的办法是等船到了列宁格拉，由船长报告海关，把这个“爪牙”的摄影底片没收，船长已允照办，此外则不把我的全部名字让“爪牙”知道，叮嘱我自己也留意。后来这“爪牙”的摄影底片当然被没收，“一群孩子们”也很热诚地替我的全部名字严守秘密，我回英国上岸时并未发生什么障碍。我对此事留下了两个印象：一个是帝国主义爪牙使用嗅觉的无微不至；一个是“一群孩子们”的热烈诚挚的友谊——以共鸣的思想作出发点的热烈诚挚的友谊。

有一天在这讨论会里讲到美国的革命问题，在这问题里又提起美国的黑人解放问题。参加研究的有不少美国的青年；他们里面有好些人报告黑人在美国所遭受的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及因种族成见而遭受的种种苦楚。他们并提起美国南方的资本家利用种种方法煽动“可怜白”（他们称为“poor

white”，即白种工人）和“可怜黑”（他们称为“poor

black”，即黑种工人）间的仇恨；故意歪曲事实，把“可怜白”的失业恐慌归咎于“可怜黑”的存在和竞争，又减削“可怜黑”的工资以恫吓“可怜白”对于改善待遇的要求。（因可用低贱工资的“黑”来取“白”而代之。）资本家心目中的唯一目的物是利润；他们便利用“可怜白”和“可怜黑”间的恶感的煽动，打散他们（工人）的团结，从中尽量剥削榨取，藉以增加利润的获得。所以大多数的结论是：要根本解决美国的黑人问题，须和美国的社会革命问题连同解决；在社会革命的成功里求得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真“出乎意表之外的”的，在搭客中有一个来自美国的黑种教授——在美国南方一个专为黑人而设的黑大学里的黑教授——名叫奈逊博士（dr.

nathan）者，起来替资本社会制度辩护，说在美的黑人并未受如许苦楚，对于现在的地位已满意，白人的种族成见乃天生的，和经济制度无关！被大家驳得体无完肤，他还要强辩，认为要解决黑人问题，只须让黑人和黑人在一起，不要和其他民族混在一处，让他们自主，成一独立国，便行了。大家问他在现制度下有什么方法“成一独立国”，他又“顾左右而言他”！

有革命性的白种青年替“可怜黑”鸣不平，而黑种人中的“黑博士”却觉得不在乎！这似乎很可怪，其实也不足怪。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黑人，能被允许做博士，做教授，生活阔绰（这位“黑博士”衣服穿得很讲究，挥金如土），非装满着一脑袋的奴化教育，养成了十足道地的奴性，那够资格？他虽还不免“一团漆黑”，实际上已脱离了他所属的民族的大众，做了帝国主义的狗爪子！

我们除了兴趣浓厚的讨论会外，还于十七日的夜里开了一个兴趣浓厚的同乐会。这同乐会在一个大甲板上举行，真可称“同乐”！（也许有几个“死硬派”看不惯，但谁去睬他！）除我们“一群孩子们”当然一团高兴地参加外，水手和女侍者们都来。主席便是从水手里公推出来的一位，措辞清晰老练，态度镇定安详。他在那夜的盛会里换上了一套彬彬有礼的西装；倘若我们未曾看见他在白天穿着水手的制服工作着，也许要把他认为是做惯了主席的名流学者！我们大家所敬爱的那位和蔼妩媚的娜扎也换了一套朴素淡雅的衣服，出来唱了一首俄国歌，抑扬婉转，沁人心脾，歌声刚完，掌声雷动，娇羞不胜的娜扎唱完末字，拔脚准备就走，大家那里肯依，有几个“孩子”再三拦住她，不许逃，她笑眯眯地重到原处立着再唱一首，还不够，又再唱一首，才在全体热烈的掌声和愉快的彩声中，含笑着微微地鞠躬而退。此外人人都各尽所能，对全体有所贡献，船长也拿着烟斗，夹在水手群中凑热闹。有各种音乐，歌唱，跳舞，戏法等等。歌唱分独唱和合唱，合唱时全体参加，歌声有时像大江澎湃，怒涛汹涌，有时像春风明月，悠然意远。

最后请附带说几句关于和西比尔分别的情形。我们十四日（七月）上船，五日路程，十九日一早可到列宁格拉，十八夜是我们在船上最后的一夜，那夜的晚餐席上，大家格外地兴奋，先在掌声雷动中通过一个议案，用全体名义致函船长对全船职工表示这次殷勤招待的谢意。其次便轮流三呼厨子的名，厨房助手的名，男女侍者的名，每呼一次，被呼者即由厨房里跑出来，笑容满面地立正举手行军礼向大众答谢。娜扎当然是不能例外的了。她立正行军礼时的那苗条的体态，嫣然的笑容，就可惜没有画家名手，把它留下来。

十九晨五点即到列宁格拉。我们九点上岸，这时全船的人都聚在甲板上，水手和女侍者们一面帮我们照料衣箱，一面又忙着和我们握手道别，真是忙极了。我们上岸后，同在岸旁附近的海关上办理检验行李的手续，忽听见西比尔开了，（我想不会这么快就离开列宁格拉，也许是开到别的码头上去装货，）大家都又跑到岸旁的码头上来，挥巾欢呼，和船上的男女同志们职工道别，在船上的他们和她们也作热烈的反应。我们远远地还望得见我们所共同敬爱的娜扎也夹在人群中笑着欢呼着。

这种印象，是我自从坐过轮船以来所未曾见过的。这五天海上生活在我心坎中所引起的留恋的情绪，我永远不能忘却。

廿三，十二，十一晚。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