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上次说过要在这次通讯里略述失却摄影机的经过情形的大概。

记者第一次到列宁格拉时，因临时在船上所加入的旅行团要赶往莫斯科的暑期大学，所以在列宁格拉实际只有一个下午几小时的耽搁，我原打算回英再经过该处时作较详的观察，在这短时间内原不希望得到什么比较重要的材料。那天下午有两种参观可自由参加：一种是乘特备的汽车游一游各重要街道，得一鸟瞰；一种是只去看看赫密特吉博物馆（hermitage），不过去看博物馆的，因为车子一时不够分配，去时可乘特备的公共汽车，回时却须跑腿。塞尔逊和其他几位朋友都劝我参加后者，说赫密特吉是苏联首屈一指的艺术博物馆，值得先去一看，我便答应了他们。去作“鸟瞰”的一部分人，便由旅行社所派的一位女招待员领导；去看赫密特吉的一部分人，便由代表苏联学生总会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拉来欢迎我们的赫伯特君领导。我和他们同出旅馆时带有摄影机，预备回时在途中也许有什么景物可摄。这摄影机是放在一个特制的皮盒子里面，这皮盒子的盖合拢之后，还有白铜的搭子搭好，不过未锁就是了。

这盒子的两旁系着一根窄而长的皮带，我把它挂在左肩上，盒子垂下来恰好拖在右边略向前面的大腿旁边，不但我的右手可常按着，而且我的眼睛也常能看着。去的时候是同乘特备的公共汽车，车子里都是本团体的自己人，决不会有偷窃扒手的。到博物馆进门之后，据说摄影机不许带进去，要暂存在专备游客存放物件的房间里，里面还有个穿制服的人代为看管。其实这是各国博物馆的通例，我也不以为异，我便把摄影机取下来交给那个保管者，他给我一个小铜牌做收执，牌上的号码刚巧是个十三号。十三号在西方迷信者认为是“不吉的数目”，但我不迷信，所以并不觉得什么，拿了就放在衣袋内，随着一群人走进博物馆里去参观。

赫密特吉博物馆不但是苏联第一丰富的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博物馆里的一个。其中所搜藏的关于埃及，希腊，罗马，以及西方东方六千年来的古物，不可胜数，所搜藏的名画，只有巴黎的罗佛宫可与分庭抗礼。我到苏联后尤其集中注意的是他们在革命后的成绩，和革命有关系的一切事物，所以对于革命前已有的宝物，还占不了我的更深切的注意。但是关于这世界闻名的大博物馆，也有一点可注意的，那便是在革命初期的纷乱中未被破坏，仍得保存，而且在革命后还继续地扩充，现在原屋不够用，已扩充地盘到冬宫（winter

palace）和斯托罗根诺夫皇宫（stroganov palace）里面去了。

这样丰富的博物馆原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详细观览的，而且那天傍晚有个著名影片开演，有人还主张赶去看看，所以参观两小时左右，我们便匆匆离博物馆，我交还了十三号的铜牌，拿着皮盒子挂上身即随着大家往外奔。出门后大家星散，取道不同，和我同路的有七八人，赫伯特也在内。走时我和塞尔逊及一位女友兰女士（加拿大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同学，也加入这次的旅行团）一排走：兰女士走当中，我和塞尔逊在左右。我们经过的道路并非热闹之区，虽在行人道上来来往往也有别人，但我们不但不觉得拥挤，而且都未曾看见有人挨近我们的身旁。走还不远，忽有小雨，我要把揽在臂上的雨衣穿上，兰女士说让她替我拿着摄影机的皮盒子，俾我便于穿上雨衣。她拿过手后，顺便开起来看肴是何种摄影机，不料却是空空如也！

我们因为不相信有扒手能扒去，都疑心到博物馆的那位保管者出的毛病，于是他们一定要陪我同往博物馆去查询，并拉能说俄语的赫伯特同往，馆门已关，绕着大弯子，从半掩着的后门挨进去，寻到一个似乎是职员的样子，告以详情，他问我交给保管者的时候开起来看过没有，出去时又开起来看过没有，我说都没有，并说我到其他各国博物馆时都无须这种手续，并未遗失，他认为没有证据，无法根究。于是便“奉送”了一个很好的摄影机。使我尤其感觉不安的，是累着几位同行的朋友耗费了不少时间。塞尔逊叹气说道：“大概有不少从前的小布尔乔亚，现在都变成大扒手了。”

博物馆的保管者如要偷摄影机，想不致专偷我的，所以我们又疑心到扒手。但如果真是扒手扒去的，那扒手的技术可真是神出鬼没，令人无从捉摸的了。我在伦敦时，就听见有位英国朋友谈起关于俄国扒手厉害的一种传说，据说有个英国人，在莫斯科做旅客，被扒手扒得气极了，有一天出外，有意在衣袋里一点东西不放，只放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谁偷去这张纸条的是猪头三！”（“猪头三”在上海话里是活龙活现的一个名词，特借用来译意。）他回到旅馆之后，急向衣袋里张望张望，看见那字条仍在，很得意地冷笑一声，意思是说今天总无所施其技了罢，不料将那字条拿出来仔细一看，上面已蒙扒手专家批了一句说道：“谁先写这张字条的是道地十足的猪头三！”原来扒手果把这字条扒去，加批后再放入原处！这个传说是否真确，不得而知，但俄国扒手的手段高明，却是众所周知的一件事实，就是在苏联旅行社出售的关于游俄指南的一类的书，关于此点，也对旅客加以警告。我想倘若扒手专家果有这传说中所说的本领，那我的摄影机不翼而飞，并不算一件希罕的事情。

摄影机在苏联是一件很贵重的东西，每个可卖三四百至一千多罗布，最普通的薪水每月不过一百五十罗布左右，在游手好闲的偷窃或扒手专家，扒得一架摄影机所得便为普通薪水所远不及，很可享用一些时候，所以对此物特别欢迎。

赫伯特也说扒手厉害，他曾被扒去两枝自来水笔，第三次有一位扒手把他的尊手伸入赫伯特的衣袋里，被赫伯特捉住！我到莫斯科后遇着老友公振，他谈起在南俄旅行时摄得不少相片，回时在船上连同其他东西被窃，那些底片在偷者完全无用，在他却是极珍视的东西，戈先生很烦恼地说他宁愿摄影机被窃，如贼伯伯肯交还那些费去不少工夫摄得的底片，他情愿以摄影机一架奉送，但是何处去奉访这位贼伯伯呢！

这类失窃的事情，在苏联旅行社照料中的旅客，原可请他们帮忙报告警察，有时也有物还故主的希望，但我这次却不生效力。我下次要连带谈谈苏联旅行社，那时再顺便提到这件事。

我到苏联的重要目的是要看看他们在物质及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设情形，如今一上岸就叙述着贼伯伯的“技术”，也许要使读者诸友扫兴，所以我先要附带声明几句，以免引起误会：这些缺憾都是革命前遗下而在革命后尚未除尽的产物；关于苏联的建设，诚然是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以后当依着旅行的时间先后为序，根据事实作尽量的报告。

一九三四，十二，廿二晚。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