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上期通讯里谈过苏联最大规范的日报——《真理报》——的最新设备。谈到新闻业，我们很自然地要连想到言论自由的问题；换句话说，在目前的苏联是否有言论的自由？

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个立场：从勤劳大众——以工人和农民为联合的中坚——看去，可以说有；从剥削阶级的余孽及其种种寄生虫——例如牧师教士，帝俄时代做过秘密侦探及压迫革命的警察官僚，以及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等——看去，可以说没有。在苏联的当局以及从事新闻事业者，坦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代，还不能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完全的言论自由，须等到没有阶级的社会实现之后才能办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和资本帝国主义所侵略的殖民地，只有少数人享到自由言论的权利，因为强有力的言论机关都在这少数人的掌握中，或至少是在这少数人威迫之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却有多数人享到自由言论的权利，因为强有力的言论机关都在这多数人为中坚的政权统辖之下。这两方面不同之点便是一方面是少数，一方面是多数。虽这两方面都不能说是“完全”，但“多数”已比“少数”进一步，却是无疑的事实。

当一九二七年美国的工人代表团到苏联观察的时候，和史太林有过一番谈话，很直率地提出许多问题问难。（详见一九三四年出版的interviews with

foreign workers' delegations byjoseph

stalin）在这些问题里面，有一个代表问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意见，如有和党的意见不同的地方，怎样可以得到合法的表现？有另一个代表来接着说：这种意见可在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如工会之类的机关里表现出来。史太林认为是对的。他认为在工人和农民里面确有不同意见的存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可在各种会议，各种工会，合作会社，苏维埃选举等等里面作合法的表现。不过他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意见的冲突，和十月革命以前的意见的冲突，有个根本的异点：在以前，工人和农民间意见的冲突是关于推翻地主，俄皇暴政，小布尔乔亚，以及打破全部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问题；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意见的冲突却不是集中于推翻苏维埃政府，打破苏维埃制度的种种问题，却是集中于如何改善苏维埃政府的机关和工作的种种问题。

我引这一段话，尤其是最后几句，因为就我在苏联的实际观察，觉得这确是他们言论自由的范围。在苏联特重所谓“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对于政府各机关和各种实业机关的具体事实和利弊，都得尽量批评；不但在社会的日报上，即各工厂各学校及种种机关由职工自己编的壁报，对于本机关的领袖和一切事务都尽量地批评，毫不忌讳，乌克兰有个农民曾经这样说过：“倘若我们本地的苏维埃的主席是个酗酒之徒，或是一个侵吞公款者，我们要告发，要改换，那比在俄皇时代对付官僚容易得多了；但是如果要说集体农场的政策不对，应该要让我们农民各有个人的农场的权利，要发表这样的思想却没有多大的机会。”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要想根本推翻这种组织和其根本政策的言论，当然无自由之可言；不过在这根本组织和政策的大目标之下，对于具体的办法和流弊加以批评，力谋改善，却很可自由。其实苏联现在的根本组织和根本政策，既以勤劳大众的利益为中心，他们——大众——所研究讨论及批评矫正的，却也只在这大目标下的具体办法方面努力求进步，并无意于推翻根本组织和根本政策。例如我们和苏联工厂里的工人作私人的谈话，他们所津津乐道和商榷的是如何如何更改善工作的环境和待遇；如何如何更增加工作的效率和生产的进步；从未听见他们疑到五年计划的不该实行，或是以工人阶级为过渡政权的中心是错误的。他们所需要的言论自由，似乎也正在彼而不在此。

在苏联的各日报上还有一个特色，便是积极提倡和鼓励“工人通讯员”；这些所谓“工人通讯员”，是来自全国各工厂里的工人，各农场里的农民，和红军里的兵士，把他们所见闻的关于各本地的建设的情形及或有的弊端，尽量写成通讯，寄登日报上。据说现在这样的“工人通讯员”已在两百万人以上，这是多么广大的一个民众发表意见的机关！

关于言论自由，就各国的现实情形说，大概不外三种现象：一种是在法西斯的国家，其作用是替日暮途穷的资本主义制度挣扎，实际只替少数特权的阶层说话，在大多数人方面看来固然是绝对没有言论自由，即替少数特权阶层作传声筒的人们也说不上有什么言论自由。一种是在号称民治主义的国家，尤著的是英法两国，这些是多党政治，大规模的言论机关当然也在少数特权阶层中人的掌握，但在某范围内还许一小部分替大多数人发表的言论有出版的可能，在表面上，似乎稍为宽容，但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并不是性质上的不同。还有一种便是政权已在勤劳大众自己的手中，言论自由为大多数人所享有，而因为尚未达到没有阶级的社会，仍有少数人不能享得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且所谓言论自由，也有它的相当的范围，不是无限制的，关于这一点，记者在上面已有过大略的说明了。

一九三五，三，廿三，夜。伦敦。